浦兴祖：王亮当选可谓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端倪初现

第一篇：浦兴祖：王亮当选可谓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端倪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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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中军

5月15日，深圳市福田区选举第四届区人大代表，被媒体称为“独立候选人”、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海归硕士）王亮通过选民“另选他人”的方式，获高票击败两名正式候选人而当选。

目前，国内诸多媒体关注此事。“独立候选人”提法是否恰当？是不是像某报所称，“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参选胜出在我国还是首例”？深圳福田区人大代表选举的这一做法是否符合我国的选举法？透过这一事例能否看到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趋向？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专访了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已有20年之久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浦兴祖教授。

王亮不算“独立候选人”

记：您如何评价王亮的当选呢？

浦：依我的看法，称王亮是“独立候选人”，这一提法不确切。按照我国《选举法》，在直接选举时，人大代表候选人，可由各政党、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也可由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经由选举委员会汇总后，在选举日的15日以前公布。然后，再经法定程序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在选举日的5日以前公布。选民在选举日投票时，对于印上选票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就是通常说的“另选他人”），当然还可以弃权，即不选任何人。

前面已经说到，深高技校错过了推荐候选人的时机，王亮是通过“另选他人”方式当选的。既然如此，王亮连候选人都不是，怎么谈得上是“独立候选人”呢！不知道有人所称的“独立候选人”，是什么涵义？唯有一个意义上，王亮还可以称作为“候选人”，那就是，按照选举法第41条规定，29选区根据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在王亮与另一人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这时王亮便就成了第二轮选举的候选人之一。不过，这不是通常所指的候选人。更何况，这时王亮成为候选人，也是选民笫一轮投票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他个人挺出来的缘故，所以也难见“独立”的涵义。

我主张，不用“独立候选人”这个概念，可以称王亮是“非候选人”当选，或“非正式候选人”当选，也可称他是经选民“另选他人”而当选。

记：经选民“另选他人”而当选，王亮是不是第一例？

浦：也不是。在此之前，有些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就有过这种情况，即所谓“从票箱里跳出来的代表”，如1998年湖北省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姚立法。还有四川、重庆近年内

都有过。

王亮不是首例，而是近年来多个案例中的一例。如果我们将他与这方面的其他案例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案例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们表明，中国的民主选举、民主政治正在进步之中。王亮一例之所以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我想，主要是因为党的十六大以后，在政治领域内，人们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选举制度改革等问题更为重视、更为期待。

选民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记：您认为这一事件对于我们认识与推进选举制度改革有何现实意义？

浦：从选民的角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利益越来越分化、越来越明晰。不同个人、不同群体、不同单位都有了自己特定的利益。因此，他们开始注重维护、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开始有了利益表达的要求。我觉得，这一点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为人大选举，而且为社会各方面的选举、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驱动力。

我一再认为，民主也好，政治文明也好，其根本动力就在于民众反映、表达和维护利益的需要，也就是利益的驱动。如果说，政治文明是人类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创造成果，那末，为什么要创造？因为有需要，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形式、政治活动维护和表达利益。正是因为不断的利益诉求，才需要不断通过创造政治成果，开展政治活动，来满足这些利益诉求，才有了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此段文字在《社会科学报》2003.6.5被删去——本站站长注）

我们回过头来看，建国初期就搞了人大制度、选举制度，但是为什么没有像今天这样出于内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参与呢？这主要是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利益未分化，产权不明晰，民众缺乏内在的利益诉求。

记：有了利益诉求，是否就一定会转化为政治参与？

浦：不一定。只有当民众认识到政治系统真正有利于自己表达、维护与实现利益时，才会由利益诉求转化为政治参与。反之，就不会。以往，在不少民众眼里，人大是“橡皮图章”、政治摆设，人大代表是“三手代表”（握手、拍手、举手），起不了实际作用，于是，对选举人大代表就缺乏热情，所谓“选与不选，与我无关”，“选人大代表还不如选分房委员重视”。

近十多年以来，“橡皮图章”与“三手代表”的形象正在改变之中，人大与人大代表的作用、地位逐步有了提高。加上选举法多次修改，选举制度渐趋改进，一些选民开始重视人大代表的选举。像深高技校这样为表达利益而希望推荐代表候选人，选举能表达自己利益的代表去参与人大的事例已并非鲜见。

在有的地方，选民毛遂自荐，争当代表的事也已出现，有人戏称为“挺举”而不是“（联名）推举”、“（领导）抓举”。也正是因为选民认为人大有了一定的作用，能够表达自己的利益，因此，象深高技校的选民那样，不再满足于选票上的正式候选人名单，而要动用“另选

他人”的权利，将选票投给自己认为最能表达自己利益的人。所以就出现了王亮这样非正式候选人当选的情况。

从当选者的角度看，我们注意到他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为非正式候选人当选的王亮是深圳高级技工学校的一校之长，除了本职工作外，又要担任区人大代表，工作量明显增加。可是，他意识到人大在不断地发挥作用，同时也为了表达选民的利益和要求，他非常愿意当选。

有关报导告诉我们，当选后的王亮能够正确地看待这件事，他不把代表看作是一种荣誉称号，而认为这是一种对选民的责任。毋庸讳言，王亮愿意当选的直接原因是本单位利益表达的需要，但是当选后，王亮能认识到他是整个选区选举的，他应该代表整个选区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他所在单位——深高技校的利益。这体现了当选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人大代表这一角色的认知，难能可贵。

要知道，以往有些代表对自己作为“人大代表”的角色认知是模糊的、偏失的，而现在像王亮这样有正确的角色认知的代表逐渐多起来。代表是民主选举的产物，是各级人大的细胞。这从一个方面表明选举制度乃至人大制度的希望所在。

从组织选举的领导者角度来看，选举委员会和区人大常委会明确表态，对于由“另选他人”产生的人大代表是支持的、认可的。区人大常委会在审核区人大代表资格后认为包括王亮在内的区人大代表的产生都是合乎法律的。这是一种进步。

以往，在一些地方，有的领导对于“票箱里跳出来的代表”总是反感，甚至认为这是选举的“失败”，个别地方还不承认非候选人的当选，这当然是违背民主选举原则的。现在，这类情况已经几乎听不到。而福田区人大常委会尊重民意，尊重选举结果，支持、认可王亮的当选，表明地方领导层民主选举的观念、民主政治的意识也越来越增强了。

记：从总体来看，我国的选举制度、民主政治在不断进步。但你是否觉得我们的选举制度还需要继续改革、完善？

浦：应该说，我国法定的选举制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选举制度及其实际运行方面确实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第一、选民登记问题。在王亮那个29选区，选民登记时居然把拥有1100多选民的一所学校给遗漏了。这里不去讲他们的具体原因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情况别的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问题是，我们的“选民登记”实际上很少有选民主动去要求登记的，大多是由组织“登记选民”，主要是按户口登记。现在，随着人口的频繁流动，人与户口分离的现象越发增多。户口在农村，人已常在城市。即使城市常住人口，由于城市建设，动拆迁原因，人户分离也很普遍。这就为选民登记（登记选民）增加了难度。尽管选举工作者大多认真负责，遗漏登记的情况仍属难免。

而漏登必然导致一些依法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实际上无法行使选举权利。这是违背选举制

度的普遍性、平等性原则的，也会妨碍了一部分民意的表达。如何从具体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可以通过制度创新，采取“选民登记”与“登记选民”相结合的方式。待到人大作用更加切实地得到发挥，选民民主意识更加增强后，我国的选民才会由被动登记变成主动登记，登记选民才会完全变成选民登记，当然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第二、正式候选人确定的问题。这是选举实践中碰到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次，福田区有的选民还是认为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过程不够透明。这不光在福田，在别的地方也经常可以听到选民类似的质疑：选票上的候选人是谁定的？怎么定的？

据我的了解，这是选民对选举工作的主要意见之一。按照法律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先是由政党、人民团体推荐或选民（10名以上）联名推荐。这时推荐的候选人是初步的，数量往往很多，有的选区达几

十、上百，甚至几百。如果全部印上选票让选民投票，势必选票极度分散，谁也不宜（易）当选。因此，只能从众多的初步候选人中确定少数几位。

现行法律规定，每一选区可选1~3名人大代表。由于一律实行差额选举，正式候选人应多于应选代表人数的1/3~1倍。这样，每个选区可能有2~6个代表正式候选人。怎么将几

十、几百初步候选人缩小到几个候选人？谁要（来）缩小？这就非常棘手。

过去，有的地方，少数领导人根据主观意志指定少数人为正式候选人，这就有悖法律，有悖民主，引起选民不满。按法律规定，这个过程应由选举委员会组织全体选民反复酝酿、协商、讨论，按（相对）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

然而，在实践中，要是真正一次一次让全体选民“反复”酝酿、协商、讨论，那就比较复杂、繁琐，化费不少时间与精力，可能会引起选民的厌烦与反感。要是简化起来，讲效率，又会可能会出现少数人不尊重多数人意愿的情况，或者至少不符合民主原则。这是一个两难的课题，它促使我们进一步考虑如何总结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制度完善这个过程。

除了数量上的缩小有难处外，还有一个难题是，一些领导考虑到人大的代表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便于反映、表达各方面民意。应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为了保证广泛的代表性，有些领导事先给“代表性”预设了一定比例（比如多少中共党员，多少民主党派成员，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多少工人，多少教师，等），然后下达代表性指标，要求A选区选出一位女代表，B选区选出一位党派成员，C选区要选出一位年轻代表，等等。

这样一来，选区为了完成这些指标，就对选民引导、暗示，甚至规定选民要选出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当代表，选民对此很反感：既然是民主选举，为何要规定选谁？这已成为选民对选举工作的又一个主要意见。福田有个选区为了保证选出女性代表，就将两名正式候选人均确定为女性。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广泛“代表性”与坚持“民主性”的关系？很值得进一步研究。这还牵涉到下面要说的一个问题。

第三、就是关于选区划分问题。按照我国选举法规定，人民解放军是按职业，即按“条条”划选区的，其余的选区则都是按区域，即按“块块”划分的。从理论上讲，前者选出职业性代表，后者选出区域性代表。深高技校是划入地区的，因此王亮本身虽为教师、校长，但他应代表整个选区（地区）的利益，不是代表福田教育界。

那么，在我国，除解放军外，是否还可以有更多的职业性选区呢？中共十三大曾提出，除了按地区划分选区外，也可以按界别来划分选区（如按教育、卫生、法律等界别）。这样，既有代表反映地区利益，又有代表反映界别（职业）利益。也许在社会群体日益多样化的今天更有利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民意。

有的地方实际上已有类似的职业性代表。据媒体透露，福田有的选区好像也已经开始出现按界别划分选区的迹象。但这种划分还没有相应的法律与制度依据。我本人比较倾向于上述两种选区的划分，在90版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一书中已有表述。现在我仍坚持这一点。我认为，职业性选区不仅有利于表达各界别、各职业群体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处理好第二点讲的“代表性”与“民主性”的关系。因为不同职业性选区选出的总是不同的职业人士，这样，既可尊重各职业选区民主选举的权利，又可保证人大中各种职业的代表性比例。

记：这样的选区划分如果真正付之实施，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研究。

浦：首当其冲就是介绍和宣传候选人的问题。据我所知，一些选民对选举工作还有一条主要意见是，不了解候选人的情况，等于盲目投票。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平时讲，“神圣”的、“庄严”的一票。盲目投票等于随便投票，怎能“神圣”与“庄严”呢？

我们讲民主选举，就要让选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投票。但选民是否都自然会形成“意志”，或者说，选民如何才能形成意志？

选民意志的形成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选民要了解人大代表的角色和职责，代表是什么样的人？是干什么的？进而知道人大代表应该具备什么素质。这一点不展开了。二是，选民要了解各个候选人的情况。两个条件加起来，才能判断谁最符合当人大代表的素质，从而形成“投谁一票”的这一“意志”。

一般情况下，选民对不是由本人推荐的候选人并不了解，至少并不都了解，这是正常的。问题是，怎样从不了解到了解？这就需要对这些候选人进行宣传介绍。

在介绍候选人的问题上，一直没有规定可不可搞竞选。实际上，“文革”后竞选在理论上早就提出了，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加以反对。另一方面，竞选在我国基层已经出现多年，例如在厂长的选举中、在村委会的选举中、在学校学生干部的选举中都可见到。前面说过，人大代表选举中也已经出现了某些竞选因素。

对此，我有过较长时期的思考，在我的一本著作中也提到过。我认为，竞选的实质在于选举中的竞争机制，或者说，有竞争的选举。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项成果。记得中共十五大已经提出将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中，也就是说，干部可以竞争上岗，有的地方已经搞了多年。

那末，为什么不可以将竞争机制引入人大代表的选举呢？有竞争才便于选民鉴别、比较与选择嘛。在我们的政党制度框架下，不容许搞政党之间的竞选，这是对的。但是应该看到，竞选不只是适用于不同政党之间。事实上它也适用于同一个政党内部。美国民主党、共和党

就是先分别在本党内搞竞选。从党内的几个候选人竞选中选举一人为本党的候选人，然后再与另一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统。

竞选只不过是一种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选举的操作方式。----如同市场运作机制一样，并无姓“资”姓“社”的属性，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资”可用，“社”也可用。----我认为，至少不存意识形态的障碍。

实行竞选，除了便于选民了解候选人外，也便于候选人向选民承诺，而选民能以此承诺去监督候选人，竞选还有利于激发选民的选举热情，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选民与候选人两方面的素质等。

当然，竞选不是万能的，操作得不妥，也会使一些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人得逞，或者夹进一些互相漫骂、互相攻讦的杂音，或者让金钱操纵选票。为此，需要通过立法建制、加强组织等途径让竞选存利除弊。

竞选的实行也需要一些条件，比如选民与候选人各自的素质，经费的安排，竞选的班子等，这些问题也都应该研究。

竞选能不能立即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普遍推行，这一具体步骤问题，是需要慎重对待的。我的看法是，先可在一些地方人大进行有组织的试点，注重探索、及时总结，逐步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