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Q正传》和芥川龙之介的《鼻子》之比较

第一篇：鲁迅的《阿Q正传》和芥川龙之介的《鼻子》之比较

鲁迅的《阿Q正传》和芥川龙之介的《鼻子》之比较

郑金莉

内容提要：鲁迅的《阿Q正传》和芥川龙之介的《鼻子》都是世界文学库中的优秀作品。本文试图运用英美“新批评”理论对其文本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内部结构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得出人性都是阴暗的结论。

关键词：阿Q 内供 人性 阴暗

每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总能表现一个永恒的主题，表达人类共通的感情。所以无论是几千年的先哲之书，也无论是远在天边的异邦文学，都能使人们产生共鸣。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读起几千年前的《庄子》还能体会到心旷神怡的感觉，看到地球另一端的《简·爱》还能为其主人公不屈的精神所折服„„同样，作为中国新文学代表性作品的《阿Q正传》和作为日本文学“激石”的《鼻子》也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的文学，而是全人类的作品。

尽管它们作者的生平及创作心理不同，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同，所以民族的思想、宗教、哲学也不同，然而这些在英美“新批评”派那里，都是“外部”原因，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本文着重于“内部研究”，从文本入手，通过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揭示出一个普遍的道理——人性是阴暗的。

一

《阿Q正传》和《鼻子》都是从揭露黑暗社会出发，进一步从内心深处挖掘阴暗的人生，暴露人性的恶劣，同时也表达了一种人生无定位之悲剧。最终揭露了一种普遍的人性问题。虽然鲁迅笔下的阿Q表现了一种“我们的魂灵来”，“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就连“未庄”也是“中国社会的缩影”。［1］然而这毕竟是中国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把作品放在国内这个小环境里所得出的结论。如果只把作品当作文本，而不再把考察只限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阿Q”不只是中国有，世界上到处都有他的影子，阿Q“精神胜利法”在二千多年前的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里就有所体现，那只狐狸口中所言“葡萄是酸的”早已是世界各国人民“精神胜利法”的表现了。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通过对古代故事《今昔物语》中“池尾禅智内供鼻子的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长鼻子有故事”的改编，结合日本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揭露了日本社会的黑暗。正像一切优秀的作家一样，芥川龙之介并没有把笔锋停留在对黑暗社会的揭露上，果真如此，那么其将成为一篇政治小说或历史小说只供历史学家们研究了，根本不可能使其成为世界短篇佳作中的一员。他的伟大之处是他把问题深入到对人性的暴露上，通过叙述主人公内供的长鼻子由长变短又变长的滑稽故事，揭露了人性的阴暗及人们内心的脆弱。人生无定位之悲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主人公内供一直都是以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来衡量自己的。由此可以看出，《阿Q正传》和《鼻子》都是揭露阴暗的人性，表现同一个主题。除了主题相同外，阿Q的形象和内供的形象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爱面子。爱面子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这种人对自己的价值认识不清楚，其自我价值永远是以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来衡量的。他们无法对自己的价值做出明确的判断，认为别人欣赏的都是有价值的，别人嘲笑的都是无价值的，无法从自我的发展中证实自己的价值，因而特别注重维护自己的“面子”。这种爱面子的集中体现即是对自己缺点的忌讳。阿Q的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所以他忌讳一切“‘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连‘灯’‘烛’都讳了。”［2］这种忌讳其实

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做法，他死要面子的性格使他无法正视自己的弱点，希望能够通过忌讳来避开使自己丢面子的言语，其实这样做又近一步暴露了他的自卑心理。这种心理在内供那里表现得更突出，他“心坎上始终为这鼻子的事苦恼着”，而“表面上他也装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因为“他不愿让人家知道他把鼻子的事放在心上，平素言谈之中，他最怕提‘鼻子’这个词儿。”［3］这种心理反映出了他强烈的自卑观。心里一直为鼻子的事苦恼，而表面上却装出毫不介意，他最担心的就是别人知道他很介意自己的样子，而他最忌讳的两个字也就是“鼻子”。比起阿Q的“直率”来，内供确实是太虚伪了。阿Q爱面子人人皆知，而内供爱面子却深怕别人会知道。这一点在他弟子为他治鼻子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的徒弟告诉他有办法把长鼻子缩短时，他“跟平日一样装出对鼻子满不在乎”，而“心里巴望徒弟劝他来尝试这一办法”。［4］其实这都是因为他内心脆弱，不敢面对自己的缺点，又害怕别人看出他不敢面对，这即是爱面子的一种集中体现。

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爱面子”实际上是一种自欺自慰之道。然而正像别人所说，人若没有一点自欺自慰之道，而使内心永远处于矛盾激荡状态，大概也就很难活下去了。其实阿Q和内供的心境都在平静与“激荡”状态中徘徊。

阿Q和内供，他们俩都是社会底层人物，都不满于现实，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然而在现实面前，他们却处处碰壁。他们都曾经努力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改变自己提高自己，但都无济于世。阿Q的积极反抗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在一步步退缩，最后基本上回归到了人类生存的边缘境界直至死亡。内供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总不自信，最后在别人的嘲笑声中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他们也成功过，也失败过。相对于内供而言，阿Q真正胜利的时候很少，不过他总能很快使自己从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反败为胜”，使自己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这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5］相伴随的心境的变化规律是：平静——激荡——平静。与阿Q比起来，内供可幸运得多，他不但自己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改变自己的长鼻子，而且还有一群“热心”的徒弟帮忙，使他“美梦成真”。但是他没有阿Q的“豁达”，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更确切地说是不能使他周围的人们满意，所以一直都很烦恼，故他的心理状态是：激荡——平静——激荡。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徘徊，在平静与激荡的心境下旋转。这些都是他们太注重“社群自我”［6］而造成的。无论是平静的心理状态，还是激荡的心理行为，都反映了他们自我意志的脆弱。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往往以社会习俗和社会评价来确定自我价值，意志薄弱者对自我的评价往往取决于公众的舆论，心理状态也受他人议论的影响与左右。阿Q和内供都是这样的人，从表面上看阿Q似乎并没有受他人的影响，因为他无论失败得如何惨痛都能“反败为胜”。其实并非如此，阿Q的意志薄弱表现在他主动地把自己敞开，向别人炫耀，有时甚至标新立异，让天下人都看到自己的“了不起”，而在他为了生计默默上城时，却是神不知鬼不觉。内供是消极地受别人影响，他总是表面上表现出一副尊者的容貌，内心深处却处处留意别人对他的看法，通过别人来左右自己的心绪。他们的这种薄弱的意志在他们成功与失败的情况下都可以看出。

阿Q的一生最得意的事情莫过于摸小尼姑的头了。在此之前，他与王胡刚打过架并且觉得“生平第一件的受屈辱”，紧接着又挨了假洋鬼子一顿打，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就在他准备忘了这种屈辱而继续前行到酒店时，遇到了小尼姑，先是大声地吐一口唾沫，然后伸出手去摩着小尼姑的头皮，这时酒店里的人都笑了。阿Q看到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赏识，就更加猖狂，用力拧了一下小尼姑的面颊。酒店里的人又都笑了。阿Q飘飘然了许多时。试想如果阿Q的战果没有得到别人的承认，酒店里的人对他不理不睬，阿Q还会“飘飘然”吗？相信他会觉得生平受了第三次的屈辱。可见可Q的胜利并非因为自己战胜了小尼姑，而是自己的成果得到了别人的赏识。他的意志是受别人左右的。同样的胜利，因为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内供心理很烦闷。内供想着自己的鼻子变短了，以后别人不会再嘲笑他了。

谁知道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有个武士到池尾寺来办事儿，他脸上摆出一副比以前更觉得好笑的神色，连话都不正经说，只是死死地盯着内供的鼻子。”中童子也终于憋不住笑，“噗哧一声笑了起来”，还有那些杂役僧徒们，总是背过身去“偷偷笑起来”。对于别人的这种“露骨”的笑，内供怎么也想不通，他最后只会认为自己把鼻子变短是个错误，以致于“叹今朝落魄，忆往昔荣华”了。对于自己的胜利也不敢承认，却只是凭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来判断，这集中体现了他意志的薄弱。所以说，无论是阿Q的真正的胜利，还是内供化胜利为失败，都是以别人的意志为标准的，他们根本没有为自己的形象真正地定位，故他们都是意志薄弱者。

二

阿Q和内供的悲剧，固然是因为他们爱面子，意志薄弱，并对自己的人生无正确定位而造成的，然而，任何一种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并发展的，他们的悲剧命运也不只是他们自已造成的。他们周围的人们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阿Q正传》和《鼻子》中，阿Q和内供身边的人都是冷漠的旁观者和热心的统治者。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多的是旁观者的利已主义，即对旁人的不幸津津乐道并大肆宣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心的阴暗。这在《阿Q正传》和《鼻子》中都有所体现。鲁迅在第五章的“生计问题”中写到阿Q恋爱失败之后未庄人的情形，“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虽然没有从正面描写阿Q恋爱的悲剧是怎样传出去的，然而通过“未庄的女人们”的反映可以看出人们对阿Q的“丑事”的宣传程度，及至最后阿Q不能在未庄呆下去了，生计都成了问题。同样的遭遇，内供也经历过，有一回，有个中童子来为他掀着鼻子让他吃饭，不料“中童子打了个喷嚏，手一颤，那鼻子就扎到粥里去了。”这只是内供吃饭的一个小问题，然而“这件事当时连京都传遍了。”按说这种事情自家人知道就行了，根本不足以称赞，为什么那么快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了呢？这不仅仅说明了人们的无聊，如果只是无聊，还不足以议论这种小事情，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事情多如牛毛，为什么人们只单单对别人的丑事如此感兴趣呢？这是因为别人的丑事可以冲淡自己的丑事，别人的不幸会增长自己的优越感。嘲笑内供的人们从他那鼻子看出自己鼻子的正常，因而心理上获得一种自我优越感，行为上表现出对内供的轻视。嘲笑阿Q的人更是如此，他们不止对阿Q向吴妈求爱失败这件事本身进行嘲笑讽刺，而且通过对阿Q的指责与“抗议”表现自我的伟大与纯洁。

如果看客永远只是看客，那么，阿Q和内供也不致于陷入痛苦的深渊。阿Q的遭遇在第九章“大团圆”中可以明了。举人老爷家丢了东西，阿Q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把总为了自己的“面子”，把阿Q抓了起来。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和阿Q走到了一起。在这里，阿Q成了牺牲品，举人老爷一直认为是阿Q的同伙偷了他的东西，所以主张追赃，而把总主张要示众，他认为要“惩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阿Q这时成了把总挽回面子的工具，从“被看客”变成了“被砍客”。这足见社会的黑暗，人性的阴暗。还可以说是人性阴暗面中最极致的表现，以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成全自己可怜的面子。人性的阴暗面有许多种，不只是以牺牲别人的生命，还可以是牺牲别人的尊严和信心。内供所遭遇的就是这一种，如果说他鼻子长的时候，人们笑话他还有情可原，可为什么他的鼻子好了之后别人继续笑，并且笑得更露骨了呢？这正如芥川龙之介自己所评论得那样：“人们的心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的。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之后，这方面却又不知怎地若有所失了。说得夸大一些，甚至想让那个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于是，虽说态度是消极的，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对那个人怀起敌意来了。”［7］内供的鼻子变正常后从池尾的僧俗那里感受到了这种旁观者的利已主义，只是当时他还无法体会其中的深意。阿Q也在中兴之后从未庄人的眼中读到

了这一点，他当时也无法理解“斯亦不足畏也矣”的深刻涵义。

三

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性作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指出文学批评的目标是“分析文本，探究意义，展示其内在的对峙与和谐，并对作品作出必要的评价。”［8］本文通过以上两个部分对文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性是阴暗的，人性的阴暗是普遍存在的。所谓人性的阴暗是指人性中存在的一种极其自私的感情，这种感情会为了自己的些微利益哪怕是精神上的一时痛快而嘲笑、攻击甚至牺牲别人，对别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自己却毫无愧意。

这种结论是从现象出发，分析文本而得出的，而真正的评论必须具有理论性，就像维姆萨特所强调的那样，“批评必须具备客观性、理论性、合理性。”［9］理论性作为文学批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阿Q正传》与《鼻子》的比较中也不可缺少。下面就从艺术形象的美学性质方面来进一步分析文本。

美学性质包含悲剧性和喜剧性。张法说，人类的悲剧性是“挑战的非理性和应付挑战的超理性的相加”。［10］我认为这是关于悲剧性最好的诠释。喜剧性是让合时宜的人在（不）合时宜的场所做出合（不合）时宜的行为。那么由此看来，《阿Q正传》和《鼻子》是悲剧性的还是喜剧性的呢？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都是喜剧，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想法是如此地可笑，相信搬到舞台上会使观众捧腹大笑的。笑过之后呢？我们细细咀嚼，似乎有些透骨的悲凉之感，就像俄国果戈理《钦差大臣》中演员对观众说的那句话一样“笑什么？笑你们自己。”是的，我们每个人从阿Q和内供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即是作者所表达的人性阴暗的普遍性，只是在表达这种悲剧性格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喜剧的方式。总的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喜剧的皮相，悲剧的骨子。

喜剧的皮相是指在他们的全部活动中，其行为方式的直接动机和主观意愿都带有荒谬可笑的特点。这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表现手法实现的，如夸张、滑稽、讽刺等。内供的鼻子不小心扎到粥里去了，这件事很快就在京城传开了。这是一种极度夸张的手法，虽然有许多无聊的人们，但这件小事还不至于传之整个京城，至多是到寺院里办事的人们知道，然后再传之于左右。这种夸张手法的运用增加了文章的戏剧性，也增加了喜剧性。此外，还有内供的鼻子变短的方法，先是用热水烫，然后让徒弟在上面踩，整个画面好像是一个精彩的漫画，滑稽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内供和他的弟子们的表情及对话，更让人忍俊不住。阿Q在遭人打之后，承认自己是虫豸，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想法，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之人，“状员不也是‘第一个’么？”这是他有名的精神胜利法，在皮肉上受苦之后，又无力通过武力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使自己马上“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这在我们看来是多么滑稽的事，在阿Q却是家常便饭。在《阿Q正传》中，最滑稽的一次莫过于“革命”中阿Q所受到的尊重了。赵太爷怯怯地喊“老Q”，赵白眼惴惴地说“阿„„Q哥”，都是滑稽手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夸张、滑稽的手法运用，我们看到了一种异于正常人的正常做法，正是这些合时宜的人在合时宜的场合做出如此不合时宜的事情来，才让我们觉得滑稽可笑。这也是喜剧的一种表现形式。

悲剧的骨子是指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内涵是悲剧的。只是这种悲剧思想依附于喜剧的行为上。内供的鼻子扎到粥里这件事当时连京城都传遍了。虽然是一种夸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岂不是由于人们思想的恶劣。对别人的一些缺点加大宣传，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正是别人对“坏事”的极力宣传，所以内供才会有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总是忐忑不得安宁。这些人的做法正是人性阴暗的一个表现。内供“治鼻子漫化图”看起来很滑稽可笑，实际上他们的行为状态却让人心寒。内供的弟子出于同情才对内供进行多方求医治疗，然而在同情的背后，也有他们的私人目的。可以想象他在向别人寻医问诊的时候，肯定会说出他师傅如何如何地痛苦，并表现出一种很痛苦的神情，这样他就可以博得一个“懂事、有善心”的弟子的称号，进而赢得别人的尊重，也得到了内供的赏识。这是一种隐性自私的表现。内供自己呢？他总是一声不吭地任由弟子摆布，这样看似乎对自己的鼻子漠不关心，而实际上从文中一开始便可得知他“心坎上始终为这鼻子的事苦恼着”。他的这种做法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让人觉得好像他自己一点都不情愿做，是别人强迫他做的。这样不但治好了自己的鼻子，还维护了自己的面子，真可谓“一石二鸟”。这是内供内心阴暗虚伪的一个集中表现。

同样，阿Q的喜剧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悲剧。在“革命”一节里，赵太爷的“怯怯”和赵白眼的“惴惴”，终于让人为阿Q出了一口气。然而正是由于此，阿Q最终走上了断头台。在最后一章“大团圆”的结局中，阿Q“使尽了平生的力量画圆圈”，都是一种黑色幽默。阿Q最终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所以说，无论是内供还是阿Q及其他们身边的人，再“风光”的表面背后都逃脱不了悲剧的骨子。

总之，通过对《阿Q正传》和《鼻子》文本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人性阴暗的普遍性意义的结论。

注释：

［1］鲁迅，《阿Q正传》附录，第76-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2］鲁迅，《阿Q正传》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3］［4］芥川龙之介，《鼻子》第17-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鲁迅，《阿Q正传》附录，第1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6］社群自我：自我在一个群体中的形象。

［7］文洁若，芥川龙之介小说选，第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9］马新国，《西方文学史》，第42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参考书目：

［1］文浩若，芥川龙之介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鲁迅，阿Q正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3］马新国，西方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4］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5］刘叔成等，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6］郭志刚、孙中田等，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7］刘桂瑶，论鲁迅和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的创作倾向，现代日本经济，1990年。［8］秦加琪、陆协新，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鲁迅研究，1982年。

第二篇：《父亲》——芥川龙之介

那是我就读中学四年级时的事。那年秋季，学校举办三夜四天的毕业旅行，预定游览日光到足尾那一带。学校颁发的油印纸注意事项中，明记著：上午六点三十分在上野车站候车室集合，六点五十分发车„„。

当天，我顾不及吃早饭就冲出家门。从我家到上野车站，搭电车不须二十分钟即能抵达。„„明知不会迟到，却仍心焦气躁。伫立在月台红柱子下等电车时，也焦急万分。

不巧，天空满布乌云。让人情不自禁担忧那些响自各处工厂的汽笛声，会惊吓到大气中的铅色水蒸气，使其整体化为蒙蒙细雨飘落下来。在如此郁闷的阴天下，高架铁路上有火车在行驶。运货马车也在赶路驶往被服工厂（译注：制作陆军军服的工厂，位於现东京都墨田区横网町）。街上的商店大门逐户被打开。我等车的月台，也不知何时多了二三人。每个都挂著一张睡眠不足的脸，沉闷地伫立著。今天实在很冷。

„„然后，电车总算驶来了。在拥挤不堪的车厢中，我好不容易才抓到一个吊环，接著有人在身后敲打我的肩膀。我慌忙回过头。

“早。”

原来是能势五十雄。他身上的装扮跟我完全ㄧ模ㄧ样，蓝色的男子制服、外套卷起披在左肩、脚上是麻制的绑腿带、腰上挂著饭包与水壶其他的。

能势跟我毕业於同ㄧ小学，又同时升上同ㄧ中学。成绩平平，没有特别拿手的科目，也没有特别辣手的学科。不过，他却很擅长ㄧ些小事，例如流行歌曲，只要耳闻ㄧ遍，即能当场重覆歌曲的旋律。因此每逢毕业旅行或其他野外活动，全体在外宿泊时，当天夜晚他一定会得意洋洋地展现他的特技。吟诗、萨摩琵琶（译注：源自於室町末期鹿儿岛一种悲壮旋律的琵琶歌）、单口相声、说评书、口技、变戏法，可说无所不能。不仅如此，他的动作与表情，有种独特的能令人不由自主发噱的言外之妙。所以他在同学之间极有人缘，在教师们之间，也广受好评。

“你来得真早。”

“我什么时候都早啊。”能势边说边耸动著鼻翼。

“不过你上次不是迟到了？”

“上次？”

“国文课那时啊！”

“喔，被马场修理那次？那是马场那小子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结果。”能势呼唤教师名字时，通常不加敬称。

“我也被那老师修理过。”

“迟到了？”

“不是，忘了带课本。”

“那个仁丹最罗唆的。”

“仁丹”是能势为马场老师取的绰号。

„„就这样闲聊著时，电车到站了。

跟搭车时一样，我们好不容易才从拥挤的人群中挤下车。大概时间还早，聚集地点只来了二三个同学。大家彼此先互道过早安，再争先恐后抢夺候车室内的木凳子坐。然后就是老样子，兴致勃勃地聊起天来。几个都是年纪相仿且习惯以“偶”来代替“我”这个自称的家伙。这几个习惯自称“偶”的家伙，口沫横飞地聊著旅行的预定计划、谈著同班同学的米臭事，甚至批评起教师们的不是。

“阿泉那小子很奸，他有教师用的教科书，所以他说他上课从来没有预习过。”

“平野更奸，那小子在考试时，都把历史的年代抄在指甲上作弊。”

“说的也对，连老师都奸奸的。”

“对，对，本间那老头，明明连receive的i跟e哪个排在前头都搞不清楚，就用

教师用的教科书随便蒙混一通，人家还不是照样在教课？”

聊来聊去，不是甲奸就是乙奸，没有ㄧ则好话。过ㄧ阵子，能势批评起坐在他邻座一个看似工匠、正在阅读报纸的男人，说他脚上的鞋子像开口雷。因为当时正流行一种叫McKinley的新型鞋子，而那个男人的鞋子不但整体失去光泽，且鞋尖又开了个破洞。

“有道理，正是开口雷。”众人爆笑不已。

於是，其他人也沾沾自喜地物色起进出候车室内的各式各样人物。再用非东京中学生一定无法说得出口的傲慢词句，一一品头论足著该人的ㄧ切。恰好我们之中没有一个对於这种事会感到心虚而相形见绌的乖乖牌学生。其中更以能势的形容最为尖酸刻薄，且最具诙谐感。

“能势，能势，你看那个老板娘！”

“喝，她的脸就像鼓起肚子的河豚。”

“那边那个戴红帽子的运货员，好像什么的，喂，能势，你看！”

“那小子是加罗尔五世。”

闹到最后，竟变成能势一个人专门负责诽谤的任务。

此时，有人发现时刻表前站著一个怪异的男人，正在察阅蝇头小字般的数字。那个男人穿著一件黑紫色的西装，下半身是灰色粗条纹的长裤，包裹著一双瘦巴巴像体操时用的球竿的脚。头上戴著一顶老式的黑色宽檐呢帽，呢帽下露出斑白头发，看来是个年纪已过半百的男人。不过，他脖子上缠著一条黑白方格花纹的围巾，腋下夹著一根鞭条般的紫竹长杖。无论是他身上的服装，或是他的气氛，均像是有人从杂志剪下插图，再将其搁放在此候车室的人潮中似的。

„„我们这票人中有个家伙像是庆幸找到新的发泄对象般，忍俊不禁耸动著肩膀，笑著拉住能势的手说：

“喂，那人怎样？”

众人同时望向那个怪异的男人。男人微微挺起胸往后仰，从背心口袋中掏出一个绑著紫色条带的镍制大怀表，仔细对照著怀表与时刻表上的数字。我望见那男人的侧脸时，随即认出他是能势的父亲。

可是，当时那几个家伙，无人知道此事。因此，众人均兴致勃勃地望著能势，等待能势会想出什么适当的形容词来戏谑此滑稽的男人，并已准备好听后的笑声。能势此时此刻的心境，不是中学四年级的少年郎能推测出的。我差点就脱口说出：

“那是能势的老爸耶！”

就在这时，能势开口了。

“那小子吗？那小子是个伦敦乞丐（译注：穿著类似绅士的乞丐）。”

理所当然，众人同时发出爆笑。有人甚至故意模仿能势父亲的动作，往后仰再装作掏出怀表的样子。我见状，情不自禁低下头。因为当时的我，实在没有勇气去观看能势的表情。

“形容得好，真是一针见血。”

“你们看！你们看！他那顶帽子！”

“古玩店的？”

“古玩店恐怕也找不到！”

“那，是博物馆的。”

众人又大笑成一团。

阴霾的候车室，昏暗得像是日暮后。透过这昏暗的廉幕，我悄悄地注视著那个伦敦乞丐。

不巧，外面可能已出薄日，一道狭长的亮光，自高耸的天花板上的天窗，茫茫然斜

射下来。能势的父亲，正处於那道亮光中。„„四周，所有的物体都在动。无论视线所及的，或视线所不及的，都在动。而且此动片，竟化成无声静寂的世界，白雾般地笼罩著候车室这个庞大的建筑物。唯独能势的父亲，纹风不动。这个身穿与现代离谱的服装，本身更与现代绝缘的老人，在这个眼花缭乱的动态人群洪水中，将一顶超脱现代的黑色宽檐呢帽靠后戴著，并将一个绑著紫色绦带的怀表搁在右掌中，依然故我地像一尊抽水机般伫立在时刻表前„„

日后，我不著痕迹地探听，才得知当时任职於大学药房的能势的父亲，因想在上班途中顺路看一眼儿子跟同学一道启程毕业旅行的模样，故意瞒著儿子特意赶到候车室来的。

能势五十雄，中学毕业后不久，即罹患肺结核，撒手尘寰。在学校的图书馆举行他的追悼式时，站立在戴著学生帽的能势遗像前朗读追悼辞的，正是我。

“你，是个孝子。”„„我在悼辞中，加上这么一句。

大正五年（1916）三月

第三篇：芥川龙之介杜子春读后感

芥川龙之介杜子春读后感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如聊斋志异一般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奇谈，可是这小说却不同于童话故事，文章到底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竖立白眉老仙人这个角色有什么作用？一连串的问题萦绕之下，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

《杜子春》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国《唐人传奇玄怪录》描写富家子弟杜子春的故事，另一个就是芥川龙之介在此基础上改编的日版《杜子春》。

相比之下，开头部分都是写富二代杜子春花完了祖上的家产，贫困潦倒无从糊口，这时一位仙人救助了他，结果他又再三重蹈覆辙，老人又接连几次赠与了他财富，直到两三次后他终于醍醐灌顶，有所感悟。

仔细观察，在《唐人传奇》中老人直接给他现金，并次次叮嘱他要有所悔改，最后一次还警告他说道：“再不改过自新，你就永远受穷吧”；而在芥川龙之介笔下，老人只是与他寒暄几句，让他在夕阳自己影子的头部、腿部挖土获得黄金，转眼便消失不见。且花费大量笔墨描写杜子春奢侈生活——连一些不面熟的亲戚都来参加他的宴会，在把他推向极点之后狠狠摔入谷底——穷到别人家连口茶都不肯给他喝，多么一个“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例子！更重要的是，老仙人又让他在夕阳下把影子脚步挖出黄金来时，杜子春自己拒绝了。由此可见《唐人传奇》中杜子春的感悟像是在老人劝告下引发的，而小说中描写的是杜子春大起大落之后自己获得的感慨，衔接更加自然。

接着来看，《唐人传奇》中杜子春从此安居乐业自食其力，情节一大亮点悄然熄灭，不免有些落入俗套。后来又写杜子春为了报答老人，奉命来到云台峰协助仙人炼丹，是否有些未完待续冗长了呢？小说却不同，杜子春厌恶了人间虚伪，不想再次落入尘世，恳求仙人收他为徒想成为仙人并被带到峨眉山，这样不是就顺畅符合逻辑了许多吗？

二者结尾也是天差地别，相同的两篇文章都描述仙人叫杜子春无论如何都不要发出声响，撇下他一人。杜子春的面前便显现出豺狼虎豹凶神恶煞魑魅魍魉甚至地狱的景象来，直到看见地狱里鬼怪折磨自己的亲人，他终于情不自禁喊出声来。好了，这里发生变化了，《唐人传奇》写仙人因此炼丹被打断，从此气愤地离开了杜子春，这好像有些跑题了吧，况且使白眉智者的形象瞬间变为暴怒的老头子，这个收尾我觉得简直不符合前文，若是这样杜子春岂不是变成铁石心肠的无情之人了么？而小说则差强人意，仙人出现景象消失，老人告诉杜子春——“如果郎君真不作声……我会立即取你的性命。”，因此“仙”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老人留给杜子春一个乡间田宅和几亩地，便又消失不见。

小说是《唐人传奇》的升华，芥川龙之介先是带我们领略了人间的虚伪无情，杜子春便提出想成仙的请求——其实这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老人又考验他，他终于忍受不了鬼卒鞭笞父母而喊了出来，终没有成仙——人间冷酷，可真情自在，想着成仙逃避是没有用的。

羽化而登仙，这仙，不成也罢！

第四篇：比较《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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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狂人日记》与《变形记》

——社会矛盾与人性的相似性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鲁迅说，《狂人日记》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日记》通过一个“狂人”的日记来写这个“狂人”的所看的、所听到的来指出封建礼教的“吃人”现象，封建社会“人性”的丧失。《变形记》是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是通过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后的所见所闻，来展现现代人丧失自我，现代人“人性”的迷失，现代人在绝望中挣扎的精神状态。《狂人日记》和《变形记》这两部小说，在揭露社会矛盾、展现“人性”在社会中变迁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人物。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鲁迅在开始这样写道：“某君昆仲，今隐其名，……”我就把主人公叫“狂人”。），生活在封建社会晚期。这时候的封建社会，社会混乱，人们处于水人火热之中，民不聊生。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在新文化运动时候发表的，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人吃人”的现象在当时社会很可能真实存在。就这样，“狂人”就诞生了，可以说只有这样的社会才会有这样的“狂人”，混乱的封建社会才会让人看到“吃人”的现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是生活在资产阶级的一个小人物，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上学。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父亲的债务，压得格里高尔喘不过气来。《变形记》是卡夫卡1912年写的，发表于1915年，从创作上来看，这篇小说是一篇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特别黑暗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格里高尔这样的人物就产生了。

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都是个“被迫害”的人。

鲁迅的《狂人日记》受果戈里同名小说和尼采思想的影响，《狂人日记》虽然受他们影响深，“却比果戈里是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渺茫”。鲁迅小说中的“狂人”是一个“被迫害”的，鲁迅通过对这个被迫害狂的描写，评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被社会迫害后，他害怕赵家的狗，他在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路上行人的议论，他就在想是不是准备要杀某某来吃，城里杀人犯的血馒头，吃饭时候想起大哥，想起死去的妹妹，他就会想美么是不是被大哥杀来吃了。鲁迅还揭露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是狂人，一个被封建黑暗社会迫害的人。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通过格里高尔一天早晨醒来，就变成了大甲虫，当他变成大甲虫后，家里的人对他变的十分厌恶，并不会因为他是他们曾经的经济依靠而对他还有一点人性，家里人完全把他当作大甲虫来看待。格里高尔，没有变形之前，是一名推销员，任人摆布，丧失了自己。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要上大学，面对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不得不整日整日地为公司而劳累，但是他却依然得不到上司的信任。老板还怀疑他贪污。在公司里，他成了一个机器。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人格，甚至没有人性。在家里他为父亲、母亲和妹妹而活。为了家庭，他忙碌，他忠诚，他变形后，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想到自己的家庭以后怎么过。但是变形后的他，家人对他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是格里高尔，一个被资本主义社会迫害的，一个丧失自己的人。

三、《狂人日记》和《变形记》的视点都是从主人公出发。《狂人日记》是通过日记体是形式来写的。《狂人日记》的视点是以“狂人”来完成的，“狂人”把他所看到的，所听见的写在日记中，最后作品通过狂人的自己反省，把封建社会那种“吃人”的本质展现给我们。最后，鲁迅通过“狂人”之口告诉我们：“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就这样，“狂人”自己也成了一个吃人的人。在这样的黑暗社会，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

《变性记》通过一种荒诞的写法，写出格里高尔的悲剧。《变性记》的视点是以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后来看这个冷漠的世界，通过人们对格里高尔的不同态度，来展现这个的人情冷暖。一天早晨起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家人从开始的恐慌，到一天天的习惯，最后开始憎恶他，家里的人为了生计已经把他忘记了，把所有杂物都放到了格里高尔的房间。客人们厌烦他，就连他妹妹就要赶走他。后来，格里高尔死了，他的家人搬了新家，格里高尔和他的家人都解脱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家人的解脱竟然是格里高尔的离开。《变形记》通过格里高尔的所见所闻给人一种悲哀，一种对生活的绝望。同样，给人一种思考，这种悲剧、这种荒诞到底是谁造成的？

四、《狂人日记》和《变形记》都受到读者的接受。

从接受研究来看，如果一部作品不被读者接受，那么这部作品只能是人工制品；只有读者接受了，这才真正成为一部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才会产生生命力。读者和读者对文学的反映，才能是作品产生意义。

《狂人日记》自从出版以来就受到中外读者的喜爱；读《狂人日记》，你会了解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吃人”的现象是多么恐怖，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没有人能够逃离，在清醒的狂人你都可能把自己的妹妹的肉吃下去。

《变形记》同样受到世界读者的喜爱；在《变形记》里，你会有种荒诞的感觉，但是你又有种真实的感觉，在这种人情冷漠的世界你，你同样会感动一种孤独，同样也会让人有种被“人吃”的感觉，你也会感到一种恐怖，社会是恐怖的、绝望的、无助的。

《狂人日记》和《变形记》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给人绝望，“人性”的丢失，甚至给我们展现社会中最丑恶的“吃人”的一面。但是，鲁迅和卡夫卡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深刻的。

第五篇：有感于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女性

她比烟花更寂寞------有感于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女性【转载】

kiki芭芘 31位粉丝 1楼

鹿鸣馆的舞会上，散乱如缨子的菊花，幸福如叹息似的管弦乐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的眼球。我当时在想是哪个作家内心孤寂到如此程度，在如此华丽的舞会上会把欢乐的管弦乐形容成“难以抑制”的幸福的叹息呢。作家的心迹没有随着快速旋转的华尔兹而激越，倒是在华美的服饰，在眼角嘴角不经意的颤动上静静停留，恍若对人生的感悟呢喃。末了，在小说最后，那位法国军官说：“我在想烟火的事——像我们的生命那样的烟火。”是呵，对人生对命运不可知的感慨就像烟花一样，一闪即逝。

这应该是我初次对芥川龙之介这个“鬼才”小说家的印象，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男人，好像是躲在墙角的蜥蜴静看人生的轮回世情的起伏。直到我又陆陆续续看了他比较经典的短篇后，发现真的是“君看双眼色, 不语似无愁”，在他的内心过早地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带着点恍惚的不安，萌生了忧愁的思绪。正如他在《某个傻子的一生》中的开始劈头盖脸而来“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精妙至极。

细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隐藏着孤独的、抑郁的影子。无论是阴森可怕的罗生门，华美残忍的地狱图，还是缺而又缺的鼻子或者是嫉妒而生恨的母亲，灰暗而沉静的蜘蛛丝，总有那么一个如影随形的笔触去冷眼静观世界透析人性心理。佛说有三种地狱，根本地狱、近边地狱和孤独地狱。他说孤独地狱在山间旷野，树下空中，到处都可以突然出现。他说自己关注孤独地狱的故事、同情在孤独地狱的人，殊不知他自己也是受孤独地狱折磨的人。他说“我对任何事都不会有持久的兴趣，因此我总是从一个境界转到另一个境界，不安的生活着„„日复一日过着似乎在忘记痛苦的生活。可是，最终仍不免陷入痛苦，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向佛教向基督教寻求真理寻求安慰探究人性的善恶。于是在《蜘蛛丝》中：干净利索的文字，没有劝善，只是在叙述，叙述果与报，自度与度人。一个善念，可以让一个恶贯满盈的罪人获得得救的机会，然而在获得救赎的最后一刻，他因执著于“我相、人相”而最终没有自度成功。只有度人才能度己。作者看透了这一人世道理，他就像自己描述的释迦牟尼身边莲池里的莲花，静观这一切，无动于衷，不着一字，尽得禅意。然而世尊的悲悯之色还是映在莲池里的，莲花不语似无愁。

芥川本人曾经说过：“我的小说或多或少正是我自身体验的告白”，“艺术的内容不外乎我们作为人的生活全貌”。他或由蜜蜂的尸骸、垂死的老鼠、自己意外打死的蝾螈联想到人的生命，加以体味和反思，衍生出对生死的顿悟，或通过挣扎的雨蛙表达了对死亡的不安和对生命的渴求，或以母蜘蛛的捕食、产卵、老去过程的思考来突显女性的悲悯命运，不管是何者，都以身边偶尔出现的细小动植物为依托，用简素的笔致捕捉微妙的心理。

遍览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女性总是带着点阴暗的颜色，例如：

坐在前面一辆人力车上的是一个疯子的女儿。她的妹妹也因嫉妒而自杀。《一个傻瓜的一生》

我母亲是个疯子。•一母亲用梳子盘起头发, 在位于芝的娘家总是一个人坐着, 用长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烟。《点鬼薄》

于是, 那个钓着眉眼的女子, 拉过一个上了年纪的樵夫, 开始嚼里啪啦地敲打着他那花白的脑袋。《仙女》

信子在已有几分寒意的车蓬下, 全身心地感受着失落。《秋》

我为婴儿的死去感到高兴,尽管我感到那是很可怜悯的事,但我还是感到高兴,感到高兴不应该吗? 喂,不应该吗?”她的声音“空前地粗犷有力”。《母亲》

这些女性所呈现的阴暗无不是因为她们内心的寂寞，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或者因为丧失做母亲的权利变得自私而邪恶，或者认为自己是天使以为是关心后来才意识到不过是为了安慰自己所谓的崇高而伟大的牺牲。在以《女性》命名的短篇中作者更是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一个蜘蛛一样的女性。我从未思考过女性的命运，虽然之前读了很多女性文学，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像苏童。但是这些女性就好像是一张纸，历经沧桑的女性身上写满各种各样的字体，我无法分辨出无法透视出女人的命运女人的性格。然而《女性》却通过一个蜘蛛的比喻就精妙的阐释了一个“她比烟花还寂寞”的主题。

2009-9-12 13:39 回复

kiki芭芘 31位粉丝 2楼

女人是蜘蛛,整天在吐丝,整天在编网。一方面，她在编织自己的未来，根据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对未来的想象，对幸福的憧憬，拼命的吐丝，不断的编织，网的形状和结构取决于她对以上的理解，当网编织好以后，她便在期待中静静地守候，在无聊的守候中不停地幻想。另一方面，她在编织自己的坟墓，当曲终人散，她便在孤独中悄悄的死去。这便是一个女人的一生，正如作者在文中感叹的那样：“生了无数小蜘蛛的母蜘蛛，就在这既是产房又是墓地的纱幕般的顶棚之下，尽到了做母亲的天职，怀着无限的喜悦，在不知不觉之间死去了。——这就是那个生于酷暑的大自然中，咬死蜜蜂，几乎是“恶”的化身的女性。”

有人说，女人的身体是一个生命的通道，是一个容器，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她们再用身体去哺乳，去给予。最后只盛下皱折，疤痕，岁月的痕迹。看到时间在身体上留下的每一个残忍。为一个孩子放弃所有自己该有的青春与美丽。甚至舍弃被男人宠爱的幸福。女人怀抱起孩子，用嘴唇亲吻孩子的脸颊，微微闭上眼。她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为此不顾一切。因为有孩子，女人不怕苍老。

作者用一种爱怜目光，贯注着母蜘蛛一生。爱怜是一种胸怀，当作姿态便矫情了。爱怜还是一种爱莫能助的无措。你看母蜘蛛一辈子只记着不断地捕食蜜蜂，新季节里，依然旧时装扮，吐丝结网，育儿生子，等待年华老去，构成一幅无可挽回的画像。就好似烟花，完全是一种美的徒劳。

这也让我想起《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她和母蜘蛛一样，一辈子忙忙碌碌。从书中你似乎看不到她的孤独，她“太忙了”，以至于把孤独感冷落了，但是当百年后，她不得不退场时，却又重现了孤独的本质。她死时蜷缩如婴儿状。其实，那正是孤独的表现。婴儿蜷曲状是回归母体的象征。它渴望在温暖的子宫中被羊水包围着，独享爱带来的安全感。

母蜘蛛的死也是类似的场景，瘦得像个影子似的她，寂寞地独自蹲在那儿等待死亡的降临，她坐在那个既是摇篮也是坟墓的网上等待必然的命运。她作为女性的使命结束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看到无数的小蜘蛛纵横交错于枝头之上，闻着枯萎的月季花苞的味儿，在生命的迹象极尽繁华时自己却要选择退场。人生就好像是一场烟花，孤独的最高境界是繁华，转瞬即逝的繁华造成了人类情感的最大的孤寂。

正如那位法国军官所说：“我在想烟火的事，像我们的生命那样的烟火”，把像蜘蛛一样的女人的一生放在生命这个大范围来考虑，我们同样发现生命不过一场梦，一首诗，哪怕如那绚烂一时的烟火，绽放之后，依然要面对无边无际的空虚与寂寞。

抛开作者在文中讨论的善与恶，舍弃作者关于人之私欲的根深蒂固的思考，单是以一种阅读的情感来审视《女性》，一种对于人生的怅然若失随之袭来，可能是为了女性逝去时的苍凉，可能是为了母性的伟大与悲凉，也可能是为了“恶与罪”的无可回避。总之，作者本身那种对待人生的孤寂感在文中也无时无刻不一览无余，在作者眼里，孤独是人生的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