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区-有几个省？多少个乡镇呢？分几级？

第一篇：中国行政区-有几个省？多少个乡镇呢？分几级？

中国有23个省 5个自治区 4个直辖市 2个特别行政区 共34个省级行政区）

山西省（晋）

辽宁省（辽）

吉林省（吉）

黑龙江省（黑）

江苏省（苏）

浙江省（浙）

安徽省（皖)

福建省（闽）

江西省（赣）

山东省（鲁）

河南省（豫）

湖北省（鄂）

湖南省（湘）

广东省（粤）

海南省（琼）

四川省（川、蜀）

贵州省（黔、贵）

云南省（滇、云）

陕西省（陕、秦）

甘肃省（甘、陇）

青海省（青）

台湾省（台）

4个直辖市

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重庆市

5个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赞同23| 评论(1)

第二篇：质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关于乡村中国的两种思路

亲们打工的城市，哪个市政府不希望维护城市的社会秩序，企盼那些打工者中间及其聚居地有基层政权的身影，有党支部？我们不能等着黑会社或者黑社会来“组织”乡亲们。农村的党和政府与城市的党和政府是一家，代表的是工农联盟，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什么叫“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这些事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乡亲们需要基层政府的时候，乡镇政府的官员们就应当出现在那里，拿国家的工资，替乡亲们办事。

我们不可以简单粗暴地指责乡镇政府的“冗员”，说他们只知道找老百姓要钱，没干好事，轻蔑地让他们回家抱小孩。我们的政府应当引导基层政权的公务员们去做该做的事情。引导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他们就不再是“冗员”，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如果他们做上述事情，乡镇政府还是人满为患，光吃饭，不干活，不做好事吗？

当然会有人指责笔者“倒退”，“反动”，是变相鼓吹复辟毛泽东时代的“伪浪漫主义”。但笔者不这样看。相反，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事，是为那些今天还遍地存在的农村集体主义工业社区张目，是为八十、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辉煌唱颂歌，是通过复兴共产党组织农民的优秀传统来解决农民面临的新问题。就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而言，这种二十年前的传统，比西方来的“普世价值”有用得多，实用得多。曾记否，普世的“共产国际”路线把中国革命领向失败，而土生土长的毛泽东思想给中国革命带向了成功？

三。海选的乡镇政府就有“合法性”？

我们在以往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反反复复地看到：选举，尤其是较高层次的选举，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际的福利和进步。亚、非、拉美、俄国、东欧那么多恶例摆在那里。而我们中国没有跟“潮流”，却取得了巨大成就。有些人不看事实，也无意面对现实，一心一意地认定选举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根本手段，还搬出“世界潮流”，“逆之者亡”来吓唬向来就拥有独特政治文明的中国人。

当然，笔者说不服那些坚定不移的海选派。海选已经成为他们的宗教，他们自己的“普世”价值观，他们自己心里“合法性”的“法”。对那些学者而言，非海选出来的政权就缺少“合法性”。缺少合法性的政府，人民当然应当“依法”组织反抗。若选举不灵，不能让中国农民致富怎么办？好办，就说海选还不够“海”，不够“自由”。如果选出了黑社会分子，出现了贿选怎么办？好办，就说是因为选举“程序”不严谨。实在没的说了，就赖我们农民“素质低”，不懂得通过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力”去保护自己的“神圣权利”，需要他们去“启”而“蒙”之，需要进行更多的海选“锻”而“炼”之。

连李登辉都看出来了，海选能把中国大卸八块；美国人就更明白了。我无意触犯众怒，可事关国家前途，就不能不讲讲道理，说破这“皇帝的新衣”。

世界上选贤任能的方法有很多。从什么时候开始，按照“多数决”原则进行普选就成了选贤任能唯一的“法”，不海选的政府就“不合法”？最有诱惑力的断言是：只有海选才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权力。

知识分子说选票“神圣”，可一部分老百姓不觉得手中的票“神圣”。在城里，您连您自己单位的主都做不了，遑论做国家的主！要老百姓相信自己手里的万分之一票“神圣”，就是“自己”在“做主”，需要把这话重复宣传一百万遍。重复宣传一百万遍，老百姓或许就信了，但也未必，尤其在不信神的中国。

更换主事之人，这件事的确挺“神圣”。可是，谁说定期换主的办法只有“海选”一条？公司的主人不是海选出来的，学校的主人-教师-也不是海选出来的。即使在西方，法官和公务员系统也不是海选出来的，是考评出来的，是考试加政绩评估。世界上选贤任能的办法多了去了，各地的土壤环境不同，办法也不同，怎么只有海选才“合法”？仔细想想，相对多数压倒相对少数的“强权政治”规则不一定“合法”，恐怕连是否“公平”都是可议的。

笔者绝无泛泛反对选举的意思。在不同的土壤环境里，选举的功能大不相同。海选有优点，也可能招致很高的代价。在一定条件下，选举是决策和选贤任能的方便手段。在另一些条件下，海选分裂人民和领袖。

说海选能解决中国农村的困境，不符合事实。

为什么很多农民非要“投票误工费”才去投票选举村主任？对一部分选民个人来说，那张选票“权”极小，“利”趋于无。没用的东西就不神圣，把没用的东西说成神圣就是“迷信”。城里的评论家们不屑参加居委会选举，因为选出来的“主任”不管给自己涨工资、分住房、提职称，升调奖惩。所以，选居委会主任的“权利”不“神圣”。同理，村官不能取消计划生育，不决定农产品价格，不能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也不决定农民在城里打工的机会和待遇（若让村官决定这些事，制造的麻烦就大了）。海选还不解决农村生老病死，卫生医疗、道路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供给。一句话，对一部分农村人而言，选谁都差不多，选票不“神圣”。

为什么很多农民非要“投票误工费”才去投票选举村主任？事情还远不止于是否有用。在宗法关系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农村，在李家村，我不幸姓了张；或者在张家庄，我不幸姓了李，我那张选票就更“没用”了。我的“权利”是给李家或者张家人“锦上添花”，做个“人民授权”的陪衬。然而，村庄里的“小姓”人家当然会问，“凭什么”花我的时间去给他当陪衬？

为什么很多农民非要“投票误工费”才去投票选举村主任？选票的集合才意味着权力，才有更换“主人（任）”的效果。在中国农村，谁有能力“聚集”我们每个农民个体的选票呢？好人有，坏人也有，一般贫苦农民没有。于是，“海选”为“好人”提供机会，却也为宗法势力、投机家、黑社会、以及新财主们提供了上好的机会。“海选”的鼓吹者们真的在意农民们的福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吧？他们在意的是海选乡官、县官、省官、乃至总理的“权利”，即自由争夺政权的“个人权利”。就获得这种“权之利”的机会而言，知识分子们有指望，大款们有指望，农村的新富也有指望，就是普通的贫苦农民们没指望。如果贫苦农民有指望了，那大款们就没指望了，阶级斗争就“火”了。

在法律的硬性规定，以及“投票误工费”的诱导下，农民们去投票了。在“多数决”这种“合法的强权政治”里，大款们花几十万买选票是当然的；无奈的弱者卖掉选票，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半合法的、可怜的福利。农民卖选票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清楚。若让农民选乡官、县官、省官，卖掉选票的理由就更多了。

在宗法关系和小农家庭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多数决的选举可能导致宗法关系的“合法化”，“大姓”欺负“小姓”的“合法化”，甚至黑社会的“合法化”。正因为如此，自秦汉以来治理乡村中国的传统政府，从不提倡靠“多数决”来选贤任能。数千年的中国史，有关治国方略的文献浩如烟海，无一处提到多数决，为什么？是我国的思想家愚昧，不如2500年前的古希腊人，还是今天逼着农民“海选”，跟在西方人后面东施效颦的人无知？改善我国政府文明的办法只有海选？

“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显然不取决于是否有“海选”。在发展中国家，海选遍地都是，海选出的恶劣政府也遍地都是。在那里，海选引发贿选、暴力、社会分裂、以及国家崩溃的例子可不少了，最近的例子是格鲁吉亚。因为怕出乱子，“为民主”而侵略伊拉克的美国不允许伊拉克“海选”。在台湾的“海选”中，政客不去争论社会经济发展方案，而是为自己“作主”之“位子”的利益，把人民拉向战争的火坑。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选”能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或者能解决农民与政府的矛盾。竭力鼓吹小农“个人”的权力和权利，会伤害农村社区的团结，鼓励宗法关系和黑社会势力的复苏，激化政府（之统筹政策）与农民的矛盾。如果在南街村鼓吹彻底海选，那个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中原工贸公司”会被立即消灭，那村里的一半汉人和一半回民就会被政客挑动起来彼此争斗。在这种情况下，南街的多数农民会走向贫困，也会有极少数人暴富，如果他们不被贫苦农民杀掉的话。对“海选”的痴迷者而言，这阶级斗争前景是不是忒“激动人心”，忒体现农民的个人权利和权力？-直到政府被迫派武装警察来镇压。

组织农民是绝对必要的。但评估组织制度优劣的标准不可以是空洞抽象的“农民个人权利”。最低标准应当是：是否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卫生医疗、道桥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农田基础设施维护、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最高标准应当是：是否有利于农民大批地、安全地、迅速地离开耕地，离开农业？这两层人本主义标准不如“普世价值观”华丽，却实用！

在市场机制下，个体农户正面临灭顶之灾。但市场经济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之路，不能因为小农的要求而改变，更不能因为小农的数量而改变。小农们只有在基层社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支部建在连上”，才能扶老携幼，齐心协力闯市场，杀出一条生存的光明之路。所以，我们不能削弱基层政权，更不能取消基层政权，而是要通过改善基层政权来加强基层政权。

在此，笔者螳臂挡车，呼吁居庙堂之高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们，慎行“乡镇政府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