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分析[5篇范文]

第一篇：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分析

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分析

南刚志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发展模式。但是，这一模式是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初级形态。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村民自治的发展，这一模式在运行中显现出非常严重的问题，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势在必行。乡村民主自治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自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受到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推崇。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具有自治的政治传统；从现实看，乡政村治模式已经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奠定了一定基础。

[关键词]乡村民主 自治模式 理论前提 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是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实践的理论抽象，是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类型的归纳和总结，是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目标与任务、方式与途径的高度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背景下实现农村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新政治治理模式。这种政治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的农村政治发展模式，显示了独有的特征，积累了丰富经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发展模式。同时，这一模式是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初级形态。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村民自治的发展，它在运行中已经显现出非常严重的问题，导致农村政治发展困难重重。于是，农村政治发展模式转换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新走向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使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一体化的局面被打破。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国家恢复建立了乡政府，并把基层政权止于乡镇一级，在乡镇之下建立村民委员会，村民进行自我管理，逐步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实践，仔细分析党和国家推进农村政治发展的基本思路，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农村政治发展模式把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维护农村政治稳定、提升农民政治素质和加快农民组织化进程作为主要任务，意在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群众自治、政治稳定和政治平等的价值理念；强调渐进发展方式，即坚持党在农村的领导，遵循自下而上、从边缘到核心的发展思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实现农村政治转轨；以农村政治制度创新为动力，通过诱致性农村政治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农村政治制度变迁相结合的途径推进农村政治进步。这一模式的鲜明特色是仅在村一级实行群众自治，乡镇仍然保留政权性质。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在运行中取得了一定功效，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同时，这一模式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致使近年来的农村政治一改以往迅速发展的势头，显现出徘徊的局面。在农村社会调查中，大部分农民对村民民主自治权利的实现表现出极大的怀疑，明确表示农村还是党组织说了算，乡镇政府的意见最关键。这说明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已经陷入困境，表现出了“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如果继续按照这一模式推进农村政治变革，农村政治发展就会处于锁定状态，因此模式优化的任务必须提上日程。

新模式在坚守已有模式优势的前提下，要有所突破。应该把村级民主自治模式提升为更加成熟、更高层次的民主自治模式，即构建乡村两级民主自治模式。这一模式将使农村政治发展从困境中走出来，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因为任何一种民主自治，如果没有上级民主自治的保护，就只能是摆设。俞可平的增量民主理论提出：“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裹足不前。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

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模式应该由党领导下的村级民主自治和乡级民主自治共同构成，以村民自治制度、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乡镇民主自治制度为制度支撑，以农村公民社会和农村公民文化建设为社会和文化基础，把民主和自治两个价值目标融合起来，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充分享有自主管理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村

治理的有效方式。在农村政治发展道路方面，新模式继承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合理因素，借鉴西方农村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坚持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发展道路；在农村政治发展目标方面，新模式在突出农村政治稳定的同时，更加重视农村基层民主、农村自治和政治平等，变村级群众自治为乡村民主自治；在农村政治发展任务方面，新模式保持对农村政治稳定的高度重视，以构建包括村民自治制度、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镇民主自治制度在内的农村民主自治制度体系为制度支撑，以建设农村公民社会为社会基础，以培育农村公民文化为精神支持；在农村政治发展方式方面，在继续沿着渐进改革方式推进农村政治发展的同时，实现农村政治发展“质”的提升；在农村政治发展途径方面，在继续坚持国家与农民群众双向政治制度创新模式的同时，加强国家强制性政治制度供给的力量，构建完善的农村民主自治制度体系；在农村政治发展的领导力量方面，在坚持党在农村领导的同时，改变党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通过民主方式取得和行使对农村的领导权，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农村政治发展定位方面，在坚持农村政治发展工具意义的前提下，更加看重农村政治发展的价值意义。

二、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依据

对乡村民主自治这一新的政治发展模式的思考需要从两个方面人手：一个是新模式的理论依据，从而使我们对其可取性进行判断；另一个是新模式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即实现的条件，从而获得此种模式的可行性。

1、理论依据

第一，乡村民主自治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自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在马克思看来，公社是无产者的自治组织，“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这就是“农村公社”。在此，马克思对农村民主自治的赞赏态度跃然纸上。在马克思的自治理论中，民主与自治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自治是民主自治，民主自治不仅应该在城市实行，而且应扩展到农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主的发展必定指向公民对自治的喜爱，因为对

于地方共同体而言，民主意味着公民支配权力，自治关系到一个地方自治体的公民有多少权力可以支配。高度民主发展的结果必然导向高度自治。在农村先行建立民主自治模式，既有利于构建民主自治的坚实基础，又不至于对国家权力构成过大压力。

第二，乡村民主自治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民主政治取向，通过法律法规、政策主张推进民主事业，并表现出对农村基层民主的极大热情和关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要“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表达了适时提升农村民主自治层次和水平的愿望。彭真认为，基层群众自治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他们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

2，历史依据

中国农村具有自治的政治传统。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是由保甲制度和宗族组织及士绅统治结合在一起的乡村自治政治。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资源有限，国家权力抵达村庄的政治成本过高，历朝历代都难以承受。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是礼俗社会，依靠道德力量通常可以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乡村的正常秩序。20世纪初，清王朝进行乡村制度改革，乡成为基层行政建制，村一级保留保甲制。清朝的这一改革意在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国民政府建立后颁布了《县组织法》，再次确认了“自治”原则。这些改革虽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但自治的文化传统延续下来。当然，这种自治和我们现在所倡导的自治是有区别的，所谓的乡绅自治和地方自治，不是群众自治，缺少民主的魂灵。但是，这种演绎了千年以上的自治传统无疑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选择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坚定了人们发展农村民主自治的信念。

3、现实依据

第一，“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政治体制问题重重。在现行的乡级权力体系中，乡镇党委、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三者的关系尚未理顺，表现为：乡镇党委权力过于集中，乡镇党委书记大权独揽；乡镇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管理职能萎缩；乡镇人

大功能柔弱，法定重大权力无法行使；乡镇政权运行不畅，整体功能发挥受到影响。不仅如此，乡镇政治体制还与村民自治制度相冲突，致使村民自治在强大的乡镇权力面前俯首称臣，村民自治陷入窘境。此外，乡镇政府人浮于事、行为越界现象非常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200人左右，有的甚至超过600人。人员过多，造成乡镇政府普遍性的财政困难，有的乡镇甚至濒于破产。为了解决这些人员的吃饭问题，乡镇政府越界行使权力，非法谋取乡镇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可否认，现行乡镇体制效率高，易于汲取农村社会资源，为国家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体制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

第二，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新阶段。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现代化。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国家要调动一切力量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一定时期，国家把农村社会纳入国家体制之中，以提供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经济资源。然而，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工农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不需要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村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失去了存在的重要前提，农村公民社会建设的要求日趋强烈，建设乡村民主自治模式恰逢其时。

第三，乡村民主自治模式是原有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自然延伸。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民主的具体模式、发展进程和发展程度，都要受到经济、文化、政治及历史条件的制约。如同民主建设一样，自治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党和国家选择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赋予村民自治权利，把民主与自治结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期的村民自治训练，广大农民对民主和自治的热情增加；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利益动机正在一步步取代盲目的和强迫的动机；农民逐渐建立了法律意识，开始以法律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农民关心村中的公共事务，同时，也开始关注乡镇与村民利益相关的事务，形成了初步的公共意识。这一切表明，农民已不再满足于在村庄行使民主自治权力，村民自治产生了倒逼效应。村民自治制度从试行到今天已经20多年，从国家、乡镇组织到农民都对民主自治有了深刻认识，对乡村民主自治从制度到程序有

了实践经历。应该说，在“乡政村治”模式基础上建设乡村民主自治模式，是一种既节约政治资本又相对容易获得成功的农村政治发展模式。

注释：

①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②③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7页，第5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1页。

⑤《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⑥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6页。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5期

第二篇：信访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田文利)

信访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

田文利 上传时间:2005-3-8

关键词: 信访/制度/权利/权力/模式

内容提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对信访制度进行必要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本文首先评述了我国信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学界观点，以阐述信访制度的基本法理为基础，重点揭示信访的概念、调整范围、信访人的权利、信访机关的权力以及信访的功能，进而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三种模式：集中统一模式、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以及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

一、信访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必要性

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是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我国目前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中产生许多的问题，如法律不完备、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政策偏失等等，这些问题都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信访部门，使信访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发现，在众多的矛盾面前，原来寄托希望的信访制度已经滞后于时代发展，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不力和不适应。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故应对信访制度进行大力整合，以制度创新来回应现实的挑战。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继瑞典首次建立申诉专员制度之后，芬兰、挪威、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很多国家纷纷仿效，或者建立议会体制下的监督专员制度，或者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监督专员机制，甚至在欧盟这一超国家的体系当中申诉专员制度也得到采用。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为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模版，但在制度背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基本国情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与我国信访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可比性，因此如果不考虑我国的特殊宪政体制和政治法律文化背景，无法真正将各国制度的精华提取出来，难以创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信访制度。因此，笔者以为不论提出何种改革方案，都应当符合一个标准，那就是新的信访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现实的民主环境、法治目标以及宪政体制相吻合。目前我国学者一般在“法治”与“人治”相对立的语境下探讨信访制度，认为信访兼具“法治之友”与“法治之敌”的两面性，[1]并以此为前提，或者提出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或者主张干脆取消信访，另建他制。[2]

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制度的研究要避免进入如下误区。误区之一是设想信访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信访解决；误区之二是让信访成为一种十分专业化的法律制度，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清清楚楚地将政策等处于边界的问题剔除出去；误区之三是让信访仅仅成为信息通道，而将信访的救济和监督功能分别交给法院和检察院以及行政监察部门。笔者以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误区，主要是于如下原因所导致，一是没有站在我国的宪政背景之下，没有全面地了解我国宪政制度的特点，将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运作模式机械地套用于我国；二是只看到信访制度的一个片面或一个局部，没有与我国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以及地方制度相协调；三是将信访制度目前表现不佳的功能 1 当作信访不应当具有的功能而简单加以抛弃，将本来有多种功能的制度变成没有实在生命力的制度“稗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使信访制度获得较大的改进，首先要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地看待现实制度，注重研究信访制度本身的法理基础，区分表象和本质、实然与应然；同时以目的论的观点，从信访制度所要实现的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改善国家权力体系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协调和互动，消弭紧张和冲突；最为重要的是，采用系统论和过程论的观点建立新的信访制度体系，使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宪政背景下，与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等专项法律制度相衔接，在较小的社会震荡、较少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完善。

二、信访制度建构的理论分析

（一）信访制度的概念

199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将信访界定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而从广义的信访来说，信访还包括各级党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国有企业进行的信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信访成为联系党与人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沟通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

根据当代救济制度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将信访制度界定为：公民和组织在其合法权利受到各类公权力侵害致损时，选择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寻求补救，接受来信来访的机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予以协调、督促和帮助，促成其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之法律制度，它是其他法定救济制度的重要补充。

（二）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如下事项，可以作为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1．在没有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申诉、起诉或控诉之前，信访人可就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公或失当的行为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2．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的审理、判决和起诉等行政或司法程序终结之后，信访人认为行政或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不公或失当行为有所不满时，也可以向信访机关再次寻求救济。

3．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法院、行政监察部门或检察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在上诉或复议之后仍得不到受理时，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4．对于不合理的政策、抽象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并可提出建设性意见。

5．信访机关可就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给予相关机关以批评或建议。

（三）信访人的权利

信访人的权利，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是公民和组织在其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侵害时，以书信和走访的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要求国家给予有效救济的权利，同时信访人有权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这一概念当中包含着如下的关键要素：

1．信访权利首先是一种寻求救济的权利。在从宏观层面，它属于一类诉权，与民事诉权、刑事诉权和行政诉权、行政复议申请权、民事仲裁申请权等程序性权利有着相同的属性，其共同的特征是：公民和组织可以由这一权利直接导致相应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自己受侵害的事实给予救济。

2．在信访权利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权利背后，还隐藏着其他众多的权利群，这些等待救济的权利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3]

3．信访权利是一种动态的民主权利，公民除了通过选举制、代议制、复决制等方式参与国家的生活之外，还可以通过这种权利来保持日常当中对于国家生活的参与。

4．信访权利从结果上说，具有双重性，一是直接实现了对私人权益的救济，二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恢复正义的过程而间接地实现了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总之，信访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它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具有一种复式的包容结构。从表面上看，信访权利是程序性权利，但它却以实现实体权利为根本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复式的结构，使权利行使的结果一方面使公民受侵害的基本权利获得恢复和救济，同时使产生侵害结果的国家机关受到监督和约束，并以此作为政府改进服务、提高效率之鞭策。这项民主权利与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相比，更富于动态性，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和具体的案件中建设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与其他的救济性权利相比，信访权利救济范围更加全面，公民通过行使信访权利，可以得到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多的救济机会。

（四）信访机关的权力

信访机关的权力，从规范的角度讲，是信访机关在接到信访人的信访要求或建议时，为实现其职责或目标而应当具有的解决问题的实际手段或能力，具体表现为信访机关能够以多种手段实现信访功能的能力。这一概念揭示了信访机关的权力具有如下性质：

1．信访机关权力是处于第二层位的监督权

（1）从逻辑上看，监督权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性质有所不同，这后三种权力在宪政体制当中，属于第一层位的权力，而监督权则是属于第二层位的权力，第二层位的权力有两种方式与第一层位的权力发生关系，既可以内涵于系统，也可以外设于系统，第二层位的权力以第一层位的权力的行使为基础。

（2）从宪政构架上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的目标是形成一定的规范、事实和判断结果，而监督权则是对已经形成的规范和事实及判断结果进行反思，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通过矫正正义而实现公民个体的权益，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达成维护民主秩序和宪政制度的目的。

2．信访机关的权力是间接权力而非直接权力

（1）不论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这些权力对它们所调整的对象都是采取直接的调整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形成力，亦即它们可以直接对相对方的利益作出分配。当行使这种直接分配的权力时，权力的主体常常以“我有权力让相对方服从”的姿态而出现。而监督权显然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事后监督和纠正才能使利益得到重新的分配，它的作用只能在事后通过对第一层权力的纠正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信访权力是直接指向公法上的国家权力，也就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影响对公民利益分配。在信访人员的思维当中，其考虑的问题常常可作这样有表述：“你（指国家权力机关）让相对方服从你这公平吗？还有更合理的 3 方式吗？”

（2）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行使对象往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往往是对私法上的法律关系进行公法上的调整，可以用国家对个人的向度来表示，而监督权则是通过对公法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再度以公法手段进行调整，前者的权力结构中有两重架构（国家→公民），而后者则包括三重架构（国家→[国家→公民]）。

3．信访机关的权力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

从现实功能来看，不能认为信访仅仅具有行政或司法方面的影响力；从信访所救济的对象来看，也不能只把信访简单归结为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一种方式；同时，从信访的历史来看更不能把信访看作是只对部分国家机关和部分公民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实际上关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同时还关涉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因为从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可以检验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方略的实施情况，也可以检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制度建设情况，更可以检验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程度。前述关系是如此复杂、如此重要，以致于只能用政治性来表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访机关的权力属于一种间接的、第二个级别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处于国家权力架构的更高一级层面，直接面对国家制度的整体及间接面对人民利益的全部，它可以通过对公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对私权的保护。因此，在设计信访的权力组成时，不宜像第一个级别的机关一样具有直接的形成性的权力，而应当考虑配置协调性、督办性、民主性、建设性的权力，否则便容易冲击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第一层面的权力，造成制度混乱。但这并不能认为信访的上述权力是软弱无力的。实际上，信访的上述权力在民主国家当中借助于民主大众的力量，借助于执政党政治力量，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五）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1963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是年10月15日由国务院秘书厅整理出《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其中重申了人民写信或上访的民主权利，并对信访功能做了更全面的总结，即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群众监督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调解矛盾的手段，同时指出信访还可以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心的作用。从上面文件所反映的理念来看，信访具有重要的民主建设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民情民意，排解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一信息渠道，起到监督和改进制度的作用。分别从信访人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两个角度来解读信访制度的功能，大致可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公民而言，信访意味着一项简便、经济、有效而全面的救济方式，具有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功能。

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说，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这一点已为2004年通过的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所确认。就我国目前总体的法治状态来说，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制度之间还有一些互相矛盾或不协调的地方。同时，从法律体系的运行结果来看，并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司法机关审理的每一件案件都获得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可以说公民现实权利还不能全部得到顺利实现和救济。因而一项更加简便有效，也更加全面灵活的救济方式，就成为必需。这一点就是信访对于公民而言所能够提供的制度功能。

从整体论的角度来讲，法只是生活的一个局部，在法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文化和习俗以及政策等等。在一个完整的生活领域当中，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为非唯一性、非最佳性和非最终性，亦即我们可于法律之外寻求其他的、更好的和今后的解决方案。因而如果从法律有限性的角度来看信访，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信访看作是寻求法律解决之前的一种权衡，如果信访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无需进入法律的救济程序多费周折；同时，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性和落后性的存在，也可以让信访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领域里保持一定的救济能力；最后，法律并不能保证对生活是非问题的判断到此为止，因而对无尽生活保持一种不断的反思也应是人类精神的应有之义。如前所述，信访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可以受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国家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以成为信访的关注之焦点；同时，司法程序所不能实现的正义仍然可以在信访的制度中继续探讨。可见，正是在法律所不及或法律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起到一种补充的权利救济功能。

2．对公共权力而言，信访是一项温和的、反思的、高效的制度更新机制，具有稳定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功能。

（1）信访可以充当立法、执法和司法这三种权力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协调器。我国目前还没有协调公权力之间冲突的专门机构，现实中许多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管辖权冲突和权力不作为等现象还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常常只能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加以协调。从制度的整体角度来看，这种协调性制度的缺位是很不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在信访案件的处理当中，信访机关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该哪个部门管”，亦即“哪个机关对此负有法定的职责”。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公权力协调的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判断的问题，显然信访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一定的协调责任。

（2）信访可以充当整个制度的保健医生的功能。按照过程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在途中”的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制度的不完善性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因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来说，都需要用理性的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以务实和不断完善的精神去实践，用零星的社会工程[4]的方法去改造现实当中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在一个宏观的制度体系当中，应当设置某种特殊的机制以完成制度的内在反思、缺陷查找和及时补救的功能。通观我国各种制度和各类公共组织，似乎还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类似的机构。这对于信访制度而言，可能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改革机遇，如果信访能够承担这样的制度功能，就可能大大提高我国民主制度的整体水平。

三、信访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笔者提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举措的三种构想供选择参考：

（一）集中统一模式——大改模式

所谓集中模式，是指将现在分散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专门处理信访个案的专门委员会。具体来说，可以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作为参照，建立我国的信访委员会制度，将其集中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信访委员会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的各类案件，以调查、报告、公开、建议、调解等方 5 式指导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作出更符合信访人合法利益的改进建议和指导。这种建议和指导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强制力，但其结论应当公开并受有关国家机关之尊重。信访人有权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之前、之后向信访专员寻求救济，但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之中则不得进行，除非法院认为不属于其受理范围而予以驳回的情况。上述构想的理由是：

首先，这种模式与我国宪政体制相符合：（1）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的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机关，同时宪法还为人民参与国家生活规定了广泛的参与渠道，上述规定恰恰与信访制度的实质目标相吻合。（2）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享有选举权、罢免权、质询权、立法权、调查权、审议权等专项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意和事实为基础，而信访个案则正好提供这样的案件事实和民意信息，从而可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衔接。（3）我国《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委员会。这一条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的委员会可以按分工设置，这就为信访委员会的建立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其次，这种模式有利于信访制度发挥功能优势：（1）信访委员会设在人大，有利于发挥信访的信息沟通功能，便于人民群众反映民情民意，及时将好的建议提供给立法机关，制定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政策和法律。（2）从信访的机构设置来看，可以脱离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干涉，保持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一方面利于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另一方面也方便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3）信访委员会成为专门受理信访案件的机关，有利于信访事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样可以集中处理热点、难点问题，节省社会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再次，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的制度还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因此就更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机制来协调各种矛盾，减少对国家制度的冲击力，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稳妥的制度来吸纳社会的不满，促进社会公平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于信访制度来讲，其汇集信息、舒缓矛盾、矫正不公的制度功能正好可以发挥优势。

信访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是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听取人民意见的渠道，向人民提供简便、高效之权利救济，监督国家机关合法公正地行使国家公权力、协调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信访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制度的根本目标，为信访人提供高效而便捷的救济。（2）信访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问题，救济权利，提高效率，而非找出违法行为和失当行为的罪魁祸首。（3）信访委员虽无直接作出具有强制性决定的权力，但具有法定的调查权，责令被信访的机关作出书面报告的权力，以及公开调查报告的权力。（4）信访委员受理的案件范围十分广泛，使社会基层的不满和不公正可以有渠道得到发 6 泄和纠正。（5）信访委员制度可以对执法和司法起到补充作用和监督作用。一方面信访委员可以受理没有向行政或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的行政申诉或起诉的案件，并可以以调解的方式处理违法和行为失当，减轻司法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信访对于进行过司法救济的案件仍有权力进行再次处理，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6）信访委员不会造成对行政和司法的干涉。因为信访委员不受理已经处于司法程序之中的案件，同时由于信访委员不具有执法权和决策权，而只是通过建议、因而不会对行政权和司法权造成干涉。（7）信访委员可以报告的形式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提出建议，对于国家的制度构建缺陷提出改善意见，完善国家整体的制度架构。（8）信访委员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可以采取包括转办、督办、调解、和解、奖励、批评、建议、调查、公开、安慰、抚恤等多种方式。（9）信访委员会不受理民事案件，不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等国家事项，已经处于行政、司法等处于之中的事项或案件，信访委员会也不受理。

（二）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中改模式

所谓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是指将现在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总协调点，统一受理信访案件，而其他部门的信访机构则作为人大信访机构派驻的工作部门，建立一种以人大信访为中心、各部门信访为具体负责办事机构的联合模式。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人大和各国家机关几乎都有信访机构的设置，现成的组织和现成的人员是进行整合的现实基础，而将人大的信访作为信访体系的中心也有宪法上的依据。（同上）

其次，这样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信访制度容易接轨。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分散于各个国家机关，但各信访机关之间却没有工作联系，信访案件的处理效率十分低下，这就不利于信访制度统一优势的发挥。将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主要负责机构的同时，再辅以各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对人大的信访委员会负责，这样配置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访处理体系，再次，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使现在不独立的信访机构相对地超脱出来，不再对原来的国家机关负责，从而为信访的公正和效率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三）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小改模式

所谓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是在维持目前多系统并存的信访格局前提下，制定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将信访案件的受理、处理、终结等一般过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亦即以法律为形式统一各部门的信访行为，不求机构的统一，但求整体行为的协调一致。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信访法》，而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和某些部门的信访规范。信访机构的层次不一，权力不一，如果制定出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就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进行信访案件管辖分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处置，可以防止信访案件的交叉，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这种模式与我目前的信访格局最为接近，实施起来也较为方便，可以节省社会资源。

综合对比上面三种模式，笔者以为从长远考虑第一种模式最为理想，这种制度的设计对于增强民主、提高效率、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增加国家宪政制度整体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上都有可取之处。但是这种模式是一种高层位的宪政制度改革，因而需要的前提条件也是 7 很高的，一是需要配合我国的人大体制改革，二是需要培养和挑选高素质的信访专业人员，三是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则稍微现实一些，这种设计直接以我国现阶段的信访制度为基础，突出在各种信访机构的断裂处和交叠处进行整合，明确主从关系，从效果上看，这种模式也可以基本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第三种模式侧重于从信访的内在处理方式上进行统一的规范化，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程序上的统一。如果说前两种方式是外延式的整合模式，则第三种可以看作是内涵式的整合模式。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并且这两种模式都可以与第一种模式在未来的时期里互相衔接，同时也都可以为第一种模式的建立准备条件。

注释: [1] 参见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 参见赵凌：《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载《南方周末》2004年月11月4日第 版，文中多次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的观点。

[3] 关于基本权利的分类，请另参见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61页。

[4] 参见[英]卡尔•波普尔著、陆衡等译《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第一卷，第1—14页。

第三篇：依据幼儿童话的相关理论分析《七色花的艺术特色和潜在的含义》

分析童话七色花的艺术特色及其潜在的含义

《七色花》是一篇童话故事，写的是小姑娘珍妮得到一朵神奇的七色花，并用它实现了自己的七个愿望。活动中我采用多媒体教学，深受孩子的喜爱，让孩子们在观看多媒体课件时，让幼儿对故事有了一个初步的理解，从而幼儿的感观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内容的整合性比较强，既有语言、又有数学、绘画等。整个活动孩子们都非常投入，尤其是倾听故事时，几乎没有一个小朋友开小差，在回答问题时孩子们都能够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愿望。

教学时，我通过引导、讨论，大部分孩子都认为珍妮用最后一个花瓣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帮助维佳健康起来。大家都喜欢这个可爱善良的小姑娘。我又让孩子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如果你有一朵七色花，你想实现什么愿望？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大家都争着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与别人分享。我留给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和交流时间。然后，再和全班小朋友分享。孩子们争先恐后、畅所欲言。“我要很多钱，送给所有贫穷的人，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另一个同学说：“我希望所有的白血病人都能健康起来。”有的说：“我要一辆滑板车。”“我要送给爸爸一辆摩托车，因为他的车子坏了。”“我想到北京看看天安门。”孩子们的愿望还有很多，很多。有的刚说完又抢着要发言,连平时不喜欢发言的同学也跃跃欲试。于是我又发给每个小朋友一片花瓣，让他们把自己的愿望画出来，我尽量让每个同学都有发言的机会。

课堂是孩子舒展灵性的空间。我们要留给孩子们思维和想象的时间和空间，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让孩子畅所欲言。再加上老师的引导、鼓励，孩子的灵性可以得到舒展。这一节课，我最大的收获是感动。我发现孩子们都有一个善良、美丽的心灵。七色花是代表爱的忠诚

橙色代表光明、华丽、兴奋、甜蜜、快乐 黄色代表明朗、愉快、高贵、希望

绿色代表新鲜、平静、和平、柔和、安逸、青春 蓝色代表深远、永恒、沉静、理智、诚实、寒冷 紫色代表优雅、高贵、魅力、自傲

白色代表纯洁、纯真、朴素、神圣、明快

灰色代表忧郁、消极、谦虚、平凡、沉默、中庸、寂寞 黑色代表崇高、坚实、严肃、刚健、粗莽

第四篇：结合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出现差距的情况进行分析

结合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出现差距的情况进行分析

1、起点差距。人是三六九等的，从出生，就打上户口的烙印。

2、教育差距。不同的受教育程序直接影响人的收入。

3、制度差距。政府的政策、投资倾向影响收入差异。

4、政府、官员腐败。肯定影响收入。

5、按劳分配、按知分配、按资分配、按权分配的多样分配影响收入。

6、按劳分配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7、其它原因。

这个问题他们已经有了答案了,我的回答还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现在的差距并不代表以后的差距,现在的不公平并不代表以后的不公平,这些都是在高道德标准下的必要牺牲.（1）这是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2）这是由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3）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4）实践证明:我国的分配制度对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起

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五篇：结合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出现差距的现象进行分析

结合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出现差距的现象进行分析

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2）允许以大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3）按生产要素分配是重要的分配原则。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出现的差距应该给予正确看待：

一方面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我们不能脱离对生产的影响来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公平。

由于社会上个人的生产要素和能力的不同，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大小也不同，把贡献大小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应该鼓励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下，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如果不讲贡献大小，而是只讲平均分配，那就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只会仍然是共同贫穷。今天我们收入差距的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保证收入公平的原则应该是保证人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因而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决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而是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积极地从事“财富创造”的同时，给低收入者更多的能力和机会，给他们以平等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要警惕社会分配领域中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总的来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其一，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竞争，如最为突出的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的存在；

其二，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例如对高收入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其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其四，由于地域差别的存在，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应该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现是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提高的结果，是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结果。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范畴问题，其本质是劳动者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的作用。二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地区、行业、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东、中、西部的收入差别，也必须综合治理。

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 第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

第三，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第四，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第五，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结合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与此相联系的个人收入分配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这也是随着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所有制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按劳分配的基础。当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劳动还没有谋生的收手段，人们还没有顺利不计报酬的为社会提供劳动服务，这决定了社会还不具有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社会主义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自身存在着差别。只有承认这种差别，并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体现这种差距，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没有任何联系，按劳分配绝对不是平均主义。按劳分配以劳动为唯评价标准，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一定收入差距形成有其合理和合法的原因：（1)由于劳动的智力不同、体力不同、勤奋程度不同，因而劳动贡献有大有小；(2)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3）由于人们占有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不同，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会导致人们富裕程度不同；（4）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也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不合理的原因有：（1）一些行业依靠行政资源，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和瓜分本属于全社会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由此带来的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与所占有的资源的比例极不协调。（2）由于对统一市场的不合理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不能正常、合理的流动，从而导致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不合法的原因有：（1）以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为主的偷税漏税人；（2）各级党政领导的腐败贿赂收入；（3）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的收入；（4）走私贩假等其他非法非正常收入。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原因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十分巨大的阻碍作用，即使是合法和合理的原因生产的收入差距也应当是适当和有限度的。

调节收入差距的措施：（1）保护合法收入。（2）取缔非法收入。（3）整顿不合理收入。（4）调节过高收入。（5）保障最低收入。按劳分配的有效实行，充分体现了脑力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的差距，从而导致了收入上的差距。所以安老分配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

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能以劳动者的个别劳动时间作为按劳分配的依据，只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尺度进行分配。劳动时间的耗费取决于劳动者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必须不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劳动才能为社会所认可，才能成为有效劳动，劳动者才能得到相应的报酬，甚至得到超额分配；反之，如果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劳动者的劳动不能为市场承认，劳动者往往只能获得较少的报酬，甚至徒劳无益。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收入分配制度的一大特点。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其实质就是按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进行分配。杀回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物质生产条件。如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生产厂房、设备、原材料等；另一类是人的劳动，包括人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活劳动、技术、信息、管理等。

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多种不同的分配形式，就其内容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主要是个体劳动者被雇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雇佣劳动者。个体劳动者的收入是凭借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资料从事个体劳动和经营所取得的收入；被雇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雇佣劳动者取得的劳动收入，实质上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商品，按劳动力价值取得的收入。第二种是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第三种是管理和知识产权类的生产要素。如科技发明、创造、信息、专利等参与分配。

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必然拓展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来源，其中收益最大的是要素所有者的知识、技术要素所有者和使用者，其结果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社会、只是、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造福社会。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必须深化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前，把共同富裕看成是所有人民以同样的速度在同一时间富裕起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虽然仍强调按劳分配，但收入差距太小，今本上实行的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的政策。实行平均主义只能是打击先进、鼓励落后，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必然会出现有后有先、有快有慢的不同，这是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第二，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有针对性的规范分配秩序，防止收入高低过于悬殊，这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促进共同富裕。

总之，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发展经济是根本途径，“三个有利于”体现得越充分，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条件就越具备，就越能增强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们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