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

第一篇：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

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

随着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越来越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大家对他也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对他的生平，对他的家人，对他的爱好。其中吸引了我的是他的父亲习仲勋，同他一样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也同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强盛奉献了自己的汗水。

细细翻看习仲勋的人生经历，来渐渐的了解他。习仲勋，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户普通农家。他从小热爱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先进的思想开拓自己的视野，同时也善于吸收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思想来提高自己。通过学习他接触到许多先进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知识，也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在以后的生活中因为参与革命活动而被关押，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最后于1928年在狱中由一名共青团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愿望。也因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政治生涯。此后，他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参与了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渐渐成为了共产党员中的中坚力量，为国家的自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这些年在各地的工作经验也为他以后在中央指导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革命军队中习仲勋努力奋斗，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战士成为了一名政治思想过硬的书记，并通过自己的真本事给领导们留下了深刻的映像。在关中的这段时期，习仲勋领导人民一边保卫边区，一边学习文化建设边区，让大家都能识些字，这在当时普遍都是文盲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在民生工作中，他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闹革命打江山；他热爱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毛泽东主席如此评价。“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是习仲勋同志一生的忠实坚守。该纪录片反映了习仲勋始终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尽忠，心系群众。

在此后的中共中央工作里，他也时刻保持着一颗谦卑的心，并没有因此享受着荣耀与权力带给他的优越感。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

在他的生平阅历中，我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感想，一是不穿实干不做一个浮夸的人。真抓实干，是一种精神态度，是一种作风。无论是一个干部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如果心浮气躁，急功近利，高形式主义，不踏实干事，其成长进步和长远发展是没有希望的。不脱离实际，不哗众取宠，多打基础，多做利长远的事，才能走的远，这也才是人们能够在芸芸大众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二是敢于碰硬不后退。敢于碰硬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挑战与考验，会遇到一些困难与矛盾。如何直面这些，是克服困境，战而胜之还是畏缩不前，避而退之，这是对我们生活，态度和作风的巨大考验和检阅。我们要始终做到在挑战面前不徘徊，在困境面前不后退，子压力面前不放松的精神。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于限制，敢为人先，以创新的思维来找到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是不低头，在目前这个实现跨越的关键时期，发展目标高，难度大，压力重任建功立业目前的特点，所以更需要我们挑起重担，展现我们的才华与智慧在大浪潮中建功立业。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句话明确指出了青年在国家建设中扮演着的重要

角色，而当代青年作为跨世纪的一代，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与前一世纪相比，当代青年面临的世界格局更加扑朔迷离，有必要澄清认识，以有利于自己在重大方向上抉择何去何从。在新的时代，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不懈奋斗的时期，赋予了我们青年新的使命，我们应该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吸取优点，接过他们手中的枪，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青年的果敢和卓绝，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唱响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刻苦学习，艰苦奋斗，自立自强，开拓创新，磨砺品格，砥砺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更加壮美的青春佳绩。

习老前辈立志报国、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习老前辈为榜样，追寻习老的脚步，上好每一天班，做好每一件事，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篇：读《习仲勋传》有感

身上泥土香，脚下黄土情

——读《习仲勋传》有感

作者：解放军报社记者 刘丽群

94万字的《习仲勋传》（上下卷），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记录了习仲勋与黄土地的历史情缘，讲述了他与中华民族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时代担当。89载奋斗，他始终坚守‚永远不要脱离群众‛的原则，他认为，‚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毛泽东称他是：‚从群众中走来的群众领袖‛，并在1943年为 他亲笔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他又是一位坚定的改革者，主政南粤，创建特区，一马当先，邓小平鼓励他：‚杀出一条血路！‛历史铭记着他的名字：习仲 勋。

争取群众：在斗争中总结

习仲勋同志于1913年10月15日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他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岁发动两当兵变，21岁当选陕甘 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76载革命生涯，他组织过学运、农运和兵运，并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和陕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 争，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主力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当习仲勋向刘志丹叙述自己搞学生运动坐牢、两当兵暴失败、搞农民运动也屡受挫折时，刘志丹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 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根据地。‛谢子常也叮嘱习仲勋说：‚你要在发动群 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时隔五十多年后，习仲勋充满深情撰文回忆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史。他写道：

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主 力红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阶段。照金失守后，下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了起 来。同时成立了平子游击队。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了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 地。从而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那时，习仲勋还不满21岁，他曾以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 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年的红军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至 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关中分区工作了六年之久的习仲勋，深谙当地的地理人情，他和当地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深知离开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取得作战的胜利是 不可能的。他与关中地委的同志共同商定了拥军支前的方案，提出了‚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的支前口号，民兵踊跃参军参战，群众积极支援 前线，可以说，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曾回忆说：‚仲勋同志在野战行军作战的紧张环境中，除了协助彭总指挥作战外，不顾疲劳，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联 系。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找当地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做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坚持生产、克服困难、参加支前、战胜敌人。‛

习仲勋在深入群众工作中，领悟了‚军民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大‛的道理，他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我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采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主席也和大家 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干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五升麦种、三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送给毛主席。

毛泽东说：‚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习仲勋在战争中深刻体会到人民群众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坚强柱石。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 中总结战争。他不止一次提到两当兵暴的经验和教训。斗争实践使他认识到创建根据地，建立政治联合阵线，提出明确的口号，特别是依靠群众，事关革命成败。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 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 的旗子，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为此，他在1946年提出陕甘宁边区五大任务时强调：‚我们在下面做工作，无论什么问题，自己想通了，不要以为老百姓也想通了。在农村里，就有这样 一个特点，老百姓他亲身体验过了，才能心甘情愿地去执行。否则，不会高兴参加这些活动的。我们应当注意这个特点，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他经常写信鼓励妻子齐心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他认为，农村是一个大学校，那里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他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习仲勋很懂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总是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群众的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他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没有丝毫主观主义。因此，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他与群众血脉相连的鱼水情，成 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正可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依靠群众：在生死中抉择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开始思考诞生于战争环境的红色政权，如何行使职能，如何担负起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更 好地保障游击战争胜利的重任。他们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领导带头执行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 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

刘志丹曾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 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个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 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1979年10月，习仲勋在《人民日报》撰文怀念刘志丹同志写道：‚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 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0年5月20日，习仲勋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中指出‚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使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能够存在和 发展的，正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的，也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下级机关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官僚主 义的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领导工作是一种艺术，仅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办法。像打仗一样，光靠勇敢不行，要讲究战略、战术，要学会集中力 量去解决当前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要善于组织全体工作人员的集体力量，使自己的工作部门成为一套完整的动作合拍的机器，这样才能使工作不断进步。‛

习仲勋为什么要强调领导问题呢？因为他了解到，一些同志‚常常喜欢争执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长那短，并不去想千百万人的大事情。有些领导机关也还不能通盘考虑问题，从远处大处着眼，考虑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何去安排这些问题，仍然是在琐屑事务中间纠缠‛。‚许多党 的领导代替了群众组织，代替了政府机关，代替了事务部门的事情。这实际是降低了党的领导水平，减弱了党的领导作用。‛他论述说：‚错误的领导方法，实际上 就是不相信群众，不懂得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群众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因此，他认为，‚一切从发展的情况出发，紧紧把握时机，做好 准备。准备什么？首要的两件即干部和政策。‛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留下警世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 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习仲勋依此提出，‚要加强学习，培养干部，改进领导，要学习马列主 义理论，学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及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也要学习文化。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了，事情就好办了。‛他说：‚我们不怕 不懂，只怕不学。只要我们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我们就可以当大学生；反之，怕当小学生，就永远是个小学生。‛

习仲勋从实际出发开展‚三反‛、‚五反‛，他坚定地表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准备抛弃少数蜕化分子，挽救多数犯错误分 子，并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教育，为今后加强经济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如果再迟了，必然会毁坏更大数量的干部，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他强调指出：‚必须认清，对 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会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军队及一切财经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许多干部身败 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

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他对在肃反中有严重错误的人提出批评，主张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丑‛，敢于承认错误，才能有利于找 准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改正错误，轻装前进。他形象地说，几位同志发言中都说到要人家帮助他‚脱裤子‛，把问题搞清楚。脱裤子是要脱出一个光腿来。不能口 头说脱裤子却老想解别人裤带，或者把脱裤子变成了脱帽子，露出一个光头来，什么具体错误事实也没有，只是笼统地承认错误，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疯子打 架一样找不出个原因来。如果是这样子，怎么能改正错误呢？

他号召机关全体干部：‚坚决地把侵蚀到我们肌体中的政治微生物来一次大清除、大洗涤，让阳光普晒一遍吧！这是一次巩固与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密切人 民政府、每个革命干部与群众间联系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在毛泽东强有力的督促下，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打虎‛声，各省区按照中央要求，普遍下达了‚打 虎‛任务。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习仲勋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这倒不是他的官位大，使大家害怕，而恰恰相反，是由于他谦虚地 接待大家，和大家真正打成了一片。

1954年，由习仲勋负责建立了隶属国务院秘书厅的国务院信访室，他始终把信访工作当作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每天都亲自批阅许多群众来 信。1957年，在习仲勋的倡议下，召开了首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严肃批评一些领导机关对信访工作不重视，对人民来信照抄照转、错转错办、草率推 诿。他认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警卫员罗孝芳回忆习仲勋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说：‚群众给我的来信必须 送到我手，来人找我，必须让我知道。见还是不见，由我决定。你们不能把群众拒之门外，而且要热情接待，礼貌待人，不能给群众造成习仲勋难见的不好印象。‛

习仲勋还非常重视统战工作，他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启发干部，推动工作。有一次聊天，他问大家：‚三国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断守华容道呢？‛大家不解其意，习仲勋自揭谜底说：‚这就有一个统一战线的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其时刚取荆 州，并无多少兵将可用。‛他接着又说：‚为什么刘备最后会败呢？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兄弟，后来 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以致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故事，让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话题。

1979年4月8日，习仲勋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中写道：‚在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恩来同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他主要看人们的长处和成绩，只要 有一技之长，在某一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就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不止一次到程砚秋家里促膝长谈，启发和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在他提出入党要求时，恩来 同志又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样做，给戏剧届指出他们努力的政治方向‛；‚恩来同志不仅对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问题做团结教育工作，即使原来是敌我问题，也善于做转化工作，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对于曾经是战犯的特赦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特赦释放时，他亲自接见，给予鼓励‛；‚对特赦释放前的末代皇帝溥 仪，恩来同志曾让他在公安部的一个小楼上观看国庆游行，使他看到新中国的变化‛，‚后来日本朋友就曾经赞叹说：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连皇帝都能改造过 来‛。常香玉是豫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领导一个民营的香玉剧社。全国声势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捐献运动，深深地鼓舞了她，她‚决定用义演的收 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尽力作出贡献‛。习仲勋得知后，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香玉剧社在半年多时间里，演出一百八十多场，用演出收入购买了一架 战斗机，提前完成了捐献任务，受到习仲勋的亲切接见。习仲勋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 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

1986年，毛泽东赠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著名女作家丁玲，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抢救丁玲缺一种滤血机器，习仲勋指示301医院从香港进 口，使其生命多维持了半个多月。丁玲逝世后，她的丈夫陈明提出，要为丁玲覆盖党旗，并对组织上拟定的丁玲生平提出了意见。习仲勋当即作出批示，同意丁玲覆 盖党旗，生平按家属意愿酌情修改。《人民日报》应全文发表，不应受1500字的限制。王蒙评价习仲勋说：‚他在对待革命同志上，有一种人情味，他有一种正 义感。‛ 1996年，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银铃‛的著名歌唱家贠恩凤，其陕北民歌专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珍藏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习仲勋专门从深圳发来贺 电：‚获悉你经过几年的努力，艺术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表示祝贺。艺术，只有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爱你的歌声，今 后，希望你永远忠诚于艺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黄土地。‛几十年来，贠恩凤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歌唱，她的歌声也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的心中。

习仲勋处理这些事情，受周总理的影响很大，他在怀念总理的文章中写道：‚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处理问题都是从群众利益出发，不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 做，有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即使有什么困难，也要下决心去做，并且在处理重大问题之前，多方听取意见‛，‚我常听他说：作为一个领导，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 了很危险。一个好的领导，要善于坚持正确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 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

习仲勋在工作实际中认识到，共产党办事情，都离不了发动群众这一条。他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 日救亡中的作用。他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 积极帮助我们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习仲勋也是党内高级干部善于团结的楷模。在新中国50周年庆典上，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看望他的 中央首长说：‚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为了群众：在实践中历练

习仲勋在谈到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像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养牛、怎样使羊多产羔，就是政府 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政治任务。要为老百姓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生活逐渐改善。光种粮食，生活不可能提得很高，必须与其他副业结合。在青海就是要多 收购牧民的羊毛，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欢迎你。这是政治问题，也是群众问题。领导群众是很大的一个艺术。农民就是靠经验办事，当他没有搞清楚时，对他 有好处也不愿意干，所以我们要做好畜牧工作，必须弄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因为革命就是要办好群众的生产事业，而领导群众生产又是最实际最具体的为 人民服务的工作。

习仲勋为民主政权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权的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1944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讲话。他说：

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 股放在老百姓这一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我们的司法工作的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

二、不当‚官‛和‚老爷‛。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 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寻找。他指出：必须要有群众的监督批评，并提醒各级干部，‚应该懂得我们是人民的长工，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群众）的管教。只有这样，才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得宝贵知识，才可以反过来当群众的先生。

1951年1月，习仲勋在《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中讲道：‚‘为干部办报？还是为群众办报？’这个认识问题在理论上早已解决了。报纸名曰：《人民 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思想上明确之后，要使报纸群众化，就首先必须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群众化‛，‚新闻工作就是群众 工作，新闻工作者就是群众工作者‛，‚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特别是要同工人、农民多交朋友，慢慢熟悉起来，地方多了，朋友多了，记者和编辑就成为社会 活动家了。只有这样，记者和编辑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报道和评论；也只有这样的记者和编辑，才能团结更多的写稿积极分子。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才能培养出群众 爱戴的名记者、名编辑‛，‚也就是说，用群众的语言写群众的东西，群众的报纸就要用群众的语言去办，那样群众就会欢迎了。‛

习仲勋在《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已出满百期时，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边区群众报》出满整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 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 起《边区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1981年11月，新华社举行建社五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习仲勋对纪念活动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纪念而纪念。纪 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他从新华社五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归纳提炼出‚真、短、快、活、强‛的五字箴言，回赠给新华社的负责人 和编辑记者。

一、真——真的对立面是假。新闻必须真实。延安时代就反对过‚客里空‛，这几年又反对‚假大空‛，假字排在第一，所以首先要反假。

二、短——短的对立面是长。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长了没人看。

三、快——快的对立面是慢。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了。你们现在技术装备比延安时代强多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新闻实际上不新，变成旧闻了。

四、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那些没有人看。

五、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一篇新闻报道，总要给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使人们看到了受到教育，受到鼓舞，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一致干四化。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出废品。习仲勋的五字箴言，简洁明了，道出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本质，既是对新华社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而他自己在西北野战军取得沙家店大捷的30多年后撰写的文章，仅用了426个字就生动再现了这场战役：

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后，彭总根据党中央新的意图，率领我军越过沙漠，驰驱千里，突然包围了陕甘宁最 北边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调动敌主力部队北上，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特别是为陈赓兵团进击豫西造成良好战机。果然蒋介石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飞到延 安亲自指挥，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于是，十万敌军疯狂向榆林方向逼近，还在高喊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当时，我军在长城内外沙漠地区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十 分艰苦，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和宰杀战马充饥。党中央和我全部野战军都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情况至为险恶。可是，彭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运筹 帷幄，从容自如。首先击溃了西来增援的马鸿逵部数万之众，接着又瞅准机会，反手一击，风驰电掣般地消灭了西北战场上敌‚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此 即我军战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全线退却，溃不成军。1951年9月22日，习仲勋在《文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中说到：‚我们检验文化工作成绩的大小，就看他们是否与群众相结合，为群众服务，只有 这一个标准，不能有别的标准。具体地说，就是你写的剧本、演出的戏、举办的秧歌队，群众爱不爱看？受没受到教育？‛‚目前，首先要在文化工作队伍内部普遍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必须解决好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人生观的问题，立场、观点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条才能有坚固的团结，才能使文 化工作获得迅速的发展和进步，才能改进我们文化战线今天的状况，这支队伍才能够更有力量。‛‚批评不是整人，是帮助人，教育人。批评不是恶意的，是善意 的，就像毛泽东同志说的：‘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习仲勋在谈到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 难以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方法和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批评家要像园 丁培植果树那样，细心耐心，认真负责，把批评的动机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茬子的文 艺批评家。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不仅批评作品中的缺点，更要鼓励作品中哪怕是百分之十的正确的部分。

他强调对文艺创作‚应当允许争论，鼓励百花齐放。‛1981年12月，他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指出，‚电影是精神食粮，搞得好可以教 育一代乃至几代群众，影响深远，这是几十万、几千万也买不来的；而一部不好的电影，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影响所及，损失也不是几十万、几千万能计算 的。‛他要求中央有关部门采取制度性措施，保证电影的创作质量。他还特意强调，一部影片有缺点不要紧，群众和专家都可以评论，任何一个领导人，不要随随便 便把一个影片给‚枪毙‛，这样不好，有缺点可以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任何时候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习仲勋还十分重视保护文物，他时常叮嘱说：西北是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凡我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均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的责任。当西 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勋、林伯渠和贺龙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古迹文 物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其种类为：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贵重图书资料、包括外文书刊、专科书 籍及各种调查图表；古代钱币、铜铁钟鼎、陶瓷器皿、古字画、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区、新区的古迹名胜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树木、寺院、庙宇及其他 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均需一律保护，必要时指令专人保管移交，以免损坏。后来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损毁极少，这与习仲勋等在战争年代的远见卓识和采取的保 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1950年7月，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西北是多民族地区，必须重视民族问题，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 重要的实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细节，都不应认为是技术问题，而要看作政治问题以严肃态度对待。‛他指出：在民族工作中，必须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 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地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要有计划地办好民族干部学校；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切实尊重各 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工作中都要照顾民族特点，‚不要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阶级矛盾，否则就是民族矛盾‛。他颇有远见地说：‚全世界有三亿人信仰 伊斯兰教，我们工作做好了，在东方亚洲影响很大。总之，民族工作不要急‛，‚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习仲勋针对有些干部在工作中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的倾向，他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一书中的分析，着重说明不能把宗教当作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

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便已有了朴素的宗教观念，宗教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群 众面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而求助于神秘现象的表现。封建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们制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会随着封 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由此，他强调说明统一战线在新疆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党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组织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与汉族地区比较，新 疆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广泛，除开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以外，各民族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重要人物和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都是我 们团结的对象。而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习仲勋在欢迎十世**的宴会上致辞：‚西藏是中国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不能让任何帝国主义强盗侵占和蹂躏。‛1951年12月18日，他在 《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出‚要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不能犯急性病‛，要‚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各种情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历史等）。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了解不全面，就不能得出正确的办法。‛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说：‚彭总、贺龙和习仲勋的举止高雅，侃侃 而谈，热情友好的气氛，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对比之下，使我看到国民党大长官盛气凌人和我受到的鄙夷和凌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是满口陕西关 中话的习仲勋，使他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格外亲切的大西北乡情。

30多年后，习仲勋在与胞弟习仲恺谈话时，还提到了当年收服项谦的往事。他说：‚对于青海项谦的问题，那时张仲良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打。项谦是游牧部落的头人，你来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来了，他的整个部落又都是骑兵。张仲良说要用五个团的兵力来解决问题，我说五个团也解决不了。后来叫喜 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是八九次。后来毛主席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81年，在全国中小学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习仲勋针对当时一些教育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表现不好的孩子要善于引导，越是调 皮的孩子，你越要热爱他、引导他，因为小孩子还不定型。学校不要搞什么快班、慢班，快班的老师兴高采烈，学生也觉得他们好得不得了；慢班的老师灰溜溜，学 生也觉得不光彩，这个不好。他以前做学生思想工作时说：‚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红军长征多艰苦，又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为了什么？再说，现在 不光学生苦，老师也苦，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都很苦，但一定会苦去甘来。‛

习仲勋曾回忆和评价说：‚二师有不少时间游居在山村群众的土窑洞里，有时在旷野、林间以至行军途中坚持教育和上课。当时学校流行这么几句顺口溜： ‘庙宇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没教材，老师自编自选；没有黑板，借用群众的门板；没粉笔，用黏土块制作土粉笔；没纸，利用桦树皮 和旧书报；没桌凳，坐的是砖头石块，膝盖当课桌。自己打柴烧木炭，开荒种粮种菜，采野菜，纺棉线，白天上课，晚上放哨，还搞军事训练和演习。学校教育和社 会实践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始终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病逝，他的夫人齐心，满含深情写下了寄托她无限哀思的祭文——《我用微笑送你远行》：‚在你昏睡中，一位中央领导同志 来看望你，他对我说，习老一生为革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最大的功绩在于一个‘落脚点’，一个‘开放圈’。仲勋，我知道，在你心里，你一直认为，落脚点 也好，开放圈也好，基础都是建立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你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习仲勋。我明白你这话的内涵。‛

蒙冤16载的习仲勋，虽然曾为中央党校的学员，但他不参加校内任何学习和活动。20年后，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起这段往事：‚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 届十中全会上，因为一本书的问题，我就靠边站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几乎十六年我没有工作。‛1968年至1978年，习仲勋先是在北京卫戍区被‚监 护‛，之后又被下放到洛阳监管，过着既无党的组织生活，又无具体工作、监外监护的‚流放生活‛。但他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期间常说：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不易 呀！有多少人为之流血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党的领导，要用自己的双手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因而他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泼洒在他身上的污水 最终也会除去！他坚持每天散步，锻炼身体，随时准备承担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习仲勋在8年隔离审查后面对两个女儿，已分不出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他离开家时，大儿子近平11岁，小儿子远平8岁，见面时已分别是19岁和 16岁的大小伙子了。25年后，习近平颇为感慨地谈起了这次相见时的情景：‚他看见我们就哭了，我赶忙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燃了一支。他就问 我，你怎么也抽烟了？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抽烟我批准了。’到第二次再见到我时，他竟然 把自己用的一个烟斗给了我，并说：‘我知道你没有条件抽纸烟，回去以后就用这个烟斗抽旱烟。’这是他在困难境地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习仲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在周恩来总理病逝后，他经过厂门口，看到橱窗里周恩来的照片，边看边流泪，有张是他和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照片。他给 周围的工人讲述说，周恩来在前边拉车，我在后面推车，这张照片把我抹掉了。为什么要抹掉呢？这是历史呀！他一时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习仲勋曾在七大落幕、参 加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讲道：‚历史最贵真实，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紧，不知道也不要紧，最有害的曲解和捏造历史。党史是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如果丢开党 和人民来谈历史，那就失掉了历史的真实‛，‚真正的领袖是在不脱离群众斗争的同志中产生的，决不会在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身上体现出正确路线。‛

1985年，当习仲勋第二次来到江西苏区，由于道路翻修，车辆较多，警车不时鸣笛，示意让道。他严肃地说：‚怎么能这样呢，这样会吓着群众，不要因 为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当 车停下来的时候，他快步走上前去，给警车上干警说：‚不要再鸣笛了，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不是老爷啊！‛在井冈山，他会见了王佐 和袁文才烈士的后代。他嘱咐江西省领导说：‚我们一定要把烈士家属的疾苦放在心上。把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的生活安排好，让人民放心，让党中央放 心，让烈士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习近平在父亲习仲勋88岁寿辰时，饱含真情写下了他对父亲的 敬重之情：‚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 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 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看到西北植树造林，习仲勋欣慰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不仅要认识中国，而且要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长征接力有来人‛ ‚满目青山夕照明‛，这是叶剑英晚年写下的诗句，也是习仲勋十分喜欢的诗句。在习仲勋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受过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也创造了常人难以企 及的辉煌。他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他在赠赵伯平《一身正气，满腹经纶》的诗中写道：‚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 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这也正是习仲勋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在习仲勋同志的追悼会上，写有‚南梁黄土‛和‚环县小米‛的两个小红布袋，赫然映入眼帘。南梁和环县，是留下习仲勋青年足印的地方。从征战陕北到主 政南粤，从‚年轻有为‛到‚炉火纯青‛，他的一生都‚把屁股端端坐在老百姓这面‛。正如《习仲勋传》中所写：‚习仲勋，这位由农家后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对祖国和人民，尤其对中国农民怀有特殊而深沉的情感。当经历了七十余年的不懈奋斗进入人生深秋的时候，他仍时常吐露心声：我是农民的儿子。‛

一身泥土气息，魂归黄土高原。同月同日生，相隔一甲子，掩卷拭泪痕。

第三篇：观习仲勋纪录片有感

艰苦奋斗，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观习仲勋纪录片有感

今天，在入党积极分子参加的党课课堂上，老师为我们播放了习仲勋纪录片中的第一集《烽火陕甘》和第二集《纵横西北》。该纪录片是为了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而播出的，详细地向我们展示了习仲勋作为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波澜壮阔、功勋卓著的革命生涯。13岁入团，15岁入党，19岁发动“两当兵变”、21岁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在创建陕北苏区这一时期，直接在党危难时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想想那时习仲勋才21岁，在这么年青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不得不令人敬佩，学习。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毛泽东主席于1943年1月为习仲勋同志亲笔书写的题词，也是对他一生最客观准确的评价。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经历何种革命斗争和各种复杂环境考验，面对逆境坎坷，习仲勋同志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他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闹革命打江山；他热爱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毛泽东主席如此评价。“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是习仲勋同志一生的忠实坚守。

习仲勋同志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应该是他成功的“秘诀”。1943年初，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大大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习仲勋同志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他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遴选新的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从孤军奋战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线，到在组织中担当大任，毛主席把重任交给他，他从来不曾令毛主席和拥戴他的人民失望过。他走到哪，就将改革和信念带到哪，老百姓尊敬他，爱戴他，信任他，他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的公仆。

革命过程中的习仲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有不良风气，别人不敢说，他敢说。有需要改革的地方，别人不敢改，他敢，他总是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汇报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敢于揭露和改革的勇气和敢作敢为的魄力深深震撼着我们，这时候的他，才不过和我们一般大的年纪，但是身上却肩负这这个国家的重任，肩负着中国革命的未来，然而，他并没有退缩和逃避，相反，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超于常人的智慧给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十分出色，而且年轻，从最年轻的革命领袖，到最年轻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主席，再到最年轻的西北局书记。他的一生总像是在谱写传奇，但这传奇的背后却是和着鲜血和汗水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他从群众中走来，到群众中去，为我们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一生学习。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时代在发展，文化在进步，我们生活在新的时代，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外敌入侵，我们不用担忧吃不饱，穿不暖，我们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现代科技也给我们以极大的方便。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赋予了我们青年新的使命，我们应该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吸取优点，接过他们手中的枪，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青年的果敢和卓绝，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唱响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刻苦学习，艰苦奋斗，自立自强，开拓创新，磨砺品格，砥砺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更加壮美的青春佳绩。

第四篇：革命家黄兴

革命家黄兴

第一节走上革命道路 黄兴，原名轸，字厪午，从事革命活动后改名黄兴，字克强①。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1874 年10 月25 日）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市）。5 岁时，跟随父亲黄筱村发蒙读书，随后又入附近的私塾就读，学习勤奋。童年时代，喜欢听乡间老辈讲洪秀全、杨秀清的革命事迹，“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①。他还师从浏阳李永球学乌家拳术，从小练就强健的身体。

光绪十九年（1893），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②。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③，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林圭等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黄兴曾与闻其事，帮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官保持中立，不加阻碍。这是黄兴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到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但自立军起义很快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英勇就义。黄兴痛悼唐才常，并萌生了革命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 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 年6 月），黄兴抵东京。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 年12 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①。黄兴虽然学的是师范，却特别留意于军事技能的学习。他请日本退伍军官教授军略，学习兵法；利用空闲时间参观日本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天清晨起来，到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

① 《公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孙中山全集》第2 卷，第220—224 页。① 1904 年起义失败，东渡后始改名，取“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之意。②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13 页。

③ 张知本：《国庆日忆黄克强先生》，载1959 年10 月10 日香港《时报》。① 《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1 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生了拒俄运动。俄国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趁机占领了整个东北。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期满，俄国却仍然不履行条约，企图永久霸占东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因而爆发了拒俄运动。黄兴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②于是他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指归国发动革命之人员），准备回国策动反清革命。黄兴在回国前夕与刘揆一讨论进行方略，认为除在军学界普遍发动外，目前更应注意团结会党兄弟，共谋反清革命。他自东京启程回国后，便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② 石陶钧：《六十年的我》，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5 页。第二节创立华兴会

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黄兴返湘途经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湖广总督张之洞闻讯大怒，立即命首府兼院长梁鼎芬出告示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仍“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①。

黄兴回到长沙后，在明德学堂主持新开办的速成师范班。明德学堂是长沙城里新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教员中许多人都富有革命思想。如张继教历史，周震麟教地理，苏玄瑛教国文等。黄兴除在明德学堂任课外，还在长沙的经正、修业、实业等学堂和民立第一女学、安徽旅湘公学兼任教员。他利用教书的机会，向学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以教书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活动。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 年11 月4 日），黄兴以过30 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

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2 月15 日），华兴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黄兴提出“雄据一方与各省纷起”的方案，即从湖南发难，然后谋各省的响应。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黄兴和华兴会的同志印发宣传品，鼓吹反清革命。他还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里，和日本教员一道秘密制造炸弹，并派人出省购置军械。黄兴还变卖祖遗田产，以解决经费的需要。为了联络会党和军队，黄兴又设立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重点是联络会党。光绪三十年（1904），黄兴曾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决定于十月初十日（11 月16 日）慈禧太后70 寿辰那天在长沙起义，常州、衡州等五路同日举事，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

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华兴会在湖南部署稍有头绪之后，便加强与外省的联络工作，派宋教仁、胡瑛到武昌，着重运动武汉三镇新军；派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明缙，劝其届期响应；派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促其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毓麟、章士钊负责沪、宁地区的策应工作。黄兴则来往于湘、鄂之间，统筹指挥全局。

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马福益手下的人被清地方当局所捕，供出了起义计划和首领“长沙黄厪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特别要捉拿黄兴归案。事态急转直下。九月十六日（10 月24 日），黄兴于差役来捕时乘间避往开明绅士、明德学堂校董龙绂瑞家，后又转移到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至十八日（26 日）化装成海关员司，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华兴会的其他重要骨干也先后避于上海。长沙起义计划遂陷于流产。黄兴创立华兴会后，策动的首次武装起义未及发动即陷于失败。主要是由于未能严加保密，革命机关处于半公开状态，招集人员仍采取旧式会党散发票布的落后办法，致使起义走漏风声。长沙起义事泄后，会党虽然受到严重损害，但华兴会却保存了元气，黄兴及华兴会骨干纷纷出走长沙。

① 《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5—26 页。

第三节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

黄兴避居上海后，因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的牵连，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得以出狱。后避难到东京，过着流亡生活。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 年7 月），经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会见。二人畅谈革命大势，交流思想，共议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七日（7 月29 日），黄兴约集华兴会骨干商议与兴中会合组革命团体问题。会上，陈天华明确主张“以吾团体与之联合”；刘揆 一主张“不入孙会”；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宋教仁认为“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之关系如何”①。众说纷纭，最后在东京的华兴会员除少数人外，其他都决定参加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八日（7 月30 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计70 余人。会上，确定新成立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黄兴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

七月十三日（8 月13 日），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发起组织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达1300 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指出当前民族思想蓬勃发展，号召到会者摒弃改良主义道路，采取革命手段，致力于反清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 年8 月20 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者约百余人。黄兴首先在会上宣读章程草案30 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①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

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第276 页。

① 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 册，第210—211 页。

第四节领导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他首先在学习军事的留日学生中建立“丈夫团”秘密组织，积极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在日本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聘俄国革命党人为教授，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为保密起见，他还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中同盟会员的会籍。

光绪三十一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

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①。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十月十九日（12 月4 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黄兴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商议策划两广起义。当时，广东钦州、廉州（今属广西）爆发了抗捐斗争。清军郭人漳部移驻钦州，镇压抗捐斗争。黄兴冒险去钦州，策动郭人漳起义。郭人漳表示，“如有正式革命军起，必反戈相应”。七月，王和顺率会党起义，占领防城，直逼钦州。郭人漳看到革命力量有限，改变主意，按兵不动。起义军作战失利，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黄兴出走越南河内，和孙中山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准备在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 年12 月2 日），黄兴派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进攻镇南关，占领了山顶上的3 座炮台。镇南关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孙中山从河内前往指挥。起义军跟清军激战几昼夜后，终以弹药缺乏，援军未到，不能坚守，只得自动放弃，退入越南境内。

是年，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等在潮惠起义失败后，鼓动同盟会内一部分人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举黄兴担任。黄兴致信在东京同盟会总部以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表示反对，信中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①黄兴以革命大局的利益为重，一直注意维护同盟会的团结，使其免于发生重大分裂。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 年3 月27 日），黄兴率退入十万大山的会党部众和越南华侨等200 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这支队伍，凭着200 多支杂枪和为数不多的弹药，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40 多天，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清军1 万余，声威大振。孙中山曾赞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今越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①四月初，因势单力孤，弹尽援绝，黄兴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适值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到河口后，因起义军内部指挥不灵，调度不动，便决定重回河内，征集旧部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线。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军失去统帅，起义又归于失败。

① 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

（二），第143 页。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第284 页。

宣统元年四月初一日（1909 年5 月19 日），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美筹款，以济革命之进行，而将国内革命运动委托黄兴、胡汉民负责。十二月（1910 年1 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邀请，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经商议，决定次年元宵节（2 月24 日）前后举事。不幸消息泄漏，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1910 年2 月12 日），倪映典等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并不因历次起义失败而灰心，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②。

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910 年11 月13 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十二月十八日（1911 年1 月18 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11 年4 月23 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①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三月二十九日（4 月27 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 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敌人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1 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闰六月初六日（7 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②。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第289 页。

② 《辛亥革命》第1 册，第14 页。

① 《辛亥革命》第1 册，第16 页。

② 《黄兴集》，第40 页。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非常恐慌，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前往镇压，溃败而还。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陆军的袁世凯出马。袁世凯集中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对革命军非常不利。黄兴在香港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随即离开香港，赶赴武昌前线。九月初七日（10 月28 日），黄兴抵达武昌。据记载：“正当前线紧急之际，黄兴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兴到后，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①黄兴立即渡江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九月十二日（11 月2 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九月十三日（11 月3 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20 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十月七日（11 月27 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黄兴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汉阳20 余日，使各省得以乘机大举，次第响应，革命军声势一天天壮大，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黄兴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 《黄兴集》，第67 页。

第五节民国初建

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 年12 月1 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十一月初四（12月23 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①初六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1912 年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兵站总监，负责全部军事工作。陆军部成立后，立即制订出分兵六路北伐的计划，准备在南北和 议破裂时，立即宣战，分兵合击，直捣北京。当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下的军队虽号称17 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有不满万人的粤军2 个师，其他各师战斗力很差，有的将领专横跋扈，不听命令，而军饷又十分拮据，黄兴的处境很困难。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南北和议就在上海开始了。袁世凯依靠他的北洋军队，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一方面利用革命派的势力逼清帝逊位，一方面对革命派耍弄武力和“议和”的两面手法。1912 年2 月12 日，袁世凯逼迫清宣统帝退位。13 日，孙中山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接任。15 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 月1 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南京驻扎有10 多万人的军队，袁世凯却不发给军饷，存心与黄兴为难。黄兴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选择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成第八师。这个师的中上级军官，大多数是同盟会员，有的还是“丈夫团”的成员。黄兴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起来，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部队则分别进行裁撤或调拨出去。裁兵任务完成以后，留守府就被取消了。

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1912 年8 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 月11 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①。这时，宋教仁在北京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举为理事之一。黄兴积极推行政党政治的主张，他甚至劝说袁世凯也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自己虽未加入，但他的亲信、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多数阁员都填写了国民党入党誓愿书。黄兴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持民国前途，于是萌生功成身退之意。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便转而积极鼓吹和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教育。

① 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 集，第17 页。①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 集，第196—197 页。

1912 年8 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①为了发展实业，他曾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旨在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移民实边；大力提倡国民捐，倡议创设国民银行和国民银公司，发行不兑换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他担任过铁道协会副会长和汉粤川铁路督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过矿务；参与发起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这些活动和主张，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收回外溢利权，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和进步意义。黄兴十分注重教育。他说：“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①又说：“兴思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发展国民生计问题；而本问题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夫发达国民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则为天经地义之不容或易。”②为此，他主张“普通教科材料应取实利主义”，并“可以实业教育定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③。此外，他还主张延长教育年限、小学用国语教学，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④可见，黄兴在谈论实业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脱离政治，而是要“以国家为前提”。

① 《民立报》1912 年9 月4 日。

① 《黄兴集》，第252 页。

② 《黄兴集》，第240 页。

③ 《黄兴集》，第244 页。

④ 《黄兴集》，第267 页。

第六节南京讨袁

1913 年3 月20 日，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

国民党人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黄兴认为掌握兵权的人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与孙中山的意见发生分歧。不久，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在上海租界落网，并搜出有关案件的函电多件。4 月25 日，在黄兴、陈其美的敦促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44 件，直接布置暗杀宋教仁行动的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作贼心虚的袁世凯，一面替赵秉钧狡辩，反对黄兴提出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理的要求；一面不经参议院议决，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擅自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2500 万英镑的协定。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立即扩充军队，准备向南方革命派进攻。同时，袁世凯借口破获“血光党”，诬陷黄兴，并指使北方都督通电攻击黄兴等人。6 月14 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被动地位的革命派，在袁世凯的进攻面前，不得不奋起反抗。江西都督李烈钧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后，于7 月12 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首先竖起了讨袁的旗帜。袁世凯随即派兵南下，步步进逼，战事危急。7 月14 日，黄兴自上海赶到南京。15 日，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讨袁。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和上海先后响应，是为“二次革命”。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 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 月22 日，徐州失守。25 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 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七节流亡日、美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①。孙中山认为党员不听他的号令，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分子太复杂，已不能起作用，主张解散国民党，另行组党。并表示他要做真党魁，不愿做假党魁，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黄兴对孙中山的责难做过些解释，但仍表示：“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①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①黄兴不赞成另行组党，主张国民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整顿、扩充，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

1914 年春，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一定要写誓约，井且一定要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按上中指指模。孙中山自己的誓约则为“统率同志，再举革命”。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员分为三等，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元勋公民，协助党员是有功公民，普通党员是先进公民；在革命时期内，非党员不得 有公民资格②。黄兴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无论仍用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若要在誓约上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就是服从一个领袖，为一个人干革命；如果还要在誓约上按指模，那就像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了自由平等的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对待，而不应划分等级，更不应以所谓“功勋”、“有功”、“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因为党员是为尽革命的义务而入党的，不应当贪图个人的权利和享受。③黄兴当面向孙中山陈述过这些意见，但孙中山表示，一切要按他的计划进行，愿附从者，必须绝对听他的号令。并写信要求黄兴“静养两年”，以便他发动“三次革命”①。黄兴于是决定远游美国，“静养”一个时期，以便孙中山发展抱负。黄兴在动身前夕，在寓所与孙中山话别，孙中山写了一副集古句对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②对联意味深长。1914 年6 月30 日，黄兴从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于1914 年7 月抵达美国，在旧金山和纽约稍作停留后，居住在费城郊区。他同日本及国内一些革命同志经常有函电往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① 《黄兴集》，第243 页。

① 参见《黄兴集》，第458 页。

① 《黄兴集》，第356 页。

② 《黄兴集》，第357 页。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 册，第162 页。

① 参看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 辑，第79—80 页。② 《黄兴集》，第360 页。

他发表演说、编印资料、撰写文章，向美国公众舆论和华侨宣传反袁。1914年秋，黄兴还发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③在旧金山居留时，黄兴曾聘一美国教师讲授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情况，以为将来建设作准备。

黄兴虽身居美国，但仍一直与国内反袁势力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1915 年9 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倒袁运动。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陆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 年1 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国军；又密令刘揆

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

这时，国内各方面的函电纷纷飞来，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孙中山也电邀他回国并肩讨袁。黄兴遂于1916 年4 月22 日自旧金山启航，5月9 日到达东京，即发表讨袁声明。5 月下旬收到先期返沪的孙中山来信，分析了反袁形势，嘱其向日政府借款，购买军械，以建立革命新军。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至5 月底，日方允借500 万日元。1916 年6 月6 日，袁世凯因举国声讨，众叛亲离，忧惧而死。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于是借款练兵之事乃作罢。

1916 年7 月8 日，黄兴回到上海，和孙中山一道致力于讨袁善后和党内团结的工作。两人商谈国事，一如往昔。月10 日，黄兴胃病复发，吐血数盂，卧床不起，延至10 月31 日溘然长逝。1917 年4 月，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③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30 页。

第五篇：观习仲勋记录片《主政南粤》有感

观习仲勋《主政南粤》有感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的课堂上，老师让我们观看了习仲勋记录片《主政南粤》，让我们对习仲勋有了一定的了解。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县城西南10余公里外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春，习仲勋进入渭北地区最有名的立诚公学高小部。这是一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也是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在这里，习仲勋开始了人生的新起点。不到13岁，习仲勋就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底，习仲勋与数名进步学生被抓，入狱4个月。在狱中，习仲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习仲勋挥泪辞家，走上了追寻革命的道路。1932年3月，习仲勋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建立的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也成了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毛泽东带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就十分惊讶：“你这个主席原来这么年轻。”

1936年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

抗战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

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被誉为国务院的“大总管”。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被停职审查。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文革”爆发后，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后身陷囹圄。直到“文革”结束后，习仲勋才彻底平反。

蒙冤时期的习仲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其子***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7年后再见面)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到广东不久，习仲勋就遇到“偷渡外逃”这个老大难问题。他实地来到收容站，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习仲勋意识到，制止偷渡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经过深入思考，他认为，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郑重提出，广东邻

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那些脑袋僵化、死抱教条的人，对这一创举和试验，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那时反对办特区和反对邓小平的人不少，广东地委书记中，就有两三个是反对邓小平的，北京也有人说，邓小平不懂经济，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对于办蛇口工业区，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少了一‘块罗!”也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即便在中央高层当中，也有不同意见。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得到许多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对此非常赞同，并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谈到配套资金，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习仲勋主张发展广东省的经济，走对外开放的经济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首先发展农业，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资源优势结合起来，鼓励广大农民群众种植荔枝，获得了较好的收益，为农民群众找到了一条发展的道路。

在广东，习仲勋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在习仲勋的努力下，不到3年的时间，“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11.2万名干部被平反。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叶剑英元帅的嘱咐，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寄予无限的希望。因为习仲勋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能够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封封要求平反的信件，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卷，如雪片似的飞进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他的案头。

经过听取汇报，审阅大量的案卷，并经过深入到各地调查研究，习仲勋基本弄清了广东各种冤假错案的情况。经过他的努力，很多宗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全省各级党委为原划右派分子做好摘帽、改正工作，并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等。

可以说，习仲勋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他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国的一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