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

第一篇：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

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引言：2001年12月的第一个周末，普通的一天，太阳懒懒地晒着，但是走在街上的人们会发现许多“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的横幅迎风飘扬。而就在不久前，由著名影星浦存昕担纲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在黄金时间播放，片中讲述的故事是一名商人在与一名妓女发生一夜情后感染上艾滋病。几乎与此同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警告说，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正在逐渐从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敏感的《纽约时报》对一向“保守”、“低调”的中国能够这样公开地讨论艾滋病问题表示“惊讶”。但这从一个侧面明白无误地昭示我们，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和传播已经迫在眉睫，无可回避。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4％。官方的统计数字是到2000年底，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到60万，现在应该早已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控制不力，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如果控制有力呢？最乐观的估计是150万人。但艾滋病专家警告说，这类数据远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只能误导决策者，错失抵抗艾滋病之害的良机。”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测算，以我国官方认可的60万感染者的治疗、不能工作以及劳动力和生产力等因素丧失的价值，将给我国带来每年4000亿至50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而在另一次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曾毅表示，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６０至１００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４６００亿元到７７００亿元。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导人担心：艾滋病一旦流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如果控制不力，艾滋病将成为我们的国家灾难，以至于已经有专家惊呼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第三次鸦片战争”。毫无疑问，艾滋病问题已经构成我们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特殊性表现在它的严重性与它所应该引起的关注是不相称的。就在这次艾滋病日的宣传之前，我们还几乎看不到健康的公共讨论，大部分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还是暧昧的、讳莫如深的。此情此景，如何不让人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而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还会看到，事实上在当前阶段，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流行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更多的阻碍来自非技术的层面，例如官员的态度，民众的道德观念等等，这就是政策应当而且能够加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回应是公共行政的秉性和内在要求，那么我们还有任何理由保持沉默吗？文森特·奥斯特洛姆说过：“政策分析就是力图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社会成员并要求对集体行动有同样影响的集体选择。……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的恰当形式将有助于更有效地解决一些共同问题，并能增进集体成员享受的全部福利。”此情此景，笔者将不惴浅陋，尝试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艾滋病的防治政策作出分析。第一章分析框架概述本文对政策问题采用的是制度分析的方法。制度分析(ItitutionalAnalysis)的旨趣在于人类选择的制度基础，包括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两个层面。制度分析有两个传统，即以康芒斯和凡伯伦为代表的老的制度分析传统和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制度分析之所以有了所谓“新”的称谓，是因为后者更多地采用了公共选择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概念，二者在逻辑起点、方法论和价值理念上多有重合。而公共选择(PublicChoice)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把适用于市场选择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非市场选择，因此研究公共选择的学者往往也很关心制度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把这两个传统放在一起，并且给他们贴一个标签，这就是“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的传统由于一大批学者的努力，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传统了，渗入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角落。国内有一批学者在研究公共政策时，也采用了这一传统，二者的结合，催生出Ia的分析方法。Ia以PCIA为逻辑，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问题。简而言之，是根据制度设计分析的理论框架，运用有关物品类型的理论与实证结论，以分析复合的人性冲动理论为基础，从操作层面、集体选择和立宪选择领域三层面考虑公民、官员、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各种复杂且可能的现实政策选择。本文对这一框架多有引用。具体说来，本文的框架如下：首先，探索有关物品和服务的性质，在这一框架中，将利用公共经济学的分析指出为什么政府在应对这场“斗争”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对物品和服务的属性的分析将把任何物品或者服务都看作是复合的，并且可以进行细分，而不是笼统地分为私益物品或公益物品。比如，气象服务具有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服务双重性，基础设施服务具有私益物品、公益物品、集体物品的三重性质等。将会看到有关物品属性的划分对政府应扮演角色的影响。其次，认为不同的物品或服务的不同的融资、生产、供给、提供、消费政策选择可能导致不同的问题。比如公共住房供给

第二篇：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

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引言：2001年12月的第一个周末，普通的一天，太阳懒懒地晒着，但是走在街上的人们会发现许多“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的横幅迎风飘扬。而就在不久前，由著名影星浦存昕担纲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在黄金时间播放，片中讲述的故事是一名商人在与一名妓女发生一夜情后感染上艾滋病。几乎与此同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警告说，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正在逐渐从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敏感的《纽约时报》对一向“保守”、“低调”的中国能够这样公开地讨论艾滋病问题表示“惊讶”。但这从一个侧面明白无误地昭示我们，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和传播已经迫在眉睫，无可回避。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4％。官方的统计数字是到2000年底，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到60万，现在应该早已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控制不力，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如果控制有力呢？最乐观的估计是150万人。但艾滋病专家警告说，这类数据远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只能误导决策者，错失抵抗艾滋病之害的良机。”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测算，以我国官方认可的60万感染者的治疗、不能工作以及劳动力和生产力等因素丧失的价值，将给我国带来每年4000亿至50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而在另一次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曾毅表示，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６０至１００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４６００亿元到７７００亿元。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导人担心：艾滋病一旦流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如果控制不力，艾滋病将成为我们的国家灾难，以至于已经有专家惊呼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第三次～战争”。毫无疑问，艾滋病问题已经构成我们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特殊性表现在它的严重性与它所应该引起的关注是不相称的。就在这次艾滋病日的宣传之前，我们还几乎看不到健康的公共讨论，大部分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还是暧昧的、讳莫如深的。此情此景，如何不让人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而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还会看到，事实上在当前阶段，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流行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更多的阻碍来自非技术的层面，例如官员的态度，民众的道德观念等等，这就是政策应当而且能够加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回应是公共行政的秉性和内在要求，那么我们还有任何理由保持沉默吗？文森特·奥斯特洛姆说过：“政策分析就是力图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社会成员并要求对集体行动有同样影响的集体选择。……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的恰当形式将有助于更有效地解决一些共同问题，并能增进集体成员享受的全部福利。”此情此景，笔者将不惴浅陋，尝试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艾滋病的防治政策作出分析。第一章 分析框架概述本文对政策问题采用的是制度分析的方法。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旨趣在于人类选择的制度基础，包括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两个层面。制度分析有两个传统，即以康芒斯和凡伯伦为代表的老的制度分析传统和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制度分析之所以有了所谓“新”的称谓，是因为后者更多地采用了公共选择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概念，二者在逻辑起点、方法论和价值理念上多有重合。而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把适用于市场选择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非市场选择，因此研究公共选择的学者往往也很关心制度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把这两个传统放在一起，并且给他们贴一个标签，这就是“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的传统由于一大批学者的努力，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传统了，渗入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角落。国内有一批学者在研究公共政策时，也采用了这一传统，二者的结合，催生出Iapp的分析方法。Iapp以pCIA为逻辑，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问题。简而言之，是根据制度设计分析的理论框架，运用有关物品类型的理论与实证结论，以分析复合的人性冲动理论为基础，从操作层面、集体选择和立宪选择领域三层面考虑公民、官员、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各种复杂且可能的现实政策选择。本文对这一框架多有引用。具体说来，本文的框架如下： 首先，探索有关物品和服务的性质，在这一框架中，将利用公共经济学的分析指出为什么政府在应对这场“斗争”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对物品和服务的属性的分析将把任何物品或者服务都看作是复合的，并且可以进行细分，而不是笼统地分为私益物品或公益物品。比如，气象服务具有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服务双重性，基础设施服务具有私益物品、公益物品、集体物品的三重性质等。将会看到有关物品属性的划分对政府应扮演角色的影响。其次，认为不同的物品或服务的不同的融资、生产、供给、提供、消费政策选择可能导致不同的问题。比如公共住房供给政策导致住房供给紧张，并导致各方面的负激励，不能实现安居；安全服务集权化安排反而无法实现有效的安全服务；自然垄断行业国有化导致过分管制无效，需要进行改革等。第三是，这一分析框架主要着眼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分析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层次上分析各方面的政策选择：（1）操作层次：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政府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并导致不同的结果。（2）集体选择层次：为了使有关方面采取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政策选择，制定特定的集体选择的规则，在特定的基础上，有关方面才有积极性采取适当的政策。（3）立宪层次：正如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一样，聪明的人未必就能选择合适的制度，这时有关选择制度的立宪规则就非常重要。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公共政策的建议都是开放性的，而不仅仅是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的狭义的政策。来自社会层面的、组织的乃至个人的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努力都被视为是政策的一部分。所以说，在以后的章节中，笔者将从有关物的属性探讨开始，结合人性的假设分析物品的属性与相关的政策选择的关系，描述当前存在之有关政策并在上述之理论框架下分析其利弊，最后文章将从理论走向现实，从抽象走向具体，给出一个可能的有关艾滋病控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本文无

意将分析的目标定在得出一种具体的结论上来，只是想通过运用一种好的分析框架对某种公共服务进行政策上的分析，分析各种制度安排的优与劣，探讨现实中在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向上进行探索的可能性。本文坚信，由于现实的多变和丰富性，理论可能总是“灰色”的，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唯一的、最优的有关问题解决的制度安排，各种制度安排都有其有效限度和空间。但是当我们抛弃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力图合理地运用先哲们的思考成果冷静地去分析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问题时，我们就可能已经为一种好的、有效的针对这一问题的供给埋下伏笔了。第二章 艾滋病流行及传播机制概述艾滋病，是英文“AIDS”的音译，直译应是后天免疫力缺乏症。艾滋病是指受艾滋病病毒感染人士免疫力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产生了并发症的阶段。这些并发症包括伺机性感染及恶性肿瘤。感染艾滋病的罪魁祸首是艾滋病病毒，即“HIV”。HIV直译为“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由于艾滋病这个病症及其命名，比起艾滋病源（即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的发现，要早了好几年，所以公众也倾向称HIV为艾滋病病毒。当我们使用HIV/AIDS时，一般泛指所有与艾滋病病毒或艾滋病有关的人、事项、工作或活动。从公众健康计划及控制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在于预防艾滋病毒的传播，然而所有相关的个人及社会冲击，则是由许多各种人类对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反应所引起的。1981年，美国发现了世界上首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临床病例报告。20年后的今天，艾滋病已经变成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自从艾滋病流行以来，已有6千多万人感染了这一病毒。目前艾滋病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一死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它是第四位的杀手。截至2001年底，估计全球有4千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病毒新感染多发生在年轻成年人，其中年轻女性尤其易感。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约有1／3的人年龄在15－24岁之间。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他们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数百万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或对于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感染知道得甚少。以下是一个数据汇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合计 成人 妇女 小于15岁的儿童4000万 3720万 1760万 270万 2001年艾滋病病毒新感染者合计 成人 妇女 小于15岁的儿童500万 430万 180万 800,000 2001年艾滋病死亡数合计 成人 妇女 小于15岁的儿童300万 240万 110万 580,000在我们所处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目前估计有7百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2001年艾滋病在这一地区夺去了43.5万人的生命。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包括一些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印尼等，目前的全国感染率还较低，但其中隐藏着危险的信号，因为它有可能隐藏了不同地区的局部流行。艾滋病对经济增长、收入和贫困有深远的影响。估计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半数以上的国家艾滋病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人均GNp年增长率下降0.5-1.2％。到2010年，在艾滋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8％，人均消费水平可能下降更多。计算显示，到2020年，流行严重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损失20％。各类公司在培训、保险、福利、缺勤和疾病方面会面对更大花费。在埃塞俄比亚对15家公司的调查发现，员工5年内的所有疾病中，53％与艾滋病有关。目前，从总的情况来说，中国还没有出现全国性的艾滋病大规模流行，艾滋病疫情在地区分布上仍较聚集，2001报告感染人数最多的四个省份分别为云南(1348例)、新疆(1109例)、广西(832例)和广东（700例），四省报告人数合计占到总数的76.7%。但存在潜在的流行趋势，局势严峻，一触即发，并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专家警告说“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其它地区见到了太多太多艾滋病造成的危害，有足够的证据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的一切。”当前，中国艾滋病的感染主要与两类高危行为有关，即静脉注射吸毒和不安全性行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把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定义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可能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因此，所谓高危行为，也就是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极高的行为方式。从目前报告的HIV感染者的情况来看，前者约占2/3，后者占8％。2001报告的数据是，经静脉注射毒品感染的人数3460例，占全年报告感染者总数的66.5%；经性途径感染的人数占感染者总数的8.1%，其余的占21.0%。

（一）吸毒者的高危行为 1999年，全国共查获毒品犯罪案件6.5万起，缴获～5.364吨、～1.193吨、～（俗称“～”）16.059吨，以及部分～、摇头丸（ＭＤＭＡ）、～等，破案数和缴获毒品总量分别比1998年增加2.4％和33.6％。中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万，1995年为52万，1999年为68.1万。估计实际人数将是8-10倍。现有吸毒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0.54‰，吸毒人数中，吸食～的占７１．５％，年龄在３５岁以下的占７９．２％。截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国累计报告的１７３１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因静脉注射毒品感染的占７２．４％。艾滋病病毒在吸毒者中传播十分迅速，主要危险来自共用注射器。1992－1994年云南德宏地区的吸毒者中30％以上通过静脉注射吸毒，70－100％的注射毒品者共用注射器。在新疆伊宁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吸毒者都是通过注射方式吸食毒品。1993年以前，HIV感染的报告主要集中在云南省，但1995年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份报告显示35％的注射毒品者为HIV阳性。1996年新疆的国家级艾滋病哨点监测开始报告HIV感染者，伊宁和乌鲁木齐市注射毒品者HIV感染率分别为76％和38％。1997年广西的凭祥、东兴和百色亦出现HIV阳性报告。来自百色的一份报告显示在79份吸毒者的样品中61份样品呈HIV阳性。糟糕的是，一旦感染，吸毒者往往没有意识（也许是由于无知）去防止病毒传给他的同伴，或者又通过性行为向更大的范围传播。政府对贩毒分子的政策是严惩不怠，对吸毒者采取戒毒拯救的策略。中国目前有许多戒毒中心和临床诊所，有些是由公安机关开办，有些则是由医疗部门或地方社区负责。但是，戒毒后复吸率极高，可达70－90％。现阶段，只开展对吸毒者的戒毒工作，还没有开展对吸毒者的维持疗法。因此，除了减少毒品的供应和需求之外，当务之急是采取强有力的措

施减低毒品危害，特别是教育注射毒品者了解共用注射器和针头以及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对健康造成的危害。

（二）不安全性行为 不安全性行为是指一个人在不了解对方HIV感染状况的情况下进行无保护性交的行为。这包括嫖娼行为和非商业性的多性伴（主要为同性恋者）行为。

1、嫖娼行为 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成功地取缔了娼妓。但自80年代开始，娼妓现象在某些沿海城市和大城市重新出现并不断延伸到内陆的小城镇。全国1996年共抓获卖淫嫖娼人员42万人。公安部门估计，实际上从事卖淫嫖娼的人员数量可能达到300至400万，约为报告数量的10倍。而潘绥铭先生通过实地的调查，在1993年就估计达到了约400万。娼妓现象损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并助长性病的流行。为了保护妇女的权利，中国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严禁强迫、欺骗妇女从事娼妓活动。每个省都建立了妇教中心，每年约收教4－5万卖淫妇女。有些妇教中心已经开展性病艾滋病知识教育。但有相当的妇女从妇教所释放以后继续从事卖淫活动。暗娼可以分为许多类，从包娼（我们熟悉的“包二奶”）到在建筑工棚和路边小店卖淫的妇女。她们性行为增加的次数与收入和安全性行为知识的减少呈负相关。此人群中同伴关系融洽，交流良好，交流的内容包括如何避孕，如何和嫖客讨价还价，如何吸引嫖客等。这显示出有关性病艾滋病预防的知识也可以通过同样的途径在同伴之间传播。调查显示，通常由嫖客来决定在性交时是否使用避孕套。海南的一项研究显示30％的暗娼回答她们在最后一次性交时使用避孕套。另一项在云南的研究发现暗娼们在进行非商业性性行为时不使用避孕套。暗娼流产率可以作为衡量她们在性行为时是否采取保护措施的有效指标。海南的研究发现有18％的暗娼回答有过人流史。在云南的研究发现一些暗娼报告在过去两年内作过人流，但是暗娼老板们认为90％的暗娼都作过人流。妇教所中暗娼的性病感染率为10％－60％，平均达到了30％左右。大多数患STD（性传播疾病）的暗娼自己购药治疗，有的到私人诊所或找一些非法从医人员治疗。来自性病门诊的报告显示大多数男性性病患者的感染都是由于无保护的性行为造成的。有估计认为暗娼中HIV感染率在0.01％到1％之间。

2、性传播疾病（STD）自70年代后期起，中国性病报告数字逐渐增长。1995年报告的性病病例数为36.2万，专家估计实际患病人数可能是报告病例的10倍。同时亦有估计认为到2000年报告的性病数字可能占35种法定传染病发病总数的50％以上。来自性病监测哨点的监测资料表明某些性活跃人群如暗娼中性病感染率很高。在高危人群中已开始进行一些调查工作，在山东省进行的一项对长途卡车司机的调查发现，7％的司机患有性病；江苏的一项研究表明，流动建筑工人中4％的人患有性病；在哈尔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拘留所和妇教所，暗娼和嫖客的性病感染率可达10％－80％。上述事实对于我们了解艾滋病目前流行形势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性病患者处在HIV感染的更高危险之中。这样说有两个理由：其一是性病患者经常有高危行为如卖淫嫖娼，其二是从生理角度考虑，性病患者对HIV的易感性增高，这是因为由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更有利于艾滋病病毒和性病病原体侵入机体。

3、同性恋人群的健康 中国的同性恋者到底有多少，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在全国的150个观测哨点中，已经针对性工作者、性病病人和静脉吸毒人员，却始终没有将同性恋者包括进去。但我们从侧面还是能大致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据新华社报道，在卫生部召开的2001年艾滋病防治情况通报会上，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表示，要高度重视我国同性恋人群在传播性病艾滋病中的作用，对同性恋高危人群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已刻不容缓。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估计有三千万至四千万之多。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尚不得而知。1997的数字是，据报道，北京一个综合性的大医院的38个HIV阳性病人中，有12个是经同性恋行为传染的。北京的另一个医院部报道，33个HIV感染者中有10个是来自于同性恋高危人群。有估计指出，在中国的某些城市中有10％的HIV感染者是由不安全的同性恋活动引起。而据张北川的不完全的调查，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有21个、27个和29个省市自治区有男同性恋者感染传播艾滋病毒，感染率分别为17.7％、4.9％和5.5％。一个人爱同性还是爱异性，与艾滋病完全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女性间的性活动与男性间的情况正相反，是不易感染艾滋病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同性恋者通常选择与异性结婚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性取向；同性活动大多也因此采取地下的方式，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这就为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大流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北川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实例来印证他的担忧，某大城市一位自愿参与对男同性恋者艾滋病干预的同性恋者描述到，在一家浴池内，“整个性活动过程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完全公开进行的……”。这位志愿者问一位不停更换性伙伴的男孩，是否知道艾滋病已在同性恋人群中流行？男孩的回答是：“别听吓唬，那是外国病，再说，该怎么死就怎么死，那么讲究干啥？” 张北川忧心忡忡地指出，由于不少男同性恋者存在着极易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和心态，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加强健康干预，在男同性恋者中推广安全套等，中国将可能有成百万的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第三章 艾滋病问题的属性分析

（一）对市场选择的经典经济学分析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物品属性的分析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形成了所谓“私益物品”与“公共物品”的二元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利用数学表达式，给两种物品下了定义。他认为，某种私益物品的总消费量等于全部消费者对私益物品消费的总和，用公式表示为：X j = S x ji（j = 0，…，J）i?[1,n]在此公式中，X为最终消费品，上标i为消费者人数，下标j为私益物品投入量。Xj 是指最终消费品的j 次私益物品投入量，显然它应该等于全体消费者i的总投入量。而公益物品的消费总量则等于任何一位消费者的消费量，用公式表示即：X k = X ki（k = J + 1，…，J + K）当代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与安东尼·B·阿特金森也认为，在物品的分类方面，私益物品与公益物品处于一个序列的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私益物品）中，一个人的消费增加一个单位使得他人的消费减少一个单位；而公益物品在另一极端，一个人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导致他人消费的减少。应该说，这一分类方法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理论上这一简单的划分有利于进行理论分析，减轻了分析的难度；现实中，公与私的划分关系到物品的供给制度安排，如私益物品的供给利用市场的制度安排，公益物品的供给则可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了。

1、私益物品私益物品是我们在竞争性的市场中通过交易就能有效地转让产权的一系列物品的总称。私益物品的分配、转让在经典的经济学看来，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整达到合意的结果。这一机制奠基于对个人理性的假设，即对消费者来说是以有限的支出来获得最大的效用，对生产者来说就是以有限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利润，各方面努力的结果就是各个消费者剩余和各个生产者利润的充分实现。这是经济生活中的“私”。私是市场机制的动力。一般认为私益物品具有如下特征：（1）使用上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排他性意味着我使用了一种物品和服务，就排除了别的人使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私益物品是能够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的。也就是说物品和服务的总量等于每一个消费者所拥有或消费的该物品和服务量的总和。私益物品的排他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买的苹果，未经我的允许，他人无权享用，这时我就对我买的苹果拥有了排他性消费权。对整个社会来说，对这些苹果的消费总量就是整个社会的每个人所享用的苹果的总和。（2）消费上的竞争性。竞争性意味着如果总量保持不变，那么A的消费每增加一个单位，非A的消费要减少一个单位，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私益物品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不为零。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私益物品的供给，就需要增加生产一个单位私益物品所需要的成本。私益物品的这两个特征，使得市场有可能界定私益物品的产权，从而为市场竞争提供产权的基础。这时，由于严格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存在任何垄断，那么理性的人通过价格的信号，来对自己的成本－收益进行衡量，进而决定自己买和卖的行动，由此形成供给、需求曲线。两曲线的交点被认为是一种“均衡”状态，此时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机制中，其实是没有政府的位置的，政府被认为是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存在，不对这一机制的具体运作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很显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实际上市场的运作并没有达到这么完美的状况。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市场运作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市场的机制失灵，这时就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势力来进行调整，比如政府的干预。

2、有关公益物品和政府干预的分析第一个失灵属于被称为“外部性”的一般范畴之中。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有利的，就成为“正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利的，就被成为“负外部性”。在存在外部性时，社会对市场结果的关注扩大到超出市场中买者和卖者的福利之外；它还要包括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福利。由于买者和卖者在决定需求或供给时只考虑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影响，而并没有考虑他们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所以，在存在外部性时，前述之所谓市场均衡就并不是有效率的。这就是说，均衡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总收益最大化。此时，政府能够做的，就是使外部性内在化，即改变激励结构，以使买者和卖者考虑到他们行为的外部影响。例如对负外部性，可以征收庀古税，而对那些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则可以提供补贴，以增加其供给量。第二个失灵就是“搭便车”。所谓搭便车就是得到一种物品的收益但回避了为此而支付。例如张三想在镇上放烟火，它想到应该到镇子里的体育场去放，通过销售门票来控制人员的进出。如果镇子里的每个人对享受烟火的主观评价（例如10元钱）与张三所售门票的价格（假如是9元）相比是前者高出后者的，则张三将赢利，反之则亏本，相等则是盈亏平衡。但是，镇子里的人会想，就算他们不买门票，也照样可以看到烟火，因此这个市场无法形成，镇子上的人会拒绝为此支付。第三个失灵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经济学家才开始讨论并对现实的经济阐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理论——“非对称信息”。一个市场的有效运作，需要买者和卖者之间有足够的共同信息。但在很多情况下，卖者知道的信息买者不一定知道，或者买者知道的没有卖者那么多；有时则相反，买者知道的卖者不一定知道。当信息不对称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导致市场功能的无法发挥，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使整个市场都不存在。1970年，阿克罗夫发表了一篇有关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与市场机制》，正式提出了关于市场的信息问题并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他在文中说，在旧车市场上，卖车的人比买车的人更清楚自己的车的质量，买车的人不知道，则只能按照预期的平均质量支付价格，这样卖好车的人就会觉得划不来，不愿卖他的车，最后只有卖坏车的人留下来卖车。当然买车的人也知道愿意卖的一定是坏车，因此他不会按前面的价格出价，他将按留下来的车的预期平均质量支付价格。如此继续，就导致市场的完全崩溃或是收缩为劣质品充斥的市场。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卖药的比病人更清楚药的质量，看病的医生比病人更清楚自己的水平，董事和经理们比公众更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这时，市场之外制度安排就是重要的，例如，政府会向制药企业颁发许可证，表明它们有资格生产合格的药品；政府还可以向合格的医生颁发执业资格证书，表明他们具备了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要求股份公司定期对外披露信息等。这样方能使市场继续存在并有效运作。在这里，不对称双方的信息差实质上也是一种公共物品，而交易的双方都无力（或不愿）去提供这种产品，此时可能就需要一个外在于市场之外的机构（现实中往往是政府）来提供或迫使优势一方提供。[1] [2][3][4][5]下一页

第三篇：艾滋病防治政策讲义

落实《行动计划》，完成防控目标

近年来，喀什地区各县市、各有关部门广泛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大力开展疫情监测，积极推行行为干预措施，认真落实“四免一关怀”等政策，逐步形成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工作机制，初步遏制了艾滋病的流行和蔓延。为巩固已经取得的艾滋病防控成效，遏制艾滋病在我区的流行和蔓延，减轻艾滋病对各族人民健康及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要求我们必须紧紧围绕《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制定的目标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推动喀什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行动计划》规定的2010年具体目标及喀什地区的实际情况

（一）2010年的具体目标

《行动计划》规定到2010年底要实现以下目标：

1、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健全市级以上确证实验室网络。

2、全国15-49岁人口中，城市居民对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达到85%以上，农村居民达到75%以上，流动人口达到80%以上，校内青少年达到95%以上，校外青少年达到75%以上。人员流量较大的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地铁城铁车站、港口码头、出入境口岸等公共场所90%以上设置艾滋病防治大型公益广告牌或宣传栏，候机（车、船）室80%以上放置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

3、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100%接受过艾滋病防治政策和相关知识培训；国家和省级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团的宣讲覆盖95%以上的县（市)。

4、城市社区和乡镇卫生服务人员90%以上、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和卫生员70%以上接受过艾滋病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提供孕产期保健和助产服务人员90%以上接受过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和技能培训。

5、承担艾滋病检测工作的人员90%以上接受过自愿咨询检测专业培训；艾滋病防治专职人员90%以上接受过自愿咨询检测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

6、有效干预措施覆盖当地90%以上的主要高危人群和流动人口。登记在册吸毒者500人以上的县（市)，建立药物维持治疗门诊，为70%以上符合条件的吸食阿片类毒品（主要指海洛因）成瘾者提供药物维持治疗。开展清洁针具交换试点地区为50%以上的静脉注射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各类高危人群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达到90%以上，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0%以上，静脉注射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的比例控制在20%以下。

7、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阻断艾滋病经采供血传播。每个县（市）建立一个性病规范诊疗和预防保健服务的示范医疗卫生机构。

8、符合治疗标准的艾滋病病人80%以上接受抗病毒治疗或中医治疗；有治疗需求的艾滋病病人90%以上得到相应的机会性感染治疗服务。开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县（市）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90%以上采取预防母婴传播干预措施。

（二）喀什地区落实《行动计划》的实际情况

目前我区艾滋病防治工作距国家行动计划实现的目标还存在着很大差距，防治任务仍十分艰巨。2008年中期评估数据显示：我区控制艾滋病流行的能力仍然低下，各县市预防与控制投入明显不足，仅有4个县市疾控中心设立了专业的防治科室，专业人才匮乏。多部门和社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数量少、范围小。公众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社会歧视现象普遍存在，我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艾滋病防治知识和政策知晓率为84.3％，而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校内青年和农民工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为64.4％、59.8％、61.1％和40.9％。医疗卫生人员接受培训比例为56.4％，公安民警（包括公安、司法、劳教、监狱、法院、检察院等）接受培训比例为11.9％。“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不平衡，感染者随访率和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率低，母婴预防工作刚刚起步，全区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庭获得关怀救助的仅占52%，部分县尚未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庭纳入贫困救助。干预力度不够，易感染艾滋病行为人群防治知识知晓率低，吸毒人员和暗娼防治知识知晓率均不到60%。艾滋病加速流行的趋势十分严峻，各项工作亟待加强。

总之，面对艾滋病防治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切实落实《行动计划》的目标要求，推动喀什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落实《行动计划》，完成喀什地区艾滋病防控目标 第一，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要加强大众媒体的宣传教育，喀什日报和各地广播电视台等主要媒体积极刊播防治艾滋病、性病和宣传无偿献血知识的公益广告和知识。要加强公共场所和社区宣传教育，各地主要路段、街头、广场、公园、商业区和旅游景区，要设立艾滋病防治、无偿献血知识的户外公益广告牌或宣传栏，积极利用科技、文化、卫生、法律“四下乡”活动，在农贸集市、节假日活动场所等群众集中的地点，开展形式多样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要加强工作场所和校园宣传教育，充分发挥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的作用，按照部门工作职责开展广泛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要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在劳务输出和进城务工人员中广泛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

第二，进一步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

“四免一关怀”政策是我国政府在2003年出台的救治关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及其家庭的政策措施，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将“四免一关怀”政策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四免一关怀”政策包括：

1、对农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药物；

2、在全国范围内为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

3、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免费母婴阻断药物及婴儿检测试剂；

4、对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免收上学费用；

5、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与必要的生活救济。积极扶持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人开展生活活动，增加收入。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避免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

要进一步解决“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不平衡问题，使抗病毒治疗、免费咨询和初筛检测、免费母婴阻断药物及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等措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第三，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艾滋病预防、救助工作

各卫生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职责的意识，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工 3 作。各财政部门要把艾滋病治疗相关费用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及时将本级经费和上级下拨艾滋病治疗经费拨付到位，做到专款专用。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要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抗机会性感染治疗纳入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范围，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就医管理、费用支付办法。各民政部门要会同卫生部门对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家庭进行登记，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家庭纳入城镇和农村低保救助对象，给与生活救济等等。总之，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艾滋病预防、救助工作，要积极发挥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人的作用，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开展生产自救。

第四，加强领导，积极开展国内、国际合作

各县市各级人民政府要将艾滋病防治规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实施目标考核管理。政府的责任是领导、组织、保障。政府统一领导艾滋病防治工作，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和工作责任制，对有关部门承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考核、监督；政府有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艾滋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政府组织对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关怀救助。保障主要是提供经费保障。一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将艾滋病防治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二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本级政府职责，负责艾滋病预防、控制、监督工作所需经费。

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引进国际国内合作项目，强化项目管理，加强技术合作，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我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水平。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有所有人都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齐心协力，朝着既定的目标奋斗，我们才能最终有效的控制艾滋病在我区的蔓延，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促进喀什地区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第四篇：艾滋病防治督导报告

洛莫依达乡2011年上半年艾滋病防治工作督导

报 告

为落实《艾滋病防治条例》，有效应对洛莫依达乡艾滋病流行蔓延的严峻形势,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针对我乡所辖单位、各村组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了一次督导检查。现将此次督导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目的

掌握各村贯彻执行有关艾滋病防治文件精神的情况，评价艾滋病防治效果，及时制定和调整防治策略和规划，提高防治工作质量和效果。

二、组织与管理

洛莫依达乡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督导检查组负责组织协调全乡艾滋病防治督导评估工作的开展，组织开展对各村的督导评估。

督导检查组包括两个小组：

第一组：组长邓全（乡长）；成员：的的林春（统计员）、马海曲玲（妇联）、李伟（民政司法）、吉古衣吉（文书）。第一督导检查组负责督导检查波乃姑村、洛莫村、布尔村、子史村、莫尼5个村。

第二组：组长阿合阿布（副乡长）；成员：伍牛（科教卫文）；吉觉曲叶（社会治安）、吉克伟哈（团委书记）、第二督导检查组负责督导检查学校、尔布村、尼合村、俄苦村、维史村共4个村。

三、督导内容 从三个层次对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督导与评估，即艾滋病防治机制建设、防治工作的开展、艾滋病知晓率。

1、艾滋病防治机制建设：组织机构建立、分级责任制建立、例会制度建立和艾滋病防治计划制定等。

2、防治工作的开展：大众宣传教育、咨询检测服务、高危人群干预（安全套使用、药物维持治疗等）、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艾滋病治疗（抗病毒治疗或中医治疗、机会性感染治疗）、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提供关怀和救助等防治活动情况。

3、艾滋病知晓率：农村居民和在校学生的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的改变情况。

四、方法

（一）督导检查组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村委会艾滋病防治工作职责》等要求对村防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二）“艾滋病防治机制建设”和“防治工作开展情况”相关指标通过查阅相关文字资料和记录进行督导。

（三）根据督导考核检查实际情况，客观记录各村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和困难，提出改进建议供上级有关部门参阅。

（七）制定落实工作奖惩机制，根据督导考核检查结果对相应村进行奖惩。

五、报告及反馈

（一）、主要做法

1、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2、加强宣传教育，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3完善检测监测体系，加强疫情监测工作。

4、积极贯彻“四免一关怀”政策。

5、大力推进行为干预措施。

（二）、存在的问题

1、艾滋病防治机制尚未完善。

2、宣传教育不够深入。

3、检测监测体系有待加强。

4、“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不平衡。

5、高危人群的干预措施进展缓慢。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1、加强培训，进一步完善艾滋病防治机制。

2、加大力度，继续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3、继续完善检测监测和VCT建设。

4、加快“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

5、加快行为干预措施的步伐。

洛莫依达乡人民政府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五篇：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4年

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4年

第一章 中国艾滋病流行形势

2003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指出：中国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至2003年，总体上呈低流行，但在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中存在高流行，疫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2004年的流行状况仍然呈现上述特点。在过去的一年中，艾滋病监测数据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明显改善，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和未来趋势更加清晰。

依据全国艾滋病病例报告、哨点监测、行为监测、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对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截至2003年12月，中国现存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约84(65－102)万，全人群感染率为0.07％(0.05－0.08％)，艾滋病流行呈现明显的地区和人群聚集性。在云南、新疆、河南等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艾滋病的流行已出现较高的流行水平，至少有一类高危人群感染率超过5％，孕产妇感染率超过1％。按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划分流行程度的标准，这些省份的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广泛流行阶段(Generalized Epidemic)。经吸毒传播仍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既往(1996年以前)有偿采供血人群中的艾滋病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可能已接近高峰。经性传播的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男性同性恋人群存在艾滋病流行的潜在危险。行为监测资料显示部分地区吸毒人群、暗娼人群的危险行为有下降的迹象，但仍处在较高水平。

一、中国艾滋病流行特点

1998年以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疫情报告。截至2003年底，全国有48％的县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

(一)艾滋病疫情地区差异大

不同省份疫情报告数差别大，截至2004年9月，河南省疫情报告数累计超过20，000例，云南省疫情报告数累计超过10，000例，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4个省(自治区)疫情报告数低于100例。不同地区吸毒人群、暗娼人群和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感染率也存在较大差异，新疆、云南、四川等省(自治区)部分地区吸毒人群感染率超过50％；江苏、浙江、内蒙古、辽宁等省(自治区)吸毒人群感染率低于5％。大多数地区暗娼人群感染率在1％以下，云南、重庆、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自治区)的一些地区暗娼人群感染率超过1％。河南、湖北等省份局部地区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艾滋病感染率超过30%，湖南、黑龙江、广西等省(自治区)大部分地区，该人群感染率低于5%。所有省份均存在经吸毒、经性传播的感染。

(二)艾滋病疫情继续呈上升趋势

历年报告疫情数字增加明显，一方面反映了疫情的上升，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监测力度加大，发现的病人和感染者人数增加。河南、云南等省份开展了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和吸毒人群等重点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状况筛查，发现并报告了大量的既往感染者。

哨点监测资料显示，吸毒人群、暗娼、孕产妇等人群艾滋病感染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吸毒人群感染率较高，1995至1999年增长迅速，近年增加速度减缓。暗娼、孕产妇感染率虽然较低，但呈现缓慢的增长。

(三)传播途径仍以经吸毒传播为主，但三种传播途径并存

2003年全国疫情估计，目前经吸毒途径传播仍为主要传播方式，经性传播及母婴传播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既往有偿采供血传播虽然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但主要是1996年以前发生的感染。

1.疫情报告情况

截至2004年9月底，全国累积报告的89，067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吸毒人群占41.3％，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占31.1％，异性传播人群占7.9％，男性同性恋人群占0.2％。

2.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群分布的估计情况

2003年估计全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中注射吸毒人群占43.9％，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约占24.1％，异性传播的人群占19.8％(其中，暗娼占4％，男性性病门诊就诊者占2.1％)，男性同性恋人群占11.1％。

(四)艾滋病发病和死亡持续增加

2003年评估报告曾指出，2001年以来，艾滋病发病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一些省份已出现艾滋病集中发病及死亡的现象。2004年艾滋病发病和死亡持续增加。2004年1至6月，报告的病人数是7，801例，多于2003年全年报告的病人数(6，120例)，预示2004年全年的病人数可能会高于2003年的2倍。根据艾滋病平均潜伏期推算，在艾滋病流行较早的地区，大量感染者已经达到发病期。

(五)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态势仍在继续

监测资料表明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正由吸毒、卖淫嫖娼等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2003年全国流调及部分省哨点和流调资料显示，部分地区孕产妇、婚检及临床无关联(匿名)检测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个别地区婚检人群感染率大于1％，孕产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达到5％，与周边高流行国家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水平类似。全国疫情报告中母婴传播的比例逐年增加。

(六)女性感染者比例上升

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感染者所占比例近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表1)，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暗娼等人群感染及发现人数增加，二是河南等省近年来加强既往有偿献血人群艾滋病监测，报告女性感染者较多。随着报告的女性感染者人数的增加，母婴传播危险性加大。

表1.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的比例(1998-2004.9)

二、不同人群的流行形势

(一)吸毒人群

2002年后，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在吸毒人群中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国家级哨点中吸毒人群的总感染率为5%-8％。2003年的36个哨点有13个哨点的感染率比上一年有所增加。新疆伊犁注射吸毒人群感染率高达89％；云南、广西省(自治区)部分哨点的检出率在20%以上。1995年以来，吸毒人群感染率呈现增加的趋势。

2003年流调结果显示，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吸毒人群感染率为7.0％。各地吸毒者中注射毒品者的比例和注射毒品者中共用注射器的比例相差很大。注射毒品者比例的平均数为53.8％(最高98.8％，最低4.0％)。静注毒品者中共用注射器比例的平均数为45.0％(最高93.1％，最低0.0％)。该人群感染者已陆续出现发病和死亡。

(二)暗娼人群

哨点监测和流调资料显示，全国暗娼人群平均感染率为0.5－1.0％。2004年国家级哨点监测发现，暗娼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平均为1.0％。2003年流调发现，云南红河、新疆吐鲁番、云南德宏及新疆伊犁感染率分别为6.7%、4.3%、4.3%及3.3%。1995年以来，暗娼人群感染率呈现增加的趋势。

暗娼人群“每次都用安全套”的比例呈缓慢上升趋势，但仍处在较低水平。2003年的调查显示，在最近的一次商业性行为时，62.1％的调查对象使用了安全套，但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各地差异很大(7.8％－90％以上)。“从未用过安全套”者比例为20.5％，与2002年(24.5％)相比有所下降。而“每次都用”者比例平均数为19.3％，与2002年(16.1％)相比略有上升。

吸毒是暗娼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另一危险因素。2003年流调结果显示，1.4％的暗娼在过去半年有注射吸毒史，其中37.9％有共用注射器史。2004年哨点监测资料显示，广西、湖南、重庆等省(直辖市)的暗娼哨点中检出的艾滋病病毒阳性者有注射毒品史者占25％－100％。

(三)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

截至2004年9月，除西藏自治区外，其作30个省(自治区)均有该人群的感染者报告1。2003年流调显示，全国14个省(自治区)30个地区艾滋病病毒总体检出率为2.7%，但各地差异较大。湖北随州的检出率为33.7%，山东菏泽为8.9%，吉林市为5.8%，其它各地检出率较低。既往调查显示，河南一些地区感染率为40％以上。由于该人群感染者大多数在1992至1996年间感染，目前50％左右的感染者已经到了发病期。

(四)男性同性恋人群

该人群数据比较缺乏。从调查数据看，北京、哈尔滨、广州、沈阳等地男性同性恋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1％以上。2003年全国流调发现，近半年内有肛交性行为的男性同性恋者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大，如常德、西安两地分别为42.9％和38.5％。该人群已有一定的感染水平，危险行为较高、人群规模较大，艾滋病流行的危险性不容忽视。

(五)一般人群

在艾滋病流行较早、疫情较严重的地区，一般人群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已达一定水平。2003年全国18个孕产妇门诊哨点中，有8个哨点检出艾滋病病毒阳性者。新疆喀什、河南上蔡、湖北随州、河南商水、新疆阿克苏孕产妇门诊哨点均检出阳性者，感染率分别为5.3％、2.4％、0.5％、0.4％及0.3％。

2003年全国流调在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1个地区开展了综合医院就诊者的无关联(匿名)检测，7个省9个地区检出了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感染率在1％以下。

输血人群的感染状况值得关注。在1990年代中期有偿采供血比较严重的地区，2004年发现并报告了既往输血感染的病例。局部地区报告了自采自供血造成的艾滋病感染病例。

三、全国疫情估计

根据中国艾滋病流行特点，利用艾滋病病例报告、哨点监测、行为监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等，应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和UNAIDS推荐的艾滋病疫情估计方法，对全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进行测算。该方法是以省／地区为单位，对各类人群的基数进行估计、利用专项调查获得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测算不同人群艾滋病感染人数，然后累加得到全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总人数。

●艾滋病病毒感染各地区分布

据测算，在31个省份中，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估计人数5万以上的有7个省；1万以上的有15个省。全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大于0.1％的有5个省份；在0.05－0.1％的有7个省份。

●艾滋病流行的趋势

根据目前的流行模式和趋势，未来中国艾滋病的流行是保持快速增长或逐步趋于平稳，这取决于是否能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地开展有效的艾滋病预防活动和提供治疗与关怀。

经吸毒传播和经采供血传播所占的比例将有所下降；性传播所占的比例会有所上升。男性同性恋人群基数较大、危险行为普遍、具有一定的感染率，将会成为艾滋病流行的重点人群之一。

第二章 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

出处:中国网

2003年联合评估报告指出了妨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效开展的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即政府领导与协调、监测和检测系统、宣传教育和干预、综合关怀和治疗、信息、交流和利用、规划落实和督导、法规修订与完善以及资金支持与使用。2004年，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在上述诸多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04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确了艾滋病防治的重点策略和工作领域，特别强调：加强组织领导和明确职责任务、加强监测和信息、系统、实施综合预防和干预措施、开展治疗关怀和救助、增加投入和加强国际合作。本评估报告基本反映了2003年12月以来在上述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任务

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一方面艾滋病疫情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另一方面艾滋病流行已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严峻形势和加强各级政府政治承诺的重要意义，一年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加强国家级的政治承诺

面对艾滋病流行的挑战，国家领导人做出了表率：2003年12月1日，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到北京地坛医院看望了艾滋病病人和医务人员，并宣布了防治艾滋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2003年12月，吴仪副总理还专门听取了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深入河南省艾滋病疫情严重的上蔡县文楼村，亲临艾滋病感染者家中探望病人及其亲属，充分表明了中央加强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决心。2004年7月，温家宝总理发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效预防控制艾滋病》的署名文章，进一步强调了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策略。中央财政2004年又进一步加大了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的投入。

“四免一关怀”

1、对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

2、在全国范围内为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

3、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免费母婴阻断药物及婴儿检测试剂；

4、对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免收上学费用；

5、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积极扶持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人开展生产活动，增加收入。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避免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

(二)进一步加强领导和协调

1996年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的成立，为促进中国预防控制艾滋病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2月，国务院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由吴仪副总理任主任，23个部门(社会团体)的部级领导和疫情较重的7个省(自治区)分管副省长(主席)为成员，进一步加强对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同时，明确了委员会和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职责。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

主 任：吴仪(国务院副总理)

副主任：高强(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徐绍史(国务院副秘书长)

成员单位：中宣部、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劳动保障部、铁道部、交通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质检总局、民航总局、广电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员会职责：

●研究制定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规划；

●协调解决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大问题；

●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或领导小组)。

(三)明确了国家防治艾滋病的政策、方针和策略

2004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干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4］7号)，明确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要求各级政府要制订具体的防治目标和行动计划，每年组织督导检查，建立领导责任追究机制。为落实国务院通知的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门相继出台了政策文件，为国家防治艾滋病的政策框架增加更为明确的政策内容：

2004年国家出台有关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政策

1、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方案(2004-2008提)》的通知(国艾办发〔2004〕4号)；

2、中区中央宣传部、卫生部下发《关于印发〈艾滋病防治工作宣传提纲〉的通知》(中宣发［2004］17号)；

3、卫生部、财政部关于印发《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自愿咨询检测的办法》的通知(卫生疾控发［2004］107号)；

4、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卫医发〔2004〕106号)；

5、劳动和社会部《关于落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政策的通知》(劳社部发［2004］17号)；

6、民政部《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民函［2004］111号)；

7、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站)建立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的通知》(卫办疾控发［2004］129号)；

8、卫生部、国家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工商总局、广电总局、质检总局联合下发《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实施意见》(卫疾控发［2004］248号)；

9、卫生部《关于印发《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的通知》(卫医发〔2004〕108号)；

10、卫生部《关于加强对在职卫生人员进行艾滋病等重点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的通知》(卫科教发〔2004〕131号)；

11、司法部与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全国劳教场所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实施办法(试行)》(司发通［2004］155号)。

(四)中央各有关部门采取了应对措施

2004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主要组成部委，在会上就本部门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提出了工作安排和意见。一年来各有关部委在政策制定(见“2004年国家出台有关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政策”)、结合部门职责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卫生部在加大对第一批51个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支持和指导力度的同时，启动了第二批示范区。目前全国示范区的总数已达127个。

中宣部制作了预防艾滋病宣传光盘并下发到全国各地宣传部门，并要求在县一级自办电视台播放。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发布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明确了6个抗病毒药物为甲类药物，并在乙类药品中新增5个抗病毒药物，扩大了参保人员临床治疗用药的可选范围。

科技部设立了艾滋病防治科技专项，与有关部门和地方合作建立了河南、云南两个艾滋病防治研究平台，重点开展了临床治疗方案、治疗药物、诊断试剂、流行病学等研究，已有一批艾滋病新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教育部印发了落实国务院七号文的专门文件；在7省建立了省级培训基地，举办了省级师资培训班；组织编印了初中、高中预防艾滋病专题的教育系列资料，并开展了专项督导检查工作。

商务部积极争取国际多边、双边无偿援助资金，并积极参与了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公共健康问题的谈判。并牵头组织了督察组对12个省、自治区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督察。

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利用机场航站楼、铁路、港口的候车／船大厅及城铁各站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民航总局在全国大型国际机场旅客必经通道和候机大厅，设立了艾滋病防治宣传灯箱和户外广告牌，并通过闭路电视和广播系统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交通部组织长江航务管理局举办防治艾滋病骨干培训班。铁道部下发了《铁路系统预防控制艾滋病工作行动计划》并组织督导落实。在云南、河南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和安全套社会营销工作。

计生委对育龄群众进行了预防艾滋病科普知识宣传教育的评估调查；组织召开了艾滋病社会行为与消除歧视国际研讨会；利用计划生育网络和“人口网站”、报刊等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宣教工作；推动在高危人群中安全套的推广。农业部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要求各级农业部门积极宣传，主动配合有关部门，把艾滋病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广电总局通过新闻、专题节目加大宣传力度，并围绕“世界艾滋病日”等组织主题宣传活动。

国家质检总局加强了对出入境重点人群以及边境往来司机和娱乐服务人员的艾滋病监测工作，同时在出入境口岸及交通工具上进行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在继续落实抗艾滋病药物快速审批的基础上，对创新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实施早期介入，有力的促进了抗病毒药物的研发。近期将批准艾滋病复合疫苗进入临床实验，同时加强了已上市抗病毒药物的管理。

(五)加强了法制化建设

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形式保障了艾滋病防治措施的落实，严格了采供血规范，规定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2004年，《预防控制艾滋病管理条例》已被纳入立法的工作程序，近期将提交国务院讨论。同时，有些省份也制定了地方法规和规章，如：云南省制定了《省艾滋病防治管理办法》，江苏省通过了《预防控制艾滋病条例》。

(六)各地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根据《规划》，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具体的工作目标和行动计划。中期评估的结果显示，89％的省(自治区)有规划或行动计划；所有省份均有工作计划，74％的地市级有工作计划。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下发及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后，省和地方各级政府制订了相应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河南省在艾滋病流行严重的村庄制定了“六个一”的援建机制，即修建：一条村路、一眼深水井、一所学校、一个标准卫生室、一所福利院、一个教育活动室；并提出了“四有一不”的目标：使艾滋病病人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有基本医疗保障，不使一个适龄儿童失学。

云南省实施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的“六大工程”，一是实施净化社会环境防治艾滋病工程；二是实施全民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程；三是实施推广使用安全套防治艾滋病工程；四是实施清洁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治疗降低毒品危害工程；五是实施艾滋病关爱中心建设工程；六是实施艾滋病预防监测和科技攻关工程。

湖北省政府加强领导力建设和部门协调工作，省长担任省防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24个委员会成员已有22个出台了政策性文件，有力的促进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七)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2000年，吴仪副总理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作用，动员他们广泛参与，共同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有广泛影响的重要社会团体，如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中国青联)、全国总工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均为新成立的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国家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分别与卫生部合作，在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对妇女和青少年开展了“面对面”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基金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等十多个非政府组织在开展宣传教育、高危人群干预、感染者和病人的关怀与护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感染者自助小组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如新疆、陕西、山西、贵州、上海、北京、广东、四川等地，他们在反歧视宣传、咨询、生产自救和配合治疗等方面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二、加强监测和信息系统

中国艾滋病监测体系和监督评价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得到了加强和重视。信息的收集、交流和利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防治工作的综合评价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数据应用于各种报告中。

(一)加强信息的交流和利用

2002年12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办公室(国协办)组织了首次多部门联合督导检查。2004年6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艾办)启动了《规划》和《行动计划》中期考评工作，随后又一次开展了多部门联合督导检查为国家的督导与评估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督促考核各示范区艾滋病综合防治措施的落实，及时总结与推广工作经验，卫生部于2004年6月对第一批51个示范区中的18个示范区实施了督导考核。督导报告上报国务院，同时反馈到各示范区，促进了示范区工作的开展，增进了示范区的信息交流与沟通。

国家和地方加强了信息资料的收集和沟通。中国艾滋病信息网络(CHAIN)在互联网资源共享和新闻报道收集等方面的工作初见成效。

由UNAIDS和WHO联合制定的战略信息框架(SIF)包括了一些用以衡量政策水平和不同项目领域进展的评价指标，为制订和完善国家监督与评估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过去一年里，有关的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志愿者利用各种国内国际会议开展广泛交流，及时更新知识和提高技能，促进了最佳实践的推广：

●2003年12月，卫生部在成都召开了国际项目经验交流会，来自31个省、中央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的代表共计270人参加了会议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2004年7月，来自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感染者、义务宣传员等100余人参加了在曼谷召开的第15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设置了展区，充分展现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并首次举办了中国非政府组织论坛。

(二)监测系统的完善和能力提高

中国在建立一个综合可靠的艾滋病监测系统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它能更加及时、准确地提供艾滋病流行规模和趋势的信息。

国家级监测哨点的数量已由2003年的194个增加到2004年底的247个，并在19个省建立了42个行为监测点。行为监测点覆盖吸毒者、暗娼、男性同性恋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长卡司机等人群，利用国家统一制定的问卷收集不同人群艾滋病危险行为资料。各省(自治区)也在积极扩大本地的监测系统，截至2004年全国已经建立省级哨点400余个，监测的人群包括吸毒者、暗娼、男性同性恋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长卡司机、医院无关联(匿名)检测人群、孕产妇、结核门诊病人等。各地加大了艾滋病监测的力度，例如温州市，2004年6月在开展艾滋病预防项目时扩大了高危人群的检测项目；江苏省在过去的5年已经检测了310万高危人群，包括吸毒、卖血人群和暗娼和嫖客。

2003年在31省(自治区、直辖市)138个地区6类人群(吸毒者、暗娼、男性同性恋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既往有偿献血人群、医院无关联(匿名)检测人群)开展了全国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获得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感染率资料和行为资料有效地补充了监测系统的数据。2004年，河南、云南等省份开展了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吸毒等人群的艾滋病筛查工作，促进了对疫情的掌握，为干预、抗病毒治疗等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3年以来对全国监测技术人员在哨点监测资料收集、数据录入和传输、资料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批对3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艾滋病监测技术人员进行了疫情估计方法的培训。开发了新的基于网络直报的全国艾滋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使艾滋病疫情能及时、全面地上报并分析利用。

三、实施综合预防和干预措施

艾滋病的流行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广泛的宣传教育和干预工作尤显重要。2004年，大众宣传教育覆盖面有所扩大，安全套项目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并在较大范围推广；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取得初步成绩；血液安全、母婴阻断工作不断加强；对青少年、流动人口，以及在工作场所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也有所进展。

(一)大众宣传教育工作规模扩大

2004年，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防护意识和消除歧视方面有显著进展。国家领导人公开倡导对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关爱支持，对推动综合防治工作意义重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

中国领导人打破艾滋禁忌呼吁人道关怀

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病人亲切握手，促膝谈心的情景周一晚上出现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他呼吁国人要给予艾滋病人“关爱与支持”，温是第一位公开谈论艾滋病快速流行与积极应对的主要国家领导人。

温总理探望北京的3位住院病人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艾滋病的政治和社会禁忌，标志着共产党对遏制艾滋病的政治承诺……

华盛顿邮报2003.12.1 Washington Post,Dec.1,2003

●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分别和卫生部在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联合开展针对妇女和青少年的“面对面”防治艾滋病宣教活动，通过发动和培训基层妇女和青年骨干，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宣传工作，大大提高了农村妇女和青年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意识。

●今年7月，国艾办、中宣部、共青团中央、科技部等12个部委举行“预防艾滋病宣传海报进村入校暨„面对面‟宣传教育活动启动大会”，为全国近75万个行政村、5万个街道办事处和10万余所大中学校发放宣传海报，并翻译下发了近6万套维吾尔、哈萨克和藏族的宣传海报。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全国总工会、全国企业联合会共同在职工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

●卫生部组织出版了《远离艾滋病》的科普读物，并翻译成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文字向少数民族群众、大中小学生发放。

●艾滋病公益广告在大中城市的地铁、机场、火车站等场所张贴。

●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宣教工作，无论车站、广场和学校，艾滋病公益宣传广告随处可见。

●卫生部、农业部等9部委联合开展的全国健康促进项目，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防病(包括艾滋病)意识已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家庭受益。

●河北大厂评剧团，充分利用该剧团的特点，有机地将艾滋病相关信息“关爱和反歧视”等内容融入到小品、歌舞等节目中，为广大农民编排了“红丝带万里飘”专场演出，并巡回示范区演出。

(二)对高危人群的干预工作在迅速推广

干预政策的出台使2004年的干预工作有了长足进展。加大干预力度，推广成功试点，加强实施能力建设正在形成合力。卫生部要求，各级卫生防疫部门成立了“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负责组织和开展对娱乐场所、吸毒人群、男性同性恋人群的预防干预工作。

1.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项目不断扩大

2004年7月，中宣部、卫生部、广电总局等6部委下发了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实施意见，明确了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策略、方法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同月卫生部在湖北宜昌召开了“全国100％安全套推广使用项目试点经验交流会”。湖北、湖南、海南、江苏、广西五省(自治区)试点结果证明，100％安全套使用项目在中国行之有效。通过项目的干预活动，暗娼人群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0％以上，该人群性病(衣原体)感染率下降幅度在34％(湖北项目点)到88％(海南项目点)之间。此外，不少省市还开展了对该人群的性病综合服务的试点工作。其它一些重要的进展如下：

●利用中央或地方经费，100％安全套使用项目已经在海南、湖北、湖南、贵州、江苏、四川等省的娱乐场所推广实施；山西、新疆、广西、广东、福建等省(自治区)已举办培训班。

●云南省出台在省内所有的娱乐场所推广安全套的政策，计划2004年娱乐场所的覆盖率达60％，2005年达到100％。四川省47个县也开展了安全套综合推广项目。

●针对暗娼人群的综合服务项目点增加到近30个，服务内容包括性病诊治、同伴教育和自愿咨询检测等。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机构开展了安全套社会营销项目以保障安全套的供应。

2.针对静脉注射吸毒人群的减少危害工作有长足进展

2004年，针对吸毒人群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政策有了重大突破。卫生部、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下发了“国家成癌性药物依赖治疗指南”，成立了美沙酮维持治疗国家工作组。

第一批美沙酮门诊试点项目顺利开展。今年9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美沙酮门诊试点阶段总结会充分肯定了试点取得的成绩，结果显示：试点地区吸毒人群注射行为、海洛因消耗以及与吸毒有关的犯罪行为均有所减少。

清洁针具的社会营销和交换工作规模逐步扩大。云南、四川、湖南、新疆、广东、广西省(自治区)的针具交换项目进展较快，项目点数已上升到近50个。

3.男性同性恋人群预防干预工作已经开始

针对男性同性恋人群的预防干预工作日趋重要。2004年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杭州、昆明、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举办了男性同性恋人群艾滋病预防培训班。一些城市进行了针对男性同性恋人群的自愿咨询检测和关怀的可行性评估。杭州市首次在男性同性恋人群聚集的酒吧提供艾滋病病毒咨询与检测服务。

●成都市开展了综合干预项目，对男性同性恋人群自助组织提供帮助，并开展咨询热线、同伴教育、安全性行为和安全套推广使用等活动。

挺胸做人终有时

以往的十四年，人生中近五分之一的时光都毫不吝啬地奉献给了“白魔”——海洛因，失去的太多，现在才感觉到浪费了自己最为宝贵的青春，丧失了人格和尊严。加入美沙酮维持治疗快三个月了，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心态逐渐趋于正常。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好轻松、好自在、好开心。我将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坚持操守。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开创新生活，怎样重新融入社会。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我终会有挺胸做人的那一天……

摘自 云南省个旧市疾病控制中心美沙酮维持治疗病人心得

(三)加强对青少年的艾滋病预防教育

对年轻人进行性健康教育是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各地教育部门在中学安排艾滋病预防教育课程，许多学校已经做到艾滋病知识“进教材，进课堂”，部分省份已将此列入必考科目。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全国工读学校中开展青春期教育、预防艾滋病、生活技能和拒绝毒品教育。

●中国首次拍摄针对初中学生性教育专题片“我如何告诉你”，着眼于激发如何与孩子们进行更加开放的性相关对话的讨论。

(四)血液安全继续改善

依据献血法和血液制品生产管理条例，国家要求血库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只能购买实验室检测合格的血液，2004年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临床用血中无偿献血比例由1998年的220上升到2004年6月的88％。

●开展了全国血液安全工作专项检查，共抽查了900多个血液采供机构和36家血制品生产企业，85家单位受到警告、责令整改或被吊销许可证的处罚。

●关闭了华东、华南和东北各地283家小型的血站。

(五)阻断母婴传播工作不断加强

随着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阻断母婴传播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国务院文件要求妇幼保健机构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母婴传播，2004年开展的一系列工作：

●成立了母婴阻断工作专家组，制定了母婴阻断技术指南。

●对15省85个(市)县(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开展师资培训，培训对象包括管理人员、医生和护士。

●在五个省八个示范区启动了阻断母婴传播项目，对292，825名围产期孕妇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并提供了咨询服务。229名检测阳性的孕妇中，90名选择自愿终止妊娠，118名孕妇接受了抗病毒药物预防治疗。

●自2004年7月1日开始，湖北省对艾滋病病毒阳性的母亲开展母婴阻断工作，无偿提供婴儿奶粉。广东深圳市在所有孕产妇中负责提供自愿咨询检测。

(六)工作场所和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工作起步

工会和私营企业在制定工作场所艾滋病政策并开展活动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目前，数家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正在开展工作场所艾滋病预防工作。中国企业联合会与联合国机构一道，成立了中国企业艾滋病工作组，开展私人企业与工作场所的动员工作。在减少工作场所中对感染者与病人的歧视、维护其权利方面也有新的进展。

流动人口既是艾滋病的脆弱人群、又在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中起重要作用，一些地区加强了在流动人口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

●铁道、交通、人口计生等部门通过本系统网络，在流动人口中开展宣传教育、推广安全套、咨询等活动。

●共青团中央通过“青春红丝带”活动，在1，800名青年务工人员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上海、浙江、河北、湖北、湖南、辽宁和山东等省(直辖市)对青少年和外来务工人员开展同伴教育、宣教和健康门诊以及安全套社会营销工作。

四、开展治疗、关怀和救助

2004年艾滋病治疗，关怀和救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启动了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和就地家庭治疗的原则，并采取分工负责的方式。逐级培训医护人员，提高了抗病毒治疗与关怀服务的质量，大大的降低了艾滋病病人的死亡率。

(一)提供有效和规范的抗病毒治疗

自去年国家公布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以来，中央政府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将抗病毒药物纳入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地区新的医疗合作框架。目前已有11种抗病毒药物纳入国家医疗保险计划，部分省份已公布了本地的免费抗病毒治疗计划。为规范和指导治疗，卫生部分别会同财政部和中医药管理局在今年4月下发文件，明确规定治疗范围不仅包括抗病毒治疗还涵盖常见的机会性感染的诊治。国家级建立了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各地县以上也建立了相应专家组，并设立了定点医院。

到2004年6月，中国已累计治疗艾滋病人10，388人，治疗范围覆盖了18省(自治区)，50地(市、州)163县(区)。《国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诊断与治疗指南(2002版)》目前正在修订之中。2004年8月，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与相关国际机构共同完成了《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的编写工作，该手册用于指导当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治疗工作和制定管理计划。

母婴传播的阻断治疗已在大部分省区开展，儿童的抗病毒治疗也正在积极准备中。同时，为科学有序的开展治疗，覆盖所有治疗地区的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数据库已基本建立，免费治疗的监督评估方案也正在制定中。同时，随着检测设备的逐步到位，一些地区已初步具备了治疗所必需的检测能力，如CD4、CD8T淋巴细胞的检测。目前，中国的兔费抗病毒治疗工作正在从应急治疗，向实现逐步完善的全国统一的标准化治疗过渡。

(二)抗病毒药物的生产及提供

由于政府对治疗工作的重视和推动，中国已经有5种抗病毒药物投入生产，包括：齐多夫定(AZT)、司他夫定(d4T)、去羟肌苷(ddI)、奈韦拉平(NVP)、茚地那韦(IDV)。加之进口的拉米夫定(3TC)和依非韦伦(EFV)两种药物，中国的一线治疗药物已达到WHO为医疗资源匮乏地区制定的抗病毒治疗指南所推荐的要求。

在抗病毒治疗工作开展的同时，中医药治疗的工作也在积极的探索之中，国家投入资金在河北、河南、安徽、湖北、广东等11个省开展中草药治疗和关怀服务。

(三)加强师资培训和能力建设

一年来，中央级已培训覆盖全国各省市的抗病毒治疗专业师资约1，100人。并在全国已建立9家临床培训中心，为基层医生开展为期2－3个月的临床培训。

全国省、地、县三级的卫生医疗机构在抗病毒治疗、抗机会性感染、关怀救助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为进一步开展治疗与关怀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表2)。

表2.2002-2003年省、地、县三级有能力提供治疗与关怀的机构数比例

(根据国家中长期规划中期督导、评估调查的资料)

(四)加强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关怀、救助和反歧视工作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在关怀、救助和反歧视工作中取得了以下进展：

●2003年在全国建立的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其成功的关怀、救助和反歧视的社区工作已在示范区间和全国范围内推广。

●免费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的不断开展有力地支持了治疗与关怀工作。2004年国家对127个示范区的自愿咨询员开展了业务培训，提高了自愿咨询检测的服务能力。

●艾滋病孤儿问题受到高度的重视。2004年8月，民政部下发《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病人家属和病人遗孤救助的通知》，并拨专款向拥有或照顾艾滋病孤儿的家庭提供经济补助。各级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对艾滋病孤儿开展救助，如家庭寄养、认养、助学、建孤儿院等。

●2004年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已将对传染病感染者的歧视列为法律禁止的范围，从法律的角度给感染者提供了保护。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亲自接见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推动了全社会反歧视活动的开展。

五、资金动员、使用和加强国际合作

各级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投入显著增加，有力地促进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一)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投入显著增加

为了推动各项新的防治政策和措施落实，中央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2003年在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投入1.2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又追加投入2.7亿元，用于重点地区的艾滋病人免费抗病毒治疗和关怀救治。2004年，中央财政的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计划达到8.1亿元。

来自地方政府的艾滋病防治经费投入也有所增加。2003年地方经费为1.79亿元，省级艾滋病防治经费的投入平均为335.7万元。2003年来自县级的防治经费总额比上一年增加了53％。

(二)政府艾滋病防治经费投向和使用

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经费预算的制定，充分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艾滋病流行的特点，同时考虑到与其他资源的合理配置。

目前国家艾滋病防治经费投入重点放在艾滋病流行的重点省份和地区，不同地区各有侧重。2003年，中央经费的60％投入九个“重点”艾滋病流行的省份，其中，河南、四川、安徽、湖北、云南五省获得的经费占中央投入总量的51％。2004年开始，卫生部将云南省德宏州和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作为重点联系点，加大经费的投入和技术支持。中央专项经费每年向两个地区分别投入1100万元。

过去五年，政府艾滋病防治经费使用的三个重点领域为血液安全(27.4％)、宣传干预(25.9％)和监测与检测(24.8％)。随着各地疫情的变化，一些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病不断增加，国家用于治疗和关怀的经费投入也逐年增加。

(三)国际社会的支持增加，并注重与国内艾滋病资源的整合 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经费主要来自于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及疟疾基金(GFATM)、双边国际机构和联合国机构等。据不完全统计，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的投入由2003年的2.56亿人民币增加到2004年的4.21亿。

目前，国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已覆盖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重点投入的省或自治区有云南、广西、新疆、四川以及山西。在中央一级，国际合作项目的支持优先领域有开发领导层、倡导政策和开发、战略规划以及多部门合作。在地方，优先领域则为机构能力建设、艾滋病综合防治、监测和检测、关怀与支持。不同的国际组织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各有侧重。

国际社会的投入与国家的防治规划和重点开始注重协调整合。为准备和实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中国政府与国际机构成立了国家协调机制。在该机制下，国际组织与国内多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局面进一步得到加强。已获得资助的第三轮全球基金与“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项目进行了较好的结合。全球基金项目覆盖了2003年启动的综合防治示范区中的39个。

(四)开展中国艾滋病防治资源需求估计

根据《规划》的目标要求和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能力和现状，有关专家使用UNAIDS推荐的“艾滋病资源需求预测软件”，对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资源需求进行了估算。2004年总经费低方案需求为31亿，高方案需求为52亿。如果将“四免一关怀”政策所需经费单独计算的话，2004年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总需求低方案为8.9亿元，高方案为12.5亿元人民币。

第三章 挑战与建议

出处:中国网

目前，中国处在一个有着较好政策环境的阶段，各种艾滋病防治政策为各地各部门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了平台和支持框架。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在应对艾滋病流行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多个方面有三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二是能力建设，三是对防治工作的督导考核。按照本报告第二章描述的框架，本章分五个方面描述面临的挑战和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任务

挑战：

●一些地区和部门对艾滋病防治认识不足，措施不到位。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加强了多部门和重点省份防治工作的协调领导力度，但是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缺乏充分认识，把艾滋病看成是单纯的卫生问题，未能从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深度来认识艾滋病流行的危害性、复杂性，以及防治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督导考核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到位，多部门协作在一些地方仍停留在形式上。另外，省、地区和部门的战略规划的制定(形势分析和应对分析)尚待完善和加强。

●非政府组织能力不足，参与工作有限。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目前非政府组织在注册登记方面的困难和经费不足，使得非政府组织参与有限，尤其在基层更为突出。另外，现有的非政府组织在项目实施、管理监督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

建议：

●明确各级领导的责任，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最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打一场防治艾滋病的“人民战争”。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国家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学习，应将艾滋病内容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各类干部培训之中。纳入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实行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责任制，实行“一票否决制”。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明确目标，确定可行措施，落实责任。在制定和完善国家防治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监督与评估体系，逐级加强督导与考核。

●出台对基层非政府组织的鼓励政策，培育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动员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在非政府组织自筹资金为主的基础上，根据防治工作实际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要引导非政府组织将工作重点放在政府工作难以涉及的领域和边缘人群，结合自身的组织特点，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特点开展工作。支持感染者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二、加强监测和完善信息管理系统

挑战：

●全面的信息资料搜集、分析、整合和利用有待加强。近年来，在艾滋病预防、监测检测、治疗、关怀等方面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资料，但各地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和利用十分有限。不同项目间、地区间、部门间的信息整合、共享和经验交流明显不足。有关艾滋病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的信息资料很少且零散，缺乏及时的综合分析。相关信息资源机构的建设和服务提供尚处于起步阶段。

●疫情监测系统需进一步完善。哨点数量不足、分布不均衡，人群覆盖面不够，各地哨点运行质量差别较大。行为监测系统刚启动，需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从监测系统中获得的一些基础信息深入分析不够和利用不足。

建议：

●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加强决策层对信息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更好的发挥相应机构的作用，定期收集、分析、整合、及时发布有关信息，为艾滋病防治决策和多部门防治工作服务。通过完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据库，整合艾滋病病例报告、哨点监测、行为监测、专题调查、自愿咨询检测及治疗等的数据。进一步开展艾滋病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影响的研究。

●完善监测系统，加强能力培养。适当增加西部地区的哨点，在疫情严重的地区，除重视高危人群外，还应增加一般人群的监测哨点，如孕产妇及结核病人的监测。与血清学哨点监测结合，增设行为监测点，逐步建立二代监测体系。在有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下，积极开展高危人群规模调查。加强培训，提高各级专业人员资料分析和利用的能力。加强行为监测技术指导和现场督导，提高资料的可靠性。进一步加强对高危人群和流动人口的监测工作。

三、实施综合预防和干预措施

挑战：

●宣传教育缺乏深度、广度和创新；大众保护意识低，歧视依然严重。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深度和广度不够对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地区的宣传教育工作尤显不足。社会歧视严重，许多医务人员仍然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存在歧视和恐惧。

●高危行为普遍存在，有效的干预项目规模和覆盖面不够。过去的一年中，虽然不同地区预防干预项目的范围有显著扩大，但其总体规模和覆盖率仍然十分有限。非政府组织和受益人群的参与不足。

●血液安全和医源性感染仍存在隐患。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大多数地区，血液供应安全得到了基本保障，但少数地区非法采供血以及采用非正规血库血液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医疗机构依然没有完全实施安全操作规范。

建议：

●加强全国宣传教育指导方案的落实。充分调动有关部门开展宣教工作，特别是大众媒体。对医务人员和公安司法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应进一步加强。动员私营企业和社会力量，鼓励受益人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完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关权益的法规。

●加大高危行为的干预力度。扩大对高危行为的干预措施，包括安全套推广使用(特别是100％安全套使用项目)、美沙酮维持治疗、清洁针具交换和对男性同性恋人群高危行为干预，确保有效的覆盖面，加强安全套的质量控制。完善和加强多部门协调机制，形成更为有力的干预支持环境。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开展高危人群干预方面的能力。探索对同性恋人群开展干预工作的有效模式。

●巩固现有血液安全工作。继续加大打击非法采供血力度，同时加强对医疗机构不规范用血和操作的查处。

四、开展治疗、关怀和救助

挑战：

●综合治疗、关怀和救助体系有待完善。艾滋病治疗的总体规划有待制定。艾滋病病人的综合关怀和治疗(包括抗病毒药物、抗机会性感染、社区动员、病人参与、家庭支持)需进一步完善与落实。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病人的规范治疗受到限制；同时现有的医疗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医疗卫生机构间有效协调沟通的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挑战：

●治疗的管理和实施能力不足。虽然已下发了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手册和技术指南，但在一些地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过程中仍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和实施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基层医护人员普遍缺乏药物副作用处理和提供关怀的能力，有些地方缺乏便捷有效的检测方法和设备。可选择和调换的抗病毒药物有限，缺乏儿童治疗用药。

●免费抗病毒治疗人群的覆盖面有限。目前的免费抗病毒治疗主要集中在农村既往卖血人群中，其他人群(如吸毒人群和暗娼)的治疗还存在技术和实施上的障碍。在高危人群中，艾滋病咨询和检测工作开展不足，使许多艾滋病病人失去了及时治疗的机会。

建议：

●加强卫生系统内部的协作。加强卫生系统各部门分工与合作，做好医院和社区的治疗和关怀工作，体现防治结合的原则。

●总结试点经验，有步骤的开展治疗工作。总结已有的抗病毒治疗经验，制定实现“3×5”目标的行动计划，进一步促进抗病毒治疗规范而有序的开展并不断扩展。国家正在积极准备获得更多的抗病毒药物，并力争到2005年免费抗病毒治疗人数达到3-5万人。鼓励感染者参与，促进治疗依从性和家庭社区关怀的落实。积极探索，扩大对其它人群免费抗病毒治疗的方法和机制。采取多种途径降低抗病毒药物的价格，增加药物品种。

●加强治疗的应用性研究。对各种药物配伍、副作用及治疗失败的处理、耐药性等实用课题进行研究。

五、增加资源投入和加强国际合作

挑战：

●资源投入与防治需求存在较大缺口。虽然近年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艾滋病防治的投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中国人口基数大，随着预防工作的扩展和发现的病人逐年增多，投入与防治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缺口。据专家估算，2004年的艾滋病防治需求最低为31亿元人民币，而来自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资助仅约为12.6亿元。

●经费管理有待加强。应考虑经费投入分配的平衡性，一些地方资金投入过多，资金同时多方面注入，资金合理的统筹和利用的管理能力尚显不足。低发地区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以开展急需的监测、预防等工作。此外，地方资金投入尚未建立有效保障机制。

●国际合作项目需进一步加强协调。国际社会在艾滋病方面的支持和投入逐年增加，但在与国家艾滋病防治总体规划有效的协调方面有待加强。各合作项目间交流协调不够充分。

建议：

●加强各级艾滋病防治规划和筹资能力。为资金投入的分配提供策略框架，制定中国遏制艾滋病的五年行动计划。加强各级艾滋病防治规划能力和提高资金合理分配和使用效率。加强地方政府的投入，拓宽资金筹资渠道，鼓励和吸纳私营部门的投入。

●加强艾滋病防治经费的管理。提高财务管理及经费的有效使用。加强对各级项目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的培训。加强艾滋病专项经费的管理，包括对资金流向和使用监管，做好资金流向和使用的督导与评估。

●加强国际合作项目间的协调。国际合作项目之间要加强在财务和项目管理方面的协调，以更大发挥国际合作项目的作用。实现联合国提出的“三个一”，即一个艾滋病领导机构、一个艾滋病防治规划和一个监督与评估体系。进一步发挥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的沟通与协调作用。

艾滋病防治工作不仅是卫生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政府主导下，全面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倡导和鼓励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妇女的参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

“关注妇女 抗击艾滋”

-2004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