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绽放清新俊逸之花 ——从《百合花》看茹志鹃的创作风格
简单无邪的 简单无邪的情歌
——《溱洧》赏析
爱情不能定义。因为定义逻辑是周延的，超出范畴以外的就是彼而不是此。爱情是精神、身体的体验，而且因个体不同因而体验不同，因此不可能逻辑周延。那么，爱情无法定义，只能描述。我描述的爱其实很简单：没有名利，没有计算，没有期限，没有面具；只有关心，只有支持，只有宽容，只有感动，还有不离不 弃。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感情，是一种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情感冲动，同时也是个体 的一种自我选择。《郑风·溱洧》便是一首简单无邪的情歌，热烈而浪漫，清新 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诗写的是郑国阴历三月上旬己日男 女聚会之事。阳春三月，大地回暖，艳阳高照，鲜花遍地，众多男女齐集溱水、洧水岸边临水祓禊，祈求美满婚姻。一对情侣手持香草，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感受着春天的气息，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他们边走边相互调笑，并互赠芍药 以定情。这首诗如一首欢畅流动的乐曲，天真纯朴，烂漫自由。在杨柳依依，绿草成 茵的仲春季节，他们手执兰草，水中嬉戏，又互赠芍药永结情好，天真浪漫，淳 朴无邪。然而，按封建卫道士的观点，《溱洧》 通篇“皆为惑男之语”，实乃“淫 声”，然以今天的眼光客观地看，这种未经礼教桎梏的、道学家口中的所谓 “淫”，恰恰是自然的人性，是一种活泼生命的体现，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天地精 神的遵从。它标志着和谐、自由、平等，散发着愉快与天真的气息。，《毛诗序》说：“刺乱。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郑玄、朱熹 直至清人，虽在局部上有所修正，但多主刺淫之说，方玉润说：“每值风日融和，良辰美景，竞相出游，以至兰勺互赠，播为美谈，男女戏谑，恬不知羞。”所谓“恬 不知羞”，实际是青年们天然纯朴的感情流露。方氏又以此诗“开后世冶游艳诗之 祖”，殊不知发轫之清新与末流之华靡，虽渊源有自，终不可同日而语也。《溱 洧》因为这些特别受到攻击，然而，在我看来，这正是本诗的最成功之处――在 短短的数行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如此生动活泼的女性形象。她大胆、热情、开 朗、活泼。她主动邀请小伙子去游玩，她毫无顾忌地和小伙子说说笑笑。和后世 封建社会卫道士们所要求的“大家闺范”实在相去太远了，怎能不使他们颦眉促 额，大加指责? “哪一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一个妙龄女子不善怀春?这是我们 人性中的至圣至神。”(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序)爱情，这是人类几千年来歌 咏不衰的主题，而在民歌中，情歌所占的比重尤
大。春秋时代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相对说来是男女恋爱比较自由的时代，因此，《诗经》中的情歌往往显得特别大 胆、活泼，绝少隐晦曲折。即使出自女子之口亦如此，如《郑风》中的《狡童》、《褰裳》、《子衿》等皆是。《溱洧》中这位活泼开朗的少女，正是那个时代、那个特定环境里才可能有的女性形象。她不但不同于后世“见有人来，袜剗金钗 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的贵族少 女，也不同于“结识私情要放乖，弗要眉来眼去被人猜。面前相见同还礼，狭路 上个相逢两闪开”(冯梦龙《山歌 瞒人》，《中国歌谣资料》第一集)，这种在 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学会了伪装和做作的小家碧玉。在她身上，表现了古代劳动人 民清新纯朴的性格美。正是这种尚未被封建伦理道德毒化的清新纯朴的性格美，使全诗熔熔生辉。孔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溱洧》正 是一首“思无邪”的纯真恋歌。
从《溱洧》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首简单无邪的情诗，它给我们对爱情无尽的想 象。这里没有曲折的比兴和华美的修辞，只用白描写来，情景宛然在目。诗虽短，但有场面、有人物、有情节，少女更显纯朴和天真活泼，男子则稍显深沉和老 练精明。《郑风。溱洧》中描写的女子，虽然性格直率，大胆热情，但也都不失 文雅娴静、温柔敦厚之风。她聪明善良，多情而又重情。如花美貌中流露出新兴 城市女性的聪慧与妩媚。真正的美女是形体窈窕和心灵纯洁的和谐统一，一个女 子单有美丽的外表，而没有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是不能称其为真正的美女的。曾看过一道趣味题，问到罗马哪段路程最近，答案丰富多彩。胜出的是：一个朋友。
放到这里，到溱洧河畔哪条路最近？最贴切的答案是：伊人。“士曰既且，且往观乎？”已经 去过又何妨？和你在一起，再远的道路都觉得浅近，再长的时光都觉得短暂。于是沉醉不知 归路。“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溱洧》中相恋的男 女，一方赠送芍药，一方接受芍药，意味着已经进入了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甚至海誓山盟 的境界了。在美妙的季节，在美妙的地方，以手执香兰开头，以赠芍药结尾，《溱洧》写得 是多么美妙、精湛而蕴藉。
第二篇：绽放信念之花,树立兴国之志
绽放信念之花，树立兴国之志
尊敬的领导及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绽放信念之花，树立兴国之志”。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理想和抱负，这个理想可能从儿时就陪伴你成长，可能是你在成长路上慢慢体会而来，也可能是你在你跨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为自己树立的。无论你立志成为一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一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还是一名驰骋商场的弄潮儿，亦或是一名公正廉洁的法官、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只要你有志向，就有了人生的航标，成功就不再渺茫，路途就不再艰辛，因为航标在，希望就在！
每个人都会又想做的事，每一件事都会有它对应的意义。你的志向也许伟大、也许平凡，请相信只要你坚持，它会给你、给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不一样的明天，它会让你的人生更加充实而富有价值。同学们，属于你的那一份理想与抱负又能散发出多少光芒去指引你未来前进的道路呢？
如果你有了长期的信念和理想，那么我要告诉你坚持，像愚公移山一样的坚守住最初的理想；如果你不断的改变理想，直到把自己也弄得迷茫，那么我你告诉你：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如果你从来都迷惑不安、得过且过，那么我告诉你：学会成长，担起对他人对自己的责任。志向不是非得伟大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像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样，志向也没也大小之分，但更见个人思想境界——为他人、为社会，这是我们新一代青年身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明朝末年开始我们的国土就不断遭到外族的入侵，从澳门被占香港被割到与台湾的几经离合，从火烧圆明园到大使馆被炸，从甲午中日战争到领海领空外国的侦查舰艇飞机，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我们的国家还不安全，我们的民族还不够强大。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我们看到了不屈的一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看到了坚强的一代，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看到了大胆创新的一代，1998年抗洪抢险我们看到了英勇的一代，2008年抗震救灾我们开到了奉献的一代，而我们呢？这些90后的青年，我们将让世界人民看到怎样的一代？勤劳、坚韧还是自私、无能？有人称90后是垮掉的一代，是颓废的一代，是这样的吗？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我们是创造的一代，我们是富有热情的一代。我们将担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将把我们的一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
或许大家会觉得“建设祖国”这个志向太过遥远，不切实际。但是，想必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知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吧！？一个人的力量是小，13亿中国人的力量应该够大，从国家主席到省市官员再到地方村官，从中科院院士到大学教授再到幼儿教师，从跨国企业到中小型公司再到个体经营户，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离了谁也不行。作不了国家主席你就做个大学生村官，只要你愿意为人民服务；作不了院士你就做个小学老师，只要你想教书育人；开不了跨国公司你就当个个体经营户，只要你能方便群众！社会主义大厦需要你为它添上你的理想之瓦，志向之砖。同时，你人生的富足与充实，将来自于社会的承认与人民的爱戴。
为自己立下一个志向，漫漫征程让他来引领你的脚步！敢为人先，让我们泛舟书海，吸取智慧的精华。创新争优，让我们立志成才，开创祖国灿烂的明天！
第三篇：从《活着》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型
从《活着》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型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的小说创作开始由先锋写作向现实写作转型。质朴温情的写作风格代替了冷漠、极端化的的话语方式。本文将通过对余华转型代表作《活着》的解读，比较其与先锋作品的不同，分析余华写作转型的表现，并进一步研究余华写作风格转型的原因和意义。
关键词：余华
《活着》
转型
意义
引言：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中，在二十年的时间余华总走在读者最注目的风口浪尖上。以1989年为界，他的作品前期是以短篇小说为主的先锋创作，后期则转向以长篇小说为主的现实主义创作。前期的创作文本充满了暴力、冷酷、残忍。而后期的创作，余华一改往日“先锋话语”的写作状态，笔下不再充溢着恐惧、焦灼、战栗和仇恨，取而代之的是洗尽铅华的质朴和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但是，前后期创作并非毫无联系，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我们在某些情节安排与发展上也能找到前期作品的影子。为了更好地分析余华小说的创作转型，本文将以《活着》为切入点，从情节内容、人物形象、叙事风格、价值观念四个方面分析余华写作转型的表现，从而探究其转型的内在原因以及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一）《活着》中转型的表现
余华自1987年携其先锋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登上文坛以来，就显现出与传统小说迥然相异的创作理念。他试图构建一种背离常规的认知方式，用极端的表达叙述去展现他眼中血淋淋的现实世界。正如余华自己所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①然而自1992 年长篇小说《活着》 发表以来, 余华减弱了先锋小说的创作模式与试验, 开始关注人物的命运,，重视故事情节的完整,。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展开对人文精神的关注，从意义的消解到对理性深度追求，从而完成了由先锋向现实的转变。[1]
1.价值观念的转型
苦难意识的衍生和升华。苦难一直是全人类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余华也紧紧抓住了这一点。他小说中所贯穿的苦难意识从来没有中断过。前期的苦难隐藏在暴力、丑恶、死亡之中，后期的苦难则是与生存困境、生命悲剧连为一体的，包含了作家对于生存和生命的深沉思考。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人性恶是造成苦难的根源，苦难也将人性恶凸显得淋漓尽致。如《现实一种》、《世事如烟》、《一九八六》，可谓是一个可恶的世界, 包括暴力、血腥、杀戮、欺骗、阴谋。《古典爱情》中对于尸体的描写，让读者看之震惊。余华似乎看穿了人类那根被麻木与凶残交织的神经，余华的“苦难”也正根植于主人公有意无意遭受摧残的内心世界。由《活着》开始，苦难在小说中开始了双向拓展：一极指向了终极的生命悲剧，另一极指向人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在这里，社会和时代是造成生命受难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 “ 活着” 原本是中国人的一种最朴素的生存愿望,，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生存要求，而在生命的洪流中，这又是那么艰难。在《活着》中苦难从未离开。原本富裕的家庭因福贵的赌博，家道中落；福贵不幸被抓去当兵，最后死里逃生发现乖巧的女儿凤霞变成了哑巴；难得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儿子有庆却因被无脑的护士抽血过多致死；凤霞找到自己合适伴侣二喜后，又因难产死去；家珍和二喜也相继死去；孙子苦根又因福贵的失误，吃豆子噎死。最后剩下的就只有福贵和那头叫富贵的老耕牛。但是福贵仍旧坚强地活着。可以说福贵用他乐观、坦然的姿态让小说营造出了一种“相濡以沫”的伦理温情。“活着”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张扬着生命中最顽强的精神力量。
建构于生命与生存两大主题之上的苦难，表现出来与前期作品不甚相同的价值观念。对于苦难的表现，也愈发深刻。如果说血泊之中的苦难令人触目惊心，那么《活着》中的苦难，就是叩击心灵之后的思考，引发读者对生命的诘问。
2.情节内容的转型
余华八十年代的创作主题主要围绕死亡和苦难。先锋时期的苦难是抽象，诡异的。自《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以来，他的作品一直都在叙述死亡和暴力。但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开始心平气和地描写苦难，用适合大众的语言向我们诉说对生命的关怀，对人性善的呼唤，对美好世界的渴望。余华心中的这份感情一直没变，变的是他表达这份感情的方式和他看世界的角度。
余华的先锋作品中，常常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场景。比如《现实一种》中，皮皮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动手打自己仍在襁褓的弟弟。以及两家人的互相残杀和一些令人作呕的画面。在《一九八六年》中，经历了“文革”的历史老师变成了疯子。他的自虐行径令人不寒而栗：用生锈的钢锯锯自己的腿和鼻子，用火红的铁块烙自己的脸颊等。那血淋淋的暴力场面，带给了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却缺乏令人反省的精神层面的领导。余华的先锋叙事总是希望不断伸张叙述话语自身的权力，以抗拒日常经验提供的表面真实。他选择的叙述方式是为了确保一个不被重复的世界，一个离开大众走向个人的纯粹新鲜体验。
《活着》的写作改变了余华的叙事经验，他开始领悟到简单和朴素也具有强大的话语力量。小说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余华深知, 两个同等分量的章节放在一起, 会彼此抵消叙述的力量。②《活着》中福祸相伏相依的节奏形成一种叙事模式, 这种模式甚至可以在中国“塞翁失马”的古老寓言里获取原型。[2]在经历了20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事件和所有亲人一一死去后，一无牵挂的富贵没有忧伤，接近极致的苦难使他“破蛹成蝶”，这大约就是中国成语里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智慧了。福贵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浪荡公子，经常去城里吃喝嫖赌，最后把家产都挥霍光了。《活着》中的故事情节多根植于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比如因为家庭贫困，不得已将女儿送人；饥荒的时候，全家人忍饥挨饿；妻子生病，丈夫无微不至地照顾等等，我们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活着》能唤起我们内心的那份记忆，产生与心灵相契合的情感，从而达到简单却不肤浅，朴实中蕴含人生哲学的境界。福贵经历了与每个亲人、朋友的悲欢离合：为了让儿子有庆上学，他把凤霞给了别人，不久后女儿跑了回来，全家又重新团圆；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输血，结果儿子被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夫抽血过量致死，；几年后，凤霞嫁了个好女婿，可不久死于产后大出血；两个孩子去后，妻子家珍也撒手人寰，只剩下他和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几年后，二喜在一次事故中惨死，福贵便把外孙接到了乡下和他一起生活；可是好日子没几年，小苦根也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幼小的生命。死亡的主题始终贯穿于《活着》这整部作品，看得更广一些的话，死亡这一主题从先锋开始到现在的转型就从未离开过。有所不同的是，先锋时期的死亡是荒诞的，离奇的。就像《现实一种》中山峰的死着实让人大开眼界：山峰被哥哥诱骗到树下捆绑起来，并用木块固定他的两腿，不让其伸直，然后将烧好的肉骨头从山峰的脚涂到太阳穴上，驱使小狗去舔这些美味的东西，从脚底依次而上，山峰是一直笑断气的。而《活着》中的一次次死亡。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也实属罕见，但这罕见的缘由是那么多次的死亡恰好发生在一个家庭里，死亡所带来的痛苦恰好由富贵一个人来承担。但这其中对每一次亲人离去的设计和描写，细细想来却也合情合理，耐人寻味。作品中的每个人是都是那么平凡，平凡的好像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而每个人却又是那么特殊，只有他们才能演绎出自己的悲欢离合。
3.人物形象的转型
（1）由符号化到主体性
在以往的的作品中，余华不屑于对人物进行客观现实的肖像描写。“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③在余华看来，人物和文本中的山川、河流、街道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只是作者的意图符号。余华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最典型的文本就是余华的《世事如烟》。小说的人物没有名字，而是简单的用阿拉伯数字来标明。他们像是一群被操控的木偶，在余华创设的虚拟世界里空洞地存在，没有自己的思想。
但在《活着》中，作者笔下的福贵、家珍、凤霞、有庆、二喜等，他们的形象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平面结构，而是已经摆脱了符号化特征，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福贵，一个年少时赌博成性、顽劣不堪的纨绔子弟，随着苦难的命运车轮的缓缓前行，他变得宽厚、善良、隐忍。除此之外, 温柔贤淑、勤劳能干的家珍，美丽善良、懂事明理的凤霞，憨厚朴实、勤劳踏实的二喜，无一例外已经摆脱了符号化特征, 成为有血有肉的人。[1]
在《活着》中，无论是主人公还是小人物，他们都有血有肉，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以福贵为例。福贵曾是一个地主恶少，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解放后，历经磨难的他变成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对于有庆和凤霞来说，他是一个好爸爸。“那一路走得真是叫人难受，我不让自己去看凤霞，一直往前走……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到那户人家去了。背起凤霞就往回走，凤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紧紧抱住了我，她知道我是带她回家了。回到家，家珍看到我们怔住了，我说：‘就是全家都饿死了，也不送凤霞回去。’”④“有一次都下雪了，他还是光着脚丫在雪地里吧嗒吧嗒往学校跑，让我这个做爹的看得好心疼，我叫住他：‘你手里拿着什么？’这孩子站在雪地里看着手里的鞋，可能是糊涂了，都不知道说什么。我说：‘那是鞋，不是手套，你给我穿上。’”④当富贵得知有庆为县长的妻子鲜血过度致死时，平时安分守己的他大喊：“我要杀的就是县长。”④虽然福贵不能给孩子们富足的生活，可是父爱却从未缺失。对于家珍，他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丈夫。自从落魄后，福贵一改往日的恶少习气，对家珍爱护有加。“我开始心疼自己的女人了，这是家珍告诉我的，我自己倒是不觉得。我常对家珍说：‘你到田埂上去歇会儿。’家珍是城里小姐出身，细皮嫩肉的，看着她干粗活，我自然心疼。”④曾经一个那么嚣张跋扈的人如今却转变为一个顾家本分的男人，这是被苦难打磨出来的。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福贵，他的形象是如此的鲜活、丰满和真实。那个脸上布满皱纹，皱纹里嵌满了泥土的老人被深深地烙在广大读者的心里。
（2）从“变态者”到“普通人”
在先锋小说中，余华写的主题大部分都是神经不正常的。如《古典爱情》中，因为生活贫困，被逼无奈，人们开始杀人、卖人肉、吃人肉。小姐最后被瓜分的下场使读者无不颤栗。在《河边的错误》中负责案件的警官马哲经过重重波折，发现杀人犯就是么四婆婆悉心收留照顾的疯子。因为在法律上无法将疯子绳之以法，疯子逍遥法外且又犯下连环惨案，忍无可忍的马哲开枪打死疯子，为逃避法律的制裁，迫于妻子和局长的哀求下竟承认自己是疯子，进了精神病院。社会虽然不认可疯子的行为，却网开一面让他逍遥自在，任由思维正常的人在疯子制造的死亡阴影下备受煎熬，甚至做出极端的过当暴力行为，以暴制暴。[3] 而在《活着》中，小说人物不再是受现实压迫的变态者，而是闪着人性光芒的普通人。人物拥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拥有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天真无邪的有庆，细心懂事的凤霞，温柔体贴的家珍，我们在生活中也能找到类似的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似乎更能贴近读者的生活，更能感动平凡人的内心。
父亲形象总是会在余华的作品中出现，无论是之前的先锋作品，还是转型之后的作品。余华笔下的父亲，似乎也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在余华先前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过“父慈子孝”的天伦之乐图。从《世事如烟》中的父亲，那个头发冒绿光的算命先生，不惜克死自己的儿女以达到增寿的目的。而在《活着》中，父亲的形象被重新塑造。福贵在遭遇破产，父亲不幸去世后，变成了一个坚强、隐忍的父亲。照顾不会说话的凤霞，以及瘦的会被风吹走的有庆。为了两个孩子，起早贪黑做农活。可以说后来的福贵是一个中国好父亲的形象。
4.叙事风格的转型
（1）对白的运用
余华在先锋小说中对白的运用常常会脱离具体语境而显得唐突，它服务于隐喻性的主题和割裂于现实的真实，因此对白毫无交谈功能，也失去了展示人物、推动情节的意义。比如《现实一种》中山岗杀死山峰后逃走的那一段：“在走到那家渔行时，他站住了脚。里面有几个人在抽烟聊天。他对他们说：‘这腥味真受不了。’可是谁也没有理睬他，所以他又说了一遍。这次里面有人开口了，那人说：‘那你还站着干什么。’他听后依旧站着不走开。于是他们都笑了起来。他皱皱眉，又说：‘这腥味真受不了。’说完还是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感到有些无聊，便继续往前走了。”⑤这里的对白会让读者觉得莫名其妙，山岗到底想干什么，或者是想表达什么，我们无法理解。
相比较之下，《活着》中的对白就不会那么艰涩难懂了。福贵与父母、妻子、儿女以及春生、村长等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从各个角度丰富了人物的生命品质。如文中福贵给有庆看羊的情景。当我站住脚，看着有庆满脸通红地跑来，这孩子一看到我牵着羊，早就忘了他不和我说话这事，他跑到跟前喘着气说： “爹，这羊是给我买的？” 我笑着点点头，把绳子递给他说：“拿着。” 有庆接过绳子，把小羊抱起来走了几步，又放下小羊，捏住羊的后腿，蹲下去看看，看完后说： “爹，是母羊。”对话虽然简单朴实，却把有庆纯真、不计较的品质描写得栩栩如生。刻画了福贵一家在大难后的相濡以沫。对白成为了这部小说中心理分析无法代替的表现特定人物的方式，细腻地表达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不设任何边界。
④
（2）第一人称主体的叙事
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多以第三视角来描写客观世界。我们如果细心体察一番便会发现, 余华的叙述是把读者晾在一边的独语。余华在小说中实践的某种主体虚化，虽然极大地增强了描写的纯度和刺激效果，但是这种虚化主体能否进入读者的深度接受，就颇可怀疑了。[4] 从某种意义上讲, 先锋派小说的叙述，就是一条逃离现实世界与读者兴趣的孤往之路。但是这一现象在《活着》中却戛然而止。全书都以主人公福贵为第一视角，站在他的立场看问题、反映现实。以一个普通浪子早年的颓唐岁月为开端，一步步走向他不可思议的命运变迁。余华运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有力地突出了人物的声音，减少了作者对作品的干扰。这种话语方式的改变，更接近现实和读者的心理。很难想象，离开了第一人称叙述，而让读者夹在作者与文本之间是怎样理解主旨的。
（3）时空设置
当读者在阅读余华的先锋作品时，仿佛置身于一个虚构的环境之中。我们无法判定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感觉在现实与幻觉，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穿梭。比如《鲜血梅花》，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复仇故事发生在哪里，只是在某一个时空，它发生了。先锋时期的没有背景，是因为小说要概括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是抽象了的背景。而在《活着》里，时空关系开始具有现实的历史感和与往事同步的顺序性。富贵一家经历了内战、饥荒、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岁月，虽然年代的变迁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不是被当做历史小说那样被浓墨重彩地刻画。但是每一步的时空叙述都突出他们“正在发生”的意义，强调所有事物本身在不同时空中的真正存在，淡化的背景其实已经渗透到了人物的命运之中。福贵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流动而随波逐流，让我们踏实地感受到了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沉重感。
（二）对余华创作转型的分析
余华曾说：“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我认为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型不仅有他个人自身的原因，也有大社会背景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先锋派的自身局限性三个方面入手，探析余华小说写作转型的根本原因。
⑥1“蜕变”后的成熟
余华写作风格的转变，是与余华本身的经历和文学观念的转变分不开的。余华先锋时期的冷漠, 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风格与有余华所生活的环境有关。[5]在余华读小学四年级时，全家搬进了医院宿舍，医院里生死离别的场面使余华早就习惯了生命的常态。而余华自己在牙医进修时所碰见的解剖人体过程，更让他对人体器官的细部描述带上了职业化的冷静色彩。余华所生长的环境充满了孤独、压抑、血腥，他前期的作品显然是受到了童年经验的影响。[6]并且在先锋写作时期，余华还是一个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思想和心智都还不成熟。
而1995年《活着》发表时，余华是一个正值人生顶峰的中年人。人到中年，心智也逐渐成熟沉稳，经历了挫折和艰辛，对待世界也有了更多的关怀与温暖、超然与睿智。余华在《活着》中文版自序中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地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显然与此之前先锋小说的写作相比更多了一份成熟。
《活着》这部作品透露出了作者愈趋成熟的写作心态，愤怒与偏激让位于宽容和超然，文学创作中蕴含了更多的沧桑和理性。余华重新拥抱存在的现实，笔下不再只是恐惧、焦灼、颤栗与仇恨，他重回人的心灵，让我们洞察并珍视真善美的存在，闪耀着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5]正所谓言由心生，形随意动，作家内心的变化会无意识地诉诸笔端，而我们，便会由文本的变化去思忖作家内心的改变。
2.文学淹没在时代发展的浪潮里
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九十年代的文学是在许多前所未有的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发展的一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中心的确立和商业时代的来临, 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化心理甚至兴趣爱好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文化与非文化的真正区别, 从前赋予文化的那种神圣的精神内涵正在被消除。如今不再是文学本身选择读者, 而是读者、市场选择文学。[1] 在这种形式下，文学不仅被迅速的边缘化，而且进入了以市场为依托的大众文化消费时代。先锋作家们如果一味沉迷于叙事形式技巧的花样的翻新，沉溺于自我创建的文学小天地中不可自拔，那么就势必会失去一大批读者。在这种被拒绝的情况下，余华并没有如同其他一些先锋作家一样大呼曲高和寡的委屈，并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在《河边的错误·后记》中，他表示说：“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和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为什么几年前热衷的话题，现在已经无人顾及。是时代在变？还是我们在变？这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却说明了固定与封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和敏锐程度。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余华的这段表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与时俱进的睿智，或许这其中夹杂着些许的无奈，可更多的是改变的决心。一个好的作家，只有植根于民间的土壤，关心大众，心中有爱，并且走现实主义道路，与时代相结合，那么他的创作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
⑦3冲破樊笼后的独立姿态
余华的作品从先锋到现实，从现实到通俗，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极强的个性。他的先锋小说具有独特的“零度情感叙述”，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又以浓郁的温情来表现着平凡的人生历程。[5]余华曾在《活着<前言>》中说过：“作家写作的时候心情并非都是敞开的，它也可以是封闭的，自己的内心而写作。”由此得知，“先锋小说”是作为一种以主动排斥读者的姿态而存在于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先锋作家在语词的狂欢中，把话语本身视为艺术的终极追求，不断解构、嘲弄现有的生存体系和价值规范，使文学陷入了空前的疲惫和困惑中。评论界对余华小说的转型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其小说风格的转变是对先锋小说的反叛和背弃。而笔者认为，先锋派自身的局限性注定了余华写作的转向，余华的选择不是对先锋文学的反叛，而是中国式先锋走到尽头的必然转向。
余华在《叙述中的理想》中表示：“当作家拥有了能够信赖的叙述方式，知道如何去应付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信赖会使作家越来越熟练，熟练则会慢慢地把作家造就成一个职业的写作者，而不再是艺术的创作者了。”余华意识到创作技艺日趋成熟甚至到了信手拈来、随心所欲的地步，这会让写作慢慢产生疲惫感并走向重复，这时候便应该开始考虑改变和超越了。
（三）转型对余华文学道路以及中国文坛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活着》在海内外都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意大利《共和国报》认为《活着》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我们要学会如何不死。德国《柏林日报》称它为“一部伟大的书”，“十分成功和感动”，比利时《展望报》认为“余华是唯一能以他特殊时代的冷静笔法，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作家”。从这些评价来看，余华已经完全颠覆了之前冷血无情的形象，转而成为一个具有悲悯情怀和独特魅力的中国作家。对于余华个人来说，这次转型对其自身的文学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次转型不但拓宽了小说的表现领域，拓宽了小说的叙事技巧，还突破了余华自身固有的理论观念，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这是一次大胆而又创新的尝试，是一次成功的转移和突破。当余华最初沉溺于语词的迷宫和文本的修筑时，他所能颠覆的只是语言。当他结束了对语言的迷恋，将真诚思索的目光投向人和世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深入了社会内部。虽然一个作家永远也不可能颠覆瓦解一个社会，但他已经“介入”并体现出了一个作家的语言力量。对于中国文坛来说，余华小说写作的转型，其根本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先锋小说家开始从西方文学的阴影下走出来，重新审视自身面向本土。余华以自己的写作向人们表明，中国作家在已经充分汲取了异域营养之后，便开始向内，从本土寻找并发现精神和现象的真实，从而建设具有中国灵魂的文学。
注释： ○1 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5 ②余华: “我只要写作, 就是回家”,《当代作家评论》, 1999年第1 期。③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100 ④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82 ⑤余华.《现实一种》，作家出版社，2012.9 ⑥余华.《我的写作经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14 ⑦余华。《河边的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4
参考文献：
[1]张文淼.从“先锋”到“现实”:由《活着》看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变，西安社会科学，2010年4月第28卷第2期
[2] 张园.从简单走向事实——从《活着》看余华小说的叙事转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1 期第11 卷
[3] 何惠浈.荒诞——对余华《河边的错误》的现代阐释
《当代文学经典研究》课程论文 [4]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1994.[5] 赵姗姗.余华创作风格转型原因探究,语文学刊.2010年第3期
[6] 潘克锋.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 年11 月第31 卷第6 期
语教111 杨双祎
9号
第四篇：从《家》到《寒夜》看巴金创作风格的变化
从《家》到《寒夜》看巴金创作风格的变化
一、巴金的整体创作风格
1、巴金创作的两个时期：
一般认为，巴金在1949年以前的创作，以1937年以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长篇力作《家》（1931）为代表，后者则以《寒夜》（1944）为代表。后期的创作风格渐趋沉着写实，多写善良无辜的小人物在时代沧桑和社会动荡中的悲剧命运。
2、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巴金创作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是盛行于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多以批判欧洲的现代国家制度为出发点。其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威，否认一切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形式，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要求建立一个所谓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大同社会。其中，对专制权威制度的抨击，对保障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的忘我追求，是青年巴金被深深吸引的原因所在，也对其人格形成和文化创作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巴金始终如一地坚持讲真话、忠于自己的信念，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力量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他那永远直率坦城的语言和叙述语气，那不可遏止的喷发的叙述方式，都是他的文学创作的独特魅力所在，同样源于他对“主义”的虔诚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潮还赋予了巴金一种观察和批判社会人生的独特视角，他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敏感，而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批判和控诉，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内容。
二、《家》：悲愤的控诉与青春的悲剧
《家》是巴金前期的代表作品，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作者以他真诚的笔触，控诉了封建制度尤其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揭示了它在时代变革面前必然走向分崩离析的命运。小说塑造了大约六七十个人物，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表”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两类，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高老太爷、觉新与觉慧三个人物。
1、高老太爷：封建家族与传统礼教的代表人物。
做过多年大官，拥有庞大的家业，儿孙满堂，对高公馆的一切如同帝王一样的支配享用；少年“荒唐”，老来纳妾，还常常“捧花旦”取乐，在后代面前却又以道德家自居。除了这种“虚伪”以外，更可悲的是他是如此“自信”和“坚定”地信奉着自己的那一套封建理论。他之所以坚决压制年轻人的自由恋爱，阻挠觉民和琴的结合，主要也是因为孙儿们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挑战了他的权威。可见所谓“门风”，实在是和封建家长的“面子”连在一起的。
当然，小说中的高老太爷作为一个颇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不仅表现其专制腐朽的一面，还显示了其善良的一面。去世前他对子孙表现出一定的忏悔和关爱，弥留之际答应了觉民和琴的婚事，并原谅、默许了觉慧的反抗。
2、觉慧：正在觉醒的年轻一代代表。
巴金曾说，觉慧是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一个既“大胆”又“幼稚”的“叛徒”。所谓“大胆”，是因为在这个家里，只有他敢当面顶撞高老太爷，敢于当众怒斥陈姨太等人上演的“捉鬼”闹剧，并最先认清了封建大家庭的丑恶本质，冲出牢笼投身到社会运动的洪流。所谓“幼稚”，不仅体现在他性格中某些单纯、甚至鲁莽的一面，也体现在他对待鸣凤的爱情态度上。
3、觉新：揭示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依附性。
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凝聚着作家最为深厚和痛切的人生体验。其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二重人格。他所躬行的恰恰是自己最厌恶所痛恨的一切，而他本人真正的理想、喜欢、欢乐甚至悲哀，都被自己刻意制作的虚假面具所遮住了。
他也曾和弟弟一样喜欢读进步刊物，并被里面的文字所感染，受其熏陶，他也意识到封庭大家庭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可悲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付诸实践，一次次的人生失意和挫折使他丧失了任何抗争的勇气和生活的理想，只能在牺牲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中委曲求全，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封建家长错误指令的“帮凶”。
4、艺术上的特点与不足：
《家》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鲜明的特色：小说没有一个贯穿首尾的故事情节，而是把高氏三兄弟的爱情故事相互穿插，构成整部小说的主干，同时插入其他的人和事，既不是单线发展，又前后照应、浑然一体，显示出作者驾驭中长篇小说的卓越艺术才华。
不过，作为一部经典名著，小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也与作者那“青春的激情”不无关系：书中的高老太爷等“反面人物”显得有些漫化画和简单化，作者“控诉”的情感需求压倒了其他，冲淡了对人物形象复杂性格的塑造。整部《家》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中老年人都是错的，落后的，他们专横、自私而虚伪；年轻人都是正义的、进步的，他们就该反抗家庭、彻底与父辈决裂。巴金这样的艺术表现虽然符个五四时期众多青年们反抗封建家庭的情感需求，但未必能折射出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三、《寒夜》：多重内蕴的人生悲剧
《寒夜》是巴金的又一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抗战后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善良软弱的小职员汪文宣和他的家人，在社会的大动荡中穷困潦倒生离死别的悲剧，展示了他与妻子曾树生以及老母亲之间的情感纠葛，表现了小人物们无可奈何的人生悲哀。
1、多种的主题意蕴：
小说题名“寒夜”，既是对当时动荡而黑暗的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作家悲凉而绝望的痛苦心境的真切表现。整部作品虽没有直接写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和国民党吏治的贪污腐败，但通过对一群小人物生活悲剧的真实描写，从侧面更加深刻地批判了那个动荡、黑暗而病态的社会。正如小说在结尾处几个百姓的议论所说：“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
当然，汪文宣一家的悲剧更主要地是一种情感与人性的悲剧。这也使得他们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某一时代和某一社会的局限，获得一种普遍人性和人类情感层面上的永恒意义。汪、曾二人曾是大学同学，自由结合成为夫妻，但他们的理想和激情却在艰难而痛苦的日常生活中渐渐消磨殆尽，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疾病的折磨使汪文宣变成了一个丧失生命活力的懦弱小职员，曾树生终因受不了家庭生活的毫无生气以及婆婆对自己的憎恶和仇视，逐渐萌生了冲出家庭牢笼的愿望。小说重点表现了汪文宣挣扎于母亲与妻子二人之间的痛苦与无奈。
2、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好人”，都是善良的弱小者，但他们又绝非顶天立地的强者，也不是舍己救忘我的英雄，都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都有自己卑弱、渺小的一面，而好人的悲剧则更具代表性。
（1）汪母：变态的母爱。
长年守寡，儿子成为唯一的精神依靠，长期压抑而苦闷的生活使她的心灵逐渐失衡，对媳妇的排斥也就自然而然了。作品以具体的文字揭示出母亲对儿子已不单是一种健康的母爱，而是渗透了一种排他性的变态情感。
（2）汪文宣：男性软弱者的形象。
具有“恋母情结”，希望从妻子身上获得的是一种母亲般的温柔与宽容，这与两性之间建立在平等的、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现代意义的爱情相去甚远。
通过对汪文宣的塑造，巴金将中国现代文人的懦弱性推向了极致：他对妻子和母亲之间的冲突无能为力；得知妻子另有情人也隐忍含垢，而这种委曲求全，又反过来加深了妻子对他的厌恶；明知有病仍不敢正视现实，得过且过，怕花钱而拒绝治疗，其自轻自贱的结果终是害人害己。
此外，汪文宣的人生悲剧又是一种生命本身的悲剧。他性格上的懦弱，与其衰弱患病的身体是紧密相联的。而他不敢治疗，更主要是是不肯多花妻子的钱，这种顾虑中隐含着一种个性的自尊和生命的尊严。作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种生的无奈与死的悲哀，更多地显示着作者的同情与关切，让读者对汪文宣的悲剧感怀不已。
（3）曾树生：勇于追求新生活的勇敢女性。
从传统道德来看，曾树生可谓是“大逆不道”的，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对这一人物作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始终怀有一种同情、悲悯和理解的人性眼光，因此在作者笔下，曾树生成为一位在生活重压和情感苦闷中苦苦挣扎、不能主宰自己命运又不满足于现实，勇于追求新生活的美丽而又单纯的女性。
3、《寒夜》的艺术特点：
相对于前期创作，《寒夜》显得更加令人回味，这固然与作者创作经验的丰厚、艺术技巧的圆熟不无关系，也与其创作心态的从容平静、成熟冷峻有着直接关联。相比与前期的火热激情，巴金观察人生的眼光多了冷静与平和，多了些深邃细致，多了些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他把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平常人生的平人琐事上，以深沉含蓄的笔墨抒写人物的情感痛苦、人生的悲哀与生命的无奈，并冷峻地对他们进行着人性的观照与灵魂的拷问
《寒夜》是一部平民的史诗，一曲生命的悲歌。作者那浑然天成的艺术表现，那不动声色、近乎单调的叙述方式，都使得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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