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中刑事责任追究力度不平衡的原因及价值探讨[合集五篇]

第一篇：贿赂犯罪中刑事责任追究力度不平衡的原因及价值探讨

[摘要]：狭义的贿赂犯罪指的是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各国刑法中，受贿罪都作为一项主要犯罪在刑法中加以缜密规定。我国历来重视同受贿罪的斗争，也取得了相当成效。然而，在我国打击贿赂犯罪突显一个特点，就是行贿、受贿刑事责任追究力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司法界及社会舆论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本文将对这种不平衡性现状及原因以及其不平衡的司法价值作粗浅的评析。

[关键词]：行贿罪 受贿罪 追究力度 制衡

Summary: narrow sense of bribe crime refers to the crime of offer bribe and the crime of accept bribes, the accept bribe is a cardinal crime in detail in the criminal law of every country.In our country, we payed more attention to fighting against the crime of accept bribe in the past, and we obtained good results.However, there is a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of fighting against bribe crime, that is unbalance of the strength of investigation in investigate offer bribe and accept bribe.The unbalance causes a large argument in the judicial field and public opinion.The thesis will make an comment about the situation, the cause and the judicial value of this unbalance.Key phrases: The crime of offer bribe The crime of accept bribe The strength of investigation Interaction

一、我国行贿罪与受贿罪历史沿袭及社会危害性

受贿是一种传统型的犯罪。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一直存在的腐败现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官场腐败的生动写照。统治阶级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早以运用法律惩治贿赂犯罪。早有皋陶“恶而掠美为昏，贪污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之罪，[1]后有明朝“剥皮填草”之刑。中国的历史变迁可以证明，腐败是王朝更迭的重要原因。如今，我国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较之以往封建国家对待贿赂犯罪的态度，受贿行为更为法、为民所不容。客观地讲，受贿活动的猖獗，跟行贿活动盛行是分不开的，行贿行为对他人有极大的诱惑和腐蚀作用，特别是对国家公务人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国权力制约机制的建设还不完善，一些人为了在不正当竞争上作文章，开始以烟酒作敲门砖，其后又不断攀比，各种物质利益形式成了行贿的载体。行贿一旦成风，社会正常的运作机制将会被破坏，国家政治权力机器也必将瘫痪。在中国古代的刑法中，没有独立的行贿罪名，是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如唐律中有规定：“请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赃论。”可见，古代在打击行贿上与对打击受贿是一样的态度和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受贿罪原与贪污罪并立，对行贿罪也并无明确规定。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将贪污与受贿分立罪名，并创设了行贿罪。

有学者认为行贿者与受贿者是鸡与蛋的关系，无法得知谁为本源。但自古探询贿赂行为的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受贿者手中未受严密监控但可交换的权力。无论行贿者还是受贿者，必有一方在追求这种权力价值的非法交换。当行贿者先产生这种追求，如果无法得到其行贿对象的认可，贿赂必不可实现。而当受贿一方先产生这种追求，在其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下，即使违背行贿人本意，贿赂亦可实现。由此可以看出，受贿一方在贿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的是决定因素，贿赂犯罪的本源理应源于受贿者。

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职务的廉洁性，违背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同时其又是一种财产侵犯罪，侵犯的是他人财物的所有权。行贿与受贿是一种对行性行为，他们相互以对方的行为为构成要件，其侵犯的客体具有一致性，行贿者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置国家廉政制度于不顾，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贿赂，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亵渎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同时它又是一种经济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背社会道德风尚。

二、我国现阶段受贿罪与行贿罪刑事责任追究的现状

据浙江省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全省法院受理的受贿案件约为650起，涉案人员680多人，而受理的行贿案件为15起，涉案人员15人；1999年1至4月份受理受贿案件约150起，涉案人员210多人，相应的行贿案件则只有4起，涉案人员4人。[2]如果认为这仅是地方现象有失偏颇，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组统计中：2001年1至11月，全国法院审理439件行贿案件，其中受刑事处罚的达37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在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上也提到的一组数据：2001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渎职案件43298起。另有数据表明，受贿犯罪在整个腐败犯罪中每年至少查处10000起以上，从此可以看出，行贿与受贿的比例是439：10000。[3]

从个案上分析：原广州海监局局长金天宝利用审批转让土地、发包工程、续租房产之机，收受贿赂80余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5年，而行贿50万元的海南三亚某公司经理刘某等多名行贿人均未定罪。原化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利用工程发包、干警提拔、审批案件之机，大肆收受贿赂共约180余万元，另有230多万元财产来源不明，此案无一人因行贿而判刑。[4]

以上数据得出得结论是：

一、我国贿赂犯罪中一个受贿犯罪查处的背后往往是多个行贿行为累积行贿的结果；

二、我国现阶段在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刑事责任追究力度上严重不平衡；

三、以上两组结论综合分析，我国大量受贿犯罪查处的背后是更大批的行贿行为未能得到有效追究，从而使受贿犯罪有了不断滋生的土壤，很大程度上使打击的力度远远跟不上其发生的速度。

三、行贿罪与受贿罪刑事责任追究不平衡之原因

（一）行贿罪与受贿罪并非严格意义的对合犯罪

从行贿罪的立法机理来分析，对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对合犯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种为肯定说，认为二者是必要共犯的关系，没有行贿的事实就不会有受贿；二为否定说认为对行犯罪双方的行为并不一定构成共同犯罪，受贿一方在犯罪的情况下，行贿一方并不一定犯罪，且二罪在表现形式上，并不一定是必要共犯。当受贿方有索贿要求时，没有相对人的行为就能成立；第三中观点是折中说，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合性并非无条件的，严格意义上的的对合性犯罪首先是共同犯罪，是罪与罪的对合，而真正与受贿罪对合的应该严格与行贿行为，而不是行贿罪。[5]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现实地评价了我国受贿罪与行贿罪并非绝对的共同犯罪，有受贿罪可能没有行贿罪的发生，同时也不否认其对合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严格地说，是一种单向的对合犯罪。

这种单向的对合犯罪，其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责任追究的不对等。对合的一方即受贿罪可能受到法律的严惩，对合的另一方即行贿行为，并不一定构成犯罪或者构成犯罪，但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二）行贿罪与受贿罪立法责任的不平衡

1、在犯罪构成上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受贿罪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索贿，一种是收受。我国刑法对索贿实行是一种严格责任，无需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有贿赂的存在即可构成犯罪。而对行贿人由于是一种被勒索的情况，如果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则不构成行贿罪。在被动收受的情况下，如果行贿人为谋取的其本应拥有的正当权利，同样不构成行贿罪。而受贿一方却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行贿罪与受贿罪犯罪构成上最大的区分点在于，行贿罪严格要求为谋取自身的是不正当利益，而受贿罪概然认定为他人谋利，这种利益不以不正当利益为限制。

2、在立案定罪标准上

刑法规定受贿罪的处罚原则依据的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一般受贿罪最低的立案数额为5000元，情节严重的，不满5000元，亦可判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般行贿罪的立案数额是1OOOO元，如果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少量财物，又不具备其它严重情节的，不按受贿罪处理。此项根据是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礼受理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行贿数额不满一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2）向三人以上行贿的；（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也可构成犯罪。未达到上述数额或者不具有上述情节的，即是一般的行贿违法行为。[6]

（三）行贿罪责任追究的社会现状和司法现状的客观性

1、行贿行为情况复杂，查证困难。

（1）行为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往往在不同时间、地点，利用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人员进行行贿，行贿次数多而且情况复杂，但数量少，而交待往往只交待个别行为，行贿数额难以查清；（2）从受贿人角度很难查找行贿人行贿的证据，因为，对受贿人刑法是实行严格责任，并未给予受贿人和行贿人同等的自首和立功待遇，交代行贿人的行贿行为，无非是加重自身的罪行；（3）有些行贿行为往往是长线投资，并不要求受贿者马上的回报，这样就很容易同一般的馈赠行为相混淆，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构成行贿罪的客观要件必须是“谋取不正当利益”和“给予财物”的有机结合，二者具有因果关系，缺一不可。在无法看到现实的不正当利益的情况下，就无法给行贿者定罪。（4）行贿载体的物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出国旅游，性贿赂，子女就学，就业安置等。而我国刑法对行贿受贿内容只规定了财物。

2、单位行贿现象较多，但对单位行贿追究责任较少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形势下，单纯的个人行贿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单位行贿与个人受贿的立案标准有巨大差异，当个人受贿可以判重刑的时候，单位行贿却还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且我国刑法并没有对单位犯罪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对当前大量存在的单位行贿认定处罚较为困难。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成为行贿犯罪的主体，在刑事处罚中，对自然人犯罪容易明确主体和责任，而单位犯罪因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系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难以分清，往往无法明确责任人，若明确了责任人，各人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也难以把握。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行贿存在难落实责任人、难定性和难处罚等情况。因而，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单位行贿案件多，对单位行贿追究责任却较少，刑事处罚甚至行政处罚都很少。

3、为取得受贿证据体现了坦白从宽的态度

刑法有明确规定行贿人在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何为主动交待？首先在承认自己的受贿行为的前提下，实际上是检举揭发受贿犯罪，否则就很难说明行贿罪的自首态度。从立法规定的宽幅看，“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罪行，“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实际上比一般自首的幅度大，一般的自首只是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这中间其实不仅包含了自首，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法律对行贿者立功或者豁免的态度。这一原则实际上是体现的是法律打击力度的侧重性，但这一原则在打击受贿犯罪取证困难的情况下，往往会被利用以换取行贿人的证词。

4、“为他人谋利”和“谋取不正当利益”含盖的不同范围

在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的性质可以是正当的、合法的利益，也可以是非法的、不正当利益。前者称为“贪赃不枉法”，后者则称之为“贪赃枉法”，有人提出了对贪赃不枉法不应当入罪的观点，这种观点其扭曲了受贿罪的犯罪本质，与国家打击腐败的基本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二者其实质都是对公务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背叛，在司法实践中二者的定罪不存在质疑，区别是在量刑的标准上有所轻重。

对于行贿罪，199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惩严重行贿分子的通知》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方便条件。”[7]法律对不正当利益的范围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多数人认为“不正当利益”是指违反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所得的利益，或者利益本身并不违法，但谋取该利所采取的手段违法，即“非法利益”和“不确定利益”。对与本因属于自己所有的正当利益，不认为是行贿。

综上所述，行贿与受贿案件在查处上的不平衡是正常的，一是法律设定的范围本身就不一致，行贿罪与受贿罪在犯罪构成上并不对等。二是从刑事政策和侦查策略考虑，法律对行贿者有一定的豁免措施。“被追诉前主动交待”的行贿案件，法律规定可以免除处罚，而可以免除处罚的行贿案件，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可以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四、贿赂犯罪刑事责任追究力度不平衡的价值探讨

当前，法律界围绕行贿罪的研究大多是针对行贿罪刑事责任追究不力的原因展开的。从各方面指出了打击不力的现存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对行贿行为严惩重罚，甚至认为应当与受贿犯罪同罚同刑。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取消行贿罪认定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定罪要件。不可否认，这些看法反映了大多数人对打击行贿行为的强烈态度。但是行贿与受贿查处的不平衡源与法律本身的规定，过分指责司法打击不力是不客观和不公允的。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不对等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对打击腐败犯罪带来的现实帮助和其现实的价值取向。

立法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对受贿罪和行贿罪的立法历史是不一样，完备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现阶段看，我国对贿赂犯罪打击的侧重点也是有区分的。避免对行贿罪打击面的过宽，为的是更好地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对于受贿罪这样一个特殊的犯罪形态，打击的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其作为与行贿罪特殊对合的一种犯罪形态，在现代刑法证据至上的原则下，行贿人这个特殊的主体是共同犯罪和证人的矛盾竞合体，而对于极其隐蔽的贿赂行为又往往缺乏旁证的佐证，行贿人往往是最有力的证人。在这种两难的境界下，价值取向的问题是作出决断的最好办法。从打击受贿罪的经济价值和司法价值来权衡不应当仅仅从刑法上否认责任追究的不对等的社会存在。

(一)贿赂犯罪权衡的经济学角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受贿是一个无须成本，收益巨大，危害甚深的行为。其中存在着两种严重的不平衡性，一是成本和收益的严重不平衡，受贿根本无须经济上的成本，而其带来的收益却可能是“牺牲一人，幸福全家”；二是获得的利益和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的严重不平衡，受贿获得的利益是以为他人谋利为代价，然而这种谋利又是在以损害无数他人、社会、经济和道德的利益为代价。用一个经济术语来形容，受贿是不折不扣的暴利。相对于受贿，行贿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远无受贿如此悬殊。行贿人获得收益是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而其所获得的利益却有可能是其本不需要付出代价而本应获得的，在这种情况下，行贿人实际上是入不敷出，而且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范围极其有限。惩治一个受贿犯罪将给国家挽回社会、经济、政治上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如取消认定行贿罪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无疑是欠缺对行为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考虑。

(二)贿赂犯罪权衡的对象性角度分析

从犯罪对象性角度分析，行贿罪与受贿罪追究力度的不对等实际上是一种制衡机制，受贿人在收受行贿人行贿时，要考虑到将来此人可能会成为犯罪揭发证人，必然有所顾忌。一个行贿行为对应的只有一个受贿行为，而一个受贿罪对应的却有可能是多个行贿行为，借助一个或数个行贿人的力量打击一个受贿罪可以阻止更多行贿行为的再发生，而盲目扩大对现有行贿行为的打击面将给查处受贿行为带来巨大的困难，会使行贿者在立功坦白上畏首畏尾，并容易使行贿者和受贿者结成犯罪同盟互相包庇，同时为受贿者创造更大的侥幸心理继续犯罪。

(三)贿赂犯罪权衡的打击成效角度分析

从受贿罪打击的成效性来分析，受贿罪作为我国当前打击经济犯罪的重点,虽然每年都有上万起受贿罪被查处，但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之间；并且就是在被发现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也只大约在6-10%之间，按照其对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其中只有6.6人被判刑。[8]这说明我国在打击受贿犯罪远未达到真正的成效，很大程度上是明知犯罪，却又证据不足，我们还需要行贿人这个证据群体强有力的帮助。过分强调对行贿行为的打击，是不现实的。

(四)贿赂犯罪权衡的司法成本和司法效率分析

司法成本和司法效率是在当前打击犯罪被越来越重视的问题，世界法律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从追求简单的“结果公正”到因对“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认识而引发的“有效率价值的正义”再到“以效率为核心的正义”。[9]打击犯罪的偏重正在随着其司法效益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司法效益是指通过司法活动而达到的司法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地讲就是司法活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经济效果等方面的综合性结果。[10]法律越来越重视非法律结果因素。我国目前打击受贿犯罪司法成本毫资巨大且效率不高，山西日报曾经报道过追究价值1万元的受贿犯罪所消耗的司法成本却高达10余万元。行贿犯罪在与受贿犯罪价值权衡的前提下，如果追究行贿行为的严格刑事责任，打击面将无限扩大，人力物力成本和取证困难都将急剧增加，打击贿赂犯罪耗费的将是无法估量的司法成本和低迷的司法效率，最终违背是以效率为核心的正义，追求简单的结果正义。

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对行贿罪与受贿罪追究力度不平衡的客观现状而片面强调行贿罪的立法缺陷和司法不力。过度强调加强对行贿罪的打击力度，反而陷入了刑法万能的错误观念，刑法体现的只是事后救济，对从利用法律强制手段，通过杜绝行贿来防范受贿是不客观的。我国行贿行为的社会根源复杂，历史溯源悠久，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治理过程。一味地破坏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制衡性，在短时间内不但无法起到从根本上打击贿赂犯罪的成效，反而会使天秤的一端失重，给受贿犯罪更多的可乘之机。

小结：

本文虽然对当前对行贿罪打击相对宽松现实价值作了分析，但是价值的可取性并不等于行贿罪的立法就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式下与腐败作斗争的需要。行贿罪的立法完善是一个和受贿罪立法完善的配套过程，而不应被割裂。譬如说可以将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内容从财物的限定，扩大到其它物质性利益；把受贿罪与行贿罪认定的交付行为扩大到承诺和期约，即严格了责任，又不放纵了一端，使制衡同时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对于行贿行为一方面在于打击，另一方面在与预防。预防行贿是一个系统工程，首要的是公民的素质教育，提高公民的反腐败认识程度，增强欲行贿者对社会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承担的自我评价；二是对贿赂行为第三者监督机制的完善，加强舆论监督以及对监督举报者的奖励和保护；三是完善权力分配制度和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让源头的受贿者无机可乘，让行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篇：浅谈用友中固定资产与总账不平衡的原因及总结

浅谈用友中固定资产与总账不平衡的原因及总结

先来谈一谈固定资产总账中与固定资产模块对账不平的原因：

1．先查看总账中凭证是否全部记账了

2．查看固定资产选项账务系统接口里面的对账科目是否设置正确。

3．查看是否制单信息里面是否还有需要作凭证的：

（在选项中与账务系统接口里面的月末结账前一定要完成制单登账业务选择了后在月末结账时会提示是否有未制单信息）：

4．查看对账不平衡，是原值不平衡还是累计折旧不平衡：

原值不平衡的话，可能是资产增加或者减少没有生成凭证。在进入卡片管理界面后在卡片管理页签的下拉菜单选择自定义查询，其下方点击查找，点击新增行，然后选择项目选择录入日期，比较符为大于等于，比较值为本月开始日期，再新增行选择项目选择录入日期，比较符为小于等于，比较值为本月结束日期。

如果是累计折旧不平衡，查看是否在做完累计折旧后又做了新的操作（点击月末结账会有提示），重新计提然后生成凭证。

5．注意查看本期拆分卡片时特殊情况，累计折旧值是否正确。

固定资产与总账对账的总结：

在固定资产的日常业务处理完毕以后，一般会在固定资产-处理-对账处，执行与总账的对账，那么对账不平，也就成为了一个常见问题，如果要对账，应首先在选项中的与账务系统接口页签，勾上与账务系统进行对账，否则在处理下是找不到对账节点的对账不平时，可以参考以下思路：

(1)如果显示账务账套原值、累计折旧都是0或者差别非常大，应首先检查固定资产-选项的与账务系统接口页签，对账科目是否设置正确：是否是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

(2)如果是账务账套的原值比较少，应去查看固定资产模块的业务是否都生成了凭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原始卡片，因为该卡片不会在固定资产的批量制单下形成折旧信息，所以容易忽略；最好是到批量制单下查看一下是否还有制单信息，如果有，要确认一下，是否需要生成凭证，因为有些凭证可能在总账或其他模块如应付款管理已经做过了

(3)如果查看了制单信息及原始卡片都生成了凭证，然后再查看一下，固定资产的凭证是否都已经在总账中审核记账了，如果没有，先总账记账，然后再进行对账操作

(4)如果只是累计折旧核对不上，可能是折旧凭证是在总账中作的，或者是在固定资产批量制单下生成折旧凭证时，修改了折旧额等，这时可以打印出折旧清单，然后将清单上的本月折旧额与总账中的累计折旧的本月贷方发生进行核对

(5)如果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只能输出固定资产中部门、类别明细账，然后与总账中的关于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的明细账进行核对，去检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上海公司陈金金

第三篇：罗高军翟新明：当前医疗行业商业贿赂犯罪的发案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罗高军翟新明：当前医疗行业商业贿赂犯罪的发案特点、原因及预防

对策

近年来，我市一些医疗机构在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发生贿赂职务犯罪案件仍较突出，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医药卫生管理秩序，社会反映十分强烈。结合我们办案情况，针对近两年来辖区内医疗单位在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发生贿赂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作一分析和思考。

一、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贿赂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是受贿犯罪案件高发环节。由于前些年各地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失误和宏观调控不力，很多地方盲目地上项目，建公司、办企业，特别是制药企业有雨后春笋般之势快速发展，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发展和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药品及医疗器械的销售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销售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一些药品及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在药品及医疗器械销售中大做“文章”，采取不正当的营销方式推销药品或医疗器械；一些药商为了促销盈利，挖空心思渗透腐蚀医务人员，一些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大肆收受“回扣”和好处费，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使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环节成了医疗系统商业贿赂职务犯罪发案的重灾区。仅2007年5月份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医疗机构涉嫌贿赂型职务犯罪案件8件8人，且均为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发生的涉嫌受贿案件，而且科室医务人员集体出现收受“回扣”情况，如此之高的发案情况，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警醒。

（二）犯罪表现形式多样，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通过对案件的进一步分析，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所发生的贿赂型职务犯罪案件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有的是医院领导审批签署购买药品或医疗器械，经销商以感谢的方式按一定比例给予回扣；有的是药剂科工作人员与医药代表单独“勾兑”；有的是医生在医院开处方而在药贩子那里拿回扣；有的是在购买药品或医疗器械时，事前和经销商谈好一定比例的回扣，在每次手术后，经销商按回扣比例将现金给予相关医务人员；还有的是由经销商定期或不定期邀请医生个人及全家出国（境）旅游等。犯罪的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一些制药企业或药品及医疗器械经销商，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时，其营销的方式和手段不断翻新，采取单线联系、开联络会、药品推广会、药品发布会等形式，把医疗机构的相关人员请出医院，进行暗中交易。同时，在药品及医疗器械营销市场上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即“明扣”和“暗扣”。“明扣”是药品供应商公开支付医院的折扣，医院在向药品供应商支付药品款的同时，会扣下事先谈好给医院的回扣，这部分回扣一般是药品购买额的5%—20%。药品供应商在给“明扣”的过程中，暗中给予医院中对药品采购起决定作用的有关人员所得的回扣，又称“暗扣”，一般是“一对一”的行为，回扣一般是医疗器械发票金额的30%-40%，隐蔽性很强，不易被发现，比较容易掩盖其犯罪行为，使这类犯罪更加隐蔽化，从而增大了查处的难度。

（三）行贿者“强进攻”与受贿者“弱抵制”形成明显态势。近年来，由于药品及医疗器械销售市场不景气，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一些药品及医疗器械供应商们在销售环节使“绝招”，下“猛药”，以金钱作为“敲门砖”，用丰厚的“回扣”或“好处费”来诱惑医疗机构有关人员，最终达到顺利销售药品及医疗器械设备之目的，一些经不住诱惑的医疗机构的领导或工作人员在“糖衣炮弹”面前，起初还能保持清醒头脑，进行抵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感情的加深，思想开始麻痹、意志逐渐淡泊，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能力渐渐地变弱了，一旦对方“强进攻”，思想道德的防线便被冲破，成了经销商们的“俘虏”。如今年我院反贪局在查处的案件中发现从2004年10月至2007年3月，武汉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黄石地区销售商王某某，在销售医疗器械耗材过程中，就是采取用钱物作为“敲门砖”主动出击，对医疗机构的关键人员进行“强攻”的手段，先后向我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有关科室负责人行贿，被检察机关查处。

（四）社会危害性较大，直接侵害了医患的根本利益。从案件情况分析显示，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的贿赂犯罪案件，其犯罪后果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非常之大，它直接侵害的是广大医患的根本利益，极大地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其危害主要表现在：第一，生产、经营企业和个人以回扣等商业贿赂为手段，向医疗机构推销质次价高甚至假冒伪劣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导致医药服务价格不断攀升，直接损害广大患者的利益；第二，涉案人员所收取的“回扣”、“好处费”、“开单提成费”均直接打入医疗机构进货成本。一些医务人员为获得回扣、提成，滥用某些药品和高值耗材，既损害患者健康，又加重患者经济负担；第三，严重腐蚀了医疗卫生队伍，一些医务人员成为不法企业的代言人，滋生了腐败和贿赂型职务犯罪。如检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中，发现我市某医院科室负责人廖某在其任职的3年内收受医疗器械经销人员贿赂达20万余元，导致该医院部分医疗器械以高出市场5倍的价格提供给患者。

二、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贿赂型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

（一）药品及医疗器械销售体制不健全是产生犯罪的客观原因。由于我国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耗材等规范、有序的流通市场体系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营销秩序仍然混乱，经营行为不规范，不正当竞争恶性循环。一些医药生产厂家或商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采取把自己利益与采购方决策者、执行者的个人利益分别对待的办法，将商品以不低的价格推出，从中给予采购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贿赂，这样的流通体制助长了非法的商业竞争，使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环节发生贿赂型职务犯罪有了客观条件。

（二）医疗机构内部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从客观上给犯罪提供了空间。随着药品及医疗器械购销矛盾日益突出，营销形式和手段不断翻新，医疗机构的主要领导、有关科室的负责人、医生等关键人员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显现出来，成为药品及医疗设备营销商们“主攻”的对象，加之一些医疗机构只注重内部的业务建设，而忽略了对医院领导和关键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有的单位监督机制不健全，而有的虽然建立了监督机构，但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没有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形同虚设，失去了真正义意上的监督，导致一些有职权的人员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从而给那些药品及医疗器械营销商们推销产品进行“勾兑”或行贿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给了一些医疗机构的主要领导、有关科室的负责人、医生等关键人员利用职权，大肆收受财物直至发生贿赂型职务犯罪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三）药品、器械虚高定价，为行贿者提供了资金来源,是诱发犯罪的外部原因。一方面，由于一些制药、器械生产企业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导致药品、器械虚高定价，有的地方政府、物价部门为了扶持和保护当地的企业，对生产的药品、器械定价不按国家有关定价标准和规定如实定价，而是进行虚高定价，并对外地同类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价格排斥，使药品价格难以下降。另一方面，政府物价部门只对已进入医保目录15%—20%的药品、器械实行定价调控，而占80%—85%的药品、器械价格则由生产厂家自主定价。因此，药品、器械生产厂家就有了给予药品、器械经销商较大的利润空间，经销商们就是利用这一较大的利润空间，用各种手段打通各个销售环节，“回扣”或“好处费”的数额可达25%，最高甚至可以高达40%。有如此丰厚的“回扣”或“好处费”，对医疗机构一些意志薄弱的医务工作人员来讲，那双贪婪的手又怎么不伸出去呢？

（四）医务人员待遇偏低，寻求补偿心理欲望强烈，也是诱发犯罪的原因。涉案人员在忏悔自己走上犯罪道路过程剖析原因时，都有带共性的认识，那就是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具有特殊性，虽然职业崇高，但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且非常辛苦，与其他行业相比，工资待遇并不高，从心理上产生了不平衡和吃亏感，加之受社会复杂因素的影响，一种内心失衡、寻求补偿的心理欲望渐渐地强烈起来，便利用手中职权在药品及医疗器械的采购中收受贿赂。如我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某科室主任柯某就是在上述心理因素的支配下，大肆收受药品和医疗设备供应商贿赂20万元，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五）法制观念淡薄，对法律认识上的误区，是导致犯罪的主观原因。从检察机关查办医疗系统发生的贿赂型职务犯罪案件来看，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涉案人员文化程度较高，不少人员在医疗领域还颇有建树，有的还多次受到各级奖励。但是，由于医疗系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真正接触法律的人并不多，因此，相当一部分人员的法律意识较差，对罪与非罪的界线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耗材等采购活动中，自己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一点“回扣”、“好处费”、“开单提成费”等不是犯罪，而只是违犯行规。

三、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贿赂型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进一步加大对医药卫生领域贿赂型职务犯罪查处力度，注重教育，实行打防结合政策。针对药品及医疗器械两大环节贿赂型职务犯罪高发的特点，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体制下，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仍需进一步加大打击医药卫生领域内贿赂型职务犯罪的力度，重点是对管理层人员的查处，同时，要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和医药卫生系统自身的特点，在坚持贯彻中央宽严相济政策的前提下，坚持惩罚并举、注重预防、教育为先的原则，对那些位高权重，态度恶劣，道德败坏的犯罪分子要严惩不贷，而对那些态度较好，认真悔改，积极配合的涉案者要查处的同时，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坚持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做到惩一儆百。以打击促教育，以教育促预防的作用。

（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药品及医疗器械等销售体制，实行阳光交易。药品、医疗器械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如果在流通环节没有健全和完善的市场体系体制作保障，不仅导致市场无序竞争，交易活动“暗箱操作”，行贿、受贿违法犯罪行为泛滥成灾，而且对市场经济秩序将会造成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将受到严重侵害。因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药品及医疗器械营销市场体系体制，确保药品及医疗设备实行阳光采购，是预防和遏制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贿赂型职务犯罪极其重要的举措。一是国家要尽快建立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保障，切实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交易市场秩序。二是全面推行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以招标投标方式进行购销，逐步实行挂网竞限价购销，使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在“阳光”下进行交易，切实降低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流通环节的成本，真正让利于民。三是积极探索药品及医疗器械等实行专营的市场流通新路子，切实减少药品及医疗器械等流通环节的中间“水分”，从体制上解决医疗机构药品及医疗设备采购环节诱发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治本性问题。

（三）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从制度上防范未然。医疗机构频发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制约不力，从而给职务犯罪留下了空间。因此，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是预防商业贿赂和贿赂型职务犯罪的关键。首先，医疗机构要针对内部在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采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一些关键人员，制定切实可行又可操作的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的防范制度。二是对已经进入药品及医疗设备集中招标采购的医疗机构，应切实加强对招标采购的药品及医疗设备在中标单位配送环节的监督，制定相关防范制度和措施。三是医疗机构内部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职能作用，将制度监督、职能部门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增强内部监督透明度，使那些违规、违法行为无立足之地。

（四）严格控制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价格，截断贿赂之源。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源头是行贿，而行贿的源头又来自不同的渠道，仅药品及医疗设备采购环节发生贿赂案件来讲，截断药品及医疗设备采购环节行贿的源头，关键是要理顺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在流通中的价格关系。国家物价部门要严格控制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的价格，防止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的虚高定价，大大压缩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的价差“水分”，缩小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产品销售的利润空间，使那些靠不正当手段进行促销的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没有丰厚的物质条件给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相关人员以“回扣”、“好处费”等形式进行贿赂，切实从源头上达到治理贿赂犯罪之本的目的。

（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增强医疗机构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从我们对医疗系统诱发贿赂型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分析表明，一条深刻的教训是，相当一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对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和贯彻重视不够，缺乏对医疗系统干部职工进行必要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干部职工的法纪观念淡薄，对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常识不了解，直至诱发职务犯罪。针对这一深刻教训，医疗系统要引起高度重视，把加强对干部职工进行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搞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结合本单位、本行业的典型案例开展具有针性的警示教育，切实增强医疗系统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及抵御不正之风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能力。（作者单位：XX市XX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