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一把手”腐败调查官小权力大无人监督

第一篇：基层“一把手”腐败调查官小权力大无人监督

基层“一把手”腐败调查:官小权力大无人监督 演播室主持人劳春燕：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提出，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有案必查，有罪必惩。去年以来，已经先后有十多名省部级高官因为涉嫌违纪违法被严肃查处。同时，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也不容忽视。近日，记者就严肃查处基层单位一把手违纪违法和加强监督问题，赴深圳进行了深入采访。

深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丘海：

在深圳的六个行政和四个新区，我们加起来一共有六七十个街道。经济实力强的，它的GDP已经超过几百个亿，所以管好和管不好，实际上对深圳整体的发展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解说：

2013年以来，深圳市委、市纪委高度重视基层单位“一把手”腐败案件的查办工作。有11名街道党政“一把手”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七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形成了有效的震慑。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市纪委通过不断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科学分解、合理设置基层单位“一把手”的权力，规范权力运行，强化制约监督，加强廉政教育，坚持抓早、抓小，打到招呼早提醒，促使基层单位“一把手”自警、自省、自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有效防止腐败行为发生。

这里是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办事处。随着城市化发展，过去的村子改公司，乡镇也就成了今天的街道。在这里，土地使用、城镇建设等等与街道党政“一把手”决策息息相关，于是许多企业和商人就在他们身上下功夫。他叫刘少雄，沙井街道前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

深圳市沙井街道原党工委书记 办事处主任 服刑人员 刘少雄：

因为我自己犯下的罪，特别是我的所作所为，给自己工作过的沙井，也包括与我共事同奋斗的同事，带来了很多的诸多的不变，我真的很愧疚。

解说：

刘少雄，1963年2月出生，2006年开始任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2009年，沙井街道准备在壆岗股份公司水库旁边的小山上修建市民公园。这个山头，早在一年前就被一名叫陈垚东的老板拿到手里准备开发娱乐设施。于是，陈垚东约刘少雄吃饭，希望留下这一块地，不要建公园。

刘少雄：

我们说不行了，我们都已经吹了风了，那么就吃完饭，他就给了一个包，两百万。

深圳市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员 刘少雄案承办人 张若平：

这就显示出了街道办书记他的这种权力，按照原则来说，我就应该收回来建公园，但是刘少雄因为陈垚东跟他打招呼了，他说他就行，我就搁置就不动它了。

记者：

就是这个地是吗？

工作人员：

就是后面的那块地。

记者：

大家看，这里就是当地规划中原来打算做公园的一片用地，但是正是因为刘少雄拿了陈垚东的金钱，所以就把这里就建成了这样的带有别墅性质的自建住房，大家看，如果不是东窗事发，这些别墅早已经建成了。

解说：

陈垚东大兴土木，在原本该建公园的小山上建起来高档别墅。而刘少雄得到了200万元的好处费，市民公园再也不提了。刘少雄受贿的另一个大单还是和土地有关。2010年，深圳市政府要征收一片海边的3万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做储备，这一块地也掌握在陈垚东的手里。陈垚东认为，被政府征用补偿地不划算，卖掉又不甘心，于是他注意到城中心还有一块地，想拿政府准备征用的那片海边地，换这一块城市中心的规划用地。

深圳沙民实业有限公司 邓先生：

就在前面的一条，蚝乡路的主干道，然后到这面是原来的区间路，中间夹着长方形的地块，大概面积约一万六千平方米左右。

解说：

海边地是三万平方米，城中心的地是一万六。这回刘少雄又答应了陈垚东的请求，在沙井街道办公会上通过了置换决定，他还说，一万六换三万米划算，可事实上，刘少雄心里清楚，海边地位置很偏，这块城市用地位于沙井中心，还可做商业用途。

刘少雄：

因为沙井中心区的地比较潜在的升值比较大。

深圳市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员 刘少雄案承办人 张孟东：

所以有了这个行为，陈垚东分三次，一共给了刘少雄一千万的港币，同样也是现金。

深圳市纪委派驻市检察院纪检组 刘少雄专家组副组长 尹葵：

作为党政的一把手，他手中可支配的资源是很丰富的，那么随着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开发商和一些承建商就会跳出来让我们的一些党政领导作为他们利益的保护伞，共同攫取利益。

解说：

2007年，刘少雄帮助一名叫谢文贤的人拿到沙井街道中心一块两万平方米的土地，拿到500万元的好处费。因为帮助万丰集团免受政府处罚，违法用地和建楼，刘少雄先后收受万丰集团董事长潘泽勇的好处费、过节费等人人民币145万元、港币120万元。2013年10月21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刘少雄受贿折合人民币近两千万元，判处无期徒刑。此时，后悔莫及的刘少雄才明白自己是“一对不起组织、二对不起领导、三对不起同事、四对不起老百姓的罪人”。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刘少雄案主审法官 涂俊峰：

说是为政一方，别说是一个正处级的街道办书记，官小，其实确实权力非常大，可以说他的成长的历程，奋斗的历程也是充满了艰辛。但是出现这样的事情，最后落到这样一个结果，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痛心。

解说：

深圳市纪委着力查办的这些领导干部，过去大多工作努力，有的还做出过成绩，受到过表彰，可面对金钱诱惑，防线失守，最终走向了反面。

丘海：

各种问题都有，有的问题比较严重，就像刘少雄既有本身的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有的就是其它方面的用人上的问题，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大的也要查，小的也要查。

演播室主持人：

除了刘少雄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外，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钟华兴、梁钜坤；判处有期徒刑的12年的韩江，判处十年六个月的黄亮，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的张庆源、陈学度。另外还有四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和诫勉谈话。需要指出的是，前面这七名腐败分子触犯刑律几乎全部是因为贪污或者是受贿，又都是在各个街道工委，担任党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期间。在案件的查办当中，深圳市纪委发现，基层单位“一把手”权力过大却缺乏监督，是这一类的干部腐败易发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少雄：

等到自己真正坐在第一把交椅，地方上的第一把交椅，有权力，可以呼风唤雨了在地方上，周边也有很多人，好像在奉承你，自己就逐步得意忘形。

解说：

背弃了党的宗旨的不只刘少雄一个人，还有南山区南头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的黄亮。应深圳市田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郑稳棠和枫叶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吴细明、朱庆辉请托，为其谋取利益，收受人民币50万元，港币30万元。

深圳市纪委前海廉政监督局案件调查处处长 黄文雅：

权力很大，但是他的监督很不到位，他人、财、物都能够管得到。

解说：

街道党政“一把手”除了个人价值观严重扭曲，钱欲当头之外，街道一级机构设置不完善，无法形成对街道党政“一把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也是他们走向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时任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党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的梁钜坤，这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长 梁钜坤案主审法官 林福星：

通过虚征旅游费用来套现，第二个就是说他指定的有关系的人做广告工程，在中间就要求虚增费用，第三块就是说通过街道办，街道工程方面来虚增，虚构加班费来提取套取现金。

解说：

截止到2011年的五年间，梁钜坤累计受贿240多万元，此外还利用权力，为他人调动升迁，收受他人贿款，伙同他人虚构旅游、会议费用，多开宣传广告费用报销倾吞公共财产贪污80多万元。可是在当地因慑于压力，几乎没有人干预抵制。

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公诉二科 梁钜坤案公诉人 李书勤：

因为报销单要经过层层审核的，财务主管要签字，然后再那给梁钜坤，最后签字确认，比如说通过市价，一千块钱我就可以做下来，但是你拿给我报销是五千块钱，是书记说了的，梁钜坤就会说，这个你不用管了，签字就行了。

解说：

深圳市纪委在认真分析这些案件时发现，在农村向城市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极易在土地出让和置换、城市更新工程建设、处置国有土地房产、人事调动、干部任用等方面出现受贿贪污的情况，常常是街道党政“一把手”掌控的权力越多，资源越丰富，其涉案金额就越大。

深圳检察院党组成员 市纪委派驻市检察院纪检组长 甘桂平：

就还是要有一种更科学的设置，你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笼子你不能说牛栏关猫那肯定是关不住的，但是大部分可以说，制度是放这了，束之高阁，他一把手可以随时把这个制度破坏。

解说：

这十几名街道“一把手”被查处之后，皆感痛心疾首。为企业和个人在工程项目、工程建设、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受贿人民币294万元、港币433万的钟华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他在悔过书中说，“权力欲是金钱欲的根。镇委书记手中的权力本该是好好为老百姓谋事、办事的，可却成了自己捞钱的工具。”

黄文雅：

他们手中的权力，它是随着社会的热点问题而不断变化的。打比方说，以前的计划生育，可能为了超生指标，这个审批个户口，这些工程大批量上马，搞这些市政工程的时候，在工程项目上他容易产生腐败，这些年来最热的是房地产，土地最值钱，那么在土地拆迁，在旧城改造，就成了一个腐败的热点。

解说：

针对存在的问题，深圳市委市政府合理设定街道党政“一把手”的权力，严格执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审批和执法等具体规定，由市纪委负责检查督促落实。

丘海：

我们试点宝安这里，设立七个区纪委的派驻组，一个派驻组对应两到三个街道，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街道这个层级，我们多年前就开始试行成立几个中心。

解说：

记者在福田区财务中心的办公大厅看到，各项经费使用规范严格，街道“一把手”不再直接操控经手。

深圳市福田区区长 王强：

我们所有的居委办，包括十个街道就取消了出纳和会计，只设置了一个报账员，所有的财务报账都要到这个地方。在制度上我们设置了五个中心，会计核算中心，第二个说的采购中心，第三个中心是物业中心，统一登记、统一管理，第四个我们还有一个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中心，五个中心就是我们的审计中心。

解说：

用地建设，物业管理，采购，财政支付和审计，统统上收到区里，减轻了街道“一把手”的压力，规范了运行，也保护了自己的干部。

丘海：

因为2011年底的时间，深圳市委就做出了一个在深圳建设廉洁城市的重要决定，就是把廉洁城市的建设作为新时期深圳的改革开放再起步、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是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既打老虎又拍苍蝇这个要求的。

演播室主持人：

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市纪委对于街道党政“一把手”的违纪违法问题，绝不姑息，严肃查处，体现了中央要求和百姓的呼声：老虎、苍蝇一起打，并且毫不手软。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基层“一把手”在这一进程当中作用重大，一旦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就会严重侵害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像深圳市这样一方面加大案件的查办力度，另外一方面，努力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范基层单位“一把手”贪腐现象的发生尤为重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第二篇：一把手腐败严重 须让人民监督权力破解困局

“一把手腐败”严重 须让人民监督权力破解困

局

詹勇

2013-2-3 17:03:01来源：人民日报 2013-01-25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一个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将“一把手”在现实权力结构中的特殊位置,描述得生动形象。有人感慨,一把手带好头,啥事都会有干头;党风政风民风,就看“一把手”吹啥风

近日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这些论述,抓住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要问题,抓住了反腐倡廉的重点环节,提出了值得警思的“一把手”监督课题。

“一把手腐败”凸显监督困局

从“表哥”杨达才到雷政富再到李亚力,近一个时期以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干部,都曾是一把手。查阅近年来的审计署报告,或是翻看社科院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更会发现,查处的腐败分子中,一把手比例不低,“一把手腐败”现象可谓触目惊心,成为反腐领域的突出问题。

一些一把手遭遇腐败的滑铁卢,固然有干部自身的问题,但更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一位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的前县委书记,在铁窗下如此反思:从名义上讲,对一个县委书记有八种监督,但实际上到了我这儿,就只有一种监督,就是自我监督,而自我监督往往是靠不住的。这番痛彻之语,道出了对一把手监督缺位、监督乏力的现实问题。

与这位前县委书记相似,一直以来,不少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面对的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监督环境,时间一长,少数一把手习惯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往往成为“一霸手”。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把手中公权化为个人私利工具,把一个地方、单位当成了自己的专属领地。

不难发现,在这一权力异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监督困局”:相对而言,由于一把手责任重、职位高,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大,这种“相对权力”加大了监督难度,一旦不正确对待手中权力,搞擅权谋私,监督失守、制度失灵的风险就加大了。而现实中监督的弱化、虚化,有如“牛栏关猫”、“纸笼锁虎”,实际上强化了一把手的权力。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政治学中的这条铁律,成为一把手腐败现象的有力总结。权力过重而没有约束,必然会失重,最终滑向堕落的深渊。打破“监督困局”,必须补足对一把手的监督这块短板。

靠制度铁笼锁住“集中的权力”

30多年前,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总病根。今天,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依然需要解决其手中权力过重、过大的问题。

事实证明,有制约才有平衡,有公开才能健康。从这次中纪委全会的部署来看,瞄准“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目标,力图在两方面寻求突破。一是用制度制约权力——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是让人民监督权力——从落实改进作风八项规定,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都强调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

这正是破解一把手监督困局的良策。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等制度,把“一言堂”变成“群言堂”,一把手的权力就难以一家独大;健全和落实施政行为公开等制度,让权力运行走出“暗室”进入“玻璃房”,谋取私利的空间就会大大缩小;通过法治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把“罚喝酒”变成“动真格”,就会对腐败分子形成强大震慑力。通过制度和人民形成的监督合力,让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操作难了、空间小了、成本高了、代价大了,一把手才会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当然要接受人民监督。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从大量腐败案例看,拒绝监督、躲避监督,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腐化的先兆。从这个角度讲,监督是一种负担,但更是一种爱护。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感叹,“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稳如泰山。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多一些制度铁笼里的拘束,就会少一些监狱铁窗下的痛悔。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必须有“伸手必被捉”的自警,更要有“用权就要接受监督”的自觉。

第三篇：浅谈对县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运行及其监督问题

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潮，各族人民对党和政府寄予更大的希望。县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贴得很近，处在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线，党政“一把手”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度，其决策与权力行使对整个县的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指导与支配作用，其工作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所以，加强对县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将对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县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运行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包装民主，以书记（县长）办公会作铺垫定格常委（常务）会

作为县级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议事机构的书记（县长）办公会，其会议主题和重点应当是研究县级发展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及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初步意见形成议题，提交常委、委员或政府组成人员及相关部门调查研究后再提交常委（常务）会研究，科学、民主决策。然而，这一议事机构却被部分“一把手”们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决策机构予以滥用。时下，一些党政“一把手”为实现其个人目的既要主观武断又要体现“民主”，于是利用书记（县长）办公会和常委（常务）会作文章，将议事机构充当决策机构加之滥用。首先，通过书记（县长）办公会将个人主张强加于少数几个圈内人员之中，形成所谓的“共识”，之后拿到常委（常务）会上去进行民主包装。如在宁波原市委常委兼鄞县县委书记和县政协主席范文浩的一手把持下，县委常委班子中制度松散、民主尽失，特别是在投资立项等重大经济决策和用人问题上，多以书记办公会定调后在常委会上简单地以少数服从多数拍板通过，后期的常委会基本上由范一人布置、大家执行。又如吉林省靖宇原县委书记李铁成，几年间利用书记办公会的特权直接插手干部调动数百次，想升官的要向他送钱，想换个“好位置”的要向他送钱，即使是不想升官也不想换“好位置”的人，也得向他送钱，否则位置就被送钱的人顶掉了。以至到了年节，有的乡镇正副职之间还好心地互相提醒：“该去给李书记表示表示了。”在他家门口送钱的人甚至排起队来，成为一道“风景线”。尽管这是个别地方的现象，但对当地老百姓来说，这种由不廉洁的“一把手”引发的大面积的不廉洁，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形象的损害极大。

（二）暗箱操作，绕开民主

县级“一把手”们掌握着支配本地区公共资源的大权，开发商、经销商为分享公共资源一杯羹，使尽浑身解数攀附“一把手”这棵大树，少数“一把手”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低下其高贵的头颅，甘当开发商、经销商手中的棋子，官商勾结，为其奔走呼号、暗箱操作，插手矿产资源开发、土地使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致使公共资源领域民主尽失。

（三）疲劳战术，草率决策

部分县级党政“一把手”在召开常委（常务）会时，往往采取疲劳战术和突然袭击的手段，对本地区的重大事项，为达到个人说了算的目的，会前不打招呼、不通气、不让班子其他成员知道。会上，首先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议题放在前面进行，安排大家反复讨论或审议，东拉西扯拖延会议时间。在参会人员身心十分疲惫的情况下，才将早已盘算好但必须“集体研究、民主决策”的议题抛出来，昏昏愕愕中疲惫不堪的班子成员们一时拿不出建设性意见，又想急于休息，大家便唯唯诺诺，顺着“一把手”意图草率决策。

二、对县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运行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体制不顺、监督乏力

我国现阶段的监督体系，从形式上看是比较全面的，有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但监督力度和效果却不够理想。首先，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属于同体监督，这种监督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一是上级监督不着。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最为有力的监督。但因人力、时空等原因，其监督形式大多数是以听汇报了解情况为主，辅以巡视、检查、届中届末考核。这种监督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很难深入其本质。群众戏称为“管得着的看不见”。二是同级不愿监督。县委常委、政府党组成员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是最直接有效的监督。然而，同为一个班子成员，在“班长”面前，谁愿给“班长”提不同意见。谁提了，谁就有可能被扣上拆台、闹不团结的帽子谁就会受到打击和排挤。于是呼，对“一把手”的所作所为，班子成员只好看在眼里、封在心里，不愿履行监督职责。三是下级不敢监督。作为同体监督机构的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审计部门，其机构编制、人员配备、干部任免、供给关系均在地方，且为下级部门，级别低微，对涉及“一把手”的问题，谁敢过问？群众戏称为“看得见的管不着”。其次，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虽属异体监督，但

第四篇：每日一读：遏制官小权大的“苍蝇式”腐败

每日一读：遏制官小权大的“苍蝇式”腐败

作者：李德林

据媒体报道，2013年以来，深圳市委、市纪委高度重视基层单位“一把手”腐败案件的查办工作。有11名街道党政“一把手”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七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其中，个别街道书记涉案金额竟达千万之巨，刺痛着公众的神经，也让基层的政治生态浮出水面。【苏苏说：固定好句式，“……刺痛着公众的神经，也让……付出水面。”举例，深圳电子厂非法使用童工的事件，刺痛着公众的神经，也让偏远山区孩子艰苦的求生之路浮出水面。】在反腐力度空前加大的形势下，老虎要打，苍蝇也不能放过。【苏苏说：打老虎拍苍蝇，这是13年末到14年我们政府一直致力的。】

郡县治则天下安。【苏苏说：出自司马迁《史记》：“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也用作“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汉宣帝曾说，“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可见基层官员对当地百姓的重要意义；唐太宗更把地方长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经常检查政绩，以决定奖惩升降，可见基层官员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价值。【苏苏说：举例论证，无论是汉宣帝的名言事例还是唐太宗的屏风记名，都是值得我们学会的好例子。】从这个意义上，基层官员腐败的社会影响或许比不上高官落马，但却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重创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

政治学中有一个铁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官小权大、小官大贪的苍蝇式腐败，无疑为之增添了新的注脚：如果缺少制度约束，没有群众监督，权力运行就会逾矩失范，贪腐之欲就会乘虚而入，哪怕是政府权力金字塔末端的乡镇街道，同样能够腐败得触目惊心。这就警示我们：反对腐败需要不弃微末、不留死角，如果说打老虎需要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那么打苍蝇则更需要为民请命的政治决心。【苏苏说：语言论证基层腐败的危害性以及我们反腐的决心。】

诚如深圳市纪委的调查，基层单位“一把手”权力过大却缺乏监督，是这一类的干部腐败易发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基层单位的一把手像是“土皇帝”，在基层有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杖，却面临着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软

【苏苏说：基层领导干部正印证了那句“天高皇帝远”，上面管不到，下面管不了。】的监督真空【苏苏说：监督方面我们常用的“重复监管、交叉监管、监管空白等”现在学习“监督真空”。】，于是在奉承面前得意忘形，在诱惑面前滑出底线，在金钱面前鬼迷心窍。【苏苏说：用排比句来形象生动的描绘了领导干部贪腐的丑陋面孔。】

河南内乡有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苏苏说：跟苏苏一起早读的考友对这幅对联一定不陌生。2013年11月26日总书记在山东菏泽跟当地的百姓读了这幅楹联，它用朴素的话语阐述了荣与辱、官与民、得与失的辩证关系。】如果说上联阐释着基层官员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那么下联则告诉我们如何防止基层官小权大的苍蝇式腐败，关键还是规范权力运行、强化制度约束、加强权力监督。吃百姓饭，应该走百姓路，把群众利益举过头顶，用权力为群众谋福利，而不是为一己私利鸣锣开道；莫道百姓可欺，“下

民易虐，上苍难欺” 【苏苏说：出自宋太宗《戒石铭》，原文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其用意在儆诫一切官吏，要执政为民，不得欺凌老百姓。因元代将其刻在碑上，又被称为“反腐倡廉碑”。】，就要让群众来监督权力，才能真正驯服平原走马的权力野心。【苏苏说：深入的探讨了阐述了这幅对联的内在含义，警示腐败问题中，基层腐败的严重危害性。】

第五篇：多地基层政治生态遭破坏 一把手腐败成致命打击（小编推荐）

多地基层政治生态遭破坏:一把手腐败成致命打击

最近，“政治生态”成为一个热词。一般来说，政治生态，指的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作风，其要求是风清气正。今年6月30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频频提出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这在当下反腐语境中无疑具有特殊意义：人们对反腐的期待不仅仅是抓几个人、解决几起腐败大案那么简单，而是要着眼整体、利在长远，要立足于“净化生态”的宏大视野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最终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政治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在当前一些腐败窝案集中发生地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山西吕梁、广东茂名、湖南衡阳、安徽萧县和泗县等地，均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这些地方政治生态中正常的规则、风气、导向均遭到腐败分子与腐败现象的严重破坏，乱象丛生，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而在这些地方进行“灾后重建”、净化政治生态的路径选择同样具有标本意义。本刊特组织多路记者，对这些地方的基层政治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度调查。

多地基层政治生态遭严重破坏

最近，吕梁腐败窝案震动山西。正在接受调查的山西原省级领导聂春玉、杜善学、白云曾先后在吕梁任市委书记、副书记，而吕梁市级领导也有多人被调查。同时，多位吕梁本土富豪被带走调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是吕梁腐败窝案的典型特征。

今年初，湖南衡阳发生破坏选举案，包括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在内的衡阳一大批党员干部在案件中严重失职、渎职、违纪，人数近500人„„

近期，广东省委通报了茂名腐败案，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在安徽萧县，因2012年原县委书记落马，“牵连”100多名干部被免职，暴露出该地政治生态被“关系经济学”严重侵蚀：以原县委书记为核心，以礼金为维系关系的纽带，人数多、涉及面广，上至县委常委，下至普通干部。萧县被免职的干部包括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等县领导班子成员，县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中的近20名一把手。

在安徽泗县，因涉及原县委书记晏金星贪腐案，当地先后有40多名干部被免职，其中大部分是乡镇一把手和县直单位一把手。

在上述几个地方，腐败官员“一挖一大片，一提一大串”，显然已不是个别人、个别部门的问题，而是当地政治生态整体上由表及里都出了问题：表面是一把手“领衔”买官卖官，深层次是官商同盟圈、官场利益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基层政治生态圈，权钱交易、“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代替了正常的干部选拔规则，基层政治生态被污染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一把手“失控”给基层政治生态致命一击

“地方腐败窝案的根子往往在一把手的权力失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其“率先垂范”作用更加恶劣。

在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

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但周镇宏却顺利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当地干部说。

在安徽泗县，晏金星被一些干部私下称为“帽子书记”。自2002年2月至2012年9月，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10年间，晏金星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钱物批发“官帽”。

晏金星“卖官”所传导的错误用人导向和价值观加剧了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化。“当官就是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循序渐进。”泗县一位退休干部这样形容晏金星在任时的官场风气。

官商同盟圈、官场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圈

在一些腐败窝案发生地，领导干部与商人的正常来往、干部之间的正常交往已经被金钱和利益完全取代，形成了畸形的官商勾兑同盟圈和官场利益同盟圈。这些圈子的形成，从深层结构上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使清廉之风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在一些煤炭等资源富集地区，由于老板多，其政治生态更加错综复杂。前几年煤炭行情好的时候，煤老板一夜暴富，挥金如土，让一些领导和普通干部“羡慕不已”，最后这种畸形的经济生态渗透到党政机关，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

在煤炭大市吕梁，多年来官商勾结在民间已是公开的秘密。官员没有企业幕后的赞助，“进步”无从谈起；企业没有官员幕后的支持，寸步难行。吕梁当地干部、群众至今还谈论2009年吕梁“公推县长人选”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副县级干部花了数百万元后仍落选，有的落选者大病了一场；有的借了企业的钱无法偿还，后悔得肠子也青了。这次推选也显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经济实力强的市县“推出”的人选较多，经济实力差的贫困县石楼县、方山县没有人选被“推出”。

与官商同盟圈共存的还有官场同盟圈：在失控的权力周围，形成了越织越密的关系网，并且催生了“卖官掮客”。记者在广东茂名采访了解到，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农村基层干起，当过县委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市。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是茂名官场有实力的“圈子”。此外，茂名当时还有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在这些圈子里，不仅官员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还通过一些“地下组织部长”、“卖官掮客”的奔走不断吸收新成员加入，使腐败圈子如“滚雪球”般增大。

“逆淘汰”的腐败规则使一些基层政治生态退化、恶化

政治生态的外在表现就是风气：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最近，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分析一些地方出现腐败窝案、串案的原因时认为，一个地方风气不正，其实是政治生态不好的外在表现；如果放任不良风气持续存在，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和腐败现象蔓延。

广东茂名的腐败窝案就是一个明证。在腐败案发前的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其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令人感喟。茂名市辖内信宜市有个镇长，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最终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它搞乱干部价值取向，侵蚀干部队伍肌体，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

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往往造成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退化。在湖南衡阳各级贿选最为严重的时期，市人大机关不少干部甚至把每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当成是捞钱的“收割期”、把收取选举贿赂当成是5年发放一次的“福利”；在广东茂名，当地资源丰富却一直发展迟滞，原因之一就在于领导干部频频插手经济项目，与商人进行权钱交易，造成诸多烂尾工程；在山西吕梁，围绕煤炭经济利益的黑金政治大行其道，社会风气随之败坏，普通百姓不但无法从中受益，反而要承受矿难、环境污染、借贷危机、贫富悬殊的诸多恶果。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当前，中央反腐之风劲吹，一些地方“腐败窝子”陆续被连根拔起，在案件查处的同时“灾后重建”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净化、重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路在何方？

一把手是防腐、反腐、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关键

当前，反腐仍然是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首要手段，其中关键在于一把手的作用。

防止一把手权力失控是防止腐败发生的关键。当前，处于领导岗位特别是一把手岗位的干部有权对主管的项目拍板。尽管党政机关在工作程序上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但是安排工作、作出决策往往是命令式的。领导干部的分工责任制导致领导拍板，下面不敢、不会反对。

“以县委书记为例，可谓是‘雄霸一方’，各个行业包括土地开发、工程上马都听命于他。虽然有纪检监察部门，但也是在县委的领导下，这使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监督。”长期从事反贪工作的四川省反贪局侦查处处长刘霖说，权力的集中也极易导致买官卖官的发生。“一旦某个地方或部门频繁调整干部，有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就给握有人事决定权的一把手送钱。”

同样，一把手的“好人主义”也要不得，往往一把手不作为、不讲原则、压不住阵，影响的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地区。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的他，面对严重的大范围破坏选举事件“求稳怕乱”，不听、不管、不查，回避矛盾，明哲保身。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使其权力始终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同时，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使各种重大决策部署可以充分接受社会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公平、公正地运行，最大限度防止权力失控、权力滥用。目前，各地试点的县委权力公开运行改革可进一步推开，探索一把手监督的长效机制。

同时，一把手应该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负起主要责任。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吴树新认为，腐败止于正气，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人情观，坚守正道、做好表率，对不正之风疾恶如仇、敢于亮剑，形成激浊扬清的政治生态，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健康向上的发展环境。

当前，中央力推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落实，作为党委书记无疑在其中担负主要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党委主体责任的落实不仅是一种原则要求，更伴随着追究机制的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发生“失守”将追究党委责任，尤其是一把手的责任。这是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关键所在。

重塑政商关系，防止官场结盟

扫描本轮腐败重灾区，无不反映当前一些地方政商关系异化，拜金主义全面侵入基层政治生态。纪委办案人员、专家均表示，官商一旦结成灰色利益共同体，通过“场外搞勾兑、场内走程序”，容易使钱权交易“合法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监管，这种腐败就可能变为制度性腐败。

如今，中央八项规定得到贯彻落实，反腐风暴不断荡涤污泥浊水。在一些地方，反腐前，商人和官员“藤缠树”，反腐后，商人和官员互相躲着走。但有人指出，二者始终未建立正常的关系。地方党政官员因为招商引资等工作必然要和商人打交道，正常的交往无可厚非，但要防止利益结盟。

针对腐败重灾区官商勾结问题，许多纪委办案人员和反腐专家通过大量案例分析认为，这与当地行政审批权力集中、自由裁量权过大、信息公开不够等原因有关。行政审批权极易成为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市场的工具。

针对此，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认为，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能够由市场机制本身决定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权力，真正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前腐后继”的恶性循环。此外，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认为，不管是在制度健全完善方面，还是在人们的规则意识培养、民主意识强化方面，都应当格外重视金钱与权力的分离。

防止官场利益同盟也是保持基层政治生态健康的重要方面。一些知情人士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成为地方“实力派”，经营几十年，人脉关系根深蒂固，年纪较大时，往往容易产生退休前在经济上捞一把、让“跟随”自己的干部得点好处的想法，一些不良风气往往就此形成，甚至就此形成“腐败小圈子”。

防止官场结盟，关键在于公私分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认为：公私边界模糊，恰恰是腐败产生的重要的制度根源；公私分明是政治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的关键。要建立公私分明的官场文化氛围，一方面要探索领导干部回避制度、异地任职等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严格党内生活，防止党内生活庸俗化。9月初，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其中着重指出：要坚持不懈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决反对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强化党委主体责任，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在当前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许多地方的民主生活会都开得很有质量，领导干部之间毫不留情开展批评，这种良好的势头如能持续下去成为常态，无疑是防止官场利益结盟的一大利器。

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源头上治理基层政治生态

在腐败窝案发生地，正常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被买官卖官等潜规则破坏，是腐败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用人腐败危害最大、最根本，也最致命，它会摧毁整个基层政治生态。

青海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授马春芳说，如果“做事不如作秀”、“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成为常态，那么干部风气难以扶正，政治生态难以健康。必须改革完善干部选拔机制，保证“干事者得利、有为者有位”，让干部从正确的用人导向中看到希望和方向。

对此，不少专家认为，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要注重源头治理。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根本出路在改革。应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经过实践经验的成功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把主要靠领导者个人选人，逐步转到主要靠制度选人方面来；把由上级部门对干部的制约，逐步扩大到由民意和社会舆论来加以监督；逐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让干部的选拔、任用、评估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建议，对于一把手提拔干部的责任，应像审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使一把手选人用人，慎之又慎，如履薄冰，不敢轻举妄动。

当前，选人用人制度、政治生态安全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围绕深化党的组织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4个方面任务提出了26项重点举措，并提出了2020年前的改革时间表。这些重点举措诸如：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生活存在的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结合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总结贯彻落实《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实践，提出对进一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定；为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提出制定地方党委决策程序规定等；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制定实施改进政绩考核、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等制度规定；等等。显然，这是一个全面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的整体方案，其贯彻落实将有助于建立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

在腐败重灾区，遭受腐败肆虐的基层政治生态也已加速重建。广东茂名在廉政教育、用人机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查缺补漏。“茂名窝案是这个城市的一道‘伤口’，揭开伤口固然令人痛楚，但只有挤出脓血才能让整个肌体健康、持续地生长。”一位当地干部说。

现任衡阳市委领导班子在反思破坏选举案时认为，衡阳当地官风不正、正气不彰、邪气上扬，拜金主义盛行，到了很危险的程度。为整顿风气，衡阳市委接连下发了四个红头文件，对干部入股、参股企业，打牌赌博，建私房、开发小产权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四方面突出问题进行重点整治。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仍是任重道远。(采写记者：丁文杰、徐海涛、胡靖国、吴光于、王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