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比学时评集新闻评论学习者之福

第一篇：王比学时评集新闻评论学习者之福

人民时评：面对外资“逃逸”，中国说“不”！

据近日《新京报》报道：北京一家大型韩资超市门前，按约定来取货款的供应商们发现，店门关闭，老板多日无法联络，员工也在仓库堵门讨薪。供货商称，关张前超市仍人来人往，无任何征兆。

又是一起外资非正常撤离事件！这样的事件近来在一些地方屡有发生。对类似事件，在当今经济形势下，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非正常撤离是指外资企业在没有清算债务以及申报破产的情况下，不按合法程序而突然撤离，只留下厂房、设备和拖欠的工资、债务等。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有人认为是我国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造成外资企业成本增加，这些企业在中国“无利可图”，为了逃避相关责任，只好采取非正常的手段撤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首先，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并没有增加企业的成本，增加的只是法律规定本应由企业承担而没有承担的职工社会保险等费用；其次，目前我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以前那些追逐廉价劳动力、低环境成本的外企，不能适应这种转变；再次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外资非正常撤离后留下一堆“烂摊子”，有的是拖欠职工工资，有的则是拖欠银行贷款或税收。这些外资撤资后，造成企业职工不仅失业，更别说领工资了，一些人只能上访围堵地方政府大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最后只能是由地方政府垫付工资，息事宁人。

外资非正常撤离，不但给中方相关利益方带来严重经济损失，也给我国双边经贸往来和地方社会稳定造成了消极影响。

为妥善解决外资非正常撤离后的相关问题，消除各种消极影响，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的通知，对于非正常撤离中国的外资，四部委将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加强配合，为中方相关利益人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与协助，追究逃逸者的法律责任，最大限度地挽回当事人的经济损失。

《指引》明确指出，外资非正常撤离事件发生后，中方当事人要及时向有关司法主管部门（法院或侦查机关）申请民商事或刑事案件立案。这也就是说，外资非正常撤离触犯我国刑法的，该引渡就得引渡；如属民事纠纷，则按照民事法律办理，外资欠债就得还钱。即使逃到了国外，也要还钱。

其实，对于外资非正常撤离如何追责，我国法律早有规定，我国也和不少国家缔结了司法协作的相关条约，如：《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等。但由于个别地方和部门往往各自为政，让外资非正常撤离得不到处罚。《指引》的出台，为各方协调一致，打一出“组合拳”，为中方相关利益人维权提供了依据。

《指引》的规定毕竟比较原则，各地还需在《指引》的“指引”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人民时评：“最牛公务员”，你凭什么就这么“牛”？2009年04月04日00:55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近日，重庆市奉节县吐祥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雷清平在上班时间参加取保候审人员刘书秦的寿宴，被举报后声称不怕“曝光”，“最多也就有个处分了不起，不会解除我的公务员身份”。他的这些言行成为近期社会关注的热点，雷清平本人也在网上被称为“最牛公务员”。此事发生后，雷清平不仅没有歉意，还放言要找举报人的麻烦，吓得举报人连家都不敢回了。

报道称，村民“真没想到会在监督干部的过程中受到威胁。” 作为负责人，吐祥镇党委书记全术拒绝了记者当面采访的要求。他只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不清楚雷清平上班时间参加寿宴的事情，你们可以去调查嘛。”当记者追问镇政府是否会对此事进行核查时，全术说：“不清楚。”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镇领导在包容和放任雷清平。正是由于镇领导的包容和放任，对雷清平这样的公务员缺乏监督和教育，才导致雷清平可以在上班时间不请假外出为朋友办生日宴，且盛气凌人。

“最牛公务员”咋这么“牛”？一是这样的人本身素质就不高，二是在他看来，犯点小错，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会丢了公务员这只“铁饭碗”。

我国《公务员法》第12条关于公务员应履行的义务中有一条“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的规定，按此规定，“最牛公务员”根本就不符合国家公务员标准。奇怪的是这样的人竟然还当上了党政干部。

《公务员法》第83条明确规定：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不适合继续在机关工作，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应予以辞退。

尽管《公务员法》规定得很明确，但在个别地方却大打折扣，常常以处分代替辞退，一旦进入到公务员这个圈内，就很难被清除出去。“最牛公务员”为什么不怕记者？因为记者撤不了他的职，他当然不怕了。我想，如果某些公务员一旦行为“出格”被媒体曝光，“铁饭碗”就有可能丢掉的话，再“牛”的公务员自然也就“牛”不起来了。

因此，只有严格执法公务员问责、退出机制，让公务员能者上、庸者下，才能打破“铁饭碗”，从而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

《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员不得“压制批评，打击报复”。可“最牛公务员”面对群众举报，放言要找举报人全家麻烦，结果是吓得举报人连家也不敢回。

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老话题。尽管早在199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发布了《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但这些年举报人还是屡遭迫害，为什么？就是因为《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在某些地方形同废纸一张，根本得不到执行。

本文行将截稿时，又传来新华社消息，目前，奉节县委已组织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调查组将根据调查内容发布调查结果，就此事件作出处理。

但愿调查组能及时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给百姓一个答复。

具体的实施措施，才能真正有效处理因外资非正常撤离导致的纠纷。

人民时评:20年，从“民告官没门”到“民告官”走上和解路2009年04月11日00:17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４月４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二十周年的纪念日。这部法律改变了我国历史上没有真正有效的“民告官”制度的传统。

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显示：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８年，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１４０５０８５件，审结１４０１５３２件，结案率为９９．７％。

据报道，目前，山东逾六成以上“民告官”案件以和解方式结案。全省“民告官”行政案件呈现上诉率、改判率、申诉率逐年下降、结案率逐年上升的局面。从最初的“民告官没门”，到现在的140多万件，说明一个问题：在实践中，大量的“民告官”案件是可能通过和解得到解决的。

全民普法已有20多个年头，公民的法律意识在逐步提高，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也敢告政府了。我们看到，近些年，各地的“民告官”案件在逐年上升。

为什么以前“民告官没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怕得罪“官”，同时也担心法院会袒护“官”，从而放弃其合理的诉求。

在实践中，法院的人、财、物等都要受制于当地政府，在审判中易受到行政干预。由于“民告官”案件涉及当地政府部门的直接利益，法院由于怕得罪地方政府，在审判中难免会有所偏向。同时，有的“官”在被诉到法院以后，不愿应诉，而是通过各种途径“打招呼”，干预法官办案，致使法官左右为难。在“民告官”案件中，可能即使“民”赢了，也很难得到执行，因为某些“官”在败诉后，会利用公权置法院判决不理。

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一味地通过裁判解决“民”与“官”之间的争议，在某些时候不仅不能做到案结事了，还有可能使“民”与“官”的矛盾更加激化，引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所以，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还是和解结案。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向来是“以和为贵”。“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告“官”的。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和解，既可以维护“民”的自身合法利益，又不至于把“民”与“官”的关系弄僵。同时，从“官”内心而言，也不愿意参加诉讼，更害怕败诉。倘若在“民告官”的诉讼中败诉，“官”的形象会受到很大损失。

用和解方式解决“民告官”的纠纷，首先可以迅速解决纠纷，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由于“民告官”涉及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双方当事人在地位和权益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等。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民”上访、申诉等，影响更大。其次，可以消除“民”对“官”的抵触情绪，增进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让“民”与“官”双方当事人均得到满意，避免出现“官了民不了，案结事不了”的局面，从而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人民时评：严惩“牢头狱霸”除了排查我们还需要什么2009年04月20日14:32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据新华社报道，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于今年4月20日至9月30日进行，专项活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方案》要求，全面排查严惩“牢头狱霸”，逐一检查在押人员体表情况，以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此次检查活动将对2006年以来看守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故，逐件审查其处理情况，重点审查事实是否查清、责任是否追究。对发生民警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或者在押人员重伤其他在押人员事故的，要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据人民日报报道，此前，一项旨在杜绝监管场所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执法大检查，4月11日起为期一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属５２个看守所、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进行。宁夏公安厅同时规定，如果公安监管场所出现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当地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将引咎辞职，公安监管场所在评定等级时将被“一票否决”。

应该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组织的这次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及宁夏公安厅的规定，出发点是好的。至少在短期内，对“牢头狱霸”能起到一定的震慑和警示作用。但面对“牢头狱霸”，如果只是出了问题后突击排查、突击整治，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也许几个月的专项检查结束后，“牢头狱霸”照样抬头。

其实，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就曾发出过《关于坚决取缔“牢头狱霸”维护看守所秩序的通知》，强调“严禁使用人犯管理人犯，坚决取消在人犯中设‘组长’、‘召集人’等变相使用人犯管理人犯的做法。”“对于干警纵容、支持、指使人犯折磨殴打其他人犯的，一定要严肃处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类似的文件，这些年不止发了一个；类似的专项行动，这些年也不止组织过一次。可为什么“牢头狱霸”问题依然存在？关键问题恐怕还在于每次的专项行动，都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即：侦查权与羁押权的分离。要解决根本问题，还得从体制改革入手。即：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脱离，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管辖。

这也是近几年来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专家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呼吁的侦查权与羁押权分离的问题。

因为，公安机关承担着侦查职能，不排除个别公安机关为了获取证据，对在押人员进行刑讯逼供。公安机关集侦查和羁押于一身，如果有违法、违规行为时，只要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不到位，出现“牢头狱霸”就在所难免。

侦查权与羁押权的分离，牵涉到政法部门权力的重新分配，不可能短期内就能解决。面对现实，当前的任务是加强对看守所的管理，重申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强化对监管活动的动态监督，不但要对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更要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让监管场所内部的不良分子不敢也不能妄动。

人民时评：重大建设项目为什么要有律师参与？2009年04月22日17:07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４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浙江三门核电一期工程开工仪式，宣布开工并看望工程建设者。该工程是我国首个国家核电建设自主化依托项目，也是作为国家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大手笔”。工程将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４００多亿元。我们注意到，在这巨大项目的背后站着一支专业从事能源电力领域法律服务的队伍——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它将凭借多年来在核电工程法律服务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三门核电电工程项目，从项目前期策划到项目竣工投产，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包括项目融资、技术引进和主要设备进口、总承包合同谈判、项目投资建设等。

重大建设项目投资，是扩大内需、化解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重大建设项目为什么要有律师参与？律师能起到什么作用？

重大建设项目投资额度大，从可行性论证、融资引资、招标投标、征地拆迁、工程建设到建成运营都会涉及大量的法律事务。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重大项目建设存在诸多法律风险。

重大建设项目涉及大量合同，可以说每份合同背后都有风险。过去企业大多认为，所谓法律风险就是打官司，只要没人告我，就没有风险。其实不然。重大建设项目的风险无处不在。风险不能消除，但是可以控制。只有把风险分配给最有能力预见和控制风险的一方，才能避免或减少重大纠纷事件的发生，重大建设项目才经得过时间的考验。而预见和控制风险的一方除了工程技术人员外，可以说律师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公检法的职能更多的是保障作用，而律师不仅有保障作用，还有建设性作用。律师业是以专业法律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知识密集型高端服务业。律师除了能承担参与诉讼的职能外，还具有调节经济关系、规范经济运行、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的非诉讼服务功能，在服务重大建设项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律师在项目投资前期，可以提供法律建设；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可以处理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如果由建设单位来处理，百姓的对抗情绪大，由律师出面，立场中立，问题较易处理。

法律服务是一种生产力，一个有序的社会需要法律的支撑，而律师的法律服务功能在于能及时有效地指导各种社会主体依法从事经济社会活动，依法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促使生产力有序发展。一句话，律师的价值在于防范法律风险。律师为重大建设项目当好法律参谋，可以从源头上规避法律风险。

人民时评：规范小升初，发了多少文又有多少得到执行？英竹2009年04月25日00:41来源：人民网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北京市教委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日前联合发文，要求查办违反规定，进行“小升初”办班培训选拔。“小升初”办班选拔将被问责，严查“校中校”、“校中班”等办学行为。北京市要求各区县教委要开展“治理利用培训机构选拔学生”自查自纠，结果5月1日前上报市教委。同时，市教委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将组织联合督导检查组，进行督促检查，对违反规定的予以问责。

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免试、就近入学”的升学规定，学校通过考试招收初中生是违法行为，但近些年不少中学为了选择优秀生源，加之家长也有择校的需求，于是各种“校中校”、“校中班”就成了小升初选拔考试的掩护场所。

离小学毕业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有的学生就没有心思上课了。因为一到周末，家长为了孩子小升初能上一个好学校，不得不带着孩子辗转于不同中学的“校中校”、“校中班”进行培训和参加选拔考试。

2008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2009年3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十条明文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学校不得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测试、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的依据。区、县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该《办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还规定，学校“违反本办法免试入学的规定招收学生的”，“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应该说，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早就发现了“小升初”办班培训选拔等违法现象，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北京市为了规范小升初，不止发过一个文件，几乎都是规定任何学校不得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测试、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不按免试就近入学招收学生的学校负责人将承担法律责任，等等。

尽管规范小升初的文件年年发，但因为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所以学校还是我行我素，照考不误。每年一些重点中学通过各种途径选拔小学毕业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试问:有哪一个校长因此被问责？有哪一个学校被点名批评了?

是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查到违规的学校吗？不是。只要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人员周末到一些重点中学门口蹲守半天，就不难发现这些“校中校”、“校中班”办学选拔的行为。

又是一年小升初。这些年不知北京市为了规范小升初，到底发了多少文？又有多少文件得到了认真执行？有关部门应该好好查查。政府文件如果得不到认真执行的话，那只是一纸空文，久而久之就没有人当回事了。

人民时评：罚款去向公示能否破解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矛盾？2009年06月08日00:21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城管与商贩的矛盾冲突近几年屡有发生，矛盾的根源在哪？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有调查显示，城管执法部门与商贩发生矛盾冲突，绝大部分都与处罚有关。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予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于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行为，当然要处罚。但如何罚？罚多少？在个别地区是由城管执法人员自己说了算，在处罚额度上就高不就低、就重不就轻，有的地方还能讨价还价，熟人打个折扣，甚至还可以用实物代替罚款。城管执法人员手中的执法权成了生财的法宝。

在行政处罚过程中，行政执法机构被赋予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如：对于一块擅自设置的大小相同的户外广告牌，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自由裁量的幅度较大。而且，对于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执法人员，处罚的结果可能也会不一样，罚多罚少，现场执法人员有自由裁量权。

什么是自由裁量权？即在一定范围内，执法人员可根据违章情况，自由裁定处罚数额。200元至2000元，这么大的处罚幅度，完全由执法人员自由裁定。

一些商贩除了对处罚数额不满外，还对城管罚款的去向一无所知。这就使得有的人认为罚款都进了执法人员的腰包；有的则认为城管处罚因人而异，和城管执法人员关系好的一般就能免罚或少罚。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误解？为什么会对处罚不服？原因就在于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受到限制，当事人对于行政处罚没有知情权。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要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处罚公正的原则，要求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要受限制，要有理有据。如果自由裁量权随意滥用，不仅会影响行政执法部门的公正形象，而且还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损法律的尊严。处罚公开的原则，要求执法人员对处罚的依据、罚款的多少、罚款的去向等，都要向当事人公布。

长沙市城管局从去年开始明文规定了如何裁定违法行为的轻重，哪些情形可以从轻处罚、哪些行为应从重处罚等，以规范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城管局定期将处罚的依据、数额及去向都公示在墙，赋予当事人对于行政处罚的知情权。如果当事人还有疑问，可以随时到城管执法队查阅罚款存根。`

通过规范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百姓知情权，等于把城管执法的全过程都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它带来的效果是执法规范了，执法人员不敢乱罚款；商贩对罚款额心里有了底，对处罚心服口服，自然也就会慢慢从误解、抵触城管执法到理解、支持城管执法。

规范自由裁量权、大胆公示处罚，对于城管而言，等于给自己上了一道“紧箍咒”，这是需要勇气的。为了处理城管与商贩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为了社会的和谐，这样的“紧箍咒”，这样的勇气，多一点好。

人民日报：城管公示处罚，好！2009年06月17日07:55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近日，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一夫妇与城管发生争执，妻子流产。类似城管与商贩的矛盾冲突近来屡有发生，矛盾的根源在哪儿，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商贩大部分生活在城市底层，做点小本生意，挣点钱也就仅够养家糊口，城管没收其谋生工具，再加上一些不明不白的罚款，等于断了生活来源，他们不得不“拼命”抗争，矛盾纠纷也就随之而来。

有调查显示，城管执法部门与商贩发生矛盾冲突，绝大部分都与处罚有关。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予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于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行为，当然要处罚。但如何罚，罚多少？在个别地区是由城管执法人员自己说了算，在处罚额度上就高不就低、就重不就轻，有的地方还能讨价还价，熟人打个折扣，甚至还可以用实物代替罚款。

可见，在行政处罚过程中，行政执法机构被赋予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

什么是自由裁量权？即在一定范围内，执法人员可根据违章情况，自由裁定处罚数额。

如：对于一块擅自设置的大小相同的户外广告牌，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自由裁量的幅度较大。对于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执法人员，处罚的结果可能也会不一样。罚多罚少，现场执法人员有自由裁量权。

一些商贩除了对处罚数额不满外，还对城管罚款的去向一无所知。

以上原因，就造成有的人以为罚款都进了执法人员的腰包；有的则认为城管处罚因人而异，和城管执法人员关系好的一般就能免罚或少罚。为什么会存在这些误解，为什么会对处罚不服？原因就在于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受到限制，当事人对于行政处罚没有知情权。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要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处罚公正的原则，要求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要受一定的限制，要有理有据。如果自由裁量权随意滥用，不仅会影响行政执法部门的公正形象，而且还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损法律的尊严。处罚公开的原则，要求执法人员对处罚的依据、罚款的多少、罚款的去向等，都要向当事人公布。

湖南长沙市城管局从去年开始明文规定如何裁定违法行为的轻重，哪些情形可以从轻处罚、哪些行为应从重处罚等，以规范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城管局定期将处罚的依据、数额及去向公示在墙，满足当事人对于行政处罚的知情权。如果当事人还有疑问，可以随时到城管执法队查阅罚款存根。`

通过规范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满足百姓知情权，等于把城管执法的全过程都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它带来的效果是执法规范了，执法人员不敢乱罚款；商贩对罚款额心里有了底，对处罚心服口服，自然也就会慢慢从误解、抵触城管执法到理解、支持城管执法。

规范自由裁量权、大胆公示处罚，对于城管而言，等于给自己上了一道“紧箍咒”，是需要点勇气的。为了处理城管与商贩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为了社会的和谐，这样的“紧箍咒”，这样的勇气，多一点好。

人民时评：问责后如何避免官员“带病复出”2009年07月14日00:30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情形、方式、适用、程序，首次作了明确规定。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在一些人看来，多数问责是因为事件性质太恶劣、公众关注度太高, 在“不问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才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进行处理。这不免让人觉得这些问责部门是在规避法律，让那些该被问责的领导干部暂时躲避风头，绕开公众的注意力。

这几年，有的领导干部被问责后，事隔不久又“带病复出”，易地做官。对此，有的人极端地认为，一个领导干部被问责后，就该永远“不得翻身”，永远不得再做官，这才是真正的问责。

为什么有人质疑问责？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一些地区有关领导干部问责制的规定不明确，哪些领导干部在什么情况下应被问责，问责后怎么处理等，各地规定有别，使得公众产生误解；另一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这些被问责的领导干部为什么复出,经过了什么复出程序,公众一无所知，造成各种各样的谣言和猜想也在公众中传播。

《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这也就是说，一名领导干部被免职，免的只是他出问题时所担任的职务，并不是永远不能再重新安排工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不犯错误，如果因为一次错误，就否定这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不免过于偏执。从情理上来讲，给曾经犯了错误、有过失误的领导干部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也是一种理性的做法。所以，一些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又被重新安排工作，是符合《暂行规定》的，并不是公众眼中的所谓“带病复出”，易地做官。

其实，对于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复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复出，而在于怎么复出？如果符合《暂行规定》的复出程序，无可厚非；如果是官官相护，把问责只是当成掩人耳目的把戏，那当然应该严处。

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随着《暂行规定》的实施，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将走向规范化，公众对于问责将从质疑逐渐向理解转变，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将进一步得到落实。

人民时评：在法律框架下处理乌鲁木齐“7•5”事件2009年07月16日00:00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7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继续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各族群众，并就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进行检查指导。这是***亲切会见在乌鲁木齐“7•5”事件中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团结互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乌鲁木齐“7•5”事件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异常激烈的斗争，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事件的性质是一起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是一起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次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暴力恐怖事件。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无论是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人，只要触犯了法律，就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处置乌鲁木齐“7•5”事件，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依法处理乌鲁木齐“7•5”事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依法打击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二是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三是善后处理也应依法。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对犯罪分子的容忍，就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伤害。乌鲁木齐“7•5”事件中的暴徒实施了打砸抢烧行为，它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群——无辜群众，破坏的是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显然触犯了我国的刑事法律，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国刑法，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放火、抢劫的，都有明确的定罪和量刑标准。对于未实施以上具体犯罪行为，但积极参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也可依照刑法规定，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定罪处罚。

在处置乌鲁木齐“7•5”事件时，当地警方依法抓获了1000余名打砸抢烧犯罪嫌疑人。对待这些犯罪嫌疑人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不能受感情因素的左右而违反法律规定。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即：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具体到乌鲁木齐“7•5”事件的处理，公安、司法机关对于在事件中起组织和策划作用、实施严重打砸抢烧行为的人，应依法给予严厉打击，这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的一面；对于在事件中被煽动和蛊惑、没有实施严重打砸抢烧行为的人，应本着教育、挽救的方针，这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

乌鲁木齐“7•5”事件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党委、政府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采取了积极的救援和善后修复措施，保证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尽快恢复。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针对严重暴力犯罪的善后恢复法律，目前的救援和善后修复措施，基本上是靠政府的指令。因此，有必要以乌鲁木齐“7•5”事件的处理为鉴，建立健全针对严重暴力犯罪的善后恢复立法，从法律上明确国家和地方财政的必要支出、为受害人提供社会援助等。这不仅能使受害人或其家属得到经济上的补偿，也有利于政府依法行使管理职能，动员全社会力量，尽快恢复被严重暴力犯罪所破坏的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总而言之，只有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我们要通过依法处理乌鲁木齐“7•5”事件，教育人民群众自觉守法，共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人民时评：工伤索赔为何这么难2009年09月16日00:15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前不久，国务院法制办就《工伤保险条例》的修改向全民征集意见，这是《工伤保险条例》实施5年后首次修改并公开征求意见。20多天，国务院法制办共收到7481条意见。据了解，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将报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今年有望出台。这对于广大劳动者无疑是个福音。

发生工伤本来就很不幸了，如果因工致残或患职业病后因没参加工伤保险而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济和经济补偿，那更是雪上加霜。

工伤，给一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都会带来很大影响。因为工伤职工一般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尤其是对于农民工家庭而言。一个靠体力为生的职工，当他因工伤失去了生存能力时，这可能意味着这个家庭垮了。

工伤索赔为何这么难？

难就难在索赔程序复杂。一般而言，一起工伤索赔案件要经过三个环节：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给付。按现行规定，如果将索赔所有程序都走一遍，大概在3年9个月左右，最长时间可达6年。很多贫困工伤者都耗不起这漫长的索赔程序。

难就难在老板跑了，或者老板根本就不承认工伤者是本单位职工，造成职工连索赔的对象都找不到。近日，一位河南籍农民工，在北京打工而亡。其亲人替他维权时，却被告知“他不是我这里的人”，好不容易经劳动行政部门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突然又宣布注销。按理说，凡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经营者就要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这样，一旦出现工伤，职工就能得到及时救治，并依法从社会保险机构得到工伤保险和其他待遇。生产过程中，发生工伤事故是很难避免的。无论什么情况，经营者对事故给职工造成的伤害都负有责任。这个责任通过为所有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来承担。经营者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支出，跟材料、机器设备的维修等成本开支，从“必须”这个角度而言，其实是一回事。

工伤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是国家强制的，必须参加。世界各国对用人单位不依法参保的，都通过立法给予刑事和经济处罚。在我国，为什么一些单位不愿意参保？原因在于：一是单位不愿为职工支付这笔费用；二是按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对用人单位不参保的，除了责令改正、征收滞纳金外，缺乏相应的强制性手段。

为了督促用人单位参保，此次《工伤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对未参保单位的罚款、限期参保、补缴欠缴的工伤保险费、收取滞纳金、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忽视和忘记那些弱势群体。经济的发展绝不能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作为代价。我们期待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能使所有的工伤职工更好、更快、更方便地享受到工伤待遇，用人单位更加重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人民时评：解决信访为何让律师随行？2009年09月29日00:19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领导干部下访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律师随行。在律师协助下，两起信访事件当天就得到了解决。

浙江省从2005年开始试行省级领导干部下访带律师，实践证明这不失为解决信访问题，尤其是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一种好模式。目前，浙江省已将这种模式推广到省、市、县三级。今年8月初，中央政法委推出新规：对于那些进京上访量较大的省份，中央政法委将派出接访组，就地处理那些可能进京的上访案件。在此之前，中办、国办还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等三个文件来专项解决信访问题。解决信访问题被摆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越来越高，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也日渐强烈，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信访问题时，不能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而要有所创新，向注重依靠运用法律手段转变。领导干部下访律师随行，本身就是一个注重依法解决信访问题的信号。它能让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更强，处理信访的成功率更高。

现实中，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具体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多数由市县政府做出，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大多发生在基层，本都应在基层解决。除了个别上访者无理纠缠外，主要还是当地一些领导没有重视，没有依法去处理，最后导致矛盾越来越大，只能越级上访。所以说，解决信访难题，基层是重点，领导是关键。

领导干部下访基层，为何非要带律师？

因为，信访中涉及的问题有的并不复杂，事实清楚，相关政策依据也明确，领导下访时就可当场解决，但很多信访都涉及法律问题。尽管经过全民普法，领导干部作为“五五”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甚至在任前也进行了法律知识考试。但是，我国法律知识结构庞杂，非法律专业的领导干部只能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很难熟练地用法律来分析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说几句无关痛痒的空话，甚至说错话，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有损于领导干部的形象。此时，领导干部身边如果有律师这个“活的法律字典”，就可随时向律师咨询，了解分析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尽量给予满足和解决，也可以随时对个别人不切实际的“漫天要价”，从法律和政策上予以解释，现场依法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领导干部法律专业知识的不足，能有效避免行政的随意性和以权代法，能确保领导干部不说违法的话，不表违法的态，不办违法的事。

领导干部下访律师随行，是件好事。把好事办好，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要防止随行律师以领导干部随行律师的名义作个人宣传，招揽业务；二是律师须站在法律的公正立场上，维护政府和百姓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脱离法律，一味地帮政府说话。

人民时评：对待“老赖”,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灵吗2009年11月30日00:02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后，不得购买不动产或新建、扩建、装修房屋，不得购买或包租轿车，如果违反限制高消费的行为情节严重，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为了解决执行难这个被称为法律界“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近几年，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想了许多办法。此次征求意见稿，便是其中之一。

征求意见稿提出的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目的是促使被执行人主动还债。它再次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决心，也让那些申请执行人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同时，征求意见稿也进一步加大了执行威慑力度，推动了社会信用机制建设，从这个角度而言，它具有积极意义。现实生活中，一些被执行人一边在花天酒地高消费，一边却在以“我没有钱”为由百般抵赖，逃避债务。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能使那些有钱不还的“老赖”们生活受到限制，其出发点是好的，但要真正落实还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为了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法院可向有关部门或者消费场所送达限制高消费裁定和协助监督函。试想，出于经济利益，哪个消费场所的老板不想大款来得越多越好，消费得越高越好。法院即使请消费场所协助监督高消费，这并不代表消费场所就有义务进行协助。消费场所的这些老板根本不愿意，也没时间和精力来核对哪些人是法院请求协助的被执行人。即使有人举报某被执行人在消费场所高消费，又如何证明是被执行人掏的腰包呢？即使是被执行人掏的腰包，他也完全可以辩称是“朋友请客”。

为了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法院也可以在被执行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进行张贴，或者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告。法院设置举报电话或邮箱，接受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的举报，并进行审查认定。一般情况下，肯定多是申请执行人积极举报，社会公众则多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再就是，即使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发现，某一个被执行人正在高消费，又怎么能证明是由这位被执行人“买单”呢？

为了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法院还规定被执行人不得乘坐飞机、软卧列车、三等以上舱位轮船等交通工具。难道民航、火车站、轮渡码头接到法院的协助监督函后，还得像对待通缉犯一样，不让其登机、上车、上船吗？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其实已不是什么新举措，早在2006年3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出台了《限制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高消费执行办法试行》。当时，首份限制高消费令的发布虽然对一起“老赖”案件的执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这既是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第一份限制高消费令，也是至今为止的唯一一份限制高消费令。有人认为，“限高令”难产的原因就在于高消费证据取证难。

综上所述，靠这些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措施，很难使被执行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对待“老赖”，可能还得想点别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