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意义的共同要素(陈虎平)

第一篇：人生意义的共同要素(陈虎平)

人生意义的共同要素

人生意义不是你想认为它有，它就有，想认为它没有，它就没有的。

很多文人认为自己有了思考的脑子，就可以任意解读生命的意义，还把这名之为生命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等等。这固然看起来是很解放，想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天赋权利，其实只是人的自我意识给人带来的一种思想幻觉：我可以思考X，所以，我可以把X取非。我可以思考生命的意义，所以，我可以对任何生命的意义都取非，都拒绝。

不能教育这些人说，你还要考虑社会，或者还要考虑社会责任。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社会和社会责任是如此抽象的字眼，给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意义组合。我们可以好好想想，如果真的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一个完全纯主观的定义，这个定义的范围从死亡到辉煌，无所不包，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人类还有共享的一些底层价值观？为什么我们在恋爱成功的时候都觉得快乐，恋爱失败的时候都觉得痛苦，为什么我们能够感受到别人结婚生子的快乐，或者别人离婚别子的痛苦？这些快乐、痛苦，激发我们人类深刻的情感，这些内容，是应该被包含在每个人设计的主观价值观的内容里，还是可以任意由其所拒绝？

考虑这个问题的思路是非常科学和客观的，而不是任凭自己的天生情绪带着自己的思想到处飞舞。一般人不会考虑活着的意义问题，原因是他们基本上被生活的事情所占据，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还有少数人，像有些有聪明劲的，能够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而且思考也很激烈，经常失眠，睡不着觉，但是，这其中也只有很少数人对此问题有一个科学和客观的思考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先找到要解释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一种有规则、有秩序的现象，而不是混乱和随机。然后，再找出其原因。原因和现象（结果）都必须是可承受变化的事件序列。

首先，存在某些生活的价值观念，是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的，对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约束，虽然自己目前还不太确定其内容但肯定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生活的价值观念存在一些秩序和设计，而不是完全的混乱和随机。每个人想怎么看待生活，就可以怎么看待生活，这是现代一些人的狂想，不是事实。你先要肯定现象的存在，肯定现象是有规则的，否则，你无法开始思考。古希腊人一直是这样思考问题的；现实世界不是混乱一团，肯定与其规律。然后去寻找。爱情婚姻家庭这些观念，大家都有一点。这是确定的。为什么居然可以有这样一些共享的观念层，如果每个人真的可以想怎么对待生活就怎么对待生活？痛苦、快乐这些生活的内容，大家都有一点。为什么居然有这样一些？而且人的最大的痛苦和快乐往往来自爱情婚姻家庭，为什么居然是这样？这是说，这样一些很稳定的存在的观念秩序或设计，是存在的。

其次，就问这个问题：这些共享的、对每个人似乎都有约束力的生活观念，是谁设计的？候选答案有很多个。一种是父母帮我设计的。父母设计的是你的观念，所以你有了一些关于爱情婚姻家庭以及由此相关的痛苦和快乐的生活观念。父母没有设计别人的，那么，为什么别人居然也有类似的观念？哦，别人也是被他们的父母设计的。那么，这些父母又是被他们各自的父母设计的，然后，以此推下去，要守住，要往上推，推到哪里是终点？推到第一个祖先忽然发明了一套关于爱情、痛苦和快乐的观念，然后有效的洗脑了后面的所有人？诉诸偶然当然不是错误，问题是，如果是第一个祖先这样想了，为什么它就能洗脑后面的人？完全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偶然，后面的人有其他的想法，与最初的想法不同，它可能战胜了最初的想法，于是我们现在的共同想法其实只是这个思想篡位者的洗脑成果；或者，它是与最初想法融合成为新的第三个想法，是我们现在共有的想法；或者，它失败了，曾经有，但消失了。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就很难思考了。因为没有思考的方法。

但如果我们有科学的思考方法，我们是很容易从这种看起来的无聊推论中走出去的。事实是，我们有一套共同的想法；我们要问，谁来设计的。设计者可能是一些人，是后天偶然形成的；也可以是天生的，或者说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它来自某个祖先的设计或者某些不同时期的祖先的组合设计，这是很可能的，那么，我们当然可以重新设计这些共同的想法，于是，潘多拉之门打开了，我们的自由导致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想改变的任何东西。对吗？好像很对。问题是，如果我们的祖先或者我们自己，是想怎么改变关于生活的观念，就怎么改变，那么，怎么可能有一套共享的关于生活的观念呢？关于爱情婚姻家庭和痛苦快乐的基本观念是如此稳定，从祖先传到现在，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它能够历经如此多年的人们的精神蹂躏和质疑，在无数思想的竞争中依然落于不败？一个能够经受各种奇思异想的祖先的头脑，还依然没有因此丧失掉其内容特质的观念，一定不只是人类的后天思考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的，而是像我们的手和脚一样，无论我们怎么从思想上粗暴的设想它们、让它们不存在，它们也不可能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种经受了无数的思想打击而依然能够稳定的存在的关于生活的特定观念，是基因决定的，就像我们的手和脚一样。所以，设计者也许主要是自然选择的过程，这是第二种情况。

怎么知道居然自然选择会设计出如此基本的生活观念呢？又怎么知道这些基本观念是什么呢？当然是读书，读书，读书。

这些关于生活的特定观念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人的主要智能是社会智能，人都需要得到社会认同。程度可以不同，但这个特质存在。(See John Tooby and Leda Cosmides, Primer for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男性和女性需要相互合作才能生育和抚养后代。女人在生育后代时候面临重大的风险，在抚养后代的前1-2年不能做别的。因此，自然界这样的生理设计决定了女性为生养后代考虑，特别重视男性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潜力。男人特别重视女性生育和抚养后代的生理特质。如果男女双方对对方关于生养后代的基本素质要求判断错误，他们就留不下后代或者其后代很脆弱留不下后代，这些人的谱系都在社会的竞争中被淘汰。女性非常重视男性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潜力，在性选择的压力下，我们看到男性到处都在学习、竞争，买好房，买好车，爬高位，在女

性面前吹嘘自己的财富、社会人脉、哥们多、社会地位高，这都仿佛在说，跟着我没错，因为我有一堆哥们，我是有权力的人，我是有财富的人。男性非常重视女性的生育能力，在性选择的压力下，我们看到女人打扮自己，追求一些奇怪的生理特征，比如丰乳肥臀，男性非常重视女性的养育子女的能力，所以女性就表现出耐心、体贴等等特质，给自己的男人看，作为未来抚养和看好自己子女的排演。整个人类社会的青春期以后的男男女女，都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行为大比赛里。有的人已经跑很远，有的人到处乱跑，落后几条街。你可以用文化修饰这些观念表达的程度，但不能消除这些观念本身。(See, David Bus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Robert Wright, The Moral Animal)

3.我们这些人活在今天，都是那些特别重视生养后代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后代。中间任何一代都不会在这个方面犯错，否则根本没有我们这些个体。地球上生存的人类都是如此。(See,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4.我们的这套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就被演化的残酷竞争历史给锁定了。由于动物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推出，这不是人类文化的特质，这是动物行为的特质。我们不愿意认为动物有文化；所以，我们最好认为，生养子女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而且不是哪个人发明其他人被洗脑的结果，而完全是基因决定的。（See, Gazzaniga, What Makes Human Unique）

5.推论：正是因为它与人类的生存如此相关，对人类如此重要，演化才把最强烈的痛苦和快乐的情绪，与生养子女的前期、中期、后期活动联结在一起。我们在恋爱中最痛苦、最快乐。我们在婚姻和生养子女时会喜极而泣、会极度耐心，在失去时会生不如死、极度痛苦。(cf.人类的各种社会在此方面的完全相似的行为和心理状态。)

6.由于人类的群体认同意识，人类后来发展出了一些局限于特定文化圈子而不是普及到所有人类个体的精英或者堕落的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将一个个群体自动识别开来。但是，这种文化价值群体里面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可以完全违背由基因所奠定的底层价值观念，比如不生孩子，否则会引起无数的痛苦。可以认为痛苦是考验，但是具有这些观念的文化群体，在残酷的社会资源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他们没有后代，他们的思想也在传递的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文化价值观念，能够约束和升华基于基因的生命观，比如不只是为了子女和家庭，而且还为了社区和其他人，那么文化可以有纯粹的层次，让人感动。这是好的文化。在这一层文化上，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择。选择的结果也要接受社会竞争和选择的考验。(跟优秀的人在一起，跟优秀的思想在一起：cf.Charlie Munger, Poor Charlie's Almanack / 穷查理宝典.王石：道路与梦想.残雪：灵魂的城堡.)

以上就是关于活着的意义的基本思考。有些生命意义是根本性的，不可动摇的，如1-5。有些是可以自己自由选择的，但依然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如6。活着是一场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下的挑战。艰辛但是有趣，你要永远好奇。

第二篇：城中村改造从拆平重建转向共同参与

城中村改造：从“拆平重建”转向共同参与

朱晓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2-7-11 17:09: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54期

近日，“中国城市的自主改造与治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次会议采取解剖个案的方式进行讨论与交流。

昆明与深圳经验：拆平重建改造模式难以为继

云南大学陆德泉博士、向荣教授和笔者以昆明王家桥和宏仁村为例，作了题为“超级城市与城市贫民对策：第二次大转变下的案例”和“在冲突和相互妥协中建成城乡人民的家园”的报告。陆德泉和向荣的报告将最近一些年的城市改造称为“动员式发展主义下的超级城市改造运动”，并指出，这种城市改造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损害最严重的是流动人口。笔者的报告强调，拆平重建模式的城中村改造面临着诸多问题，已经陷入困境。深圳是较早启动“城中村改造”的地区，2004年前后深圳市政府计划在5年内将境内的城中村（除个别特例）纳入改造范围。改造的基本模式是拆平重建。7年以后，深圳的大部分城中村仍然没有被拆。不仅如此，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的城中村也没有被拆。中国人民大学陶然教授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罗赤教授指出，在广东，只有珠海的城中村实现了整体改造。深圳市近年来对待城中村的政策已经调整为三种方式：拆迁；综合治理；维持现状，使之优化。深圳等地对城中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从将之称为“血栓”，并以拆平和消灭对待，到承认其有社会—经济功能和文化价值，并向“维持现状，使之优化”的态度转变，反映了利益相关方对城中村作为“真正城市”的承认和价值的认可；也反映了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显示出难以为继和峰回路转的趋向。

上海财经大学严俊分析了深圳有名的大芬油画村的前世今生。该村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逐渐形成油画仿制行业，到2000年前后此地的油画生产具有相当规模。2004年，深圳市进行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政府意识到大芬村的特殊文化价值，将之以特例对待。大芬村目前的问题是：大芬村真正的居民是租房进行油画生产和销售的人，原住民仅仅是房屋出租者。随着大芬村成为深圳的“名片”，房租渐涨后，从事仿制品生产与原创的画者都渐渐外移，社区有空心化的迹象。

北京经验：改造后社会问题外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冯晓英研究员对北京市的城中村政策和实践进行了回顾和述评。她指出，北京市最初启动城中村改造的基本目的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提高城乡结合部一体化水平。2009年，以海淀区的北坞村和朝阳区的大望京村为示范点，进行城中村拆迁改造。北京市在总结借鉴这两个村拆迁改造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10年开始对50个重点村实施改造，其中将以居住4万余“蚁族”而著称的唐家岭村也纳入其中。原计划50个重点村改造之后，再对其余200多个城中村进行改造。从结果来看，两个示范村的拆迁已经完成，50个村的改造则滞后于计划。唐家岭被拆平后，外来打工者纷纷移居到附近，又形成了唐家岭式的城中村，更多的近远郊村庄的村民在示范效应影响下纷纷对现有住房加层或翻建，以接纳更多外来打工者。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北京市其余200多个城中村改造至今没有进程表。

北京市的政策值得反思：第一，北京的城中村与国外“贫民窟”不是一个概念，认识不清会导致决策失误。第二，城中村改造资金巨大，仅2011年50个重点村改造，政府就需要投资1000亿元，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城中村改造须听取居民意见

清华大学沈原教授认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要与空间研究和空间性实践相结合。当前城市化存在“要地不要人”的弊病，社会科学必须参与解决这种问题。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张天新副教授提出，如果将一个城市比作一套功能齐全的房子，城中村就像是房子的厨房和锅台，是充满了人情和生活味道的场所，有着无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其自发的空间组织也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生存智慧。对城中村的改造应当遵循其生活特性和空间机理，保留其中不规范但有意思的空间，并通过技术改进和管理保障其安全。通过这样的设计，貌似杂乱的城中村大有变得“绚烂”之希望。北京大学刘能副教授指出，城市改造中无论对于主张拆迁的政府和开发商而言，还是对于主张保留现状、局部调整的一方来说，“美学”是一个经常在场的话题，关于“城中村的美”或有关城中村设计，需要听一听居住者的意见。中央民族大学徐中起教授指出，城中村改造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关系，解决此问题须在法律上对农村土地的处置权和转让权有突破。罗赤通过桂林鲁家村规划方案，展示了参与式规划的自主改造路径，参与式的空间规划设计是一种社区再组织、加强社区认同的重要媒介。北京大学卢晖临副教授认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城中村已经成为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居住的地方，承担着为农民工提供事实上的廉租房的社会功能，任何针对城中村的改造，都不能无视城中村这一功能，否则，我们可能解决了城中村的所谓“脏乱差”问题，却转移并制造出更大的社会问题。城中村的自主改造，一方面需要规划师更多地采用参与式规划，在规划设计中尊重当事人的利益、需求和社区历史，另一方面需要大家一齐努力，推进基层社会的发育和生长，增强包括城中村在内的基层社区的自主性。

笔者认为，此次会议共识有：第一，拆平城中村重建的模式不是唯一出路；第二，中国最近十年来将城中村拆平，建设CBD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的城市建设方式已难以为继，已经到了以保留城中村来拯救中国城市的阶段。就此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1.允许买卖城中村房屋的长期使用权。这种使用权是准产权，可以进行流转。此举与北京通州宋庄的艺术家购买农民住房类似。

2.未来在进行房产税试点时，将城中村房屋也纳入征税范围。这可使一些房子较多、不愿承担过重赋税的房主将房屋的使用权转让。

期待通过以上政策，使实际的住户有机会购买自己租住的房屋。

第三篇：13_蔡国平副主任赴海宁调研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情况

蔡国平副主任赴海宁调研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情况 嘉兴在线新闻网2013年10月08日 15:03:33手机看新闻我要投稿

飞信报料有奖

9月29日，委领导蔡国平副主任率城乡体改处、综合体改处有关人员，赴海宁市发改局调研要素市场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情况，并进行了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海宁市发改局介绍了要素市场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总体情况及进展情况，并就下一步主要工作提出了“建好资料库、深化时间表、明确路线图、找准启动点、树立样板田、形成组合拳、打造„试金石‟”的计划安排。据了解，海宁本次要素配置改革试点主要围绕土地、能源、金融、科技四大要素及相关配套改革措施等内容展开，其中，近期实施的改革共22项，探索实施的改革共5项，配套支持的改革4项。9月11日，省政府正式批复了《海宁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目前，海宁市要素改革试点的组织领导架构已经建立，成立了海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和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六个工作专项组，相关的实施意见即将出台，各项改革工作正有序推进当中。

海宁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针对要素资源需求日趋扩大的实际，充分运用市场手段，着力破解要素有效供给不足、区域配置失衡问题的先行探索。到2017年，海宁市土地、能源、资金、人才、环境容量等要素配置中的体制性障碍取得实质性突破，基本形成集约、高效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全市新增工业用地亩均投资强度比2012年提高4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提高45%，单位GDP能耗下降1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30%，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成为全省要素市场化配置现行区、节约集约利用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