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发改委官员：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发改委官员：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法制晚报讯(记者 温如军)今日上午，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十三五”规划编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十三五”的努力，我国可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是从1953年开始制定以五年一个时间段来作国家的中短期规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就简称为“一五”，然后以此类推，至今已到“十三五”。
针对京津冀发展规划，徐林透露，目前正在和京津冀的三地政府和国务院其他部门一起完善规划文本，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会按期出台。
关注 25个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将公开遴选
据了解，国家规划编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今年重点抓好前期研究、起草基本思路、启动相关规划编制、推动规划立法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介绍，就今年的工作来讲，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做深做实前期研究；二是起草形成基本思路；三是启动相关规划编制工作；四是积极推进规划立法工作。各方面的智慧是编制好规划的源头活水，集思广益是规划成功的关键，为坚持开放民主编制规划，深化细化前期研究，我们选取了25个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研究。
《法制晚报》记者了解到，为广泛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提高规划的透明度、民主参与度，国家发改委对环境治理、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扶贫脱贫研究等25个“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将公开遴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行业协会及其他审查符合条件的机构或组织都可申请，遴选成功的单位将获约10万元的经济补助。
徐林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十三五规划中，在建议建言环节，发改委将采用微博、微信等平台来让公众参与十三五规划。“我们很快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大家很快能看得见。”徐林说。
“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微博]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徐林说。
同时，徐林表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包括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目标，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
“比如转型升级并不是特别理想，如果要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我们目前这种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加剧的条件下，要做到这点的话，没有创新驱动和结构升级是很难实现的，这样有可能会在‘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
据了解，“十三五”规划是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体现新的领导集体对未来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思路和考虑。同时，“十三五”规划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后的一个五年规划，这五年对未来发展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文/记者 温如军
第二篇：中国官员的收入调查报告
中国官员的收入--一份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
作者:蓬莱仙子
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中国官员的收入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
中国资改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
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
十多年来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0000亿现金，还剩10000亿，其余20000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
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
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
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
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
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
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
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调查报告《中国官员的收入调查报告》。(北京未列入)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
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
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
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
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是垄断了政治权力、政策权力的党政官员先富起来了。
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据《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道:至2010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余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2932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
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
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
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
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
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
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
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
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当地高干亲属)承包，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
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
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第三篇：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
王亚南先生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深刻至极。
不论历史与现实有多大差别，在描述腐败现象时，惊人的雷同表现在：（1）权力与金钱共生；（2）特权与财富交辉。从形式上看，历史上的腐败与现代腐败十分相似，即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共存，得其一便自然顺得其二。但现实的制度结构毕竟与历史上的不完全等同。现代腐败的制度根源在于必须用公共权力来催化和建立市场制度，而历史上的腐败则基于各国都在劫难逃的政治特权。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做过一个千年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中国有6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大贪官和珅、伍秉鉴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却共享了一个“官”字，而且都不是小官。6个人全部是中国最有权和接近最有权的人。
和珅的个人财产约合1900年的10亿美金，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岁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自家的养老院——颐和园——一个国家腐败的记录原因。
一个所谓负责任的政府，是可回答质询的政府。当各级人大代表有能力质询政府各项收入和审议支出款项，并对政府的回答不持严重异议时，中国的政治文明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换个角度，政府编制财政收支预案应有相当透明度，人大代表应有能力通过民主程序审议，这将意味着进一步为政府在政治上减负，不致责任过重和权力过大。毫无疑问，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
客观地说，古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吏们既为百姓提供了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管理着公共事务，同时在捞钱方面也绝对长了一双有效率的黑手——尤其是学起来易如反掌。在腐败问题上，第一要务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品行，中国自古存留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于，上面从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下面应付日常公务应该花多少钱，以及应该向衙门里的人支付多少钱才合理。总之是事多钱少，政府拨的钱不够，于是辅之以纵容乱收钱的“政策”，或者听任权钱交易发挥作用，结果造成各地的“规矩”不一样，行政管理就乱了套。
不难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你就很难看清合理的服务收费与搜刮民财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现代行政“问责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纳税人审视“养多少人，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政府省心省力；而传统问责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实践都证明了，下级官员糊弄百姓和欺骗上级官员有多大的积极性和多么惊人的效率。
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构成晚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腐败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达到了新的强度。首先，靠从农民那里收地租是赚钱不多的。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细致研究，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19世纪后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向地主交租的土地„„如果这些绅士平均收取的地租为每亩1两银子，绅士们收到的地租总额就是2.25亿两银子”，“如果这一总额被当时全国150万名绅士均分，每个绅士获得不足150两一年„„出自土地的收入确实是非常微薄的，但即使如此，由于土地对官吏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因此，有钱人有地便成为明摆着的腐败证据。例如，西方人士称，李鸿章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全世界的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19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5000余亩土地。
第二，在当时，官员固定收入的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而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估计做官的绅士们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一年，这一大宗银子由23000位现任官员分享。“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5000多两银子。”可见腐败之惨烈于中华之状。
第三，基层官员的收入中合情合理的部分，与不合情理及敲诈部分的界限极为模糊。1
中国民间离天高离皇帝远——往往无法无天，留在家乡那些饱读了儒家经典及有功名的绅士调解基层社会纠纷，有效地补充了政府功能的不足部分。在解决了私人间的争端后，当事人通常会送上一些礼金。
调解民间纠纷获得的收入叫“规费”，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收入称“经理费”，“从绅士服务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经理费和规费，估计为1.11亿两银子左右。出自这些来源的绅士收入数量几乎和做官绅士收入的总额相当，其中有些人左右逢源，同时从这两种来源获得收入。换句话说，在所有的绅士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绅士从这宗收入中分到了一杯羹。提供这类服务的绅士平均每年能得到110两以上的银子”。
最后，我们眼睛朝上，看看七品知县以上的官吏收入几何？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政府是颇为关心廉政问题的，无论西方政府在“高薪养廉”问题上有多少聪明的举措，中国无疑是“高薪养廉”规模最大的实践者。一方面，政府不养廉不行，另一方面，政府的高薪似未养出“廉”来。在清朝，最贻笑四方的事情莫过于，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由政府开支的养廉银比正式俸禄多得多。比如江苏省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为1000两至1800两银子，而他的俸禄每年只有45两，还不足养廉银的5%。一个知县的一套官服价值300两至400两银子，约相当于他三年的俸禄。总不能叫七品以上朝廷命官都着粗布衣升堂吧。江苏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为12000两银子，而他的薪俸只有150两，为养廉银的八十分之一。
历史证明，中国积淀了一种可悲的政治文化：做官当老爷合乎逻辑，升官发财有必然性，腐败只不过是描述权钱关系超过了一定心理限度的概念。
当没有用现代民主理念改造吏治系统时，政府须对所有不合情理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不堪重负时，政府只有选择砍几个人头以平民愤，起到事实上的政治卸载和精神麻痹作用。总体上，体制内反腐败名堂十分复杂，骂不倒，恨不走，政府只能选择控制一个得体的腐败程度。
第四篇：为什么中国官员财产不能像俄罗斯越南等国家一样公开
为什么中国官员财产不能像俄罗斯越南等国家一样公开？
（友情提示：结论可直接看最后两段）公开当然是要讲范围的，中国的官员财产是向组织公开的，对组织当然要充分信任，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但是题主讲的这层应该是全社会公开了，抱歉，只有国家领导公开，其他官员目前还没有全社会公开财产。当然了在我国，目测99%以上的民众财产都是可以查询的，记住，是查询，不是公开，在这一点上，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区别。在你刚开始考公务员的时候，政审环节就需要填直系亲属关系了。在你升副科级职务的时候，你需要填一张《干部任免审批表》，里面有一栏“主要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你老婆孩子父母兄弟姐妹干什么工作，各种信息等都需要报上去，随着你官越升越高，这一栏需要填的东西就越多，扩展的范围就越大。到处级以上（有些地方放到科级）需要填个人财产申报表，主要填写内容包括：申报工作。除了本职工作外，有无在其它商业公司或机构挂职或持股？除了本人外，还要列明配偶及子女现有工作状况，有无本职以外的其它兼职？包括内企、外企。收入情况。本人的正当收入以及其它的收入来源（每笔注明）、货币收入（年收入、月收入）、配偶的年收入月收入。实物收入情况（字画最近很时兴）。配偶和直系子女有无在境外工作、学习、定居？本人和配偶、子女有无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婚姻变化状况：已婚、离婚、再婚、非法同居？债权。即资本权益，股票、证券、投资等，需具体写明持有状况。在境外银行的存款，投资详细情况。固定资产。房产物业，汽车，农地。包括本人名下、配偶名下、子女名下为所有人或者共有人的房屋。中国护照（因公、因私）和港澳通行证。有或无？其它国家护照？曾经去过的外国及港澳台的次数、具体时间？有些地方要求的可能会更多，一级给一级压担子，到最下面的申报范围就非常大了。个人填写完毕之后，先报给单位的主管审查，签字，然后报给组织部门。组织部门也许抽查也许全查，如果有漏报瞒报等现象，就等着喝茶吧。好吧，我承认前面讲的都是废话，现在才开始进入正文，为什么组织部门既然掌握所有官员的财产、家属信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贪官？咳咳，当然是贪官狡猾，瞒报漏报，托管财产，不如实向组织部门交代问题、利欲熏心、被资产阶级腐朽的物质生活腐化等等原因了，你也没法把他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查一遍吧，谁知道他和谁关系好，把钱都给那个人存着吧。当然了，我承认这个原因很简单，小学生也能回答，那我就说一个初中生回答的层次吧，因为领导还不想查，就这么简单。在《人民的名义》里面，为啥人人都知道丁义珍是个大贪官，举报信和雪花一样，为啥达康书记和纪委都视而不见呢？因为丁大市长听话啊，是达康书记的化身啊，领导的意图贯彻到底，领导的项目不敢马虎，领导的政绩全是丁大市长干出来的，即使丁义珍真的是个大贪官，那也是被查之后的事情，查之前呢，他是项目总指挥，达康书记的化身，怎么能说是贪官呢？证据呢？没查哪里来的证据。什么是制度性腐败呢？就是政治规则，一级管一级，在这个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官僚系统内，如何把听话的人放在关键位置呢？如何让其他人腾出位置呢？如何让在关键位置的人继续听话呢？答案就是抓住你的小辫子（如图），你只要露出小辫子让上面的人抓你才能到位置上去，说白了就是你不得不贪腐，不贪腐=不听话=没法治你。所以中国官员的小辫子不是让你们民众抓的，是要让组织抓的，所以财产也只需要向组织公示就够了。
第五篇：中财报告称中国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
中财报告称中国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
2011年05月09日 00:52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王涛
中央财经大学报告称：
我国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
宏观税负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对称
记者 王涛 北京报道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8日发布的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认为，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目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从财政支出角度看，我国宏观税负的水平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存在着一些不对称。与会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衡量税负轻重应与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挂钩。
据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以此为标准：结合我国2009年人均GDP3700美元，我国目前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显然过高。”报告表示。
对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具体有多高，尚无统一的说法，不同部门、单位和机构披露的数据也各不相同。2010年8月，财政部网站援引媒体报道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这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之后不久，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认为，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
报告分析认为，之所利用相同数据却计算出不同结果，合理解释就是统计口径不一样。据介绍，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也就是政府对财富的占有程度，有小、中、大三种算法，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也就是全口径则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其中政府全部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社科院财贸所报告测算的宏观税负水平是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的全口径计算，而此前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税负仅包含了政府税收，是按照小口径计算的。报告进一步指出，近年来
我国宏观税负增长较快，从年均税负来看，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远远高于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
“税负高低与税负重轻不是一回事，税负高不等于税负重，税负低不一定税负轻。研究税负轻重应与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挂钩。”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安体富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说。
报告认为，从财政支出视角看我国宏观税负的话，福利与税收是不匹配的，究其原因是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还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
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比重非常大，公民可以享受到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著称的北欧国家丹麦为例，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25%。另外一些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也分别高达68.84%、58.73%、56.73%、57.11%，并且我国周边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公共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也高于我国，由于“高税负”产生“高福利”，这些国家中的公民并没有对自己国家的税收政策产生很大的反感情绪。2007年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累计不足30%。2009年中央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水平分别为7.63%、2.7%、4.52%，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确定一个合理的税负水平是优化我国宏观税负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报告提出，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目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人均GDP水平不高，因此宏观税负水平不宜过高。除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外，在我国宏观税负政策调整上，报告还建议，规范政府收入形式、厘清税费关系，调整税收制度、完善财税体制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公共财政的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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