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实践探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第一篇：从司法实践探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从司法实践探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王俊林律师

近年来，笔者接触到许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他们多因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不满经多次上访后前来咨询的，从咨询的内容笔者发现：一起他们多次上访的原因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不明原因的释放；

2、被害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和尊重；

3、案件久拖不决。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事么呢？笔者通过在几起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的经历，并对相关法律进行研究认为：1997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虽然在理论上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被害人的保护方面，尤其是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的保护方面彰显不足，笔者将结合司法实践谈及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谈起，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据该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在侦查阶段是排斥于诉讼程序之外的，那么，被害人权益是否得到了保护？只能靠被害人自己去了解，然而，现行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对被害人的回答往往是“保密”的，被害人向侦查机关陈述完自己受害的经过后，好像什么都和自己无关似的。譬如，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是否采取了强制措施？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等等。从法理上讲，受害人有权利从公安机关那里得到回答。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侦查机关向被害人的告知义务，经常出现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早已从羁押场所释放而“逍遥法外”。由于侦查机关桎梏于侦查阶段的“保密”规定，使得被害人对案件的了解形成“真空”，因此，侦查机关的“独来独往”难免使受害人产生不满。更有甚者，即便《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被害人享有的权利，在侦查机关那里也会因“保密”为由将被害人推之于知情人之外。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被害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在需要“保密”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忽视法律规定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当告知却不告知，导致被害人丧失申请重新鉴定的时机。笔者曾在接受一位被害人父亲的咨询中了解到这样的事：其儿子被殴打致死，尸体被公安机关尸检后想知道尸检的结果，在向公安机关了解时，公安机关以保密为由拒绝告知，笔者以被害人亲属的名义，要求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告知结论时，该刑警队的大队长反问笔者说:”有这样的规定吗？”，后经再三协商，该刑警队队长才以“看在我的面子”送达了在该机关存放已久但从未用过的格式《告知结论通知书》。在侦查阶段，当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嫌疑人不能被检察机关批准时，《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公安机关认为有错误的，可以要求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并未规定被害人有何救济措施。譬如：检察机关能否将作出不批准的原因告知受害人？受害人街道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的决定以后，是否可以要求复议或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是否可以向检察机关提供新的证据或线索？现行《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当中，当检察机关做出不批捕的决定时，又有几起案件被公安机关提请复核到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呢?虽然《刑诉法》赋予受害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利，但是，这对于权力本就受限的受害人来说简直史如履蜀道。笔者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不足之处，也是一大缺憾，它使得被害人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丧失了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关键环节。《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在侦查阶段应该享有何种权利，且斥诉讼代理人于侦查阶段之外是被害人不能全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原因，也是产生司法腐败和被害人上访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来看。在此阶段，被害人既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自己或自己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等，在被害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权限相比较侦查阶段多些。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却发现这些权利非常的有限。由于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的知情权受到很大限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可能会想这下我可以知道案件的情况了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譬如：受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是否享有向检察机关查阅、复制法律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问题。检察机关态度不一，有较多的检察机关允许，少数检察机关不允许，不允许的原因是《刑诉法》只规定被告人的辩护人享有此项权利，而没有规定受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享有此项权利。办案中，一位检察官说：“工作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受害人的律师也要求查阅、复制法律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情况”，这位检察官当作笔者的面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后说：“没有明确规定，我不能提供”。那么，司法实践当中经常出现受害人直到法院开庭之前还不知道侵害人是谁也就不难理解了。假如，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没有受到上述限制，也仅能够从公安机关的起诉书中了解到公安机关侦查认定的事实，如果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侦查认定的事实以及采取的强制措施有异议有何救济措施要求公安机关改变？《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只能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提出，应该说审查起诉阶段是保护被害人最关键的阶段，但是，司法实践当中，检察机关往往不是很重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尤其是在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上，公安机关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的，到了检察机关很少被改变。因此，对于被害人来说权限也非常有限。从根本上讲是不能保障其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的。

其三，我们从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来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地位往往被忽视，审判机关以公诉案件由检查机关代表国家行使了追诉权利为由，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意见不是很重视。笔者经历的两起公开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法官对公诉人提出的公诉意见以及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时，不问被害人的意见，当笔者提出时，法官不以为然。更有甚者，在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中，法院有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除不能查阅刑事部分事实材料外，庭审中仅能就民事部分进行陈述。民事部分如在庭前得以解决或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如想了解庭审情况，不得以被害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只能以旁听人员的身份进行旁听。笔者在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因民事部分在庭审前和解，当要求参加庭审时被告知只能以公民身份旁听，而庭审时出奇的快，前后不到五分钟就做出了一审判决，对于这样的庭审，被害人又怎么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呢？

另外，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关民事赔偿的范围也有诸多非常不利于被害人的规定。从审判实践来看，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主要依据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00年《规定》）、2002年7月2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2002年《批复》）进行审理。根据2000年《规定》与2002年《批复》中的内容，刑事附带民事的范围仅包括人身权受到侵害及其产生的直接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在大陆法系各国民事立法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均强调其慰抚功能，而将其称之为“精神损害慰抚金”，旨在最大限度减轻被害人所受的痛苦。但是，2000年《规定》中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批复》中进一步明确：根据刑法第36条和刑诉法第77条，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

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最高院2000年《规定》及2002年《批复》中规定的赔偿范围和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赔偿范围由着非常大的差异，尤其是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同时与2001年3月10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不相吻合。因此，有学者呼吁：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到了必须认真加以检讨和重构的时候了！同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也有非常大的差异。而司法实践当中，很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在受到伤害以后，关注的更多的是在民事上能够得到多少赔偿。由于最高院的上述规定，当被害人等到刑事附带民事的判决结果时就会非常的失望，虽然被害人享有待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起诉的权利，但等到那时，因赔偿于量刑无益，被告人即使有能力赔偿也不再考虑赔偿的问题。更多的是被告早已转移了自己的财产，即使判决生效也难以执行，就更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权利。

综上，由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不健全，加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保护性条款，使得这部法律在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因此，笔者建议在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个阶段的权利，增加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侦查阶段介入权，以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维护良好的司法秩序。

第二篇：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2007-02-06 12:27:1

1近年来，人权保障问题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人权是一个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前提，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概念。人权，就其性质和作用来说，包含着是人的权利、是人作为人的权利、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权利和是使人成为有尊严的人的权利等多个层次。联合国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所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就指出：一切人权都缘于人类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自由的中心主体，因而是实现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并应积极参与其中。

一、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法律评价

随着法制的进步以及中国对国际

事务参与性的不断增强，我国政府对人权保障问题日益重视。年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白皮书》指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联合国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宣言和一些公约，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和尊重。中国政府对《世界人权宣言》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作为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事实，我国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法律层面的人权保障体系日益严密。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贝卡利亚语），那么，刑事诉讼法则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宪章。当然，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主体不仅仅是被告人，而且包括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被害人仅被赋予证人的地位。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代中期，被害人

在各国刑事领域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被害人学迅速兴起，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年月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号决议《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这是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被害人问题的第一个重要声明。它标志着被害人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已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立法实施阶段。

长期以来，被害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一直被忽视、淡忘，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虽然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并规定许多新的诉讼权利，如申请复议权、申请回避权、申请抗诉权等。但事实上，被害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在公诉案件中，在强大的国家追诉职能背景下，被害人的权利往往被忽略，造成结案后，被害人不满案件处理结果，不断申诉，浪费了大量国家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的同时，被害人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

此，如何确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被害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被害人泛指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及反诉成立的部分反诉人，狭义的被害人仅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强调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司法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建立平等诉讼机制，使刑事诉讼架构更趋均衡

从宏观来看，被害人诉讼地位问题，不仅关系刑事诉讼公正的实现，同时影响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完善。从微观上说，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着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同时也关系着被害人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刑事诉讼结构的是否均衡的问题。被害人作为法律规定的人，社会都应尊重他作为目的的个体的存在，不能对他贬低、奴役，不

能纯粹地将他视为实现他人目的、社会目的的手段，被害人应当得到人格上的法律尊严。人的尊严构成要素甚多，其中平等、自主是其中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很久以来，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尊严的主要意义似乎不在于被害人，而在于被告人。因为，面对国家权力的侵犯，任何个人是无助的。被害人遭到社会邪恶力量的侵犯可以求助于国家，而被告人遭到国家侵犯后，就再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与国家抗衡，鉴于人权是实现人的尊严的手段，因此，长期以来，人们的焦点都集中在保障被告人人权，以维护被告人的尊严上，被害人的尊严问题，在整个刑诉历史上被严重地忽视。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是将被害人视为证人，规定被害人有协助国家追诉犯罪的义务。这样，作为刑事犯罪承受者的被害人就完全被贬为国家惩罚犯罪的手段和工具。但实际上，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被害人要求与被告人同等享有做人的尊严并不为过。联合国《为罪行和

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条规定，对待罪行受害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这可以说为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基本法律地位作出了阐释。维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尊严，保障被害人基本的诉讼权利，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地位的提高能够为被害人在诉讼中自主性实现提供充分保障，同时增强诉讼的平等性。由此可以看出，基于人性、人格尊严的要求，应当同等承认并尊重被害人的人格，保证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上的平等。

三、实行公力救济，是现代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

在原始社会，冲突的解决主要靠氏族组织所提供的私力救济。国家产生后，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社会存续所必须的秩序，这样，国家强制力干预纠纷的公力救济由此产生。与私力救济有暴力性复仇手段相对，公力救济采用了和平而文明的手段。但是，传统的观点认为，犯

罪是对于国家的暴力侵犯，刑法和诉讼法是国家和违法者之间的调停制度，刑事政策应以罪犯为本位，刑事诉讼的目的旨在为了社会的利益，实现公众的惩罚权，对于任何私利的考虑，都是与此刑事诉讼的宗旨相冲突的。由此相关的法律在制定时更注重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忽略了对被害人正当权利的保护，从而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强大的国家追诉职能所掩盖甚至取代，无法得到彰显和凸出。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现代刑事诉讼理念更强调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犯罪被认为不仅仅是侵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侵害了个体利益，为此，国家作为纠纷的裁判者和罪犯的惩罚者介入到纠纷的处理过程中，给被害人以支持和救济，其救济的目的主要在于补偿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各国法律专门制定刑事救济方面的规定实现对被害人的补偿，很多国家的法律还赋予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为了取得更好的控制犯罪效果，人们将视角转向了被害人。在这种背景下，被害人学运动逐渐产生并迅速壮大。人们在控制犯罪的同时开始寻求刑事司法利益保护的平衡。对被害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补偿，在精神方面的损害也需要通过刑事诉讼来解决。特别是通过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参与来修复被害人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因此，可以说，就公力救济的目的来讲，已经从传统上强调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转换到对被害人所受创伤的恢复上来。基于此，现代刑事诉讼理念更趋于对被害人精神、心理进行诊疗。

四、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权利现实保障的几种设想

（一）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有些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更多的则是附带民事诉讼所不能解决的。由此，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及其经济损失，往往因犯罪人无力赔偿致使被害人承受无限期的被害延续。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

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立法，因而，被害人获得补偿尚未获得法律与制度化的保障。有鉴于此，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给被害人以必要的抚慰与补偿。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被害人获得补偿一般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无法从被告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补偿；第二，必须是严重暴力犯罪致使被害人受到生命、健康方面的损害；第三，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不承担或者承担很少的责任，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人、基本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国家应当根据其生活来源状况，给予适当补偿，而不考虑其责任大小；第四，必须是及时报案，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

（二）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害，仅用赔偿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平复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由此，有可能导致被害人脱离社会自我封闭的心理倾向，因

此，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制度尤为必要。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如被害人医疗中心、被害人心理咨询中心等，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或医疗服务，针对一些特殊的被害人，如性犯罪的被害人、老年被害人、少年被害人，更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为其提供细致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诊疗。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系统，《宣言》对此亦有具体规定。在整个法律过程中，受害者应从政府、自愿机构、社区方面及地方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应使受害者知道可供使用这些服务和援助。为了确保被害人得到适当的和迅速的援助，应对警察、司法、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受害者的需要，并使他们对准则有所认识，以确保适当和迅速的援助。

（三）建立辩护律师代为询问制度。从被害人学角度看，被害人遭到犯罪的侵害是第一次受害，在诉讼过程中受到的制度性侵害是第二次受害。在司法实

践中，被告人经常借盘问机会让被害人反复回忆遭受犯罪侵害的情况，特别是性犯罪的审判尤其如此，这就给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鉴于此，英国法律规定，对于性犯罪中的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即当被害人出庭接受盘问时，被告人本人回避，由其律师代行对被害人的盘问。这样律师在盘问时，会注意盘问的方式、问题涉及犯罪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避免给被害人造成新的伤害。这种对被害人二次伤害的情形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屡见不鲜，在庭审过程中，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再者，对有些被害人，我们可以不要求其亲自到法庭去接受盘问，而通过闭路电视回答问题，以减少对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另外，检察人员在询问、听取被害人意见，追究、揭露、控诉、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心理承受力，从保障被害人角度，在询问态度、工作方式上注意对被害人身心的保护。

（四）完善被害人对不起诉案件、撤销案件的监督制度。刑事诉讼法第条第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收到有关的诉讼文书。包括：公安、检察机关的不立案通知书、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但公安、检察机关的有关规定对此未予以明确。为了保障被害人对此类案件的起诉权，完善被害人对此类案件的监督，立法或有关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将撤销案件决定书的副本送达提出控告的被害人。在司法实践中，有时还会出现办案机关对被害人提出的控告是否立案长期拖延不作决定或者故意不向被害人送达不立案通知书的情况，致使被害人无法及时提起自诉。基于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公安、检察机

关应及时向被害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凡涉及被害人利益的处理情况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被害人，以便被害人申请复议、申请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第三篇：从涉企案件来看公安机关如何以权利清单规范公权力助力企业发展

从涉企案件来看公安机关如何以权利清单

规范公权力助力企业发展

摘要：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执法的进一步规范，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建立健康、文明、进步的社会法法治环境，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安执法暴露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日益成为依法治国方略向前推进的障碍。本文从当前公安机关执法实践出发，分析公安机关在涉企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一步思考和完善执法规律，以期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能力。

关键词：涉企

执法

公权

规范

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执法规范化的意见》。强调建立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力和责任清单，根据职权和责任原则，明确执法的权力和责任，加强法治教育。公安执法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基本原则是规范或恢复社会秩序。当公共权力需要介入私权或私权需要救济时，要么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要么是基于公共利益。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公共权力机关必须规范介入私权的范围和程度。否则，很容易构成侵犯私人权利的行为。

一、从公安机关执法实践来看公权力面临主要问题

公安机关在执法时应特别注意权力的边界，防止以公共利益为借口越界行使执法权而侵害私权利。当我们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限制或剥夺某一个人的利益时，这种个人利益必须是对社会和他人的真实或潜在的损害，或是对私人权利的滥用，并应依照法律程序和要求加以限制和剥夺。

“广州医生谭秦东与鸿茅药酒事件”在网上传播得沸沸扬扬。谭医生因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帖子，被内蒙古凉城警方以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跨省抓捕，并且因为这一文章，导致2家公司、7名个人要求退货，造成损失共计140余万元。其本人也先后被采取刑拘、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并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媒体披露后这件事情引发了轩然大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凉城县人民检察院责令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改变强制措施，办理取保候审。同时，公安部作出回应，立即启动相关执法监督程序，已责成内蒙古公安机关依法开展核查工作，对整个案件进行调查。在当天下午，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上级检察机关、公安部门积极回应、推动问题解决，体现了规范权力的鲜明态度，也为众多执法者撞响了警钟。

“广州医生谭秦东与鸿茅药酒事件”中，一篇文章，何以引发千里奔波的追捕？警方的逮捕通知上显示，系因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跨省追捕，须慎之又慎，谨防权力“任性”。在全面依法治国与执法规范化的大背景和严格要求下，类似跨省追捕的决策制定与执行，必须经得起法律的审视，经得起事实与时间的检验。在民警执法的日常执法工作当中，尤其是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等领域，民商经济领域的合同纠纷和犯罪领域的合同诈骗，都出现了许多问题。由于缺乏权力边界意识，执法者不能准确地确定其属于公权范畴或民商事私权调整范畴。因此，侵犯公民的私权或者权利保护的缺失很容易引发新的纠纷。公安机关在执行国家赋予的职能，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常都是处于社会问题的焦点前沿地带，往往也会处于公权力和私权利交叉的核心区域，为此，要有强烈的执法权力边界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警察执法权力的边界，在于平衡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前提、基础和逻辑起点。

二、从公安机关涉企执法来看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

为防止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三条通知》、《禁止公安机关从事经济纠纷的通知》。公安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通知。严禁干预经济纠纷，纠正经济案件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有些人知道纠纷的性质是一种经济纠纷，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滥用职权。它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忽视甚至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同时，在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能的过程中，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往往处于社会问题的最前沿，往往处于公共权力与私权交叉的核心区域。因此，执法意识应有强烈的边界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警察执法权的边界是平衡权力与权力的关系，这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前提、基础和逻辑起点。

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坚持抓党建带队伍，立足岗位创满意，以人民期盼为念，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公安工作的新需求，深入推进和打击各种涉企类的多发性侵财犯罪行为，破获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案件，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尤其是企业商户的的安全感，保持了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但为什么仍有部分企业商户仍对公安工作还存在一些不满意呢？从种种实践中的案件来看，“钱、权、人”是引发违纪违法问题的关键因素，也是在我们公安民警执法工作中需要加强监督的重点环节。

三、如何应对和破解涉企执法中公安机关公权力存在的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运用法治思维，按照“功能科学、权威和责任、严格”的标准执法、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廉洁、依法治国，遵循公安执法规律的特点，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消除权力寻租空间，这是规范公共权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使公安执法真正走向法治公安的道路的重要基石。

一是要实现权力的法定化、明晰化、具体化。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规范公权力，保护私人权利。由于公共权力本身具有自我扩张和扩张的倾向，如果不依法加以规制，可能会导致侵犯私权。政府是执法的主体，我国一些法律法规虽然也规定了政府机关所享有的权力，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这就难以对公权力的行使形成有效的约束。依法行政需要法律权力，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基础，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应被允许建立法律权利。在实践中，一些政府机关究竟享有哪些权力，权力的边界如何确定，始终是模糊的。有的政府机关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权力，认为没有政府机关做不了的事情。如果权力边界不明确，就不能保证权力的行使，因此有必要通过执行行政许可，理清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行政审批、管理和行政处罚权，并向社会公开，从而有效地约束公权力。要对公权力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全面的列举，详细列举公权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范围、内容、行使等相关要素。通过权力清单对公权力的内容和范围列举得越详细，就越能有效约束公权力的行使、为公权力套上“紧箍咒”，切实做到“法无许可不可为”“法无明文允许即为禁止”“无法律则无行政”。

二是要实现对权力行使的监督。

不言而喻，权力不应该没有正当理由而被打折，制定清单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划定公权力的范围，而且需要将清单向社会公开，这就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形成外在的监督。长期以来，由于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一些公权力机构享有的权力范围比较模糊、笼统，不仅老百姓不清楚这些权力范围有多大，这些部门自己也说不清楚，从而导致在实践中，不能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导致权力行使的行为是否正当、是否越位、应否追究其责任等的认定都成为难题。实践中出现的以权寻租、野蛮执法、侵害公民权利等现象，都与此有关。权力清单是有效约束权力的一种方法，为了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除了依靠私权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限制以外，还应当积极借助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

在权力清单公开之后，公权力机关必须按照清单所列举的权力依法行使，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规定不可为。公权力与私权利不同，后者是否行使，个人有权自由决定，但公权力一旦列举，政府部门即应当积极履行其职责，公权力的行使通常关系到特定公共目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公权力部门不仅有权行使公权力，它还必须行使公共权力和履行其职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权力清单可以清楚地列举出公共权力机关的权力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的行使事无巨细都由清单作出规定。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具体事件又千差万别，给公权力机关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必要的，但这种自由裁量权必须是合理的，必须在必要的范围内，其行使也要受到必要的监督。

三是实现简政放权，真正实现权力的“瘦身”。

权力清单的制定也应与当前权力的释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相结合，为政府权威的“体重”和“健康”提供制度保障。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倍增”。防止明放暗不放、中间截流和中间梗阻现象。应当减少和规范行政许可，以批准、备案、达标、验收的形式消除变相许可。根据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市场主体具有行为自由和运行自由，没有政府机构的批准和干预。权力清单应该与负面清单相结合。在制定权力清单的过程中，既要明确权力运行的边界，又要根据简单和分权的精神来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倍增”。

四是深化司法改革，全面落实公正司法要求。

要不断完善司法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组织，提供综合性、窗口化、一站式服务。依法保障各类投资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开、公正参与投资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继续深化司法改革，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提高立案效率。进一步规范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审理程序和实体处理环节，显著提高司法审判和执行效率，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五是建立问责机制，加大对违法失职的处罚力度。

权力清单一旦制定，为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提供了明确的依据，这也有利于行政机关对违法或玩忽职守的责任追究。我们认为私权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无义务的权利是特权，而与公共权力相对应的是责任，没有责任的权力也是特权，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为了避免公共权力被滥用的权利，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权利和程序，否则，应通过相应的问责机制对公共权力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进行调查。法治的关键是要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这正是法治的核心要义和精髓。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建立强有力、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这也是规范公共权力，实现依法执政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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