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上 海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7号

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17层。

法定代表人陶洪，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建荣，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佳融，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595号2108室。

法定代理人何平，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勇，上海市前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钱公路1818号(65)。法定代表人卫梦飞，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旭庆，上海市国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被告)、被告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被告)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2月1日立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第二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05年3月11日作出(2005)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驳回第二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第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后于2005年4月11日撤回上诉。本院于2005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罗建荣、李佳融，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高勇，第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旭庆到庭参加诉讼。应第二被告申请，本院于2005年6月1日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对本案系争《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公章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于2005年7月7日作出鉴定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8月18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自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至2005年年底，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从事代理进口业务。同日，原告、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信用证占用原告资金及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550万美元的债务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后原告、第一被告和上海怡通报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通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由原告委托怡通公司代办报关、运输、装卸货物事宜。2004年10月22日，原告、第一被告、上海市专利技术工贸公司陈行化工仓库(以下简称陈行仓库)签订《三方仓储协议》，约定原告委托陈行仓库代办仓储事宜，陈行仓库必须凭原告的正本出仓单才能放货。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第一被告与原告分别签署了7份代理进口合同。2005年1月18日，第一被告告知原告，货物全部被上海星彦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彦公司)骗取，并同意尽快与原告结算代理合同项下的款项。2005年1月19日，第一被告书面确认上述7份代理进口合同项下尚欠原告货款及手续费等共计39，396，466.35元。后第一被告将其对上海子能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能公司)的债权23，508，851.08元转让给原告，以冲抵第一被告对

原告的债务。现第一被告尚欠原告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

1、第一被告支付原告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

2、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

2、原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原告、第一被告和怡通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

4、原告、第一被告和陈行仓库签订的《三方仓储协议》；

5、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401IM259G、0401IM260G、0401IM265G、0401IM266G、0401IM267G、0401IM271G、0401IM275G的《代理进口合同》及其进口信用证、托收承兑、付款情况表；

6、第一被告于2005年1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

7、第一被告于2005年1月19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保证书》、《保证书》，第一被告于同日向子能公司出具的《转让债权通知书》；

8、进帐单5份，以证明第一被告支付了7份《代理进口合同》项下的15%的开证保证金；

9、第一被告于2004年12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原告开具给上海聚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彦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张，以证明原告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将编号为0401IM259G、0401IM260G合同的增值税发票开给聚彦公司。

第一被告答辩称：由于第一被告的经营者及相关的业务人员也已经离开了公司，代理人无法核实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对于担保合同上第二被告的公章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的形式上看，对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无异议。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之间存在多次的担保关系。担保合同上第二被告的章不应当是假的。

第一被告没有提供证据。

第二被告答辩称：

1、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过其他担保，但没有对本案所涉的贸易进行担保。在第二被告确认的其他两份担保合同上都有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本案所涉这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没有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根据第二被告工作人员回忆没有为这笔业务提供过担保，所以请求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第二被告的章与第二被告在工商部门预留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

2、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应当把提单交给双方指定的报关公司，由报关公司代理报关后将货物运至双方指定的仓库，仓库按原告的指令放货，第一被告在付款后提货。原告和第一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不会造成损失。但原告和第一被告擅自变更了合同的主要条款，将提单交给了第一被告，第一被告办理报关手续后，把货交给了他的下家，致使货物被骗。原告和第一被告擅自变更合同的主要条款，致使第二被告丧失了可能控制风险的能力，故第二被告不应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本案第一被告涉嫌诈骗犯罪，有多家单位向公安部门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第二被告已于2005年2月2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经鉴定二份合同上第二被告的印章不是第二被告的真实印章，本案也涉嫌刑事犯罪，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被告没有提供证据。

原告进一步辩称：

1、2004年8月19日左右，原告的业务员陆姿群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快递给第一被告，由第一被告联系担保人盖章。同年8月27日左右，原告收到了加盖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公章的二份合同。期间，原告的业务员巫军与第一被告的业务员崔亦丽通过电话，崔称当时在第二被告处，并将上述二份合同交给第二被告董事长卫梦飞，由卫在合同上盖章。

2、原告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变更了合同的履行条款，把提单交给了第一被告，由第一被告办理报关手续。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及代理业务项下履行期限等各项条款变更无需取得担保人同意，担保人应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变更合同条款不能作为第二被告免于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

第一被告进一步辩称：第一被告本身是受害人，委托代理进口的货物被星彦公司骗取。第一被告已于2005年1月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本案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由法院决定。

第二被告进一步辩称：第一被告的崔姓业务员确来第二被告处盖过章，第二被告董事长卫梦飞是在另外二份担保合同上签名并盖章，而未在本案系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盖章。

第一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第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合同上的第二被告的印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3、4、5、6、7，第二被告不清楚，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9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8月18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一份，约定该协议是双方委托代理业务的总协议，由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进口化工原料，协议有效期自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至2005年年底；该协议生效期间，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或原告与外商签订的进口合同属于该协议项下的分协议；该协议的保证合同、确认书是该协议的附件或者从合同，两者不可分割；原告根据分协议的规定，对外申请开立即期及远期信用证，若原告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开立远期信用证的，第一被告应当办理货物质押手续，责令运输单位将货物放入双方协定仓库，第一被告带款提货，在第一被告付清货款前，原告暂不放货；第一被告应于每份信用证开立3个工作日前支付该信用证金额15%的保证金，每份信用证对外付款日3个工作日前支付该信用证项下的全部货款及代理手续；原告给予第一被告进口开证额度累计500万美元，第一被告按每笔进口合同CIF总价0.9%支付原告代理手续费。该协议由原告和第一被告加盖公章，原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加盖骑缝章。

原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第二被告作为担保人对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内容已知悉，并承诺对第一被告在上述代理业务中发生的债务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度为550万美元；保证期间至2005年12月底；第一被告未能按上述总代理进口协议办理货物质押手续，造成原告垫付的，担保人应承担保证责任；上述总代理进口协议项下履行期限等各项条款变更无需取得担保人同意，担保人应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合同记载的签订日期为2004年8月18日，并加盖了原告、第一被告和“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及骑缝章。

后原告、第一被告和怡通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鉴于第一被告指定怡通公司代办报关事宜，故原告委托怡通公司代办报关、运输事宜，并将属于原告的货物存放在双方协定仓库。2004年10月22日，原告、第一被告、陈行仓库签订《三方仓储协议》，约定鉴于陈行仓库是第一被告指定的仓库，原告委托陈行仓库代办仓储事宜，将属于原告的货物存放在陈行仓库，陈行仓库必须凭原告的正本出仓单才能放货。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第一被告与原告分别签署了7份代理进口合同。第一被告除支付每个合同项下15%的开证保证金外，余款未付。

2005年1月18日，第一被告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进口的7个合同项下的货物，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原告已经将提单交给第一被告指定的报关公司报关，报关公司报关后已通知第一被告安排进仓。上述货物本应由第一被告指定的运输公司运输至第一被告指定的仓库存放，第一被告凭原告的出库单出库。由于第一被告与货物的购买人星彦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第一被告轻信星彦公司，同意由星彦公司直接办理运输，仓储手续，现发现货物全部被星彦公司骗走，仓单系伪造。为不给原告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一被告同意尽快与原告结算代理合同项下的款项。2005年1月19日，第一被告书面确认上述7份代理进口合同项下尚欠原告货款、代理费及手续费等共计39，396，466.35元。后第一被告将其对子能公司的债权23，508，851.08元转让给原告，以冲抵第一被告对原告的债务。现第一被告尚欠原告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

2005年2月25日，第二被告在收到本案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后向上海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报案，该报案报告的主要内容为，2004年8月18日、11月1日、11月10日，第二被告分别为第一被告的进出口代理协议项下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付款提供金额分别为550万美元、135万美元、117万美元的担保，第一被告提取货物后未付清货款，该公司的有关人员已经失踪藏匿，造成第二被告被诉至多家法院，损失巨大，为此，请求从速立案，挽回第二被告的经济损失。

2005年6月1日，本院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对本案系争《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印章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于2005年7月7日作出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中缝上盖有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文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相一致；《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栏及合同中缝上盖有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文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不相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二被告是否与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过本案系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告认为，第二被告在《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上加盖骑缝章，表明第二被告有为第一被告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印章不一致并不代表上述印章就是假的，而且，第二被告在本案诉讼期间还向公安部门报案，承认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系争业务的担保，故《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第二被告则认为，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了多次担保，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误以为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系争业务的担保，但事后经经办人员回忆未做过本案业务的担保，遂向法院申请鉴定。第二被告仅使用过一枚公章，从未使用过《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因此，第二被告未提供过本案业务的担保，《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不应当确认。原告为本案进出口合同担保一事与第二被告有过接触，但第二被告并未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和担保合同上盖章，对于上述鉴定结论，第二被告也无法作出解释。本院认为，综合分析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一方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分别是第一被告和原告，原告在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时要求第一被告提供担保，并在该协议中载明担保合同是该协议的附件，因此，第二被告在《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上加盖骑缝章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以担保人的身份所为。而且，第二被告在向公安部门报案时承认，2004年8月18日为第一被告提供了金额为550万美元的担保，即本案《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上述行为发生在第二被告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和相关证据材料之后，第二被告作为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对自己做出的上述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清楚的，因此，上述行为在法律上属于自认。第二被告在诉讼中先承认为本案提供过担保，之后又推翻上述自认，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先前所做的自认出于错误，故第二被告所作自认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即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550万美元的担保的事实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不一致，通常情况下两份合同不可能在同一天形成，而且，原告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二被告在其他场合使用过《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因此，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第二被告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加盖印章。另外，从两份合同的内容上看，《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规定原告为第一被告开立远期信用证的，第一被告应当将货物质押给原告，并详细约定了货物的报关、仓储以及带款提货等质押手续，第二被告提供担保的责任范围仅限于货物按约质押后所存在的风险；而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原告和第一被告变更上述总代理进口协议项下包括办理货物质押手续等各项条款，无需取得第二被告的同意，第二被告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较《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约定明显对担保人不利，第二被告在明知主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在同一天又签订内容截然相反的担保合同，既不符合逻辑，又有违情理。基于上述理由，本院难以认定原告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第二被告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内容。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和第一被告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变更了部分条款，不影响第一被告履行付款义务，现第一被告未按约支付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的款项及代理费用等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要求第一被告支付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应予支持。纵观本案的证据材料，第二被告虽然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550万美元的担保，但原告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尚难以认定是第二被告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内容。而系争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损失，正是由于原告和第一被告变更有关货物质押的约定，未办理货物质押手续所致，按照《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约定，由此造成的损失也在第二被告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之外，故原告要求第二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四款之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理手续费、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

15，887，615。27元；

二、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9，448元，由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人民币800元，由被告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昌骏

代理审判员 徐子良

代理审判员 朱志红

二00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 炜

第二篇：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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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健，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小俐，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汇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0）沪海法商初字第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5月12日，东达公司以5票货物被迅汇公司在荷兰目的港无单放货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以（2009）沪海法商初字第451-455号案立案受理。在上述5案审理期间，双方于2009年7月28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迅汇公司在约30天时间内委托目的港公证人员并通知东达公司到目的港堆场查看，并出具公证文书。如果公证文书上记载与上述5案提单项下的货物数量一致且置放于目的港仓库中，东达公司同意向迅汇公司支付由此而产生的公证、认证手续费用。如果公证文书上记载与上述5案提单项下的货物数量不一致且非置放于目的港仓库中，则由此而产生的公证、认证手续费用由迅汇公司自行承担。东达公司同意在协议签订后向原审法院缴纳相当于4,000欧元的人民币费用，作为向迅汇公司付款的保证。具体金额以相关部门最终开具的收据为准。协议签订后，东达公司按付款日的汇率将人民币37,306元汇入原审法院帐户。2010年5月10日，原审法院对上述5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迅汇公司提供的公证文书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记载的提单编号与上述5案提单编号相同，货物品名数量基本一致，东达公司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证明迅汇公司无单放货，遂判决对东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2009年8月21日和9月15日，涉案货物的目的港代理向迅汇公司出具了两张公证认证费用发票，一张为公证员查验货物的发票，金额为1,050欧元，另一张为公证费和去荷兰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费用，其中公证费为857.65欧元，去荷兰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费用为1,650欧元，上述费用均需另付19%的税费为675.95欧元，共计4,233.60欧元。2010年8月5日，迅汇公司向目的港代理指定的银行汇出了上述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迅汇公司与东达公司因另5案纠纷，需对涉案货物是否还置放于目的港仓库进行公证证明，为此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根据公证证明结果确定公证、认证费用由谁承担。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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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根据原审法院上述5案的判决及双方的协议约定，东达公司理应向迅汇公司支付涉案公证、认证费用。东达公司认为公证、认证费用中有关去荷兰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费用过高。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公证、认证费用不仅仅是公证费用，还应该包含相关的交通、代理等费用，且迅汇公司与东达公司在协议时已对该费用作出预计，协议费用4,000欧元与实际费用4,233.60欧元相差不大，说明双方在协议时对该费用的预计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且协议约定以相关部门最终开具的收据为准。对涉案公证、认证费用，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关于涉案两张发票是否需要再进行公证、认证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在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迅汇公司在另5案中提供的经公证、认证的公证文书，且迅汇公司并没有无单放货的情况下，迅汇公司已经按约提供了目的港代理开具的两张发票原件，符合双方的约定，迅汇公司事后也支付了公证、认证费用。因此，涉案两张发票无需再行公证、认证。另外，东达公司对公证文书出具的时间和公证数量异议的抗辩理由，并不能否定公证文书的有效性及本案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迅汇公司请求判令东达公司支付公证、认证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迅汇公司请求偿付自其付款之日起的全部利息损失，理由不当，双方协议并无约定利息，且东达公司已经按约将公证、认证费用汇入原审法院帐户，对迅汇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东达公司向迅汇公司支付公证、认证费用4,233.60欧元。

东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主要理由为：

1、根据东达公司与迅汇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办理公证、认证的时间应为30天，而迅汇公司实际办理的时间超过了上述约定，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东达公司有权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2、迅汇公司提供的相关发票系在境外形成，应当办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故该发票形式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3、东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支付4,000欧元旨在作为将来付款之保证，并非如原审法院认定是双方对公证认证费用的预估，同时1,650欧元的快递费用与办理公证、认证无关。

迅汇公司辩称：本案的起因源于迅汇公司与东达公司无单放货5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的一个协议，即如果迅汇公司构成无单放货，则相应的公证认证费用由迅汇公司承担。现原审法院认定迅汇公司不构成无单放货，因此，公证认证费用应当由东达公司承担。原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基于现有证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东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涉案的公证、认证费用共计4,233.60欧元。根据东达公司与迅汇公司于2009年7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内容，即迅汇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后尽快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手续，办理时间约为30天来看，双方对办理公证、认证时间约为30天的约定，实为对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所需时间的预估，且涉案公证、认证系由第三方办理，不受本案当事人掌控，故本院认为，只要迅汇公司在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上没有故意懈怠的行为或在合理期限内办妥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东达公司以迅汇公司超时为由，拒绝支付约定的费用，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涉案公证、认证费用发票的证明效力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即东达公司同意向迅汇公司支付公证、认证手续费用的金额以相关部门最终开具的收据为准之约定，结合迅汇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境外汇款申请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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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金额、收款人名称等信息均与涉案公证、认证费用发票内容吻合，本院认为，公证、认证费用发票虽系境外形成，但并非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证据，其与境内相关证据之间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对公证、认证费用发票的效力，本院予以认定。东达公司诉称1,650欧元的快递费与公证费用无关，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的两张发票，一张为公证员查验货物的发票，另一张为公证费和几次往返海牙的快递工作。本院认为，结合原审的证据材料，办理本案的公证、认证涉还需公证员到涉案仓库查验货物，据此，涉案公证、认证费用不仅是公证、认证费用本身，还应包含相关的交通、陪同、快递工作等费用。这些费用的产生应当包含在公证、认证的手续之中，是为办理公证、认证的合理支出，故原审对该节事实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东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3.98元，由上诉人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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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据此，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基于以新贷偿还旧贷的合意，先后订立多个借贷合同，同一担保人在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在该多个借贷合同上盖章同意担保的，应当依法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以上述多个借贷合同之间没有形式及内在联系为由，否认以新贷偿还旧贷的合同性质，进而拒绝履行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民二提字第8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延安西路358号。

法定代表人：顾建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煜英，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柳晖，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九江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周有道，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晓梅，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志伟，康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住所地：上海市九江路137号806室。

法定代表人：宋新华，该交易所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荣生，该交易所办公室主任。

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为与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上国投）、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委托贷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沪高经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5年6月23日以（2002）民二监字第110-1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提审。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和公司委托代理人高煜英、柳晖，上国投委托代理人方晓梅、陈志伟，交易所委托代理人宋荣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6年1月10日至1998年4月6日期间，上国投与交易所共签订5份委托贷款合同，5份贷款合同按时间排列编号分别为922660、922790、922804、922805、300263，借款金额均为人民币2000万元，月利率分别为7.89‰、6.9‰和6.435‰。借款用途为用于物资购销保证金或流动资金周转，保证人均为三和公司。上国投按约向交易所发放了贷款。案外委托人上海市上投投资管理公司仅在后两份委托贷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该5份委托贷款合同之间均系借新还旧。最后一份300263号合同项下贷款期限届满后，交易所除偿还借款本金227.8万元及逾期贷款利息人民币60万元，尚欠本金人民币1772.2万元、期内利息人民币789454.95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上国投请求一审法院判令交易所偿还贷款本息，三和公司对交易所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交易所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上国投与交易所和三和公司签订的编号分别为922660、922790、922804、922805的委托贷款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鉴于该4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故不再予以处理。上国投与交易所和三和公司签订编号为300263的委托贷款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上国投已按约履行放贷义务，交易所除偿还部分借款本金及逾期贷款利息外，其余借款本息至今未还，显属违约。交易所理应承担偿还系争合同项下尚欠借款本金、期内利息及相应的逾期贷款利息的责任，三和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和公司辩称其对系争合同项下贷款用于偿还旧贷并不明知，故不应承担该笔贷款保证责任。因本案系争合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另4份委托贷款合同的保证人均为三和公司，三和公司的保证责任并未因为不明知借新还旧事宜而扩大，故三和公司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三和公司辩称5份委托 贷款合同的性质及贷款用途均有所不同，且合同中未注明以贷还贷，无法证明该5份合同的关联性。从5份合同签订主体、借款金额等内容可以看出，5份合同之间系借新还旧关系有其事实依据，故对三和公司上述辩称不予采信；三和公司主张上国投与交易所之间恶意串通，骗取三和公司提供保证，以达到转嫁风险的目的的辩称理由仅为单方面的推断，缺少必要的事实依据，亦不予认定，判决：

一、交易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国投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7722000元，期内利息人民币789454.95元及逾期贷款利息人民币1626712.54元；

二、交易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国投偿还自1999年11月20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贷款利息；

三、三和公司对交易所上述第一、二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2919元，由交易所、三和公司共同负担。

三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系争的300263号合同为1998年4月6日签订，贷款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上国投在当天放款的同时又全部内扣，以作为还贷1997年10月10日签订的922805号贷款合同，而922805号贷款合同和相关联的1996年12月31日签订的922804号贷款合同、1996年7月10日签订的922790号贷款合同均无放款记录和内扣记录。三和公司为上国投和交易所最早提供担保的为1996年1月10日的922660号贷款合同，上国投在1996年1月11日放款给交易所人民币2000万元的当天即内扣回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而在1996年1月10日至11日两天内，上国投共放贷给交易 所人民币3200万元（包括另案系争的人民币1200万元），而内扣回本金即达人民币3000万元。

该院又查，交易所在1996年11月28日同江苏省锡山市鸿声镇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鸿声公司）签订过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上载明从1994年3月1日至1996年6月10日，交易所共借给鸿声公司人民币3040万元，至1995年12月尚欠人民币2500万元。庭审中交易所陈述上述钱款系向上国投所借。一审判决后，交易所于2000年10月30日发函给鸿声公司，内容为：“你总公司欠我公司的欠款，现根据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99年11月10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已于2000年10月25日结案，并判决，94年以来至今我们本着帮助你镇的建设发展，先后应你们的要求向你们支付本金27497261.15元、欠息7019685.48元两项合计：34516946.63元（不包括2000年的利息款）。我们要求你总公司应积极配合我们及时归还借款。”还查明，在1996年1月10日前上国投借给交易所的所有钱款担保人均不是三和公司，而是案外人上海市物资协作开发公司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交易所转借给鸿声公司的钱款中，有1915万元是上国投直接汇给鸿声公司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一审法院就上国投和交易所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一节查明的事实及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然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上国投和交易所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过程及三和公司在不知上国投和交易所早已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事实。从二审查明的整个案件事实来看，上国投 和交易所早就存在因贷款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当时的贷款合同担保人非三和公司。三和公司为上国投和交易所提供担保的五份贷款合同的履行过程，不是当天借，当天还，就是空贷，无放款记录。上国投因贷款而发生的收贷不能的风险在三和公司提供担保前即1996年1月10日前就已产生，上国投和交易所共同隐瞒了借新还旧的真实情况，骗取三和公司提供保证，把本应由他人承担的保证责任转嫁给三和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三和公司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就三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一节所作的判决不当，依法应予改判。遂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一审案件受理费112919元由交易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19元由上国投负担。

上国投不服二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上国投在300263号合同项下的贷款放款当日系根据交易所的划款通知进行划款，二审除对此节事实的认定有误外，其余事实的认定属实。又查，自1996年以来，三和公司与交易所分别向上国投贷款，并以此互为担保。2001年12月7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上国投更名为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1996年1月10日至1998年4月6日之间，上国投与交易所依次签订了922660号、922790号、922804号、922805号、300263号委托贷款合同，该 5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借款金额均为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用途为物资购销保证金及流动资金周转，借款担保人均为三和公司。其中，922660号和300263号合同均有放款和划款记录，但交易所对借款一节未持异议，故另三份合同应视为922660号合同的展期。300263号合同，上国投在放款的当天根据交易所的指令进行还贷，系以“新贷”归还922805号合同的“旧贷”。上国投已按300263号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委托贷款合同的义务，交易所作为借款人仅归还部分借款和利息，显属违约，理应向上国投偿还尚欠本金，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虽然922660号合同之前的合同的担保人为案外人，而非三和公司，但922660号合同之前的合同的主债务因922660号合同的借新还旧而业已消灭。922790号、922804号、922805号合同依次作为922660号、922790号、922804号合同的展期，其主债务亦因300263号合同的借新还旧而业已消灭。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的规定，本案中，担保人三和公司存在为交易所借款多次担保，且交易所也为三和公司向上国投借款提供担保（互为担保）的事实，原二审没有认定300263号系争合同的担保人三和公司“应当知道”上国投与交易所的借款系以新贷偿还旧贷，应当予以纠正。更何况三和公司同时作为尚未履行完毕的300263号合同（新贷）的担保人以及已履行完毕的922805号合同（旧贷）的担保人，应当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三和公司主张系争贷款不能偿还 的风险在其作为担保人前早已存在。其作为系争合同担保人是上国投与交易所恶意串通、骗保所致的依据不足，三和公司应当对系争贷款合同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

一、撤销该院（2000）沪高经终字第58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二中经初字第811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19元，由交易所和三和公司共同负担。

三和公司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

三和公司申请再审称：三和公司担保的五份借款合同除第一、第五份合同实际放款和划款外，第二、三、四份合同均未实际放款，属空贷；争议的第五份贷款扣划后实际归还的是第一份贷款合同项下的旧贷，而第一份贷款合同亦用于借新还旧，但之前的旧贷的担保人不是三和公司。且第一份合同距第五份合同已超过两年，上国投未向交易所主张债权，据此也应免除三和公司的保证责任；争议的第五份合同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而其他四份为购销合同保证金，缺乏借新还旧的形式及内在联系，本案不存在三和公司与交易所互为担保的事实，交易所也承认未将“借新还旧”的情况告诉三和公司，推定申请人应当知道“以新还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再审判决在确认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的同时却在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部分做 出了相反的判决，缺乏主要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

上国投答辩称：五份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均为三和公司。虽然922660合同之前的担保人为案外人，但之前的合同的主债务因922660合同的借新还旧业已消灭，922790、922804、922805合同依次作为922660、922790、922804合同的展期，其主债务因300263合同的借新还旧而业已消灭，五份借款合同具有连续性，况且，1993年-1998年间，交易所为三和公司向上国投的大量贷款提供担保，双方存在大量互保操作。三和公司应当知道借新还旧的事实，不应免除保证责任。

交易所未作书面陈述，庭审时陈述：300263号合同的贷款系用于偿还922805号合同项下贷款本息。

本院再审查明：本案前四份委托贷款合同第六条均约定：贷款到期，如交易所不能按时归还须续借贷款时，须取得上国投书面同意，付清利息，由上国投按新借贷款重新办理委托贷款手续。第五份合同第六条约定内容与前四份基本相同，只是将“须续借贷款”修改为“需将借款展期”。三和公司在五份贷款合同上均盖了公章。五份合同除借款金额相同外，自第二份合同始，所签合同是在前一份合同到期的情况下续签的，其起始期限基本与到期贷款期限衔接。第一份922660号合同项下贷款2000万元发放的当天上国投即内扣本金1000万元，用于偿还之前由案外人担保的交易所的旧贷，余1000万元贷款由交易所自用；第二份922790号合同签订后，上国投以更换贷款凭证的方式将该合同项下贷款偿还了第一份合同的借款，第三、第四份合同 的操作方式与第二份相同，第五份300263号合同项下贷款于签约当日发放的同时，上国投根据交易所的划款通知于当日扣划用于归还第四份922805号合同借款。交易所对上国投诉其偿还300263号合同项下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始终认可，亦承认未告知三和公司第一笔借款已用于偿还案外人担保的借款的事实。本院再审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对本案合同效力及交易所违约责任的认定正确，本院再审予以支持；涉案合同名为委托贷款合同，但本案当事人未主张委托贷款的事实，故案件性质应为借款担保合同。本案五份合同中确实存在无实际放款的情况，但此种情况的产生缘于借贷双方在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从该约定内容，以及新旧贷款金额相同、贷款期限基本衔接的情况可以看出，借贷双方在旧贷到期尚未清偿时，签订新借款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以该新贷偿还旧贷，消灭借款方在旧贷下的债务，该条内容可以视为借贷双方对以贷还贷的约定。而上国投当天贷款当天扣划或仅更换贷款凭证、没有实际放款的做法是基于合同中以贷还贷的约定而为的履行行为，亦是以贷还贷的基本履行方式。三和公司连续在几份借款合同上盖章同意为交易所担保，其应当知道此为签约各方以该种方式履行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即以贷还贷。本案合同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三和公司已盖章确认，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关于以贷还贷的规定。如若按照三和公司所称本案不属以贷还贷，五个合同之间没有形 式及内在联系的理由予以推论，三和公司承担的将不再是一个合同而是五份合同累计金额一亿元的担保责任。三和公司以贷款用途缺乏借新还旧的形式及内在联系，中间三份合同无实际放贷，进而否认以贷还贷的理由不能成立。况且，三和公司在本案合同签订前后，曾作为借款人向上国投多次贷款，而担保人则是交易所。三和公司与上国投所签的那些借款合同的基本格式与本案完全相同，而履行时短期扣划或更换凭证的方式亦与本案履行方式相同。因此，三和公司以不应知道本案此种约定属于以贷还贷予以抗辩的理由缺乏合理性。自本案300263号合同前溯，连续四份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均为三和公司。其已失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免除保证人责任的条件，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作为新贷和旧贷同一保证人的三和公司，以其不知道或不应知道主合同系以新贷还旧贷，故应免除担保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判决关于922660号、922790号、922804号、922805号合同因300263号合同的借新还旧已履行完毕，上国投已按约履行放贷义务，交易所至今未还300263号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应承担违约责任，三和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予以维持正确，本院再审亦应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沪高经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 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 红

审 判 员 贺 �

代理审判员 王云飞

审判长简介

谭红高级法官：法院审判员。

二○○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园园 年出生，大学学历，1994年起任最高人民12

1956

第四篇：原告上海九晶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德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九晶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德祥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

提交日期: 2010-04-27 11:28:33

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9）沪海法商初字第776号

原告上海九晶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国忠。委托代理人庄学军。委托代理人沈云。

被告上海德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幼龙。委托代理人崔世荣。委托代理人董萍。

原告上海九晶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德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于2009年5月27日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3日将该案移送本院。本院于2009年8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13日、11月10日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庄学军律师、沈云，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崔世荣律师、董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8年3月26日和4月2日，原告与韩国Way4U公司在上海签订总价值为1,585,215美元的两份硅原料进口合同。货物运至上海后，被告将货物堆放在海关监管的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2008年7月4日，原告在其货运代理人上海晨佳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办妥报关等提货手续，并支付了所有仓储费用后，去被告的仓库提取货物。被告于同日出具了仓库堆存费发票，同时被告的仓库也开具了破损单。原告于提取货物当日和次日对货物开箱验 收，发现短缺618.05公斤，扣除事后追回的21公斤，实际短缺597.05公斤，价值人民币1,679,489元。之后，经查询，被告确认仓库发生盗 窃而且被盗货物确实是原告存放的货物，并约定于2008年7月7日由被告仓库人员陪同原告去宝山区顾村派出所报案。虽经公安机关全力追查，但仅追回21公 斤货物，其余损失至今未能追回。原告认为，由于被告保管不善，作为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1,679,489元，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理由是

1、被告是根据上海汉万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和美国FCC公司委托，对进口货物进行分拨。两张提货单的提货单位均是中新国 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不是原告。若货物发生短少，应当由该公司提出异议，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2、存放货物的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仓库是海关第五监管 区仓库。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和被告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如原告在提货时候发现货物数量或者品名不对，应当向海关相关部门提出。原告自行将货物提回后才发现 短少，和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仓库进行联系，并未与我司联系。根据被告向公安机关的了解，有人从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仓库盗窃涉案货物，被监管仓库武警当 场抓住。因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提交如下证据：

1、被告出具的仓储费发票2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具有仓储合同关系。

2、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出具的仓储物被损记录表，用以证明货物是以件数发 放，并非以公斤数发放，上面标明货物件数及其破损情况。

3、原告验收情况报告及其照片，用以证明经原告验收后货物短缺数量。

4、短缺硅料经济损失估算表，用以证明原告诉请的计算依据。

5、报案笔录，用以证明原告于2008年7月7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

6、宝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已经收 到了21公斤被盗货物。

7、调查笔录和被调查人营业执照，用以证明原告和上海晨佳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存在报关代理关系，以及被告仓库被盗事实。

8、合同号为JJ08-FC-011-1 和JJ08-FC-011-2外贸买卖合同、外贸发票、装箱单、提单、合同报关单及进口分拨提货单，用以证明货物的来源和单价。

9、宝山公安分局民警郭强 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原告的报案过程。10，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用以证明原告诉请的计算依据。

对原告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是代收代付，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只有 1件货物存在破损，并不能证明货物短少的情况。证据3和证据4系原告单方制作，无法认可其真实性。证据5系原告自行向公安机关陈述情况，真实性无异议，但 公安机关没有给出结论。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中调查笔录，因制作人系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中合同系原告和韩 国的公司签订，和本案无关联，真实性不认可，原告的分拨单是空白的，并非被告给原告的分拨单，无海关等的盖章，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9是民警的个人行为，不能证明其是公务行为。证据10，原告没有出示原件，不予认可。

因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未置异议，本院认定其真实性，至于原告和被告是否存在仓储合同关系，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对原告证据2的质证意见具有 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和证据4确系原告单方制作，但为原件，本院认定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对于该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将予以综合认定。对于被告没有异议的证据5和证据6，本院认定证据的真实性。结合庭审调查的内容，可以认定证据7的真实性。证据8与本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相互印 证，真实性和关联性应予认定。证据9系原件，与原告的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以认定。证据10虽为复印件，但其上内容与在案其他证据具有 关联性，可以认定其真实性。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编号为0232440和0010741的进口分拨提货单及提货联、出门联，均为原件，用以证明提货单位是中新国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提货地点是上海海 关第五监管区，涉案货物于2008年7月4日由王财宝签字提走。

2、集装箱进口分拨代理协议书，用以证明上海汉万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委托被告办理集装箱进口 分拨事宜的事实。

3、对账单，用以证明被告收取费用的构成情况。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由上海晨佳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办理报关等货运代理手续后，将单证交原告公司，王财宝是原告临时雇佣去提货的人。对被告证据2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合同中关于对货物的保管义务说明被告应尽的责任。证据3是被告自行制作，真实性存疑。

由于原告对被告证据1和2的真实性未置异议，且被告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原告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具有合理性，本院采纳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庭审调查，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08年3月26日和4月2日，原告与韩国Way4U公司在上海签订总价值为1,585,215美元的两份硅原料进口合同。货物分别从美国洛杉矶和韩国 仁川港运至上海后堆放在海关监管的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仓库，两套提单均载明托运人为Way4U公司，收货人为原告，CFS/CFS,运费到付。2008 年7月4日，原告的货运代理人上海晨佳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在办妥报关等手续，凭提单向被告支付了堆存费用人民币520元在内的提货费用后，换取了被 告出具的仓库堆存费发票和编号为0232440和0010741进口分拨提货单。其中，编号为0010741进口分拨提货单载明货物件数为5件，重量为 2,666公斤，相应的装箱单载明货物净重2,549.50公斤，毛重为2,666公斤；编号为0232440进口分拨提货单载明货物件数为4件，重量为 2,509公斤，相应的装箱单载明净重为2,348公斤，没有载明毛重。同日，原告委托的案外人王财宝去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仓库提取了涉案货物，并运送 至原告在松江区的仓库。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于当日就编号0010741进口分拨提货单项下货物开具了破损记录表，载明货物件数为5件，重量为2,666 公斤，包装破损1件。

原告制作的《关于7月4日来料验收情况的报告》载明：原告于2008年7月4日和7月5日对货物开箱验收，发现短缺618.05公斤。其中，编号 0010741进口分拨提货单项下共5件货物，2件托盘（编号码分别为＃1和＃2件），3件为蓝色桶装货(编号码分别为＃

3、＃

4、＃5)。每托盘上有小 纸箱堆垛，无供货商唛头标签，外包装良好，无破损。＃2件缺失打包带，打开后发现上面两层8个纸箱是空的，没有原料，另一个纸箱只有一卷整片料。本批来料 的数量验收，之所以产生重大的数量短差，主要是因为整片料的短少，而整片料的短少又直接反映在＃2件的料品丢失上。3件蓝色桶装货都有供货商唛头标 签，＃3和＃5件包装缺损，＃4件包装完好，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开具破损记录表的货物就是＃5件。整片料少598.60公斤，锅底料少2公斤，碎片料少 5.50公斤。编号0232440进口分拨提货单项下4件货物都没有供货商唛头标签，其中1件货物破损，纸箱是空的，料品丢失，整片料少19.45公斤。

另查明，2008年7月3日，案外人孙朝俊至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盗取21公斤的涉案货物。2008年10月22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孙朝俊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21公斤货物被退赔给原告。2008年7月7日，原告去宝山区顾村派出所报案。

还查明，从2005年起，上海汉万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集装箱进口分拨代理协议书，委托被告办理集装箱进口分拨事宜，对所接收货物的安全负责，对因被告原因造成的减少或毁损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以及原告的损失是否客观、真实。

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从合同形式来看，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书面或口头的合同，被告收取堆存费和出具提货单的行为是否能够证明 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港口货物保管合同法律关系。涉案证据显示，被告系接收案外人上海汉万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委托从事涉案货物分拨和换取提货单的工作； 根据其与上海汉万国际运输有限公司的协议，对于货物的损害短少，如果是被告的原因，被告应向上海汉万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上海汉万国际运输 有限公司接收谁的委托从事涉案业务，在案无证据可以查实。而且，涉案货物存放于海关监管的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堆存费用最终应由上海德祥物流有限 公司收取。因此，本案无证据证明原、被告就涉案货物的仓储保管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举证的堆存费发票和进口分拨提货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港 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关于原告损失是否客观真实。根据编号0010741进口分拨提货单项下货物破损记录表，货物在出库当时确有1件破损，但货物的毛重并没有减少；根据原告出 具的报告，＃5件货物破损，但真正丢失料品的是＃2件；编号0232440进口分拨提货项下货物出库时没有破损和短少记录，但原告称在打开包装后发现空纸 箱，货物短少；货物在出库前没有短少记录，但出库后原告又收回被盗的21公斤货物。由此可见，涉案货物在进库和出库过程中均没有称重；《关于7月4日来料 验收情况的报告》系原告单方制作，检验过程和货物短少结论的真实性无其他证据佐证；假设原告在验收货物时发现货物短少的情况客观真实，结合很多货物上无供 货商唛头标签、存在空纸箱、货物在仓库被盗、货物被提取后从上海市宝山区运至松江区等情况，并不能排除卖方供货不足、或者货物在仓库被盗，或者在公路运输 过程货物发生短少的可能性。显然，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实货物发生短少的事实，也未能证明货物短少的原因以及被告的责任。

综上，由于原告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港口货物保管合同法律关系，也未能证明货物发生短少的事实、货物短少的原因，以及被告的责任，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上海九晶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915.40元，由原告上海九晶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军

代理审判员 刘 琼

代理审判员 李 攀

二○一○年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陈赐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海某电子材料股份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文书字(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01号

号】 【文书类民事判决书

型】 【审理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查看沿革

构】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某电子材料股份公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某电子科技公司。

上 诉人上海某电子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九晶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 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九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庄学军,被上诉人上 海某电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晶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焰、委托代理人杨继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9 月17日,九晶公司、晶帝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九晶公司向晶帝公司购买“ic头尾锅底混合”材料(即硅材料),数量为1,000公斤,含税 单价为3,000元/公斤,合同总金额计3,000,000元,合同还对验收标准、结算方式、交货期限等均作了约定。同年9月22日,九晶公司向晶帝公司 支付了货款3,000,000元。之后,由于硅材料价格大幅下降,晶帝公司仅向九晶公司提供了416.048公斤的货物,并自2008年11月至2009 年3月期间,陆续退还九晶公司货款合计1,350,000元。

【审理人员】 【审结日期】 【审理程序】

刘茂馥、赵鹃、周怡然

2010-08-30 二审 九晶公司诉称:九晶公司、晶帝公司于2008年9月17日签订《产品销售合 同》一份,约定由九晶公司向晶帝公司购买ic头尾锅底混合料,数量为1,000公斤,含税单价为每公斤3,000元,合同总金额为3,000,000元。合同还约定交货期为付款后20个工作日,合同签订后即预付全部货款。同年9月22日,九晶公司支付了晶帝公司货款3,000,000元,然而晶帝公司却未 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交付货物,且至今也未能交货。为此,晶帝公司于2008年11月25日退还九晶公司货款750,000元、2009年2月退还货款 100,000元、同年3月退还500,000元,合计退还1,350,000元,晶帝公司尚欠九晶公司货款1,650,000元至今未退。据此,九晶公 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解除九晶公司、晶帝公司之间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

2、晶帝公司退还九晶公司货款1,650,000元。

晶帝公司辩称:合同签订后,货物价格大幅下降,九晶公司曾与晶帝公司协商解除合同,但晶帝公司已经与海外供货商签订合同并支付了货款。经过晶帝公司与海外供货商协商,海外供货商...(<还有1610字未显示>点此登陆查看完整内容)（2005）松民二(商)初字第1180号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05-12-19)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松民二(商)初字第1180号

原告圣戈班石英（锦州）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雨霞街29号。

法定代表人拍力克?沙本，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包更生、张皓，上海市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有色金属总公司硅材料厂，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贵南路189号。

法定代表人严祥发，负责人。

原告圣戈班石英（锦州）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市有色金属总公司硅材料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11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 顾国华独任审判，并于2005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包更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上海市有色金属总公司硅材料厂经本院合法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圣戈班石英（锦州）有限公司诉称，2002年2月至2003年4月，原、被告共签订坩埚买卖合同9份，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各类符合圣戈班标准的坩埚，合 同并对坩埚的数量及价款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发运了价值1,569,540元的石英坩埚。被告收货后，从未就数量、质量及品名提出过任何 异议，而且被告也向原告支付了大部份货款。2004年2月23日，被告自认尚欠原告坩埚货款251,480元，并称由于被告处于剥离性改制，其所欠原告的 货款将由案外人上海九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后被告又向原告支付了货款30,000元。至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21,480元。经原告在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被告的主体仍然存在。据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偿付货款221,480元及利息36,577.54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 为要求被告偿付货款221,480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从2003年12月10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

一、买卖合同9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相关的合同权利义务；

证据

二、发票及发货清单，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及原告履行合同的依据；

证据

三、汇付依据，证明被告履行部份付款义务；

证据

四、欠款明细，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

证据

五、被告出具的债务转让通知书，证明被告对欠款事实及欠款金额的确认；

证据

六、原告出具的律师函，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

被告未作答辩。

鉴于被告未到庭应诉，本院对原告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进行核对，经审理查明，确认原告所述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按约交付被告货物后，有权要求被告偿付相应货款。被告出具的债务转让通知书能够证明被告确 认尚欠原告货款251,480元的事实，被告已偿付的款项应予以扣除。被告未按约偿付货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被告要求对原告的债务转移由案外 人上海九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偿付，因未得到原告同意，故债务转移不成立。原告要求被告偿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市有色金属总公司硅材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圣戈班石英（锦州）有限公司货款221,480元；

二、被告上海市有色金属总公司硅材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圣戈班石英（锦州）有限公司货款221,480元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03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6,381元，由被告上海市有色金属总公司硅材料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等金额向本院预交上诉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顾国华

二ＯＯ五年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