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驳回追加被告申请裁定应否赋予当事人上诉权
驳回追加被告申请裁定应否赋予当事人上诉权
笔者刚刚审理了一起借记卡纠纷案。在该案的审理中,法官们就被告申请追加被告时法院究竟该如何处理存在争议。
案情是这样的:原告甲在被告乙银行办理了一张借记卡,并设置了密码,2013年4月19日,到农行取款时发现卡里的钱被人盗取了20000元,当即甲向公安局报案,后该案被东莞市公安局石龙分局侦破,证实甲卡中的钱是被犯罪嫌疑人在丙银行ATM机上盗取。原告甲在与乙银行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乙银行赔偿20000元本金及利息。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乙银行以本案的审理与丙银行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丙银行不参与审理很难查清案件事实为由,要求申请追加丙银行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
对被告乙银行的追加被告丙银行的申请该如何处理,合议庭产生了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即是不告不理,原告有权起诉被告、申请追加被告,在原告未申请追加被告的情况下,被告无权申请追加被告;至于在原、被告均未申请追加被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必须追加的被告,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由法院依职权追加被告通知其参加诉讼。所以,对被告提出的该项申请,合议庭可当庭予以驳回。
第二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七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依照该项规定,该案被告也属于当事人,是有权申请追加被告的;关键是具体该不该追加被告,须由人民法院审查后方可决定。该案的追加被告申请,经审查,其理由不成立,丙银行不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应依法裁定驳回被告乙银行的该项申请。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只有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而该驳回申请裁定并非上述裁定,当事人无上诉权。该案可以口头裁定驳回申请,但基于该案适用的是普通程序,书面裁定更正式一些,故应书面裁定驳回被告丁的追加被告申请,该裁定书送达即生效,当事人无上诉权。
第三种观点认为:被告有权申请追加被告。经审查,该案中被告乙银行的申请不能成立,应依法裁定驳回其申请,理由同第二种观点;但该裁定相当于驳回起诉裁定,应赋予当事人上诉权。所以,应当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书面的驳回申请裁定书,并允许当事人在十日内提出上诉。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该观点也完全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
至于第一种观点,与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有一定道理;但该原则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适用,如完全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原告在起诉后随时可以申请撤诉,法院在此时则必须裁定准许原告撤诉,但我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还规定了法院有权裁定不准原告撤诉的情形。所以法律的一般原则与特别情况应区别对待,不能只坚持原则,不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况且,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无禁止被告申请追加被告的明确规定,法无明文禁止即应视为法律允许,所以在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被告是享有该项申请权利的。
至于第三种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但原告申请追加被告与被告申请追加被告还是有不同之处的,裁定驳回原告的追加被告申请可相当于裁定驳回起诉,而裁定驳回被告的追加被告申请绝不能认为相当于裁定驳回起诉。话说回来,法官即使认为该驳回申请裁定“相当于”驳回起诉裁定,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又如何私自赋予当事人对该裁定的上诉权?所以,法官应严格依法办案,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做出裁判。故该案的驳回申请裁定,当事人无上诉权。
该案由合议庭研究后最终形成统一决议意见,书面裁定驳回被告乙银行的追加被告申请,并且在裁定书中未赋予当事人上诉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及驳回起诉三种裁定可以上诉,但对驳回追加被告申请的裁定是否可以上诉,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存在较大争议。随着此类案件的增多,我院建议有关方面尽快从立法和司法解释上进一步予以明确,以有效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提高审判效率,以减少分歧,进一步促进人民法院办案的公正性和高效性。
第二篇:追加被告的申请被驳回能否上诉
追加被告的申请被驳回,原告是否可以上诉?
张先生合法拥有的厂房在征收时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于是张先生厂房所在地的城市管理局责令张先生自行拆除该厂房。但张先生认为自己的厂房属于合法建筑,未自行拆除。该区人民政府向区城市管理局下发强制拆除任务书,城市管理局遂将张先生的厂房强制拆除。张先生认为,区城市管理局错误地认定该厂房为违法建筑将其强制拆除,并未履行相关法律程序,严重侵犯了自己的财产权利,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区城市管理局强制拆除厂房的行为违法。但张先生咨询代理律师后,认为区城市管理局的强制执行行为,是在区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下达责成决定后进行的,可以认定涉案具体行政行为是区人民政府与区城市管理局的共同行为。城市管理局只有在取得区人民政府的责成授权后才能实施强拆张先生厂房的行为,因此,区人民政府的责成行为效力已经对申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张先生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区人民政府为共同被告。但是,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申请的裁定。张先生不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驳回原告追加被告申请的裁定,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上诉的裁定,于是决定不予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异议的裁定,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本案中驳回原告追加被告申请的裁定,并不属于以上明确规定三个可以上诉的裁定,那么原告是否可以提起上诉呢?笔者认为,原告是可以对该裁定提起上诉的。理由分析如下:
一、从保护公民诉讼权利的角度来看,法律未明确规定该裁定不可以上诉,即视为可以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了裁定的十五种类型,其中第十五种是概括型“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异议三种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据此可以推断,其他十一种具体列明的裁定是不可以上诉的。但是至于第十五种概括规定的“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必然包括可以上诉和不可以上诉的裁定。任何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更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立法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本案中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上诉的裁定,笔者认为应当推断其可以上诉。
二、人民法院驳回申诉人追加被告请求的裁定在法律性质上看是可以上诉的。虽然法律对原告申请追加被告未作出明确规定,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起诉中的被告和追加的被告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追加被告的申请如果是错误的,则可以视为原告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申请的裁定,在性质上应视为驳回起诉的裁定,符合可以上诉的情形。
三、人民法院在进入审理程序前即裁定驳回追加被告的申请,实质上是将审判环节前置,违背了诉讼的法定程序,如果该裁定不可上诉,原告的权利无从保障。原告申请追加的被告无论是必要共同被告,还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或是无法律关系的人,必须进入实体审查阶段,经过整个审判过程才能作出裁判结论。但本案中一审人民法院在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况下就认为不应该追加区政府为被告,于是裁定驳回了原告追加被告的申请。该裁定显然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属于典型的未审先判情形。如果法院驳回追加申请是错误的,被申请追加为被告的行政机关确实应承担相应责任,此时原告又无法上诉,必然会导致事实不清,责任不明,不但有可能使应被追加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免于承担法律责任,原告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起诉中的被告也会承担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四、行政诉讼中原告与被告的关系较为特殊。如果该裁定不可上诉,容易激化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其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权力与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需要公平公正的法律途径来化解。然而在行政诉讼中,很多本应成为被告的行政机关,由于人民法院迫于当地政府的压力或者自身利益的考虑,这些行政机关免于承担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驳回追加被告申请的裁定不可上诉,公民的维权途径被限制,那么必然会导致许多法定的诉讼案件成为信访案件。正因如此,很多公民本应是“原告”,却无奈成为“信访大军”中的一员,最终形成浩浩荡荡的 “驻京大军”,而信访也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如果任由冲突不断升级,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
综上,笔者认为,综合多个角度的分析,对于驳回追加被告申请的裁定,当事人应当可以提起上诉。司法实践中只有允许当事人对该裁定上诉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维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陈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