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大学报论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

第一篇：公安大学报论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

论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

——“警察执法权益保护”之我见

王平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摘要】2000年“警察执法权益”诞生，现在，它已经成为公安理论及实务界的热词。但对其置疑也从未间断。“警察执法权益”的提法使国家权力与个体利益挂钩，因而存在法理上的矛盾，故宜用警察职业保护取代警察执法权益保护。建立并维持公共机关是国家的传统义务之一；现代社会，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越多，对国家权力的保障也必须越到位；公安机关承担的繁重任务也要求国家必须加以特别保护。明确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有助于完善警察职业保护立法，有助于从国家层面统筹解决警察职业保障问题，有助于国家机关积极主动地履行其保护警察权益，有利于正确处理公安机关、警察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执法；权益；国家权力；个体利益；警察职业保护；国家义务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暴力抗法事件的增多以及警察伤亡数字的居高不下，“警察执法权益”这个新词频频出现在学术论文中，“保护警察执法权益”几乎成为警界的热门口号，部分公安实务部门甚至出现了“维护警察正当执法权益办公室”这样的官方机构。事实上，仔细辨析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警察执法权益”这个流行词可能不那么科学，甚至还可能伤害我们警察、警察队伍、警察工作。笔者认为，寻求问题根本解决的出路在于：抛弃“警察执法权益保护”这一概念，以“警察职业保护”取而代之，并明确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以在更高层面、更加全面有力地推动对警察的保护。

一、“警察执法权益”：警察靠执法获得利益？

（一）“警察执法权益保护”渐成热词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警察被害事件的频频发生的实际情况，中国大陆公安警学界开始了对警察自身安全问题的关注，并相继展开了“如何减少民警伤亡问题的讨论”①。但是，“警察执法权益”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出现则是在2000年②。2001年，开始有学术刊物设立专题讨论“警察权益保障”，讨论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保障问题③。但直到此时，“警察执法权益”概念的含义并不明确，个别文章只是把“人民警察的执法权益”与“其他合法权益”并列，说：“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除了执法权益之外，还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公务员的各种权力，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力。这些权益的保护非公安机关自身能够解决，要靠国家法律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予以保障。”[1]

自2003年开始，保护人民警察执法权益作为一个警界热点问题受到了更多关注，保护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学术理论文章也开始多起来，这些文章不但反复使用了“执法权益”这一概念，还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的概念，并对此给予了定义：“人民警察的正当执法权益，是指警察在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享有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具体讲这些权利应包括：执行公务时警察的人格不容侮辱和侵犯；警察在依法执行公务中和执法后不容受到诬告陷害，家庭和亲属不容受到侵扰或打击报复；警察执法时人身不容受到伤害、非法阻挠和围攻，其他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等等。”[2] 2006年后，保护人民警察执法权益更成为公安警察学界的一个热点，相关 有研究者考察后得出结论：周忠伟发表在《公安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上的文章《对警察被害问题的思考》，提出如何减少和防止警察被害事件的发生应成为警察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揭开了理论界研究警察自身利益安全问题的序幕。参见孙茜.警察执法权益保护研究综述[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11）：59.②据笔者考察，《人民公安》杂志2000年第10期最早公开提出“警察执法权益”这一概念。该期刊登了一组由该刊编辑部策划的《谁来保护民警的执法权益》的文章。这组文章列举了当时人民警察执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呼吁“走出执法难的困境”，并报道了上海市公安局在《人民警察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成立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保护委员会以进一步改善执法环境、保障人民警察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情况。

③ 《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于2001年第1期设立了“警察权益保障”专题，该专题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浅谈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保障问题”。该文认为：“警察权益保障的重点是执法权益的保护。”建议要不断强化人民警察执法受法律保护的意识，随后分析了人民警察执法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原因，建议“保障人民警察合法权益要有法可依”，同时要“努力提高文明执法水平，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1 ①的学术文章也增加很快。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从警察执法权益保护的正式提出才十年时间，至少已有百篇以上学术专文刊发。

与此同时，警察执法权益保护也开始受到公安实务部门的关注与重视，上海市公安局于2000年2月28日正式

成立了全国首个“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保护委员会”。随后，其他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也开始接受并使用“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类的用语②。并且，国家一些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地方公安机关还相应出台了一些保护警察执法权益的政策性、工作性文件，规范指导全国与地方的保护公安执法权益工作。近年来，由于警察伤亡居高不下、警察权益受到侵害事件频频出现，各种各样的维护警察执法权益行动也随之反复进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年年呼吁，社会舆论也广泛参与，可以说，警察执法权益已经逐渐超越公安警察学界与公安实务部门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热词。

（二）对“警察执法权益保护”的置疑一直没有停止

与“警察执法权益保护”成为社会热词相伴而随的是对“警察执法权益保护”的置疑，虽然由于力量的极度不

对称，这些置疑显得非常微弱，但一直没有停止。早在全国第一个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保护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有学者对这一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其行使职权的法律依据、群众能否对保护委员会心悦诚服、改善民警执法环境单靠“保护”是否可行等方面都值得商榷。就是在其后几年里众多公安机关先后都设立的情况下，仍然受到“维权办，特权办？”的置疑，其地位、作用及效果均仍然受到批评[4]。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查阅这十年来的关于“权益保护”方面的学术论文，其中关于保护警察执法权益方面论文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来自公安系统的公安机关、公安院校以及公安研究所等单位。其余关于权益保护方面的论文，均是以执法机关加强XX执法、保护XX权益出现的学术论文。这不能不令人想到一个问题：虽然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治安行政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中有其特殊性，但国家还有其他许多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他们有没有“执法权益”？如果有的话，他们保不保护其“执法权益”？

（三）“警察执法权益”存在法理上的矛盾

1．执法使用的是国家权力。

执法，又称法的执行。是指国家机关执行法律、适用法律的活动。广义地说，执法是指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司

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法律的活动。狭义的执法或法的执行，则专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行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实施法律的活动。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执法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的管理，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力。公安机关既是国家的治安行政机关，又是国家的刑事司法机关，因此公安机关的执法既有广义的执法活动，又有狭义的执法活动，他所倚靠的国家权力就是警察权，警察权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有序而进行治安管理与惩治犯罪职能活动的国家权力。警察执法使用的是国家权力。

2．权益是个体获得的利益。

权益，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应该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如果更通俗一点解释，是基于权

利而获得利益。从本质上讲，权益与权利是相通的，只不过是权益更强调的由权利而产生的利益。权利，是现代社会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但在现代政治法律里，权利又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康德在谈及权利的定义时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那样会让他感到为难。“他们的回答很可能是这样，且在回答中极力避免同义语的反复，而仅仅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指出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法律认为唯一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正面解答问者提出来的那个普遍性的问题。”[6]一般来说，当代中国的法理学把权利概念简单地规定为是法律对公民或法人能够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并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

3．“执法权益”使国家权力与个体利益不当挂钩2010年6月19日，用标题“执法权益”对万方数据库进行检索，可查到79篇符合条件的论文，其中约50篇是关于警察执法权益保护的论文；同样，用题名“执法权益”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可查到140余篇符合条件的论文，其中约120篇是专门论述人民警察执法保护的论文。因万方数据库与中国知网数据库是目前最大的两家学术论文数据库，考虑到部分论文是两者重复，可以得出结论，全国总共发表的关于权益保护方面的论文在200篇以上，其中有150篇左右是专门关于警察执法权益保护的论文，占总数的75%。

② 据笔者检索，最早接受这一用语的是上海市公安局，其在2000年就已经在公安机关内成立了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保护委员会。随后，各地、各级公关机关均先后接受了这一提法。据2006年2月23日召开的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正当执法权益调研座谈会统计，到2006年初，全国已经有上海等16个省（区、市）公安机关相继成立维护民警正当执法权益委员会，见“维护民警执法权益要理直气壮”[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2006-02-23]。部分地方还建章立制，制定了

正式的维护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的工作规则，如福建省公安厅制定下发了《福建省公安机关维护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工作规则》，见顺昌公安信息网

[2008-11-06]http://gaj.fjsc.gov.cn/cms/infopublic/publicInfo.shtml?id=30***0000&siteId=30***0000。①①[3][5]

执法是国家权力的运用，权益是对权利的利益的强调。这样，执法与权益的关系就回到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

虽然在西方，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的关系早已厘定得特别清楚，但在中国，就在若干年前，一般人对于权力与权利的区分都还是不太注意的。但在学界，权力与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已经成为公论。权利是指社会主体享有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某种正当利益为追求的行为自由，它具有法定性、自主性、可行性和求利性等特征。而权力是指特定的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或其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我们所讨论的警察权是一种公权力。所谓公权力，是指担当一定公共职务的人，“在作出会影响同一社会制度内其他人的行为的决定时，所具有的能力或者潜力。”公权力是一种能动的支配力量，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对于那些不服从支配的人，具有强制其遵循的效力。同时，权力是一种公职行为（即公权力并不具有私属性）。这也就是说，行使国家某项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只是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或委托，代表国家行使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权。因此，掌权人手中的某一项具体权力，并非权力行使者本人所固有的私权。用在警察身上，就是说警察个体所具有罚款、拘留等治安行政管理权和刑事司法权是国家赋予的职责及其处置力，而非某一警察自身所固有的、私有的权力。这也就是说，该权力行使者今天是警察，负有此项职责，就可以行使此项权力，如果明天不再是警察，那么便不能再行使此项权力。权利的主体一般多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而权力的主体则只能是被授予某一项权力的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权利行为一般是权利主体个人意志支配下的民事行为、经济行为或其他法律行为；而权力行为则是代表国家行使的立法、司法、执法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公务行为；权利行使一般体现的是权利行使者自身的利益；而权力行使则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不是行使者自身的利益。

当我们从法理上理清了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后，再来分析由执法与权益结合起来而形成的“执法权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因为执法是对国家公权力的使用，因而其所追求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所应当追求的公共的权利、公共利益。再具体到警察这个执法者身上，警察执法权益则应当是指国家设立警察权所追求的良好的社会公共安全秩序。如果执法权益不是追求这一目标，则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异化。因而，“警察执法权益”这一提法本身的内在矛盾性，使人们容易产生“警察自己维护自己权益”的看法。尽管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一再声明自己的“弱势”，也无法扭转公众“警察依恃自己的强势地位维护自己权益”的认识，从而对警察是否真正能够公正执法产生更大的怀疑。

二、宜用“警察职业保护”取代“警察执法权益保护”

（一）“警察执法权益”实质上是警察个体的权益

从法理上讲，警察执法权益应当体现的是国家权益，是一种公共利益。但事实上，自“警察执法权益”一词诞

生以来的众多文章中讨论的警察执法权益并非是这一含义，而是警察个体的具体权益。最早提出保护民警执法权益的《谁来保护民警的执法权益》系列文章首先列出的民警执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具体表现有：公安民警在执法的过程中遭到不法分子的暴力抗拒、阻碍、袭击；公安民警的正常执法遭遇不明真相的群众辱骂、围攻、殴打；公安民警被误告、诽谤、诬陷、诬告以及被法庭误判、错判等。随后，学者对关于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具体表现形式归纳得更为清晰具体，如有学者提出分为六类：（1）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过程中遭到谩骂、威胁、殴打，违法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应有的处理；（2）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并无过错，但因出现意外事件，人民法院却错误地判决公安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人民警察执行公务时依法使用武器，却被纪律处分或者被错误拘留和逮捕；（4）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有违反法定程序、违反义务和纪律问题，应受到有关纪律处分，但却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公安机关亦相应地被判决赔偿；（5）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期间，违法犯罪嫌疑人逃跑造成自身伤害却要求公安机关赔偿；（6）新闻媒体报道失实甚至恶意炒作，损害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8]。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公安检察干警执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在国家机关文件层次正式出现了“执法权益保护”这一用语，其所针对的重点是：报复袭击公安、检察干警，恶意投诉、诬告陷害公安、检察干警，围攻殴打公安、检察干警，妨碍公安、检察干警依法执行职务等行为与事件[9]。2005年公安部在（公督[2005]508号《关于填报〈维护公安民警执法权益工作统计月报表〉的通知》中将民警执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主要表现形式划分为：一是暴力抗法袭警，指使用暴力阻碍公安民警依法履行公务的行为；二是打击报复，指滥用职权，假公济私，使依法履行公务的公安民警受到错误刑事处理或组织处理的行为；三是恶意投诉诬告，指捏造公安民警违法违纪事实，向国家机关或有关单位告发的行为；四是侮辱诽谤威胁，指对依法履行公务的公安民警肆意谩骂侮辱、言词威胁，或捏造散布虚假事实，诋毁民警人格，损害民警名誉的行为；五是错误追究责任，指公安民警无违法违纪问题而被错误给予法纪处理，或只有违纪问题，却被错误追究法律责任[10]。这是官方比较正式的划分。最新的一些论文虽然在 3 [7]

事例与分类上各有不同，但所指陈的人民警察执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内容与事实基本不出以上范围。这些受到侵害的权利，都是警察个体的权利。

（二）警察职业应受到特别保护

从上述学者的总结与官方文件的归纳来看，热闹一时的警察权益保护主要是指保护警察当局及警察个体的权益

因执法而受到的侵害，相对于法理上的国家权益，这些受损的权益仍然可以归为警察机关与警察个体的具体权益，其与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执法所应追求的基于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的执法权益仍然是根本不同的。目前仍然十分流行的“警察执法权益”实质上是一个表面上看来合理而实际上似是而非的概念。虽然迄今为止，包括打击报复、诬告陷害、暴力抗法等侵害警察机关及警察个体权益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但我们应当明白，就某个单独事件与案件而言，这同普通公民与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受害者有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救济的权利，加害者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不因是否执法而有所不同。警察即使没有执法，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受到侵害就应当受到保护。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警察职业属于高风险职业，因警察职业的原因，警察的人身权利等更易受到侵害，因而应当受到更加特别的保护。但这是警察职业保护，而不是警察执法权益保护。警察执法权益保护强调的是作为执法主体的具体公安机关以及警察个体的权益，这种“执法权益”极易让人联想到警察及警察机关的执法是和其利益密切相关的，从而导致社会对警察执法行为产生误解、反感甚至不满。因为，不论是从公安机关、还是警察个体，警察执法行使的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自己的权力，因而其不能因执法而获得自己的权益，而“警察执法权益”概念的本身却反映这两者联系在了一起，因而它不利于缓和与减少警察机关及警察个体受侵害的现象，反而可能导致社会对维护警察权益的反感。

（三）“侵害警察执法权益”并不能完全涵盖警察因职业原因而遭受的种种侵害

警察执法权益突出强调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权利。“多数观点从法学角度进行界定，认为警察的执法权益是

指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应当享有的不容侵犯的权利，主要指在执法过程中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名誉权。”[11]在这种定义之下的警察执法权益不仅容易导致社会的误解，而且其本身也无法涵盖警察因职业原因而遭受的种种侵害。除了因某一具体执法行为而受到不法伤害的情况外，在公安实务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情况是警察受到不法侵害，并非出于某一具体的执法行为而是因为其职业身份而受到侵害的情况，如犯罪团伙在警察离开工作岗位之后、甚至退休之后仍然施行报复；还有很多本身并不承担具体执法任务的警察也基于职业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况，典型的如上海杨佳案中受到伤害的警察；其他如警察的亲人家属因受警察职业牵连而受到威胁、恐吓甚至伤害，等等，这些情况都不是警察执法权益概念所能完全涵盖的。因此，有必要提出并使用警察职业保护这一概念。警察职业保护是指基于警察是武装性质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公职人员这一特定的职业，通过职业化建设，建立起完善的有利于警察完成其职业使命的职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确保警察有足够的职业尊荣与职业权威，使其能依法履行职能、完成任务，并获得与其工作付出与职业风险相适应的保护与报酬。它包括明确定义警察的职业资格与职业权力，严格保障警察的职业地位与职业安全，合理充分地考虑警察的职业收入与职业待遇，等等。总之，不仅是警察因其执法行为而受到的伤害，所有那些基于警察职业原因而受到的伤害都应包括其中，也能包括其中。

（四）“警察执法权益”概念容易导致对使警察权益保护的主体发生误解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权益受到侵害，就权益受损的性质来说，其和普通公民与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没有

什么不同。因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主体应该是具体的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近年来，针对公安民警在履行职责时遭受暴力袭击、造成民警人身受到伤害或公私财物受到毁损，以及公安民警在履行职责时受到无端阻挠、围攻，或在履行职责后受到诬告、陷害、威胁、报复等频频发生的情况，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内的许多国家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及地方政府部门先后制定颁布了若干保护警察执法的文件，这是基于警察职业的特殊性而作出的专门规定。应该说，这些规定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当它被贯之以保护公安民警正当权益之类的标题时，就极易误解，使人猜测：“公安机关专门出台替民警维护法定权益的‘新规’，就不是简单的重复国家法律法规，而是意在通过强调民警的权利，将民警的利益凌驾于公民之上。”[12] 同时，各级国家机关不是基于警察职业保护的角度、而是以维护警察合法权益名义对警察进行保护，也无意之中使公安机关和警察自己难以积极主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进而出现了警察作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与侵权的公民打官司成为时政社会新闻、被劫出租车撞警车索赔成为学术讨论题目的现象。公安部门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职业，加强对警察职业保护 类似的新闻报道与学术讨论较多，典型的可参见胡越、谢晴、荆轩发表于《常州日报》2005年9月29日的报道《民警打赢维权第一案》 4 ①①

是公安机关的职能之一。在当前警察受到不法侵害情况十分严重、警察成为国家机器中死伤最为惨重、消耗最为严重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当代表国家保护从事这个职业的警察，采取行政、司法等种种措施打击各种不法侵害。但是，这并不能取代具体的公安机关与警察个体在具体案件中、采取各种救济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更加广泛保护的情况下，警察和公安机关如何更好、更充分地利用民事法律、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纳税人的钱当冤大头的情况出现，就应当受到特别重视。

三、警察职业保护是国家的义务

虽然“警察执法权益”的提法不够科学，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所谓的“维护警察执法权益”

在新世纪的提出，并在2003年之后得到广泛讨论，与新时期对警察职业保护相对下降、警察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受到的伤害日趋严重的形势有着极大的关联。笔者认为，明确提出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并以之为原则采取具体的行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建立并维持公共机关是国家的经典义务之一

虽然国家产生已经数千年了，但对国家义务的探讨则是近代的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建立的社会契约论较早地论述了国家的权力与义务。根据洛克的理论，人们为了保护财产权，产生了三种需要：一是需要裁判的标准和共同尺度；二是需要知名和公正的裁判者；三是需要支持和执行正确的判决。国家就是为满足这三种需要而产生的，国家因而也就有了满足这三种需要的相应义务。亚当·斯密则将国家义务划为了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和侵略；二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三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14]。进入当代，基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关于国家义务的论述再次多起来。而亚当·斯密所论及的国家建立并维持公共机关的义务则相对忽视了。事实上，“权利产生了对国家义务的需要，为满足这一需要权利进一步产生了国家权力。” 如果国家连自身赖以发挥其功能的机体均不能维持与保障，国家的作用自然无法发挥了。

（二）基于公民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越多，对国家权力的保障也必须越到位

今天，人们要求国家履行义务，对越来越多的公民权利实行越来越严密的保护，这实质上也决定了必须有更多的国家权力来保障国家义务的实现。因为，国家义务与国家权力具有同一性，同一个国家行为，既是履行国家义务的行为，也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虽然对现代国家而言，国家义务对国家权力具有决定作用，但国家权力的不到位也必然影响国家义务的履行。国家权力是指依法由公共机关及其附属组织掌握和运用的那部分社会权利，其中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拥有的职权。它主要通过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机构内配置、由不同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掌握和运用。由此，不同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便相应有了不同的职务与职责。这些职务职责虽然时常被称为职权，但其与权利是完全不同的。职权完全不具备权利所具有的可以选择性行为的特点，不能够在做、不做和放弃这三者中作出选择，而只能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也就是说，职责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没有履行，就构成渎职，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国家在赋予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样的职责，并要求其必须履行相应义务的同时，也就必须承担维持这些公共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存在并保证其能正常开展工作的义务。毋庸置疑，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的职责越多，维持其存在并保证其正常开展工作的国家义务也随之相应加重。

（三）公安机关承担的繁重任务也要求国家必须加以特别保护

“国家兴亡，公安系于一半。”公安机关在国家机关具有独特的地位，承担着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三大历史使命。而在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催生出的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旧有的社会平衡关系被打破、新的调整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围绕各种利益展开的博弈时不时外化为公开的矛盾与冲突，有些甚至发展成为暴力形式的对抗。而作为社会控制力量的公安机关，不仅承载着公众追求社会公正、正义的愿望，而且肩负着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重任，在处理各种利益冲突时时常被卷入各种矛盾交织的旋涡之中。警察的执法行为必须触及一些人的以及张立新发表于《前沿》2005年第5期的《警察是否可以成为懂事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从被劫出租车撞警车一案说起》一文。笔者赞成上述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民警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不法侵害，理所当然应当和普通公民一样可以通过侵权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因出租车的紧急避险行为而致警车受损，公安机关同样可以作为普通民事主体，通过紧急避险行为的受益方、进而向致险人追索赔偿。[15][13]

利益，不仅执法行动本身可能会遭到阻挠、围攻或暴力抵抗，而且可能面临事后的打击报复。同时，进入新世纪后，各类刑事犯罪日渐增多，犯罪的暴力化趋势也非常明显，抢劫、杀人、涉枪、涉爆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急剧增加，警察处置案件时往往会遇到犯罪分子的孤注一掷、拼死抵抗。而面对闹访、罢工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时，警察又往往被推到风险最大的第一线，稍不慎就会陷入困境。公安机关成为了干活最苦最累却遭投诉、挨骂最多的部门，警察也成为和平时期牺牲最大的职业。在国家这部统治机器中，警察已经成为磨损最厉害的部件。对这样一个最关键、又最易磨损的部件，国家理应给以充足的润滑油剂，并设置特别装置加以保护，也就是说，国家应当承认并承担对警察职业加以特别保护的义务。

四、明确国家义务性有助于警察职业保护

不仅从法理层面来讲，警察的职业保护是国家的义务，就是近十年对 “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种种表现的分

析、对其原因的种种探讨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也证明：必须明确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

（一）明确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有助于完善警察职业保护立法。

警察职业保护的法律法规极不完善，是公认的警察权益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从《警察法》关于警察的任务与

职责表述，到警用器械的装备使用，从警察巡逻盘查的规定到教育培训体系的建立，警察职业的很多方面均存在严重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不健全的问题①。笔者在这里只想说明，只有在国家层面完善与加强了警察职业保护的立法，并以此为姿态带动其他各级各类机关完善相应立法，才能迅速形成警察职业保护的完整法律体系。例如，对于袭警问题，虽然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警察，但是，警察是公务员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的群体，其作为国家雇员，以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的沉重代价，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担，其职业责任与职业风险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公务员所没有的，而在国家的刑法体系中，不考虑警察职业所面对的复杂形势、承受的沉重压力以及面对的巨大风险，没有设立袭警罪，负面影响巨大。既然像采煤这样的高风险劳动国家都有特别的法律法规加以特别保护，警察职业无疑也是需要国家通过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立法来加以特别保护。

（二）明确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有助于从国家层面统筹解决警察职业保障问题

警察职业保障是警察职业保护中的重要方面，它主要指对警察完成职责所需要的物质及经费等的保障。虽然这

些年来，各级政府和各级公安机关均采取措施，很大程度上加强和改善了警察职业的物质经费保障，但与实际需求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城乡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等的差距还非常明显②。如果不从国家层面加以统筹考虑，问题的解决还将遥遥无期。只有建立起统一的警察物质经费保障体制与机制，变临时性、救急性的行动为经常性、永久性的行为，才能最终解决警察职业保障落后于实际需要的问题。而对于警察反映特别强烈的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如果不从国家层面宏观地考虑警察职业所特有的牺牲与付出，只局限于一时一地看问题，仍然把警察作为普通的公务员而给予同样的待遇，甚至连警察职业所特有的执勤加班补贴等费用也一并砍掉，则无疑也是一种对警察权益的侵害，必将大大挫伤警察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明确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能促进国家机关积极主动履行其保护警察

近年来，有关部门制定一一些措施与办法保护警察权益。如规定：要制定安全防护标准，保证公安、检察干警

在执法中携带必备的武器和防护装备，所需经费应当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予以解决；要制定处置群体性事件安全防护预案，对何时使用、如何使用警力和警械作出具体规定，既要防止因警力和警械使用不当而激化矛盾，也要防止该用不用而受到不法侵害；要建立公安、检察干警受伤紧急救护机制，开辟救治“绿色通道”，并落实专门的医疗经费；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岗位练兵，切实增强公安、检察干警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综合素质、自我防范保护能力和实战本领；要做好公安、检察干警家属子女的安全保护工作，对于报复袭击公安、检察干警家属子女的违法犯罪人员，必须依法及时惩处[6]。这些规定，要求相应的机关必须做出相应行为以的保护警察权益，但这些规定的实施情况，一般是上级机关检查督促。而明确了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相关部门就必须具体承担这一国家义务，履行相应职责。如果没有履行相应义务而造成警察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警察就有权利通过相应渠道 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论述非常多，在此仅列近期数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刊登的赵建设《警察执法权益及其保障体

系建设》，《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4期刊登的荣晓莉《警察执法职业风险及执法权益的法律保障》，《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年第8期刊登的魏佳《浅议公安民警执法权益及其保障》，等等。

② 相关论述可参考戴刚发表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8年4期的文章《建立国家统一的公安保障体制的思考和建议》，张玲发表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的《县级公安机关装备配备标准探析》，詹伟、王源、张青发表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8年第1期的《加强我国公安机关从优待警问题研究》等。①

获得救济。这实际上建立起了履行警察职业保护国家义务的自下而上监督机制，有利于警察职业保护义务的真正履行。

（五）明确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有利于正确处理公安机关、警察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警察职业保护是国家义务，国家义务与国家权力是统一的。国家因此有权力加强对警察的教育管理，确保其依

法履行职责，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当警察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侵害公民权益时，公民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渠道向国家机关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无权对警察进行相应的侵害行动。换句话，警察履行职业过程中的违法犯罪不能成为非法侵害警察权益的理由。国家必须严格管理警察，警察执法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相应的处罚，这是国家对警察的保护与爱护，是警察职业国家保护义务的应有之义。同时，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治安行政管理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还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警察、报复袭击及围攻殴打公安干警的等情况，采取行政及司法措施，及时处理。民警受到非法侵害后，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获得救济。公安机关对此应当支持，但不能越俎代庖，代替民警主张权利。对于数量较大、民警最为头痛的不实投诉，公安机关既要保护公民的控告、检举权，又要实事求是进行处理。警察有权利要求公安机关查明真相，还其清白，但个人不宜直接与当事人对抗。现实中，警察厌恶不实投诉，更反感接到投诉的单位、部门基于种种考量而对不实投诉不闻不问，任由流言飞语四处散布。明确了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就使得接受投诉的机关被赋予了对投诉所涉警察作出回应的义务，有利于警察权益的维护，也有利于缓和警察与当事人的对立，从而有利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

总之，无论从理论的探讨与实际的需要来看，明确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刻不容缓。至于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的体系构架与内容充实，更有深入研究的必要。限于篇幅，只能另文探讨。

（责任编辑牛连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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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1.[7] 黄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8] 李英娟.关于维护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执法权益问题的调查与研究[J].公安教育，2003（12）：50-53.[9] 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七项措施应对袭警[EB/OL].新浪网[2009-11-07]

http://news.sina.com.cn/c/2005-11-07/09067377757s.shtml.[10] 叶晓川，崔洪祥，范颖，叶乐锋.侵害民警执法权益的特点及应对之策——以北京市为例的分析[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7（5）：89.[11] 孙茜.警察执法权益保护研究综述[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11）：59.[12] 马樵.中国民警不是中国公民？[J].观察与思考，2006（20）：9.[13] 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9-80.[1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52—285.[15] 陈醇.论国家的义务[J].法学，2002（8）：17.7

第二篇：论警察的国家荣誉感

论警察的国家荣誉感

荣誉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进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一种无上崇高的美好情感。国家的荣誉、集体的荣誉、个人的荣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和流血牺牲，激励一个又一个中国人为社会繁荣富强勤奋工作和鞠躬尽瘁，然而警察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在众多的荣誉中，警察的荣誉感则显得尤为重要。公安工作强度大、难度高，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或一个小差错都可能会给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人民警察必须时刻保持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高度的职业使命感，全心全力地投入到工作中，用一腔的赤诚和满腔的热血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一、提高警察的国家荣誉感的重要性。

1、警察的国家荣誉感，是社会发展的保障。社会在发展，公安工作也在适时而变。人民警察要想跟上时代的节奏、工作的步伐，就必须锻炼各方面能力，以适应新的要求，取得新的进步。人民警察要始终怀抱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爱工作、爱生活、爱家人、爱自己的博爱之心，始终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无私奉献而不求回报，尽个人最大努力为社会做贡献，这是每一名人民警察应该履行的职责和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

2、警察的国家荣誉感，是解决群众工作的保证。公安工作涉及面非常广，并且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需要人民警察细心发现问题，专心解决问题，让人民称心、放心。人民警察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同时也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两者互相扶持，密不可分。因此，警察的国家荣誉感和使命感显得尤为重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各级公安机关警察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尽职尽责，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负责的态度；要强化维护安全稳定的主业意识，继续增强履行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紧扣中心工作，贴近社会发展大局，主动作为；要有严谨的职业作风和铁的纪律，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警察的国家荣誉感，是人民警察职能快速、准确、高效的保证。公安事业是和平年代最崇高的事业，公安队伍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队伍，是党和人民最可依赖的队伍。人民警察全身心扑在公安事业上，为公安工作呕心沥血、不辞辛苦。他们的辛勤工作，换来了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长治久安。公安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每一位人民警察代表的都是国家的形象。国家赋予警察的权利与义务，让每位公安民警心中充满着巨大的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

二、警察国家荣誉感的实质内容。

1、坚定的政治责任感。没有坚定的政治责任感作保证，没有强烈的事业心，日常管理工作就容易出纰漏，队伍就可能发生问题。公安机关民警一定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以坚定的政治责任感和对组织、对个人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克服厌战、畏难情绪和与己无关思想，在政治上保持清醒与坚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

2、崇高的国家荣誉感。公安工作任务艰巨、道路坎坷崎岖、面对形势复杂严峻，人民警察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这就需要人民警察要具有崇高的国家荣誉感。同时，增强人民警察的国家荣誉感可以使其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心，以更加饱满地热情投入到公安工作当中。

3、脚踏实地的敬业感。人民警察作为执法者，面临着流血牺牲和诱惑腐蚀的双重考验，因此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时刻刻用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牢固树立脚踏实地的敬业感和崇高的国家荣誉感，决不能放任自流。每一位人民警察也始终坚守着这份信念，用毕生的心血和赤诚的忠心报效祖国和人民。

4、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人民警察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警察、群众两者互相扶持，密不可分。广大公安干警必须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固树立“权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观念，真正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以此赢得群众的真情实感，建立警民鱼水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树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

三、苦练基本功，切实强化人民警察的国家荣誉感。

公安工作是一项集困难、艰苦、斗争与危险于一体的工作，人民警察必须苦练基本功，练就一身政治上过的硬，业务上过的精，思想上过的牢的本领。努力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执法水平。

1、苦练政治基本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力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强调“以人为本”，主要是解决人民警察队伍中警察意识淡薄的问题。为此，广大民警要以“三基”工程建设为有利契机，苦练政治基本功。一要结合“作风建设年”活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化警察意识、服务意识，切实做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清政廉洁、勤勉敬业。二要在开展思想工作上下功夫，落实领导与普通民警谈心、交心制度。在日常工作中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细、做活，及时把握好民警的心理、思想动态。三是坚持动态管理，建立奖优罚劣机制。政工人事部门每年把考核结果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干警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2、苦练业务基本功，提升队伍战斗力。面对新形势，广大公安干警应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岗位练兵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清醒地认识到苦练业务基本功的重要性，依据公安部党委“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原则扎实开展业务练兵工作，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基层正规化建设。牢固练兵思想、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将苦练业务基本功抓好、抓实，切实抓出成效。苦练公安业务基本功，要突出抓好人民警察的体能锻炼，打牢人民警察的体质基础，以提高公安队伍战斗力为一切练兵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着“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练兵原则，进一步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公安队伍整体战斗力。

3、苦练科技基本功，深化科技强警重大战略意义。深入实施科技强警战略，是赢得公安工作主动权、应对现实斗争、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全面提升公安工作水平和队伍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对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加快变革、体制转型、矛盾增多的复杂时期，公安机关隐蔽战线、反恐怖战线、侦查打击战线上，斗争与反斗争的较量日趋复杂，敌对势力及敌对分子、犯罪集团及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运用信息技术、互联网络进行渗透、颠覆、捣乱、破坏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这种挑战面前，公安机关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掌握和运用更先进、更高新的公安科技手段去打击敌人、消灭犯罪。路只有一条，就是不断加快科技强警的建设步伐。

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警察的国家荣誉感。

各级公安机关要以“三基”工程建设推进年和作风建设年为契机，整合各方面力量，统筹各方面资源，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坚持不懈地苦练基本功，进一步活跃起来、深入下去，用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抓好各项公安工作的落实，用实实在在的成绩提高警察的国家荣誉感。

1、提高服务质量、强化服务意识。服务群众是公安机关对社会的承诺，也是应尽的义务。热情服务，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是公安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各级公安机关应强化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服务意识，进一步夯实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提高服务质量，把基础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努力创建和谐平安的社会治安环境。

2、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广大公安民警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素质意识，对待工作要着眼全局，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夜郎自大思想。坚持对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自查自纠，善于发现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对存在的薄弱环节，下大力气改进。按照“三懂”、“四会”要求，苦练基本功，努力强素质、强本领、强技能，多动脑、勤动手，用高素质的水平来完成高标准、高质量的工作。

3、要坚持和发扬雷厉风行、优质高效、严谨周密、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作风建设，从各级领导做起，从自身做起。进一步强化雷厉风行、优质高效、严谨周密、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扎实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

五、抓住机遇，增强警察的国家荣誉感。公安责任重，万事人为本。社会在发展，公安工作也在适时而变。人民警察要想跟上时代的节奏、工作的步伐，就必须锻炼各方面能力，以适应新的要求，取得新的进步。人民警察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始终怀抱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爱工作、爱生活、爱家人、爱自己的博爱之心，在公安岗位上发光发热。

1、大力发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精神。公安机关要坚决落实中纪委七次全会关于加强会议、公务接待和差旅费管理规定，严禁公款大吃大喝等各项具体要求，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坚决清理纠正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廉洁从政方面的突出问题，为公安工作的发展提供坚实保证。

2、要深入推进“三基”工程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安队伍勤务规范化水平。公安机关应进一步明确“三基”工程建设和业务基础工作的主要内容。以“三基”建设为抓手，以保一方平安为已任，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进一步提升勤务规范化建设水平。始终不渝的把勤务规范化作为抓业务工作的方向和目标，强化制度的约束力，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3、要继续加强公安民警的训练和培训，大力推进警察队伍正规化建设。公安队伍在不停地吸收和学习新知识、新思想、新模式、新规则，不断地补充着新鲜血液。作为新时期的人民警察，必须要有创新的思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和超强的学习能力。各级公安机关应牢牢把握住“三基”工程建设有利契机，结合 “作风建设年”活动，本着立足岗位、注重实效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民警的执法主体能力培训，把学习和培训作为强势推进、促使民警队伍正规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之一。努力做到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先导，要求全体民警切实从理念、德行、用权和自律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执行“五条禁令”，加强正反案例的学习，坚决杜绝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不断增强队伍凝聚力，大力推进人民警察队伍正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