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妨碍证明妨碍排除制度之司法适用的应用范文合集

第一篇：证明妨碍证明妨碍排除制度之司法适用的应用

证明妨碍排除制度之司法适用

刘锋

原、被告签订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出售一台谷物色选机，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28.8万元。原告按约向被告提供了机器，但被告尚有6.8万元的余款未能按约支付。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余额及违约金。审理中，被告辩称并非故意拖欠货款，而是原告提供的设备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诉讼中，法院依被告提出的质量鉴定申请，委托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诉争的色选机进行质量鉴定。由于此类机器须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才可参照相关标准判断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需要原告先行对机器进行必要的维修、调试。但在鉴定过程中，在法院发出协助通知后原告拒不履行维修调试义务，导致后续鉴定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而使被告陷入举证不能的境地。

证明妨碍的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证明妨碍，又称证明妨害，或举证妨碍，其狭义上的含义是指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通过作为或不作为，阻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事实主张的证明，导致负有证明责任的另一方当事人可能不能证明其主张之事实而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依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上述规定中的推定是一种有前提的法律推定，如果前提条件被推翻，结论也会被推翻，其推定的前提包括三个条件：1.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事实已经被证据证明，是依本条适用推定的必要条件，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官关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猜测、臆断不能成为适用推定的理由。2.只有在对方当事人提出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条件下，法官才能作出这样的推定。法官不能主动去猜测被隐瞒的证据的内容并据此作出不利于一方当事人的推定。3.法官推定的内容是确定的，即对方当事人主张的该证据上载有的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内容，如果推定超出了这一范围的内容，这个推定不能成立。因此，在证明妨碍问题的制裁上，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推定是一种十分严格的、谨慎的推定，是一种可以推翻的推定，归根结底是对举证责任一种公平的再分配。

《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为司法实践处理证明妨碍问题提供了依据，但司法实践又出现以下新问题：

1.证明妨碍的形式多样化《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的制裁其对象限定在当事人持有证据而拒绝提供证据，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更多证明妨碍行为，如：前述案例中，造成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原因不是负有证明责任的被告未尽举证义务，而是不负有证明责任的原告通过实施证明妨碍行为，使被告陷于证据缺失的境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适用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作出支持原告诉请的判决，显然违背实质正义。但如果基于对原告证明妨碍行为的处治而直接判令原告败诉，又因为缺少法律依据而违背程序正义。

面对复杂多样的实践问题，法官在处治证明妨碍行为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2.要求提供证据的主体问题《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对要求提供证据的主体没有明确规定是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要求提供而不提供，还是法院要求提供而不提供，如果是后者，则涉及到程序上应当如何加以保障。而且，对于“正当理由”的界定不明导致审理时可能因法官不同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如：原告认为鉴定申请由被告提出，因此相关的鉴定费用也应由被告负担的理由，是否属于其拒绝履行鉴定配合义务的正当理由，似乎难以从上述条文中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

3.法律后果问题实践中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提出证据义务的当事人拒绝提出，但证明对象可依其他证据获得证明。笔者认为，如果在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的情形下，还是应当依其他证据对案件作出认定。只有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推定。如果未区分不同的妨碍行为对查明待证事实的不同影响，一律规定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会导致实体不公正。

关于处理证明妨碍的理论观点

在诉讼法学界，关于证明妨碍行为制裁措施的主流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1.证明责任转换说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在诉讼实务中采取了证明责任转换的做法。事实上，我国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也采此说。依据条文规定，负有证明责任一方只要能证明对方持有证据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此时如果该证据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则推定主张成立，也就是说在一方当事人所主张事实的认定上，由对方当事人(证据持有人)承担事实真伪不明的法律后果。

2.自由心证说日本学者高桥宏志认为，在因过失而使证据毁损的情形下，并不能说这种被毁损的证据对于证据持有者而言就是不利的，因此将对证明妨碍实施者不利的事实视为存在的经验法则本身就不能成立。因此，作为合理的理论构成应当是：在发生证明妨碍的情形下，将其作为双方当事人公平的问题来予以考虑，法院通过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在从其他证据获得的心证基础上综合考虑妨碍的方式、可归责的程度以及被妨碍证据的重要程度，最后依据自由裁量来对事实作出认定。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证明责任倒置说的不足。

3.证明标准降低说证据提出责任转换系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与证明标准在诉讼中的降低密切相关。诉讼中，客观的证明责任原则上是静态的，主观证明责任则是动态的，后者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在当事人之间转移。在通常情形下，客观证明责任在诉讼过程中不发生转换，其证明度也基本上是固定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固定的证明标准在诉讼过程中也要发生变动，即作为原则的证明标准，在诉讼过程中有可能从“高度的盖然性”或“真实性的确信”减轻至“盖然性优越”的情形。证明标准的减轻可针对 “证明妨害”情况，此时降低证明标准的目的是作为对证明妨害的惩罚，就其妨害的事实予以认定的情形。通过降低事实主张一方的证明标准，使其较为容易实现证明目的，从而使妨碍一方陷于不提出证据将会面临不利益——事实被认定，最终达到对证明妨碍一方的惩罚。

第二篇：亲子关系诉讼中证明妨碍论

亲子关系诉讼中证明妨碍论

【摘要】现代社会婚外生育、未婚生育现象愈发普遍，亲子关系诉讼案件日益增长。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解释

（三）》第2条将证明妨碍规则引入，但该条规定过于简陋以至于存在诸多争议问题。证明妨碍法理在职权探知主义诉讼中仍然有适用之地，现实也迫切需要在亲子关系诉讼中运用证明妨碍规则。在适用证明妨碍规则时应明晰亲子鉴定的条件、正当拒绝事由，赋予当事人程序保障，并应当考量子女最佳利益之维护。

【关键词】亲子关系诉讼；亲子鉴定；证明妨碍；职权探知；子女最佳利益

一、问题之提出

亲子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它主要与非婚生子女制度密切相关。不考虑现代人工生殖技术、代孕等带来的母亲身份不确定性，根据生理学上“母卵与子宫一体”的出生分娩的事实，子女之生母是能够根据外在感官之事实确定的，也即罗马法所言“人必有确定之母”。i从各国立法上看，子女生父之确定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婚生推定，二是生父自愿认领，三是强制认领，ii强制认领方式即属于亲子关系诉讼范畴。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亲子鉴定技术iii日益精准，尤其是DNA亲子鉴定技术，其否定亲子血缘关系存在的准确率已经达到100%，肯定亲子血缘关系存在的准确率已经达到99.99%iv，这使得亲子关系的认定几乎达到科学上的“确定”程度，亲子鉴定也就成为认定或否认亲子血缘关系的关键性证据。然而恰恰因为亲子鉴定之超高精准性，一方当事人不配合、拒绝鉴定的行为在逻辑上也就成为必然。对于此种情形，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审判实践中曾一度出现相同亲子关系诉讼案件判决结果却完全相反的状况。v有鉴于此，2011年7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并于8月13日开始施行的《婚姻法解释

（三）》第2条出台弥补了我国关于亲子鉴定问题的立法上的缺失，vi迈出了重要一步。可是该条规定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绝对化，关于证明妨碍规则在亲子关系诉讼中的适用仍然存在诸多颇具争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化、具体化，本文试就该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以期促进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更好的指导审判实践。

二、证明妨碍的法理依据

证明妨碍是从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程序制度，是指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基于故意或过失，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妨碍诉讼证明，致使案件事实难以解明，该妨碍证明之人即被科以一定的诉讼不利益的法理和制度。vii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包括：存在妨害证明的行为，该妨害行为违反了一定的义务，妨害行为与举证困难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妨害行为在主观上具有双重可归责性以及行为人为一方当事人或特定第三人等五个要件。viii规定证明妨碍制度的法理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种依据：

（一）经验法则说

经验法则作为证明妨碍的法理依据，是人类感性认识的结果。一方当事人毁坏证据材料、隐匿证据材料拒不交出，这通常意味着该证据材料对该方当事人来讲是不利的，对该证明妨碍之人科以不利后果，我们有理由认为假使当事人提交该证据材料，事实得以证明之后也将会是该不利后果，这具有经验上的合理性。

当然，经验法则毕竟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性色彩的生活逻辑常识判断，这也就意味着会出现判断错误的时候，因此它仅仅构成证明妨碍法理依据的一个层面，只是从一个角度论证了作为构成证明妨碍制度的一种基本元素。ix

（二）协力义务说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为了使所主张的事实在法官内心形成确信，应当积极的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但是当作为证据调查对象的证据方法为对方当事人或案外的第三人所持有或支配时，就需要对方当事人或案外第三人的协助。在诉讼法理论上，对方当事人以及案外第三人协助法院调查证据的义务称为证据调查协力义务，简称证据协力义务。x按照德国学者施蒂尔纳（Sturner）的观点，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是对协力义务的违反。xi

（三）诚实信用原则说

诚实信用原则原本是一种道德义务，民法在此基础上将其提升为一种法律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有补充或解释法律的任务。基于诚实信用理念，由于对方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造成一方当事人证明困境，使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本应胜诉而未胜诉，却使不诚信之人逃匿于法律制裁之外，从该证明困境中获得利益，这是不恰当的，更是不公平的。因此证明妨碍规则便应运而生，考虑以证明妨碍规则为杠杆来开发“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裁判”的法律技术。xii赫尔维希（Hellwig）也认为“事实上在比较古老的文献中即可发现这样的原则，即任何人均不得受益于恶意举动，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意图使得举证人陷入证明困境的，利用了证明责任法则，应遭受制裁。” xiii

三、亲子关系诉讼中证明妨碍存否论

笔者认为，对于一方当事人拒绝做亲子鉴定，法院不得对其施行直接强制手段。人身自由权与人格尊严是人民的基本宪法权利，如果实施直接强制手段无疑会侵害人民健康权与身体权。亲子鉴定中的基因遗传信息也是个人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直接强制的方式实施鉴定，是对人格权的极大侵害。不可否认，亲子关系诉讼属于人事诉讼，应当采用职权探知主义，但是其毕竟关乎当事人之间的私益，不能绝对排除辩论主义的适用。其实，职权探知主义与辩论主义二者并非绝对相排斥的对立关系。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原则的情形，并不排斥辩论原则之方法的利用，法院应视情形，命双方当事人就法院收集所知的事实以及证据，为陈述意见或辩论，以避免对当事人造成意想不到的诉外裁判。xiv在职权探知主义下，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的权能依然存在，只不过当事人的责任得到了大幅度的减轻。xv根据上文对证明妨碍之法理依据的分析，关于当事人的协力义务，法院自受理当事人之间的争讼时才开始了解案件事实，并且案件事实发生于过去，法院对于真相的查明是一种历史性查明，是对过去的回复和还原，而当事人对于事实真相具有亲历性（一般情况下），因此通常情况下法院比当事人更加远离纷争事实，况且法院的人力物力财力毕竟有限，基于此，无论是辩论主义下还是职权探知主义下，当事人都负有一定程度的协力义务。

注释：

i何诘弥：“亲子关系确认诉讼的证明妨碍问题研究”，2012年4月。

ii陈爱武：“确认生父之诉若干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08年12月。

iii亲子鉴定技术有多种，目前较为常用的重要的是两种，即血液鉴定和DNA亲子鉴定。

iv刘开会：《实用法医DNA检验学》，西安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v毕玉谦：“对我国法院采用证明妨碍制度审理亲子关系纠纷案件的基本思考”，《法学论坛》2010年8月。

vi在2011年之前直接涉及亲子鉴定问题的规定只有两项，一是1987年6月15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二是1991年8月19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藏海仙与黄士明离婚申诉案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vii骆永家：“证明妨碍”，《月旦法学杂志》2001年第2期。

viii沈冠伶：“证明妨碍法理在医疗民事责任诉讼之适用”，《台大法学论丛》2009，38（1）：168

ix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学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03页。

x周成泓：“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亲子鉴定协力义务论”，《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第173页。

xi米夏埃尔?施蒂尔纳：《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xii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xiii米夏埃尔?施蒂尔纳：《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xiv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上）》，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6页。

xv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第三篇：2014年福建政法干警民法重点：物权的保护之请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范文）

2014年福建政法干警备考申论热点:“四项改革”揭央企改革路

线

在政法干警考试中，考生们需要多关注当前的社会热点，有一些热点问题是一直以来存在的，一直延续和变化的，诸如，住房、医疗、教育、就业、法治等等，随着经济发展，问题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但其实质没有改变，这就需要一方面多关注当前热点，更重要的是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多看人民日报和新华网，特别是评论文章，逐渐建立分析热点，把握热点的能力。但报纸的内容较杂乱，数量较多，不宜考生进行提取和梳理，为了增加考生复习效率，下面中公政法干警考试网就帮助大家收集整理了近期最新申论热点问题，供大家学习参考。

“四项改革”之三是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这方面的改革，在国家以往的国企管理中一直是个难点，此次国资委明确，国资委对试点企业只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董事会不仅对企业经营有自主决策权，而且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也有决策权，这就明确了国资委和企业董事会各自的职责边界。这些由董事会选聘的高级管理人，实际上就是职业经理人，因此对他们的业绩考核、薪酬管理，都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建立起与经营业绩、风险和责任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管理制度。由于市场建设的不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我国的发育还很不充分，在几家央企中进行这方面的改革试点，有利于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改进和完善我国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企业管理。

“四项改革”之四是在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企业中派驻纪检组试点。国有企业不同于民企，董事长只是接受国家委托管理国有资产的人，资产权利人和资产管理人处于分离状态，如果对其监管不严，很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并发生贪渎行为，给国有资产造成损失。随着改革对国企赋予更多自主权，国家必须按有关法律、纪律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监督。因此，国资委将其管理的央企主要负责人纳入纪检监督，可以为国资建立起一道安全屏障。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正在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方向转变，对它的管理既要遵循资本的运作规律，又要体现其作为国资所承担的不同于非公资本的独特性能。“四项改革”的亮点在于，它根据不同国企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不同的市场定位和它们承担的不同职能，作出了不同的改革决策，国有资本因此在不同的行业中将实现有进有退。一方面通过国资的加大投入来保证一些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业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建立起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平台，让社会能够充分享受到市场竞争带来的利益;一方面充分赋予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壮大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对国企加强监管，不让其成为产生****的温床。

在这样的路线图之下，我国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将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发展蓝图，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本文摘自:福建政法干警考试网：http://fj.offcn.com/html/zhengfaganjing/

第四篇：证据证明证据证明力之剖析的应用

证据证明力之剖析

覃祖文

提要: 诉讼证明过程是裁判者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一个思维过程，证明力应该是裁判者对证据证明功能的审查判断后所体现的能够满足其证明需要的一种证明价值。在具体案件中，由证据对待证事实证明的特殊性所决定，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证据审查过程是证明力得以实现的载体，因此，证据的证明力在证明活动中，应通过证据审查的整个过程来体现。

一、证明力的界定

对何为证据的证明力，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大体可分为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证明力是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价值和功能;二是认为证明力是证据事实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

把证据看作是一种证明功能，实质上是侧重于证据的自然效力，是从证据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出发去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因为证明功能是客观的，因此，该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证据客观性。而认为证明力是证据对待证事实所具有的证明价值，更侧重于证明主体发挥自己的主观认识性运用客观存在的证据去证明待证事实，其中隐含着证据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性。因此，对证明力的本质之争，也隐含着证据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之争。有学者认为:“诉讼外的证据不具有主观性，诉讼中的证据必具有主观性。前者为客观证据，后者为诉讼证据。诉讼证据的初级阶段为证据材料，主观性处在矛盾的主导地位;诉讼证据的高级阶段为定案证据，客观性处在矛盾的主导地位。但是，只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完全统一的证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1]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较符合具体案件证据的认识规律。自然意义上的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从其本身来说是纯客观的，这是勿容置疑的，这是从应然层面上考察证据所得出的结论，但是，从实然的层面上看，作为司法裁判中的证据，还需要人的主观认识判断。证据的审查判断是一个动态过程，证据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存在于证据证明这一统一体中，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内部矛盾的不断运动，证明力最终得以完全实现。诉讼中的证明，是作为主体的人运用自己的思维对客观存在的客体物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它是一个思维判断的过程，离不开人的主观思维，其具有主观性。作为主体的人判断证据最终能否证明案件事实，如果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则满足了主体的愿望，实现了证明目的，证明力也就实现了。证据是否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客观联系及其程度，即证据本身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功能，二是人对证据本身客观真实性的认识和判断。证明力实际上就是证明主体对证据本身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功能的主观判断过程和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最初人们对证据本身的证明功能认识是有限的，不全面的，其主观的因素较多，随着认识的深化，证据本身的证明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能够达到证明主体的证明需要，证明力完全得以实现。在证明过程中，其主观性和客观性表现为此消彼长。因此，证明力应该是对客观存在的证据证明功能的认识和判断后所体现的满足证明主体需要的一种证明价值，证明力又具有主观性。

二、证明力判断的过程性

证明力的判断是一个过程。它是证明主体运用其主观认识能力，对已收集到的证据材料的证明功能进行判断，最后审查认定材料的客观真实程度，即与客观存在的证据的相符程度，以及该种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的一个过程。因此，可以说，证明力是证明过程中证明主体对客观存在的证据功能的主观价值判断，其判断具有过程性。

1、把证明力的判断看作是证据审查过程和结果相统一的一个过程，是由证据审查的动态性特点所决定的。证据审查判断这一活动贯穿在整个诉讼过程的各个阶段，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与对证据的收集，也不

能截然分开，而是互相联系，交错进行的。[2]证据的证明作用和价值也是通过不同阶段的审查来实现的，一份证据材料与待证案件事实是否存在联系，是否客观真实，是通过一系列审查过程来实现，刑事案件从案件的立案侦查开始，证据材料就可能伴随着真真假假，其对案件事实不能说毫无证明价值，也不能说都具有证明价值，是否具有证明价值，即是否真实，是否与案件事实具有客观联系，得靠不断地收集其它证据来检验，同时，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关联性的审查也是交替进行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证明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证明力大小的判断也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它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检验手段来确定其对案件的证明作用和价值。

2、把证明力的判断看作是证据审查过程和结果相统一的一个过程，是由证据的审查方法与审查结果的不可分割性所决定。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诉讼证明实质上是一种多主体所进行的运用证据推求已经发生之事实的回溯性活动，其核心部分，是让知情者(经历者)的认识转化为不知情者(裁判者)的认识。对于裁判者，纠纷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不可能重演现，只能通过证据，根据事物联系的一般规律，才能有所认识。[3]裁判者不是案情的经历者，有的还得靠知情者(被害人或者被告人)的陈述，有的靠案件发生时给客观世界留下的痕迹或行为人在现场留下的物品等证据，以及人们对该痕迹及物品与案件事实联系的认识，来达到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因此，裁判的事实与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能是完全相符的，它具有或然性。证据的审查结果不可能象数学或自然科学那样的计算结果，可以进行准确的量化，而且有的可以通过公式表达出来，其计算出来的结果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其方法过程与结果具有明显的可分性。

3、把证明力的判断看作是证据审查过程和结果相统一的一个过程，是由证据认证的特定方式决定的。证据必须经过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是否客观真实，有时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某一份证据是否有证明价值，不是由它自身来说明的，有时甚至是靠一个证据链条来完成的，在对这一证据链的审查中，有时可能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审查方法来实现，其中可进行综合的比对，发现矛盾，排除矛盾，或进行逻辑推理，或进行鉴定，或者进行现场实验。如在审查一个案件证据的证明力时，事实裁判者通过对比的方法，虽然已发现了各种证据材料间的矛盾，但此时往往还无法确定该证据是否具有证明价值或有多大的价值，要判断其证明价值，有时还可能通过对证据自身进行审查，看其是否符合客观事实，是否符合逻辑，因此，要考察证明力的大小，不完全是看其审查的结果，还要结合不同的审查方法和结果来综合确定其证明价值。

三、证明力实现的过程性及其现实意义

上述已论述，证明力作为一种证明价值，其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认定结果又是通过各种客观的现象及客观手段或方法来进行检验的。因此，证明力的实现也具有过程性。将证明力的实现界定为一个过程有其现实的意义。

1、将证明力的实现界定为一个过程，可以解决证据概念长期存在的理论纷争。对证据概念的界定，我国证据学理论界长期以来，都存在传统理论上的“事实说”、“统一说”、“广义狭义说”及近年来的“根据说”和“材料说”的理论纷争。证据本身所具有的证明功能是证据属性相关性的重要体现，也是评价证明力的最重要的客观依据，诉讼证据是查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既然证明力的审查判断贯穿于案件事实查清的全过程，证明力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证明力大小评定的根据是证据审查方法和结果，作为证明力存在的载体的证据本身就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把证据界定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可以解决各个时段证据现象的属性问题，上述理论纷争能够得到合理解决。有学者提出“在证据概念问题上，我们必须走出以点带面的偏狭思维，而转向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证据概念。”[4]这样的观点是有其充分根据的，因此，树立证明力的动态观，可以解决长期以来证据概念存在的理论份争。

2、将证明力界定为一个过程，可以避免从静态的角度看待证明力而带来的对证明力标准认识上的混乱。有的学者认为，评判证据证明力的标准是相关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不应成为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标准，因为证据的证明力是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为前提的，我们谈证据的证明力，谈的是已被确认为具有客观真实性的证据的证明力。[5]在该种观点中，虽然论者也是以证明力是一个动态概念为前提的。其实，他恰好是把证明力固定在某一时点上来理解而得出的结论，其忽视了证明力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因为证据客观真实性与关联性的审查在证据审查中是相互交替进行的，证明力是靠证据客观真实性与关联性相互交替审查这一动态过程来实现的。证据客观真实性与关联性的审查有时甚至是同时进行的，对某一证据的审查，有时既是真实性的审查，又是关联性的审查，如在物证中，相互碰撞中产生的痕迹，两件物证痕迹是否吻合，既是审查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以确定其客观真实性，又是审查证据之间及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联。证据是否真实和是否与案件有关联，有时是难以分出先后顺序的，这时证明案件事实就靠其审查的手段、方法和结果来实现。因此，证明力评判的标准不能撇开证据客观真实性，评判证据证明力的标准应是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

综上所述，证据证明力证明主体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证据的客观证明功能进行审查判断的一个过程，是证明主体运用各种方法、手段对证据进行审查，以审查方法、过程和结果来确定的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

第五篇：天津市2013届高三数学总复习之综合专题：导数在研究函数中的应用 4、利用导数研究不等式证明(学生版)

导数在研究函数中的应用4——利用导数研究不等式证明

思路点拨：通过构造函数，以导数为工具，证明不等式或比较大小。证明不等式fxgx在区间D上成立，等价于函数fxgx在区间D上的最小值等于零；而证明不等式fxgx在区间D上成立，等价于函数fxgx在区间D上的最小值大于零，因此不等式的证明问题可以转化为用导数求函数的极值或最值问题。

1、当eabe2时，证明不等式ln2bln2a

2、①当0t1时，证明不等式lnt1t；②k为正的常数，当a0时，曲线 21t4(ba)2e

C:yekx上有两点Pa,eka,Qa,eka，试证明过点P的C的切线与过点Q的C的切线的交点的横坐标是正的。

3、设a0，函数f(x)x1ln2x2alnx,(x0)。

F(x)在(0,)内的单调性并求极值； 0（1）令F(x)xf(x)，讨论

（2）求证：当x1时，恒有xln2x2alnx1。

4、已知函数f(x)ln(x1)x。

（1）求函数f(x)的单调递减区间；

（2）若x1，证明：1

1ln(x1)x。x

15、已知定义在正实数集上的函数f(x)12x2ax，g(x)3a2lnxb，其中a0。设两曲2线yf(x)，yg(x)有公共点，且在该点处的切线相同。

（1）用a表示b，并求b的最大值；

（2）求证：f(x)g(x)(x0)。

6、已知函数f(x)xex(xR)。

（1）求函数f(x)的单调区间和极值；

（2）已知函数yg(x)的图象与函数yf(x)的图象关于直线x1对称，证明当x1时，f(x)g(x)；

（3）如果x1x2，且f(x1)f(x2)，证明x1x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