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司法建议书

第一篇：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司法建议书

县信用联社：

最近，我们对今年以来信用社起诉的借款合同案件特别是信用社败诉的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目的是从审理案件角度，找出你社在签订、履行合同以及诉讼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向你社提出一点建议，这些建议如能被采纳并能收到一点效果，我们将不胜欣慰。

一、借款人、保证人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

合同主体存在缺陷是导致合同无效，甚至信用社败诉的最常见原因。从今年以来审理的案件来看，合同主体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非自然人的法人、组织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签订合同时未提供营业执照。无营业执照的“法人”、组织（如乡镇财政所、农经站、未申领营业执照的煤矿等）无资格从事民事活动，其签订的合同无法律约束力。实践中一旦出现这种合同，往往难以确定责任主体，且证明难度大。

建议：严格审查借款人、担保人的资格，除自然人签订合同时必须提供身份证明外，法人、组织签订合同必须提供经年检有效的营业执照。

2、合同载明地址与实际地址不符。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自然人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上。如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写的地址是杨庄镇某村的，但在诉讼中却发现该人实际是石桥镇某村的，或者是鲁山的。查明当事人身份是诉讼的前提，上例中从法律上应认为二者不是同一人，严格来讲属被告不明确，以民诉法第108条之规定，后果是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建议：提高信贷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签订合同时查明对方身份。

3、合同当事人既未亲自签订合同，亦无委托书。诉讼中借款人或担保人不承认借款或担保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某社诉许某、赵某一案，可能是担保人赵某自己拿着许某的身份证办理的借款手续，诉讼中许某不承认自己签合同，由于赵某下落不明，信用社因无法证明谁是行为人而败诉。

建议：加强对信贷员的责任心教育，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让借款人或担保人亲自在合同上签字，无法亲自在合同上签字的，应有有效的委托书，避免留下类似的后遗症。

二、时效、期间方面存在的问题

超诉讼时效案件依然存在，因超诉讼时效、担保人脱保，在立案、审理时请求“通融”的现象并不罕见。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其成因、危害和后果无须再谈。

建议：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制约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二是信贷员、基层社不要回避问题，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争取主动。三是摒弃拖拉工作作风。

三、合同履行中存在的问题

个别案件，信用社履行合同的手续不完善、还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常见的是借款人是甲，而误将款交付给乙；

款未直接交付借款人，受借款人委托处分借款但无委托手续。如翟xx借款一案，借款人是翟xx，担保人是牛xx，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最后该社在履行合同时，认为翟xx与牛xx是夫妻，所以没有把款交付翟xx，而是把款交付给了牛xx，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贷款时双方就已离婚，引起了不必要的纠纷。

建议：真正树立严格依法履行意识，摒弃按“理”办事的习惯。在日常工作中，一定要严格依法放贷，严格遵守合同的约定。

四、诉讼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个别代理人有时出庭不及时。

2、格式化诉状的使用太机械。格式化诉状的使用给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定的方便，减轻了劳动强度，但是个别社在使用中太机械、太死板，没有考虑格式诉状所未能涵盖的内容，这样既不严肃，又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利。

建议：单笔无其他特别情况的贷款，起诉时可以使用格式化诉状；二笔以上贷款合并起诉或有其它特别情况时，不宜使用格式化诉状。

3、随意变更诉讼请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该规定施行前，法律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变更诉讼请求是没有限制的，该规定施行后当事人增加、变更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诉讼中还有随意变更诉讼请求的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建议：转变诉讼观念，起诉时弄准被告和诉讼请求。

第二篇：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管辖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管辖

2009-06-05 15:52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借款合同当事人一般是金融机构与法人企业之间的借款关系，确定管辖权时，可以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被告住所地与合同履行地一致，那么问题很容易解决，如果出现二者不一致时，应如何确定呢？首先，借款合同中明确了履行地，双方争议应由履行地法院管辖；如果借款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那么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法复[1993]10号，即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可见合同履行地是在出借方，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是一致的，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是，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的，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是指依照合同的约定享有接受货币的债权的合同当事人的住所地）[1]一方所在地履行。起诉到法院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一般是出借人履行了义务后，借款人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归 还借款的义务，致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借款人负有给付货币的义务，此时，接收货币在出借方即贷款方所在地，依照上面陈述的法律规定，由出借方（贷款方）即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一般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原告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若借款合同签订后，出借人（贷款人）未履行义务，导致借

款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时应履行义务的是出借人（即贷款人）一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3]10号批复规定，由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此时应为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即贷款人所在地），而不应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在接受货币一方（借款人方）即接受货币所在地履行。一般情况下，借款合同有效应判决履行，此时法院判决履行即判决贷款人履行义务，给付货币给借款人（接受货币一方），这样裁定管辖权由贷款方（出借人）所在地（被告地）法院管辖，有利于法院执行（可理解为执行法院所在地法院管辖），此种情况比较少见。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此规定如何适用借款合同中的民间借贷纠纷呢？民间借贷双方当事人一般为公民个人，若借款时没写借条，没约定利息，这样的合同属无偿合同，是实践性单务合同[2]。当出借人将借款交付给借款人之后，出借人不再负有其他任何义务，合同的义务主要是借款人的义务，即具有给付货币付还出借人的义务，此时，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时，应适用民诉法二十二条的规定，由被告地人民法院管辖。

若当事人对借款进行结算后，由借款人出据欠条给出借人存执，当双方发生纠纷时，应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此时，欠条应视为书面合同，适应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3]10号批复的规定，由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适应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同样，借款人出据借条（或借据）给出

借人（贷款人）存执的，当出借人依据借条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由原告人（出借人，贷款人）所在地（即接受货币方）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所述，口头民间借贷纠纷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适用民诉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借款合同纠纷，除合同明确约定履行地外，履行地约定不明确的，由贷款方所在地，接受货币的债权的合同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适用民诉法第二十四条、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即给付金钱之债的履行地确定为债权人的住所地

第三篇：关于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关于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农村信用社针对农村的贷款业务，对鼓励农民群众自主创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涉及农户、个体业主与相关担保人之间的农村信用社贷款纠纷案件持续增多，在案件审理和执行中折射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农村信用社贷款纠纷正面临着诉讼难、执行难的两难局面。笔者通过几年来的司法实践，结合所在的抚松县法院松江河法庭辖区内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对辖区内信用社的五户联保贷款情况及贷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归纳、整理，情况如下：

一、抚松县法院松江河法庭2008对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情况

抚松县法院松江河人民法庭在2008共受理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池西信用社、池南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50件，较2007年有了显著的增长。共审结50件，结案率100%，其中判决24件，调解17件，撤诉7件，移送1件，裁定驳回1件。贷款额度达到或超过10万元的23件，10万元以下的26件，案件总标的额580余万元，且不含利息。经依法审理共收回本金45.3万元，仅占案件总标的额的8%。

在案件执行方面，2008年松江河法庭共受理申请执行人为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池西信用社和池南信用社的执行案件共9件（抚松县法院规定10万元以上的案件由县院执行局执行），总标的额为74万多元，现全部执结的6件，部分执行的1件，未执行的2件，已执行总标的额为59.9万余元，占申请执行案件总标的额的80%。

松江河法庭在2008年共为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收回贷款105.2万余元，仅仅占审理和执行该类案件总标的额的16%稍强。由以上数据分析不难看出，该类案件的审理难和执行难问题已经凸显。但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农村信用社贷款难以收回？原因究竟在何处？

二、农村信用社在贷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可将其归结为六个方面：

1、贷款前对贷户的偿还能力和诚信度考察不细

在上述案件的审理、执行中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村信用社涉诉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对贷户的偿还能力和诚信度都未进行过认真的考察。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诚信度由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诚信度的高低有无，与贷款能否按时偿还息息相关，所以对借款人诚信度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而被诉的大多数此类案件，信用社很多都无法提供涉诉借款人的准确联系方式和送达地址，反倒是我们的法庭干警想尽办法为保障信用社权益和案件顺利审理，去多方查找涉诉借款人住所。这便导致多数此类案件在送达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手续时，少则花

费半天，多则一天或几天，极大增加了审判人员的工作量，降低了案件审理或执行的工作效率。甚至于有的案件在起诉后，才发现借款人或担保人早已下落不明，因此只能对下落不明的借款人或担保人提出撤诉或公告送达诉讼文书。这种作法虽然合法，却进一步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无形中还提高了其他被告人对法院的抵触情绪，升级了与信用社的矛盾，于是大大影响了一部分被告的还款积极性。有的被告人费尽力气虽能找到，但早已身患疾病，甚至居住的房屋都要倒塌，自身日常生活都无法保障，对贷款根本无能力偿还。从利益环节来看，个别信贷员为获取高额奖金，不按行业规范审查贷户的偿还能力和信用度，违规放贷，突击放贷，这是造成此类贷款风险的原因之一。

2、贷款手续的办理不规范

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我们可以发现一部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借款人所使用的身份证是过期身份证，更有甚者，部分借款人或担保人的签字竟然不是其本人，且信用社工作人员对此又很模糊，叫不准，叫不硬，因此只好走司法鉴定程序。案件审理程序变得进一步繁琐、冗长，不仅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如鉴定费、差旅费等费用，而且又使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成为了待定事实。上述情况的出现，说明在部分贷款的审批和办理过程中，行业规范流于形式，没有严格按规定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筑牢每道防线，这便使日后贷款不能按期偿还、甚至不能偿还成为了一种必然。

3、实际用款人与借款人相分离

这种现象是指一部分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实际用款人与借款人不是同一人，有些用款人还是案外人，且信用程度很低。例如松江河法庭2008年受理的50件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有此种情况的达到了34件。加之五户联对象多是文化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的人群，此类贷款放出后，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担保人三者构成了一个很微妙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有些贷款人或担保人便想借此逃避还款义务，有的贷款人和担保人窃想事不关已，便高高挂起。而一旦面对贷款清偿时，对贷款的追偿就会出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局面，既使有偿还能力，但想要理清头绪，把这些人的钱掏出来偿还贷款也需再费一番周折。

4、所贷非所用，而是挪作他用

细查案卷，几乎所有经法庭审理的的信用社借款合同案件，借款用途一栏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发展或种植人参”等。但案件经审理发现，实际用途与借款用途栏填写的内容两者皆然不同，有些用作了房地产开发，有些用于了土特产经营，有些用于了日常生活消费，或者用于了其他的生产经营用途。如此情况，往往在贷款发放前和贷款使用过程中，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已是心知肚明甚至是眼见为实，而贷款却照常发放和挪作他用。借款人对双方约定的借款用途存在预期违约，在贷款使用过程中又存在实际违约，所借非所用也就必然增加了贷款回收的风险，但谁又能说农村信用社不该对此负责任呢？

5、贷后对贷款的用途及贷款偿还能力监督不利

另外，借款用途审查在金融系统贷款发放中是一个重要环节，在借款合同中也必然有明确的约定，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发放用途又关系到国家农业政策调整的大局。在相关法律规定中关于借款用途违约的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具体关系到此笔贷款能否发放，放款数额多少的问题。但是通过案件审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信用社对于所发放贷款用途的贷后考察及借款人偿还能力的贷后监督，无具体的可行性规定，甚至可以形容为一片空白。贷款不按合同约定使用，随心所欲、无节制的滥用，势必大大增加了贷款回收的风险。我们建议，对于借款人贷款用途和偿还能力，在贷款发放后应进行定期考察和实际监督，并将此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如借款人所借非所用或经济状况恶化，影响到贷款的偿还，可根据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提前将贷款收回，以免贻误还贷时机造成损失，将有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6、跨辖区发放贷款

此外，造成此类案件的另外一个原因，便是个别案件属农村信用社跨辖区发放贷款所致。跨辖区贷款的发放，一方面违背了农村信用社行业规范的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对于贷前农户资信的考察，贷后用途的监督，贷款的到期回收等都及为不便，更易形成管理和监督的漏洞，无形中增加了贷款风险，如到期不能偿还，诉讼程序的履行也极为不便。

以上所列农村信用社在贷款发放中出现的问题，是松江河法庭在审理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总体上可归结为涉案农村信用社在贷前、贷中、贷后考察的不细、操作的不严、监督的不利，使贷款回收不到位成为必然，给国家和集体财产造成损失。上述问题出现后，虽然法庭已穷尽法律手段，但此类纠纷不是单纯运用法律手段所能够全部解决了的，很多隐患和风险在贷前即已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事后用法律手段弥补，效果有限且不能治本。要想解决还贷难问题，信用社加强内部管理、按章办事、完善制度才是去病之根本。（作者单位：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松江河人民法庭）

第四篇：合同纠纷案件

合同纠纷案件

餐饮加盟店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5）成民初字544号

【裁判要旨】

如果同一区域、同一时期，特许人先后特许两家以上加盟店，其中一家加盟店的实际经营及获利状况势必会因此受到较大冲击，特许人未及时向被特许人履行相关信息告知义务，有违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而当特许人未披露信息直接影响合同履行且足以导致合同目的难以实现的情形下，被特许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案情介绍】

原告：袁伟

被告：星班客管理公司成?A分公司、星班客管理公司

2013年9月20日，袁伟与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签订了《专卖协议》，授权袁伟作为公司拥有的“一食三客”7D多层转转锅品牌在四川省珙县的加盟商。同时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向袁伟出具的“一食三客”招商政策载明，加盟精品店的投资总额29 800元，店面面积35平方米；关于“一食三客代理模式”包括县级市、地级市等6个级别，代理权及优势共有6项内容，其中区域保护是指按照代理模式的级别享有区域内独家经销权。合同签订后，袁伟按约支付了加盟费，并投入房租、装修、经营设施等费用，于10月19日正式开业。但袁伟发现同在珙县巡场镇、相距不到500米的地点，同样品牌的另一家专卖店在袁伟签订合同之后被授权加盟，且于同年11月2日开业。袁伟认为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已经明确告知袁伟拥有一公里范围的区域保护权，但却隐瞒同一区域内存在其他加盟店的情况，导致袁伟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星班客管理公司作为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的总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据此，袁伟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解除袁伟与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签订的《专卖协议》；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星班客管理公司退还袁伟加盟费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当特许人未披露能够影响合同履行，且足以导致合同目的难以实现的信息的情形下，被特许人取得合同解除权。本案中，被告作为特许人在签约时，并未明确告知原告即被特许人，选择不同类型的加盟店会取得不同范围及方式的经营权限，而在珙县巡场镇步行距离仅800米左右的区域内，除了被特许人袁伟的加盟店外，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还许可另一家规模更大、开业在后的加盟店，此种情形势必引起两家加盟店的竞争，而该信息两被告并未披露，直至袁伟发现另一家店装修并开业，上述情况势必会对原告的实际经营及获利造成较大冲击，且导致袁伟因准备不足、竞争出现而难以履行合同、实现合同目的。因此，法院认定被告未履行披露义务时，原告有权解除合同。

涉案合同解除后，合同双方应承担各自返还的民事责任。特许人应向被特许人返还加盟期限内未实际经营期间所对应的投资款19866元，而被特许人也应立即停止使用合同约定的商标品牌、经营性资源并向特许人返还协议所约定的专用设备。由于涉案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于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及星班客管理公司，则袁伟有权主张赔偿损失。袁伟因履行涉案合同支付了房屋租金、装修费、广告费、购置设施费、货款、运费及员工工资等，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及袁伟的实际经营期间，酌情认定损失为28000元。

【法官点评】

该案例涉及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未履行披露义务时，被特许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成立的法律判断。

（一）商业特许经营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商业特许经营的基本特征在于：特许人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等经营性资源；被特许人根据特许人的授权在特定经营模式下使用特许人的前述经营性资源；被特许人按照约定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因此，在特许经营合同法律关系中，被特许人是通过运营特许人许可的包括注册商标、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等能够形成某种市场竞争优势的经营资源，而获取相应的商业利益。

（二）特许人未履行披露义务与被特许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认定问题。《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章专章规定了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特许人应当向被特许人提供的信息以及如何进行信息披露。建立并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对于避免信息不对称给被特许人带来的投资风险以及实现特许人、被特许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践中，如何认定特许人是否已完成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合同是否应当被解除，一直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目前，认定特许人是否完成相关披露义务并判断被特许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成立与否，还应当结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被特许人主张的隐瞒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进行具体分析认定。只有在特许人隐瞒相关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影响到特许经营合同的实质内容，对缔约与否、合同履行以及能否实现合同主要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才可以认定特许人未完成披露的法定义务，被特许人行使解除权的事由成立；若特许人未披露信息对于被特许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或对于合同履行行为及合同目的的实现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则不宜作为未完成披露义务而认定合同解除。

“那式生活”衍生品开发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6）津02民初491号

二审案号：（2017）津民终489号

【裁判要旨】

合同目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在合同约定不明情况下，应根据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及合同订立的背景等予以综合判断。

衍生品产业领域目前发展尚不成熟，实践中相关合同的签订与内容尚不规范，争议发生时双方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法院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无论从合同名称还是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看，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并非一般意义上以商标权人将注册商标许可他人使用为主要特征的商标许可使用合同，而是在我国文化娱乐领域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内容产业高速增长、衍生品市场开发潜力巨大的环境下，依托明星与综艺节目的影响力等合作开发周边产品的一种新型合作方式。对涉案合同目的的认定，亦应基于这种背景因素进行判断。

【案情介绍】

一审原告：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简称珂兰公司）

一审被告：天津那是生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那是公司）

2016年6月7日那是公司与珂兰公司签订的《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第2条约定的授权范围为那是公司所有的“那式生活”相关品牌元素，授权种类为排他性许可使用，具体为那是公司授权珂兰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素材进行首饰类系列产品的设计、制造、售卖。《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签订后，那是公司将“那式生活”相关品牌元素（尚在申请注册阶段的三个商标）授权珂兰公司使用；珂兰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前，分两次向那是公司支付授权金共计1000000元。根据那是公司提供的NASING品牌元素，珂兰公司设计、生产了第一批衍生品款式产品，并于2016年6月29日交由那是公司审核，双方就产品的设计及做工等问题进行了沟通。2016年7月5日双方就中国好声音节目授权问题，那是公司明确表示因中国好声音版权存在争议不能取得节目授权，双方也未就宣传推广替代方案达成一致。2016年7月15日珂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合同于2016年7月14日解除。

法院认为，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是以那英作为导师参与的中国好声音节目为基础而设立，合作开发“那式生活”相关品牌元素衍生产品，并利用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影响力进行宣传推广以实现商品价值最大化及利益共享，这也是双方签订该合同的主要目的。那是公司违反合同约定造成珂兰公司合同相关权益无法获得，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故珂兰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通过诉讼解除合同，条件已经成就。因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珂兰公司有权要求那是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授权费，法院酌情确定由那是公司返还珂兰公司授权金800000元。

【法官点评】

本案系珂兰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以那是公司不能向其提供约定的素材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引发的纠纷。判断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要在准确理解和界定合同目的基础上，审查违约行为是否存在，并充分考量违约行为对合同目的实现的影响程度，合理平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即合同解除的条件是否成就，关于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的目的以及关于违约行为是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等各方面的内容。

衍生品产业系从具有一定影响力或商业潜力的内容资源中挖掘可衍生元素，通过商业化手段开发周边产品投入市场，实现影视作品、综艺节目、文化艺术等与商品的跨界融合，该领域发展尚不成熟，实践中相关合同的签订与内容尚不规范，争议发生时双方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法院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本案的审理，对于衍生品授权开发合同这一新型合同的性质、目的、特点等进行了深度的认定和剖析，对类似案件的审理，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对于该行业的健康规范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教育培训机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5）宁铁知民初字第1192号

二审案号：（2016）苏01民终8325号

【裁判要旨】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可适用《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作为的裁判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并未排除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法规的直接选择适用。

特许经营合同未予约定的情况下，被特许人在合理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赋予被特许人此项法定单方解除权的目的在于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被特许人一定的“冷静期”。

特许人未披露其应当于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前至少30日书面向被特许人披露的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据此解除涉案特许经营合同。

【案情介绍】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米其儿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米其儿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川鹏

赵川鹏与米其儿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24日，分别签订了《米其儿国际早教品牌授权合作协议》《米其儿托乐嘉门店转让协议》，约定米其儿公司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0日，授权赵川鹏使用其商标及特许经营体系，在特定区域内从事早期教育工作。双方还约定涉案门店现在册学员的培训费用已由米其儿公司收取，赵川鹏负责完成后续的课程服务。上述协议签订后，赵川鹏按照约定向米其儿公司支付了合同款项合计528540元。2015年4月1日至16日，赵川鹏置于涉案门店的收银机共收取学员学费14892元，进入赵川鹏账户。2015年4月16日，赵川鹏向米其儿公司发送了《解除“米其儿品牌特许授权协议”以及“米其儿托乐嘉门店转让协议”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上述协议，返还已交款项。此后，仍有多名学员陆续向涉案门店交纳学费，但该费用未进入赵川鹏账户。

二审庭审中，赵川鹏述称，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米其儿公司仅口头告知其在册学员数量很少、盈利很好，但从未正式披露过具体情况。米其儿公司承认未书面告知过赵川鹏在册学员的数量、学习周期等情况，但认为赵川鹏多次到涉案门店内实地考察，应当已经了解相关情况。关于涉案门店交接状况，米其儿公司称双方已就涉案店面物品进行了交接，但赵川鹏认为自身并未接手涉案店面的正式经营，涉案店面物品也未实际交接。双方还就员工工资及房租等事宜存在纠纷争议。

2016年7月29日，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决定解除当事双方间曾签订的两份《协议》，责令米其儿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川鹏退还涉案合同款项493648元，并驳回当事双方的其他诉讼及反诉请求。

米其儿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7年2月9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目前，市场上针对婴幼儿群体开办的早期教育培训机构品牌众多、发展迅速，这类培训机构多采用授予被特许人特许经营权的加盟模式，以实现品牌的快速扩张。在此过程中，因特许经营合同约定不规范、特许经营事项不明确、特许人资质不完备、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不到位等因素，造成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的情况日益增多。本案二审判决，厘清了相关的法律问题，对规范培训机构的特许经营活动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对于此类纠纷有三项重要借鉴意义：

（一）释明了解除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法规适用问题。二审判决明确了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均是民事裁判文书的引用依据，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二）进一步厘清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所涉被特许人单方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及条件。二审判决明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授予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是一项法定权利，旨在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被特许人进行倾斜性保护，以规范特许经营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同时，该项单方解除权有两条行使条件，一是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特许人的特许经营资源，二是处于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间内。

（三）明确了涉案机构已在册学员数量属于特许人应当披露的信息。《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一、二十三条规定，特许人若未在特?S经营合同订立前至少30日，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提供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上述条款的目的在于强制特许人披露对投资风险和利益至关重要的信息，促使被特许人能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作出最佳的投资决策。本案中，已在册学员的数量信息直接关系着被特许人针对此特许经营网点的投资预算，属于前述规定的应当书面披露的信息范围内，被特许人据此主张解除涉案特许经营合同并无不当。

第五篇：关于农信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调研思考

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改进农户小额贷款，不断增加小额信贷的服务内涵，解决小型企业和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扶持了小型企业和农业的经营生产，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支农水平，充分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农村信用社在从事信贷业务中，虽然在加强内控管理，改善资产结构，降低不良资产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但

在维护自身金融债权，防止信贷资产流失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审理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1）法院收案剧增。农村信用社为了盘活不良资产，除了自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组织清收，大部分无法清收的贷款起诉到法院。2006年xx县农村信用社向我院提起诉讼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仅为164件，2007年就上升到253件，而今年1－6月份，我院已受理该类诉讼案件262件，同比前两年同期平均受案数增长152％。

（2）诉讼标的额有增大的趋势。由以前的数千元，上升到现在的数万元至数十万元。

（3）相当部分案件缺席审理。以我院民二庭为例，今年上半年该庭共审理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139件，判决结案129件，占总案件数的93％，其中缺席判决的91件，占总结案数的71％。缺席审理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被告下落不明，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二是经法院传票传唤，作为借款人的被告抱着借款是事实，反正没钱偿还，担保人则抱着反正钱不是我贷的，法院怎么判都无所谓的心态，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4）借款大部分无财产抵押担保。近几年，农村信用社侧重采用信用贷款的方式，无法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

（5）贷款对象以农民和个体户居多。农户贷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的投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贷风险。

二、执行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的问题。

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行为，存在着贷前审查不严和贷后管理防范疏漏等方面的问题，因而信贷资金安全受到威胁。

（1）农村信用社发放的贷款虽有担保人担保，但相当部分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家庭资产不足以偿还借款，有的甚至连其基本最低生活也难以保障；

（2）债务人之间互相担保，担保人重复担保。在执行中发现此贷款的债务人又是彼贷款的担保人，有的担保人在几起案件中同时出现，但信贷人员却视而不见。只注重担保的形式要件，而不注重担保的实质要件，将担保流于形式；

（3）贷前审查把关不严。个别信贷人员对申请贷款的农户审查不到位，对借款人、担保人的主体资格、经营状况、借款用途、有无还贷能力疏于审查，造成贷款到期无法收回。或者明知借款人资信较差，放贷风险较大，但只要有担保人仍给予放贷。实际上有的担保人在多起贷款中担保，根本无力履行担保责任。如本院在执行金贵信用社与洒建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该贷款户的担保人杨伏祥就声称曾给本村的20多家贷款户担保过。

(4）贷后监督使用、跟踪管理不到位。在执行此类案件中发现，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贷款，但借款人却用来建房、婚嫁等消费方面，甚至个别农户在贷款后直接用于赌博，借款用途和实际用途不一致；有的借款人借款后，即跑到外地经商或打工，不知去向，信用社对此情况一无所知，以致起诉后，无法直接通知被告（借款人）应诉，这也是造成法院缺席审理的原因之一，也直接导致案件难以执行，此类案件占借款合同纠纷未执结案件的70％左右。

（5）贷款担保方式单一，对信贷资金安全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一般信用社要求农户为贷款提供必要的抵押物，但由于农户借款普遍缺乏有效抵押物或抵押物价值不高，同时抵押手续繁琐，评估费用较高，农户难以接受，并且抵押物价值与农户信贷资金相差悬殊，造成一些信用社只能被动发放担保贷款的局面。

（6）垒大户贷款，人为形成信贷风险。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放款都是人为操作，个别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管理方面的漏洞，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贷，夫妻、子女齐上阵，a社贷了b社贷，b社贷了c社还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户”，最终诱发信贷风险。（如黄建荣、杨桂森夫妻借款合同纠纷数案）。

（7）跨乡镇贷款。有的农户在所属乡镇信用社有贷款尚未偿还，又通过种种渠道到其他信用社贷款，个别信贷人员在“人情”，“关系”“金钱”面前违反制度而给予放贷。由于对此类贷款户个人及家庭情况缺乏了解，致使贷款到期后才发现该农户早已负债累累，根本无能力偿还。在执行中发现几家信用社同时申请执行一家贷款户的现象。甚至还

发现从外县市来我县信用社贷款的情况，到执行时才发现该贷款户早已不在原籍居住，至今下落不明，而信贷人员对此情况竟一无所知。（如盐池县人何生存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8）到期贷款催收不及时，导致到期债权和担保超过诉讼时效。个别信贷人员缺乏责任心，在贷款到期后不及时发送贷款到期催收通知书，致使担保人因超过担保时效而免除担

保责任，在执行中发现，最小一笔免除担保人责任的贷款案件标的额二万元（如屠正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最大一笔免除担保人责任的贷款案件标的额竟达四十余万元（如赵新存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此类贷款因担保人免责，主债人无偿还能力或下落不明，至今仍无法执结。

（9）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个人或企业恶意逃避债务而造成收贷难、执行难。一部分个人或企业信用观念淡薄，存在“敢借、敢用、敢不还”的赖债思想，想方设法逃避、悬空信用社的债权，达到“轻装上阵”的目的，形成了不良贷款。（如xx县西夏粮油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三 农村信用社降低信贷风险的对策。

（1）、农村信用社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对发放贷款实行贷前审查，贷后监督，责任到人，跟踪管理。对贷款的使用、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偿还能力有否变化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回笼；

（2）、建立健全和落实信贷人员承担信贷风险制度。对确因信贷人员责任心不强或严重违反信贷制度而造成的信贷风险，在调查核实的情况下，由信贷人员和相关责任人按比例承担所造成风险的贷款份额，以此警示信贷人员和规范信贷行为，对涉嫌经济犯罪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追究其刑事责任，打消信贷人员所持有的“收不回来有法院”的依赖心理。

（3）、建立贷款农户诚信调查制度。诚信调查对避免贷款风险起着很大作用，信贷员在对农户发放贷款前，可以着手从农户按时缴纳水费、电费、电话费等方面进行基本诚信度的调查，从中发现农户是否有不良信用记录，对收集和掌握到的农户从事经营活动情况、收入情况、还款记录等信息资料，应建立完整的个人档案。并依靠村、镇干部和村级基层组织反映的情况正确作出诚信判断。信用社还可以与法院执行机构沟通被执行人名录，形成一种长效的贷款农户诚信体制管理机制。

四 解决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1）、以案件审理为抓手，审理中兼顾执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就应注意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及个人信息，并及时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在审理中兼顾执行。利用巡回法庭、委托调解等司法便民新举措，对及时的找到欠贷农户就地审案，减少案件审理的缺席判决率。并在审理中加大案件调解力度，提高欠贷农户的自觉履行率。并邀请镇、村干部一起上门做工作，强化欠贷农户的信用观念，促使部分农户主动还贷，以点带面做好农户的宣传工作，促进农村信贷环境进一步好转。

（2）、加大执行力度、创新执行方式。对欠贷不还的被执行人在所在村、社区和打工单位开展公告曝光活动，向社会征求执行线索并悬赏执行，在社会上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对查实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选择典型案件加大执行力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用足、用好强制措施。让不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因拒不履行、不讲诚信而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更高的拒执成本

（3）建立法院与金融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各专业银行、信用社和法院执行局定期在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执行法官要针对审判、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方面的疏漏，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予以反馈，以健全金融机构的信贷制度，防范金融风险。同时，执行局要协调各专业银行、信用社对欠贷不还的被执行人在金融系统内部进行通报、曝光。在金融机构内部形成一种联防机制，使信用差的被执行人在金融各部门无立足之地。

（4）对农村信用社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除要求农村信用社采取责任清收、奖惩清收、依法清收等手段外，应出台一些有利于信用社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明确农村信用社的权利、地位、义务经营范围、管理体制、政策措施，既为农村信用社的权益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又使信用社在新时期合法经营给予规范和约束。

xx县是一个以产粮为主的农业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又紧邻银川的北大门，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发放量较大。在如何降低信贷风险，保证小额贷款的回收和再循环方面，不仅仅要依靠法院，更要举全社会之力，联手围攻，标本兼治。同时，农村信用社要通过改革，不断加强自身管理，在内控制度和机制管理方面下功夫，在防范信贷风险上逐渐完善制度，不断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在改善资产结构，降低不良资产，维护自身金融债权，防止信贷资产流失方面跃上新台阶，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