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环节中的证据要求与检察官心证形成过程

第一篇：公诉环节中的证据要求与检察官心证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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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环节中的证据要求与检察官心证形成过程

作者：付琳 杜旅军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9期

作者简介：付琳（1982-），女，法学硕士，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杜旅军（1978-），男，法学博士，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

【摘要】从两起笔者所承办的“零口供”案件来看公诉环节中的证据要求，证明标准，以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案件过程中心证形成的过程

【关键词】心证形成；证明标准；证据锁链

如果用老百姓的眼光来看待刑事诉讼，那检察官则代表了公诉案件的“原告”，但是区别于民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中的原告，公诉方追求的显然不是获得经济补偿，或者对犯罪人的报复，而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这一目的决定了，虽然检察官站在“原告”的位置上，但追求的并不是偏私一方，而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而推动刑事诉讼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每个具体案件的承办检察官，对案件也不是单纯机械的输出，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形成自己内心的判断，笔者认为，案件审查的过程就是检察官心证形成的过程。下面，笔者就从所承办的两个“零口供”案件谈起：

侦查机关指控：2010年10月4日凌晨2时许，犯罪嫌疑人占某伙同黄某、蒋某某（二人已判决）经预谋，在本市成华区圣灯乡崔家店村7组成都理工大学旁一条小路上，持刀将骑电动自行车路经此处的被害人冯某某、曹某某夫妇拦下，并将二人拖进路边一废弃的空房内，用刀将被害人冯某某的左大腿刺伤，采用捆绑、搜身、语言威胁等方法，抢走二人现金600余元、黑色诺基亚2700型手机一部、黑色诺基亚N72型手机一部、枣红色安达尔牌电动自行车一辆等物品。

被告人占某在归案后一直零口供，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坚持称自己在案发时从未到过案发现场。

承办人在审查案件时发现，同案犯黄某、蒋某某的供述相互矛盾，黄某的供述一直比较稳定，供述了自己参与抢劫的事实，同时还供述称占某也参与了抢劫，而蒋某某的供述则前后矛盾，开始称占某没有参与，是占某的同事参与的，后来连自己参与抢劫也予以了否认。

证人易某某在侦查阶段曾经陈述，在案发当晚是和占某一起去上网，后来还去吃了宵夜。但再次对其进行询问时则说不能确定和占某是否一起上网，只能确定12点左右一起回的寝

室，他和占某没有睡一个房间。而经公安机关核实网吧上网记录，也并未显示占某和易某某上网记录。

被害人冯某某称自己当时的大腿被刺了一刀，流血很多，头很晕，无法对被告人占某进行辨认，被害人曹某某的辨认笔录是在将被告人占星挡获后，事隔一年多才做出的，在其辨认中称因为当时被告人占某给其丈夫冯某某点了烟，所以其印象深刻。

承办人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分析，认为本案虽然被告人一直“零口供”，但97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的，也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综合全案证据，承办人认为本案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锁链，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排他性结论。虽然同案犯黄某和蒋某某的供述存在相互矛盾，但经过审查，承办人发现，被告人占某和黄某是一般的同事关系，而和蒋某某认识时间较长，并且是在占某上次犯抢劫罪后，在少管所关押时认识的朋友。而黄某前后供述稳定，对案件经过进行了客观的描述，而蒋某某的供述前后矛盾，所以承办人认为，同案犯黄某的供述可信度明显高于同案犯蒋某某的供述；证人易某某的陈述也前后矛盾，并且未得到相关书证的证实，采信度较低，即使采信证人后一次的证言，占某也有充分的作案时间；而两名被害人的陈述，承办人认为是可以采信的。大腿被刺中一刀的冯某某称自己因为受伤，当时人很晕，所以记不清楚，无法辨认，而被害人曹某某的辨认笔录虽然是一年多之后才做出的，但其丈夫被刺伤是一特殊事件，不排除被害人的印象很深刻，同时被害人还称当时占某给其丈夫点了烟，所以认得占某，其对细节的描述也可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

承办人认为，虽然本案中存在不利于起诉的因素，但证据已达到起诉标准，可以提起公诉。后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认定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占某所犯罪行成立，定罪正确，予以支持。成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4日判决占某犯抢劫罪，判处罚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另一起案件，侦查机关指控，2011年7月3日19时许，犯罪嫌疑人余某某驾驶自己的川A-Y408U东风标准408轿车，搭乘受害人王某某，以找个安静地方聊天为由，将被害人王某某带至成都市成华区双水碾村建设住宅A区工地外的路边，强行与被害人王某某在车内发生了性关系。后被害人报警。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从归案后至审查起诉阶段一直坚持称被害人王某某是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而非强迫，王某某事后报警是因为听见其妻子给自己打电话，觉得自己感情上受到了欺骗。同时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犯罪嫌疑人陈述了许多案件的细节，比如案发当时周围有很多大车经过，其并没有强行将被害人锁在车内，并且其所驾驶的汽车在车内也无法上锁等。

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人询问被害人王某某时，被害人王某某态度模糊，虽然称自己不是自愿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发生性关系，但是对于具体细节不愿意回忆，并强调不要因为此事让

司法机关再来找她，后来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拿来了一张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但是此时已经无法联系到被害人。

被害人在公安机关陈述案发现场很黑暗，周围没有人，但是经承办人核实，案发现场是个在建工地，附近经常有大型货车经过；被害人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当时被犯罪嫌疑人反锁在车里，但是经承办人核实，犯罪嫌疑人所开汽车无法从里面锁上；犯罪嫌疑人称案发时，自己的老婆曾经给自己打过两个电话，被被害人听见，所以被害人后悔与自己发生了性关系，经承办人核实犯罪嫌疑人通话记录，犯罪嫌疑人老婆确实在案发当时给犯罪嫌疑人打过电话。

承办人认为，本案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无法得出唯一排他性结论，后经检察长批准，依法做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两起案件，同样是犯罪嫌疑人“零口供”，但是所做出的处理却截然不同，这就不得不说说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和检察官心证的形成过程。

综观世界各国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各国的公诉证据标准在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基本一致，即公诉时应考虑“现实的定罪预期”，或称“获得有罪判决的可能性”，即公诉证据标准是“充分、足够的证据或者嫌疑”。[1]

笔者认为，我国的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是从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角度，运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诉讼证据，依照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刑法所规定的罪名、罪状进行论证所要求的证据总和，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指控犯罪。也就是说起诉公诉案件应当符合的是公诉证据标准，而不是应当具备了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的定罪证据标准才能提起公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定罪证据标准，是人民法院经过审判确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所需证据的总和。在我国，公诉证据标准与定罪证据标准是最为接近的证据标准，公诉证据标准在内容上决定着定罪证据标准的范围，是定罪证据标准最主要的依据。但二者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从范围和功能上看，公诉证据体系是控诉体系，证据运用的侧重点在于立论。而定罪证据体系是综合体系，有控有辩，有立有驳，还有法庭的综合查证和证据采集，证据结论是庭审查证的结果；二是从效力上看，公诉证据标准是审查公诉环节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带有相对确定性。定罪证据标准是对案件事实的终局决断，也就更加细致和严密，更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三是从查证方式上看，公诉阶段的查证采用对诉讼参与人公开的方式进行，有些诉讼参与人权利的行使受到一定的限制，查证的结果有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定罪阶段的查证一般采用公开审判的方式进行，诉讼参与人权利的行使不受限制，查证结果也更加全面和客观。上述两起案件的处理，正是基于其是否达到了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而做出的。

“自由心证”一词属于大陆法系的法概念，英美法学中缺乏对应的专门术语。自由心证，即对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评估，这就是自由判断原则。龙宗智教授认为，我国的证明模式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印证”。印证证明模式仍然属于自由心证体系。然而，作为自由心证的一种亚类型，与典型的、通行的自由心证制度又有着明显的区别。[2]比如案发现场仅留有一枚指纹的盗窃案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下，可能会被认定为无罪，因为缺乏相应的证据进行“印证”，但是，在典型的自由心证的体制之下，是有可能会被判有罪的。

在我国，检察官提起公诉，首先考察的是案件必须具有一定的证据，检察官在完全不具备有罪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提起公诉，可能是滥用职权的行为。而是否达到了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则是承办人自己内心判断的结果。承办人在审查案件的过程，其实就是承办检察官心证形成的过程，在心证过程阶段，只要承办人相信全案的“争点”证据锁链已经形成，能够预判庭审阶段的疑点已经扫除，承办人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内心确认。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3]检察官也是一样，我们判定事实的内心感受必须是强烈的，至少能够说服自己的，只有首先说服了自己，在法庭上，才能够说服法官。在第二起案件中，承办人首先无法说服自己，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对庭审中辩护人可能提出的疑点更加无法反驳。虽然我们反对先入为主的审查案件，但检察官在审查过程中形成的认识和判断，应该不在先入为主之列。审查起诉阶段中检察官的主观活动可划分为运用证据进行的“事实判断”与考虑其他因素进行“起诉裁量”两个阶段。在这两起案件中，承办人在分析证据的同时也综合考虑了其他因素：第一起案件中，如被告人占某有抢劫犯罪的前科，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会再次犯案，但可以有助于承办人对犯罪嫌疑人品格的判断；被告人占某在承办人进行讯问时，对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不能自圆其说，只是一味强调自己没有犯案；第二起案件中，不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都稳定，并且很细致，相反，被害人则态度模糊，这与一般强奸案件的受害人强烈的希望犯罪嫌疑人得到惩处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认识的经过，虽是犯罪嫌疑人主动搭讪，但是被害人也并未表示出反感。这些都为承办检察官心证的形成提供了可靠并且有力的依据。事实上，检察官根据证据进行事实判断是审查起诉的必经阶段，审查起诉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根据证据做出的单纯的判断，检察官也不是进行单纯重复操作的“机器人”。过多重视外在因素的裁量而不关心内在事实的确证，在研究方法上有本末倒置之嫌。检察官的“心证”形成，要能够说服自己，在法庭上要能够说服法官。在第一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承办人通过在法庭上对被告人占某的讯问，针对被告人占某的辩解，一系列的举证，证实了占某是参与了本次抢劫的。相比之下，被告人占某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则显得苍白无力，笔者相信法官的内心确认也是在那时形成的。参考文献：

[1]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8.[2]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91-194.[3]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93.

第二篇：试论多媒体法庭示证在公诉案件中的应用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中庭审制度的改革，引起了科技强检的思考，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办案公开、公正、规范已成为趋势。伴随检察机关指控犯罪、证实犯罪的水准愈来愈高，控辩双方抗辩能力的综合运用水平不断向深层次发展。转变观念，适应形势，利用高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案件质量已成为执法机关当务之急。因此，使用多媒体技术庭上示证和它所带来的庭审效果，庭上效应，将成为推动检察机关执法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强大动力。

多媒体法庭示证，是指检察机关对出庭支持公诉的案件，需在法庭出示的相关证据输入计算机，通过电脑将证据编辑、整理，在法庭出示证据的过程。也就是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七种类型的证据输入电脑，通过计算机处理传递到大屏幕出示，清晰、生动的展现在法庭上。多媒体示证系统的应用，不仅增强了证据的透明度和诉讼的对应性，而且协助公诉人完成出庭公诉任务，提高公诉水平，保证庭审的公开、公正和高效。它对于庭审中组织证据，固定证据，运用证据，揭露犯罪，证明犯罪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公诉人在法庭上的指控。因此，运用好多媒体技术，是推动庭审改革顺利发展的有力保证之一。

一、多媒体示证是庭审制度改革的需要

随着庭审方式的不断变化，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将高科技力量融入办案过程，增强出庭支持公诉的效果，是庭审改革的客观要求。运用多媒体示证，能够真实地、直观地、形象地将证据展示在法庭上，使证据发挥最佳的证明效果。这也是公诉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践证明，其积极作用表现为：

1、社会效果显著。在案件的开庭审理过程中，由于采用电脑笔记本，投影机(投影布幕)视频展台等高科技手段，公诉人得以将案件证据有序的排列组合，使证据全面生动地展现在法庭上，使旁听群众得以全面了解案情，有助于提高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地位和威信。通过公诉人有力的发言，辅以全真的投影效果，明显提高了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案件的法律效果，对普及法律常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并不失时机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同时，多媒体技术在庭审中的应用，改变了庭审中出示证据的方式和表现形式，对于驳斥狡辩，遏制翻供，发挥证据的效力都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

2、法律效果明显。第一，多媒体示证，提供了最佳的证据表现形式，现场批注，证据直观，突出重点，简捷明了，是多媒体示证独有的功能。传统地出示证据方法，一是照本宣科，胡子眉毛一把抓，无法突出重点，听者很难捕捉到要害，容易失真；二是选择性、跳跃性的宣读，前后不连贯，思维断层多，使听者信其真而疑其漏。靠公诉人的语言表达，对复杂的经济案件，大量的往来凭证、帐册、票据等证据，用语言很难简单、恰当地表达清楚，审判人员当庭也很难理清头绪。利用多媒体示证，将证据通过大屏幕搬到每个人眼前，当庭展示，还能用不同的颜色显示，用直线、斜线、方框、圆圈局部放大，闪烁进行现场批注；还能用文字加以说明，把繁杂变为简捷，把模糊变为清晰，把小的看不见的变成大的看得清的，展现证据。随着公诉人的宣读或要点说明，在大屏幕滚动中使人看得清楚明显，是非曲直一揽无疑，可以省去许多赘述。证据的证明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大大增强了各类证据的效力。

第二，多媒体示证，利用转换再现这些信息的内容，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具有很强的直观性，连续性，稳定性，真实性，大信息量的特点。它能使各种证据配合使用，真实生动，环环相扣，紧凑简捷，一目了然，并可直接证明或交叉印证某一案件事实情节。

第三，多媒体示证，可使视听资料展示得如鱼得水，并能及时全方位的把行为人的语言、表情、动作和所处的环境和位置明示出来。这种独特的证明手段是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

3、举证效果突出。公诉人开庭前将示证目录预先编排，编入程序。在法庭上按顺序展示或选择展示，极大的提高了庭审效率，对于被告人具有较强的震慑力。多媒体示证一改过去传统的一撂卷宗，一支笔的模式，变证据宣读为证据提纲，简捷概括，庭审中读的少了，说的多了；查卷、翻卷的少了，现场中利用多媒体出示的多了。既省时，省力又减少了劳动强度。使公诉人能集中更多的注意力到控场应变上来。若有必要辨认、辨别物品也可更直观的在屏幕上显示，减少执行法警穿梭庭中，缩短了庭审时间，也避免了庭审秩序的松散。

4、使用方法简单。利用多媒体示证，公诉人只需要具备基础的计算机知识，即可熟练掌握和运用。多媒体示证具有制作简单，携带便捷，操作方便等特点。出庭前，公诉人根据出示的需要，依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的顺序，将直接证明犯罪的各种询问、讯问笔录、证明材料，鉴定结论、照片、图表、单据、录像等证据通过红外线扫描，拍照，视频采集后输入电脑，通过编辑、整理，形成有效的证据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