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贪查案理念应由查明案件向证明案件转变之思考
xx在他的博文中说：“本院所办的自侦案件，85%的被我们公诉口给‘帕死’了，产生了自侦部门与公诉部门的对立情绪，说实在的公诉部门的办案人员也很委屈，究其原因，并非认识上的偏差，而是达不到起诉条件。”
由此可见这类现象在检察系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非同小可性。故此笔者想到了办案理念的不同及转变。所谓不同，就是自侦部门有自己的一套“立案标准”，公诉部门也有自己的一套“起诉条件”，这一个“标准”、一个“条件”虽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事”一到“具体”就难咬合、难一致、难梳理了。
检察事业要发展，反贪部门要办案，党和人民要结果，怎么办？笔者的思考是，反贪部门要“率先转变”查案理念，也就是说，在坚持反贪“立案标准”的前提下，查案理念要迅速由“查明案件”向“证明案件”转变，以适应公诉部门的充要地“起诉条件”。
“查明案件”与“证明案件” 二者的区别在于：“查明案件”是侦查人员做到心里明白案件的事实与真相；而“证明案件”是侦查人员做到让公诉人员、审判人员明白案件的事实与真相。可见这种区别，不是一般的区别，“查取”是为了“证明”，但“查取”绝不可能等同于“证明”。
在反贪查案实践中，侦查人员从线索初查开始到案件侦查终结，通过办案的获知与厉练，对于整个案情，可以说是 “一清二楚”；大到案件起始、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过程和手段；小到中间的诸多环节及细节，都能掌控在握，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你要让别人也能够“头头是道”，无论是在批捕、起诉、审判诸诉讼阶段上也能够被认定为“头头是道”。
如斯，我的思考主旨是：反贪查案要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迅速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其实质就是要遵循现代司法活动中“以证据为本”的原则。
思考之一 侦查要从单一“收集证据”，向“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证明案情”这“三大要约”复合同步的转变
在“查明案件”的思想观念牵引下，“侦查中心主义”无疑是站上风的。其一是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上，过分依赖直接当事人的口供，往往先入为主，忽视收集证据的全面性、充分性和客观真实性；其二是重视有罪证据的收集，忽视与案件相关联的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其三是重视证据的证明结果，忽视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证明案情”这“三大要约”复合在一块同步运作，就是要跳出“侦查中心主义”的圈子，在全面充分收集证据的同时，对于证据关联性和排除矛盾点以及合法有效等进行综合、系统、统筹地考虑，尤其要把重心向后两个方面倾斜，也就是说，要站在或倒向“起诉条件”这一边，要无条件的服从于“证明条件”。为了使这一“复合同步机制”成为反贪查案的有效和长效机制，反贪部门有必要在内部分设出“证据预审科”，其职能就是对获取来的若干证据进行专门专人审查，一方面审周全，主要的是审关联和合法，同时对取证方向给予引导。如若人员紧张，可以在每个办案组中明确一名“预审检察员”，对每一天，每一时间段所取得的一切证据都要及时地交由其“全天候”的把控，分类、分析、梳理、归纳，排除矛盾，消除疑点；并提出重新取证或补证的要求。不见预审检察员的书面或口头答复，不开展下一步取证工作。如遇所取证据种类多且杂的情况下，整个办案组可全员一起动手，选择一段时间集中进行审查，以利第二阶段的取证工作正常开展。
思考之二 坚决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绝不搞“有罪推定”
我的不成熟想法是：宁肯少办一案，也不错办一案。一时少办一案大不了挨顿批评，过后还可多办；而办错了一案不仅给当事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也给一级级的领导带来牵连。所以说，我们要叱咤更要理智，要成效更要安定。
在反贪查案中，根据证据三性的特征，应重视对相关的证据的收集，而不能凭主观臆断来定案。对证据中反映出来的合理疑点，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所产生的疑点，一定要认真审慎地去调查排除，并使之证与证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从而证明案件事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在全国公诉会议上说，对于有疑点、有矛盾的证据，决不轻易放过，一定要认真核实甄别，确保真实可靠。邱检的讲话，我们在查案中一定要严格遵守。
在今后的办案实践中，对于缺乏证据支持的有些情节，我们不要认为对整体影响不大而草率地予以认定。同时更要摒弃那种为了把案件办成功，而将证据不充分、不足，事实不怎么清的案件当作事实已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来等同视之。在证据还没有达到“证明条件”的情况下，对于还没有完全丧失取证条件的，一定要继续取证，排除万难的把要取的证取到位，夯实完善证据；一但取证条件丧失，无法使证据达到公诉“证明条件”，那么就要“忍痛
割爱”，该放弃的就要毅然决然地放弃，该中止的要中止，该撤案的就撤案，不能有丝毫地迁就或眷恋。
思考之三 放开眼界，敞宽胸怀，邀纳公诉“引导取证”
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对刑事证据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公诉部门积极引导自侦收集有效证据，是为了提高所收集证据的质量，使公诉指控得到法庭确认，这也是自侦部门所求之不得的。
笔者认为，引导取证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为出庭公诉准备充分的证据，而非“引导侦查”或“指挥侦查”，因为这是法律属性的问题。所以说，首先要明确定位。公诉干警准确把握这一定位，掌握好引导取证的时机，重点针对证据是否符合庭审要求开展“引导”工作。其次是要明确责任。主要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在“引导”工作中要做到“相互配合”“不联合”。就是将“关口前移”，对已经立案的自侦案件，在自侦移送之前就提出收集证据的指导性意见，用符合起诉的证据标准要求侦查部门在移送案件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据。二是“引导”意见以主诉检察官发表为主，若主诉检察官感到意见难以确定时，则由部门负责人或分管领导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提出“引导”意见。其三要明确目的。“引导取证”所追求的目的就是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而，“引导取证”工作要围绕这一法律标准。就要使言词证据由不确定性向稳定性转变；使实物证据间的关系由离散性向关联性转变；使犯罪行为的特征由自然性向法律性转变；使取证行为由随意性向规范性转变。
作为反贪部门要主动邀约主诉检察官全面听取行将侦结或已侦结案件的情况通报，听取通报的时间应安排在移送之前。为了畅通联系，沟通信息，双方应互设一名“联络员”。
第二篇：劳动争议类案件立案之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建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法院受理劳动争议类案件在数量上呈现遂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劳动者关于工资、解雇、工伤、社会保险、侵犯人身自由的争议明显增加。劳动争议类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审理此类案件中不仅要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还要参照适用国家有关劳动政策及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鉴于此类案件的复杂性，笔者从立案的角度出发对此类案件的受理谈一点浅显的认识。所谓劳动争议又称劳动纠纷，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中所产生的争议或纠纷，它是基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而产生的。
一、关于案由我国《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规定的劳动争议类案由只限于劳动合同纠纷、集体劳动合同纠纷、事实劳动关系争议及劳动保险纠纷这四类。笔者认为此四类案由不足以反映劳动争议案件的性质，种类和特点，此种划分显得过于宠统，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以劳动争议纠纷为案由的情况，案由确定不能够准确反映出案件的性质和特点。鉴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可否根据《劳动法》及“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将劳动争议类案件的案由分为以下几类：
1、因用人单位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引起的纠纷；
2、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引起的纠纷；
3、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纠纷；其中包括终止、解除、变更、续签劳动合同产生的争议。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劳动争议纠纷，如转移劳动档案纠纷等；另外，还可以在以上四类的基础上加以细化，如因保险引起的纠纷中又包括因工伤、医疗、生育、待业、养老保险等引起的纠纷。
二、关于仲裁前置程序劳动法第79条规定：“争议发生后，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明文规定了劳动争议类案件只有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不服或对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不服的法院方能受理，这即所谓“仲裁前置”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该“前置程序”越来越不适应现今社会对劳动者保护需要，甚至从某些方面削弱了对劳动者的保护，阻碍了劳动力的发展。理由如下：劳动法第82条对申请仲裁时效作了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相关法规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样，仲裁时效就限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0天内，60天的期限与“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6个月的时效规定在时间上大大的缩短了，况且劳动者权利被侵害只有发生争议的前提条件而非必然之结果，司法实践中按此规定执行的“前置程序”大都名存实亡而留于形势，所以该种“先裁后审”体制在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利益上的缺点和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亟待改革的。笔者赞同在劳动仲裁与诉讼的关系上实行“或裁或审”、“当事人选择”的体制。
1、所谓“或裁或审”即仲裁与诉讼相互排斥，适用仲裁就不能适用诉讼程序，反之亦然。
2、所谓“当事人选择”即把仲裁与诉讼程序的选择权完全赋于当事双方，实行协议优于申请、申请在先和诉讼优于仲裁的受理和管辖原则。具体的就是当事人协议选择何种处理程序，就只能采用何种程序，单方的申请不能改变协议的选择；若双方无协议，则适用当事人一方选择并申请的程序；如一方申请仲裁，而另一方申请诉讼，以优先申请的为准，如在同一时间一方申请仲裁而另一方申请诉讼，则适用诉讼程序。
三、关于主体
1、劳动争议类案件因存在“先裁后审”的程序，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起诉，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将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但法律规定此类案件应以当事人双方为原、被告；而不应将仲裁委员会作为被告。
2、法律规定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与劳动争议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依法可以参加诉讼。如裁决结果要求第三人履行某些义务，第三人不服的，可作为原告起诉，而被告则为仲裁程序中的其它当事人；如第三人未提起诉讼，法院在审理其他当事人提出的劳动争议案件时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
四、关于工伤纠纷的立案所谓工伤即劳动者因履行劳动合同，在工作中受到的伤害，包括因工受伤、致残、死亡以及患职业病等等。劳动者的工伤认定由劳动行政部门确认，一经确认即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在遭受职业危害而患病或死亡、致残后能及时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并得到相应的待遇。近年来，有相当多的企业尤其是个体经营者及私营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工伤事故发生后不积极主动为职工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待遇申报，等受害职工到劳动行政部门要求仲裁，又被仲裁机构以超过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持劳动行政部门的“不予受理通知”向法院起诉，要求企业为其办理工伤确认及伤残等级和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待遇。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立案人员会以劳动争议类案件给予立案，然后由法院委托劳动行政部门为其作工伤确认和伤残等级及劳动能力
鉴定。笔者认为这样不妥，正确的方法应当是：
1、职工及其亲属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行政机构申诉，要求认定工伤；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只要符合受理条件，仲裁委员会就应受理而不应以超过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对劳动社会保险行政机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2、职工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行政机构申请，要求伤残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当事人对伤残等级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职工对劳动仲裁委员会在处理工伤方面的劳动争议过程中委托劳动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伤残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不服的，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应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进行，经过仲裁不服的法院应当立案受理。
3、职工因工伤待遇给付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属于劳动争议，经过仲裁程序后不服的可向法院起诉，但是职工与社会保险机构发生的工伤待遇给付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职工可向社会保险机构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三篇：儿媳列为赡养案件被告之思考
在审理农村赡养案件过程中，笔者发现赡养案件主要基于下列三种情况，一是认为父母偏心，二是认为分家不公，三是婆媳之间矛盾。对前两种引起的赡养纠纷，只要法官能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和法律教育工作，基本上能调解解决，即使是判决，儿子与媳妇也能接受。但对第三种引起的赡养案件，往往很难处理，下判也容易引起矛盾激化，主要原因是媳妇与公婆有矛盾，坚决不同意赡养，如果赡养，就以死威胁，要么就是回娘家或者与丈夫闹离婚。由于媳妇不是案件当事人，对其行为，法院很难采取措施，影响案件正常处理，因而只能在其丈夫身上下功夫、做工作，但效果不是很好。故提出设想，将媳妇列为赡养案件的被告，这样有利于赡养案件的处理。笔者认为，媳妇成为赡养案件的被告是能够成立的，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其理由，以期抛砖引玉之效果。
一、从现实情况来看，将儿媳列为被告有利于案件的解决。从赡养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不少家庭是妻子当家作主，丈夫在家无地位，唯老婆是从，老婆讲一，丈夫不敢讲二，而不是男女平等。老婆与父母有矛盾，丈夫不是从中做工作，化解矛盾，而是附随妻子，帮助妻子与父母吵骂，甚至和妻子共同殴打父母。妻子不赡养公婆，丈夫就一粒米也不给。所谓“妻管严”现象在赡养案件中特别突出，如果丈夫在家说话有份量，一般都不存在赡养纠纷的问题，除确无赡养能力和极个别的“不孝子”外。笔者也作了一些调查，结果表明，就是在“妻管严”的家庭中，只要媳妇能宽厚待人，不斤斤计较，家庭都比较能和睦相处，赡养也不会存在问题。但一旦儿媳与父母的关系恶化，就很容易产生赡养纠纷，并且易激化矛盾。但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出现赡养纠纷，父母只能将儿子告上法庭，要求儿子尽赡养义务。由于媳妇不同意赡养，儿子不是不肯就是不敢赡养，任凭法官做工作都无济于事。媳妇不但思想不通，不表态，还在幕后操纵指挥，致使工作难以进行。当法官试图能从媳妇处做通工作时，她就东扯西拉、胡搅蛮缠，致工作无法进行。现在很多赡养案件的被告在外面打工，平时很少回来。从诉讼角度来看，送达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往往送不到当事人手上，只能让其妻代收转交或留置送达，而其妻一是会推诿，不肯签收，二是签收了，也不及时告知当事人，致使开庭时当事人不到庭，不利于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尽管《民诉法》规定可以缺席判决，但容易造成判决说理部分有事实不符的地方，当事人对法院有意见。如果夫妻都列为被告，这样夫妻俩只要有一人能到庭发表意见足可以了，妻子就再无法以丈夫未参加开庭为由来胡搅蛮缠。从执行看，也存在这个问题。当事人外出打工回来，申请人申请执行，法院采取方法送达有关执行文书后，被执行人仍未履行，法院就很难处理。因为被执行人家属不是案件当事人，不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而赡养人要生活，过日子，执行不到，老年人生活则受到影响。如果夫妻俩都列为被告，执行也就方便了。综上所述，事实表明，只有把媳妇列为被告，才有利于法官开展工作，才能正面直接做工作，才能对妨碍诉讼行为采取措施，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
二、儿媳列为被告有法理依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应为共同财产。夫妻对共有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共有财产的处分，事先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行处分。”基于夫妻对财产的共同共有权，夫妻任何一方对共有财产都不得擅自进行处理。赡养，从法律性质上讲，实质上就是将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中的一部分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移转于父母。如果妻子不参加诉讼，依照法理原则，未经妻子同意，丈夫就无权以个人名义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调解不成时，法院必将作出判决，而这判决往往与当事人配偶的意志相差甚远，甚至违背当事人配偶的意志。法院的判决必将侵犯案外人的权利，即侵犯夫妻另一方财产的共同共有权。此时，就意味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非法强制干预。并且媳妇不是案件当事人，对所遭受的权利侵害无法寻求司法救济，如上诉。所导致的结果不但与法理相违背，并且不符合司法原则。基于夫妻财产的共同共有权，夫妻俩都应列为赡养纠纷案件的被告。
三、媳妇列为被告有法律依据《老年～益保障法》第十条，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依照《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领取结婚证，就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也就是说，夫妻是一家人了。对大家庭来讲，妻子就是大家庭一名成员。《老年～益保障法》第十条、《婚姻法》第四条都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孝敬公婆，也有赡养老人的含义。《老年～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三款，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如果配偶不协助，那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很难有着落，也就无晚年幸福可言。故此，《老年～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应理解为赡养老人是夫妻俩人应尽的义务，法律才能更好地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媳妇成为被告也就理所当然。《继承法》第十二条、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媳妇尽赡养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尽了义务，就具有继承的权利。《婚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女子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就是说，孙子女、外孙子女在一定条件下，也有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义务，那么，儿媳妇尽赡养义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赡养老人是无条件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管是从法律意义，还是社会伦理道德意义上讲，将夫妻俩都列为赡养案件的被告，有利于法律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案件审理、执行社会的客观要求
第四篇：劳动争议类案件立案之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建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法院受理劳动争议类案件在数量上呈现遂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劳动者关于工资、解雇、工伤、社会保险、侵犯人身自由的争议明显增加。劳动争议类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审理此类案件中不仅要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还要参照适用国家有关劳动政策及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鉴于此类案件的复杂性，笔者从立案的角度出发对此类案件的受理谈一点浅显的认识。所谓劳动争议又称劳动纠纷，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中所产生的争议或纠纷，它是基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而产生的。
一、关于案由我国《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规定的劳动争议类案由只限于劳动合同纠纷、集体劳动合同纠纷、事实劳动关系争议及劳动保险纠纷这四类。笔者认为此四类案由不足以反映劳动争议案件的性质，种类和特点，此种划分显得过于宠统，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以劳动争议纠纷为案由的情况，案由确定不能够准确反映出案件的性质和特点。鉴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可否根据《劳动法》及“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将劳动争议类案件的案由分为以下几类：
1、因用人单位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引起的纠纷；
2、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引起的纠纷；
3、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纠纷；其中包括终止、解除、变更、续签劳动合同产生的争议。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劳动争议纠纷，如转移劳动档案纠纷等；另外，还可以在以上四类的基础上加以细化，如因保险引起的纠纷中又包括因工伤、医疗、生育、待业、养老保险等引起的纠纷。
二、关于仲裁前置程序劳动法第79条规定：“争议发生后，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明文规定了劳动争议类案件只有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不服或对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不服的法院方能受理，这即所谓“仲裁前置”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该“前置程序”越来越不适应现今社会对劳动者保护需要，甚至从某些方面削弱了对劳动者的保护，阻碍了劳动力的发展。理由如下：劳动法第82条对申请仲裁时效作了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相关法规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样，仲裁时效就限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0天内，60天的期限与“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6个月的时效规定在时间上大大的缩短了，况且劳动者权利被侵害只有发生争议的前提条件而非必然之结果，司法实践中按此规定执行的“前置程序”大都名存实亡而留于形势，所以该种“先裁后审”体制在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利益上的缺点和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亟待改革的。笔者赞同在劳动仲裁与诉讼的关系上实行“或裁或审”、“当事人选择”的体制。
1、所谓“或裁或审”即仲裁与诉讼相互排斥，适用仲裁就不能适用诉讼程序，反之亦然。
2、所谓“当事人选择”即把仲裁与诉讼程序的选择权完全赋于当事双方，实行协议优于申请、申请在先和诉讼优于仲裁的受理和管辖原则。具体的就是当事人协议选择何种处理程序，就只能采用何种程序，单方的申请不能改变协议的选择；若双方无协议，则适用当事人一方选择并申请的程序；如一方申请仲裁，而另一方申请诉讼，以优先申请的为准，如在同一时间一方申请仲裁而另一方申请诉讼，则适用诉讼程序。
三、关于主体
1、劳动争议类案件因存在“先裁后审”的程序，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起诉，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将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但法律规定此类案件应以当事人双方为原、被告；而不应将仲裁委员会作为被告。
2、法律规定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与劳动争议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依法可以参加诉讼。如裁决结果要求第三人履行某些义务，第三人不服的，可作为原告起诉，而被告则为仲裁程序中的其它当事人；如第三人未提起诉讼，法院在审理其他当事人提出的劳动争议案件时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
四、关于工伤纠纷的立案所谓工伤即劳动者因履行劳动合同，在工作中受到的伤害，包括因工受伤、致残、死亡以及患职业病等等。劳动者的工伤认定由劳动行政部门确认，一经确认即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在遭受职业危害而患病或死亡、致残后能及时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并得到相应的待遇。近年来，有相当多的企业尤其是个体经营者及私营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工伤事故发生后不积极主动为职工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待遇申报，等受害职工到劳动行政部门要求仲裁，又被仲裁机构以超过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持劳动行政部门的“不予受理通知”向法院起诉，要求企业为其办理工伤确认及伤残等级和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待遇。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立案人员会以劳动争议类案件给予立案，然后由法院委托劳动行政部门为其作工伤确认和伤残等级及劳动能力鉴定。笔者认为这样不妥，正确的方法应当是：
1、职工及其亲属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行政机构申诉，要求认定工伤；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只要符合受理条件，仲裁委员会就应受理而不应以超过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对劳动社会保险行政机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2、职工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行政机构申请，要求伤残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当事人对伤残等级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职工对劳动仲裁委员会在处理工伤方面的劳动争议过程中委托劳动鉴定委
第五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模式的转变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要求检察机关自侦查工作在工作程序、证据收集方式、侦查机制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自侦案件新型侦查模式。
【关键词】法治理念 自侦案件 侦查模式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政法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中，要深入实践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全面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今天，必须承认，我们传统的侦查模式中还存在着一些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不适应的东西，需要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模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和完善，逐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新型侦查办案模式。
一、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侦查理念，禁止违反程序办案
执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既重视实体公正，又重视程序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执法办案工作的根本要求之一。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当前自侦工作中，至今少数干警中仍然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程序虚无主义”的观念，只重视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忽视案件的诉讼程序，甚至违法调查，违法取证。这样肆意违反法定程序办案的结果，往往是不仅没有达到实体公正的结果，还有可能因为违反办案程序导致办案事故的发生，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近几年，高检院通报的多起自侦办案中发生的办案安全和错案事故，无不是因为违反办案程序的规定造成的。因此新形势的自侦办案工作必须适应社会之以法治理念的要求，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在严格遵守实体法的同时，切实提高程序意识，进一步深化对程序功能与作用的认识，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让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得到真正体现。
实现自侦办案的程序公正，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强化办案干警的程序意识，树立违反程序也是违法的观念。违法办案程序事件时有发生，关键是自侦部门干警程序意识观念不强原因所致。通过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严格遵守程序法的重要性，程序是法律的生命，遵守程序是文明办案的重要标志。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要站在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公平正义的高度，树立遵守程序就是遵守法律，违反程序就是违反法律的思想，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规则》和高检院一系列办案制度的规定办事，在执法中既讲办案结果的正确性，也讲办案过程的合法性，坚决杜绝滥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不文明办案、越权办案等违反诉讼程序违法行为的发生。要正确认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过去，由于长期流行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观念，许多干警把程序法仅仅视为实体法的附庸，认为程序法的存在就是为实现实体法的目的服务的，遵守程序规则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追诉犯罪的目的。只要能有效地追诉犯罪，即使没有完全遵守程序法的规定也无所谓。这种执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检察机关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办案，不仅造成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不当侵害，而且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办案质量，有时甚至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正确处理执行实体法与执行程序法的关系，就必须从思想上坚决摒弃忽视程序法的执法观念，真正树立起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执法观。二是在具体的执法办案实践中，要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培养依法定程序办案的能力。评价一个侦查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关键是看他是否具有依法定程序办案的能力，而不是看违法办案的能力。如果仅仅为了突破案件，随意违反法定程序办案，即使一时的效率再高，也不足取。因此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和侦查人员都要自觉遵守程序规则，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约束办案活动，不得滥用检察权进行超范围管辖；不得为了突破案件违法适用强制措施，超期或者变相羁押被调查人；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和账册，更不得违反程序规定处置涉案款物。要注意并善于审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禁止采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防止用非法证据来认定犯罪和证明犯罪。三是要严格推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高检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查办职务犯罪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笔者认为，推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在不断加大物质技术投入的同时，关键要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我们的侦查监控系统和技术设备早已具备条件，实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少侦查人员对推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第一看法。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不全面理解。诚然，一定的物质投入和技术基础是实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基础和前提，这也是高检院没有对全国检察机关时间进度作统一要求的根本原因，但能否实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绝不是仅仅依靠物质投入和技术设备就能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人员的素质能否到位。“全程”怎么理解，本人认为，全程是一个严格的时间概念，应当理解为从犯罪嫌疑人到达询问地点接受讯问的时点至本次讯问结束犯罪嫌疑人离开讯问场所时点的全过程。“同步”意味着录音录像是对讯问进程的现场直播和即时录制，不能有任何人为的剪辑和技术处理。对讯问过程录音
录像不难，关键是能否做到“全程”和“同步”。一次两次同步录音或许对大多数办案人员来说，都不难做到，要实现全程不是一件易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将询问过程固定为一种证明力极高的视听资料证据，有利于指控和证实犯罪，又是对侦查活动的全面监督，将侦查活动展现在各个诉讼环节的监督之下，是对侦查工作的规范化和办案质量的全面检验，也是确保程序公正的有效手段。
二、全面转变取证观念，重构新型自侦工作证据收集模式
保持较高的办案质量，是自侦工作深入实践法治理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案件质量高低，正确与错误，关键在于证据，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得以延续的基础。获取证据是侦查办案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侦查办案过程就是一个收集证据、证实犯罪的过程。重调研，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为此，侦查工作必须把重心放在严格依法收集、固定、运用证据上，彻底改变以往“口供”主导型的办案模式，重视言词证据而不依赖言词证据。一是证据收集重心要实现从套取口供向着重初查、秘密取证方向转变。办案实践证明，由于受“12小时”等规定的限制，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的初查工作对于全案的突破十分重要。在这一阶段，尽可能获取外围全面证据，在信息、资料掌握上占据主动，全面掌握被调查对象的财产状况、工作情况、家庭关系、社会活动等个人背景资料及社会关系网，有利于侦查人员正确选取突破点和突破时机，从而提高“12小时”的突破成功率。二是树立客观、全面的证据收集观念。全面收集供述、证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既要重视有罪证据的收集，也要重视无罪或罪轻证据的收集，要善于从当事人无罪、罪轻的辩解中，或者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中捕捉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供述、辩解和有关此类证据，应当注意收集，切不可为了能够尽快定案，对此类证据视而不见。很多情况下，由于不重视此类证据的收集，导致案件在审查起诉和庭审阶段的工作被动。三是加快实现静态取证的侦查模式向动态取证侦查模式转变。要强调同步侦查，改变以往一切等口供突破再采取其他侦查措施的做法，建立起调查取证、突破审讯、搜查、追赃等侦查手段同步进行的侦查模式，以供找证，以证促供，及时固定证据。四是善于运用谋略获取再生证据。随着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的提高，由于尚未掌握足够证据或久攻不下的犯罪嫌疑人，就要善于运用侦查谋略，调动犯罪嫌疑人及案件有关人员，寻找再生证据。转变取证思维，采取欲擒故纵等方法，通过追踪、监控获得犯罪嫌疑人串供、转
移证据、赃款赃物等再生证据，再迂回审讯，拿下口供。五是重视听资料的收集和运用。视听资料是修订刑诉法增加的证据类型之一，是突破犯罪、证实犯罪的有力武器。但客观来说，视听资料证据在自侦侦查中利用的还很不够，多数情况下还仅限于记录讯问（询问）过程的录音录像资料，其证明力与讯问（询问）笔录并无多少差别，视听资料证据的取证重点应当是获取能够直接或间接证明犯罪事实的原始证据。科技强侦是现代侦查发展的方向，只有提高侦查技术水平，发挥科学技术在收集、固定、鉴别证据方面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获取证据。侦查人员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获取能够直接或间接证实犯罪的视听资料证据。充分利用计算机对侦查工作的档案资料、案件线索、办案动态、社情走向等信息进行管理和应用，建立完整有效的情报信息。综合利用邮电通讯等技术设备对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进行分析，决定取证方向。
三、转变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建立有利于整体作战的侦查机制
在职务犯罪日趋复杂化、隐敝化、智能化的形势下，检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改变孤军作战的侦查工作体制，有效利用检察机关内部和社会资源，逐步建立起以提高战斗力、有利于整体作战为目标的新型职务犯罪侦查机制。
（一）建立与纪检监察机关及其他执法执纪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但不应当孤立办案，人大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党委的领导、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客观来说，自97年修订刑诉法实施以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有重大影响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都是在各级纪委的组织协调下突破的，这足以说明纪检监察机关在惩治腐败犯罪中的重要作用。检察机关不能依赖纪委办案，是指不能依赖纪委“两规”、“两指”措施作为规避传唤时间限制的手段，并非否定纪委的组织、协调、配合作用，新形势下纪、检双方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协调、配合机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委领导，纪委协调，部门各司其职”是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工作目标的一致性是纪、检双方合作反腐的基础，而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绝大部分是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及纪委对党员干部在考核、任用和提拔过程中的纪律监督职能和在大要案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中所具有的组织协调作用，决定了纪委是检察机关反腐斗争的重要依靠力量。因此，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应认真处理好与纪检部门关系，充分利用纪委职能优势和特殊手段（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证明，至少在目前，纪检监察部门的“两指”、“两规”对于突破大要案件还是十分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及时发现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务犯罪信息，在跨部门查处背景、案件复杂的重大案件时要充分依靠纪委的组织协调功能，集中各方力量，优势互补，形成打击合力。同时，检察机关应注意与财政、审计、税务、金融等部门的协调配合。这些行政执法和经济管理部门，在执法和管理过程中，会直接接触到大量的与职务犯罪有关的信息。检察机关如果与这些部门之间能够建立起有效的信息资源沟通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制约自侦工作开展的案源渠道不畅通、取证难的问题。以审计机关为例，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执行财经纪律情况的掌握程度，非审计机关莫属，当前有关“审计风暴”的消息屡见报端，由此也牵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但现实情况是，有的地方检察院，多年也不见来自审计部门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完善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的内部协作配合配合机制。查办职务犯罪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使命，是全体检察人员的共同责任，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部分人的事，必须充分发掘和利用检察机关内部资源和优势，在发现和证实犯罪中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规范和完善批捕、起诉部门对职务犯罪侦查的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和侦查监督机制，以逮捕标准和庭审标准指导和规范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确保案件诉讼过程的顺利进行，提高案件整体质量；积极发挥监所检察职能，密切监控犯罪嫌疑人关押后的各种思想、行为动向，防止翻供、串供，或通过截获与案件有关的信件及信息，迅速收集犯罪再生证据，协助破案；针对贪污贿赂案件与渎职案件交叉竞合的特点，加强反贪部门与渎职侵权部门侦查资源、侦查人才的整合，省级院以下成立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应当成为改革的方向。
（三）建立完善检察机关以侦查指挥和侦查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侦查机制。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日益呈现复杂化的趋势决定了联合协调作战的必要性。首先，人员管理机制要理顺。在不改变现有人员编制归属的前提下，加大上级院在侦查人员调配的力度。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考虑在一定区域内，建立以上级院垂直管理为主的统一的侦查队伍。其次，改革现行案源管理机制。在管辖范围交叉或毗邻城区的多个基层检察院之间，应当在上级院统一领导的基础上，打破地域界限，鼓励各基层办案单位之间交叉办案。三是加强区域间的侦查协作。当前，跨区域职务犯罪越来越普遍，各地检察机关之间的侦查协作越来越重要。必须高度重视侦查协作工作，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积极支持和配合外地检察机关的侦查取证和追赃、追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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