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贿赂案如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第一篇：查办贿赂案如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查办贿赂案如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时间：2011-01-04作者：李积国 孙玉琼

来源：检察日报

贿赂案件大多为“一对一”案件，在取证上有相当难度，但只要侦查人员重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收集，使其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就可以证明贿赂犯罪事实的存在。

1.通过查询赃款赃物的来源和去向充实证据。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行贿人所送出的赃款赃物也不会“来无影、去无踪”，可能是从银行取款，这样可以通过查询其银行账户来印证其供述;也可能是从亲戚、朋友处借款，这样可以通过其亲戚、朋友进行落实。另外，受贿人收受贿赂后，可能存于银行，也可能藏匿于某处，或用于消费等，因此，可以通过查询其银行账户、搜查其住宅、办公室及相关处所等侦查手段，查清赃款的去向，从时间、金额、状态等角度印证供述。事实上，部分行贿人还有记流水账或记事本的习惯，依法获取其流水账或记事本，不仅能形成证明力强的书证，还能挖出其他贿赂案，扩大侦查战果。

2.注意收集再生证据。贿赂案件在案发前后，一旦行、受贿人听到风声就会急于串供、转移贿赂款项，甚至退回赃款，从而产生再生证据。在“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查中，再生证据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弥补原生证据。再生证据虽然从属于原生证据，但在证明效力上往往优于原生证据。例如，行贿方和受贿方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信件、电话、电子邮件等再生证据，能使原本比较单薄、零乱的原生证据形成充实、完整、紧密的证据锁链;(2)证明原生证据。当原生证据灭失或无法获取时，可以运用再生证据证明原生证据的存在。(3)运用再生证据，可以迫使受贿人如实供述其犯罪行为。某些十分顽固的犯罪嫌疑人，一旦知道其串供、毁证、制作伪证的行为被掌握，其抗拒心理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瓦解。因此，在“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查中，要特别重视再生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再生证据主要产生于以下环节:一是串供、订立攻守同盟;二是隐匿、销毁证据;三是转移赃款、赃物;四是收买、威胁证人等等。侦查人员一旦发现上述环节，就应及时收集相关的再生证据。

3.通过查办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来充实证据。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二是利用职务之便，三是为他人谋取利益，三者缺一不可。而查证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分两种情况:一是如果为他人谋取的利益已实现，则应查清行贿人如何提出谋取利益的要求，受贿人如何利用职务予以落实、谋取的是什么具体的利益;二是如果为他人谋取的利益尚未实现，则只要查清双方是否形成了为行贿人谋利的合意，即查清行贿人如何提出要求、受贿人是否答应。这种合意的形成，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另外，在很多情况下行贿人在交付财物时往往不明确提出请托事项，受贿人也只是心领神会，甚至是借受贿人生日庆寿、婚丧嫁娶、子女上学和逢年过节之机，以人情往来为名行贿，给区分罪与非罪带来困难。对于这种情况，就一定要下功夫查明送礼人的真实动机和目的，查明收礼人是否知其要求、是否为送礼人谋取了利益。

4.按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收集书证、物证。贿赂犯罪作为主体特殊的犯罪，认定行为人的主体身份要收集证据，比如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有关书证材料如干部履历表，所在单位出具的职务任命文件，职责分管范围等。从客观方面讲，主要是收集贿赂行为的证据，主要是收集证据证明受贿人是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证据的收集要通过客观行为查明主观故意的内容。

(作者单位:山东省费县人民检察院)

第二篇：在香港地区形成的证据如何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在香港地区形成的证据如何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根据《证据规则》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至于如何发履行证明手续，该规则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因些很有必要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对这一问题作一梳理。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前提，那就是在《证据规则》没有颁布之前，对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法律行为和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也是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在我国内地法院使用的。从1981年起，司法部就已经开始委托其认可的香港律师对发生在香港的有关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公证事宜，1991年11月12日以后，情况稍为有些变化，因为司法部在当日发布的《关于再委托23位香港律师办理公证事务并改变出证方式的通知》中，在原来香港律师公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程序，即香港的公证律师在公证书上签字盖章后，还要加盖“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的“转递章”，此后在1996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司发通（1996）026号《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再次确认了这一公证做法。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对于在香港形成的证据，须先经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进行公证，然后加盖中国法律服务公司的转递章，才符合《证据规则》中所说的履行了证明手续，解决的只是证据的合法性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香港律师的公证只是对发生在香港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公证，一般不对文

件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换言之，香港律师的公证进行的也是形式方面的审查，而不作实质上的审查，对于内容的真实性，仍然需要法院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

顺便提一下，对于在澳门地区形成的证据，由于司法部没有在澳门建立委托公证人制度，只要经过中国法律服务（澳门）有限公司或者澳门司法事务室下属的民事登记局出具公证证明，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交。对于在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首先应当经过台湾地区的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并由台湾海基会根据《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第三篇：公诉环节中的证据要求与检察官心证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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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环节中的证据要求与检察官心证形成过程

作者：付琳 杜旅军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9期

作者简介：付琳（1982-），女，法学硕士，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杜旅军（1978-），男，法学博士，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

【摘要】从两起笔者所承办的“零口供”案件来看公诉环节中的证据要求，证明标准，以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案件过程中心证形成的过程

【关键词】心证形成；证明标准；证据锁链

如果用老百姓的眼光来看待刑事诉讼，那检察官则代表了公诉案件的“原告”，但是区别于民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中的原告，公诉方追求的显然不是获得经济补偿，或者对犯罪人的报复，而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这一目的决定了，虽然检察官站在“原告”的位置上，但追求的并不是偏私一方，而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而推动刑事诉讼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每个具体案件的承办检察官，对案件也不是单纯机械的输出，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形成自己内心的判断，笔者认为，案件审查的过程就是检察官心证形成的过程。下面，笔者就从所承办的两个“零口供”案件谈起：

侦查机关指控：2010年10月4日凌晨2时许，犯罪嫌疑人占某伙同黄某、蒋某某（二人已判决）经预谋，在本市成华区圣灯乡崔家店村7组成都理工大学旁一条小路上，持刀将骑电动自行车路经此处的被害人冯某某、曹某某夫妇拦下，并将二人拖进路边一废弃的空房内，用刀将被害人冯某某的左大腿刺伤，采用捆绑、搜身、语言威胁等方法，抢走二人现金600余元、黑色诺基亚2700型手机一部、黑色诺基亚N72型手机一部、枣红色安达尔牌电动自行车一辆等物品。

被告人占某在归案后一直零口供，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坚持称自己在案发时从未到过案发现场。

承办人在审查案件时发现，同案犯黄某、蒋某某的供述相互矛盾，黄某的供述一直比较稳定，供述了自己参与抢劫的事实，同时还供述称占某也参与了抢劫，而蒋某某的供述则前后矛盾，开始称占某没有参与，是占某的同事参与的，后来连自己参与抢劫也予以了否认。

证人易某某在侦查阶段曾经陈述，在案发当晚是和占某一起去上网，后来还去吃了宵夜。但再次对其进行询问时则说不能确定和占某是否一起上网，只能确定12点左右一起回的寝

室，他和占某没有睡一个房间。而经公安机关核实网吧上网记录，也并未显示占某和易某某上网记录。

被害人冯某某称自己当时的大腿被刺了一刀，流血很多，头很晕，无法对被告人占某进行辨认，被害人曹某某的辨认笔录是在将被告人占星挡获后，事隔一年多才做出的，在其辨认中称因为当时被告人占某给其丈夫冯某某点了烟，所以其印象深刻。

承办人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分析，认为本案虽然被告人一直“零口供”，但97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的，也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综合全案证据，承办人认为本案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锁链，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排他性结论。虽然同案犯黄某和蒋某某的供述存在相互矛盾，但经过审查，承办人发现，被告人占某和黄某是一般的同事关系，而和蒋某某认识时间较长，并且是在占某上次犯抢劫罪后，在少管所关押时认识的朋友。而黄某前后供述稳定，对案件经过进行了客观的描述，而蒋某某的供述前后矛盾，所以承办人认为，同案犯黄某的供述可信度明显高于同案犯蒋某某的供述；证人易某某的陈述也前后矛盾，并且未得到相关书证的证实，采信度较低，即使采信证人后一次的证言，占某也有充分的作案时间；而两名被害人的陈述，承办人认为是可以采信的。大腿被刺中一刀的冯某某称自己因为受伤，当时人很晕，所以记不清楚，无法辨认，而被害人曹某某的辨认笔录虽然是一年多之后才做出的，但其丈夫被刺伤是一特殊事件，不排除被害人的印象很深刻，同时被害人还称当时占某给其丈夫点了烟，所以认得占某，其对细节的描述也可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

承办人认为，虽然本案中存在不利于起诉的因素，但证据已达到起诉标准，可以提起公诉。后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认定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占某所犯罪行成立，定罪正确，予以支持。成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4日判决占某犯抢劫罪，判处罚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另一起案件，侦查机关指控，2011年7月3日19时许，犯罪嫌疑人余某某驾驶自己的川A-Y408U东风标准408轿车，搭乘受害人王某某，以找个安静地方聊天为由，将被害人王某某带至成都市成华区双水碾村建设住宅A区工地外的路边，强行与被害人王某某在车内发生了性关系。后被害人报警。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从归案后至审查起诉阶段一直坚持称被害人王某某是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而非强迫，王某某事后报警是因为听见其妻子给自己打电话，觉得自己感情上受到了欺骗。同时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犯罪嫌疑人陈述了许多案件的细节，比如案发当时周围有很多大车经过，其并没有强行将被害人锁在车内，并且其所驾驶的汽车在车内也无法上锁等。

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人询问被害人王某某时，被害人王某某态度模糊，虽然称自己不是自愿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发生性关系，但是对于具体细节不愿意回忆，并强调不要因为此事让

司法机关再来找她，后来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拿来了一张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但是此时已经无法联系到被害人。

被害人在公安机关陈述案发现场很黑暗，周围没有人，但是经承办人核实，案发现场是个在建工地，附近经常有大型货车经过；被害人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当时被犯罪嫌疑人反锁在车里，但是经承办人核实，犯罪嫌疑人所开汽车无法从里面锁上；犯罪嫌疑人称案发时，自己的老婆曾经给自己打过两个电话，被被害人听见，所以被害人后悔与自己发生了性关系，经承办人核实犯罪嫌疑人通话记录，犯罪嫌疑人老婆确实在案发当时给犯罪嫌疑人打过电话。

承办人认为，本案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无法得出唯一排他性结论，后经检察长批准，依法做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两起案件，同样是犯罪嫌疑人“零口供”，但是所做出的处理却截然不同，这就不得不说说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和检察官心证的形成过程。

综观世界各国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各国的公诉证据标准在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基本一致，即公诉时应考虑“现实的定罪预期”，或称“获得有罪判决的可能性”，即公诉证据标准是“充分、足够的证据或者嫌疑”。[1]

笔者认为，我国的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是从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角度，运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诉讼证据，依照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刑法所规定的罪名、罪状进行论证所要求的证据总和，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指控犯罪。也就是说起诉公诉案件应当符合的是公诉证据标准，而不是应当具备了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的定罪证据标准才能提起公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定罪证据标准，是人民法院经过审判确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所需证据的总和。在我国，公诉证据标准与定罪证据标准是最为接近的证据标准，公诉证据标准在内容上决定着定罪证据标准的范围，是定罪证据标准最主要的依据。但二者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从范围和功能上看，公诉证据体系是控诉体系，证据运用的侧重点在于立论。而定罪证据体系是综合体系，有控有辩，有立有驳，还有法庭的综合查证和证据采集，证据结论是庭审查证的结果；二是从效力上看，公诉证据标准是审查公诉环节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带有相对确定性。定罪证据标准是对案件事实的终局决断，也就更加细致和严密，更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三是从查证方式上看，公诉阶段的查证采用对诉讼参与人公开的方式进行，有些诉讼参与人权利的行使受到一定的限制，查证的结果有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定罪阶段的查证一般采用公开审判的方式进行，诉讼参与人权利的行使不受限制，查证结果也更加全面和客观。上述两起案件的处理，正是基于其是否达到了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而做出的。

“自由心证”一词属于大陆法系的法概念，英美法学中缺乏对应的专门术语。自由心证，即对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评估，这就是自由判断原则。龙宗智教授认为，我国的证明模式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印证”。印证证明模式仍然属于自由心证体系。然而，作为自由心证的一种亚类型，与典型的、通行的自由心证制度又有着明显的区别。[2]比如案发现场仅留有一枚指纹的盗窃案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下，可能会被认定为无罪，因为缺乏相应的证据进行“印证”，但是，在典型的自由心证的体制之下，是有可能会被判有罪的。

在我国，检察官提起公诉，首先考察的是案件必须具有一定的证据，检察官在完全不具备有罪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提起公诉，可能是滥用职权的行为。而是否达到了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则是承办人自己内心判断的结果。承办人在审查案件的过程，其实就是承办检察官心证形成的过程，在心证过程阶段，只要承办人相信全案的“争点”证据锁链已经形成，能够预判庭审阶段的疑点已经扫除，承办人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内心确认。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3]检察官也是一样，我们判定事实的内心感受必须是强烈的，至少能够说服自己的，只有首先说服了自己，在法庭上，才能够说服法官。在第二起案件中，承办人首先无法说服自己，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对庭审中辩护人可能提出的疑点更加无法反驳。虽然我们反对先入为主的审查案件，但检察官在审查过程中形成的认识和判断，应该不在先入为主之列。审查起诉阶段中检察官的主观活动可划分为运用证据进行的“事实判断”与考虑其他因素进行“起诉裁量”两个阶段。在这两起案件中，承办人在分析证据的同时也综合考虑了其他因素：第一起案件中，如被告人占某有抢劫犯罪的前科，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会再次犯案，但可以有助于承办人对犯罪嫌疑人品格的判断；被告人占某在承办人进行讯问时，对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不能自圆其说，只是一味强调自己没有犯案；第二起案件中，不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都稳定，并且很细致，相反，被害人则态度模糊，这与一般强奸案件的受害人强烈的希望犯罪嫌疑人得到惩处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认识的经过，虽是犯罪嫌疑人主动搭讪，但是被害人也并未表示出反感。这些都为承办检察官心证的形成提供了可靠并且有力的依据。事实上，检察官根据证据进行事实判断是审查起诉的必经阶段，审查起诉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根据证据做出的单纯的判断，检察官也不是进行单纯重复操作的“机器人”。过多重视外在因素的裁量而不关心内在事实的确证，在研究方法上有本末倒置之嫌。检察官的“心证”形成，要能够说服自己，在法庭上要能够说服法官。在第一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承办人通过在法庭上对被告人占某的讯问，针对被告人占某的辩解，一系列的举证，证实了占某是参与了本次抢劫的。相比之下，被告人占某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则显得苍白无力，笔者相信法官的内心确认也是在那时形成的。参考文献：

[1]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8.[2]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91-194.[3]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93.

第四篇：广东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 找准“关节点” 形成“制度链”

广东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 找准“关节点” 形成“制度链”

近日，记者在广东省工商局了解到，该局共梳理各类职权672项，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761个，查找廉政风险点1980个，制定防控措施5940条。这是广东在全省全面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广东省组织各单位分期分批开展岗位廉政风险排查，科学划分风险等级，实施点对点的风险监控，逐步建立起廉政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地毯式”排查廉政风险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廉政风险排查和权力运行制约的“三大机制”，加强对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廉政风险的预警分析，全面排查权力运行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防范腐败机制，形成全面规范的“制度链”，从源头上铲除不廉洁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表示，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是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措施。“找准风险点是决定防控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根本！风险点找准了，才能有效制定防控措施，才能有的放矢地去预防。”黄先耀说。

广东省纪委、监察厅要求，各单位按照“职责法定、权责一致”的要求，列出详细的权力清单，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认真查找风险 1 点，并根据权力的大小、廉政风险的发生几率及危害程度，科学划分风险等级。查找出来的风险点要登记造册，建立台账，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清远市739个单位开展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查找出廉政风险点3.78万个，制定防控措施2.7万条，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4389项。惠州市各级党政机关共排查出廉政风险点5489个，39个承担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共排查出风险点2875个。

省国土资源厅围绕国土资源规划、土地审批等16项业务进行风险排查，共排查出410个廉政风险点，并将其划分为ABC三个等级，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

对风险点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廉政风险点排查出来之后，如何有效监管成为关键。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权力运行实行动态监控，是广东省对廉政风险点进行监管的一大特点。目前，广东省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已经实现省、市、县三级联网，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信息公开平台延伸至1381个镇（街）、2万多个村。

省民政厅利用电子监察实时监控系统，对行政审批事项办理实时监察，并应用民政业务统一软件，加强对民政专项资金的监管。省地税局研发了惩防体系信息管理系统，分效能监察、廉情预警、风险管理和税收执法责任制等几大功能模块，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行使的全过程进行数据分析和监控。

记者在清远市纪委了解到，该市通过建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重点项目管理系统、并联审批系统以及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把“制 度+科技”经验运用到风险防控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构建廉政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不久前，广东省预防腐败局成立，这为深入推进全省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广东省将出台《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工作意见》，推动建立“分岗查险、分险设防、分权制衡、分级预警、分层追责”的预警防控模式，进一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确保权力行使安全、项目建设安全、资金使用安全和干部成长安全。

广东省纪委、监察厅定期分析廉政风险防控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各地各单位及时调整，形成出现问题能及时修正的风险防控动态管理体系。

惠州市制定了“思想道德防控、业务流程防控、规章制度防控、动态预警防控、风险防控责任、监督考核机制”6项防控措施。省环保厅紧密结合环保管理职能，查找权力运行“关节点”、管理“薄弱点”，着力构建权力配臵法定化、权力运行程序化、权力监控全程化的“全覆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广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透露，该省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接下来的重点是：在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给付、政府投资项目、公共资源交易、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等领域，制定合理分权、规范用权的具体措施，加强岗位之间、环节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互相制约。加强制度建设，着力构建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期处臵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整体覆盖。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黄 力 刘 珲，记者 翁 键）

第五篇：【实务】侦查阶段瑕疵证据形成原因及其遏制的实证性分析

【实务】侦查阶段瑕疵证据形成原因及其遏制的实证性分析

【内容提要】 在公安机关执法活动规范化建设的背景下，作者以瑕疵证据规则为参照基本点，运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36份刑事案卷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侦查阶段瑕疵证据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相应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建议。【关键词】 侦查阶段 瑕疵证据 侦查观、所谓瑕疵证据，是指在法定证据要件上存在轻微违法情节的证据。{1}从证据的可采性角度而言，瑕疵证据的本质特征在于违法情节的轻微性而使其具有政策上的可容忍性，只要能够通过补正和合理解释，即可修复其证据能力，使之具有可采性。我国学者对瑕疵证据的研究多着眼于瑕疵证据的概念、形式、补正、合理解释等内容，很少有人从侦查阶段对瑕疵证据的形成原因及如何遏制进行实证分析。在公安机关执法活动规范化建设的背景下，本文以2014年1月至6月某市森林公安局侦办的36起刑事案件的卷宗为研究样本，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合称两个“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瑕疵证据规则为参照，力求通过实证分析，深入探究侦查阶段瑕疵证据的形成原因，剖析其中存在的规律性问题，进而为遏制侦查阶段瑕疵证据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及研究方法权威的实证素材是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从来源看，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样本均为森林公安机关已经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卷宗，从而保证了研究样本的真实性；从时间看，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样本为2014年1月至6月森林公安机关制作的刑事案卷，从而保证了研究样本的时效性；从数量看，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样本为36份，涉及到森林公安机关管辖的各类刑事案件，从而保证了研究样本的充分性。法学实证研究注重对实践中的法律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而不是对并不存在的假想情况（伪命题）进行研究论证。{2}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究侦查阶段瑕疵证据形成的原因，这种原因既有影响侦查活动的各种客观因素，也有侦查人员的主观因素。如果想探究背后的真实因素，必须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定量和定性两方面的分析。因此，本文在对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还通过与一线侦查人员的交流访谈、发放问卷等方式，对研究样本统计信息进行印证。

二、研究样本中瑕疵证据基本情况分析

（一）瑕疵证据的认定2010年6月13日，“两高三部”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提出了瑕疵证据的概念，为瑕疵证据的认定提供了逻辑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瑕疵证据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归纳。有学者从技术性缺陷的角度，将瑕疵证据分为：“证据笔录存在记录上的错误；证据笔录遗漏了重要内容；证据笔录缺少有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侦查活动存在技术性手续的违规。”{3}再如，有学者从瑕疵证据产生原因的角度，将瑕疵证据分为：“因性状改变而产生瑕疵；因来源不明而产生瑕疵；因形式不符而产生瑕疵；因处于未完成状态而产生瑕疵；因取证程序轻微违法而产生瑕疵。”{4}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瑕疵证据的认定提供了理论支持。2013年1月1日实施的《司法解释》则通过列举的方式对瑕疵证据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归纳。如该解释的第73条规定了瑕疵物证、书证；第77条规定了瑕疵询问笔录；第82条规定了瑕疵讯问笔录。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主要是从证据收集的方式、程序上对瑕疵证据进行认定。这种以列举的方式对瑕疵证据进行分类，更有利于研究样本的统计。因此，本文在对研究样本数据进行归纳和分析时，采用《司法解释》中对瑕疵证据的认定标准。

（二）研究样本中瑕疵证据统计分析1.瑕疵证据类型分布在36起案件中，有21起案件存在瑕疵证据，比率高达58%。在存在瑕疵证据的21起案件中，共发现瑕疵47处。其中，涉及到瑕疵物证、书证的有22处，占总瑕疵数的47%；涉及到瑕疵询问笔录的有9处，占总瑕疵数的19%；涉及到瑕疵讯问笔录的有16处，占总瑕疵数的34%。（见图1）（图略）图1瑕疵证据的类型分布2.瑕疵证据的主要表现形式在21起存在瑕疵证据的案件中，瑕疵证据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在瑕疵物证书证中，主要表现为在勘验、检查、搜查、提取笔录或者扣押清单上侦查人员、见证人没有签名5处；见证人身份不符合法律要求的3处；对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没有注明或者注明不详细的6处；书证的复制件仅有侦查人员签名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的3处；书证的复制件仅有办案单位公章，没有侦查人员签名的5处。在瑕疵询问笔录中，主要表现为没有记录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2处；询问人员没有签名或由其他人代为签名的7处。在瑕疵讯问笔录中，主要表现为讯问时间错误的2处；讯问人员没有签名或由其他人代为签名5处；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员相关权利和相关法律规定，或虽告知其权利但告知内容不全面9处。（见图2）（图略）图2瑕疵证据的表现形式

三、侦查阶段瑕疵证据的成因

（一）客观因素1.相关司法解释、适用解释不够统一与发达国家刑事诉讼法典相比，我国刑事诉讼法仅有290个条文，很难为执法与司法人员提供各个诉讼步骤所需要的细致全面的执法依据。相应的司法解释、适用解释则成为衔接刑事诉讼法规范与执法依据的必然选择。2012年刑事诉讼法通过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等中央立法、政法职能部门先后公布了各家的司法解释以及涉及多部门执法、司法中互涉问题的新六部委规定。但是，这种分散式的解释方式并不利于统一执法尺度，个别条款甚至存在衔接不畅或者缺少对应条款，容易导致侦查人员面对不同的执法依据难以选择和取舍。以瑕疵证据为例，《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事诉讼规则”）第66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54条主要是从能否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的角度对于瑕疵物证、书证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提及瑕疵讯问笔录、瑕疵询问笔录。相比较而言，《司法解释》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提出了瑕疵证据的内容和范围，为瑕疵证据的认定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标准。但即使是《司法解释》对于瑕疵证据的认定仍然有不明之处，如以辨认笔录为例，《司法解释》第90条并没有像第73条、77条、82条那样对瑕疵辨认笔录予以明确列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就不存在瑕疵辨认笔录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两人，辨认笔录无见证人签名、记录过于简单等情形，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合理解释，是完全可以确认辨认笔录的真实性的。再如，以见证人范围为例，《司法解释》第67条明确规定：“行使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刑事诉讼职权的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其聘用人员不得担任刑事诉讼活动的见证人。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应当在笔录材料中注明情况，并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但是，《刑事诉讼规则》、《程序规定》对此并没有相应的配套条款。在侦查活动中，辅警、保安人员作为专业见证人仍然不在少数，进而导致瑕疵证据的出现。如上所述，公、检、法三机关对于如何具体适用刑事诉讼法均有自己的操作规定，这些司法解释、适用解释对于瑕疵证据认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从而造成瑕疵证据认定上的障碍。2.以侦查为中心司法观的影响“在中国的法庭审判中，无论是举证、质证还是对案件事实的辩论，基本上是以公诉方的案卷笔录为中心来展开的。”{5}在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下，公安机关制作的刑事案卷成为审查起诉、庭审阶段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侦查俨然替代庭审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所谓的举证、质证和辩论都有可能流于形式，法庭最多只是对案件事实进行一种形式主义的审查，而无法对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展开实质上的审理。目前，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习惯仍然在司法实践中占据一席之地。公安机关多以抓获犯罪嫌疑人、拿下口供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对证据收集的方式、方法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另外，即使是在侦查阶段出现了瑕疵证据，检察机关或法院也多采用宽容的态度，辩方很难取得同侦查人员当庭质证的机会。3.侦查条件的限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以及公众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森林刑事案件越来越受到舆论和公众的关注，森林公安机关也承受着越来越重的破案压力。由于所管辖刑事案件特点及自身侦查条件的限制，森林公安机关在侦查办案时主要依靠摸排、抓人、审讯，很少运用DNA、指纹比对、行动技术、视频侦查等手段。侦查取证的低科技化以及破案压力的增大，导致一些侦查人员在收集、固定证据时不能做到及时、客观、全面、细致，进而出现瑕疵。另外，很多森林公安机关并没有像地方公安机关一样拥有专业的办案指导部门或预审部门，在对证据进行审核时多由法制部门进行。这种审查方式主动性较差，难以从预防角度实现对瑕疵证据的控制。

（二）主观因素1.传统侦查办案观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对审查判断证据和证明标准的不统一，侦查人员往往持查明事实的侦查办案观，即只注重案件的客观事实，注重和强调发现案件的事实真像，对于证据的来源和证据收集、固定的方式方法不够重视，往往认为是次要问题。查明案件事实的侦查观的实质，在于侦查人员以自己认为的客观事实作为认定证据和案件事实的标准。在这种侦查办案观念的影响下，一些侦查人员在侦查办案时更看重破案抓人，轻视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进而导致瑕疵证据甚至非法证据的产生。2.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的欠缺证据是诉讼的基础，也是诉讼的灵魂。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刑事诉讼活动主要是围绕证据进行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各阶段设计了严格的排除程序。如果收集证据的某个环节不符合法定程序，就可能导致某个核心证据在起诉、审判阶段被排除。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并没有深入学习和理解《程序规定》，自觉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两个《程序规定》的相关精神，而是继续沿用自己固有的经验侦查办案，导致瑕疵证据的出现。以本文的研究样本为例，有些案件中侦查人员在讯问时使用的是旧版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讯问笔录上犯罪嫌疑人虽然签了字，却因为告知权利不全而被列入瑕疵证据。有些案件中见证人签字为辅警、保安人员，且没有说明理由，导致相关笔录被列入瑕疵证据。

四、侦查阶段瑕疵证据的遏制

（一）在《公安机关执法细则》中细化相关司法解释、规章的适用《公安机关执法细则》是指引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严格、准确、规范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定的内部规范。目前，《公安机关执法细则》正在进行修订中。在《公安机关执法细则》修订中，对于公、检、法三机关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规章中有关条款适用存在衔接不畅或者缺少对应的情况，应在严格遵循立法精神的基础上，详细规定有关瑕疵证据的执法要求，强化执法指引。比如，明确界定瑕疵证据的范围、表现形式、补正及合理解释的要求。再如，明确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公安机关聘请的辅警、保安人员除非特殊情况不得作为见证人，以避免瑕疵证据的出现。

（二）更新执法理念1.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观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刑事诉讼的核心是审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应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完成。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很多规定，如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完善辩护制度，回复案卷移送制度，设置取证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明确二审开庭的范围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凸显了强化庭审功能的立法精神。立法层面的改变，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观，适应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从接报案开始，到勘验现场、调查取证、抓捕各环节，都要按照保障案件能够依法起诉、审判的要求来审核把关，确保办案质量，尽可能地避免瑕疵证据。2.树立证明案件事实的侦查观所谓证明，就是用证据来明确或表明。确立证明案件事实的侦查观，其实质就是遵循现代司法活动中证据裁判原则，即司法证明必须以证据为本源或基石，司法活动必须以证据为中心。因为，证据本身需要在法庭经过质证程序，查证属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检察官和各级法官而言，他们并没有侦查人员在犯罪现场的感受，也无法体验当地特定的人文环境、案件中的具体情境和人际关系，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依据在案的证据来作出裁判。因此，查明案件事实的侦查观显然不符合以庭审为中心以及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必须摒弃查明案件事实的侦查观，转向证明案件事实的侦查观，完成从自己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查清到法庭通过证据证明让检察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和法官确信案件事实清楚的转变。在证明案件事实的侦查观指导下，侦查人员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认识到取证工作居于侦查工作的核心地位；二是要确立收集具有“证据能力”证据的意识，按照每种证据的资格要求进行收集和固定；三是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取证，提高对取证程序规范化的认识，避免瑕疵证据的出现。

（三）完善侦查取证行为的监督制度如果想在侦查阶段预防和遏制瑕疵证据的产生，必须对侦查取证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对于森林公安机关而言，在检察院、法院等外部监督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内部执法监督制约机制，更好地保证侦查阶段证据的质量，预防和控制瑕疵证据的产生。一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法制部门对侦查取证行为监督的主动性，积极引导侦查人员及时、客观、合法地收集、固定证据。二是要拓宽法制部门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渠道。如从单纯审阅刑事案卷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审阅刑事案卷与网上监督并重的模式，通过网上执法办案系统，建立对侦查取证行为立体的监督体系，落实事前、事中、事后各项监督措施，将执法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刑事执法活动的各个环节。三是要增加法制部门可以采用的执法监督措施种类，除了目前对于刑事案件的检查权和纠正错误权外，还应赋予法制部门握有责令改正、通报、建议处分等监督措施，从而加强法制部门的执法监督主导地位，减少法制监督结果和责任追究之间的脱节。

（四）提升侦查取证能力侦查人员侦查取证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证据乃至整个案件的质量。为了避免侦查取证中的瑕疵，要不断提升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能力。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就刑事诉讼法新的司法解释、适用性解释要对侦查人员进行全面、及时、系统的培训，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侦查取证手段、程序及相关法律知识的教育与训练，规范其侦查取证行为。同时，要充分利用旁听庭审、网上课堂、鼓励侦查人员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创新侦查人员学习机制，引导侦查人员不断提高侦查取证的能力和水平。二是要注重增强侦查取证的科技化含量，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取证，实现由人证为主到物证为主的转变。三是对于侦查取证过程中发现的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集体研究制度，共同讨论侦查取证的重点和方法，从源头上避免瑕疵证据的产生。【注释与参考文献】【基金项目】2014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般项目“森林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卷宗规范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RWYB2014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1}{4}万毅.论瑕疵证据——以两个“证据规定”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2011(5).{2}陈虎.法社会学实证研究之初步反思——以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为背景[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2).{3}陈瑞华.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J].法商研究，2011(5).{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59.【作者简介】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