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诉后诉讼时效

第一篇：撤诉后诉讼时效

撤诉是当事人依其意思表示放弃因起诉而发生的法律后果的行为，是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按照诉讼法上的“诉的撤回，视同未起诉”的诉讼规则，不发生起诉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

一、案情简介

张某与某路桥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因工程的土方拉运款项结算的有关问题签订合同，约定该工程全部完成后30天之内路桥公司向张某支付总进度款的95%，剩余5%在以后的90天内付清。该工程于2000年9月30日完工，之后路桥公司一直拖欠拉运土方工程款。张某为此于2001年2月9日曾向路桥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路桥公司支付工程款，同时递交了缓交诉讼费申请书，该中级人民法院以借款纠纷立案。2001年3月1日，该院书面通知张某30日付清诉讼费，但张某未按规定预交诉讼费。该院遂于2001年8月14日裁定对张某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该院未向被告送达起诉状。2003年7月2日，张某又向合同履行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就同一案件提起民事诉讼。立案后，路桥公司抗辩认为张某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二、法院裁判情况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因该案原告张某先在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过，这已表明原告行使过权利，即使因没有交纳诉讼费而被法院按撤诉处理，也应视为其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故张某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被告路桥公司关于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判决被告路桥公司支付原告张某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张某这项诉讼请求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出的，判决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路桥公司不服该一审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预交案件受理费是进入诉讼程序的前提条件，被上诉人张某在一审法院（被告住所地中级法院）准许其缓交期限内仍不预交诉讼费的行为，是其自动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属于对其诉讼权利自我处分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示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该法第140条还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据此，张某自动撤诉应视为未起诉，该案的诉讼程序并未启动，即其未以诉讼的方式使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不具有法定的诉讼中断事由。依据双方当事人协议的约定，该工程全部完成后30天之内路桥公司向张某支付总进度款的95%，剩余5%在以后的90天内付清。该工程于2000年9月30日完工，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1年2月1日起，算至2003年1月

31日止。本案张某起诉的时间是2003年7月2日，本案又未发生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其他法定事由，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向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应予以保护。上诉人路桥公司主张张某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成立。因此，对原审判决进行改判：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三、主要观点及理由

诉讼时效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能否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对撤诉是否构成时效中断没有规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同认识。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的期限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的民事法律制度。诉讼时效的中断，指诉讼时效进行中，因法定事由的发生，推翻了诉讼时效的基础，因此使已进行的期间，全归于无效，诉讼时效重新起算。诉讼时效制度是法律在正义与效率之间谋求平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是以牺牲权利人的胜诉权为代价的。它是对于怠于行使权利人的惩罚。为此，法律也规定了诉讼时效的中断作为例外。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已开始的诉讼时效因发生法定事由不再进行，并使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情况。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情形包括：

1.提起诉讼。即权利人依诉讼程序主张权利，请求人民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起诉行为是权利人通过人民法院向义务人行使权利的方式。故诉讼时效因此而中断。

2．权利人提出要求。即权利人直接向义务人作出请求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这一行为是权利人在诉讼程序外向义务人行使请求权，改变了不行使请求权的状态，故应中断诉讼时效。

3．一方同意履行义务。即义务人在诉讼时效进行中直接向权利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基于义务人认诺所承担的义务，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得以明确，诉讼时效自此中断，并即时重新起算。认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包括部分清偿、请求延期给付、支付利息、提供履行担保等。

大陆法系国家民事立法多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详细规定，相比较而言，我国民法在此方面的规定较为粗疏。《法国民法典》第2247条明确规定：“以下情形，不视为时效中断：如原告撤诉”；《德国民法典》第212条规定：“如果撤诉或因未被审理诉讼事实而作出的判决驳回起诉时，因起诉中断的时效视为未中断”；《日本民法典》第149条也有类似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3l条也规定：“时效因起诉而中断者，若撤回起诉，视为不中断”，“起诉所生之中断效力，亦非绝对的、必须撤回其诉始可”。对于起诉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之一，法、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基本一致，并且对于撤诉

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规定明确，多规定撤诉或驳回起诉时，诉讼时效不中断。

我国《民法通则》第七章就诉讼时效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的差异，尤其在撤诉与诉讼时效中断的关系问题上，争论颇多。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很大争议。

理论界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撤诉能引起时效中断，理由是：(1)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共有三种，即提起诉讼、向当事人提出主张和债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其中对提起诉讼没有作任何限制性规定，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和诉讼阶段上的要求，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只能在提起诉讼后没有撤回起诉或者被按撤诉处理才算是“提出诉讼”。（2）从时效的本质意义上看，《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向法院起诉，证明其主观上没有放弃权利的意思，客观上采取了“起诉”这一积极措施，只是由于其他原因，如认为债务人会自觉履行等而撤回起诉。因此，可以认为原告起诉后撤诉的应引起诉讼时效中断。(3)权利人如果仅是通过普通的主张权利的方式不足以对义务人起到催促和威慑的作用的话，通过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强烈的方式，可以有力地提醒义务人尽快履行其义务。而如果通过诉诸法律可以达到他主张权利的目的，或可以使义务人尽快履行义务的话，权利人撤诉也未尝不可。在这种情况下适用诉讼时效中断制度，可以更好地保障权利人的权利，符合时效中断制度的本旨，还可以节约社会资源。

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事人撤诉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理由是：

1.诉讼时效的主要作用是促使当事人及早行使权利，同时也是对怠于行使权利者的惩罚。起诉后又撤诉，实际上是原告对权利行使的怠慢，法律并无再行保护之必要，否则诉讼时效将变得毫无意义。

2.撤诉是对起诉的完全否定，包括对起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的否定；撤诉应视同原告未曾向被告主张权利，故不发生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

3．权利人的起诉从程序意义上可理解为希望法院介入，并依照法定程序处理纠纷。至于其实体权利是否存在，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在起诉时是无法确认的。只有经过法院审理后才能知道。权利人无论以何种理由在起诉后又自动撤诉的，均表示权利人放弃了请求法院依法对其实体权利裁判的要求。既然权利人在主观上已不希望法院依法保护其实体权利，那么再使之发生起诉的法律后果，产生时效中断效力，就显得毫无意义。起诉无疑表明当事人在行使权利，但撤诉又表明了他表达了一个相反的意愿，即不愿意行使其权利，因此提起诉讼后又撤回的，应视为诉讼时效不中断。

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能笼统地说权利人起诉后又撤诉的诉讼时效中断与否。而要根据审判实践中权利人撤诉的时间不同而具体区分。原告在法院送达起诉状副本前撤诉的，不发生

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但原告在法院已送达起诉状副本给被告后撤诉的，应当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如果权利人起诉后，法院受理了起诉，但在向被告送迭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等文书之前，原告撤诉，或因为原告未交诉讼费用而接受撤诉处理的，应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因为在诉讼请求未被对方得知的情况下，原告撤回了起诉或接受了法院的处理，表明他虽然想过要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因为其他原因使他否定了权利的行使，或者不再积极地主张其权利。而且，他主张权利的要求被告也无从得知，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行为还没有完成。因此，在此种情况下撤诉的不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如果权利人提起的诉讼，法院受理了，并已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因原告未到庭参诉而按撤诉处理的，或原告基于自身原因撤诉的，此时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因为中断诉讼时效的本旨在于制裁怠于行使权利者。当权利人提起诉讼时，就表明他没有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是积极的，用最强烈的手段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符合诉讼时效中断规定之目的和宗旨。而且，法院已向被告送达了有关法律文书，表明原告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已完成，且义务人也已知道了权利人向其提出了要求。认为此种情形下可以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由于法律与司法解释对此问题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各地适用法律不统一。司法实践中有承认撤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做法，如山东省与江苏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审理民商事案件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12 月13 日经省法院帑判委员会第62次会议讨论通过>》中第二大项关于诉讼时效的有关问题中第三点诉讼时效的中断标准中的第三种情形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即使出现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或撤诉等情形，诉讼时效亦应中断。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苏高法审委［2005］17号)（2005年9月30日由审判委员会第43次会议讨论通过）第9条诉讼时效在下列情形下中断：

(1）债权人起诉后又撤诉的；(2)债权人的起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被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3)债权人向公安、检察机关报案的；(4)债权人向债务人送达转让债权通知或对账通知的，或者债权人和债务人进行对账的。

司法实践中也有明确否认撤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做法，如辽宁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辽高法［2005］ 29号)第29条对因提起诉讼而中断诉讼时效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1)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自起诉状递交于法院时起中断。(2)起诉后又撤诉的，是权利人撤回其于诉讼上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或放弃其于诉讼上寻求法院裁判的强制力保护其权利的意思表示，应视为

未起诉，诉讼时效视为不中断。(3)起诉后，起诉状已送达相对人后又提出撤诉的，虽然其撤回了于诉讼上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但因其诉状已送达相对人，起到了于诉讼外向相对人主张权利的作用。故诉讼时效于起诉状送达相对人之日中断。(4)按撤诉处理、因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没有明确的被告（因债务人原因未尽告知义务致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对象错误除外）而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等，是因其起诉欠缺或不符合法律上的要件而作出的处理，裁定生效时，诉讼时效视为不中断。但起诉状送达于相对人的，因起到了于诉讼外向相对人主张权利的作用，诉讼时效因此中断。(5)因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因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存在，可以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6)关于因不属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而不予受理或被驳回起诉的，法律并未规定在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不具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而且该起诉行为足以表明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的状态，因此，在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也应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

四、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当事人起诉后未依法缴纳诉讼费，经催告仍不缴纳，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因为撤诉是当事人依其意思表示放弃因起诉而发生的法律后果的行为，是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按照诉讼法上的“诉的撤回，视同未起诉”的诉讼规则，不发生起诉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

从诉讼时效的客体来看，其客体为请求权。请求权是相对权，必须向相对人送达才能产生请求权的效果。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反诉本身，请求权的意思只是到达了法院，法院不是请求权的相对人，只是实现请求权的居中裁判者，而未经法定程序到达相对人时，不能视为当事人已经行使了请求权。当法院已向对方当事人送达诉状后，请求权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义务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已非起诉，而是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只是这种主张是通过法院送达的。这时的法院所起的作用并非裁判者，而是意思表示的传递者。此时，法院和普通的意思表示传递者并无区别。在此种情形下可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但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已不属于《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即提起诉讼，而是属于该条规定的第二种情形即当事人主张权利。

本案中，经催告当事人仍未交纳诉讼费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起诉状副本并未送达相对人，张某既未通过诉讼方式，也未通过诉讼外方式向相对人主张权利，故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第二篇：诉讼时效种类

诉讼时效的种类

(一)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又称为一般诉讼时效,是指由民法统一规定的适用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时效。除特别法另有规定外,所有的民事法律关系均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笫135条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为

(二)特殊诉讼时效

特殊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特别法规定的适用于某些民事法律关系的时效。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民事法律关系适用

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违约责任）；

3、延付或拒付租金的；

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损毁的以上民事法律关系对确定性的要求更强，必须在更短的期间内使之确定化,因而适用一年诉讼时效。这一规定即是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特别规定，属于特殊诉讼时效。《产品质量法》第45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是2年。1年诉讼时效： 2年。（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2条“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起时计算。”及《海商法》第265条“有关船舶发生油污损害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损害发生之日起计算；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得超过从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日起六年。”，规定诉讼时效为3年。

《合同法》第129条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引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期限为4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三)最长诉讼时效

最长诉讼时效指民法规定的保护民事权利期间最长的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为20年。

第三篇：诉讼时效管理

（一）对已丧失诉讼时效贷款的催收、化解方法

1.代签：如借款人签发了《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签收承诺书》的，应当及时请求受托人代为签收《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签收对象的顺序为先借款人的亲属、后借款人所在地的村委会干部、居委会干部或单位领导。

2.协商：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变更贷款对象（特别是下落不明的外出人员）、变更贷款偿还方式、变更贷款利率和变更贷款方式。

3.调查：各级管理人员深入借款户调查情况，化解分歧和沟通关系，并形成由借款人签字的调查材料，以此作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

4.扣收：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从借款人（包括共同借款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相关存款账户上直接扣收贷款本金、利息。

5.让利：坚持“风险最小化、保全最大化”的原则，通过审批程序，实行“让利”清收保全。

6.抵债：包括借款人用有效资产抵偿贷款本金、利息；借款人用对第三人的债权置换贷款本金、利息。

（二）对新发放贷款的风险防范方法

1.除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外，以担保贷款为主，严格控制信用贷款的范围与额度。

2.信贷管理系统中信息录入不完整、不真实和有不良征信记录的，一律不得发放信用贷款。3.建立关联账户，并在借款合同中约定，贷款人可以在其关联账户中直接扣收贷款本金、利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合同中应当约定：“借款人同意贷款人在××账户（账号）中直接扣收贷款本息，直到贷款本金、利息清偿为止。”

4.借款人应当签发《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签收承诺书》。5.全面推行以保险防风险办法，借款人应当投保人身险、财产险等。保险的第一受益人应当为贷款人。

（三）对逾期二年以内贷款的催收、化解方法

1.文书催收：①直接送达催收：按时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每年至少一次），并取得签收回执（自然人签收顺序为：借款人本人、借款人亲属、借款人委托的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签收顺序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文件的部门、借款人委托的其他人）。②邮寄送达催收：对借款人迁居外地（包括外出务工）而不能直接送达催收的，应当以信用社的名义采用挂号邮寄方式，将《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寄往借款人居住地，并将挂号信函收据作为回执粘贴在另一联《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后。

2.连带催收：在不能送达或送达后借款人拒不签收的情况下，可向共同借款人、担保人和遗产继承人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并取得签收回执。

3.音像催收：在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时，采取录音、录像方式取得音像资料。4.证明催收：对借款人及其亲属拒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的，可请求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选择借款人所在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干部等）在《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注送达证明。

5.公证催收：借款人及其亲属拒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借款人所在地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又不证明送达的，应当申请公证机关公证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

6.扣款催收：从借款人的借款本金、利息到期之日起，应当从其关联账户中直接扣收，如果其关联账户尚无存款的，应当责成负有责任的客户经理通知借款人存入相应的资金再行扣收。

7.公告催收：借款人全家多年外出、下落不明，对《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其亲属拒收、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又不签注证明的，由法人单位在法律规定的有关报刊上刊登《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

8.依法催收：①依法提起诉讼，对借款人的债务人行使代位权。通过代位权的行使，既可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本金、利息，又能有效防范诉讼时效风险。②对具有偿债能力而恶意逃废债务的，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依法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如果借款人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应当在法定期间内依法申请强制执行。③对恶意诈骗贷款或具有其他触犯刑律情形的，应当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控告、报案，请求其依法保护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债权。

第四篇：刑事案件检察院撤诉后不结案怎么办

刑事案件检察院撤诉后不结案怎么办,能回单位工作吗? 一个朋友原是警察,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检察院逮捕,四个月后取保候审，一年后解除。两年半后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无罪，检察院撤诉。但案件一直未结案，朋友因此不能回公安局上班，三年了也不能参加公务员考核，不能调工资，只领基本工资，工作、生活收到极大影响，多次找检察院也没结果。请问检察院撤诉后还能提起公诉吗？期限是多长？这个期间能否回单位工作，有执法权吗？

撤诉：刑事诉讼中的怪胎

作者：杨力发布时间：2010-11-16 9:32:08 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当辩护律师拨云驱雾，案情朝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形势发展，无罪近在咫尺的时候，检察机关突然提出“撤诉”请求，人民法院迅速作出准许裁定。被告人或被继续关押，案件拖延无期；或被变更强制措施，案件不了了之。

面对此情此景，辩护律师无法、无助、无奈！

案例一：刘某和王某贪污、受贿一案，2001年5月，区法院一审判决有罪；2002年2月，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检察院提出撤诉，法院于7月25日送达准许裁定；7月26日，检察院又以同样的事实和证据再次起诉，因超期羁押，刘某和王某被取保候审。区法院于2004年7月再次作出有罪判决，2005年5月，二审又以程序违法、事实不

清发回重审，至今案件拖延无期。

案例二：范某和谭某职务侵占一案，2004年9月，区法院一审判决有罪。2004年12月，二审以违反诉讼程序发回重审。在重新审理过程中，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决定撤诉，区法院于2005年3月作出准许撤诉裁定，被告人被继续羁押；4月26日，检察院去掉一件指控事实后，仍以其余的事实和证据再次起诉。区法院于5月开庭审理，律师仍以

无罪辩护，但法院拟再次作出有罪判决。

案例三：被媒体称为山西“佘祥林”的岳某诈骗一案，2005年4月，县法院一审判决有罪。5月，二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律师仍以无罪辩护。在确定重新开庭前，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决定撤诉，县法院准许撤诉，岳某被取保候审。

从以上案例中不难看出，启动撤诉程序，一般都是在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后，被告人或辩护律师仍然坚持无罪辩护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检察院和法院越来越多的运用“撤诉”这个于法无据，但又是“既定程序”来规避错案的状况，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立法的缺失和司法的缺位两个方面，剖析一下 “撤诉”这一刑事诉讼中的怪胎。

一、立法的缺失——现行的法律取消了在公诉案件中关于撤诉的规定，司法解释却对此

作出了明确规定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80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虽然这是从立法上第一次规定了在公诉案件中可以撤诉，但仅限于“不需要判刑的”和由人民法院向检察院提出，并没有根据检察院和法院的分工，具体规定该程序如何进行。同时，最高法和最高检也没有对撤诉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尽管这样，撤诉在当时还是有法可依的。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正，1997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 97刑诉法》）将原第一百零八条改为第一百五十条，即“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也就是说，《97刑诉法》从立法上取消了原来在公诉案件中“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规定。

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对公诉案件的两种情形，作出了可以撤诉的规定。

一种是，人民法院自行决定按撤诉处理。《解释》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的，合议庭应当同意。但是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人民检察院撤诉处理。”

另一种是，检察院要求撤诉，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同时，《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四项规定“依照本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人民检察院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虽然《解释》没有对人民法院如何审查撤诉的“理由”作出具体规定，但是，1999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规则》），却对撤诉的理由作出了

明确规定。

《规则》第三百五十一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 同时，第三百五十三条还规定“撤回起诉应当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并以书面方式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向人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不得再行

起诉。”

从上述《80刑诉法》和《97刑诉法》关于撤诉的规定来看，前者在立法上，公诉案件的撤诉是法定程序；而后者在立法上，则取消了公诉案件可以撤诉的规定。但是，从最高法《解释》和最高检《规则》关于撤诉的规定来看，如果针对《80刑诉法》则具有法律效力；如果针对《97刑诉法》则不具有法律效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称《决议》）第二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既然《97刑诉法》已经从立法上取消了撤诉的规定，那么，98年的《解释》和99年的《规则》则不能再就撤诉问题进行司法解释。显然这样的规定违背了《决议》关于最高法和最高检可以就审判以及检察工作“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进行司法解释的规定。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法律没有规定撤诉，使得撤诉不能成为法定程序；另一方面，《解释》和《规则》却在立法之外，作出了撤诉的规定，使得撤诉又成为既定程序，并被广而用之。

结论：刑事公诉案件撤诉程序的设置，没有法律依据。

二、司法的缺位——撤诉的法律后果，导致法院和检察院职责不清，诉讼程序混乱

虽然在公诉案件中撤诉无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但毕竟在司法实践中已成为“既定程序”，并被法院和检察院“依法适用”，其结果造成法院和检察院职责不清，诉讼程序混乱。

（一）案件难以终结

撤诉是人民法院终止案件，结束诉讼的一种制度，我国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对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自诉案件以撤诉的方式结案，均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97刑诉法》对公诉案件的结案只规定了两种方式，即一种是有罪判决，被告人由人民法院交付执行机关执行刑罚后结案；另一种是无罪判决，被告人由人民法院释放后结案。但是，现行的撤诉制度，由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作出的撤诉裁定，却无法达到结案的目的。从本文的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有的被告人在撤诉后继续被羁押；有的被告人在撤诉后被取保候审；有的被告人在撤诉后被重新起诉。案件被高高挂起，被告人结论遥遥无期。

（二）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难以依法保障

根据公、检、法在刑事案件中的分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在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负责；在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负责；在审判阶段由人民法院负责。结案后，案卷由法院归档。被告人有罪，由人民法院交付执行；被告人无罪，由法院释放。上述程序，因法律规定的明确、具体，公、检、法三机关执行的比较严格。唯独按照撤诉方式终止诉讼的案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却难以依法保障。

根据《规则》第三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规定，撤诉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不存在犯罪事实；第二，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第三，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实际上，这三个条件与《97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以及《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中无罪判决的规定是一致的，只要法院准许撤诉就意味着被告人是无罪的。当检察机关要求撤诉时，人民法院就应当按照以上三个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裁定准许撤诉；不符合条件的，裁定不

准许撤诉。

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按照准许撤诉的案件，法院只将案卷归档，对被告人却不予释放，而是将其交付检察机关。如果被告人在押，看守所也自然将被告人的看押提票转换到检察院。检察机关在本案终结后，没有履行法定的手续，继续对被告人羁押，属于非法拘禁。这种经法院审查，符合《规则》规定的撤诉条件，撤诉裁定生效，却将被告人再交付检察院的程序倒流，既不符合立法精神，也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也是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侵害。

（三）撤诉后再行起诉，难以维护司法公正

从本文的案例一和案例二可以看出撤诉的几个特点：其一，都是在二审发回重审之后。其二，对被告人继续采取强制措施，或羁押或取保候审。其三，检察院仍以原事实和证据再

行起诉。

因撤诉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终结案件的一种方式，所以《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四项规定“依照本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人民检察院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规则》第三百五十三条也规定“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为了规避或因证据不足，又难以在延期审理的期限内补充侦查完毕而败诉，便借撤诉拖延期限；或因事实不清，主体错误而败诉，利用撤诉程序超期羁押被告人；或因错案而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对明知是无罪的被告人进行打击报复；或因法院要做出无罪判决，面子不好看，将撤诉当成保护伞、遮丑布。同时，检察院为了拖延时间，坚持错误，撤诉后，又以同样的事实和证据重新起诉；而法院为了维护检察院的威信，在没有新的事实、新的证据情况下，又重新受理。这样，使本应当判决无罪的案件，再次拖入旷日持久的诉讼中，使本应当无罪的被告人，继续身陷囹圄，难以获得自由。

三、破解“怪胎”

“撤诉权”在没有立法依据的情况下，生存了近十年，已经成为刑事诉讼中的“怪胎’。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是现代文明诉讼的标志，我国法律规定，只有经人民法院审判，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撤诉本身就是对被告人无罪的确认，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具备了撤诉的条件，及时做出撤诉裁定，既体现了公正执法、司法为民的理念，也节约了诉讼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应当解决撤诉的立法问题，或者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不得撤诉；或者明确规定撤诉的法定程序。其次，解决司法实践中撤诉程序遇到的具体问题。使撤诉从“怪胎”中解脱出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