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诉讼中,私家侦探秘密录制的音像资料是否有证据能力

第一篇：在民事诉讼中,私家侦探秘密录制的音像资料是否有证据能力

在民事诉讼中，私家侦探秘密录制的音像资料是否有证据能力

音像资料——作为法律上一种独立的新的证据种类，且已经被民事诉讼等领域确认。在《关于民事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施行后，法院主动调查取证的范围大大缩小。在当事人不便直接取证的情形之下，通过聘请私家侦探偷拍、偷录的音像资料被广泛地应用到诉讼实践中来。但在民事诉讼中，私家侦探秘密录制的音像资料是否有证据能力，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基于司法实践的要求，最高法院1995年3月做出了《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指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批复对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私自录音的证据能力具约束力，但生活中允许对方录制其在法庭上对自己不利的谈话内容作为证据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批复使部分当事人因举证困难或无法举证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无法对权利人进行有效的保护。

鉴于上述情况，最高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六十八条）。但另一方面证据规定又规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效力”（第七十条第三款）。然而，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规定笼统模糊，因此，这就给了法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在实践中出现的聘请私家侦探跟踪、秘密录制音像资料的行为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以及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但应该根据不同情况来考量：

其一，在决定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时必须考虑到案件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必须考虑到当事人取证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对于一般民事案件，不严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证据应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也是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使然。

其二，要区分被录制者的表达是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还是受到了欺诈、威胁、利诱等恶意方式的不良影响。通过欺诈、威胁、利诱等手段取得的视听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多为虚假的，不具备真实性，因此必须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但是，如果被录制者虽然对录制活动一无所知但其意志处于自由的状态，其谈话、行为等也是其内心意思的自然表露，而不是被迫作出于己不利的虚假陈述，那么对于这样的音像资料若一概因未经对方同意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取得音像资料的一方当事人难谓公允。

其三，要查清音像资料录制中，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共同损害第三人,集体和国家利益。当对方当事人在庭审中认可此自行录制的音像资料时，审判人员应查清事实并加以判断，如有确认双方当事人在主观上是否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社会或第三人利益的故意的情况，则排除该音像资料作为证据使用。

其四，音像资料经过鉴定没有经过剪辑。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有关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第六十九条)音频经过剪辑，一般情况下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无法排除音频的疑点。总之，我认为，在不损害公民基本人权的情况下，或者说在衡量两种权利保护先后次序后可优先保护的，而后秘密录制的音像资料，都应该赋予其证据能力，在这一大前提下，再对其合法性和客观性进行严格的审查后，确定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即是否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只有这样才有利音像资料证据在我国民事审判中的良性发展。

第二篇：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通过本学期对民事纠纷处理这门课的学习，我对民事诉讼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并了解了一些有助于纠纷争议顺畅解决的途径。当遇到一些民事争议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决、和解、调解、民事诉讼等多种方式来解决纠纷，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虽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但民事诉讼的强制力和严格的规范性使它能帮助当事人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它成为了平等主体之间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民事案件中，所谓有理而说不清的案件是数不胜数的。有理就是当事人自己觉得有理，也就是所谓客观上有这回事;但说不清，就是指无证据加以支持。无证据加以支持的所谓“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理”，也就是仅仅是法外之“理”。比如说，亲朋好友之间借款一般不打借据，等到发生纠纷，诉讼到法院，权利人往往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被告曾向其借款的事实，这样法院就不能认定该事实的存在，就要判决原告人败诉。原告人之所以败诉，其原因无它，就在于他缺乏证据。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做出正确的裁判。以事实为根据，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查明事实真相。民事纠纷的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不可能预先知道或者了解案件事实的全部。因此，在受理案件以后，审判人员必然要从证据入手，依靠证据来查明案件事实。可见，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自认为有权利但缺乏证据支持，就干脆不要到法院去诉讼了。因为诉讼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证据对于民事诉讼的顺畅解决是至关重要的。

民事诉讼证据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独特功能。一方面，证据是当事人维护自己民事权益的武器。对诉讼当事人来说，证据至关重要，是否掌握充分证据，常常直接决定诉讼的胜负。因为民事证据本身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虚构的、捏造的。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终止过程中形成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当事人要想使自己的权利主张得到法院支持，就需要用证据来证明权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如果当事人未掌握充分证据，即使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是真实的，法院也无法从法律上予以确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会因此而得不到维护。这种所谓的错误，在法律程序上并不认为是一种错误，它依然是一种正当化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虽然是错误的，但却是正当的。法律上认可的事实，并非必定是客观事实;它承认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间可以存在差异，这也是民事诉讼的一个弊端—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由此来看，证据在诉讼中实际上是一个焦点与核心;证据直接决定案件事实的面貌，而有什么样的案件事实，便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或裁判结果。在司法的逻辑中，证据是一个起点。而起点便是基础，便是基石，正是在此意义上，英国学者边沁才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证据乃司法之基础，也是正义之基础。

另一方面，证据是法官查明案件真相的手段。法官裁判需要以事实为根据，以事实为根据，其实就是以证据为依据。因为案件的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法官事先并不了解这些事实，这些事实也不会重现于法庭。而证据的内容与案件的事实存在着无可替代、无可脱离的直接或间接的特殊联系。因此当事人在举证时集中提供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既有助于将纠纷争议过程再现出来，又有助于法院排除无关联的证据，限定和缩小核实证据范围。因此法官必须凭借证据才能最终达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并顺畅的解决民事纠纷。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所有的证据都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但证据不同，其证明作用力的大小也会有所不同，即证据证明力的强弱有所不同。例如，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相比，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就往往大于间接证据的证明力。传来证据的证明力就弱于原始证

据的证明力。证明力的强弱或大小常常是通过对立或矛盾证据之间的比较显现出来的。因此，当事人在收集证据过程中，更应注重证据的证明效力。通常来讲，证据的证明效力越大，越能反映出案件的真象，就越能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可见，证据的证明力对认定案件的事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质证是人民法院事实认定的前提，也是审查和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基础。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收集和提交的证据材料真伪并存，人民法院只有在证据材料查证属实时，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为了使证据材料转化为证据，只有充分发挥庭审质证的作用，排除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虚假的和非法收集的证据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于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分析和判定，才能帮助法庭查明案件的事实，作出正确的裁判。

由此可见，合法并有证明力的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充分利用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只有如此，我们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三篇：浅谈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在民事审判中的证据效力研究与分析

浅谈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在民事审判中的证据效力

彭洋

所谓私自制作视听资料是指除司法机关以外的公民、个人、单位等未经对方同意的录制的提供的视听证据。它与司法机关制作的视听资料是有严格区别的，司法机关制作的视听资料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和可靠性，故其一般都被合议庭认可并采纳。而私录偷拍行为因收集人地位、收集手段方式方法受到制约，且难以核实和审查，往往被审判人员定为瑕疵证据，对其效力所轻视，正是如此，作为审判人员更要对其客观、全面的分析并加以正确认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对私自制作视听资料作出限制性规定，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属于瑕疵证据范畴，对其效力各国的规定却有所不同，美国早在1897年各州就规定了根据强制所得的供述予以排除的规则。此后，最高法院又于1941年规定了对瑕疵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60年代出现了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即把程序比喻成树，把实体比喻成果，如果诉讼程序不合法或有瑕疵，其诉讼实体必然是错误的或不完善的。为此，各州法院将程序上不合法的瑕疵证据一概予以排除，但引起了激烈争论。1984年，最高法院在该规则的适用上增加了两项例外，即对于以下两种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1)“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2)侦查人员出于善意即不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宪所获得的证据。英国的民事瑕疵证据被划分为非法获得的陈述和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以示区别对待，在瑕疵证据的适用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对于前者，原则上予以排除;而对于后者，则予以采纳。而意大利对瑕疵证据适用是全盘否定，该国法典规定，在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

而在我国，对视听资料取得的方式方法各大诉讼法也没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有义务按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要求，交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即“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也将视听资料确定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诉讼证据。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5条也对视听资料作了明确规定。不难看出，上述规定的视听资料是指广义上的，它包括偷录偷拍情况下的视听资料，可见，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可作证据使用是有其合法性依据的，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5]2号规定：“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是对上述广义上的规定的一种缩小解释，而司法解释是位阶于法律之下的，很显然，这一解释是越权的。结合现实情况分析，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处于对立的平等的诉讼地位，两者之间对立程度包括感情的因素在内已相当尖锐，这种尖锐矛盾的利害冲突使双方不可能在彼此争议的事实上达成相互配合的意向，其合作根本是虚无的。一方出于取证的目的，要求对方当事人对其谈话进行录音表示同意，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而对方当事人出于身利益的考虑是不可能同意的，既使同意，他也决不会陈述对其不利的事实的，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该批复对于程序违法所取得的一切证据使用的规则为一概排除，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了该《批复》对调整社会关系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和带有负面性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中，对视听资料的地位重新审视，做出了新的规定，该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第七十条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

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作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上述中的视听资料其含义无疑是广义上的，它包含着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但对其效力如何认定?该《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八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显然，这是对所有瑕疵证据在适用上的一种原则性规定，结合《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七十条的相关规定，从这些规定的法理精神上看，它实际上是以赋予了法官在采信证据上的一种有条件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在众多领域中广泛的加以利用。特别是新闻媒体的大量资料来源均是通过秘密制作的手段来完成的，如众所周知的《焦点访谈》、《以案说法》、《东方时空》等栏目中的大量的珍贵镜头，又诸如交警部门在各交通要道设置的电子警察、各银行营业厅设置的摄像机都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其重要作用。所以对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应分不同情况、比较客观的加以区别规定，对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案件情况的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应予以大胆认定。

我认为，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可以做为证据使用，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均可以做为证据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68条的规定，实际上对瑕疵证据设置了相应的排除规则和判断标准，即：

1、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方法(如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德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如将窃听器、针孔摄像头安装到他人住所进行窃听偷拍)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视听资料的特殊性，使得视听资料可以人为的剪辑、叠音、移像、重影等伪造和变造，所以对此类证据的认定方法上，人民法院的主要责任在于审查其真伪，审查其效力。我认为，对于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的效力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审查。字串

41、审查视听资料来源。视听资料的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威胁、利诱、强迫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违法行为;要区分是由司法人员制作的还是其他人员制作的;对于是原始证据的视听资料，要着重审查其内容是否全面、客观的反映案情;是传来证据的视听资料，要审查录音录像在转录过程中是否完整，有无遗漏和删节。

2、从录制内容上，应限于具有法律意义的民事行为或活动，但涉及个人隐私权或他人商业秘密的除外。

3、善于运用科学手段，科学鉴定是正确认识视听资料真伪的一种手段，甄别视听资料的真伪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委托专门机构对其进行鉴定。但同时也要审查鉴定机构或鉴定人与当事人有无厉害关系，鉴定结论前后有无矛盾，形式是否合法。只有科学合法的鉴定结论，才能确定视听资料的客观真实性。

4、各种证据比较综合论证。审查人员应当把视听资料与其证据相互论证，把秘录的视听资料放置于案件整个的证据体系中，与其他证据联系起来加以验证，审查视听资料是否与其他证据冲突，其相关性如何，是否与其他证据形成一个从各个方面证明案件事实的完整链条。通过对全案证据进行对比审查，确定全案证据是否相互协调一致，据此认定秘录的视听资料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

综上所述，对于非违法手段获取的视听资料，应当权衡利弊得失，将采用该证据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与其具有的证明价值大小进行比较，结合《证据规定》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完成个案中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最佳取舍。当取证的违法程序是轻微的，无损于证据的真实可靠，并且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极微;另一方面，该证据对案情有关键的证明作用，一旦排除就会使债权人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从而造成不公正，对此法官应善于运用释明权，使当事人充分运用自己的诉讼权利如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等，使

证据的三个特性充分得以展示，将瑕疵证据转化为合法的证据而加以运用。所以应当重视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所反映的实体真实，把瑕疵取证行为与瑕疵证据本身区别开来，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只要未侵犯对方合法利益和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经过查证属实，就应承认其具有证据效力，并作为定案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