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的法律分析5篇

第一篇：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的法律分析

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的法律分析—— 兼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

2004-10-10 10:24 来源：法律教育网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内容摘要：文章结合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着重论述了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具体运用，阐述了该案所涉及的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及信赖保护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还对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城市规划争议

案情简介：

1993年4月，哈尔滨市同利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公司）向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1995年10月份机构改革分立为规划局和土地管理局）申请翻扩建其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108号（原138号）院内的两层楼房。（院内原有两栋楼房，其中，临中央大街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3层；院内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2层。）同年6月17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签定了《房屋产权有偿转让协议书》，汇丰公司付清了1000万元房款，交纳了房屋买卖有关契税费用，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同年12月7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颁发93（地）字2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意同利公司翻建108号楼，用地面积339.20平方米。1994年1月6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以哈规土（94拨）字第2号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建设用地211.54平方米，建筑面积680平方米的3层建筑。同年5月9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核发给同利公司94（审）100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筑面积588平方米。同年6月24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公司共同向规划土地管理局申请扩建改造中央大街108号楼。申请增建4层，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尚未得到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答复的情况下，汇丰公司依据同利公司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1994年7月末开始组织施工。至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处罚决定前（1996年8月12日），汇丰公司将中央大街108号院内原有2层建筑（建筑面积303.76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9层（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建筑物，将中央大街108号临街原有3层建筑（建筑面积1678.21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临中央大街为6层、后退2.2米为7、8层、从8层再后退4.4米为9层（建筑面积6164平方米）的建筑物，两建筑物连为一体。

199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的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责令汇丰公司：

1、拆除临街部分的5至9层，并罚款192000元。

2、拆除108号院内地面8至9层，并罚款182400元。汇丰公司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哈尔滨市规划局处罚显失公正，对市规划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量。具体判决内容为：

1、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中第一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撤销第二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

2、维持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第一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维持第二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

3、变更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对该楼的拆除部分，变更部分为：该楼第七层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3/2支撑柱；第八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4支撑柱；第七、八、九层电梯间予以保留，电梯间门前保留一个柱距面积通行道。对该违法建筑罚款398480元。

市规划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诉讼的结果，而是法院作出判决的法律推理和理由说明。

一、问题的提出

从本案所涉及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来看，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等不利决定时，或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审查时，是否坚持依照法律原则、精神和具体法律规范，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对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司法机关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相关争议的妥善解决，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积极作用。

从本案的具体情况入手进行法律分析，不难看出，本案涉及比例原则、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信赖保护等行政法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这些原则在本案所涉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判决中均有相当的体现，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上述行政法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价值。下面，本文就将结合该案，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二、何谓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它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的判决书中，对其作了

简短而明晰的阐述。下面，笔者结合此案例予以论述。

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汇丰公司不服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作出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表述：“……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上即为比例原则的直接表述，虽然简短，却极具价值。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尚未见到有关比例原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意味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不过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与具体的个案相结

合时，其重要性愈加凸显。

比例原则意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应当处于适当的比例。比例原则源于德国，并且借由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将此原则概念化与体系化。依照一般通说，比例原则至少包含三部分-适当性原则（Geeignetheit），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以及狭义比例原则（Verh？

ltnism？ bigkeit im engeren Sinne）：2

适当性原则是指所采行之措施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并且为正确之手段。即是说，在目的-手段的关系上必须是适当的。3这个原则是一种“目的导向”的要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即使只有部分能达成目的，也算是符合该原则的要求。4

必要性原则是指在适当性原则已获肯定之后，在所有能够达成立法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对人民之权利“最少侵害”的方法。本原则因此也可称为“尽可能最小侵害之原则”。5本原则是在一目的与数手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考虑及评估：

1、这些手段可否同样程度地达成目的？

2、这些手段中，哪一个（或几个）皆能予人民权利“最小之侵犯”？此外，该原则亦广泛使用于行政权力之拘束方面，如果予人民“负担性行政处分”（例如命餐厅限期改善卫生）而同样可达成行政目的时（如维持饮食卫生），则不可处予“撤销性处分”（如撤销该餐厅之营业执照）。6要求采取“最温和手段”的必要性原则是源于德国的警察法理论。魏玛时代的行政法学者F.Fleiner就有一句名言“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7狭义比例原则则是以“利益衡量”的方式，衡量“目的”与人民“权利损失”两者有无“成比例”。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及文献中最常见的是“手段不得与所追求之目的不成比例”（einMittel dürfen nicht auβer Verhaltnis zu den angestreben Zweck stehen）。8在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及文献中所描述的所谓“手段与目的之追求的比例关系”必须是“适当”（angemessen）、正当（recht）或理性（vernüftig）、均衡的。9

狭义的比例原则中有三个重要性因素（Wessentlichkeit）：人性尊严不可侵害（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10；维护公益11；手段适合（Tauglichkeitsgrad）12.针对比例原则的上述三个构成原则，有学者提出了“二分法”理论。学者P.Lerche将广义的“比例原则”定名为“过度禁止”原则，其有两个构成原则-即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Lerche认为“必要性原则”是在诸多“可能”（即“适合”达成目的手段）中，仅能选择造成最小的侵害者之原则。因此，Lerche的“必要性原则”在实际的运作中，包含了“适当性原则”的功用。13但绝大部分的德国学界及宪法裁判均采用广义的“比例原则”，而很少使用“过度禁止”说。14

在一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中，对比例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1994年）第三章第三条规定：“

1、在某个法律未做限制性规定，或者对该权力的行使未做限制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制作命令仍然应当考虑直接相关的利益。

2、某个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15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五条“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第二款规定：“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16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比例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的行政法学者近年来对于比例原则已有一定的关注。如在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中，将比例原则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比例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17并进一步指出，比例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法律部门中的“帝王条款”。18笔者认为，鉴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其作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具体运作方面，应予以较多关注。

在比例原则的应用方面，有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当作司法审查的标准，可表现在其限制“立法权力”及“行政权力”两大范畴。即是说，可以以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及“行政裁量”的限制，来分别进行讨论。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对立法目的性及必要性的审查、对立法“比例性”的审查，要求立法者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应当作一个“利益衡量”，使人民不致遭到“过度”的侵犯。而比例原则对行政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依据比例原则对行政权力作“目的上”及“手段上”的审查，例如，达成同样目的的手段是否仍有“较温和”之手段？考量各种客观因素，行政权力之侵犯是否“过度”？19也有专家认为，比例原则应当确定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具体内容包括：“目的实现原则，即行政机关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目的一旦实现，则应停止一切强制行为。最小侵害原则，即凡是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先用最轻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避免给相对人造成损失。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以必要为限，由轻到重依次进行，优先选用较轻的强制措施和间接强制措施。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均衡原则，行政机关在选择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时，应考虑兼顾社会公众利益及个人利益。”20还有学者则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程序性原则和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前者包括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后者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21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是贯穿立法、执法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司法机关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行政行为在目的及手段上，应充分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采取适当的手段，使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得以避免或降到最低限度。虽然目前我国法律中对比例原则尚无明文规定，22但我国的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最近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等等。由此可见，法律的宗旨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一方面，对其合法行为加以维护，确保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对其违法行为加以纠正，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使其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保障。而比例原则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有效的作用。因此，比例原则既符合前述诸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精神，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有力保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比例原则使相关的立法目的得以在行政行为的具体运作中实现，它使得法院、其他有权机关及整个社会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更为具体、细致和富有针对性。

三、法律原则与司法实践-比例原则在本案中的具体体现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论述：“……诉讼中，上诉人提出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中央大街保护建筑新华书店（原外文书店）顶部，影响了中央大街的整体景观，按国务院批准的”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关于中央大街规划的原则规定和中央大街建筑风貌的实际情况，本案可以是否遮挡新华书店顶部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原审判决认定该处罚决定显示公正是正确的。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虽然减少了拆除的面积和变更了罚款数额，但同样达到了不遮挡新华书店顶部和制裁汇丰公司违法建设行为的目的，使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符合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对中央大街的规划要求，达到了执法的目的，原审所作变更处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述，维

持原判。……”23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份判决书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比例原则”，但事实上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结合具体案情对“比例原则”进行了阐述，并明确指出，处罚决定“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已明确表述了比例原则的核心涵义。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显失公正，因为它“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即是说，它违背了“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侵害”的原则。就本案而言，主要是指行政处罚决定中要求行政相对人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在这里，我们需要再审视一下被最高人民法院所维

持的一审判决书。

在一审判决书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被告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被告所做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被告规划局在1994年11月28日下达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时，汇丰公司建楼已达7层半。1996年3月5日下达停工通知书时，该建筑已主体完工并开始装修。规划局没有依法履行职责，造成既成事实，给处理增加了难度。鉴于该案原告汇丰公司建楼系违法建筑，被告处罚显失公正，对规划局具体行政行为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一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24其判决内容主要是对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作了部分维持、部分撤销，并作出相应的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25

从上述一审、二审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本案中，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其判决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比例原则作了表述，并依照该原则对本案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判决。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行政机关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行政相对人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作出这样的阐述，对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合法、适当地行使职权，对于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十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将该判决看作是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开端。虽然比例原则的最终正式确立还需要在法律中（如行政程序法）作出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无疑对比例原则的最终确立将起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比例原则的运用并不局限于行政处罚方面，它在行政立法、行政强制执行乃至司法审查等方面都应当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运用。比例原则能够有效督促行政立法者依法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选择出既能确保行政目标的实现，又对相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侵害最小的最优立法方案；比例原则能有力制约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强制行为，促使其采取适当的处罚方法或执行手段，使行政相对人权益所受的侵害降到最低限度。比例原则同样也有助于司法机关能够作出合理判断，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行为或显失公正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格监督，以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适当。

四、比例原则与行政处罚中的“过罚相当原则”

过罚相当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26那么，它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比例原则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过罚相当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所科罚种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既不轻过重罚，也不重过轻罚，避免畸轻畸重的不合理、不公正的情况。27要做到过罚相当，应当全面了解、掌握有关违法行为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的材料、证据；正确认定违法行为人相应违法行为的性质；正确选择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罚相当原则不仅是行政处罚适用或实施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行政处罚设定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28

可见，过罚相当原则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而如前所述，比例原则则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等各个领域。德国学者毛雷尔就指出，比例原则主要适用于负担行政行为（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公民的法律效果为标准，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的作用对关系人不利，可能是对其权利的侵害，也可能是对其优待申请的拒绝），除此以外也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广义的比例原则产生于法治国家原则，它不仅约束行政，而且约束立法。另外，该原则可用于一般性确定基本权利的界限，即作为个人自由请求权和限制自由的公共利益之

间的权衡要求适用。29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也要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尽量减少对其造成的侵害，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行使处罚权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取相应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充分考量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即是说，过罚相当原则是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而比例原则的运用一方面不限于行政处罚领域，另一方面，它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体现不仅包括过罚相当原则，还包括对处罚种类和幅度、对与相对人违法行为相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以及对相对人权益的全面衡量，以求采取最为适当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而过罚相当原则主要还是侧重于对违

法行为本身和相应的处罚种类与幅度两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的确立必然要求在行政处罚中贯彻过罚相当原则，但比例原则的涵义更为广泛。就本案而言，法院在认定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系违法建筑，应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相对人的权益，对哈尔滨市规划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了相应的变更，包括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尽量减少了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这既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更是直接运用了比例原则所确立的核心内容。

总之，比例原则在制约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所作判决必将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们的深切关注，这份行政判决书恰如一部鲜活的素材，为中国学者对于比例原则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第二篇：腾讯公司诉360公司不正当竞争案的分析

腾讯公司诉360公司不正当竞争案的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营者对市场资源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争夺有 限的市场资源，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极大地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通 过对腾讯公司诉 360 公司不正当竞争案的分析，对两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论证，并讨 论两者在侵犯竞争对手的同时侵犯了消费者哪些合法权益。最后，就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不正当竞争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案件分析;保护消费者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述

1、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法律好公认的商业道德，以不正当手段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主要有通过一般性条款进行界定、列举式好具体化的补充规定、概括性的界定好列举式界定相结合这三种方法。

不正当竞争行为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1.行为主体为违反竞争经营者

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该法规则的对象为“经营者”，即以营利目的、从事商品的生产、销售或提供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其范围即包括具备法定资格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的经济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体工商业者，也包括不具备法定经营资格，但却在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

2.行为具有竞争性

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市场竞争为目的，这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区别于一般侵权行为的重要标志。损害或排挤竞争对手这样一种发生在具有竞争关系之间的违法行为，实际上充分显示了该行为以市场竞争为主观目的。

3.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该行为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相抵触，与法治精神相违背；不正当竞争行为违背社会公德，冲击社会诚信体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严重障碍；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破坏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并结合社会经济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表现为如下10个主要类型:假冒或仿冒行为；公用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行政垄断行为；商业贿赂行为；虚假宣传行为；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搭售行为；有奖销售行为；商业诋毁行为。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的划分，可以看出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多样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会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

二、案例主体介绍

1、腾讯公司简介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由马化腾、张志东、许晨晔、陈一丹、曾李青五位创始人共同创立。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腾讯多元化的服务包括：社交和通信服务QQ及微信/WeChat、社交网络平台QQ空间、腾讯游戏旗下QQ游戏平台、门户网站腾讯网、腾讯新闻客户端和网络视频服务腾讯视频等。

2、360公司简介

奇虎360是（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周鸿祎于2005年9月创立，主营360杀毒为代表的免费网络安全平台和拥有360安全大脑等业务的公司。该公司主要依靠在线广告、游戏、互联网和增值业务创收。2015年2月4日，内部人士确认，奇虎360公司斥巨资收购国际顶级域名360.com，收购价格为1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亿元。

三、案件引入

1、案情发展过程

2010 年，腾讯公司推出了新版“QQ 医生”软件并随后升级为QQ电脑管家,以酷似360杀毒软件的功能与360公司抢夺安全软件的市场份额。对此，360公司先后发布软件“隐私保护器”和“360扣扣保镖”，对腾讯QQ聊天软件进行抵制。10月14日，腾讯公司以奇虎360不正当竞争为由，将其诉至法院，要求 360公司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作出赔偿。11月3日晚，腾讯公司对外致公开信，宣布将在所有安装360安全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即所谓的“二选一”。当晚9点360公司对此回应称将保证360与QQ同时运行, 此后不久将扣扣保镖软件悄悄地从官网下线。随后，国家工信部和公安部开始介入，在一系列探讨和问询后，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双方放弃纷争并不得再发布煽动此事的新闻和讯息。

2、裁决结果

对此案的审理分两个阶段。2010 年4月26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三个被告不正当竞争，判令其停止发行使用涉案的“360 隐私保护器”软件，连续30日公开消除因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赔偿损失40万元。因不满一审判决，360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11年9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360对QQ软件涉嫌“偷窥用户隐私”的描述缺乏法律依据, 依法予以驳回,并维持原审判决。自此“3Q”大战告一段落。

四、案例问题分析

1、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本案中，腾讯公司与360在竞争中有明显的商业诋毁行为和附加不合理条件变相限制交易行为。360公司推出的隐私保护器称“某聊天软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偷窥用户个人隐私文件和数据，针对性较强地对QQ软件进行攻击，是明显的商业诋毁行为。接着推出的扣扣保镖，通过与腾讯QQ的谐音，破坏QQ软件的公认安全性，以达到排挤并独占市场的目的。与此相对，腾讯公司通过要求其所有用户对QQ软件和360安全软件进行“二选一”，与 360 公司展开竞争。据统计，腾讯公司自宣布此项措施后，360安全软件的卸载量高达 2000万，给360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腾讯公司的行为属于明显的附加不合理条件和变相限制交易的行为。本案中腾讯公司和360公司通过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直接和变相限制交易，都明显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2、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的影响

通过分析本案中两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主要侵犯了消费者如下几方面权益。

1.选择权。本案中腾讯公司与360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如腾讯公司强迫用户进行“二选一”，通过附加不合理条件，强迫用户对服务对象进行选择，严重违背消费者自身意愿，明显地侵害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此外，360公司通过对QQ软件进行诋毁，对消费者在选择服务时构成误导，这也是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表现。

2.公平交易权。案中，腾讯公司利用其支配地位，强迫用户“二选一”，实施不公平交易条件，严重违背消费者意愿，造成了强制交易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本案中，腾讯公司与360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对广大消费者权益产生较大侵害，如何更好地保护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这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加以保障。

五、解决对策

1、提升消费者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中的保护地位

市场经济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会直接损害经营者的利益，还会在产品质量、价格、服务等方面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如本文所引入的案例“3Q 之争”，腾讯与360所引发的的不正当竞争，不仅对双方产生侵害，而且对消费者的权益产生侵害，如强迫客户进行“二选一”，明显违背消费者自主选择服务的意愿。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消费者的保护尚缺乏力度。

2、修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消费者利益保护上存在的缺陷

按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经营者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为不正当竞争，受法律制裁，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就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予以救济。这样，立法目的中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规定就无从实现。

3、完善我国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在遏制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斗争中,法律是最好的武器，我国现有法律已不能完全满足并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和新问题，如本案所涉及的网络不正当竞争，如有必要，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专门对网络不正当竞争作出解释并提出法律规制。

六、总结

“3Q大战”的本质原因是追求利益的使然，作为商业主体的企业生存准则就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在逐利的同时必须坚持一个前提，那就是遵循法律，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正当有序竞争，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健康有序的发展。通过分析和讨论, 给我国反不正当竞争领域的立法司法等活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也是希望通过法律进一步的规范市场竞争环境。以期望我国在规范市场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第三篇：法官维权案的法律分析11

法官维权案的法律分析

历史铸就了2010年有许多值得纪念和难忘的事件。世博会如火如荼，舟曲救灾牵动全国人民的神经。在法治发展过程中，也有许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东西。两起法官维权案引起了社会轰动效应，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都有研究价值。

据诸多媒体报道，陕西省神木县法院的张继峰法官讨要入股分红案还未完全落下帷幕，湖北省孝感市中级法院法官冯缤持“冤”上访案沸沸扬扬。有关案件的是非曲直估计不是一言半语能解释清楚，但仅凭当事人具有“法官”这个特殊身份，新闻就有卖点。历来新闻报道的纠纷，大多是发生在老百姓与政府或者司法机关之间，没有想到拥有司法大权的法官现在也走到了纠纷的对立面。越来越多的法官（其实也应该包括检察官、人民警察和公务员等）维权案意味着什么，估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关注类似案件，感慨五味杂陈。

人生在世，吃喝拉撒，免不了要和他人打交道，免不了和他人发生利益冲突。权也好，法也罢，都是在平衡不同权利和利益之间的轻重主次和重要性。曾几何时，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当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或者矛盾时，“舍小家顾大家”是当然之义。“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国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冲突逐步显现。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少数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但合理处理个体和群体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烈的学问。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丢开“大公无私”的面纱，开始与国家、集体 “斤斤计较”。拆迁中的钉子户就是最早强调个体权益的代表。西方国家的贤哲们创设了公权力来源于私权利的多种学说，并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内容写进宪法。法治建设的过程就是保护私权的过程。在我国，无论是认识层面还是操作环节，“私权优于公权”还有很远的路，所以，当社会个体利益与国家、单位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的藐小和脆弱暴露无疑。两个法官的维权结果说明，社会个体千万不要与组织发生冲突。万一发生了冲突，世故的处理方法就是听从组织安排和处理。因“张继峰案件”受牵连的神木县法院院长、纪检组长、榆林市中院的相关人员、横山县法院的若干人员等十余人在受到意外的“记过”、“警告”、“诫勉谈话”之后，没有一个站出来“喊冤”再次证明组织的强大。不堪一击的个体权利象一个肥皂泡，看似五光十色，经不住风吹草动。

维权的代价是法官维权案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如果说陕西神木县的张法官没有预见到最后“鸡飞蛋打”的结局有一定可信度的话，湖北省孝感市中级法院的冯法官多少应该知道“穿法官服、戴国徽”、举“冤”字牌公开上访的后果。有关维权的后果，任何方式解决纠纷都可能面临风险。

懂法的人维权难，不懂法的人维权更难。

第四篇：洪文勇诉鄱阳县城乡规划局不履行规划许可法定职责案

洪文勇诉鄱阳县城乡规划局 不履行规划许可法定职责案

（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形式要件）

【要点提示】

行政相对人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许可申请，行政机关经审查认为不应准予许可时，应当制作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将行政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

【案例索引】

一审：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2011)鄱法行初字第4号判决书（2011年5月23日）

【案情】

原告洪文勇，男，汉族，1957年10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837，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江西省鄱阳县高家岭镇五十里岗村委会新建队村小组。

被告鄱阳县城乡规划局。住所地：鄱阳县鄱阳镇鄱阳湖大道。

法定代表人李菁华，该局局长。

鄱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90年代建有一幢砖瓦平房，后原告想改建，于2009年4月开始筹建，填写了江西省村镇建房申报审批表，并将申报审批表逐级送高家岭镇五十里岗村委会、高家岭镇国土资源所、高家岭镇村镇规划建设办、高家岭镇政府审批，高家岭镇政府于2009年8月21日审批后将申报审批表呈报给被告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原告在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过程中即开始了建房，被告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原告新建房屋东南角距省道距离未达到15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强制性规定，被告即函告高家岭镇政府：原告建房违法，不能办理规划许可证件。但原告一直没有收到被告任何书面答复。被告曾多次向高家岭镇政府询问建设规划许可证办理情况，一直没有结果，2011年3月高家岭镇政府领导陪同原告到被告单位询问办证一事，被告口头告知原告其申请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建设规划许可证不予办理。原告认为被告前后三年对其办证申请不作出任何行政决定，属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其不作为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很大损害，为此，原告诉讼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并赔偿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原告洪文勇诉称：原告90年代建有一幢平房，后原告想改建，于2009年4月开始筹建，并填写报告逐级送高家岭镇五十里岗村委会、高家岭镇国土资源所、高家岭镇村镇规划建设办、高家岭镇政府审批，高家岭镇政府于2009年8月21日审批后即呈报给被告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之后原告向被告的收费授权单位高家岭镇政府交纳了2000元市政建设配套费，此后高家岭镇政府多次向被告催办证件，但前后三年一直没有音信，今年2月17日、3月2日、3月17日原告陪同高家岭镇政府镇长等领导先后三次到被告单位联系办证一事，均被被告拒绝。被告前后三年对原告的办证申请不作出任何行政决定，不履行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属行政不作为，现给原告造成了很大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确认被告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判决被告履行职责限期为原告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并赔偿原告误工费960元、交通费240元、精神损失费2000元。

被告鄱阳县城乡规划局辩称：原告在省道沿线旁建房，其房屋一端距离公路为14.1米,另一端距离公路为16.6米,上饶市公路局鄱阳分局也将原告房屋距离公路的情况函告了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省道两边建房的最小距离应当是15米，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条规定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应遵守法律、法规规定，故原告的房屋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划规定。高家岭镇政府规划办收取了原告配套费，都是高家岭镇政府安排和实施的，被告未做安排，被告只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把关，高家岭镇政府规划办收取了原告配套费并不能视为被告的行政许可行为，高家岭镇政府在报被告单位审批过程中，被告就已发现原告建房存在违法情况，被告即函告高家岭镇政府原告建房违法，不能办理规划许可证件。2011年3月份，原告到被告单位询问办证一事时，被告又当面向原告告知其申请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办理规划许可证件。故对原告提出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被告已经履行了行政许可法定职责，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审判】

鄱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履行城乡规划工作的法定职能部门，理应积极履行其村镇规划许可法定职责，原告依据法定程序通过其所属的高家岭镇政府向被告递交了村镇建房申报审批表，视为原告向被告提出了规划许可申请，被告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行政决定。被告在发现原告申请村镇建房规划许可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时，虽然函告了高家岭镇政府，但被告对高家岭镇政府的函告不是其对申请人作出的不准予许可行政决定。另外，2011年3月高家岭镇政府领导陪同原告到被告单位询问办理规划许可证一事时，被告称已口头告知原告其申请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建设规划许可证不予办理，其已履行了行政许可法定职责。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故被告的这种口头通知原告申请不予批准的形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关于不准予许可行政决定的形式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故自原告自2009年8月21日提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至今，被告一直没有履行其城乡规划许可法定职责，未对原告的建房规划许可申请作出是否准予许可行政决定，被告行为属行政不作为。原告要求被告限期履行法定职责，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不符合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故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对原告洪文勇提出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限被告鄱阳县城乡规划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规划许可法定职责。

二、驳回原告洪文勇要求被告鄱阳县城乡规划局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鄱阳县城乡规划局在受理原告洪文勇要求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后是否履行了行政许可法定职责？在决定不准予许可后是否履行了将行政许可结果告知行政相对人的法定义务？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鄱阳县城乡规划局在受理原告洪文勇通过高家岭镇政府递交的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后，积极履行了行政许可法定职责，被告经审查发现原告建房存在违法情况，即书面函告高家岭镇政府原告建房违法，不能办理规划许可证件。另外，2011年3月，被告又曾当面口头告知原告其申请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建设规划许可证不予办理。故被告已经履行了行政许可法定职责，并将行政许可结果告知了原告，故被告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行为，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自2009年8月21日提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至今，被告一直没有履行其城乡建设规划许可法定职责，未对原告的建房规划许可申请作出是否准予许可行政决定，更没将行政许可结果依法告知申请人，故被告没有依法履行行政许可法定职责，其行为属行政不作为，法院应判决被告限期履行城乡建设规划许可法定职责。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行政许可是一种事前控制的制度，是行政机关依法对个人和组织的特定活动在事前作出一定的限制。个人和组织从事法律、法规设定行政许可的行为，需要经过有权机关的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从该条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行政许可书面决定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规定。

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是指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书、申请材料以及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审查后，认为其不具备法定的全部行政许可条件，因而对其行政许可申请事项作出消极的判断而依法作出的对行政许可申请予以拒绝的书面决定。本案被告鄱阳县城乡规划局在审查原告递交的建房规划申请材料后，发现了原告的申请不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并将审查情况口头告知了原告，但被告并没有制作不予许可行政决定书，也没有向原告送达任何书面文书。故此应视为被告鄱阳县城乡规划局没有依法履行行政许可法定职责，其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

实践中行政机关拒绝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往往存在以下几种问题：一是，行政机关拒绝行政许可申请的，不作决定，只是口头告知申请人不予许可，有的甚至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不作任何处理，直接退还申请人。当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时，很难证明行政机关拒绝行政许可这一行政行为的存在。本案就属于这类情形。二是，行政机关拒绝行政许可申请的，不说明理由。申请人无从知晓行政机关拒绝行政许可的理由，不能有效地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三是，行政机关拒绝行政许可申请的，不向申请人交待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有些申请人不知道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时会因超过时效而不能受理。据此，行政许可法作了针对性的规定，行政机关拒绝行政许可申请的，必须履行以下三项义务：一是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二是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和依据；三是告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和依据。

1、不予行政许可必须作出书面决定。根据本条规定，行政机关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批准的，可以通过下列形式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1）作出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注明日期的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2）在申请人的申请书、材料上注明不予行政许可的意思表示，并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注明日期。

2、不予行政许可必须说明理由。为什么在行政机关拒绝行政许可时必须说明其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呢？一方面，获取行政决定的理由，是对行政决定的质疑、起诉的重要前提，同时，通过要求行政机关说明理由与依据，可以督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有助于提高行政决定的正确性。另一方面，说明理由体现了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事项的认真考虑和对申请人人格的尊重。从我国宪法的要求看，行政机关必须说明理由、解释其决定的合法性是一个宪法上的重要原则，也是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的重要体现，是依法行政、理性行政的必然要求。另外，行政机关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不能流于形式，必须做到充分、清晰、完整。行政决定中的理由必须充分，只有理由充分才能支持行政决定的正确性、合法性，即行政机关有关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必须能够让一般的人认同应当拒绝行政许可申请。同时，行政机关说明理由、依据，必须清晰、完整，说明拒绝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全部事实基础与证据。

3、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告知申请人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行政许可直接影响申请人的生产、生活，有的还涉及较大的财产利益，行政机关拒绝行政许可申请的，申请人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为防止出现申请人因不懂得行使救济权而不能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书面，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在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时，应当告知申请人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的权利。具备条件的，行政机关还应当告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方式，而不宜简单地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应付了事。综上，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许可行政决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采用书面告知形式，并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救济权。否则，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许可行政决定将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而导致不予许可决定无效。

一审合议庭成员：雷瑞甫、胡风云、吴作者：雷瑞甫、胡风云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俊

第五篇：案例分析：全国首例诉政府立法行政不作为案

全国首例诉政府立法行政不作为案

案情：南京江宁区美亭化工厂长杨春庭于2003年3月接到通知，该化工厂要拆迁，但在补偿数量上存在严重分歧，原因在于双方所依据的法律根据不同，政府根据1996年发布的《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应补偿130万，而原告杨春庭根据现行的《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应得到补偿是400多万。经研究发现，1996年发布的《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被媒体称之为地方政府规章）是依据1996年3月《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制定的，然而该办法已于2000年3月废止。上面提到的南京市的有关规章是根据2000年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

原告于2003年4月23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之诉，状告南京市江宁区政府不按上位法规及时修改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致使自己损失惨重。南京市中院依据有关规定将此案移交江宁区法院审理，2003年5月26日江宁区人民法院向原告发出受理通知书，并于2003年6月12日作出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政府发布的1996年《江宁县城镇房屋差遣管理办法》是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被行政诉讼法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同时向江宁区政府提出司法建议。

——该案例源于法制日报2003年3月－6月的相关报道

问题：

1、《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是否有效？

2、行政主体怠于行使立法职权的根本原因？

3、本案是否可以通过改变诉讼请求而胜诉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