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给了那么多钱公立医院为何还是债台高筑

第一篇：财政给了那么多钱公立医院为何还是债台高筑

财政给了那么多钱，公立医院为何还是债台高筑？

“如果债务问题不解决，公立医院改革的诸多事项会被长期拖延。”文|《财经国家周刊》张曙霞拿着财政补贴，掌握充足医患资源，还享受税收优惠，公立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2015年12月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高广生介绍，截至2014年底，全国8677所政府办的公立医院长期负债合计2333亿元。此数据引发舆论一时热议。多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单从2333亿长期负债额看，摊到每家医院不到3000万元，但平均每家医院年收入也就2亿多，结余中的相当部分要用来还债。“这会导致学科建设、医务人员、设备方面的投入比较紧张，医院的创收动机也就变得强烈。”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说。这就与医改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的目标存在冲突。此外，“2333亿”只是长期债务，政府办公立医院负债总额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显示，2014年政府办公立医院负债总额达1.27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45.9%。相比2009年的统计数据，债务总额5年间增加了两倍多，资产负债率则增加了近16%。与负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一轮医改以来，各级政府医疗卫生投入不断增加，2009~2014年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4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累计1.2万亿元。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翻了一番。这样看来，公立医院连年攀升的债务似乎难以理解。对此，不少专家将其归咎为很多医院无序盲目扩张，效率低下，成本难控，不少医院人士则认为是政府并未完全承担起办医责任、直接投入不足。医院债务压力还直接传导到医药企业。业内人士介绍，很多公立医院通过延迟支付药品款项、变相二次议价等方式将债务负担暂时性转嫁给药企，不断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影响药品行业健康发展。“如果债务问题不解决，公立医院改革的诸多事项会被长期拖延。”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说，以药养医问题的破解、分级诊疗的实施、合理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形成以及公立医院股份制改造，都离不开现有债务的化解。如何化解？综合受访官员和专家意见：一是政府可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等方式帮助医院解决历史性负债带来的经济负担；二是推进医院的支出侧改革，加强成本核算和控制；三是落实政府办医责任的同时，支持社会资本采取合作、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债务压身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共有政府办公立医院9668家，占全国医院总数约37.4%。但是，其床位数占比高达75.3%，诊疗人次和入院人次占比均超过80%。可以说，政府办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体系绝对主力军。“在现行医疗体制下，为了扩大服务、增加收入，医院热衷于建大楼、扩病床、买设备，而财政投入不足，对外举债就成了医院筹资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秋霖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查阅近10年卫生统计年鉴发现，2005~2014年，政府办公立医院数量有所减少（从9880家减到9668家），但床位数却翻了一番，平均每家医院的床位数从188张增加到386张。2005年规模超过800张床位的大型医院总数为284家，到2014年，这一数字激增至1369家。从设备看，10年时间内，全国医院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上设备分别增加了2倍和3.6倍。从基建规模看，2005年政府办医院房屋建筑面积为1.9亿平方米，2014年增加至2.8亿平方米。不论是床位数、设备购置还是基建规模，都在大幅增加，这些都需要巨额投入。多位受访公立医院院长反映，虽是政府办，但财政投入却不到位。这种情况下，除了医院自身的结余，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负债融资就成为了医院迅速扩大规模、提升服务水平的重要选择。“以前，医院不愁还债，因为医院变得更大更好，患者自然会涌过来，创收能力很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卫计委人士表示，但随着医改的推进，药品加成逐步取消，医务人员工资上涨，如果财政补偿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跟不上，未来还债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山东省即墨市人民医院院长吕杰介绍，包括长期债务和应付账款等，他所在医院资产负债率达60%。而2015年青岛市医务人员大幅度涨工资，医院增加成本达2500万元，实行药品零加成又让收入减少2500万元，这样一来相当于医院收入比2014年少了5000万元。“2014年基本收支相抵，2015年医院缺口约5000万。设备又面临更新换代，最年轻的B超机还是2009年采购的。”吕杰说。“医院自2008年开始翻新扩建，其中一栋楼政府拨款1亿元，找银行贷了9.5亿元。目前正在还债。”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随着安徽省实行药品零差价、带量采购、限时限号和价格调整四项医改举措，2015年该医院收入增幅减半。一直以来，卖药赚钱是医院的主要创收点，2014年全国公立医院药占比约为38%。2015年5月，国办下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实行药品“零差率”政策，力争到2017年试点医院药占比总体降到30%左右。这意味着，医院将失去一大块经济来源。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医院为降低药占比，除了减少药品收入，可能会选择做大分母，即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或增加检查。以医改试点省份安徽为例，许戈良告诉记者，知名专家号由20元涨至50元，三、四类手术价格提高50%，这补偿了大医院部分损失。但对于小医院和专科医院来说，一是专家缺乏，二是做不了多少大手术，这一政策对其因执行药品零加成造成的缺口，补偿效果并不明显，不少医院2015年都出现了亏损。此外，上述地方卫计委人士称，“医保付费总额控制”制度年初划定医院的医保额度，但这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如果超出不补，也会形成债务。吕杰说，2015年他所在医院超了年初规定的医保盘子共800多万元，“过段时间跟医保部门结账，能不能补、补多少都是未知数。”前述地方卫计委人士还表示，受人口结构和经济水平差异的影响，各地医保基金收支情况不一，短期内大范围调整服务价格并非易事。此外，随着药改推进，医院结余将不断减少甚至出现亏损，还债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借新还旧、债务逾期现象也会越来越突出。殃及药企“我们不能和银行违约，但对药企来说，医院的话语权很强。”吕杰表示，在偿债压力下，不少医院都选择拖欠药企货款。以他所在的医院为例，前几年院区扩建贷款约1亿元，到目前还了7000万，但其实医院债务并未减少，因为还银行的钱本来是对药品器械企业的应付款，“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转嫁。”根据公开报道，A股19家医药商业公司2015年上半年的应收账款总额为723.5亿元，平均每家38亿元。其中，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50%的有6家，嘉事堂、瑞康医药甚至高于80%。商务部发布的《2014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14年179家药品批发企业对医疗机构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122天，“制约了药品流通企业流通及运营效率的提高”。2015年2月，国办出台《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医院从交货验收合格到付款不得超过30天。“如果没有财政和医保部门的支持，没有明确的违规惩罚机制，这一举措难以落到实处。”多家药企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南京算经济比较好的市，医院回款一般都要超过半年，其他经济较差的地区，回款周期可想而知。”江苏某药企人士表示。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董事长吴飞驰寄希望于政府部门放出“大招”，例如财政支持设立药品采购周转金，或医保部门将资金按药品费用支出比例提前预付给医院，或由银行提供相应药品周转金服务。据浙江省卫计委药政处信息，浙江省已于2015年12月初完成省药品集中采购结算账户开户银行的招标工作，利用市场机制，确保实现药品货款30天结算。上述药企人士分析，医院负债对药企的影响还不仅是拖欠货款。以药品零加成为例，表面上看，医院什么价格进药，就什么价格卖出去，不会亏本。但事实上，药品进医院后的搬运、贮存、发货、管理等都需要人力成本，在仓库和药房存放需要电费，特别是需要阴凉库和冷库保存的药品，电费成本颇高。此外，药品贮存、发放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医院肯定不会当“冤大头”，成本自然摊到药企身上。对此，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多家公立医院院长均表示，实行药品零加成后，财政几乎没有多投钱，医院为了弥补损失，通过带量采购、约定返利点等形式与企业进行二次议价。据了解，多地的二次议价就是让企业在中标价基础上将供货价下调至少15%。例如，2015年安徽蚌埠卫生局挂出公立医疗机构临床用药单品种带量采购询价公告，要求单品种让利幅度不得低于25%，即与省中标价相比至少下降25%。如何化债公立医院沉重的负债，一方面导致药企大量资金被长期拖欠，累及医药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让公立医院自身短期内难以真正脱离以药养医惯性，逐利机制破除也面临障碍，影响“十三五”医改成效。虽然2009~2014年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约4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累计1.2万亿元，但直接投入医院的部分并不多。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4年公立医院财政补助占政府卫生支出为13.7%，财政投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比值仅为7.7%。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财政不断追加医疗卫生投入，但资金天平逐渐从供方向需方倾斜，医保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比例由2009年的41.6%增加到2014年的46.8%。诸多分析人士认为，提高财政对医保投入的比例，减少对医疗机构的直接补贴，旨在让资金跟着患者走，从而激励医院提高运营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在竞争中吸引患者。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15年年底的一次论坛上表示，由于我国近一半的医疗费用仍然由个人支出，医疗保险体系尚不完善，完全照搬西方补需方的模式不可行。同时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加强对供方即医院的投入和监管，而且有必要出台法律规范财政投入责任和方式。“公立医院负债不能任其恶性循环。”陈秋霖认为，恰逢目前正在扩大有效需求，推动供给侧改革，建议政府向医院购买服务，把本应负担却缺失的基建、设备等医院发展建设投入补上去。也有不少受访人士表示，债务只是表象，关键问题还是要具体弄清楚每家公立医院到底是亏本运行还是有利可图。但在缺乏精确合理的收支结余核算情况下，只能雾里看花。青岛市财政局提供的材料显示，县级公立医院财务制度的建设和管理一直没有跟上，财会队伍力量不足，导致医院资产管理存在漏洞、折旧计提不合规、会计科目使用不规范、成本管理不到位。例如，大量的医用材料（包括血管支架、人工关节等高值医用耗材）的资产管理仍停留在已领代支的原始阶段，对于耗材使用过程中的人为和自然损耗几乎没有监控，存货资产管理缺位，存在“跑冒滴漏”现象。而且，高值耗材进价虚高、设备价格虚高、物业管理费用虚高、冗员过多、行政性支出过高等成本漏洞依然存在。据了解，青岛市财政局近两年开始对公立医院财务报表第三方审计、控制行政性支出和医疗业务支出、医院财务会计制度的培训和实施监督等，开展公立医院支出侧改革。一些医院也开始了“自我革命”。例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专门成立运营管理科，厘清全院成本核算单元，制定了成本编码规则和动态管理制度，并引进台湾运营专家团队辅导，招收3位专科经理，协助科主任进行科室经济运行分析、加强成本控制。“这么庞大的债务，单靠政府补缺或节约机制还不够，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史立臣认为，应该支持社会资本采取合作、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在缓解债务压力的同时增强医院服务活力。

第二篇：这个中国人捐了1亿美元给美国高校,为何不给中国？

这个中国人捐了1亿美元给美国高校，为何不给中国？

有些人总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照片中的人，叫陈天桥，曾是中国最年轻的富豪，今天他是的舆论主人公。

前几日，他宣布投入10亿美元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首批将向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15亿美元，用于大脑基础生物学研究。

巨款支持海外而非国内学术机构的做法，让沉寂5年的他再次站到了舆论的中心，科学界炸开了锅。

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表示： 「陈天桥夫妇选择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历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学院支持脑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国，是典型的错误。」

网友纷纷发问：

为什么不捐给中国大学？

有钱为什么不支援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 赚了中国人的钱捐给美国像话吗？ 聪明的华人华侨不给中国高校捐款？

无独有偶，两年前，有两件类似的事情也备受争议。1、2014年7月24日，中国SOHO集团创始人潘石屹、张欣夫妇向哈佛捐赠1500万美元，设立哈佛中国贫困学生助学金计划。

消息传开后，也面临同样的质疑。为什么不去捐助基础性教育？ 为什么不捐给国内一流大学？

如果把这一亿元回报你的家乡甘肃，会改善多少甘肃人的生活和生态环境！

更有怀疑潘石屹夫妇是提前为自己孩子将来读哈佛做准备。

面对质疑，潘石屹夫妇在节目中回应，捐款的唯一标准是让中国学生受益，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潘石屹：

这里面大家一直有个误解，就是到美国这些一流学校去的好像都是官二代，富二代。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好多孩子的家庭是非常贫困的。

我们夏天去各个学校考察，去见这些中国学生。我们发现他们申请这个学校，但是不敢告诉学校他们经济上需要帮助，因为这个学校没有给我们中国人提供助学金。所以他们担心如果写上了有助学金需求，它就不录取你了。张 欣：

咱们中国教育的主要经费、资源来源于政府。而美国的教育，政府的钱给的非常非常少，大部分学校都是靠经济援助。实际情况是，我们的这点钱，远远不够这些学校的真正需求。潘石屹与张欣还讲到，他们的公益重点会放在教育上面，因为想要社会变化，人变化，还是要聚焦到教育上的。2、2014年9月8日，香港富豪陈启宗、陈乐宗兄弟，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刷新该校自建校以来最大数额的单笔捐赠记录。

陈乐宗与胞兄陈启宗出生于香港，均曾求学美国。并且陈乐宗是哈佛大学校友，虽是香港华人，毕竟是哈佛校友，捐赠母校理所应当，至今来自中国大陆的叫骂声虽有，但十分微弱。

通过这几件事，有不少人借题发挥，他们认为这些富豪宁捐国外大学也不捐中国大学，是中国高校企业化与对教育不重视导致的。

如果说华人华侨吝于捐赠中国大学，不知道李嘉诚和邵逸夫两位会不会被气到晕倒。

查阅资料，改革开放至2014年，李嘉诚已向汕头大学捐资约45.9亿港元，每年汕头大学毕业典礼他都会到场参加，进行毕业演讲致辞。

邵逸夫先生从1985年开始，就在中国大陆持续捐资办学。至今，逸夫教学楼遍及中国大江南北的大学、小学等学堂。

此外，给母校捐款的富商我们也可以数出一长串，比如李彦宏、马云、郭广昌、黄怒波…

2015年马云就给自己的母校杭州师范大学捐过1亿人民币。但为搏眼球，这些新闻并没有被大肆报道，关注更多的是华人华侨给国外大学捐款，才会引发华人华侨只捐国外大学不捐中国大学的结论。

科学无国界

据悉，陈天桥的捐款计划将帮助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深入大脑的研究，探索大脑基础层面的运作机理，以及由于疾病和衰老而导致大脑运作失灵的原理。

陈天桥：假设我真能把大脑搞通了，我只要把大脑存在一个地方，永生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脑科学未来要研究的是人脑的直接互联。如果技术成熟，人脑里有芯片，人与人之间收发信息就不用通过电脑、手机了。人脑比现在的电脑聪明得多，假设每个人脑都是超级计算机，而且通过意念就可以直接沟通，那才是真正的互联网。

一些人觉得，陈天桥为人类科学的发展贡献私人财产，这种做法值得表扬。

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上海科技大学的胡霁教授、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陈椰林研究员都表示，强烈支持陈天桥的捐赠行为。王立铭：

捐助科学，说明中国企业家开始积极关注更长远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是好事。特别是他的选择，最前沿的领域——神经科学。胡 霁：

富豪关注科研是好事，陈天桥有超越大多数中国富人的科研视野和追求，这是纯粹的慈善，值得鼓励。

关于为何要首批要选择捐给加州理工学院，陈天桥回忆称：我曾经要捐赠给某大学一笔资金，对方开始很高兴，我们说希望你给我一个报告，结果就不给。问题出在哪？他们还是不缺钱，没必要和我打报告做乙方。

而加州理工学院在洽谈陈天桥捐款事宜时，学院专门让捐款意向人参观了病人的具体治疗、康复过程，试问国内有几个院校能拿出这份耐心和诚意？

虽然自己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但陈天桥的却一直很简单，他说： 「我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高尚，就是要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这让我感到兴奋和快乐。」

近日他也透过公关表示，脑科学研究是全人类的研究，需要深入的跨国和跨学科研究，正考虑长期资助百名华人科研人员研究脑科学。

这榜那榜，不如校友捐赠排行榜！

近几年，获取社会捐赠，越来越被大学所看重，在我国官方颁布的「985」工程大学三期评价指标体系中，也新增加了「学校获得的捐款在学校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指标。国内一些媒体在谈及大学捐赠时，更是呼吁「这榜那榜，不如‘校友捐赠排行榜！’」

但是总的来看，目前国内高校获取非政府财政资金的来源还是比较单一，获得的社会捐赠数额及其占学校总收入的比例，与美国高校相比都要逊色很多。

如坐拥国内校友捐赠排行榜首位的北大，25年来累计获得校友捐赠20.17亿人民币，抵不上哈佛大学2015接受的一项个人捐款 [也是校友捐赠]，可以说是差距明显。此外，与美国许多高校一般都能连续获得大笔捐赠比，国内的高校获捐赠大多是「昙花一现」。

美国大学持续获得捐赠的三大法宝

作者：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

哭穷

中国有句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用在那些美国名校身上很形象，也很合适。

即便它们已拥有巨大的捐赠基金和庞大的收益，但依然会利用媒体以及募捐活动等场合，放低姿态，不停地向外界喊「缺钱」。

即便已获得了大笔的捐赠，它们也会说这些钱投资的回报率远不如以前，而且只能按照捐赠者的意愿用于某一特定领域，而其他领域统统都缺钱。

当然，仅会「哭穷」是没用的，大学还得付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一般都是学校高层亲自出马。在美国，能否获得大笔捐赠是检验校长领导力的重要标准。

耶鲁大学前校长莱文就曾经这样定义自己的身份：「校长作为一个职业，职能就是找钱和找人」。当然，这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任务。2013年9月，哈佛大学启动了大型筹款计划——「哈佛运动」，计划在2018年前募集65亿美元办学资金，由9位联合主席和3位名誉联合主席负责，全校13个学院师生通力配合，时隔一年也就是2014年已完成50亿美元的计划。

操作专业化

美国大学往往不惜配备大量专业人才用于投融资管理和社会关系的维护，在如何募捐以及对捐赠基金进行市场化运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很具体的操作规范和流程。打开美国任一大学的网站，其首页上大都有类似「Give」这样的捐赠专区，告知访问者该校有哪些机构和项目需要捐赠以及如何捐赠。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有价证券、房产、养老金、商业保险等都可捐赠，可以采取电话、网络、支票等捐赠者认为方便的方式进行捐赠，有关捐赠的接纳、税收减免、管理、使用等都是公开透明的，此外，还为捐赠者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和帮助，尽量降低捐赠者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经营校友关系

近年来在美国高校所获得的捐赠资金中，来自校友个人的占近三成，一些公立高校甚至达到70%以上，如果加上校友以基金会的名义捐赠或校友从中促成的捐赠，这一比例就更大。所以，校友往往被誉为大学最有潜力可挖的大金矿。与国内高校只惯于在校庆等场合搞短线操作相比，它们往往是放长线钓大鱼，注重的是长期的感情投资。

如哥伦比亚大学为了摆脱外界对其过去校友捐赠率不高的指责，专门制定了十四年计划，即从学生入学开始，就把他们当作学校的潜力股来对待，然后在其本科四年毕业后的十年时间里，不间断地给校友提供职业上的支持和帮助，以期将来获得回报。

他们还认为，大额捐赠可遇不可求，应该从毕业班捐赠、捐赠等小额捐赠活动开始培养校友的捐赠意识。大家所熟知的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自他1965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期间捐赠5美元开始，目前已累计向其母校捐赠超过11亿美元。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及相应的财政收入增长下降，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将难以保持前些年那样的高增长，高校会更缺钱、永远需要更多的钱，将是今后办学一种「新常态」。对此，作为大学，就要从现在开始，把获取社会捐赠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工作来抓。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