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不文明出游何时不再泛滥

第一篇：时事政治：不文明出游何时不再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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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不文明出游何时不再泛滥

本该是审美的休闲游，却频现不文明丑闻。“审丑”是一种集体自省，惟有舆论形成对不文明者的压力，改变才会来得更快一些。

国庆长假已渐近尾声，新华社探访全国多个景区，发现本该是审美的休闲游，却成了不得不直面国人公德缺陷的“审丑”之旅。升旗过后的天安门广场留下5吨垃圾，游客不顾警示随意攀爬圆明园古墙遗址，贵州苗寨景区游客打群架，宁波高速路堵车乘客下车“扛”走旁边农田里的大冬瓜„„

这些不文明出游的新闻，在整个长假期间频频见诸网络和各种媒体。看起来在《旅游法》首度实施的这个黄金周，不文明的现象并未明显减少。是游客的公德水准在逐年下降吗?当然不是。

由于自媒体发达，任何不文明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微博“报道”，进而在传播过程中形成“放大”效应。我们要看到仍然丑恶的一面，但也不能漠视已然改善的另一面。比如天安门广场的5吨垃圾，相比往年其实已经大幅减少，证明游客的素质是在逐年提升的。

当然，这并非是为那些还很泛滥的不文明行为寻找借口。“审丑”是一种集体自省，惟有舆论形成对不文明者的压力，改变才会来得更快一些。只是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到，改变已经在发生，只是彻底转变可能比我们希望的来得缓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迅速腾飞，很多“暴发户”去欧美旅游，和如今一些内地人一样，也常常当街吐痰、大声喧哗、喝酒闹事、不排队、随地乱丢烟蒂垃圾等，饱受舆论非议。当时一些国际饭店为避免声誉受损，甚至明确表示不接待“台客”。随后，台湾当局和民间团体倡导了十几项运动，如“勿随地吐痰”、“说话讲礼貌”、“上车请排队”等，被称为台湾的新形象运动。

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台湾，经过20多年的努力，游客形象才有了极大改观。大陆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整体素质的提升的确很难一蹴而就。从网络上来看，似乎人人都对不文明行为嗤之以鼻，可现实中为何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观?是举止不文明者从不上网发言，还是人们的内心和行为之间可能出现分裂?不管答案是什么，都说明从个体道德自省，到集体的公德意识;从内心道德意识，到现实行为习惯，都需要付诸时间。

新华社的一则报道就很耐人寻味。其中提到，和内地频现不文明行为相比，多数内地人在香港都很守规矩，一位游客的话很有代表性：“内地人来香港游玩，看到大家都遵守秩序，自然而然会学习，养成好的习惯”。这或多或少说明，环境的压力，是文明提升的重要力量。但改变个人的道德意识容易，改善整体的公德环境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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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不能指望下什么严刑峻法的“猛药”。在必要的法律法规约束之外，更多只能靠教育引导，让更多人意识到文明出游是基本的素质，让更多人行动起来，让不文明者感受到被孤立的压力，总会看到国人旅游形象焕然一新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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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乡村教师职称评定何时不再“闹心”

乡村教师职称评定何时不再“闹心”

职称对乡村教师来说，既是职业价值的标尺，也是养家糊口的基石；既有精神层面的慰藉，也是物质生活的依托。乡村教师评定职称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政府和社会又应该做些什么？

1.“三虎”当道职称之路多坎坷

“晋升职称回回被退，抛家舍业愧对长辈，囊中羞涩见人惭愧，青春年华如此狼狈。”一位乡村教师如此直言。

职称是建立在对教师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评价基础上的对教师综合素质的评定，在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的以中小学教师职务聘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建立于1986年，多年来，中学教师职称最高等级为副高级，小学教师职称最高等级仅为中级。

在职称评定中，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遵循着平等的标准，然而，恰恰是这种“平等”，带给他们事实上的不公平。与城市教师相比，有3条“拦路虎”横在乡村教师评定职称面前。

一是指标少。“农村教师晋升太难，有250多名小学教师的乡镇，每年只给一到两个中级职称名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村教师反问：“县城学校的指标是60%，农村学校是35%，你说合理吗？”按照惯例，每年职称指标都是按照省、市、县、乡层层下达，往往是城市学校高于农村学校，重点学校高于一般学校，中心学校高于村小学校。这样一来，资质相同的教师能否评上高一级的职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在何处。那位乡村教师坦言：“我校够资格参评的教师有30多位，如果一年一个名额，至少要等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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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硬件差。“学历要达标，论文、科研课题、教学成果、计算机合格证、普通话合格证、培训进修证一样也不能少！”提到职称评定，不少乡村教师苦不堪言。单就写论文来说，城市教师条件好，视野宽，写一篇论文可能轻而易举。而对乡村教师而言，有的连电脑都没摸过，资料无处查，图书无处找，写论文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三是资历“浅”。在职称评定中，获奖证书是最过硬的“资历”，但乡村教师获奖的概率大大低于城市教师。一位乡村教师慨叹：“同样的师范毕业，同样的学识修养，不同的是一个扎根乡村，默默无闻；一个身处名校，金光闪耀。很多人工作了20多年都没有得过一张县级证书，甚至连乡级证书都没有！难道他们的无私奉献就顶不上一张县、乡证书？”网友“郑逢芳”留言说：“真正在一线教课的老师，是没有时间弄那么多证书的。”

职称评定论资排辈也是一些年轻教师无法逾越的“资历槛”。一位青年教师质疑：“职称应该是教师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工作实绩的综合体现。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年老者上，年轻者让，根本不考虑工作能力如何。”

2.弊端不少伤神伤人伤感情

“职称问题是农村教师关注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其职业价值的标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袁桂林教授说：“对于农村教师而言，职称除了经济利益联系之外，主要关涉到其劳动价值是不是得到了肯定的问题。”

正是因为事关重大，职称评定引发的遗憾让乡村教师格外失望。“评职称简直是伤神、伤人、伤感情„„”在乡村执教多年的于老师说。

毋庸置疑，教师职称评聘体系的建立，对于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及综合素质，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教师职称评定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准不够科学、评价机制不够完善、与事业单位聘用制度不够衔接、职级设置不够合理等。

“每年一度的教师职称评审如期而至，我那颗平静工作生活的心再次被搅乱。”9月28日，青岛市教育局副局长张锡科参与网络在线问政时，一位教师直言。在某些地方，职称评

定伤害了教师间的感情，常常出现老年教师掉泪、中年教师哽咽、年轻教师无话可说的场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村教师说：“每一次职称评定几乎都是在争吵中、大闹中、上告中落下帷幕，给许多教师留下了难言的心痛。”由于评职称成了教师们争抢而过的，难免引起人们的心灵倾斜。

职称评定弊端对农村教育影响最大。在一些地方，不合理的职称评定拉大了城乡教师间的差距，一些乡村教师为了实现职业愿景，或从小学进到中学，或从农村“冲”进城市，有的甚至放弃教师工作，转而追求行政职务。青岛的一位教师说：“很多年轻小学教师都拼命地往城里的高中调，导致农村小学教师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网友宋茂银呼吁：不能再靠几个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师咬牙坚持了！不能再让越来越多的教师离开自己喜欢的岗位了！

3.政府推动评定职称求突破

教师职称评定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2011年7月15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将进一步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实现与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制度的有效衔接。

同年8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并设置正高级职称。

其实，自2009年2月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就在陕西宝鸡、山东潍坊、吉林松原开展了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两年多来，共有121514位中小学教师进行了职务过渡，15560位中小学教师获得晋升及聘任。

过去小学教师中级就到了“天花板”，现在，可以当正高职的“教授”了。在改革中被评为高级教师的宝鸡市东仁堡小学教师陈展宏说：“我们小学教师获得了尊重，受到了激励。”“主管部门须敢于放权，尽可能让利益相关者成为改革主体。”潍坊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徐友礼说。潍坊人事和教育主管部门把具体评审权力还给学校，学校也把评审方案的制定放权教师，最终方案要获得85%以上的教职工同意通过。这种办法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积极性，一些没评上职称的教师也心服口服。

在不少地方，乡村教师成为职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浙江省衢州市实行倾斜政策，农村教师不仅可以免考计算机，论文和课题等可降一级要求，评审时还能接受单独考核评价，更注重考核教育教学水平和业绩。

福建省对申报评审中、高级职务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统一评审条件下予以适当照顾，并特别强调，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务，应有在农村中小学任教1年以上的经历。“不能忽视农村代课教师的存在。”袁桂林指出，职称问题，还要从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入手解决，让不同身份的教师都有可以追求的晋级目标。

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涉及包括乡村教师在内的上千万教师的切身利益，既要积极推进，也要稳妥进行。当前，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愿改革能让职称成为安定乡村教师的“定海神针”，让乡村教师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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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乡村教师职称评定何时不再伤神

乡村教师职称评定何时不再伤神

乡村教师职称评定何时不再伤神 □ 张烁

“三虎”当道，职称之路多坎坷 “晋升职称回回被退，抛家舍业愧对长辈，囊中羞涩见人惭愧，青春年华如此狼狈。”一位乡村教师如此直言。

职称是建立在对教师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评价基础上，对教师综合素质的评定，在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的以中小学教师职务聘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建立于1986年。在职称评定中，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遵循着平等的标准，然而，恰恰是这种“平等”，带给他们的却是事实上的不公平。与城市教师相比，有三条“拦路虎”横在乡村教师职称评定面前。

一是指标少。“农村教师晋升太难，有250多名小学教师的乡镇，每年只给一到两个中级职称名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村教师反问，“县城学校的指标是60%，农村学校是35%，这合理吗？”按照惯例，每年职称指标都是按照省、市、县、乡层层下达，往往是城市学校高于农村学校，重点学校高于一般学校，中心学校高于村小学校。这样一来，资质相同的教师能否评上高一级的职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在何处。那位乡村教师坦言：“我校够资格参评的教师有30多位，如果一年一个名额，至少要等30年！”

二是硬件差。“学历要达标，论文、科研课题、教学成果、计算机合格证、普通话合格证、培训进修证一样也不能少！”提到职称评定，不少乡村教师苦不堪言。单就写论文来说，城市教师条件好，视野宽，写一篇论文可能轻而易举。而对乡村教师而言，有的连电脑都没摸过，资料无处查，图书无处找，写论文实在是“难于上青天”。三是资历“浅”。在职称评定中，获奖证书是最过硬的“资历”，但乡村教师获奖的概率大大低于城市教师。一位乡村教师慨叹：“同样的师范毕业，同样的学识修养，不同的是一个扎根乡村，默默无闻；一个身处名校，金光闪耀。很多人工作了20多年都没有得过一张县级证书，甚至连乡级证书都没有！难道他们的无私奉献就顶不上一张证书？”网友“郑逢芳”留言说：“真正在一线教课的老师，是没有时间弄那么多证书的。”

职称评定论资排辈也是一些年轻教师无法逾越的“资历槛”。一位青年教师质疑：“职称应该是教师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工作实绩的综合体现。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年老者上、年轻者让，根本不考虑工作能力如何。” 弊端不少，伤神伤人伤感情

“职称问题是农村教师关注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其职业价值的标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袁桂林教授说，“对于农村教师而言，职称除了经济利益联系之外，主要关涉到其劳动价值是不是得到了肯定的问题。” 正是因为事关重大，职称评定引发的遗憾让乡村教师格外失望。“评职称简直是伤神，伤人，伤感情„„”在乡村执教多年的于老师说。毋庸置疑，教师职称评聘体系的建立，对于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及综合素质，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教师职称评定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准不够科学、评价机制不够完善、与事业单位聘用制度不够衔接、职级设置不够合理等。

“每年一度的教师职称评审如期而至，我那颗平静工作生活的心再次被搅乱。”9月28日，当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局副局长张锡科参与网络在线问政时，一位教师直言。在某些地方，职称评定伤害了教师间的感情，常常出现“老年教师掉泪、中年教师哽咽、年轻教师无话可说”的场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村教师说：“每一次职称评定几乎都是在争吵中、大闹中、上告中落下帷幕，给许多教师留下了难言的心痛。”由于评职称成了教师们争抢而过的“独木桥”，难免引起人们的心灵倾斜。

职称评定弊端对农村教育影响最大。在一些地方，不合理的职称评定拉大了城乡教师间的差距，一些乡村教师为了实现职业愿景，或从小学进到中学，或从农村“冲”进城市，有的甚至放弃教师工作，转而追求行政职务。青岛的一位教师说：“很多年轻小学教师都拼命地往城里的高中调，导致农村小学教师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网友“宋茂银”呼吁：不能再靠几个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师咬牙坚持了！不能再让越来越多的教师离开自己喜欢的岗位了！政府推动，评定职称求突破

教师职称评定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

7月15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将进一步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实现与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制度的有效衔接。

8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并设置正高级职称。

其实，自2009年2月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就在陕西宝鸡、山东潍坊、吉林松原开展了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两年多来，共有121514位中小学教师进行了职务过渡，15560位中小学教师获得晋升及聘任。

过去小学教师中级就到了“天花板”，现在，可以当正高职的“教授”了。在改革中被评为高级教师的宝鸡市东仁堡小学教师陈展宏说：“我们小学教师获得了尊重，受到了激励。”

“主管部门须敢于放权，尽可能让利益相关者成为改革主体。”潍坊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徐友礼说。潍坊市人事和教育主管部门把具体评审权力还给学校，学校也把评审方案的制订放权给教师，最终方案要获得85%以上的教职工同意才能通过。这种办法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一些没评上职称的教师也心服口服。

在不少地方，乡村教师成为职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浙江省衢州市实行倾斜政策，农村教师不仅可以免考计算机，论文和课题等可降一级要求，评审时还能接受单独考核评价，更注重考核教育教学水平和业绩。

福建省对申报评审中、高级职务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统一评审条件下予以适当照顾，并特别强调，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务，应有在农村中小学任教1年以上的经历。“不能忽视农村代课教师的存在。”袁桂林指出，职称问题，还要从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入手解决，让不同身份的教师都有可以追求的晋级目标。

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涉及包括乡村教师在内的上千万教师的切身利益，既要积极推进，也要稳妥进行。

当前，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愿改革能让职称成为安定乡村教师的“定海神针”，让乡村教师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不竭源泉！

第四篇：关注不文明出游行为(下)(读者聚焦)

关注不文明出游行为（下）（读者聚焦）

《 人民日报 》（2013年09月10日 20 版）

父母要给孩子做好榜样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出门旅游，但是在旅游过程中，父母乃至未成年人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屡屡发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日前某媒体对西安旅游不文明行为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有个报道，8月12日，在大唐慈恩寺遗址公园内，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在草坪上小便，孩子的父母熟视无睹。当问及这对父母“让孩子在公共场所随地小便，是否觉得不太妥当”时，父母的答复是：“孩子小，憋不住嘛，谁会跟一个小孩计较。”然而在离他们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有一处公共洗手间。足见小孩出现不文明行为，父母难辞其咎。由此我联想到少年在埃及神庙刻字留名一事，其源头或许正是大人们的不文明行为“潜移默化”的结果，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

近年来，国家旅游局先后颁布《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等，对文明旅游加以指导。今年4月25日审议通过的《旅游法》，对旅游者的文明行为提出明确要求，并对不文明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但笔者认为，仅靠道德约束和法律制裁来提升旅游出行的文明水平还远远不够，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游客文明素质和平时生活习惯养成。未成年人出现的不文明行为，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大人，有的家长甚至是孩子不文明行为的“导师”。家长带头旁若无人大声喧哗，抢位拍照互不相让，随意插队，踏草坪，攀爬文物，随地大小便等等，在如此“言传身教”下，未成年人惯于“到此一游”就不足为怪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最初的行为习惯都是从父母身上学来的。一个孩子的道德品行和文明素养如何，与其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父母应该特别重视自身言行对孩子的巨大影响。文明出游，父母要身体力行，给孩子作出好榜样。

重庆市璧山县 詹 勇

改变不文明须抓好公民教育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是否文明也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年累月养成的结果。同样，不文明出游行为，也是长期陋习积累所致。改变不文明出游行为，除了制度法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公民教育。

当前最为欠缺的恰是公民教育，尤其是孩子。公民教育不仅教育孩子学习知识，更注重孩子独立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责任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公德意识、文明意识等综合素质的教育培养。公民教育须从娃娃抓起，孩子的可塑性强，一旦过了宝贵的少年时期，公民教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也在一项研究中得到佐证。社会学家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很多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1890年的美国，从教育上看，这个时期美国教育注重培养孩子个人能力感、对新事物的开放度、自立精神和摆脱权威束缚的独立意识，以及不抱怨、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等，这些都是公民教育的内容，而有些国家的教育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公民素质差距大，根源其实还是在教育上。

由此可见，公民教育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未来发展来说极其重要。我们的公民教育缺乏，看到欠缺却不努力改变，就更加令人担忧。我们的教育陷入“分数至上”的泥沼，如果不努力让教育从培养“学习机器”向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转变，不仅不利于公民文明素养的培育和塑造，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将更加漫长，未来社会的竞争也会更加落后于人。

安徽全椒县石沛镇 孙维国

处罚和教育需并重

每次外出旅游，发现总有一些游客对景区设立的“禁止拍照”、“严禁翻越栏杆”、“请勿践踏草地”等警示牌、提示语熟视无睹，我行我素，做出一些不文明举止，乃至违法行为。

游客之所以不拿“警示”当回事，一来可能是缘于游客的“上帝心理”。觉得自己是来消费和潇洒的，花了钱买了门票，就可以高高在上，为所欲为，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二来恐怕是缘于景区的“警示”缺乏足够约束力。一般而言，景区除了对那些严重破坏文物等行为加以处罚外，遇见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私自拍照等不文明行为，往往只是进行劝说和教育，真正处罚的少之又少，处罚执行起来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为了不“得罪”游客，景区往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一说了之，或听之任之。

如何规范游客的出游行为？我认为处罚和教育要并重。一方面，景区要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对文明行为的宣传引导和提醒教育，让游客做到“心中有数”，言行有度，文明有序。另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惩处机制，赋予景区一定的处罚权，对于那些有禁不止、屡教不改的游客，要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比如经济处罚、行政处罚等。当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景区管理行为的监管，明确处罚的主体、原则和标准，主动接受游客的投诉和监督，避免景区处罚权的滥用，损害游客利益。

湖南岳阳市 李志美

导游要有文明导向

一个旅游团队文明程度的高低，与导游素质也有一定关系。前些时我和家人去云南旅游，导游图省事儿，让游客去树林里“方便”，这无疑是对旅游环境的破坏。整个旅游过程，导游对景点介绍得少，而讲起银器、玉器、茶叶、精油、螺旋藻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人文历史掌故讲得少，却对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讲得多，使旅游变了味儿。

由昆明到丽江乘大巴走了10多个小时，其间游大理古城仅给40分钟，而在玉器店则花了两个小时。在景点稍误几分钟，导游就大光其火，而购物晚半小时，导游也不言语。同时，导游也不向游客讲文明旅游常识，也不跟着游客监督提醒，致使有些游客缺乏约束，随意在草地上、树上、石林上拍照，有的还在“禁止拍照”的地方拍照，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导游一门心思想的是提成，即便看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视而不见，况且导游本身也欠文明。

由此可见，导游的文明是游客文明的重要一环。这就需要加强对导游职业道德的培养和教育，使他们以身作则，带出文明旅游团队。

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 杨不扬

宣传引导多在细节上花功夫

我国一些游客不文明的行为，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了不良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社会大环境问题。许多国人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国内生活时，可能不是那么明显，而一旦走出国门就变得很突出。二是个人的素质问题。不少人因为外出旅游，离开了自己日常工作生活的单位或社区，缺少监督和约束，于是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三是管理和处罚缺失。目前虽有出行指南、公约，新出台的《旅游法》中也有相关规定，但是，多为宣示性条文，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缺乏直接的约束力。

现在媒体对于游客维权关注太多，而对文明旅游的宣传引导相对较少。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在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应该更加灵活多样，如在电视、报纸上播放和刊登文明旅游公益广告，在出入境口岸设置文明旅游提示标志。旅行社应将文明旅游提示写入“游客出行注意事项”中，导游也需要做好解释工作，多在细节上花功夫，在愉快的气氛中提醒游客多注意行为举止，体现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

山东烟台旅游学校 金星南

游玩中应注重养德

今年“五一”去西安牡丹苑游玩，游客众多。看到个别人为了和鲜花“合影”，踏入花丛，还有人折断花枝，把牡丹花带走，遭制止时还与管理人员发生口角，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从人文角度看，休闲游玩具有休闲性、考察性和游学性，几乎等同于户外教学，是人们增长见闻、启发思想的一个渠道。休闲游玩本身就是享受文明熏陶的过程，必须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文明道德修养事关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那些休闲游玩中的不文明现象，究其原因是公德建设不到位。鲁迅先生曾说，人虽然比动物进化，然而有时却比动物退化。人异于动物，就在于人有理智，知美丑，讲文明。一些陋习多是沿袭生活习惯。习惯是什么？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道德沦丧都是从坏习惯开始，以致积重难返，渐成恶习。加强公德建设，需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耐心、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还需要加强“他律”，用外在力量帮助纠正陋习。这种“他律”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有效、长效的工作和督促机制。对那些积习难改者，更需在强化教育的同时，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措施严管重罚。只有如此，才能使那些缺乏公德意识的人思想有压力，行为能收敛。

陕西咸阳市 周荣光

惩处措施必不可少

公民文明素质高低，既和个人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又和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倡导公民出境文明旅游，首先应先把境内文明旅游的工作抓好。这就要求现行法律法规“硬”起来，能够得到落实、执行，而不是沦为“纸老虎”。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风景名胜区条例》都明确规定，在景物、设施上刻画、涂污或者在风景名胜区内乱扔垃圾的，将被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实际生活中，喜欢到处涂鸦者毫无惧意，因为并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法规如果得不到严格执行，必然形同虚设，进而贬损法律自身的信用与权威，降低公众对法治的信任与期许。

其次，公民文明出游固然需要旅游从业者率先垂范、积极引导，对于不文明行为的惩处措施必不可少。比如完善旅游合同，将文明旅游作为硬性规定并赋予法律效力，游客在出境旅游过程中作出损害中国形象的行为，证据确凿的列入黑名单，将不再允许其出境旅游，或限制出境等处罚，想必对一些人会起到警示作用。

江苏宿迁市宿城区 谢庆富

第五篇：2015扬州国家公务员考试辅导：“霾尘共呼吸”何时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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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扬州国家公务员考试辅导: “霾尘共呼吸”何时不再? 这两天,北京等地网友纷纷吐槽:躲避雾霾的烦恼还未散去,沙尘的担忧便接踵而至,真是让人闹心!这是今年“登陆”北京的首场沙尘天气,却暴露出环境问题“病去如抽丝”的病症特点。沙尘暴就如雾霾,躲无可躲、忍无可忍,只能吸着,昏黄无日的天空让人们意识到植树的功德。

“三北”防护林建设降低了北京遭受沙尘暴侵袭的程度,但如今不断出现“霾走沙尘来”“霾尘共呼吸”的节奏,又一次次发出“环境,破坏容易治理难”的警告。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沙尘哥俩好”的态势,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也凸显出发展方式转变之急。

因此,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调整畸形的政绩发展观。长期以来,GDP被视为衡量官员能力、考核选拔的重要标准,也让不少地方官员迷失发展方向,盲目上马没有通过环评工作的“污染炸弹”,留下“十面霾伏”的悲剧隐患。

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因此,各地应彻底反思发展思路,让“霾尘共呼吸”的魔咒早点进入坟墓。

生态保护不能嘴上讲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各地必须下决心硬起来,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用硬手腕对待硬骨头。对各种“污染碉堡”,以虎穴拔牙的精神,动真格,出重拳,用狠招,不留情。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这无疑吹响了治理污染的新号角。各地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向2014年交出一份满意的绿色答卷,不要因为被追责时而悔恨,不要因为被吐槽时而羞耻。这样,才能在面对人民时拍着胸脯说:“新鲜空气和干净水在这里不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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