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化兵发展壮大的历程

第一篇：中国防化兵发展壮大的历程

中国防化兵发展壮大的历程

本帖被 zslqlq 执行提前操作(2009-05-19)防化兵，防化学兵的简称——一支与“毒魔”打交道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是一个战斗保障兵种，由防化、喷火、发烟等部（分）队组成。其装备主要包括观测、侦察、防护、洗消、喷火、发烟等六种基本类型。任务是进行化学、核辐射侦察与放射性沾染观测；组织实施烟幕保障；用喷火器等燃烧武器协同步兵作战等。另外，防化兵还要指导其他部队对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进行防护，并协助地方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实施上述防护。

防化兵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粟裕为防化兵的题词所言：“在原子、化学战争条件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兵种，我军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满地完成作战任务。”

萧克向中央建议成立防化学兵学校；张乃更成为防化学部首任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诞生与世界防化兵的诞生有着共同的原因：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毒气在人类战争中的出现。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诞生又与各国防化兵的诞生有着不同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战受害国。

１９４０年夏，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日军为扼守据点，负隅顽抗，使用毒剂２０余次，造成八路军中毒近万人，直接影响了战斗进程。１９４２年，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用毒数十次，并制造了毒死村民８００余人的“北瞳惨案”。日军在八年侵华战争中，共使用化学攻击２０００余次，使中国伤亡８万多人。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美军也违反国际公约，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量使用细菌武器。为了有效地对付侵略者的化学武器攻击，我军开始建立防化兵。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特科队中编设化学排，其主要任务是施放烟雾，以迷惑敌人、掩护己方的战斗行动。１９３８年底，我军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成立了一个化学队，培训防毒干部。以后，在延安也举办过防毒培训班。在解放战争后期，华东野战军在第七、九、十三纵队组建过防化分队。我军组建大规模的防化部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向中央提出了成立防化学兵学校的建议，并建议野战军和兵团各编防化科，军编防化股，师、团、营设防化参谋。萧克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１２月１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学校。１９５１年，入朝部队在师、团、营建立了防化分队。到１９５３年，全军已有１００多个防化连，大军区相继成立了防化兵处，总参军训部设置了防化兵处。１９５６年１月１日，防化学部正式成立，张乃更为首任部长。１９５７年，防化学部开始履行兵种领率机关职能，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如今，总参防化学兵部已并入总参兵种部。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我军陆、海、空三军联合向盘踞在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我军防化兵的第一个喷火连在登岛战役中立下了奇功。

一江山岛是国民党军的重要守卫目标，有守军１１００多人，岛上构筑了以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工事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敌军利用地形，精心设置了３道防御阵地和４层火力，并构筑了明暗堡１５４个。前沿多为永久性地堡，与堑壕、交通壕相连，非常隐蔽，不易发现和摧毁，而且地堡大都有方格铁丝伪装网，使步兵难以爆破和投弹。

针对一江山岛的敌情，为确保登陆成功，华东军区决定成立喷火连，这是我军的第一个喷火连。喷火连配备了６７具喷火器，分别配属给登岛的各步兵连，并确立了“掩护——爆破——喷火——步兵趁火势冲入敌阵地”的战法。

１４时３３分，登陆战开始。在海、空军和陆军炮兵的掩护下，步兵向敌人滩头阵地发起冲击。某团一连在海门礁登陆时受到敌水线地堡的火力阻拦，配属该连的喷火兵用火舌直喷敌地堡，为一连开辟了道路。

二连在黄岩礁登陆成功，但一排向敌前沿阵地攻击时，遇敌永久性火力点的封锁，伤亡较大。喷火班班长成建军组织喷火组巧妙地接近敌碉堡，连续喷射。顷刻间，敌人的两个碉堡立即被火海吞没，１０多个敌人被烧死，一排乘机占领阵地。

三连在山嘴村遭敌暗堡火力阻拦，喷火兵严恩光冒着敌人的弹雨冲了上去，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对敌暗堡猛烈喷火。敌暗堡立刻在烈火中报销，三连乘胜追击。

１９日凌晨，枪声平息下来，一江山岛战役我军全歼守敌。在整个登陆作战中，喷火连共烧毁敌地堡４５个，占敌地堡总数的１／３，洞穴１６个，防空洞２个，其他目标２个，歼敌２００余人。喷火连３３人负伤，１１人牺牲，４８人荣立战功。

深入沾染区，被誉为“蘑菇云下的尖兵”；完全有能力对付“沙林毒剂”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军防化兵身着防化服，乘着装甲车向着蘑菇云的方向勇敢地冲去。

冲向原子弹沾染区的防化部队是以某部防化一团一营为基础组建的混合防化营，下辖侦察连、固定洗消连、机动洗消连和营部的若干直属分队，共３５０余人。

蘑菇云在头顶上飘着，原子辐射仍在施放着大量能量，原子弹爆炸后的情景逐一呈现在防化兵的眼前：电线杆东倒西歪，试验物在燃烧，物资被吹得四处乱飘，屋顶被掀掉，一些掩体和工事被震塌，试验汽车被冲击波吹翻，试验狗身上的毛被烧光。防化侦察分队冒着被辐射的危险进入距爆心２９００米的区域展开侦察，并逐步深入到距爆心９５０米处，对２０个点进行了测量、记录，并用无线电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了每个点的辐射级、时间、距爆心距离等数据。

防化兵还在前进，辐射还在施放，但英勇的防化兵无怕畏惧，勇往直前。在距爆心６００米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试验汽车变了形，房屋变成了废墟，动物全部死亡；坦克被吹翻，履带朝天；火炮离开了炮位，炮管被震弯；１００多米高的铁架全部熔化。防化兵穿着防尘服和防尘靴在２尺厚的松土上艰难地行进，没有人退缩，他们分头测量了地面辐射级，搞清了爆心附近辐射强度的秘密。

以张爱萍为首的指挥部正焦急地盼望着防化兵传来各种数据，因为原子弹是否爆炸成功，取决于防化兵提供的数据是否达到了预期要求。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半小时，防化侦察分队就将核爆炸的科学数据报到指挥部，张爱萍称赞他们立了头功。

按照周恩来“一次试验，多方受益”的要求，防化兵在沾染区对我国自行研制的核辐射探测器、核爆炸观测器、洗消器材、防护器材等进行了全面检查，填补了多项科研空白，首批进入原子弹爆炸区的防化侦察分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随着警报的长鸣声，北京市某地铁站化学毒剂紧急救援演习拉开了序幕。北京军区某防化团官兵乘坐洗消车、运输车、救护车，火速赶往现场。

１９９５年３月，日本东京地铁站发生的毒气事件，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中毒，引起世界震惊，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防范措施。为防患未然，总参谋部给北京军区下达了这次演习任务。演习以犯罪集团在地铁站投放“沙林毒剂”为背景，防化兵的救援分为：抢救中毒人员，指导群众防护；组织化学监测，实施现场洗消；协助公安部门现场取证，控制毒源；组织侦察、化验，确定毒物种类和染毒范围等七项内容。

首先进入沾染区的是由防化侦察兵组成的先遣侦测队，他们身着防化服，携带含磷毒剂报警器和侦毒器，飞奔现场，迅速查明了毒气源，进行了取样。随后，把毒源放入控制箱，进行转移，并在现场做了标记。防化兵化验组收到毒源样品后，立即在野战化验室进行了化验分析，科学地确定了毒品的种类和空气染毒的浓度。

紧接着，警戒队、防化洗消队、医疗救护队分头展开工作。警戒队在侦测队标定的染毒区边界设置了安全警戒线，协助公安人员负责毒区的警戒，防止群众误入。防化洗消车队飞驰而来，但汽车却无法开入地铁站。正当人们焦急的时候，几名防化兵携带着便携式洗消器和小型过滤吸收器赶了过来。他们迅速对地铁站、列车室实施洗消。对变电室、调度室、配电室等不能用消毒液洗消的房间，进行了内循环式过滤消毒。医疗救护队迅速将中毒人员撤离毒区，在野战救护所用解磷针、阿托品、氯磷定等药物急救后，送后方医院继续治疗。

最后，７９型淋浴车在指定地域对救援分队和救援器材进行了洗消。

演习获得成功，这表明，我军一个加强防化连利用我国自己研制生产的现有装备，对一个染毒的中小型地铁站实施化学救援，四五个小时就能完成任务，救援手段和时效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多国造”的防化装备时代已经过去，防化装备实现了国产化

防化兵离不开防化装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军一方面注意收集和修复美、日、国民党军制造的防毒器材，并自制的一部分简单器材，另一方面从苏联引进一些防化装备并加以仿制。

１９５９年，我军对苏式侦察、防护、洗消、发烟和喷火等２０多个型号的防化装备陆续仿制成功，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１９５８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我军把技术研究与战术研究、制式装备研究与应用器材研究相结合，从而促进了第二代国产防化装备和应用技术的发展。如１９６５年设计定型的轻便防毒面具，取消了导气管，重量比当时美军装备的防毒面具还轻。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军还发展了防原子弹装备。１９６２年底，防化兵领受了首次核试验的辐射安全、防护保障以及有关的技术测试和地面、高空取样等任务。为此，突击研制了专用仪器、器材、技术车辆共８类５５套又３４台件，性能良好。在多次核试验中，我防化兵凭借这些装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防化兵的装备迈上了新台阶。如１９７１年定型的含磷毒剂报警器，采用了最新技术，重量只有１．２千克，填补了国内空白。装备的新型辐射仪，兼有两种仪器的功能，也仅重１．２千克。１９７５年设计定型的核爆炸观测仪，可自动开机并测定当量和距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防化兵装备的研制与发展继续大步向前迈进。１９８５年实现了“六五”计划预定的发展目标：发展了对核、化学武器的侦察、化验装备；工事用毒剂报警器和检测器材填补了工程防化设施中的空白；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提高了可靠性，使误报率大大降低；采用电脑技术的便携式防化参谋作业工具，大大提高了核估算的速度与质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防化兵的装备和其他军兵种的防化装备都有较大发展：大型多功能的快速洗消装备，使防化兵的洗消保障能力成倍增加；各军兵种专用的防化装备得到全面发展；发烟器材、燃烧武器也有新发展；防化兵的专业保障能力，合成军的自侦、自防、自消能力，全军的整体防护能力，均达到了新的水平。

另外，我军对化学毒剂伤害的防护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的舞台上，中国防化专家一举夺魁

１９９０年７月，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通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邀请中国参加第二轮国际间化学裁军核查对比实验（简称“联试”）。这是为各国正在谈判待签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做前期准备工作。

我代表团通过国际传真迅速将这一报告送到了外交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的案头。

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眉头一喜：一年前，芬兰、法国、西德、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１０国进行了首轮“联试”，第二轮“联试”又扩大范围，邀请了中国、苏联、印度等５国参加，这是个好势头啊！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苏关系缓和，这两个拥有化学武器的大国，都表示了禁止化学武器的新姿态。１９９０年６月１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订了《美、苏化学武器协议》，宣布该协议生效时，双方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并销毁一定贮存量的化学武器。与此同时，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为了建立一套有关化学裁军核查的技术标准、方法、程序和相应的国际化学裁军核查实验室，组织了一些国家的科学家进行模拟核查实验，以求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探讨，能为各国普遍接受。

显然，中国参加化学裁军核查，不仅体现了中国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一贯积极立场，也有利于尽快跟踪国际化学裁军的新发展，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贡献。外交部几乎在一天时间内就完成了有关参加国际“联试”的全部协调工作，为我军防化兵走向世界创造了一切有利条件。

总参谋长迟浩田态度十分明确：参加！为中国争口气，为世界和平作贡献。很快，由解放军防化专家钟玉征、陆宝嘉、马远骏、边淑清、曹俊钟、陈志升等组成的专家组代表中国参加第二轮国际核查“联试”，钟玉征任专家组组长。

中国首次出师国际核查“联试”，机遇与风险并存。

钟玉征很清楚，摆在专家组面前的不利条件有五个：一是对手强，参加这轮“联试”的有美、苏、英、法等１５国。这些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有着世界一流试验室，设备先进，技术力量强，而且多数参加过第一轮“联试”。二是时间紧，收到样品后，在一个月内报告分析结果，否则取消参试资格。三是难度大，没有样品分析的具体背景情况，只知道是核查一个化工厂。四是设备差，我们的实验设备多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产品，陈旧落后，很难达到技术要求。五是经验少，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多国实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品，出现什么情况。

正当中国专家组逐条分析困难、寻求对策时，从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传来消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分析技术和能力表示怀疑。

极大的挑战性，带来极大的刺激性。平时不爱在大庭广众下讲话的陆宝嘉突然冒出一句话：“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为国争光就看我们的行动了！”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测试组接到外交部通知，样品已由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委托信使带回。钟玉征估计样品包装可能比较大，她告诉有关同志，派一辆面包车去取。到了外交部，一看到样品，大家都愣住了——信使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两副扑克牌大小的金属盒，盒内装着２９支比香烟稍大一点的玻璃管。其要求是：模拟核查一个“工厂”，是否“秘密生产过化学毒剂”，必须在接到核查样品一个月内报告测试结果，逾期取消参试资格。

一支支玻璃管犹如一个个“魔瓶”，有的装一支棉签，有的装几滴液体，样品量极少。里面即使染毒，也是微量，需用几十亿分之一克的计量来测试，其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专家开始实施一个反守为攻的计划：在打开“魔瓶”之前，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样品信息。助理研究员曹俊钟要求：“水样品不开封，放到核磁仪上进行测试，可知是否含有机磷化合物。”助理工程师林汉杰请战：“我可以不开管进行分析。”深夜１２点，曹俊钟报告：水样中含有机磷化合物。林汉杰报告，在２９支玻璃管中发现６种化合物。

可是，开启“魔瓶”后的很长时间内，除查出一些一般性有机磷化物外，还没有发现被核查的“工厂”有异常现象。这时，专家们把眼光集中在一支水样品的玻璃管上。只有０．８毫升的水样品中漂着一滴比小米粒还小的油珠。钟玉征认为，这个难度最大的样品最有可能获得直接信息。她决定：“就在这小油珠上打开突破口，将水和油中待测的物质一点不漏地„取‟出来。”怎样捕捉小油珠？组长钟玉征拟订了分离提取步骤，教授李正新、讲师周黎明、实验师刘景全采取“空气”捕捉的方法，在放大镜下密切协同，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这个小油珠吸了出来，并查出这个样品中含毒剂降解产物，由此打开了整个分析检测工作的局面。

接着，各专业组又认真研究情况，克服重重困难，于１２月３日夜发现神经性毒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根据这个信息，大家一鼓作气，终于查出了２９个样品中的全部化学物质。最后，专家组全体同志对所有鉴定出的样品物质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把所有的图谱和数据都重新进行核对研究，直到确有十分把握后，才提出确定性意见。

１２月１４日是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规定的交卷期限。这天凌晨３点，实验室里仍然灯火通明。专家们对所有测试的数据、图谱作完最后一次审核。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决定对其中一个数据再作一次“旁证”。

测试报告发出之前，陆宝嘉思忖再三，建议精益求精，再附上一张图。这张图标明了此次“联试”模拟的是一家敌敌畏工厂，２９支管子里的样品分别来自原料罐、产品罐、废水、废气。２０时，钟玉征领导的６号实验室代表中国，用电传向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技术秘书处报告了实验结果。

１２月２８日，中国防化专家收到配样国于１０月３０日向各参试国实验室发出的一份背景材料，也附有一张图，图上标明模拟核查的是一家处理敌敌畏原料的农药厂，２９支管子的样品分别采自哪里，附图及背景材料与中国专家上报的图表完全一致。

第二轮“联试”要查找的这种神经性毒剂，只有荷兰、瑞士、中国３个国家找出来了。可为什么人家找到的是毒剂本身，而我们找到的只是毒剂的降解产物？外国专家对照测试记录，发现中国收到样品晚了１３天，收到背景材料晚了５８天。这一对照再次引起轰动——中国是在全然不知具体背景的不利条件下，却取得检出率的最高纪录。

在此后参加的历届“联试”中，我军防化专家再接再厉，又取得了十次名列前茅的成绩，为我国我军赢得了荣誉，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之最

★我军的第一个化学分队

1933年12月1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特科队中编设化学排，其主要任务是施放烟幕，以迷盲敌人，掩护己方的战斗行动。我军真正意义上的防化分队，是1951年2月5日在东北军区坦克第3师组建的化学防御连。该连随坦克3师于1952年6月入朝参战，遂行反毒气战、反细菌战的任务。

★我军的第一所防化兵学校

为对付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1950年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校址设在四川省江津县。1951年3月7日开学，9月，迁至河北省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区）。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军防化兵建设的开始。该校几经调整，逐步发展为现在的防化指挥工程学院，50年来，为我军培养输送了2万多名防化干部。

★我军喷火分队首次参战

1954年10月，陆军第60师组建喷火连，这是全军最早的队属喷火分队。1955年1月18日，该分队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摧毁敌地堡、洞穴共66个，占岛上敌工事的1／3，歼敌200余名，占歼敌总数的1／5。首次参战即显示了喷火兵的特有威力。★我军的第一个防化研究所

1954年10月1日，总参谋部批准，以化学兵学校化学研究室为基础，成立化学防护研究所。主要任务是研制核、化武器的防护装备和喷火、发烟装备。该所经数次调整，发展为现在的防化研究院。★我军防化兵参加首次核试验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防化兵开设的有线遥测站首先将沾染数据上报指挥部，为及时准确地证实核试验成功提供了重要依据，指挥部当即为该遥测站记集体一等功。★防化兵首次执行大规模抗震救灾任务

1976年7月，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大地震，防化兵3支部队奉命紧急出动，执行抢救和消毒任务。千余官兵奋战两个月，喷洒药液消毒灭菌，用淋浴车对伤员和救灾军民进行卫生处理，用喷洒车给群众供水，为唐山大灾之后无大疫作出了重要贡献。★防化兵首次参加国际化学裁军联试

1990年10月，由防化兵组成的中国专家组，首次参加第二轮化学裁军国际实验室对比实验（简称″联试″），克服仪器设备落后、经验缺乏等困难，奋战30昼夜，按时提交测试报告，以检出率、准确率高，检测手段全而一举夺魁。而后又十次名列前茅，防化研究院化学分析实验室成为首批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之一。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荣誉。

★我军第一部《核化生防护大辞典》

2000年7月，总参兵种部防化编研室历时5年组织编纂的我军第一部《核化生防护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核、化、生武器及其防护知识，核、化事故应急救援以及燃烧武器、发烟装备等知识，反映了我国″三防″领域科学研究的新水平，是一部军队、地方都适用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

防化学兵部

1950年12月成立化学兵学校,随后相继建立各级防化部门及防化部队,1956年1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部,1957年5月改称防化学兵部,1959年4月划归总参,改为总参防化学兵部,1961年1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1969年10月改为总参防化学部,1978年5月改为总参防化部,1992年9月总参防化部与总参装甲兵部,炮兵部,工程兵部,陆航局合并组建总参兵种部 ；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

1955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第29次会议讨论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关于化学兵建设问题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防化学兵部，并责成粟裕总参谋长负责筹建。

1955年5月20日，国防部颁发防化学部编制表，防化学部下辖办公室、8个处和管理科。

1956年1月1日，防化学部组成并开始办公。

1957年5月11日，国防部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行使兵种领导机构职权，归国防部建制；下设司令部、政委办公室、干部部、器材部。

1959年3月28日，国防部通知：自1959年4月1日起，改属总参谋部建制，更名为总参防化学兵部。

196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第75次会议决定总参防化学兵部改为中囯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扩编为兵种领导机构，归中央军委直属。

1961年11月7日，防化学兵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器材部、后勤部。

1962年11月11日，撤销器材部，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1969年10月17日，总参谋部根据196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的总参谋部精简整编方案发出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改为总参防化学部。防化学部部长：张乃更﹤代理﹥1956.2---1956.3.26；1956.3.26---1957.5.11； 副部长：张乃更1955.9.28---1956.3.26毕庆堂1956.2---1957.5.11。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部长：张乃更1957.5.11---1959.4.1； 部政治委员：萧学林1958.11.17---1959.4.1； 副部长：毕庆堂1957.5.11---1959.4.1。

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部长：张乃更1959.4.1---1960.12.1﹤1960年12月1日部长改称主任﹥1960.12.1---1961.1.26；

部政治委员：萧学林1959.4.1---1961.1.26；

副部长：毕庆堂1959.4.1---1960.12.1裴宗澄1960.8.14--1960.12.1； 副主任：裴宗澄1960.12.1---1961.1.26，毕庆堂1960.12.1---1961.1.26，司令部参谋长：蓝文兆1960.7.22---1961.1.26 司令部副参谋长：曹波声1960.12.14---1961.1.26；

政治部副主任：黃文仲1960.7.22---1961.1.26吕澍霖1960.9.7---1961.1.26。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主任：张乃更1961.1.26---1969.10.17；

政治委员：萧学林1961.1.26---1963.8.10曹广化1963.8.10---1965.8.26李真1965.8.26---1969.10.30；

副主任：裴宗澄1961.1.26---1969.12.11毕庆堂1961.1.26---1969.7.22王绍南1964.6.27---1969.10.17；

司令部参谋长：蓝文兆1961.1.26---1969.10.17 副参谋长：曹波声1961.1.26---1965何棣1961.11.25---1969.10苗汝昆1965.2.9---1969.10.17；

政治部主任：桂生芳1961.11.25---1969.10.17；

副主任：黃文仲1961.1.26---1969.10.17吕澍霖1961.1.26---1961.5.26孙殿甲1965.5.26---1969.10.17；

后勤部部长：阎廷泰1963.4.26---1969.12.11。

第二篇：中国航天事业的历程

 中国航天事业的历程（形成精神）

从几代航天人的实践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来的中国航天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东方红一号”的研发

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艰苦条件：躲进包装箱观察实验

为了播放《东方红》乐曲，卫星装配了4根天线，每根长达3米，发射的时候要合并起来，到了太空再伸展开。

上世纪60年代，科研条件十分简陋，甚至连块宽敞、合适的实验场地都难找。“当时中科院力学所有个仓库，地方挺大的，我们就决定在那儿做地面实验。”戚发轫坦言，当时做实验还是有比较高的危险性的，“天线一甩起来，万一断了会抡出去伤人。”怎么办呢？仓库里有许多质地粗糙的包装箱，戚发轫和同事们就躲进箱子里，“从箱盖的缝隙中观察实验，更年轻的同事甚至骑到房梁上。”就这样，实验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情况下全部都完成了。

 中国航天事业的现状（体现精神）

[从东方红一号到现在的天宫二号]

“神舟十一号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德国之声”援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张育林的话称，它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探索试验的任务即将完成，随着下一步空间站的建成，我国载人航天将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到时候，飞船发射不像现在隔几年发一次，而是一年发几次，航天员将定期往返(太空)。” 英国《卫报》引用欧洲空间局科学计划办公室主任法瓦塔的话称，中国每年在太空计划上的投入仅相当于美国的1/7。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射规模直追美俄。美国2013年进行了19次成功的太空发射，而中国是14次。显然，中国注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实际上，有航天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2016年，中国航天发射数量将首次突破20次。目前这是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航天强国才有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名专家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建于1958年，是我国目前唯一载人航天发射场，自建成以来共发射了十艘神舟飞船、104颗卫星、一个目标飞行器和一个空间实验室。这些航天发射成就是在近60年的时间跨度内完成的，而中国今年一年的发射量就占到将近1/5，而且今年的发射包括长征七号新型运载火箭首发、世界首枚量子科学卫星的发射以及即将首次发射的大火箭长征五号等重要项目。不过，中国航天发射进入密集期是一个稳步前进后的客观效果，并不是为了与人竞争故意加快发射密度。中国航天工程，尤其在载人航天方面，每一步走得都很坚实。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称，近年来，中国航天发射的可靠指数已经高于俄罗斯和美国。至今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地实行了自己的计划，整体上遵循着最初确立的时间表，而且没有发生过未遇见的突发事件。

 中国航天事业的前景（发扬精神）

“新的太空超级大国”“中国的太空雄心”，国际媒体纷纷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中国。“中国的航天崛起”，韩联社称，一旦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对接，中国的航天崛起将更加提速。中国制定了2022年完成太空站建设计划。上月中国成功发射天宫二号，已经显示了能够单独完成太空站建设的实力。美俄等共同管理运行的国际空间站将于2024年结束使用，如果中国载人航天计划顺利，2024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太空站的国家。

第三篇：中国站起来的历程

秦晖：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来源： 王家骏的日志

按：秦晖老师文章的特点就是长，还有一点就是说理充分，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就可以轻松的看懂。“中国站起来了”这一系列文章连载在《南方周末》上秦晖老师的专栏“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中，前后拖得时间很长，现在这一部分已经出完。这一系列文章比较思辨，算是客观的史论。读过此篇，相信“果粉”与“五毛”之间很多无意义的争论可以休矣。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上，签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站/图）

这个说法的确有见地。尽管民族自立、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含将来可能的实现）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实现的先后顺序，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只是要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那和“人民站起来了”还是大有区别的。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从简单的语义上讲，也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实现。

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何况仅从领土上讲，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嘛（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中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权，争取“民权”，实现民主共和。虽然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对庚子时的“反动排外”记忆犹新，十分反感，因此这时的斗争，各方都对列强示好，不能争取到列强支持，也是希望他们中立，至少并没有摆出对抗姿态。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但民国建立后，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尤其是日本与俄国这两个近邻，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只有把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而日俄两强的胃口，却比清末时更大，民国政府对日俄的抗争，是极为艰苦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给他们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台湾（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进入民国后，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竟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

俄国方面，虽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东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

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出兵，借口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两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严厉报复了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惟一重要国家。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上输给了日本，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

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上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盛世才投靠苏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19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

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持有1859118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的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太上皇”，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

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士，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有名言：“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转引自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则不言而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但事实上盛世才确曾建议新疆独立后加盟苏联，只是苏联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同意而已。可以说，那时盛世才依附于苏俄的程度，比伪满依附于日本、外蒙依附于苏联的程度，或许稍逊一点，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段祺瑞，则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南京民国政府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主要就是日俄两强，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认识民国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而当时中国国内所处的乱世，对于外争国权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也都不是“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为争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国内对手所依附的列强）作为“政治正确”，并抨击对手的对外依附。在没有真正的多党宪政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抨击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多元制约，从而确实也对各方扩大对外依附的可能性构成抑阻，不像大一统时代那样，无所顾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忽而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同时，各方列强的在华角逐，对他们各自的企图也是一个多元制约因素。尤其是，为了支持他们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会“归还”一些已攫取的权益，以增加这些力量在国内斗争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竞相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等在华权益，苏联在1949年与新中国的谈判中承诺减少其在东北的权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日本人把权益“归还”给自己的“儿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强与苏联的上述行动，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

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都打着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依附者对抗对方的扩张。而当时的欧美列强，英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德国本是野心勃勃的后起列强，从巨野教案、攻占青岛、挂帅八国联军、渗入胶济沿线，19-20世纪之交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

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与英法对立，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也没什么冲突，因此除了在二战中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德国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从参与李顿调查团到不满南京大屠杀，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

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为主）三方角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的守势，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多数时段，都显得软弱无力（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就是有“绥靖”倾向）。

但另一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说详下），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

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参加1945年联合国国际组织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合影。代表团正式成员10人，团长是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左至右，分别是施肇基（高级顾问）、胡 霖、董必武、顾维钧、宋子文、王宠惠、吴贻芳、李璜、张君劢。魏道明、胡适不在其中。胡适因为不同意苏联提议的常任理事国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主张，未在宪章 上签字。（联合国网站/图）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但是当时的孙中山是在野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绝出卖国家权益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

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通过依附于某个列强，“以夷制夷”战胜敌人，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的。

当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

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

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蒙古汗要是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

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学的）。

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

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落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必死无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来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下文还要提到）。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 “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图为华盛顿会议 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驻英公使，左一）、施肇基（驻美公使，左二）、王宠惠（大理院长）。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承认民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轻视国人自身的努力。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尽管中国军队的战绩并不理想，这场战争也不是仅靠我们自己打赢的，但正是由于国人的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绝不投降，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得到了“站队”的果实。如果中国政府像汪伪鼓吹的那样投靠了日本，站错了队，也就谈不上什么果实了。说起来，抗日战争和辛亥革命，这两件大事，20世纪的中国人都引以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大冲突。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图为延安八路军战士在操练。

就抗战而言，核心的争论就是国共两党谁的功劳大。与此相关，过去还有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美国与苏联谁起的作用更大的争论。大陆曾强调说，美国人打海岛扔原子弹都不管用，苏联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从中苏闹翻后，就很少这样说了。

但国共之间的互相指责——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却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这两种说法都逐渐淡出，我们这里一方面仍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不过认真想来，所谓国、共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这个提法语出有因，却很不准确。

首先，当时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她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沿黄地区设有神府、两延（延川、延长）两个河防司令部，两司均隶属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这里所谓的“后方”，当然不是敌后，而是“我后”，以这一战略后方为依托的河防作战，自然不是什么“敌后”行动，而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河防作战规模不大，但被广泛宣传为我党抗战样板的平型关、阳明堡等著名战斗，也都不是“敌后”作战。这几次战斗，都发生在当时中国统帅部统一部署的晋北、太原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击，与八路军的侧后方伏击，实际上是同一场战役的不同战术部分。尤其是平型关之战，国民党军在关门，正面阻击敌主力；八路军则奉命从侧后伏击日军辎重队，两边枪炮互闻，硝烟互见。这种战术上的侧后方，如果也算“敌后”，那举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上的所有重大战役，均有这种“敌后”作战，它也就不成其为八路军、新四军特有的作战方式了。

我们能说，在台儿庄会战中只有孙连仲、池峰城坚守台儿庄是“正面战场”，而从侧后方出击日军的汤恩伯部是“敌后战场”吗？

实际上，我们出版的许多抗战史著作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中，并不回避中共武装的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太原会战”一章中，载有“太原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辖下，朱德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与其他国军（第二、六、七、十四、二十二集团军及若干单列军、师）赫然并列，正确反映了这场会战的作战序列。

整个太原会战，从1937年9月11日持续至11月8日，空间则包括晋北、忻口、娘子关等地。在此期间，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会战区域内，配合友军进行了平型关（9月25日）、阳明堡（10月19日）、七亘村（10月26、28日）、黄岩底（11月2日）、广阳（11月4、7日）等战斗。（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86－90页）这些战斗属于正面战场，应该毫无疑问。

该书并明确指出：“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换言之，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此后，中共以其独立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为依托，与日军周旋，其军事行动与正面战场虽有客观上的战略呼应，但已无战役协同。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但众所周知，此后平型关式的作战已极少发生。所以中共抗战中最著名的几仗，其实还多是在“正面战场”打的。

然而有趣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乐于把“正面战场”说成是国民党独家包揽的，这就抹杀了中共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这当然不是谦虚所致。

实际上，人们清楚地知道，尽管平型关、广阳和阳明堡都属于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所打的几次最著名的仗，但是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相比，这些仗都显得很小，就指挥关系而言，当时这些仗也都是按中国统帅部的部署进行的。算上它们，也不能说正面战场就是中共主导，而如果把它们归入正面战场，那其后在敌后战场就没有什么大仗可说了。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让掉，把平型关等役的战果都算入敌后战场。因为敌后虽也有国民党军队作战，但相对而言，其战果不足道。平型关等战斗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会战无法并论，与敌后国民党军的作为相比，还是突出的。这样把“敌后战场”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了。但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有违于军事常识，其实对评价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也未必有利。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抗战前期，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强于共产党，但与正面战场当然没法相比。而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到1940年夏，新四军击败韩德勤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着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完全扭转。稍后的“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并且这种行动方式随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延续，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讲的定义，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此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

不过，无论国共摩擦多么激烈，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日，都在正面与敌后作出了牺牲。今人在正面与敌后的歼敌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争论。实际上，确切的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

其实，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对抗入侵强者的作战方式，弱者别无选择，是无可非议的。当时国共两党都是从全球角度考虑战局的。第一，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第二，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第三，双方都有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因此这里的关键，还不在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国家主权体现者的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国属于哪个阵营，是由该国主权体现者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对派和在野党决定的。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它像汪伪那样投靠了日本，中国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

国内存在着反对派的抵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正如保加利亚、意大利这类国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这些力量也被视为英雄，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国属于轴心国、也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日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来即便推翻了重庆的附敌政府，都未必能改变这一点。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国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然而如果反过来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庆坚持抵抗，中国就仍然属于盟国阵营，战后仍会是“五强”之一。

也许读者会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德国后，盟国阵营不是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国”为法国主权代表，法国在二战后不是也成为战胜国了吗？这里我要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维希政府虽然屈服于德国，却没有加入轴心国，而是声称中立，戴高乐也是前法国政府要员，不是反对派。如果不是戴高乐，而是由法共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国后来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

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

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牺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为伪军的也不少。后者当然是国民党方面的一大耻辱，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 当然不能。

因为这些将领之投降，并非国民党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国民党降将多，说明这个长期执政的独裁党许多成员暮气深重，斗志远不如当时作为新锐革命力量的共产党。而这个斗志差是对所有敌人，并非仅对日本人而言。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

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他们在抗战中降将也很多，难道证明抗日不“正义”？ 国民党在抗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抗日。——他们在内战中降将更多，难道证明他们不反共？

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斗志还是远远超过其在内战中的表现的。其主流派（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政府）尤其如此。

与组织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不同，所谓“国民党”，当时是个多派系的庞杂复合体，在重庆眼里，其某些派系之异己，比共产党好不到哪里。从资料中不难发现，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有的是否国民党员，尚未可知，称为国民党将领，实不如叫非共产党将领更确切。

而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嫡系（即所谓中央军），乃至大的国民党派系如桂系、阎系等，都极少有将领降日的现象。即便像衡阳守将方先觉那样力战至绝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战俘，并未当“伪军”。

抗战中的杂牌军、地头蛇们，当然也有好样的，但很多人的确是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杨、李长江），国共摩擦时亲共中立而拒绝受命于蒋，鬼子来了又降敌附逆而为虎作伥。他们可以说是“消极抗日、也消极反共”的。

而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所以，那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说法，和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说法一样，都是偏颇之论。

把“抗日”与“摩擦”对立起来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实并非如此： 那时的中国，总的来讲，国（国民党主流派）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高概率的降敌现象，则出现在那些为自利自保而拥兵，对抗日与反共都消极的地头蛇中。

或者说，越是对重庆或对延安忠诚的势力，在抗日与摩擦中就越坚决、越不妥协。而那些无原则无立场的军头，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吴化文、刘子仁、邢仁甫、郝鹏举等都曾投国、投共又投日。把他们的行为记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账上，都是不合适的。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是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两个主要方向。前者要靠军事手段，而后者则主要是外交谈判。

如前文所述，中国靠正确站队，在一战中首先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人抢占了青岛等德国侵华“遗产”，巴黎和会未能主持公道，这激起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爱国民众抗议浪潮。

根据现今的研究，我们知道，这场抗议其实得到了当时许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许乃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大声势。实际上，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列强施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爷与“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对列强唱过这么一出。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19年前那场红白脸的闹剧，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爷先杀了几万教民，后杀了几万拳民，使中国人流血成河之外，对外只招来了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闻所未闻的巨额赔款，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嘲骂。而19年后，第二场红白脸抗议，却成了典型的正剧。

中国人没有流血，外国人叹为观止，抗议的声音引起广泛的国际同情，列强也不得不正视。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 中国还对所有列强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包括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等。

列强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 同意就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中国谈判以求逐步解决。此外，在日本同意交还青岛的同时，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 法国允诺交还广州湾。这些成果都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显然，1900年与1919年，同样是针对涉外问题的官民互动，过去的教科书把两者都定位为“爱国运动”，但两者结果却完全相反。

这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实力的对比有多大的变化，因为1919年中国国内的分裂与对外的相对弱势，不亚于1900年。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五四的“民国”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产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几乎都有谴责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论。五四的背景，是一场“启蒙运动”（它的局限性我们以后会谈到），但庚子的背景，却是一场皇权疯狂和“怪力乱神”风潮。

五四与庚子的对比，体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进步，尽管那时无论“民国”，还是“公民”，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有利的安排，是国人五四爱国浪潮的果实（当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对日矛盾），在“中国站起来了”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由于华盛顿会议国内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抵制（会议邀请了广州方面，但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拒绝合组代表团），国际上也没有苏俄参与，它长期以来便得不到应有的评价。一些学者甚至指责这次会议“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会议一般性表态多，具体成果则大都还要到会后讨价还价，中国收回青岛和胶济路时，也答应了一些条件，如青岛要开放为通商口岸等等。

当然，华盛顿会议只是中国收回权益历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会议就能解决所有不平等问题，无疑不现实。但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没有损失权益。

有人把中国收回青岛时答应开放为商埠也看成损失，其实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利益今天已是常识，今天我们的开放口岸也比当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动开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动”，而不在于“开放”。我们谴责用炮舰轰开我国国门的侵略者，却不必欣赏清朝的闭关锁国。

民国时期，开放已是国人所需，中国本来也不打算收回青岛后，把它封闭起来变成死港，收回青岛的协议，更不是在炮口下签订的，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把华盛顿会议“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和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动听的《卡拉汉对华宣言》，甚至还允许俄远东“分离”，成立“远东共和国”，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约》一样，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苏俄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独立”，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什么权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的仅有两个列强，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摆脱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侵华成果外，俄国从中国攫取的东西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与其说是列宁，还不如说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

“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华盛顿会议确立了1）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完整，2）任一列强不得在华谋求特殊利益，3）任一列强不得就解决中国与所有外国关系中的既存问题（即改约问题）进行谈判，笔者称为“对华三原则”。

平心而论，这三项原则，既反映了一战与五四以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列强间的矛盾与制衡对于中国维护国权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列强的自私和力图维护既得利益的图谋。根据这些原则，某些列强独有的在华权益，例如不是所有列强都有的在华租界与租借地，应该通过个别谈判归还中国。到抗战时，中国已通过这一方式收回了青岛、威海卫、广州湾（即湛江，法国于华盛顿会议后承诺交回，但未具体实施。抗战时法国维希政府“交还”汪伪，成为日占下的沦陷区，抗战胜利受降时才真正光复）与胶济路，还有旅大（旅顺与大连）、九龙与中东路未能收回。

而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是关税权、治外法权等，在这些问题上，不仅所有列强，而且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外国，包括巴西、秘鲁、墨西哥等与中国类似的国家，在华都有类似权益。当时，列强原则上也承认这些权益不公平，要改变，但强调此种改变要与中国自身的改革相联系。如关税自主，要与废除厘金相联系；取消治外法权，要与中国建立近代法治相联系。这当然体现了列强尽量延长这些权益的自私企图，并且也与尊重中国主权相矛盾。但今天，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改革都是中国进步所必须的，符合我们自己利益。事实上，晚清以来，西方列强的对华影响一直就是两面的：一方面，给我们带来耻辱和压迫；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进步，也确实是迫于外力。

今天看来，别人逼着我们进步，当然让我们很不爽。但是扛着这些压力，坚决不改革（如同庚子时的慈禧），难道就很爽吗？所以，对这些进步，应该秉持谭嗣同的态度：压迫要抗争，改革更要主动，“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民国时期的外交，就是一面抵抗外侮，一面推进改革。为此，按华盛顿会议的上述原则，1925年，北京政府开始就改变不平等条约，与各国进行实质性谈判；1926年，“国民革命”兴起，广州、武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外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立场；1928年，南京政府完成北伐，大体统一了中国，遂继续推进上述谈判。

恢复关税主权与司法主权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这些谈判有了很大进展：在关税权方面，通过一些国家旧约到期另订平等新约（美国带头在旧约未到期时主动改订新约），并推动其他国家也相继改约。到1930年，最后一个顽抗的国家——日本，也被迫接受改约，中国终于完全实现了关税自主。这对保障国家收入、发展民族经济，都有很大意义。

在废除治外法权（主要是领事裁判权）方面，中国经过艰难谈判，也与不少国家达成一致。对于未达成一致的列强，中国则采取单方面行动。1929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自行宣布从1930年1月1日起，废除列强在华司法特权。这一无需与有关国家协商、而自行废权的强硬做法，引起列强激烈抗议。中国事实上也未按期实行。但此举毕竟迫使列强承认，自该日起，治外法权要“逐步”取消。

1931年5月4日，国民政府再次自行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明确宣布，对在华外国人拥有司法主权。虽然在此后的“实施”中，仍然打了折扣，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宣布操之在我，仍然意义重大。

其实众所周知，很多在华外国人与外国公司，现在仍然受到特殊照顾，这种所谓“超国民待遇”，至今仍在引起非议。而在号称激进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华外国人被指为“反革命”的（如著名的李敦白等人），最多只是被驱逐而已，当时甚至没有像当年国民政府对牛兰夫妇那样审判他们。

不过，只要这些照顾操之在我，就谈不上是国耻。当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法”下的平等，是否值得争取也是问题。“文革”中不像当年我们杀中国自己的“反革命”那样，杀在华外国人，没人认为值得非议。而当年在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下，共产党人托庇于外国司法特权，更没有人认为是“卖国行为”，反倒是北京政府闯入苏联使馆捕杀在彼避难的李大钊等中共烈士，受到强烈谴责。

这一切都说明，在神圣的主权之上，确实还有若干更神圣的道义原则。而废除治外法权与国内法治改革挂钩、关税自主与废除厘金挂钩的做法，虽然不值得称道，但废除治外法权的进步意义，需要国内法治进步的条件才能体现（类似地，关税自主的进步性需要废除厘金才能体现），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政治多元化与外争国权的关系

无论如何，当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在废除厘金、改善法治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步。

由于这一时期存在着北京、广东、武汉、南京等不同的民国政府，今人于是有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广州、武汉政府的“废约外交”和南京政府的“改约外交”之说。而后两者，当时又被这两个民国政府称为“革命外交”。

学术界如今对三者中何者贡献更大，仍有争议。过去，国共两党都宣称“北洋政府”（即北京政府）“卖国”，而广东国民政府“反帝”，南京政府更自称其“革命外交”与广东政府一脉相承，而共产党则否定这种继承性。

今天，两岸学界一般都承认，三个民国政府与1949年后的新中国，都为纠正不平等做出了贡献。

有的学者对南京政府的外交评价较高，因为上述纠正不平等的努力，大都是在这一政府时期收获成果的。

但也有人认为，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说得多做得少，在实质性问题上的进展，并不比北京政府大多少，倒是过去所说的“北洋军阀”更为努力，他们的外交“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进程”，而南京政府只是摘桃子而已（申晓云：《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订新约运动”之我见——再评王正廷“革命外交”》，《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但不管谁的贡献更大，他们都有贡献则是肯定的。改订新约，收回权益，是抗战前历届民国政府前后相继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彻底实现，一直要到20世纪末我国收回港澳。正如王建朗先生概括的：“它是几代人和数届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最后毕其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党人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包括具有更大的妥协性的北京政府。”（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从1922年华盛顿会议确定谈判原则，1925年实质性谈判开始，到1931年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完成纠正不平等条约的整个过程，但其进展是很明显的。如果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半个世纪后，我们才收回香港澳门，就不能不承认，在那短短几年内，又是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如此之多的乱世条件下，中国能接连收回青岛、威海、湛江等重要口岸和许多租界，实现关税自主，在取消治外法权方面取得关键进展，堪称奇迹。为什么能够如此？

除了今人提到的种种原因，尤其是国内官民互动的红白脸抗争、成功利用了国际形势和列强间矛盾的“站队”外交等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并非主要但人所未言，因此笔者认为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原因，那就是辛亥以后，中国政治的多元化。

这种以群雄逐鹿的方式，而不是以宪政下政党竞争方式存在的多元化，尽管会削弱对外抗争的国力，但是如前所述，多元力量对政治合法性的竞争，也促使其中的每一元都尽量表现“爱国”而不敢“卖国”，因此，在同等国力的条件下，它的对外，往往表现得更加积极。

中东路事件：“革命外交”的最大挫折

民国时期，苏俄与日本是对华野心最大的列强。图为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苏军展示掳获的东北军旗帜。（维基百科/图）

如果说，1931年前的废约外交、或者国民政府所称的“革命外交”，在向列强收回权益方面，都取得了不小进展，那么惟一的重大挫折，就是在对俄方面。

苏俄在掌权之初，发表那两个好话说尽的对华宣言，但地位一稳就不认账。1924年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苏方再不提什么“无条件放弃”，而是要挟中国必须以天价赎回中东路，在未能赎回前，则实行中苏共管。但此后，连中苏共管也没有兑现，中东路仍是苏俄的禁脔。在“革命外交”的高潮中，易帜不久的张学良东北当局，在民国中央政府支持下，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先是要求兑现中苏共管，遭拒绝后，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现在看来，年轻气盛的“少帅”此举确实太激进，而且由于反共的意识形态作祟，使他没能正确判断国际博弈的局势。如前所述，当时中国外交喜欢利用列强间的制衡，这一策略在很多情况下也确实奏效。而那时列强基于“恐共”情绪，有一致排苏的倾向，尤其是与俄国在东北久为争夺对手的日本，更是如此。中国当局因此认为可以利用这种形势，迫使苏俄让步。

不料，俄、日与其他列强不同，作为对华野心最大的两个列强，两国虽有重大利益冲突，但一旦意识到中国的行动对其野心产生严重阻碍，为对付中国，两国常常会达成妥协，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整个民国时期，中国联手西方列强来抗日、拒俄，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但也不至于酿成大祸。但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斗争中，俄、日基本上是败事有余（苏俄对北京、南京政府的废约外交，只有指责从无助力，表面是鼓动更激进的“反帝”，实际是乐见中国与西方闹僵；日本更是中国废约外交的强硬对手，其态度比西方列强更为顽固），而中国的联日制俄和联俄制日企图，则常常会吃大苦头。

在中东路事件前，中国政府才刚刚与日本就一些悬案达成妥协，并恢复了邦交。事件之初，中国其实是设想日本在东北会对苏俄形成牵制，使后者不至于为所欲为。但没想到，事件一发生，日本立即敏感地察觉到，中国若能收回中东路，也就可能收回满铁，因此立即公开声明严厉警告中国政府不得触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否则必以“极端方法”来报复，同时对苏俄的行动则不置一词。这与中国政府的预期完全相反。

对苏俄来说，日本的声明无异于一种暗示。苏俄没了顾忌，果然放手采用“极端方法”来惩罚中国。1929年8-11月间，苏俄公然不宣而战，出动陆海空大军从满洲里、绥芬河、同江等几个方向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东北军力不能敌，全面溃败，两个主力旅与松花江舰队惨遭覆灭，旅长韩光第等大批官兵殉国。苏军先后从同江攻陷富锦，从满洲里进占海拉尔，从绥芬河侵踞密山。丧师失地后，张学良被迫接受屈辱条件，收回中东路之举彻底失败。显然，此一事件中，张学良的鲁莽败事应该受到指责，但他收回中东路之举，从维护中国主权的角度来讲是不错的。

另一方面，既然中国实力未逮，苏俄抗拒中国收回中东路，也可以理解。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外交事件，苏俄以武力解决外交冲突，在中国一枪未发的情况下，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不仅强行恢复了苏方垄断中东路的事实，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伯力协定》，推翻了原来《解决悬案大纲》中关于中苏共管的文字，实际上是变本加厉地损害中国，这不能不说是极端的蛮横。

本来，当时的外交中常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游戏。就在几乎同时，中国单方面废除治外法权的激进做法，也引起西方列强抗议，但最终还是以“废权应逐步解决”的方式，取得了双方妥协。但是俄、日就不是这样，他们对中国的诉求是“一步不让，加倍报复”，终于把中国逼到了墙角。

“解脱百年枷锁”：对日抗战中废约的实现

中东路事件的恶劣后果，不仅是中国收回路权的失败，更严重的是，暴露了东北军的虚弱，摧毁了“少帅”的抵抗意志，“启发”了日本放手蛮干，仅仅两年后，日本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中国进入了抗日救亡时期，外交上的改约谈判，被压倒一切的军事斗争所中断，长达10年之久。

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民国政府在对日宣战时，依国际惯例，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日本的全部旧约，并没收敌产，同时一面对日抗战，一面向盟国列强再次提出废约问题。

这与一战时，中国只对敌国（德奥）废约，大有不同。这当然与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与牺牲都比一战时大得多有关。

1942年初，美英苏中领衔联合26个盟国，发表《联合国家宣言》，这是中国首次被称为“世界四强”之一。国际地位的上升，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已形成不可接受的巨大反差。宋美龄就此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借严厉批评英国抗战不力还对中国摆谱，提出了彻底废约问题。宋文引起的震动，迫使罗斯福总统出面与英国协商后，英美同时宣布废除旧约，交还权益。而日本获知情报后，也抢先与轴心诸国作了类似声明。至此，由于中国不屈不挠的抗战，使世人刮目相看，全球两大阵营都要争取中国人心，“九一八”事变前谈判没能解决的问题，遂告迎刃而解。各国都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交还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结束晚清以来的不平等旧约，与中国另订平等新约。

日本此举当然只是作秀，因为自中日两国宣战之日起，旧的条约关系就已经被中国废除，只有在军事上打败日本的问题了。

而同盟国列强的“弃权改约”，则意义重大。1942年双十节，美英两国同时宣布弃权改约。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了平等新条约，其他盟国也随之跟进。这些条约，有的虽留有若干尾巴（如港九问题仍未解决），但与晚清的旧约相比，已有根本的不同，举凡海关、租界、驻军、司法、邮政等等外国特权，一概取消，其平等条约的性质，世所公认。当时仍在战争状态下的重庆与延安，都隆重庆祝了这一“中国站起来”的日子。重庆民众高唱：“中美中英新条约，同时签订在两国；百年来奴隶枷锁，今日才真正解脱。这光荣灿烂的新约，是五十年奋斗的结果。”而延安军民也在音乐名家安波和吕骥创作的陕北秧歌《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曲调下，进行狂欢：“我们欢腾，我们鼓舞，我们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这是民族的光荣，人民的光荣，革命先烈的光荣，国共两党的光荣！我们解脱了百年的枷锁，取消了莫大的耻辱。”

“半殖民地”色彩的消除

该歌还提出：“要把新约变成实际。”这句话，来源于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解放日报》对此解释说：过去百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21年以前，是“中国国际地位日益下降的阶段”，以后则是民族觉醒、国权渐复的阶段，终于在今天“使中国一跃为世界四强之一，而获得了今日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与平等新约之签订”。当然我们还必须打败日本，赢得抗战胜利，否则“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一切平等条约的规定便不能实现”，只有抗战胜利了，才能取得“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社论）

显然，无论1921年作为两阶段的分野是否有争议，但百年来中国国权先降后升，而新旧条约的更替，标志着“民族解放”在法理上的完成。抗战胜利，则把法理上的完成予以“彻底实现”，这些论断是重庆、延安的共识，也是符合实际的。

过去，我们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都属于“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其实是个很难严格定义的概念，但通常它都指一种国家主权严重缺失的状态（完全没有主权就是殖民地了），并且这种状态为法律（包括国际法、条约）所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以来，尤其是甲午以来，中国连海关都不能自主的状态，被说成是“半殖民地”是有道理的，虽然很难严格定义“半殖民地地位”，但说中国那时的地位具有“半殖民地色彩”，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概念不能用于以下几种状态：

第一，不能用于没有法律承认的战时领土损失与其他战争中的被动局面。例如，1941-1944年间德军占领着苏联部分领土，我们不能说这就表明苏联那时是“德国的半殖民地”。任何战争中，都有进攻方和败退方，但只要败退方没有认输称臣，就不能说它成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不能用于“操之在我”的待遇给予，包括对政府和对公民的待遇在内。例如，根据北约这个主权国家间的自愿同盟，美国在英、德等欧洲国家都有驻军和基地，但不能因此就说，英德等国是“美国的半殖民地”。这些年来，我国为“招商引资”，曾给予不少外国公司税收优免等所谓“超国民待遇”，这类政策是否合适，也可以讨论，但同样不能说我国因此就成了这些外资所在国的“半殖民地”。

第三，弱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博弈实力和话语权不如大国，当然令人遗憾，但只要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务能够自主，也仍然不能说它们就是“半殖民地”。弱小国家完全可以是独立国家，否则，这世界上就没有几个国家可称之为独立的了。今天的国际政治，显然还远非平等，例如包括我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就比一般国家说话管用，但这当然不能说明，其他国家就是“半殖民地”。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似乎可以说，自1942年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中国就结束了“半殖民地”状态。尽管这时抗战还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大片国土仍未收复，即使抗战胜利后，乃至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中国或因内战而自顾不暇，或因贫弱、孤立而说话不太管用，但是，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地位，是毫无疑问地确立了。

中国已经跻身于“列强”？——以入越受降为例

更重要的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影响也因抗战大为增长。继中国第一次俨然以“四强”之一的身份参与领衔反法西斯阵营几十个国家的联合声明之后，中国又接连作为阵营领导国之一，参加了开罗三方会议、敦巴顿橡树园双三方会议，联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与三国《波茨坦公告》，并最后因上述资历，而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充当这“三、四、五”，能否名至实归，当然有争议。事实上，当时主要是美国在力挺中国，尚未光复的法国并无发言权，英国是在美国的说服下，勉强接受中国进入“列强”的，而苏联则坚决反对。

联署宣言还勉勉强强，“巨头”会面绝对不行，斯大林是坚决不接受与中国领导人平起平坐的。开罗会议，有蒋无斯；德黑兰、雅尔塔会议，有斯无蒋，而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不能没有四方参加，苏联也还坚持要搞成“双三方”（美英苏和美英中分别开会）会议，就是不愿与中国并肩而坐。

联想到，雅尔塔会议苏联如此坑中国，1949-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如此不痛快，俄国人要平等待我，还得假以时日。

但是无论如何，抗战后中国地位的提高仍然是飞跃性的。应该说，如果一些原先议定的事项能够实现，中国的“列强”地位会更加名副其实。

例如，中国军队战后赴日受降并参与占领日本，原来已有方案，如果实现，那就与欧洲的四大国分占德、奥一样，对战后国际格局会有重大影响。但是由于战后中国陷于内争，美国又为避免苏军进入日本而改变主意，决定单独占领，原案便未实现。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仍然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例如，中国对周边传统上的藩属地区（朝鲜、越南、蒙古等），历来有很深的干预，但自晚清至抗战，所有的干预都是失败的，所谓失败，倒不一定如一些“强国梦”者那样，仅指未能保住藩属甚至变藩属为领土，而是说凡是中国支持的力量都遭到失败，而中国反对的力量却获胜，即结果都与中国希望的相反。

但1945-1946年间的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则改写了此前的历史。这次华军出国接受敌国投降，不仅是近代以来空前绝后之举，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当时支持的越盟在中国受降区内因中国军队的暗助而坐大，后来终于打败法国支持的力量，使越南民主共和国获胜。但是，由于1949年后接着支持越盟的是新中国，而台湾的国民党由于反共而成为南越的支持者，于是越南、大陆避谈国民党之“功”；而台湾避谈国民党之“过”（这里的功过指价值判断），大家后来都很有趣地一致回避了这一段历史。

但是越南后来偶尔也承认：“因为华军在越南16度线以北，因此法军还未敢涉足侵犯”，他们才有了站稳脚跟的可能。（《胡志明的呼吁》，河内事实出版社，转引自王小红：《1945年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对巩固新生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有利影响》，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而在由英军受降的16度线以南，情况完全两样。中英分别在越南北南两方受降的结果，是后来出现了北越与南越，正如苏美分别在朝鲜38度线北南受降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朝鲜一样。近来中国青年学者也开始涉及了这一问题，提出了“1945年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对巩固新生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有利影响”之观点。（见王小红前引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笔者近年在台湾查阅档案时，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一谈，这里不便展开，仅简述我的观点： 其实入越受降前，重庆政府的情报已经表明越南存在着多个反日派系，其中越盟最有实力，中国此前与他们已有联系并给予援助，还力促他们联合。重庆也知道实际控制越盟的阮爱国（胡志明）是共产党，但他其实与中国国民党也有历史渊源。重庆政府当时对法国印象恶劣（不仅对维希政府，对“自由法国”评价也很差，其原因与法国战前迟迟不履行交还广州湾的承诺等殖民主义态度有关），支持越南战后独立的动机明确，因此权衡利弊，还是决定暗中阻碍法国势力重返，因而对与中国宣布入越受降几乎同时宣布成立的越盟政府，实际上乐见其成。

尽管按盟国的协议，战后原盟国殖民地应该先恢复原地位后，再由独立力量与宗主国协商独立事宜，因此中国政府在法理上没法拒绝法国先行重返。但是中国当局对越盟政府扩大实力包括武装，几乎不加约束，却严格禁止法国军事力量在受降期间进入中国受降区，就连按协议与其他盟国代表共同参加受降仪式的法国将军，也不允许有武装。

这与16度线以南英国的受降方式完全相反。在那里，法国军队几乎是随同英国受降军一道重返，越盟因而没法立足。而在北越，中国军队抵制急于重返的法军，直到受降结束的最后一刻，甚至在海防港与企图登陆的法军舰队打了一仗并将其击退。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做法，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后来法国与大陆及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西方各国中最糟的。大陆易手时，国民党败军退入越南后，受尽法国虐待，后来法国在西方列强中首先抛弃台湾，与新中国互派大使，都与这一段历史有关。因此，尽管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前后只有不到10个月（1945年9月-1946年5月），但它对越南未来的影响，正如苏军在东北的9个月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一样。尽管中苏军队撤走时，并没有直接看到他们支持的力量获胜，但是如果没有这几个月，后来的历史很难说会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二战后十年内所有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国内的共产党有的（如中国、南斯拉夫）原已颇有基础，有的（如匈牙利、朝鲜）几乎完全是随外军进入，但外军的支持都起了很大作用，而那些共产党武装原来基础不亚于中国、南斯拉夫，但在关键时刻没有得到外军支持的国家（如希腊、法国和马来亚），后来的历史都大不一样。所谓外军一般都指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军。

惟有在越南，国民党军队不是基于社会主义，而是基于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考虑，实际支持了越盟（越南独立同盟，当时越共幕后运作的打民族主义旗号的组织），从而扮演了苏军在其他国家扮演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该不该扮，有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国民党后来其实是后悔了，所以他们也回避这一“错误”。但是无论从价值判断如何论其功过是非，从事实判断讲，以中国的实力和屈辱的过去，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无疑表明中国那时的“列强”地位如果不完全名副其实，至少也不完全是虚的。

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图为2003年11月份菲律宾空军航拍的我南沙群岛美济礁建筑群。（环球网/图）

当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海权中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1942年，原来有意投靠苏联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南方周末资料图）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第二东突”事件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和随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的内附及随后的**。

1942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盛世才脱苏内附，从中国国家权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讲，是中国政府重新落实新疆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外来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就。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无怪乎，当时蒋介石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64页）。

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苏联对此并不甘心。1944年，苏联策动了大规模的“东土耳其斯坦（或译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武装起事。

当时，由苏联人装备和指挥的、拥有强大坦克、炮兵和骑兵的“东土（东突）民族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从中苏边境附近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向新疆内地长驱推进，汉族居民遭到野蛮屠杀。

中国军队就像抗战时面对优势日军那样，英勇抵抗，牺牲惨重。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如今国际史学界多把它称为继晚清阿古柏初立“东突”之后的“第二东突”），则在控制区建立了反华排汉的政权体系，确立了国旗国徽，发行了货币、邮票。

到1946年，东土民族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郊的玛纳斯河，眼看新疆就要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成为它在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后来新中国取代了南京政府，对苏联采取“一面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1949年，“东土民族军”的领导班子在乘苏联飞机赴北京谈判时，在蒙古境内坠机，全部遇难，余下负责人率部与入疆解放军“会师”后，改编成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新疆问题遂告解决。

因此国内外不少论者都认为，是1949年革命使中国保住了新疆，而此前的中华民国是很难保住新疆主权的。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苏联对于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两个政权态度确实不同，对新疆政策因此也有改变。

但实际上这一改变最重要的“拐点”，并不在1949年。早在1946年东土民族军以席卷之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让它收缰刹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

关键在于，“东土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联在当地民族中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力量联盟的产物。“革命”期间，苏联发现前者并不能有把握操控后者。一旦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甚至“东土”的穆斯林－泛突厥主义还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形成呼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都可能出问题。

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所以苏联在1946年前就改变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现“东土独立建国”，而是宁可承认中国对新疆的主权，要求“民族军”以既成事实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组织名义上属于中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在新疆既得利益的“联合政府”。

“东土革命”就这样成了“三区革命”，并且于次年与张治中为首的中国新疆当局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南京政府代表为首、亲莫斯科与亲南京的两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中国新疆省联合政府。

1960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1950年解放军入疆后，继承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不同的是，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已经从国民党人变成了共产党人，而“三区革命”势力由于在空难中失去了主要领导人、其背后的苏联对新中国也比旧中国更近乎，苏联操控其挑战中国在新疆主权的动机，进一步减弱了。但是减弱的只是“动机”，而不是苏联进行干涉的“能力”。事实上，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如果说没有更加强化，至少也没有削弱。不仅新疆的许多战略矿产在“中苏联合公司”名义下几乎就是苏联的“租界”，苏联还沿袭盛世才的旧制，在新疆设有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塔城、阿勒泰5个领事馆，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设那么多的领事馆，在全世界也没有二例。

这5个领事馆，通过遍布全疆的“苏侨协会”，领导着二十多万“苏侨”，并且还在极力发展新“侨民”。这些苏侨由于积极参加“三区革命”，很多都积累了政治资本，在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新疆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他们占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大比例，不仅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汉族。

尤其在“三区革命”的“老解放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地方党政军文教队伍中大量都是“苏联的人”，以至于在“伊塔事件”以前，这些地区的学校大都用的是苏联教材。更有甚者，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由“民族军”易帜而来的解放军第5军，仍是在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力最强的，这支军队的军长伊万诺维奇·列斯肯，是苏军中将，苏共党员，白俄罗斯族，主要师团主官，也都有苏联国籍（后来是双重国籍），党籍也是易帜后才由苏共转为中共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双重党籍”）。

尽管易帜后，中共派去了来自解放军入疆部队的汉族政委，但是“改编民族军”可不像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那是要看“苏联老大哥”的眼色的。直到1953年列斯肯调回苏联，1954年第5军被撤销番号，改为农垦部队，“苏联军官领导中国新疆驻军精锐”的问题，才基本解决。但是“民族军”的一些有苏联背景的将领，如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祖农太也夫等仍在新疆军区任高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说中国在新疆的主权不受影响，怎么可能？

事实上，当1949－1950年毛泽东代表中国率团访苏时，就有一个平行的“新疆代表团”也在苏联访问，“苏新双方”还在谈判一系列“协议”，后来虽经毛泽东坚持关于新疆的主要条约必须由中国中央政府与苏联签订，但一些“次要的”（如文化方面的）协议，还是“苏新双方”签署的！（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此后，由于朝鲜战争中中国为苏联和“阵营”出了大力，付了血本，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更重要的是，由于1953年斯大林这个强人去世，苏联新领导为稳定权力要借重中国，中国也就得以借机要求苏联收缩对中国内政，尤其是对新疆、东北事务的影响。

通过遣返苏侨、动员苏侨干部“退籍”（即退出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或放弃中苏双重国籍保留中国国籍）、撤销中苏联合公司、撤销解放军第5军（原民族军）现役编制、礼送列斯肯等苏籍将领回国、渐次关闭各地苏联领事馆等措施，使得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收缩、影响减少。

但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以前，苏联在新疆，尤其是在“三区”的势力，仍然存在。如到1960年，全疆仍有登记在册的苏籍干部1047人，而伊犁州基本没有登记，但到1962年该州却报告有苏籍干部1001人。伊犁州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本人是苏侨和有苏侨家庭成员的达47%，其中绥定、霍城两县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60%以上是苏侨。（李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说实话，甚至在“苏联傀儡”盛世才的时代，都看不到这种大量苏联公民在中国当官的现象。

直到伊塔事件以后，苏籍与亲苏人员基本都逃归苏联，新疆很多地区不但政治格局大变，有的地县连居民结构都变了，苏籍本地民族居民大量离去后，汉族居民以生产建设兵团形式进驻，实行“三代（代耕其地、代牧其畜、代管其事），成为当地居民中的多数，加上苏联领事馆被关闭，苏侨协会被取缔，苏联对新疆事务的影响，才算基本消除，中国主权至此得到了完全的保障。

因此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不能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属性不同，就割断这段历史。事实上，这二十多年中国主权取得的最大突破，是三大事件：1942年盛世才回归，1946-1947年苏联放弃“东土”，承认新疆属中国，全疆性质的中国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以及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势力的清除。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这几篇文章之后，我们可以做一总结了。

当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当然含有推翻帝国主义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的含义。但当时国人对国民党的不满，主要在于它的***、独裁腐败。而共产党领导人民“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推翻了专制的“蒋家王朝”，当时打的，的确是这面“民主”（新民主主义）旗帜，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当毛泽东大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多数中国人想到的首先是：辛亥以后三十多年，中国总算民主了！老百姓再不受官老爷和腐败衙门的气了！官吸民脂、官逼民反的时代要变成官权民授、官为民仆的时代了！至于对外关系，一来是人们对国民党主要怨不及此。1949年时抗战胜利的记忆犹在，过去我党曾一再说，抗战胜利就是“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那还不算对外“站起来”吗？国民党政府虽然忙于内战，未能乘势最大程度地对外强化国权，毕竟如上所述，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成绩的，至少除了受屈于苏联以外，并没有对外再吃什么亏。

那时共产党只指责国民党亲美，但说实在话，除了沈崇事件（无论真相如何，今人一般都承认，苏军在东北比这更严重的强暴事件，多了去了）引起的**外，当时中国人对美国如果说有不满，主要也就是因为反感专制腐败的国民党而连带反感支持该党的美国，并非因为反感美国而连带反感亲美的国民党。

相反，那时中国的农民对中外关系所知不多，而市民与知识分子对美国本身，无论对她的民主和富裕，还是对她抗战时的支持中国，还是普遍有好感的。

二来更重要的是，政权更迭的确有可能使专制变成民主，但不可能一下子使弱国变成强国。除非是独立战争，内战也不可能直接导致国家对外地位的变化。哪怕新政权可以急剧改变外交政策，但对外的积贫积弱状态，哪是政权更迭就可顿时改变的？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虽然相信新中国的诞生会有助于改变对外积贫积弱，但是很少有人觉得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再积贫积弱。即便仅就军事而言，即使支持共产党的国人，在朝鲜战争以前觉得中国打不过美国，也是相当普遍的心理。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振奋。

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爆发的危机主要是内政的，而非外交的危机，人们对国民党的不满源于此，对新中国的期待也在于此。抗战八年，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满怀喜悦迎来的接收大员，却似乎比日本人更腐败。抗战加内战打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太平了，却又要遭遇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内战。

内战导致经济崩溃，崩溃中更凸显官僚的贪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人们普遍失望与怨恨。这时共产党倡导打倒“四大家族”，推翻“蒋家王朝”，宣传“实行民主好处多”，自然就凝聚了人心。人们觉得政权更迭后就该民主了，人民就“站起来了”。以后几十年里，我国在和平、统一状态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力逐渐变强，国际地位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随着所谓的“中国崛起”，“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在一部分人那里盛行，“民主是否是个好东西”在一些人眼里成了疑问。于是，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越来越被解释为对外意义上的“中国站起来了”。

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人民站起来了”，仅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站起来了”实际上也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在主权意义上，如何从主权缺失状态变成主权完整状态。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如何从弱势地位变成相对强势地位。

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也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弱势地位并不见得主权就会缺失，甚至领土缩小也不见得主权就不独立。今天的瑞典、奥地利、波兰、土耳其等国版图，都比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版图小得多，但其独立毋庸置疑，没人说它们是半殖民地。

相反，印巴分治前的“英属印度”的版图，比今天的印度（以及从英属印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等国）大得多，但它却是全殖民地，岂止是“半”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1942年废除旧约后的中国，已经告别“半殖民地”而“站起来了”，尽管殖民地的尾巴香港、澳门并不是在1949年，而是在50年后的20世纪末才割掉的。

另一方面，弱势变成相对强势，更非一蹴而就，它甚至不像主权完整那样，由于有个法理标志（废约）可以划出个时间点。而且强弱的判断，也是多维度的。

网上曾经有人讨论“辛亥革命后，中国什么时候版图最大”，答案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我上面所述的抗战胜利时，而是北京政府时期的1919年：

那年民国将领徐树铮曾经乘沙俄崩溃，出兵收复外蒙古，分兵直抵唐努乌梁海。接着，民国陆海军出兵俄国远东，中国军舰曾进驻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乃至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苏联人斥之为“十四国干涉军”之一，当时的中国军人却不乏有民族主义思想、认此次出兵为收复清末我国沦俄故土之机会者。

那时，中国一度控制的土地（并非“地图开疆”），确实达到20世纪之最广，可是，那时中国的实际国际影响与国际地位，岂能与抗战结束时的“四强”、“五强”比？以至于，后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民国时还有这么一次昙花一现的“最大版图”。而这样的对外用兵，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又有多大意义呢？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面对“人民站起来”的问题。而这也和“中国站起来”一样，民国的历史，与其后的历史，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如果说“民族主义”的进展，在民国时期和民国后是连续性的，所谓“罗马并非一天所能建成”；那么“民权主义”的受挫或曰“革命尚未成功”，也同样具有连续性，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民国又一面相。

第四篇：中国汽车行业信息化发展历程

中国汽车行业信息化发展历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一汽车制造厂以及广州标致汽车公司等先后从国外引进了MRPⅡ软件。

九十年代(1990-1996)

一汽大众集团根据汽车市场的需求将小品种、大批量生产方式转变为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式，采用先进的ERP管理模式和工具后，企业从制度上规范了公司业务的各个环节，改善了企业的经营决策能力，实现了采购计划及时，库存量降低，生产计划安排合理，均衡了生产，稳定了质量，跟踪市场更加灵敏，提高了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从而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了更高的声誉，整体运营水平大大提高

1994年

SAP汽车行业的解决方案就签约一汽大众，SAP汽车行业先进的解决方案也由此进入中国市场。如今，SAP在中国汽车行业的用户已经超过150家。

2001年

1.长安集团重新规划的基于Oracle技术平台的ERP系统正式启动，包括财务、销售和制造系统在内的三大模块先后上线，成为国内大型汽车集团信息化建设的领跑者。

2.上海投资l亿元人民币成立了上海汽车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仅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一家，当时就在建设信息管理系统上，投资了8千多万美元。

2002年

1.7月中国重汽自主开发了基于明细表延伸设计的集团级网络版工艺路线管理系统，目前该系统已成为集团公司信息化的核心系统，为各生产单位ERP系统提供了准确的基础数据；

2.吉利则从2002年开始先后三次启动ERP项目，其计算机中心也随着ERP项目建设的深入进行，变更为挂靠在经营管理办公室的信息系统部，五年来员工人数增长到超过60人，主抓信息化的副总裁张爱群管辖的范围除了信息系统部，还包括人力资源部、经营管理部、综合办公室。

2003年

1.中国重汽完成了《制造BOM管理系统的开发》；该系统已成为模块化的设计数据根据订单信息转换为生产用唯一数据的桥梁，为生产计划A类件的生成和物料计划的准确排产提供了保障；

2.上海通用汽车建设协同管理供应链。

3.北汽福田2003年建设了可支持200坐席的呼叫中心。福田汽车信息化征程至此开始。经过7年的磨砺，目前福田汽车信息化建设已呈现出平台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根据业务侧重点不同，共分为研发工程平台、营销及售后平台、供应链平台等相关的平台系统。而这些已建成的基于价值链各主要环节的信息管理系统，无论从系统规模，还是效益产值均处于国内比较领先的地位。

4.奇瑞公司在2003年开始实施SAP/ERP系统。

5.神龙汽车在2004年进一步对其SAP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

6.东风公司则正在实施SAP系统。

2004年

1.中国重汽推出了集团级网络版试制计划管理系统和生产准备管理系统，建立了三维协同设计平台。

2.长安集团投资近7500万元，实施汽车工程研究院信息化建设项目，初步建立了以三维数字化设计为核心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工程分析与数字仿真 /逆向工程/辅助制造的汽车产品开发平台系统，涉及到新产品开发项目的三维建模、总装布臵、工程化设计、电子样车装配检查、性能仿真分析、冲压成型分析、样车试制及夹、模具开发以及生产线建设等数字化产品定义方面。利用产品设计平台，长安集团的汽车研发从原来的每年3个改进车型设计发展到8个新车型和改进车型的设计，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实现了全球化协同设计，可与意大利、德国等海外设计中心进行产品24小时不间断的联合开发。

2005年

1.中国重汽开发了网络版机动车注册登记管理系统，将车型参数公告信息与下线车辆合格证信息有机结合，确保出厂车辆注册信息的准确和合法性，有利地保证了销售工作的顺利进行

2.华晨宝马9月开始启动SAP项目，到2006年4月27日结束。

“十五”期间(2001-2005)

1.江淮汽车结合商务车厂的建设，也先后引进了BAAN实施商务车、重卡、发动机等新建项目的ERP系统。

2006年

1.中国重汽《网络备件管理系统》的开发，结束了纸制编制备件目录的历史，它使产品设计数据与出厂车辆的每个参数信息紧密关联，方便了车辆的维修和服务以及服务备件订购等工作。

2.中国重汽申报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自主品牌重型卡车数字化设计制造集成平台研发与实施》项目并获通过。

3.一汽集团为实现“管理数字化”的目标，制定了名为“251工程”的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该工程建成后，将实现集团公司和各个子公司的生产、采购、销售、财务等多个环节的全方位信息化。

2007年

1.中国重汽完成平台的搭建工作，同时PDM系统集成基本完成，相信它的实施必定会进一步提升中国重汽的信息化的管理水平。

2.嗨租车使用了基于自主研发的订车管理ERP系统，并运用精确的GPS全球定位系统，以及全电子化的后台账单处理系统。

2008年

我国大中型客车企业，在经历了地震引发国内局部地区销量下滑，奥运带来服务用车需求增长，国Ⅱ转国Ⅲ使大量用户提前消费等一系列事件后，呈现以新能源、大容量和农村客车市场成为行业发展最新方向、以结构调整为主，技术水平及配套环境逐步升级、加快客车企业间的并购重组、潜心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带动产业链共同做强做大等一系列新的特征。在客车行业信息化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行业特色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经验。

客车厂商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时，订单中心能够通过ERP系统准确描述基于标准车型配臵基础上的客户所有选配信息。订单式生产决定了每个客户的订单都要按单设计，因此设计时间直接影响计划排产及交期，而且客户需求一旦发生变化，设计同时需要变更。通过配臵接单信息的实时共享、PDM和ERP的集成，保证设计BOM和生产BOM同步，客户选配需求得到准确响应。

2009年

1.中国市场汽车行业PLM产品销量就远高于ERP的销量。

2.宇通客车把PDM定义成企业信息化平台的一个核心数据管理平台，形成了端到端的、覆盖整个运营模式的紧密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以PDM为核心的EBOM、MBOM、产品配臵、订单BOM的管理，都是基于PDM来进行，并且都是由研发中心来支持维护的。这套系统已经能支持比较稳定的面向订单的快速运营模式，可以满足产品研发、工程更改以及订单响应和制造等环节协同的诸多精益要求。

3.2009年6月1日上海通用汽车自主品牌的GBOM系统上线。上线后，系统中的产品数据就下传到上汽临港工厂生产系统中，拉动了荣威550 的批量生产。目前，这个系统还在不断完善中。上汽还要把TcBOM与设计BOM进行匹配，GBOM的覆盖范围还要延伸到售后BOM、CKD BOM等环节。

4.11月份中国移动和中国长安签约研发“3G汽车”。

2010年

1.中国联通和上汽合作推出了上汽荣威350智能网络行车系统InkaNet，此系统依托中国联通WCDMA网络，实现了信息检索、实时路况导航、电子路书、股票交易和社群交流等应用。

“十二五”(2011年到2015年)福田汽车准备在十二五期间就是建立适应海外业务发展模式的高效信息平台。比如OA系统、全球化的财务管理平台、全球化的研发平台，以及为国外工厂规划信息管理平台等。

第五篇：中国的城镇化历程

中国的城镇化历程

城镇化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起步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数的30%以下 加速阶段：城市人口占30%~60%之间，稳定阶段：城市人口占60%以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晚，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大概是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末。城市化的起步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城镇化本身就很困难，但是国家为了配合国家的优先发展重工战略，却设置了一系列的政策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195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此后，以户口制度为基础，先后制定了粮食、副食品、燃料、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制度，将“城市人”和“农村人”分为两个不同的“二元世界”的身份。直到20世纪90年代，户籍制度的壁垒才被慢慢打破。

中国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概从20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去年统计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

城市化发展的加速阶段速度往往很快，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从1993年到2009年，中国的城镇人口由33173万增加到了62186万，年均增长4.3%，城镇化率由28%提高到46.6%，年均提高1.24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的特点有三：速度快、城市规模大、地区发展不均衡。虽然中国城市化速度在前期受到影响，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还是很快的；而城市规模方面，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占全球的20%；从地区发展速度方面看，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内陆地区，2011年中国大陆各省区城镇率排行榜中前五名都是沿海省份。

推动城镇化的意义是重大的，不仅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民生，而且还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城镇化发展一定要保证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