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社会转型期 焦虑浮躁像野火一样蔓延

第一篇：国社会转型期 焦虑浮躁像野火一样蔓延

国社会转型期 焦虑浮躁像野火一样蔓延

作者 大势所趋 发表在：百灵社区 http://club.beelink.com 2006-10-19 0:26:00

中国社会转型期 焦虑浮躁像野火一样蔓延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英国人莎士比亚说。

肇始于28年前的改革，其原初旨意是通过门户开放，引入市场，盘活经济，给民众以经济实惠来缓解内外压力。然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其演化的历程与结果往往是开启者始料所未及。

物质上的成功似乎并没有给这个东方国度带来应有的自信与平静，焦虑反而像野火一样，与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步，并以每一个个体切身感受到的方式蔓延。

下岗工人在为下一个月全家的开销着急；农民在咒骂化肥的涨价；公司白领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行在拥挤地铁里，竞争的压力几乎使其崩溃；政府公务员在抱怨工资太低；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为了让雇主了解自己，有些甚至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拥有财富的私营业主也毫无归属感，因为政策的更改随时可以让他们上演暴富骤穷的故事；一些官员也喜欢在外商银行里开户，并热衷把子女送到西方国家接受教育，为将来准备好一条退路。

“西方社会200年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被压缩在30年内进行着。”一位西方评论家感叹地说。

当经济增长引发的只是膨胀的物欲，传统社会信任结构的肢解，贫富鸿沟与隔膜的加深，而并没有带来个体想要的自信与尊严时，我们或许应该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要“慢下来”，因为自在有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而社会学常识也告诉我们，一个充满普遍焦虑的社会，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且其本身脆弱不堪的神经，可能随时会因风吹草动而中断中国的转型之路。

这一尴尬是怎么形成的？是一个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的阵痛吗？是价值观的多元和意识形态的模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造就？正本清源，厘清这一问题，或许是这个古老民族摆脱焦虑心态，在经济腾飞中重拾过去的雍容气度的第一步。公务员周铮：平稳背后的躁动

27岁的周铮认真地考虑了几次之后，婉拒了朋友的好意，没有去参加周日约定好的教友福音会。为了不惹同事的注目，他跑到单位院子里给这位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解释了半天，他终于大致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他确实需要倾诉，但肯定不是向神父。到目前为止，至少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信仰空洞已经到了需要寄情于某种宗教的地步。

身高1.74m，体重150斤，腰围2尺7，这在中国的北方人群中，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体型，但在北方城市的机关大院内，却几乎是一个标准身材。当周铮回顾自己进入公务员队列的4年，注视着自己不论从体型还是心理都逐渐被“体制化”，甚至连血压、血脂也与周围的同事趋同时，面对着在外人看来“很顺”的处境，他有了一种莫名的躁动。

对于这份职业，周铮的理解来自于4年间循环往复的工作节奏，作为北京市人事局下属一个单位里的普通科员，他只不过是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干完“规定动作”，既不需要超额完成任务，也不能消极怠工，四年来的工作好像是和昨天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最近一段时间的周末，感觉有些困惑的周铮，经常流连于北京鼓楼大街附近一条名为南锣鼓巷的胡同内，这里是北京“后海”地区的自然延伸，酒吧、餐馆、咖啡店林立，长长的锣鼓巷也成了美国人、法国人的聚居地。但周铮并不是来这里买醉，实际原因是，这里有一家心理诊所。

事实上，周铮也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结果很意外，当需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周铮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地表述清楚”。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40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周铮思考着，一字一顿地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于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俘虏，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有一段时间，周铮曾经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节奏，对于自己分内应为的工作一丝不苟，提高工作效率，而对于非分内的工作，熟悉事务流程的他也尽量帮着跑，他希望这样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

然而，让周铮很快放弃的是，他这样工作的态度，让周围的同事极不适应，经常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到了发薪日，周铮的薪水也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数字。

面对心理医生的时候，周铮把自己这种情况总结为和体制节奏有些不搭调，他梦想能有所改变，不论是工作节奏还是收入薪水。

周铮对于自己的收入也是不满的。

负责任地说，以周铮的收入，如果仅仅是正常生活，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不买房的情况下。

但，周铮必须买房，而且已经买了房。这是他对于女友的承诺，“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是在心理上认同自己的一个标尺。”他说。

2004年就已经购买了期房的周铮，到今年年底就能拿到自己那个两居室的钥匙了，和他的大多数同事一样，周铮也把房子买在了北京房价较低的四环以外，而这意味着周铮不但要考虑买一辆汽车代步，还要考虑如何忍受上下班时段糟糕的交通以及坚挺的油价。

周铮对于买车基本上抱持着一种幻想，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以他目前的收入和储蓄，支撑每个月1800元的贷款已经很不容易，买车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已经还了两年贷款的周铮对自己的收支了如指掌，随口就能够报出自己的大致资金去向：2400多元的月入在还完1800元的贷款之后，作为生活用资金的600元几乎让他每月都捉襟见肘。“如果赶上亲戚朋友结婚、生小孩需要随礼，我可能还要向父母借钱，而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周围朋友结婚生子几乎是个常态，600块钱可能花不到月中。”

对于这样的处境，周铮直白地称自己就是“房奴”，两年来，看着自己的期房从一片野地变成小区，周铮想不通自己从哪来的那么多喜悦，虽然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仍然让他喘不过气，但对他来说，面对着这幢首付几乎耗尽父母所有积蓄的房子，每隔一段时间过来看看变化竟然成了他快乐的源泉。

其实，对于现实不安且不满的周铮并不是没有想过跳槽，然而他的顾虑几乎同他的渴望一样多。

非常稳定的吃皇粮生活对于周铮的诱惑仍然是非常大，至少能够还贷款，至少可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一旦投身于滚滚洪流的社会，这一切就注定将烟消云散。这几乎是周铮不能够承受的。“我不能拿自己和女朋友的将来当儿戏，我需要稳定。”

然而，周铮的女朋友却并不这样看，她经常问周铮的一句话就是，每月就这点死工资，自己觉得值吗？这时的周铮经常是撇撇嘴，不再言语。

其实，看着自己女友研究生毕业后每月七八千元的月收入，周铮感到欣慰的同时也面临极大的压力，“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有时候确实别扭得很。”

周铮在仕途上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他认为以自己的能力，在没有任何借助的情况下，最好的情况是能够在35岁之前晋升到副处级，而如果达不到，今后就不太可能再进一步，但总的来说工资每年都涨，只要不犯错误，至少是安全的。

是否应该用永久的安全换取仅仅是可能的发展机会？这是周铮头痛的一件事，毕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对于接近30岁的周铮来说，马上就要面对结婚、生子，而一旦跳槽，这一切就几乎肯定要推迟，这是他并不愿意看到的。

跳不跳槽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周铮1年多，时至今日，他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在和心理医生聊天的时候，医生让他给自己一个解决之道，他说，“全中国600万公务员，1993年以来只有3万人辞职，我这样的情况肯定不是一个特例，既然大家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有一定原因的，虽然也许我的心在躁动，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他希望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 餐馆老板王彦：斡旋生涯

投资了90万的餐厅即将开业之前的半个月，老板王彦需要首先做一件事才行。她需要先拆掉自己餐厅的屋顶。

站在院子外面，看着花费巨资找设计师专门设计，请专业施工队拆除老瓦顶并费尽心机搭建的全透明的玻璃屋顶，被一块一块地凿穿，王彦在想，怎么才能把符合规定的屋顶装回去？

王彦承认，这次投入的90万是8年来经营酒吧积攒下来的全部存款，而如果这家法国餐厅不能够顺利开始经营的话，那她和她的丈夫就得睡到王府井步行街上去。

在北京胡同里经营了8年酒吧餐馆的王彦深知，想生存下去，必须懂得如何斡旋于各种政府机构和政策之间。在北京，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商户，如果不懂得这种斡旋，可能没有一家能顺利开张营业，盈利更是奢谈。8年内经营地点辗转换了三次的她，对此深有体会。

而现在，她能做的也是必须去做的，就是去斡旋，就像过去的8年里做的一样。

70年代中期出生、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的王彦在90年代中期弃笔从商，用8年时间在北京后海地区经营起了一家非常知名的酒吧餐馆。但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抹去逐渐爬上她额头的担忧。每天早晨醒来，她所焦虑的并不是餐馆酒吧今天的客流量，而是害怕某些“拍脑门”制定出来的脱离现实、甚至相互抵触的政策规定会找上自己。

事实证明，总有一些盖着大红印章的政策、条款、细则、意见给王彦这样的私营业者带来重重障碍，让他们每天都烦恼于如何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会灰飞烟灭，而经营，往往居于其次。

这一次，王彦面临的可能是她经营酒吧餐馆以来最大的一次由政策带来的危机。

6月，区政府为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由工商局出台新政策：不再允许商住两用建筑继续用于商业经营。这意味着，所有打算在胡同里租赁传统四合院搞特色酒吧餐馆经营的私营业主们最好放弃他们的计划，因为根据这项新规定，营业执照不再向这样的个体发放。

不幸的是，为了预备年底就会到期的店面租赁合同，王彦在4月就租下了胡同里的另一个院子进行装修，并重新申请营业执照。然而，新政策出台后，她将不得不因此拿不到执照。

几乎在同时，区政府为了统一后海地区古建筑风貌，下文要求所有不符合规定的房屋进行整改，而且这个规定还具有追溯力，也就是说，哪怕是这项规定出台之前就已经装修并改变风貌的，也要一刀切地强制改回。

更不幸的是，王彦那所刚刚租下并自行设计、装修完毕的院子，就排在需要进行整改的建筑的前列。

执照拿不到无法经营，玻璃屋顶还要拆除并恢复原貌，几乎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王彦面临着90万投资即将打水瓢的尴尬处境。

王彦深知，她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斡旋，而仅仅一个月后，通过各种手段，王彦初步拿到了她的营业执照，而她身后，数十个和她情况一样的私营业者仍然因为这条政策被卡在区工商所里，他们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面临前期投资无法收回的悲惨下场。

成立对这一变化缺乏准备，既对市场需求的画作主题与风格缺乏商业敏感，也不愿意向市场做出某种妥协。贫穷似乎是讨厌的影子，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挥之不去。社会焦虑的精神成因

和纯粹个人的焦虑不同——那是在任何社会里都免不了的，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

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但关注社会焦虑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亦即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在社会焦虑和物质匮乏之间虽然有一种相关性，但并不存在成完全对应的关系。人的内心深处之焦虑和外在生活状态之悲惨并不总是严密吻合，也就是说，社会普遍焦虑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生活最为水深火热或个人生活普遍焦头烂额的时候，甚至有时这倒是向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转型的征兆。

不过，我在这里不想分析这种关系，也不涉及社会焦虑的物质和其他观念方面的成因，而只想谈谈产生社会焦虑的一种道德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原因。

一般来说，这样一种社会焦虑往往会同时涉及到社会道德的一种缺失感，即焦虑者感到，他所遇到并担心的困窘和不幸主要地并不是由于偶然的自然因素，而是有持久的人为因素，而且这种人为的因素还主要是人们的道德缺失所致。这样他就可能无可逃遁，也无可依赖。他可能感到多少年来形成的共同体趋于瓦解，本来比较亲密的同事、朋友乃至家庭的情感纽带都开始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淡化甚至消溶，他看到一些社会的道德底线被粗暴地践踏，看到许多社会的不公落到周围人的身上，而且很可能已经或有一天也将落到他的身上。而他也预感到自己如果遇到更大的不幸，将不会获得多少同情和帮助，他靠不了别人，靠不了单位或组织，因此对未来的前途难免发生深深的忧虑。

而一种社会的焦虑还在更深的隐蔽处涉及到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他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也鼓舞他斗争，帮助他走出生活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幸福感。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的话语能够在两千年前吸引许多的人，那也是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耶稣谈道，不要为生活忧虑，为身体忧虑，为寿数忧虑，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应当为更重要的东西忧虑。那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忙碌、也不积蓄，尚且好好地活着，而人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人固然有许多的劳苦，但也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在一个普遍乐观和盲目自信的时代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后来不堪回首的时期；而在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之后，却也可能是一个进展最快的时期。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否能有足够伟大的活力，以致不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缺失，还在精神上开始蓬勃地奋起？ 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第二篇：国旗下讲话稿：像呼吸一样爱国

国旗下讲话稿：像呼吸一样爱国

大家好！

我是高二 Z 班的学生代表，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像呼吸一样爱国》。

此时正值六十六周年国庆前夕，刚刚结束的大阅兵还记忆犹新。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和大家谈谈爱国。爱国并不只是政治家、军人的事，也不是嘴上说说的，爱国就像呼吸一样，也我们息息相关，或许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身边的人都是爱国者。

1998 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年我出生。当然，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中美中日也已经建交二十余年了，香港回归了祖国的怀抱，澳门将不会有人再叫它做妈港，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闭塞物资匮乏的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人们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遗憾的是，在那时，我对着一切都不知道。不过，我身边的长辈都知道得刻骨铭心。

2008 年，我十岁，那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在全国闹得风风火火的。我问妈妈，为什么奥运会在中国举办，她说奥运会就是在中国举办的，没有为什么。当时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但却不知道奥运会是四年一次的，但我却知道中国很棒。奥运会第一天，我起床起地很晚，爸爸在客厅里看着奥运会的举重比赛，运动员在举重前要在往手上抹些白粉，这对一个十岁的小孩是很新鲜的，直到初中的物理课后。那天早餐我吃的不是豆浆油条，而是包子牛奶，伊利的，奥运

健儿的那种，那场举重比赛中国拿了金牌。或许少一更事，我不知道，外国媒体所说的“对中国人来说，主办奥运会的自豪感伴随着他们的民族主义复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清楚的记得，街上不少行人手里喜欢拿着小型中国国旗，有些汽车也挂着它，许多房屋门口也飘扬着中国国旗。

2010 年，我十二岁。亚运会、世博会相继开幕，我感觉中国都要沸腾起来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中国人被认作日本人的笑话不会发生。在国外，如果你是黄种人，一定会被问上一句：“Are you Chinese?”那时这对正好十二岁的好奇心求知欲爆棚的学生来说，是有着深远影响的。十二岁的我，应该是我最爱国的时候了，我会在看见邓小平的笑容后眼角湿润，我会在刷数学题前喊一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真好！真的。我喜欢这样。

之后的日子里，我长大了。知道了奥运会是四年举办一次，知道了三聚氰胺，明白了地沟油，清楚了中国式过马路，了解了老人跌倒要先关心地板，就连抗日剧和武侠剧都分不清。那就像往你的爱国之火里倒下一大桶冰块，不仅火灭了，木柴都给压弯了。听着买菜阿姨骂政策，看着摩的叔叔骂腐败，还有那爱国就是阶级统治者的思想愚民手段的言论，我第一次感到茫然无措。

2015 年，我十七岁。9 月 1 日，大阅兵。我在阅兵前十分钟就被妈妈拉出房间，***坐车阅兵时，我被叫去拍照，还一定要拍到车前的国徽。你我可能怎么也想不到，那些平时没事干就骂政府的叔叔婶婶们，居然也会围着电视看阅兵。或许，骂政府属于方式不对，但

这并不影响爱国，甚至善意的“骂”只是表达爱国之情的一种方式。有何人生于斯国，不爱此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唐山到汶川，从马航到东方之星，我从未见过中国政府有因人口基数大，就轻视任何一条生命。和某个感染不到三百万人就不算疫情的邻国比起来，中国速度震撼了整个世界，这样的民族将会屹立不倒。

想到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我真的觉得它很丧心病狂，要知道，它企图想征服的国家是一个诞生过孔子、司马迁、孙中山、朱自清、梁启超、康有为、郑成功、戚继光、岳飞、齐白石、詹天佑、祖冲之„„的国度，从那小小的黄河流域到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难道是充话费送的吗？这是历代炎黄子孙，中国脊梁的心血！

或许有好事者会说，北中人精神里面没有爱国这一条，爱国并不重要。请你们看看中小学生守则的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而这是小学生就要遵守的。难道你说自己的优点时会说自己很善良吗？当然不会，因为善良是人的本质。你会说自己爱国很伟大吗？不会，因为人人都爱国。爱国并没有多么高尚，也没有多么伟大，它就像呼吸一样，伴随在你我他的身边。最忘不了的句子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有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大地爱得深沉。”血脉相连，肺腑之言，想忘也忘不了。我们都应该好好地爱这面红旗，它的上面有五颗星。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第三篇：张国维：像花一样培养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像花一样。”在Hp（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人力资源总监张国维看来，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也像栽花，首先要选择土壤。“所谓选择土壤，也就是弄清楚根部底下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企业运行的潜规则。在一个企业里，潜规则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是绝对触不得的东西，稀里糊涂的被网住了就很难有翻身的余地了。”其次要精心的施肥浇灌以保障花儿茁壮生长，也就是建立起有效的规章制度去维持和支撑企业的持续健康运行。

规则的决定性

在张国维看来，企业文化这棵花包括花叶、梗和根须三个部分。

所谓花叶部分，也就是凸显在外面的现象部分，表现在公司中就是员工能够看得到的标准、规则、手册和口号等。所谓梗则是指公司的规则、规定和行为方式等，很显然，这些规章制度层面的东西是支撑诸如手册、口号等花叶部分存在的。根须则是指企业的潜规则，这是决定性的东西，不管是梗，还是花叶都有在有根须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在惠普，所有的新员工培训中围绕的中心问题就是先熟悉公司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人力资源部门不但会把公司的所有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逐一分析给新员工，而且还要把公司的潜规则告诉新员工。“一个不熟悉环境的新员工就像一个走进陌生森林的人，很容易碰到踩到一些危险的地方。人力资源部门要先把这些员工看不到的危险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哪些区域时绝对不能碰的。”张国维说。

因此，企业制定规章制度时一定要把潜规则研究清楚，而且还要把这种潜规则用一定的方式体现在员工的行为准则中，一旦外界的环境发生了改变，如果规则也跟着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的话，一定要及时把这种改变告诉给所有的员工，这样就不会发生员工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无辜受罚的情形了。

规则的决定性还体现在公司并购的过程中。并购的核心问题是整合问题，而整合最重要的还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冲突无非就是行为准则的冲突，所以说到底并购其实就是统一规则的问题。

张国维认为，两个企业统一规则的方法有三个：

一、接轨制。接轨制也就是强弱制，是一方的文化覆盖另一方。

二、融合制。两个企业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本着相同的地方球合作。

三、冲突法。这种方法先不确定哪种文化占主导，等到发生冲突的时候再拿出一个统一的规则解决。

惠普与康柏的合并用的是融合制。“惠普和康柏仔合并时每个企业都有300亿美金的规模，能够做到这样，说明这两个企业都有很强势的文化，拿一方的文化去覆盖另一方不但不科学而且也很难实现，我们就求同存异。”

“惠普的员工很喜欢电话留言，但康柏的员工喜欢发邮件。在日常的交流中就经常出现惠普的员工没有邮件，康柏的员工没有听留言的情况，事情虽小，但跟交流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随着相互接触的增多，惠普的员工慢慢的发现电话留言确实有很多缺点，不能够存档，表述不太清晰，遇到了纠纷难以提供证据等等，就商量着也使用电子邮件了。

不能插花

张国维认为，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是件很实在的事情，决不能只是简单的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因为把规章制度制定出来，只是把企业文化这棵花的花叶和梗的部分剪下来，不管你插在什么样的花瓶里，也不管你如何让精心的护理，这支花永远也使不可能长久开放的。

但如果不想插花，企业就必须为种花做好准备。首先要搞清楚企业想要种花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说来，企业进行文化建设的原因无非有两个：

一、对内部的团结；

二、对外界的适应。”张国维说。

所谓对内部的团结，也就是想法设法让内部的员工能够同心同德、在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指导下为统一的目标奋斗，这中间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游戏规则。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统一规则相对容易，因为从招聘开始，企业就可以先做一个该员工是否接受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和相关规章制度的判断了。

对外界的适应是每个企业每时每刻都能遇到的事情。外部环境改变了，企业文化中的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也要跟着改变。任何Hp员工都耳熟能详Hp之道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2000年以前，Hp是不会因为业绩不好而解雇员工的，被开除的员工都是触犯了公司的某些规章制度，而跟业绩不直接挂钩。

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惠普（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这种竞争要求惠普的员工必须有高的工作效率，为了促进效率竞争和评估就理所当然，惠普必须把员工的绩效和其待遇乃至去留问题联系起来。

这种变革让Hp的许多老员工都感到很没有安全感，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惠普也要解雇人了呢？“我们这种改革是全球性的，不是某个国家的决定。在实施之前，我们给了所有的员工平等竞争的机会，告诉员工从什么时间开始实施这一措施，给每位员工相同的准备时间和机会。”

目的搞清楚以后，企业就要看看自己的土壤适合种什么样的花了。参与种花也就是制定企业文化的人要化力气弄清楚自己企业运行的潜规则。哪些行为方式和领域虽然没有书面表述出来但是所有员工都不能触及的，这些潜规则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用什么方法能够体现出来等等。

等把自己的企业运行环境分析清楚了以后，企业文化的制定者就需要着手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了。参与制定企业文化的人必须明白，所有的规章制度其实都是给老板制定的，因为每一条规则限制最大的是老板的自由，决策者会因为某条规章而失去一条随意决策的权力。所以说，规章制度的制定一定要得到老板的认可，因为在推行的过程中如果老板成为最大的阻挠着，企业文化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了。

贯彻很重要

张国维认为，贯彻执行企业文化的核心规章制度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普法”阶段。也就是把规章制度公布于企业、让所

有员工都知道和了解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注意潜规则的明确化，让每个员工都明白哪些是任何人都不可跨越的雷区。第二步，贯彻执行阶段。实施的过程必须科学，而且要敢于牺牲短期利益。第三步，形成意识阶段。经过科学的实施，员工基本上已经把规章制度变成了一种意识，而且也把规章制度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当成了一种行为习惯。

惠普的企业文化里有一句每个员工都熟悉的条款：零让步。张国维认为，所谓的企业文化发生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触犯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是触犯该规章制度的人拿其所做的贡献压倒了规章制度。在惠普，这种拿贡献覆盖规章制度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企业文化建设并不时一朝一夕的事情，不但使持续的运动而且还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张国维说，制定规章制度很容易，但如果让这些规章制度逐一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某些时候甚至会对公司的短期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所谓的企业文化建设成本，指的决不是印刷员工手册等细微的成本，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规章制度的权威所付出的代价。

这样的事情在公司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常有发生：一位绩效显著的骨干人员触犯了公司的某条规章制度。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绩效很高的销售总监违反公司规定接受了客户的回扣，公司明文规定对这样的员工要给与立即开除的处罚，但这位销售经理手中有大批的客户，而且绩效很高，如果辞退他，不但要影响本季度的销售收入，甚至可能丢失一批公司的重要客户。很多企业的最终处理方式可能是默默地让该销售经理留下来，最多给与一些经济惩罚，但在惠普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一经发现，立即按规章制度开除，不管公司短期内要承受什么样的损失。

“如果不开除改销售经理，无疑是在像其他员工传达一种信息：你可以去触犯公司的规章制度，只要你能够为公司带来收益，能够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那么触犯规章制度的惩罚措施并不会像员工手册上写的那样让你丢掉饭碗。”张国维说，也许留下该销售经理的企业得到了短期的利益，但从长期发展上看，该企业的员工基本上不会把企业的规章制度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而是把每条规章制度都推测着加上了一条假设，如果我违反了哪一条规则，只要我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去覆盖它就可以了。长此以往，公司的规章制度无疑是一种虚设，企业文化建设也根本无从谈起了。

张国维简介

张国维先生，现任Hp（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人力资源总监，曾就职于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国家财政部人事司、汽巴-嘉基(中瑞)制药有限公司(现诺华制药)及美国通用汽车(中国)北京办事处，在中外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十余年，对企业管理、人力资源战略及企业文化重塑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及独到的思考。

第四篇：如何认识浮躁、焦虑等不良社会心态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如何认识浮躁、焦虑等不良心态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By顾煌荣

纵观国际，中东依旧热点不断。伊拉克、阿富汗等问题重重，埃及和利比亚的政变，以及随后的叙利亚**无一不引起各方关注。自美国高调推出“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亚太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热点问题。朝韩关系依旧紧张，多国岛屿主权归属问题浮出水面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欧美国家任然徘徊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中，复苏乏力。

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也得到一定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此背景下，今年来出现的浮躁、焦虑等不良心态就有了发展的理由，其产生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带来了经济上的急切和浮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人们倍感欣喜的同时也催生出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急切心情。国家想着赶超欧美，地方想着招商引资，个人则紧盯着薪酬想着跳槽。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乐观”的奋进之风。试问，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静得下心？

二．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压力陡增，加剧浮躁、焦虑心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规章，制度都还不完善，物质与精神发展脱节现象较为严重，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在无形中转化为个人压力。以下是较为普遍的三种压力：

首先，是环境压力。过去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和生态保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健康状况，而不太理想的环境状况使人们感到失望的同时更加忧虑和浮躁。

然后，是竞争压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渗入到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情感、金钱在竞争上，并且时刻担忧各种生活和工作问题。而人一旦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和忙碌的环境中，一是身体疲乏，二便是更易产生浮躁、焦虑情绪。

最后，是人际关系的压力。通讯和交通工具的进步，使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减少，亲情和友情等情感也随之逐渐淡漠。同时，利益合作和竞争关系在社会中也越来越普遍，使人际关系进一步走向功利化。人们的心灵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又常常压抑自己的情感。这种无形中形成的心灵压力也是产生浮躁、焦虑心态的原因之一。

三．弱势心态蔓延引发社会浮躁、焦虑心态的。弱势心态，包括竞争中的弱势化和制度障碍型的弱势化。因为在竞争中，永远有更优秀者存在，其他竞争者就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其产生弱势心态就不足为奇。目前，我国还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制度的不完善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在强大的制度面前，个人或团体的力量就显得渺小得多。现在流行的仇官、仇富心态也与之有一定联系。在弱势心态的影响下，社会产生浮躁、焦虑心态便可以理解了。

有言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素质的一大社会群体，即将走上社会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不仅对其自身有重大影响，对国家和社会的现在及未来走势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大学生从我做起，养成良好的心态，对个人和国家都有重要作用。

2012年11月3日

第五篇：国旗下讲话稿：《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生命》[最终版]

国旗下讲话稿：《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生命》

各位老师、同学：

你们好！

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生命,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眼睛”。

今年6月6日是第十二届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活动的主题定为“防盲进社区，关注眼健康”。

90年代初，天津医科大学眼科教授王延华与流行病学教授耿贯一，首次向全国倡议，在国内设立爱眼日。这一倡议，受到眼科学界和眼科专家们的响应，1996年，国家卫生部、教委、团中央、中残联等12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爱眼日活动列为国家节日之一，并确定每年6月6日为“全国爱眼日”。

眼睛是人类观察世界的重要器官，又是人类沟通外部世界的渠道，所以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拥有一双健康、美丽的明眸是每个人的愿望，但是，由于各种辐射、疾病、环境污染、不良生活习惯以及学习紧张，工作夜以继日，长时间看电视、电脑操作等等因素，使得现代人，过度用眼，得不到充分休息，久而久之导致视力下降，而不得不整天为过度疲劳的眼睛而苦恼。如今带眼镜的人越来越多，由其青少年眼疾屈光不正的人也越来越多，给许多人带来不便，在现代高科技发展的时代，更需要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保护青少年视力刻不容缓。

为此，浙江省杭州市教育局在5月17日公布的《关于开展杭州市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指出，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每天安排眼保健操不少

于２遍，各校应将眼保健操列入课表，同时，各级各类学校要为每一个学生建立健康档案，认真执行体质健康测试报告制度，测试报告书要作为中小学生成长记录或中小学生素质报告书或高校学生档案的重要内容，并作为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依据。我校也一贯重视学生的眼睛保健工作，在前段时间还特别组织了眼保健操抽查，以此来规范同学们的眼操动作。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在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坐在马路边，手拿木牌，上面写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盲人，他们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与盲人相比，我们是何等的幸运！眼睛，它是五官之首，是人的重要器官，对于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均至关重要。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双明亮而有神的眼睛，而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又有什么办法呢？

1、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坚持户外活动

2、经常参加文体活动，消除疲劳，保持精神愉快开朗、乐观

3、注意眼部卫生，纠正不良用眼习惯，姿势要端正，持续用眼1小时后应稍休息调整眼的紧张度，看远处调节视力。

4、定期检查视力发现视力下降应及时检查原因，及时治疗，需配眼镜应及时去验光配带合适的眼镜矫正视力。

5、积极宣传教育青少年眼卫生，提倡做眼保健操，保证充足睡眠时间。

6、改善青少年营养饮食，增加含维生素A、D、钙铬的食膳。忌烟酒等不良习惯。

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有些同学近视了却不戴眼镜，这岂不是讳疾忌

医。专家普遍认为，从用眼卫生的角度，近视到一定程度，就应该戴眼镜。一般100度以下的轻微近视可以不必戴眼镜，但前提是视物、看黑板眼睛不疲劳。当然，不戴眼镜或许有不戴眼镜的理由，但那些理由是不当的，也是不堪一击的。譬如说，有的学生和家长担心戴眼镜会使度数越来越深，还有的人怕一旦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其实这种顾虑是没根据的，也完全没有必要，“目前，戴框架眼镜仍然是矫治屈光不正最有效的方法”。专家提出，绝大多数青少年近视属于单纯性近视，只要注意用眼卫生，并及时戴眼镜加以矫治，完全可以控制近视的发展。佩戴眼镜不仅方便日常学习生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近视眼的发展。科学提示，如果不配戴眼镜，模糊的视网膜成像可以加速近视的发展，如果配戴一副合适的框架眼镜，可以使模糊的视网膜成像清晰，这样既给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方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近视的发展。希望同学们可以好好保护眼睛，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生命,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眼睛！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