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国际问题专家谈--苏共如何陷入了腐败的泥潭

第一篇：中央编译局国际问题专家谈--苏共如何陷入了腐败的泥潭

中央编译局国际问题专家依据大量事实分析 苏共如何陷入了腐败的泥潭

摘自2003年1月《廉政大视野》

中央编译局国际问题专家依据大量事实分析

苏共如何陷入了腐败的泥潭（节选）

季正矩

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手建立的政党，在掌握政权70多年之后，不战而败。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苏共自己打败了自己

苏共在腐败面前打了败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

到验证：

第一，1989年8月25日之后，苏共作为一个拥有90余年历史、近2000万党员、独掌政权74年的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政权交替出人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军队一片混乱，“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来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

第三，有学者指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的确，虽然苏联在短短一段时间内一跃成为工业强国，并能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但它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苏共在经济上是怎样失败的呢?从根本上说，让一群搞特权的蜕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群众去发展生产力，岂非痴人说梦?显然，并不是经济失败在先，而是 权力异化在先，是苏共党内的很多干部官僚背叛人民在 先。这才是苏共搞不好生产力、政治上不堪一击的症结所在。

毫无疑问，西方的“和平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权贵阶层是苏维埃的掘墓人

历史证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相当一批原苏共官员和苏联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他们是社会转轨的直接受益者。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使他们实现了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完成了从社会的特权阶层向一个阶级的转变。那么，苏联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是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呢?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列宁就已经认识到反对特权和惩治腐败的必要性，他指出，党和政府的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为此，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党进行了清党，强调党的纪律性，成立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查院。但官僚主义仍然不少。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24岁的中将。他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空军首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外，从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和其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但在20世纪初这种现象还只出现在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才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 2 渐扩大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建立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所享受的待遇为例，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这些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的办法。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

勃列日涅夫是斯大林之后执政时期最长的一位总书记。在私下里，他爱好贵重衣服、纯种马、烈性酒、漂亮姑娘、丰盛菜肴、豪华轿车、游泳、打猎、名牌猎枪。在他的私人车库里有各国送的高级轿车；在他豪华无比的别墅里，有冬夏分别使用的两个游泳池：为了供他打猎，专门建了一座狩猎场院；为了庆贺他的生日，各地都煞费苦心准备出人意料的礼物。他的“附马爷”——内务部副部长丘尔巴诺夫经常以各种理由到苏联各地“视察”，每次都要带一大批随员，以显示其地位与身份。各地方当局也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来接待他。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还拿走金银首饰、文物珠宝、高级工艺品、成捆的卢布。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丘尔巴诺夫共收受贿赂约合105万美元。

在出行方面，苏共最高领导人的腐化也是愈演愈烈，达到穷奢极欲的程度。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代表团出访，通常分乘两架飞机，乘坐由东道主提供的交通工具。到戈尔巴乔夫时，出行一次要有7架飞机装汽车，6架飞机装随从人员。

权力的异化

苏联官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的特权名目繁多：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商品。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特卫权。高级领导人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 3 开支达数百万乃至几千万卢布。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特权阶层”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特权阶层”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 改革，千方百计维持现状，从而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苏共“特权阶层”当政的几十年间，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估计，苏联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和企业开始转轨改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他们可以利用 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 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并以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