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有大功于党的忠诚战士

第一篇：潘汉年：有大功于党的忠诚战士

潘汉年：有大功于党的忠诚战士

2006年1月1日 09:13

中央统战部

在潘汉年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潘汉年光辉的一生，缅怀他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潘汉年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党的统一战线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尤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了许多极具传奇色彩的业绩，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赞誉和爱戴，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杰出楷模。

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30年代初期负责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建国初期，他成功开展了上海工商界统战工作。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出任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第一书记，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他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为了争取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鲁迅先生，与他促膝长谈，虚心倾听对左联筹备工作的建议，并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称中是否用“左翼”二字等具体事宜征求意见，终于请出鲁迅先生担任“左联”统帅，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潘汉年立即代表党接待了他，并让熟悉上海情况的夏衍给他作助手。不久，郭沫若便出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发挥了他在文化界的特殊作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为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国统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功绩。

受命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30年代初，潘汉年先后两次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谈判。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提出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十九路军即派人来瑞金商谈。潘汉年受党中央指派，与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就抗日反蒋问题和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具体谈判，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他还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李济深、陈友仁、陈铭枢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和磋商，促进了中央苏区与福建人民政府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广东的陈济棠不愿参加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共“围剿”，想与红军取得谅解和合作，并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中央于1934年10月派遣潘汉年、何长工代表党和红军前往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特殊作用

193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地区，进而准备侵占全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36年4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

9月24日，潘汉年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等文件离开陕北去上海。他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交给了宋庆龄、章乃器等人，向他们转达了党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取得了他们的密切配合和协助，并与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共同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10月中旬，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潘向陈转达了中共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八项条件。在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严正批驳了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方面的苛刻要求，迫使陈立夫同意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万，有力打击了国民党企图收编红军的阴谋，执行了党中央的谈判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要宋庆龄帮助她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宋庆龄随即约见了潘汉年。潘汉年向宋庆龄转达了党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办法的消息，主张宋庆龄劝宋子文前往西安，从而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12月19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批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潘汉年及时向陈立夫作了通报，并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意图，随后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为党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反遭蒋扣留。潘汉年又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按党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宋在西安与周恩来谈判承诺的各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潘汉年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围绕划定红军防地，争取红军经费给养两大问题，同国民党方面重点进行交涉，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争取到了一定的条件。

1937年3月下旬，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杭州同蒋介石开始正式谈判。至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潘汉年完成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的重要使命。在近1年时间里，他往返于上海、南京、陕北、西安等地，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接洽、联系和艰苦谈判，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潘汉年在国统区继续从事公开的统战工作。他在党内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公开叫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海沦陷前，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做好大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撤退或向香港转移的工作。潘汉年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组织安排和指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均安全撤离上海。他自己也奉命转移到香港，并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壮大。为了团结民主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壮大革命力量，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香港，参与中共香港分局和中共华南局的领导工作，主持在港的统一战线等工作。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庄严的号召，立即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各界人士广泛而热烈的响应。潘汉年与来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共同研究商讨有关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问题。5月5日，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发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的著名通电。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并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和参加人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潘汉年将毛泽东的复电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商讨赴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具体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协商，潘汉年向中央汇报了在港民主党派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9月20日，中央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77人名单。为了保证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大批已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平安到达解放区，由潘汉年、钱之光负责，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夏衍等组成专门小组，对进出香港的线路和安全措施，做了反复周密的讨论和部署，制定了北上的具体实施方案。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安全到达哈尔滨。10月30日，潘汉年接到经中共中央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立即送给尚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转达中共领导人请他们“早日北来”的愿望。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严，极力破坏我方活动，多方阻挠爱国民主人士北上，护送爱国民主人士的条件极端困难，任务十分艰巨。潘汉年指挥若定，组织力量，想方设法租用外国轮船，以运货名义，秘密将他们先后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等地。最后，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一部分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部分到达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潘汉年领导下，先后有4批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总数约350人，没有一次失误。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北上，保证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和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管辖庞大资产的机构。蒋介石1948年底下令让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将其所属在南京的大工厂撤迁台湾。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著名科技专家和实业家，他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但是，资委会不按命令撤走“资产”，公然抗拒是不行的。潘汉年根据中共地下党刘人寿的报告，及时约请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香港见面，与他们进行了恳切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长期主持资委会工作的前委员长钱昌照，是在资委会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和号召力的人物，他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准备出国。潘汉年知道后，与张骏祥、夏衍等及时做他的工作，使钱终于下决心留了下来，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杰出贡献。资委会采取了“人不走，机器不动”的拖延作法，对付国民党转移资委会财产的企图，最终在南京、上海解放时，资委会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物资以及档案资料都没有被国民党转移走，完整地移交给了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物资。

1949年春，毛泽东电令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三人速从香港回北平，接受赴上海接管的使命。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等职，对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和财经状况的好转，作出了重大贡献。

刚刚解放的上海，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针对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工商政策，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有种种疑虑，潘汉年经常召集工商业界爱国人士一起开会或座谈，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以各种方式宣传和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倾听意见，沟通情况，并努力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深入细致、循循善诱地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人士解除了怀疑，增加了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和经营的信心，使其感到吃了“定心丸”。

1950年2月新年、春节之际，上海遭到了美蒋反动派的大肆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使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上海市政府要潘汉年和刘长胜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潘汉年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纠正一些单位不正确的极端作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这样，及时排解了一场场劳资纠纷，调整了劳资关系，很快使生产和经营正常运转起来。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是有大功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他对党忠诚、原则坚定，才华横溢、机智果敢，所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最广泛，包括文化、军事、政治、经济方方面面，并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在深入开展团结党外朋友，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开展上层统战人物工作方面，潘汉年同志成绩卓著，表现出高超的政策水平、卓越的组织才能、一贯的民主作风和真切的朋友之情。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同志在对工商界人士统战工作中，还创造出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他深切了解工商界情况，在开展思想教育时，主要是通过工商界人士自己现身说法，互相启发，潜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轻松愉快地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达到自我提高、自我教育的目的。荣毅仁在回忆潘汉年这段工作时讲：“汉年的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他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在具体解决问题时又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所以结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指出：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我们要认真学习潘汉年同志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他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宝贵经验，搞好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二篇：忠诚于党

忠诚于党

——二谈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忠诚是军人最可贵的品格。忠诚于谁和如何实践这种忠诚，在不同的军队差异很大。胡主席把忠诚于党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条提出来，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反映了我军官兵的政治本色。

我军是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历来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方向为方向。忠诚于党，是人民军队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最根本的道德标准，也是我军官兵最高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我军创建之初，就规定了与党的要求相一致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忠诚于党的观念已经融入军队的血脉，成为广大官兵的精神支撑。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忠诚于党、献身于党、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忠诚于党的优良传统面临着新的考验。西方敌对势力把我军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想方设法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改变我军的性质。因此，强调忠诚于党，显得尤其紧迫而重要。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的军队要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这四个方面是统一的，核心是“忠于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忠诚于党，就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抓住了这一条，就抓住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灵魂；把握了这一条，就把握了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忠诚于党，对于革命军人的成长进步具有决定性意义。忠诚是一种信念、一种品质、一种追求。它可以提升思想境界，激发内在动力，规范行为方式，保持正确方向。纵观我军历史上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还是和平时期的雷锋、苏宁、李向群，他们的模范事迹和先进思想无不闪耀着忠诚于党的光芒。实践证明，忠诚于党，才能视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为党的事业舍得一切；忠诚于党，才能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为人民利益无私奉献；忠诚于党，才能自觉履行革命军人神圣职责，爱军精武、爱岗敬业，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忠诚于党，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指挥。为此，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始终保持官兵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必须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着力点，更加深入地抓好军魂教育，切实打牢官兵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思想基础。必须坚持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使官兵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这既是忠诚于党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忠诚于党的根本途径。

第三篇：忠诚于党

胡锦涛主席关于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赋予了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为强化全军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的精神支柱提供了基本遵循。胡主席把“忠诚于党”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条提出来加以强调，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和革命军人的根本政治属性，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和革命军人的最高政治要求，是全军官兵必须始终坚持和牢牢把握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民兵预备役部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紧密结合形势任务和工作实际，大力培育和努力践行“忠诚于党”这一核心价值观的首要要求，始终成为党和人民高度信赖的重要力量。

一、“忠诚于党”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因素

“忠诚于党”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中居于首要位置，这是由人民军队和革命军人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

忠诚，是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可贵因素和军人全部价值的基本前提。忠诚，即心存一志、不怀二心、始终如

一、决不移易。忠诚，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道德体系中，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始终被人们看做是最基本的道德遵循。从屈原情系故国魂洒汨罗，到岳飞精忠报国矢志不移；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千古绝唱，到邓世昌甲午海战勇撞敌舰的慷慨悲壮，无不折射出中华儿女忠诚品质的熠熠光辉。“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忠诚，更是所有军队和军人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一支军队如果不忠诚于其所归属的阶级和政党，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个军人如果没有忠诚的品格和行为，就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所有军队无一不把忠诚作为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要求。但必须指出，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对于那些旧军队来说，忠诚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甚至是错误的，它在本质上是“忠诚”于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于少数人的统治；对军人“忠诚”的要求也是极为狭隘的，官兵往往身披“愚忠”的沉重枷锁而成为统治者驱使的工具，以至失掉人格尊严。只有无产阶级军队和革命军人，其忠诚是建立在高度自觉基础之上的，是忠诚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崇高、最为合理的价值追求。

“忠诚于党”是人民军队最根本的政治要求和革命军人最高的价值标准。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带领人民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党从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逐步认识到了掌握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亲手缔造和领导了自己的军队，明确规定了我军是党的执行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根本政治属性，确立了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建军原则，并通过在军队中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和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旧中国历史上各式各样的军队，在封建帝王手里都是维护封建“家天下”统治的家丁，在军阀手里都是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工具，而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真正成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子弟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对于人民军队和革命军人来说，忠诚最为根本的就是对党的忠诚。这既是我军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也是党和人民对我军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军队和革命军人须臾不可偏移的基本价值准则。

“忠诚于党”贯穿于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全部历程和革命军人牺牲奉献的全部实践。我军80多年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就是一部人民军队听党指挥、革命军人忠诚于党的历史。我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英雄军队，根本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人民军队听党指挥，体现到革命军人的价值追求中，就是对党的无限热爱之情和忠诚之心，就是“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的自觉行为。可以说，忠诚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品质、一种追求，能够从根本上提升人的思想境界、激发内在动力、规范行为方式。纵观我军历史上涌现出的无数英模人物，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还是和平时期的雷锋、苏宁、李向群，他们的事迹无不闪耀着忠诚于党的光芒。近些年来，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履行军队历史使命的实践中，不管遇到多少艰难和危险，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广大官兵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实践充分表明，只有忠诚于党，广大官兵才能视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为党的事业舍得一切；才能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为人民利益无私奉献；才能自觉履行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二、新形势下革命军人“忠诚于党”有着鲜明的时代要求

任何一个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忠诚于党”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着鲜明的时代内涵和要求。

“忠诚于党”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体现党的政治优势的重要力量，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重要保证。党的领导体现在思想上，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制定并贯彻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革命军人忠诚于党，首先要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党的思想理论和纲领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当前，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者。

“忠诚于党”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是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是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本色的可靠保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碰撞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特别是敌对势力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影响官兵思想，改变我军性质。新形势下革命军人忠诚于党，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一切削弱和破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挥。这是人民军队和革命军人最高的政治纪律，也是忠诚于党的根本性要求。

坚持“忠诚于党”与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国家、忠诚于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长期以来，我们党为维护和实现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进行了不懈奋斗，立下了不朽功勋。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深切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富中国、强中国、发展中国。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都不可能得到实现。我们党是执政党，并要长期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从这个意义上讲，忠诚于党，内在地包含着忠诚于党所代表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忠诚于党所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忠诚于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热爱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全国各族人民，是忠诚于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新形势下革命军人忠诚于党，就是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满腔热忱地报效国家和民族。

三、在履行使命任务的伟大实践中培育“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

“忠诚于党”既是革命军人恒久不变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更是一个现实的实践性要求，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全体官兵必须在履行职责和完成任务的具体岗位和生动实践中，强化信仰，砥砺意志，牢固确立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

把“忠诚于党”建立在知党、爱党、信党的理性基础上，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革命军人忠诚于党是建立在高度理性自觉基础上的，对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认同，对党的奋斗成就的由衷赞许，对党的正确领导的充分信赖，是这一忠诚的根本依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我军建设与发展的根本指针和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石。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也是当代革命军人知党、爱党、信党的源头活水和立身做人的基本准则。忠诚于党，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定信心、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的坚定信赖，切实打牢忠诚于党的思想政治基础。

把“忠诚于党”体现在立足本职岗位、履行职责使命上，努力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归根到底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中，要靠完成任务的具体实践来体现、衡量和检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担负着“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这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履行基本职能的时代要求。人民军队忠诚于党，从根本上体现为能不能有效履行好这一历史使命；革命军人忠诚于党，从根本上体现为是否具备履行使命的能力素质，能否完成好各项任务。民兵预备役部队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平时担负着参加经济建设、完成急难险重任务、进行战备执勤巡逻、维护社会治安等重要任务，战时要参战支前、配合主力部队赢得胜利。在信息化局部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民兵预备役部队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这就要求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必须进一步认清职责使命，把忠诚于党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爱岗敬业、提高素质、履行职责、做好工作的实际行动，努力完成所担负的各项任务。

把“忠诚于党”落实到强化政治意识、严守政治纪律上，自觉服从党组织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我们党是由7000多万党员、几百万个党组织结合成的统一整体，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是党有力量的根本保证。军队各级党组织是所属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是带领部队完成各项任务的战斗堡垒。党的事业能不能成功，军队建设能不能搞好、任务能不能完成，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对于革命军人来说，忠诚于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指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当前，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宣扬各种错误观点、散布各种谣言，千方百计地妄图抹黑党的形象、抵毁党的影响、削弱党的领导。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就对维护党的高度集中统一、发挥党的坚强领导作用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民兵预备役人数众多、岗位繁杂、思想活跃，容易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种思潮，也容易受到侵蚀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强化政治意识，严守政治纪律，不听信和传播各种政治谣言，不参加各种非法的政治组织，不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自觉接受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双重领导，带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始终成为党和人民可靠的武装力量。

第四篇：忠诚于党

热爱人民 报效国家 忠诚于党 献身使命 崇高荣誉

一、忠诚于党是传统忠诚的升华

忠诚于党是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内容，要理解忠诚于党，必须弄清什么是忠诚。忠诚，即忠贞诚实，一般是指对特定对象矢志不移、尽心竭力的道德品格和价值追求。从道德品格上看，它表现了道德的纯洁性，尽心竭力，不怀二心；从价值追求上看，它表现了价值追求的坚定性，矢志不移，没有摇摆。

忠诚作为军人的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是由军队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一定阶级、政治集团、国家服务的工具或手段，这就决定了军队、军人必须忠诚于一定的阶级、政治集团和国家。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所以军队、军人必须忠诚于一定的政党。其次，军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所以，古往今来，凡军队都特别强调服从。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是忠诚的表现之一。当然，服从不等于盲从，盲从就是愚忠了。军队的这种服从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的积淀，长期深扎于军队之中，久而久之，便成为军人的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忠诚，作为军人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源远流长。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强调“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所以，他认为对士兵要“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在西方，古罗马统帅恺撒强调，军队要忠诚地“随着他的意志走”。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盛誉军人，对自己信念的忠诚与坚持，要像“站立在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

但是，历史上一切旧军队所崇尚的忠诚，无不深深地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在中国封建社会，“忠、孝、节、义”这四个道德规范，“忠”列其首，对忠诚这一道德规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中国封建统治者极力褒扬军人的忠诚，就是要军人无条件地忠于封建帝王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忠于皇帝，忠于朝廷。所谓的“忠君”情结，往往成为他们的思想枷锁，酿成一幕幕空怀壮志、报国无门的“愚忠”悲剧。

资产阶级鞭挞了“忠君”观念，提出军人要“忠于宪法和国家”。资产阶级军人在就任新职，执行重大任务，从事重大行动时，常常要宣誓效忠宪法，效忠政府。从忠君，忠于个人到忠于宪法和国家，这是一大进步。它避免了军队成为个人的工具，这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保护生产力和科技文化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的宪法和国家，都是代表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以代表全体国民为名义，既鼓舞军人在打击封建势力中英勇作战，又蒙蔽军人为他们镇压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卖命。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资产阶级所讲的忠诚也是一种“愚忠”，不过它比封建社会的“愚忠”更隐蔽，更带有欺骗性而已。

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对自己的阶级属性、政治任务和革命目的作任何隐瞒，这就使得无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把忠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目标作为对全体官兵更自觉、更彻底的政治要求、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观提了出来。所谓革命军人忠诚于党，就是指革命军人对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尽心竭力的道德品格和价值追求。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缔造的，她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地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忠诚于党是革命军人之魂

在胡主席提出的当代革命军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中，五项内容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忠诚于党是革命军人之魂、热爱人民是革命军人之本、报效国家是革命军人之责、献身使命是革命军人天职、崇尚荣誉是革命军人美德。那么，为什么忠诚于党是革命军人之魂？

1.忠诚于党决定了革命军人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找到了翻身解放、富强幸福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伟大事业。

2.忠诚于党决定了革命军人人生态度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以其性质的先进性，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宗旨的高尚性，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现实美好性，将自身熔铸成胸襟宏大、立党为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乐观向上、不怕牺牲、生机勃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政治集团，并以此光辉精神哺育了无数英雄模范，感染和促进了全民族优秀精神风貌的形成。

3.忠诚于党决定了革命军人思想品德的高尚性。忠诚于党是我们革命军人思想品德修养和价值追求的最高准则，也是我们政治合格的首要标志，它对升华革命军人的思想品德境界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军历史上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威震敌胆的战斗英雄，还是和平时期的雷锋、李向群、苏宁等垂范社会的时代标兵，他们的事迹无不闪耀着忠诚于党的光芒。

三、忠诚于党重在坚信，贵在行动

1.坚信于党，才能忠诚于党。要忠诚于党，必须坚信于党。如果对党不坚信，怎么能忠诚于党呢？要做到坚信于党，主要地是正确地、历史地、现实地、全面地、辨证地看待党的功绩和过失，以及党内存在的个别腐败现象。

第一，党的伟大历史功绩，无可辩驳地证明，党是值得充分信赖的。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艰难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得解放，民族获独立，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救亡任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功绩证明：党是值得充分信赖的。1949年到1956年，党成功领导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一伟大功绩证明：党是值得充分信赖的。1978年到今天，党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人民开始富裕起来。这一伟大功绩证明：党是值得充分信赖的。

第二，正确看待党的失误和党内的腐败现象。我们不否认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有失误。比如，建国以来，我们党就有过三次较大的失误：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一次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对这些失误我们怎样看待。首先，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一个党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这些失误与党的功绩相比，毕竟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党的功绩是主流，是第一位的。

2.军魂在心，才能听从于党。坚信于党，就要军魂在心，不被西方敌对势力所宣扬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谬论所惑，坚定立场，听党指挥。首先，军魂在心，就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3.敬业精业，才能报效于党。坚信于党、忠诚于党、听党指挥不是光口头上讲讲的，她是做出来的，忠诚于党，贵在行动。要把忠诚于党落到实处，就要勤奋学习，克服就业无后顾之忧，从而不求进取的思想，把专业学深学透；注重全面发展，为使自己成为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打好扎实的基础。

第五篇：忠诚于党

《忠诚于党》读后感之演讲稿

亲爱的战友们，大家好！首先，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讲台上，为大家发表一点我对当代革命军人忠诚于党的认识，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忠诚。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忠，崇敬、恪守的意思；诚，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的意思；忠诚，即尽心尽力、没有二心。在现实生活中，忠诚，体现为个体对组织义务的崇敬与恪守、对组织目标的坚定的一种人生信仰，它既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行动。它是无形的，却有着巨大而有形的力量；它是无声的，却鸣着神奇如春雷一般的回响。

一个人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精神；一支军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军魂！对于我们军人而言，忠诚，不言而喻，“服从命令、听党指挥”就是天职，简而言之，就是要——忠诚于党！

没有对祖国、对人民、对国防的赤胆忠诚，就不会热爱军人这个行业；没有忠诚，就不会为 “人民军队”的光荣称号而奋斗不止，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因此，忠诚，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精髓所在；忠诚，是支撑着我们人民军队的脊梁。在胡主席提出的二十字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里，“忠诚于党”是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忠诚是前提。这就指出，忠诚于党，是对革命军人的最根本的政治要求，它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之处。

作为一名由共产党缔造的解放军军人，对党忠诚是应深深烙在我们心灵深处。要是现在还对这个问题有所怀疑，那么，他就根本不配坐在这个教室里！

是啊，忠诚是人民军队躯体中永不泯灭的钙质，是她撑起了我军千秋不倒的坚强脊梁。一只军队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没有精神支柱的军队，是一个颓废的军队、软弱的军队！唯有这矢志不渝的忠诚，才是我们人民军队不倒的旗、不断的根、不灭的魂！

我军这样的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的同志还有很多，像都以革命军人的牺牲精神和献身国防的高尚情怀,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岗位上做出了令人敬佩的成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可贵的精神。

这一年来，作为一名战士，我深深感受到，虽然都甘于淡泊，却能以春蚕吐丝般的精神无私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任何时候都恪守职责。虽然都只是普普通通的战士，但却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让生命焕发出绚丽的光彩，成为激励后人的楷模。他们把理想写在军旗上，把汗水洒在岗位上，在那大山深处里万里畅通的神经上，绽放出人生永恒的绚烂。探寻前辈们成长和荣誉的背后，既包含着个人的努力，更凝结着党的亲切关怀与精心培养，更表现出官兵对党的无比忠诚之情!他们的事迹激励着我，让我对军队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党忠诚！忠诚于党，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指挥，绝不叛党，用党的思想来武装头脑，在制度原则上、信仰追求上、行为取向上，自觉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为党的理想而奋斗，自觉服从和维护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确保政令军令的畅通，始终做到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革命军人心像党、党叫干啥就干啥，用青春和热血来忠实履行职能，甘愿牺牲奉献，保家卫国、抢险救灾、支援国家建设，自觉践行对党的无比忠诚！

正因为，有了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跟党站在一起，与党同心同德，一切行动

听党指挥，代代传承人民军队的优良品质，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险阻，才经受住了军事斗争、政治**和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的考验，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不折不扣的完成，才有了祖国人民今天的安居乐业，才有了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才有了海外侨胞今天的尊严，才有了共和国今天的繁荣富强！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对我们尊敬的党和人民做下保证——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