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20130318（共）
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
最新文章人民网[微博]耿耿2013-03-17 09:07
原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将军，如今虽已年过八旬，体弱多病，但记忆力却极好，对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事情记忆犹 新。“文化大革命”时期，当造反派蓄谋抢劫解放军的武器仓库、包围国家战略储备油库之时，周恩来总理迅速采取行动，亲自给胡炜下命令，两次指挥、调动解放军有关部队，及时制止了两起重大恶性事件的发生，保护了国家财产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安全。当时身为解放军某军军长的胡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这两次军事行动的执行者和具体指挥者。近日，胡炜将军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陕西省形势紧张，周恩来派出专机接胡炜进京。在向大家作介绍时，周恩来说：“胡炜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军年轻的军长。”
胡炜，1920年生于河南省新蔡县一户富裕农民家庭，6岁上学，1933年考入河南省省立第一中学（后改名为开封初中），1936年考入省立开封高中。在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思想活跃，是开封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干事、指导员、组织股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41岁。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2月15日，原属于北京军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转隶兰州军区，由山西进驻陕西，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军部驻地也由太原市移至西安市。
2月22日夜，军部突然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求军长胡炜于2月23日晨乘坐专机前往北京领受任务。
次日上午，胡炜乘坐国务院派去的专机抵达北京。下了飞机，便驱车前往京西宾馆。此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京西宾馆举行。胡炜由工作人员领进会场后，看到周恩来总理正在讲话。秘书走到周恩来的身边，低声向他作了报告，周恩来朝胡炜看了一眼，继续他的讲话。胡炜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
大约11点钟，周恩来讲完话，会议也就结束了。周恩来站起身，径直朝胡炜走来。胡炜双腿并立，腰杆挺直，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总理敬了一个军礼。看样子，周恩来对于陕西省的局势比较焦虑，也没有另找一个场合与胡炜谈话，直接给他布置了任务。周恩来说：“西安现在很乱，大游行、大辩论、大喇叭。西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部队到达西安以后，要尽力稳定形势。你们要做工作，促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现在，西安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在北京，你先和他们见见面，了解一下情况，做做工作。”
遵照总理的指示，第二天，胡炜先后前往教育部招待所和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两地，分别与住在那里的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见面，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3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胡炜以及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西安地区群众组织头头40余人。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介绍说：“为了稳定形势，中央决定派××军到陕西省执行‘支左’任务。今天××军军长胡炜同志也到会了。”
胡炜站起身，向周恩来和大家敬了一个礼。
周恩来接着介绍道：“胡炜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军年轻的军长。××军到陕西省以后，你们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支持军队的工作。”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显然是为军队着想，为军队进驻陕西以后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而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
谈到陕西省的形势时，周恩来目光炯炯，扫视着在座的40多位群众组织头头。他虽然语气温和，娓娓而谈，但言语之中又透着几分严厉：“你们把西安的形势搞得这么乱，光讲自己正确，光想压制别人，这算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嘛?选两派群众组织要整风，大学要搞军训。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克服自己的问题，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让生产停顿！
接见结束以后，胡炜回到了京西宾馆住处。深夜12点钟，他正准备休息，电话铃突然响了。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要他马上去人民大会堂，说总理要再次接见他。胡炜不敢怠慢，立刻穿好军装，动身前往人民大会堂。
到了人民大会堂，胡炜看到，除了他，一道参加接见的还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薛焰。
周恩来先是问了陕西省的情况，接着作了指示，主要内容是：现在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组成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暂时把全省的工作管起来。要稳定形势，促进联合，抓好生产。军队的负责干部要和群众组织协商，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让霍士廉、薛焰和其他一些省、市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一面接受批评，一面抓好生产。说到霍士廉、薛焰等领导干部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陷到任何一派那里去，陷到那里，不好工作。”
几天内受到周恩来三次接见，胡炜觉得总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统一驻陕部队（包括省军区、野战军、空军等）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地方和部队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齐心协力，一道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以利于陕西省局势的稳定，迅速恢复生产。胡炜和参加接见的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对于总理的指示都表示拥护，并表示坚决贯彻落实。
在江青“文攻武卫”和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鼓动下，渐趋稳定的形势重新紧张。一造反派阴谋抢劫解放军武器库，周恩来向胡炜下命令：“你要派部队加以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胡炜军长所辖部队，是中央军委专门派赴陕西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理所当然的要全力以赴投入此项工作。他们进驻陕西省以后，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了几百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厂矿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同时，他们把西安交通大学等4所院校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为期1个月的军训。这样，把学生稳定在校园里，减少了对社会的冲击和干扰。通过军训，也加深了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由于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比较统一，工作得当，陕西省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1967年5月下旬，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和胡炜奉命前往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
5月24晚，周恩来在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碰头会办公室接见了黄经耀、胡炜二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听取了黄经耀、胡炜二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感到很满意。他首先肯定了陕西省这一段的工作，指示他们要进一步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使两派联合起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他同时还特别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很顽固的，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派性膨胀，防止形势出现反复。”
许多善良的同志都以为，陕西省就此可以风平浪静了，不管运动怎么搞，有野战军的一个军在陕西坐镇，至少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但他们没料到，不久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修改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股股恶浪。
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就不能放下?选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
第二天，《文汇报》披露了江青这个讲话的精神。这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好像听到了冲锋号，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招摇过市，武斗愈演愈烈，逐步升级。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王力、关锋起草的这篇社论，影响也十分恶劣。社论发表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抢劫枪支弹药，甚至公然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库。
8月5日，也就是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发表的第四天，西安市的街头就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赫然入目，耸人听闻。一派群众组织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在部队门前静坐。而与其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也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并高喊口号：“反军乱军，绝无好下场！
原本矛盾已经得到缓解的西安市两派群众组织，转瞬间就怒目而视，变得不共戴天，水火不容。两派的矛盾逐步激化，并最终于9月2日发生了一起较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幸亏解放军官兵及时赶到武斗现场，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9月4日，设在西安市的军部总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胡炜军长接电话。
胡炜拿起话筒，听到了总理那熟悉的声音。周恩来告诉胡炜：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胡炜同志，你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如同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胡炜双腿并拢，笔直挺立。他手持话筒，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斩钉截铁地说：“请总理放心，我们坚决执行总理的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造反派武斗升级，由大刀、长矛发展到动用真枪、真炮。中央颁布命令：解放军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有权自卫反击”。西安市造反派抢劫武器弹药库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采访中，当听胡炜将军说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向他下达过“可以开枪”的命令时，笔者感到非常惊讶。这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不仅仅是笔者，恐怕就连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是闻所未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万不得已的原因促使周恩来用了如此严厉的措词呢？为了搞清楚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笔者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并作了大量调查。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的武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武斗初期。造反派使用的武器一般是砖头、棍棒、大刀、长矛等，尚属冷兵器时期；
二、武斗进行到一定的阶段。此阶段，各地对立的武斗队都想置对方于死地，都觉得原先那么打不过瘾，于是都想方设法去搞武器装备。
为了弄到真枪真炮，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基层的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20世纪60年代，我国中型以上的国营工厂、农村的人民公社都设有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所以，最先遭到“造反派”抢劫的是这些基层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的武器弹药。
当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出笼之后，造反派就开始公然抢劫所在地军分区、省军区、解放军部队的武器弹药。
1967年8月9日，浙江省军区军械一库、二库的武器弹药先后被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信号枪、手榴弹、子弹等。7月底至8月下旬，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库先后被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各类枪支、迫击炮、手榴弹、子弹等。
针对这种严峻的局势，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命令是9月5日颁布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总理于9月4日向胡炜下达“必要时可以开枪”的命令时，“九五命令”已经决定颁布了。
我在采访胡炜将军时，他感慨万分地说：“周总理一向做事谨慎，轻易不会下达开枪令。这也是迫不得已啊?选这个仓库的武器装备，可以装备几个步兵师，一旦被抢，整个陕西省就要大乱。不仅如此，还会威胁到邻近的省份。周总理给我打过电话之后，又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吴斌同志给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责成他们立刻前去把准备抢夺武器弹药的人员全部撤回来。”
9月4日，胡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没有片刻迟疑，马上就向徐保俭团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亲自率领1个营的兵力，用最短的时间火速赶到该武器库，全面接管武器库的防务。
因为有总理“可以开枪”的命令，部队官兵也就不再畏手畏脚了。部队一到该武器库，徐保俭就命令战士们把武器库的防务全面接管过来，里里外外布置了好几道警戒线。他们架起机枪，子弹上膛，并向造反派发出警告：如果有谁胆敢跨越警戒线抢夺武器弹药，解放军就要执行周总理的命令，开枪制止。在解放军指战员强大的武力威慑下，西安市造反派抢劫该库武器弹药的企图没有得逞。
川陕两支武斗队汇合一处，意图夺取秦岭深处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周恩来再次直接打电话给胡炜，命令他马上派部队赶去制止
1968年5月1日，西安市30万群众在市中心的新城广场隆重召开庆祝大会，正式宣告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瑞山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等11人任副主任。
虽然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但陕西省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要表现就是邻近的省份河南省、山西省、四川省、湖北省的武斗事件持续不断，受其影响，陕西省境内的恶性事件、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也在逐步升级，范围在不断扩大，并且有省内外造反派武斗人员互相勾结、互相支援之势。
5月下旬的一天，西安市的军部总机再一次接到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周恩来首先向胡炜通报了一个情况：四川省广元地区一支几百人的武斗队沿宝成铁路窜到了陕西省境内，与陕西省汉中地区的一支武斗队结成一伙，包围了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接着，周恩来在电话里给胡炜下达了命令：“胡炜同志，你马上派部队去解决这个问题！放下电话，胡炜随即命令驻守在宝鸡市的解放军某师师长孙玉水率领两个营的兵力迅速前往秦岭山脉深处，保护国家的战略储备油库，制止和平息那里的事态。
由于情况紧急，孙玉水接到命令率部出发时，来不及对部队进行动员，拉起部队就走。
那天夜晚，正值下雨。夜色里，秦岭山脉黑云密布，雷电交加。随着一声声短促、急切的口令，6个连队的干部战士踏着四溅的雨水，跑步集合完毕。身穿雨衣的指战员一个个荷枪实弹，神色严峻，在宝鸡市陆续登上了卡车。随着一阵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一盏盏汽车前灯如同一把把利剑，劈开雨雾和夜幕，长蛇般急速向秦岭大山里进发。
部队出发之前，孙玉水已给驻守在陕西省略阳县的张文斌团长下达了命令，命令他率领两个连从略阳乘火车向油库所在地进发。两路部队，分进合击。
如今，孙玉水已经去世。我采访了现居住在西安市的张文斌。张文斌老团长离休前先后担任过汉中军分区副司令员、商洛军分区司令员。他回忆道：“秦岭大山里有一座大型油库，距离宝成铁路线还有七八公里，火车把油罐车拉到油库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再通过输油管道把油输送到油库里。那是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60年代专门在三线大后方设置的。1968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孙玉水师长突然从宝鸡给我打来电话，命令我率领驻扎在略阳的两个连乘火车出发。两路部队，分进合击。当天夜里我就和略阳铁路部门联系，调来了一个火车头，在后面加挂了五六节车厢。秦岭的公路本来就不好走，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孙玉水师长率领的部队走到凤县时，因为雨下得太大，山路泥泞，道路实在是不好走，不得不停顿了一下。孙师长在出发前，都没有时间对部队进行动员，他是在凤县对部队进行动员的。孙师长在动员时告诉干部战士们：今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任务是什么，对大家提出了要求„„离开宝鸡时，那6个连队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师长要带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
第二天中午12时左右，孙玉水率领的6个连和张文斌率领的两个连几乎是同时抵达油库附近。孙玉水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指挥部队迅速控制了油库，把火车站和油库一带的几个山头都给占领了，占据了制高点，里里外外布置了几道警戒线。
来自四川广元、陕西汉中的两支武斗队，不知道从哪儿事先得到了消息，说是解放军派来了大批部队，昼夜兼程正在朝这里进发，便吓得逃之夭夭了。所以，解放军部队没有和他们发生正面接触和冲突。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我向胡炜将军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周总理是从什么渠道得知四川广元、陕西汉中的两支武斗队包围了那座战略储备油库的？你们有没有向周总理报告过情况？”
胡炜将军摇摇头，回答道：“总理怎么知道的，我不清楚。我们军在陕西省境内宝成铁路一线驻扎有部队，担负护路任务。孙玉水师长、张文斌团长都没有向军部报告过情况，我也没有向周总理报告过情况。事情过后，我也曾经想过。据我后来分析，很可能是油库的领导发现周围突然来了很多造反派的武斗人员，已经威胁到了国家战略储备油库的安全，就通过石油化工部这一渠道向周总理报告了情况。因为这个油库是属于石油化工部系统的。周总理得知消息以后，就给我打电话，给我布置了任务。”
第二篇：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资环学院采矿定单10-4周文峰1001031636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少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一．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
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１９８０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毛泽东要搞“文革”，周恩来挡不住。“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多作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二。
“文革”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搞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被打倒。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东西承担下来。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自我批评，接受大家帮助。周恩来开始不明就里，一面检讨，一面说明事实。但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一下讲周恩来不能贯彻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一下讲周恩来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周恩来争辩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一顶，被认为态度不好，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发话，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不要周恩来主持，并扩大会议范围。周恩来一看势头，马上就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由于周恩来检讨“深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周恩来终于化解了这次极其凶险的政治恶浪。坚决抵制致命的陷害，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三。
“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１９６７年５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５月１９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二．积极发挥作用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比如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一系列限制“文革”恶性发展的意见，尽管
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对毛泽东是产生影响的。不久，毛泽东批准了一些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文件。又比如１９７２年，周恩来建议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毛泽东没同意，但不久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显是受到周恩来影响的。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来发挥自身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体思想是错误的，但期间也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正确的意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比如毛泽东讲要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就大张旗鼓地抓生产。在保护老干部方面，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党外朋友叫章士钊，受到红卫兵冲击，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出来缓解一下。毛泽东把这样的问题交由周恩来办。周恩来就列了一份要保护的干部名单，把好多人都列了上去，讲这些人是不能动的，要保护的。
巧妙阐述毛泽东的意见，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思维很快，他是诗人，形象思维非常好，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一句话出来后，政策上不可能那么具体可操作。周恩来就利用这一点，在出台具体政策上发挥作用。比如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夺权，但对于什么权可以夺、怎么夺没有具体东西出台。周恩来就讲夺权是要夺的，夺什么权呢？一是夺走资派的权，不是走资派的权，不要夺；二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权不要夺。可以组织两个班子，造反派一个班子专搞文革，老的领导班子继续抓生产。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文革”的错误起到限制作用。
通过主动揽责，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比如对大跃进的错误，他在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早就要求我们把指标降下来，是我这个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对主席的指示理解不到位，指标虽然降了一点，但仍然高，责任在我，我要交帐。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自己把责任揽下来就容易纠正，使得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能得到顺利推行。
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
比如讲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原因大家知道，主要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但是周恩来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他讲这几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从他们这一代记事起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虽在局部较严重，但远没到粮食严重减产的程度。他讲自然灾害造成困难，那么政策调整就是面对自然灾害来的，而不是面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来调整。这样毛泽东也就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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