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论民族自治地方农地保护中的新农村建设

第一篇：宋才发：论民族自治地方农地保护中的新农村建设

宋才发：论民族自治地方农地保护中的新农村建设

论民族自治地方农地保护中的新农村建设

宋才发

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土地资源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的助推器，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现实途径，新农村建设应当以保护耕地为土地政策的首选目标。新农村建设拒绝“盘景式”、“景观秀”和“豆腐渣”工程，民族自治地方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必须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重点，必须坚持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保护耕地；改善民生

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分析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等基本国情和长远发展目标后做出的重大科学决策。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土地总面积为6133277平方公里，占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63.89%；民族自治地方现有耕地面积1967.7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5.13%；草原面积为30027万公顷，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75.07%；可利用草原面积为21700万公顷，占全国可利用草原总面积的69.26%；牧区、半农半牧区草原面积为30000万公顷，占全国牧区、半农半牧区草原总面积的75.00%；草山草坡面积为3560万公顷，占全国草山草坡总面积的32.50%[1]（P706）。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实有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仅有耕地面积1.4亩。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必须与农地保护尤其是耕地保护同时并举，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在农地保护的过程中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

土地资源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地是财富之母、民生之本，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涉及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资源，也是经济活动和各项建设最基本的空间。我国85%的食物由耕地提供，95%以上的肉、蛋、奶是由耕地提供的产品转化而来的。耕地还直接或间接地为农民提供了40—60%的经济收入和60—80%的生活必需品。所以，保护好民族自治地方的耕地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基础性作用，对民族自治地方农民长远生计具有保障性作用，对农村乃至全社会具有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了400多万亩，其中，农民耕地所占的比例约达200多万亩，这就表明每年可能有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近年来各地因土地引起的纠纷接连发生，据调查的情况显示，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因此，民族自治地方严格保护耕地就是对新农村建设的最大支持。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则是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农业仍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完善强化粮食扶持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粮食稳定增产；有利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资源产出率，促进农业不断增效；有利于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促进 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民族法学研究。

基金项目：论文为本人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度重大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05JJD850009)，国家“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项目批准号：教重办[2004]1号)的研究成果。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保护好农村耕地资源是民族自治地方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尤其是要对基本农田进行严格保护。2007年12月3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必须立足发展国内生产，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结构平稳和质量安全。”当前必须“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土地违法违规查处协调机制，切实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和林地。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的投入，要重点支持基本农田整理、灾毁复垦和耕地质量建设。继续增加投入，加大力度改造中低产田。加快沃土工程实施步伐，扩大测土配方施肥规模。支持农民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加快实施旱作物农业示范工程，建设一批旱作节水示范区。”同时还要“抓紧编制和完善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整体推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大幅度增加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将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改造和小型排涝设施建设纳入补助范围。”[2]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基础实施建设。

新农村建设应当以保护耕地为土地政策的首选目标。民族自治地方要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坚决杜绝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先用后批、边用边批、批少用多等违法违规的用地行为，坚决制止“以租代征”、以预审代替审批等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坚决防止以“新农村建设”等名义违法违规圈地、批地占地特别是耕地的行为。一定要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切实加强土地执法监察，对违法违规侵占基本农田和“以租代征”等形式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行为予以坚决查处。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但是目前民族自治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譬如：（1）新农村建设规划严重滞后。新农村建设规划不能够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个别新村建设规划占地面积过大。（2）违法占用耕地情况严重。农村无规划建房乱占耕地，尤其是乡镇中小企业占用耕地较为明显。（3）耕地“占补平衡”目标难实现。新村建设已占用耕地而旧村庄未腾出土地，空心村普遍存在，短期内难于实现“占补平衡”。加之旧村庄、旧沟塘复垦成本高、进度慢，实现“占补平衡”难度加大。国土资源部针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盲目用地问题，明确提出要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以控制建设用地为重点、以节约集约用地为核心，合理安排城乡各项用地。要“开展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的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批准的范围之内。依法规范农民宅基地整理工作。”[3]民族自治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一定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立足现有基础进行房屋和基础设施改造，充分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等存量建设用地，充分利用低丘缓坡，尽量不占或者少占耕地。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重大举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目前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村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力度，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工业和其他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原料，满足全社会对农业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有利于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把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更好地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为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40年前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发展的需要，稳住农民让他们安心在农村不要“盲流”到城市，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长期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仅给亿万农民群众一种美好的憧憬而已。40年后今天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家既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也将其作为当前一项必须扎实推进的现实工作。今天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用15—20年时间，让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使农民收入有大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要改变农村千百年来的落后面貌，进行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需的，但是道路、水利、沼气等硬件建设都 2 需要占用一定数量的土地。再加上许多地方进行了撤乡并镇等行政区划调整，也迫切需要通过修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的调整村镇建设用地布局，也只有对规划进一步完善，才能够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需要。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制订新规划或者对现行土地规划进行修编是客观的需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当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在空间上、时间上做出总体安排和布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继续推进征地制度改革试点，规范征地程序，提高补偿标准，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征地纠纷调处裁决机制。对未履行征地报批程序、征地补偿标准低、补偿不及时足额到位、社会保障不落实的，坚决不予报批用地。对违法违规占地批地的，坚决依法查处。严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严禁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提供建设用地。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4]民族自治地方新农村建设要用示范、引导和自愿的方式进行，坚决防止和反对乱拆乱建，做到长远规划、中期实施和短期安排统筹考虑，汲取以往农村建设不搞规划和不进行科学规划，造成轮番拆建和土地资源浪费惊人的教训。形式主义是新农村建设的大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实施所谓“达标工程”、“限时工程”和“指标工程”，只能是欲速则不达或者事与愿违。当前尤其应当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做起，认真清理农村空闲地，引导农民逐步实行住宅按规划建设，既节省资金又节省大量宅基地占地面积。各个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分类指导，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鼓励和帮助农民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

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5](P4)的20字方针，揭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发展生产，真正的发展应当是建立在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可持续发展。过去那种以破坏耕地、破坏环境为代价换来短期内GDP升高的行为，只能是饮鸩止渴、断子孙路的短视行为。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农业和农村正经历着深刻地变化，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的方式。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坚持并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做到县级以上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2008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长要明显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6]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村容整洁，改善农民的居住生活环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建设新农村就是“建新村”，更不能盲目圈占耕地建新村。在改善村居环境时，应当通过改旧建新、迁村并点、充分利用荒地和废弃闲置地等做法来解决建设用地问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在摸清农村建设用地现状的基础上，严格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村镇建设用地区、土地整理复垦区和生态保护区。以土地整理促进基本农田建设，促进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把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田，把高产田建设成高效田。只有这样，民族自治地方的耕地才能在得到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效能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加快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现实途径，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民族自治地方建设新农村有利于增强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以及对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带动能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提高国家现代化水平。譬如，从国务院2007年10月批 3 准的民族人口占相当大比重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国务院的批复，在新修编的城乡总体规划蓝图中，到2020年重庆市将成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化制造业基地，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是全国第一部经国务院批准的城乡总体规划，也是重庆市探索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的重要规划。规划范围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期限为2007—2020年。规划到2010年全市总人口3000万人，城镇人口1615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53.8%；到2020年总人口3100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70%。在城镇体系结构规划上，到2020年重庆市将形成1个特大城市，万州、涪陵、江津等6个城市，25个中等城市和小城市，495个左右小城镇的城镇体系。在综合交通方面，到2020年高速公路区县（自治县）覆盖率达到100%，都市区至市域内各区县4小时通达，铁路线网区县覆盖率达到90%，建成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到2020年都市区人口达到980万人，中心城区城镇人口635万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5平方米的小康水平，住房成套率达到100%[7]。

二

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新农村建设的对象应当是自然村，除了高度发达的城市近郊，或者在不应当由经济活动、农民应当转移出来的禁止开发地区外，新农村建设应当以现在已经形成的、在耕地附近的自然村为建设对象，而不是一味地拆并自然村，集中建立远离耕地的新村庄。有些地方政府主张把现有分散的自然村集中起来，建立集中的新村，认为这样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会比较低且成效显著；有些地方不能从农村的实际出发，把本来能够满足需要的4米宽的马路改成6米宽，既浪费了土地又浪费了资金；也有些地方在村庄建设中盲目行事，前脚投资兴建后脚就拆除，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移民搬迁的过程中，多数地方采取“一锅端”的政策，使得农民的居住和农民的家庭经营发生冲突。新农村是为农民建设的，把新农村建设在现在的自然村，既节约了耕地又为农民提供了生产生活的方便。如果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一定要集中建立新村，就必然会出现强迫农民拆迁旧房换地方建新房，因住房属于私人物品而不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所以拆房搬迁、另建新房既要占用大量耕地，又有违新农村和农民的本意。村庄整治的基本原则和形式是“新村建设、空心村治理、城中村改造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农村群众对村庄治理的基本愿望是“走平坦路、住安全房、喝干净水、用卫生厕所”。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在节约集约用地的基础上，把政府的目标与农民的愿望统一起来。笔者近年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调查研究时发现，随着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不少地方兴起了一股沿公路两旁占用耕地的建房热。国道旁、省道旁、县乡公路及村村通公路两边到处建房，甚至谁家承包的土地谁家建房，导致大量耕地被占被毁。农村居民建房之所以乱占耕地，与当地政府部门监管不力甚至只收费不管理有很大的关系。针对诸如此类情况，不久前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促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明确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当前又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是关系民族生存根基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计，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基本方针。”[8]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和杜绝耕地流失问题，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抓好用好土地利用规划，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各种专项规划。通过规划搞好土地合理利用，压缩非生产用地，扩展并合理布局各类生产用地。尤其要通过补充、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法规，以建立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激励机制与浪费使用土地的处罚机制。在各项政策法规中，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点人均占地标准与宅基地标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农民的经济发展及收入补偿办法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基本原则。征地补偿费用的落实是批准征地的前提 4 条件，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土地出让收入总价款，应当是足额安排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用以及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的不足。通过增加建设用地的取得成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用经济手段控制建设用地规模过快增长的目的。

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重点。我国已经有条件实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是要尽快把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扩展到全体农民群众。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自治地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需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合理确定保障线标准，二是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管理水平和操作性，三是加强各级财政间的协调配和，共同构建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受到普遍关注，一些地方试行的以“土地换保障”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加强对“土地换保障”思路的研究，把更多征占土地的收益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让民族自治地方更多的农民群众享受社会保障。2005年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达到15706亿元，比2000年增长74%；农村人均收入达到2287元，比2000年增长40.7%。从纵向考察，我国民族自自治地方发展迅速、变化巨大，但是从横向比较差距仍然很大。2005年民族自自治地方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生产总值的8%，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29.4%[9]。这就是说在民族自治地方进行新农村建设，改变落后面貌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和二元结构相关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教育等制度，都带有一些传统的色彩，影响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全面发展。所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农村的高度和谐意味着必须保留农村的多样性，保护乡村的自然环境，重建乡村组织和良好有序的乡村生活。党的十七大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活、生产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因此，民族自治地方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这一点应当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新农村建设的宗旨。解决民生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民生、民富、民乐的事情办好办实。如果我们不把改善民生问题与新农村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而总是想放到以后再去解决，其难度肯定会更大、风险也会更大。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应当也只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必须占多数，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硬指标。民族自治地方必须从新农村建设一开始，就积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经济社会建设，在切实保护耕地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努力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

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必须经过的社会发展过程，循序渐进的城市化过程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规律。《2001—2002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报告》已经将世界平均城市化50%作为追赶目标，并企望50年后城市化水平达到75%，也就是接近或者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这无疑为我国城市化发展勾绘出了一个壮观的远景，也增强了人们对中国走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信心[10]。但是在民族自治地方进行城市化建设，一定要考虑到城市化发展必须是在满足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必须把城市化与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统筹考虑，尤其要把社会和谐作为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的根据和标准。城乡统筹发展观从根本上讲，就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由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现代化经济社会形态转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200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既是对成都市城乡统筹工作的肯定，也表明中央对成都寄予厚望。让农民享受到城里人才有的生活保障和就业支持、公共卫生支持、公共教育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村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农村扶贫救助体 5 系日益完备；对困扰全国各地的城乡规划问题率先破题，领导方式、政府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全面创新，农村综合改革基本完成；积极推行市场化资源配置，努力探索和实践城市经营。这就是最近3年多以来，四川省成都市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建设中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如此，成都市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还在新的历史层面，支持和带动中心城市向着现代化城市迈进，城市的各项事业同步得到发展，居民生活同步得到改善，成都城乡“二元”分割的坚冰正在解冻，城乡同步发展共同繁荣的局面初成。也正是在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思路下，成都从抓好“重中之重”出发，紧密结合自身实际，走上了一条城乡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事业“四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之路[11]。小城镇作为城市与农村的重要结合点，直接体现着农村经济社会的总体水平，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点，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小城镇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直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载体，小城镇的发展能够带来农村人均占有资源的增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因此，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必须把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成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的“乡村都市”，充分发挥它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牵引和推动作用。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西部民族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明显滞后，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对小城镇发展的指导，通过规划确定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资源能力的发展目标，合理安排政府公共资源，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比重，特别要提高城区的密集程度。小城镇的发展要以提高城乡居民就业和生活状况为目标，重点解决小城镇辖区内城镇低收入者、农业人口及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就业问题。发挥小城镇连接城乡的纽带作用，通过小城镇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对农村的服务，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带动农村社会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新农村建设拒绝“盘景式”、“景观秀”和“豆腐渣”工程。新农村建设不等于“新村庄建设”，更不等于在公路沿途用涂料“画”新房，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离开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新农村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农村建设又必然包含新村庄建设在内，但是村容村貌新到什么程度，只能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来决定。笔者在贵州黔东南调查研究时发现，几年前公路沿线的苗寨民族建筑古色古香，如今这些古宅民居的屋顶和屋檐全都刷上了白石灰，远望似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近看丑不堪言。与当地老农攀谈起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有啥子用，中看不中用。说这就是新农村，拨的钱都被这些村干部糟蹋了。”在民族自治地方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忽视了农民对生产发展的最基本需求，实在是劳命伤财。民族自治地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加快新农村建设必须尊重村寨发展的历史，既提高村寨的现代化水平，又妥善保护村寨的历史文化遗产，使村寨古朴纯真的风貌随着实践的推移而更具有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蘊。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要充分征求当地村民的意见，如有些地方需要并村，以改善居住条件；有些地方需要因地制宜，保护民族建筑的自然村。我国的城市已经没有了个性，决不能再让民族自治地方的农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失去个性和特色。必须加强对特色小城镇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尤其是对那些资源禀赋较好的小城镇，一定要在开发利用时注意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城镇，一定要注重保护原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与乡村特色，保护原有生态的民族文化生活，发展乡土特色、民族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和多种产业。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一定要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事情入手，统筹安排好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譬如，着力发展农村特色文化，利用各种节庆日尤其是民族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为基层农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服务；高度重视和发展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优 6 秀传统文化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的综合措施，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到支持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结构优化与调整、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支持力度、建立生态建设和资源补偿机制、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非公有制经发展，等等。但是，要确保新农村建设美好蓝图和农村全面小康宏伟目标的如期实现，除了政策支持和国家扶持之外，还必须切实尊重和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应当坚持政府倡导、农民主导、典型引导的方式，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作用。没有新型农民，就不可能建成新农村。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成果的享有者，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和措施一定要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着眼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根据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情况，确保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真正把广大农民群众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从而为推动新农村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围绕发展农村经济继续大胆探索、大胆实践；要进一步激发他们自主创业的潜能，为他们创业致富提供实在的支持和帮助。要大力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积极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投向民族自治地方的农业和农村，促进农村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只有把亿万农民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才能够持续稳步地向前推进。强调尊重和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并不是推卸或者减轻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责任。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一定要切实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再通过各种形式吸引和引导广大农民自觉自愿地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同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支农资金并带动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农村，从多方面增加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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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调研期间，宋才发教授（左）与乌恰县海布努尔玉山县长（右）商议调研组到库尔干村入户进行经济社会调研的具体方案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调研期间，宋才发教授（左）与乌坦勒克村被调研的牧民户主（右）合影

第二篇：宋才发：列宁论人民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宋才发：列宁论人民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列宁论人民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宋才发

人民教师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光荣称号。教育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共存亡的永恒的社会范畴。自从有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就产生了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职业者——教师。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想进步和发展，就一刻也不能脱离教育，一刻也不能没有教师。教师是教育事业的关键，教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列宁非常尊敬人民教师，他不但在历次报告和讲话中给予人民教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为维护教师的尊严而身体力行。有一次，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电话里给列宁读一份十分令人忧虑的电报，讲的是苏俄西北几个省某些地方教师所处的困境。电报最后说：“‘施克拉勃’在挨饿。”列宁急忙问：“谁？谁？”卢那察尔斯基回答说：“教师”（‘施克拉勃’是对教育工作者的新的称呼）。列宁气愤地说：“我以为是鱼缸里的什么螃蟹，用这样难听的字眼来称呼教师，真是太不像话了！他们有自己的光荣称号——人民教师。这个称号，他们应1保持不变。”

教师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靠近工农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尽管有许多教师坚持资产阶级偏见，抗拒社会主义革命，敌视无产阶级，公开怠工，列宁不是将这些教师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而是对他们采取团结和教育的方针。列宁始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教师都是靠近工人和劳动农民，以全副精神关心他们的利益的。由于这个事实，列宁对教师总是抱着信任和支持的态度。他在1919年1月举行的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教师都是靠近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现在都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有它的深刻的根源，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扩展到全世界；因此我认为，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在反对那些一直抱着资产阶级旧偏见、站在旧制度和虚伪的立场上、幻想可以把旧制度的一些东西保存下来的教师斗争中，绝大部分教师是一定会真诚地站到被剥

2削的劳动者的政权方面来的。”依据这个科学的分析，列宁对教育部门的党员领导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善于使用和安排人才，善于同教师合作共事；党员领导者要真正领导教学活动，实际地改善教育专家的教学内容和工作条件。

教师的职业是最崇高的职业。马克思说过：“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3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制约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自然也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制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只能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水平所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发展，不能超越其允许的限度；二是社会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决定着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决定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以及教育结构、教育体系和师资队伍的建设。这就是说，教育必须有计划地为社会再生产提供足够数量的各级各类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社会再生产才能在更大规模、更高水平上顺利进行。具体到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教育不能为经济建设准备足够数量的各类专门人才，这个国家必然会在经济竞争中落伍。列宁反复告诫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教师所从事的教育职业是最崇高的职业，教师的劳动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因为教师作为青年一代的教育者和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在人类社会的延续和演变中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 *

1*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回忆列宁》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2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6页。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7页。开来的重要作用。“千百万教师是要去推动工作、启发人们的思想、反对现在群众中还有的偏1见的一种力量。”苏维埃政府应大力吸收他们参加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行列，因为他们握有为达到我们的目的所必需的知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们必须吸收数十万人民教师来为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尽职尽责。“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

2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列宁还一再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单靠共产党员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应当使教师、教育界人士成为既是一般文化、又是共产主义思想在广大农村中的传播者”；“要区别对待他们，选拔积极分子，帮助他们上进，经常注意合理提拔教师到领导岗位上去，把积极的、最有文化修养的教育工作者当作自己的支柱。然后让他们去组织别人。要吸收他们参加你们省的国民教育局和我们的机构，直至教

3育人民委员部部分委员会的工作。”

人民教师在培养新型的劳动力和开掘社会主义精神宝库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这种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职业功能，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教师承担着迅速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重任。根据俄国识字状况的统计，列宁认为侈谈“无产阶级文化”是想入非非的，即使跟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相比，也相差得很远，文盲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列宁曾对蔡特金说过：“文盲现象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同破坏旧国家机器的需要是可以相容的。但我们是否仅仅为了破坏而破坏呢？我们破坏是为了能建设更好的。文盲现象是同建设的任务不相容的，根本不相容的。”4因此，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年苏俄就开展了扫除文盲的工作，1919年通过了扫除文盲的法令。到1924年，在骨干工人中不识字的现象就基本消灭，农村数百万成年居民也开始识字。列宁还指出，仅仅扫盲是不够的，必须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此，联共（布）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规定对十七岁以下的所有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对十七岁以上的人，广泛地发展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有联系的职业教育。1921年列宁还亲自倡议设立红色教授学院，培养高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俄国近代史和苏维埃建设各门功课的师资，给高校输送几百名教师，使小学、中学和大学协调地配套发展。列宁深信，“一切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情人民的人们，优秀的教师们，——这

5就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的可靠保证。”

第二，人民教师肩负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任，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都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经济建设尤其如此。列宁认为，只有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高低，是由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产品数量来衡量的。而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数量，又是由劳动力决定的，它涉及到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因此，劳动群众掌握科学文化的程度，决定着他们熟悉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列宁指出：“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要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已经懂得，知识是他们

6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受到挫折就是因为缺少教育。”他还根据俄国的经济状况，指出苏维埃政权有政治实力，也有经济力量，而经济就是上不去，主要原因就在于做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没有文化，没有管理的科学知识。因此，他希望共产党员要学习做经济工作，学会做管理工作。只有当人民教师不但担负起学校的正规教育，同时承担起社会性的扫盲、科学知识普及和业余教育，还承担起举办座谈会、演讲会向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时候，苏维埃国家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12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5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4页。3 《回忆列宁》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4 《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5 《列宁全集》第28卷，第70页。6 《回忆列宁》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2页。第三，人民教师履行着进行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的义务。文化落后是专制和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文化发达则是民主的基础。列宁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1使官僚制度复活。”他指出，要真正实现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法律固然是必要的，“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2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教师承担繁重的对广大群众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要履行对全体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的义务，把新生的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教师要通过学校较长期、有组织有系统地教育和教学过程，全面地提高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思想政治水平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观念。人民教师这种职业教育的实践，实质上就是在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打社会基础。

应当把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列宁充分估计到教育和教师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共产主义新人中的作用。他从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角度，高度评价了人民教师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资产阶级竭力想贬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对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为重要。“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帮助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

3来的旧习惯、旧风气，以及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这项无比艰巨而神圣的任务，非同千百万人民教师合作共事便无法完成。当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随着经济的初步恢复，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恢复和发展。列宁在他最后一批论著中，不但提出了文化革命问题，而且明确提出了国民教育方面的主要的事情——提高人民教师地位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4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为彻底改变俄国这种愚昧落后的状态，列宁强调指出：“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

5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有的崇高地位。”为此，列宁要求党和政府的一切领导人，要抛弃对教师的陈旧看法，尊重教师人格，尊重教师的劳动，并切实有步骤地提高人民教师的思想

6意识，有步骤地加强组织工作，“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人民教师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做出贡献。

如何看待教师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苏俄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才在列宁的领导下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在我国，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对教师本人的一种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大问题。资产阶级对教育的经济效能是深有体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增值。因此，资产阶级从来都把教育看作是资本投资的有利可图的部门。借助发展教育来发展经济，这是一切经济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譬如，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可是它却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高度重视教师并大力发展教育，日本文部省调查局认为，明治以来，直到目前，我国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惊人，为世界所注视。造成此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达。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12 《列宁选集》第3卷，第784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785页。3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1页。4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7页。5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8页。6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8页。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人民教师的地位得到了应有的提高。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一个好的教师，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歧视和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1985年庆祝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陈云同志发表了“四化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教师”的题词，这是党和政府对人民教师的亲切关怀和巨大的鼓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教师的地位，已经和正在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数以万计的人民教师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无论在国家发生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业为己任，像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地、踏踏实实地在祖辈留传下来的这块热土上辛勤地耕耘；像春蚕吐丝一样，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世界银行的高级教育顾问赫尔丁，在考察过三十多个国家后说：“中国教师的待遇是最低的，精神面貌是最好的，简直是人间的奇迹。”这个外国人简洁有力的几句话，正好是对我国人民教师优良品德的一个有力的侧面佐证。今天，我们重温列宁的谆谆教诲，学习和研究列宁关于人民教师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我相信对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正确地评估我国人民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载《运城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002年12月14日，宋才发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影

第三篇：宋才发：论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

宋才发：论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

论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

宋才发

十月革命后，在制定和指导苏维埃俄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中，列宁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理论。这正如原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所说：“苏维埃共和国有一套完整的对外政策，它比苏维埃的对内政策更具特色。十月革命以前，从来没有人试图

1制定一套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对外政策”。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际关系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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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清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制定对外政策的客观依据

只有了解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制定出克敌制胜的正确策略。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过，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所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会发展得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而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真了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2的特点。”根据这个科学的分析，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苏俄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自己的一切对内对外政策的时候，都必须从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去思考，“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3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4任何中间级。”列宁始终认准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他坚信不论革命如何困难或可能遭到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列宁才在十月革命胜利五年后自豪地说：“在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面，变动最少。„„我们是始终不渝地执行这个方针，而且取5得了卓越的成绩”，争取到了一个十分确定的、举世公认的外交局面。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在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推翻整个资本阶级实现人类和平，用革命的手段医治战争的创伤，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这是苏维埃对内对外政策的根本内容。列宁说过，人类“把国际社会主义先锋队的光荣使命给了我们”，我们就要把火种撒遍世界各国，并指出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界限，其 *1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回忆列宁》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页。2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3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0页。4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9页。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4页。它各国的革命是应该开始爆发的时候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出乎列宁所料。继十月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所以列宁坚信不移地认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苏维埃俄国的国际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最初的成功实践。列宁指出，十月革命一开始，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就成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说过，工人阶级有它自己的对外政策，而这个对外政策决不以资产阶级认为适宜为依据。根据这个思想，列宁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应当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对国际任务作任何决定的基础”。苏维埃俄国当时对外政策的决策有两个基本特点：（1）它“将

2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于世界，苏维埃俄国有责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其他国家获得胜利的助手、手段和道路。（2）俄国正在准备新的、真正的卫国战争，即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保卫社会主义，也就是保卫祖国、保卫

3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保卫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队伍。”所以，苏维埃俄国当时在对外关系上的一切重大活动，都是以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前提为出发点的。譬如，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列宁就在拟定的苏维埃国家第一个对外政策的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各交战国应“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实行“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11月20日在《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中宣布：废除沙皇政府所签订的关于强占君士坦丁堡、瓜分土耳其和伊朗的秘密条约，苏维埃政府迅速从伊朗撤出俄国军队；随后又废除并公布了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等等。因此，苏维埃俄国最初颁发的一批关于对外政策的法令、宣言及措施，渗透了以维护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并尊重一切大小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精神，提出了各民族的真正友好平等关系的纲领，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型国际关系迈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1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首先就要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出发，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总目标入手。不仅要反对一切阶级压迫，而且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不是任何别的性质的联合，而是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需要的联合；不是解放某一个国家的民族和人民，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民族和人民。列宁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无产阶级则认为民族要求应当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真正的国际主义是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护国派）、同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决裂，进行反对这个政府的革命斗争，推翻这个政府，准备忍受最大的民族牺牲（甚至缔结布

4列斯特和约），只要这对于国际工人革命的发展有利。”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性团结，而使资产阶级称快。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专为本民族着想，而

5应当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坚持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高于一切”。列宁还以著名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新的战略口号，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必须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相结合。国际主义并不是无原则地排斥爱国主义，它只是要求把爱国主义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在第一次 12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77页。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3页。3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9页。4 《列宁全集》第28卷第94页。5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8页。帝国主义大战中，列宁之所以要严厉地批判交战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保卫祖国”的口号，就因为这个口号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而是不惜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目的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列宁多次指出：“我们决不是一般地反对‘保卫

1祖国’，一般地反对‘自卫战争’” “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为反对实行民族压迫的国家而‘保

2卫祖国’，这不是欺骗，社会主义者也决不反对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就是列宁所要阐明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仅要遵循国际主义原则，还要遵循爱国主义原则，坚持把二者结合起来。在这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具体表现为把热爱共和国和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相融合，把维护利益与尊严和维护社会主义利益与尊严相一致，达到在维护全人类总体利益中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还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加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系与团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考虑到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份等等具体特点。“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3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他尤其告诫布尔什维克党，“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1922年11月，列宁在共产党国际“四大”上，就曾批评“三大”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充满了俄国的气息”，“完全是根据俄国的条件写出来的”，其他党是“无法执行”的。他强调指出：“我觉得我们

4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成功的道路。”列宁认为各国党或社会主义组织之间不是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的、自由的、兄弟般的、联络与合作的关系。任何一个党，不管它的历史多长，经验多丰富，力量和影响有多大，都没有凌驾于其他党之上的特权。

三、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是实行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

和平共处的思想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首先提出来的。1919年12月2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指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5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列宁提出的这个思想是从苏俄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出发的。（1）在俄国经历同帝国主义战争后，又经历了三年反武装干涉，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休养生息时机；而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迫切需要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冲破帝国主义对它的经济封锁，争取一个安定的和平建设环境。（2）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至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虽然他们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但它们在经历三次武装干涉的较量之后，看到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性，不得不承认它的客观存在。同时，这些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了同拥有广大市场和丰富原料的苏俄做生意，也不得不接受和平共处，同苏俄建立贸易或外交关系。列宁正是基于这种科学、客观的分析，提出并实施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1921年苏俄首先同英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建立通商关系，并得到英国事实上的承认，这个突破口标志着帝国主义对苏俄封锁政策的破产。随后，德、意、挪威、希腊、奥地利、瑞典、丹麦、日本等国也相继承认苏联并与 1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15页。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页。3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4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0页。5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64页。其建交，至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终于形成，苏联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共处时期。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成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基础。

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这是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途径，它意味着要通过各种斗争的和妥协的方式，实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列宁认为，这种和平共处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来说，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只要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没有结束，就必然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把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变成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视我们；作为被压迫的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和平相处。”1从苏维埃俄国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实践中我们得到一个启示：“你打痛了敌人，他就2会来讲和的。”苏维埃俄国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斗争也是和平共处的存在形式。和平共处作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一种途径，它的根本要求就是希望国家与国家，尤其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通过谈判的办法解决国际争端，达到建立和平、共存、共处、合作的彼此往来关系。

开展和平竞赛，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必然产物。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说，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这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势。“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所有的人，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都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注视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因此，3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列宁认为，从这个时候起，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勇气同资本主义开展竞赛，并战而胜之。“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

4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战争竞赛。”当时有人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说：“好吧，你们在外部战线上挺住了，开始建设吧，建设去吧，我们看看究竟谁胜利?”列宁对此给予了有力地回答：建设“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说：‘社会主义有示范的力量。’”尽管“我们没有机器，战争已使我们破产，战争耗费了俄国的经济资源，但是我们仍

5然不怕这种竞赛，因为它在各方面对我们都有利。”要想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与我们保持较长时期的和平共处局面，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只有通过和平竞赛，采取“租让”等形式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生产经验和科学管理技术，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缩短同它们的差距，从经济上也“牢固地站稳脚跟。”只有当我们在经济上也赶上和超过了它们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无穷的力量，我们才敢说“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6取得了胜利。”

四、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是

实行对外政策的长期任务

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结成联盟，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1920年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 12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2页。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4页。3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7-428页。4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8页。5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6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生路。他还说，苏维埃政权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而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建立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不同程度和状况，或根据落后国家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其联盟的形式。因此，列宁一贯认为，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可耻地依附他们），这是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对外政策；而“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

1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

各国无产阶级只有同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互相支持，才能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列宁曾在1919年预言说，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每一个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反革命企图的时候，不发达的被压迫的民族决不会袖手等待，决不会停止生活和消逝不见。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

2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发动革命进攻，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因而列宁历来主张各先进国家的觉悟工人应当同一切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奴隶实行最密切的融合。“我们无论在过去或将来，总是忠告一切被压迫国家（包括殖民地）的一切被压

3迫阶级不要同我们分离，而要尽可能地同我们亲近和融合起来。”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支持各被压迫国家避免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说过，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也就是说，“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

4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如果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不热情、不积极地对各被压迫国家进行系统的宣传，进行无条件地友好帮助，那末，要想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履行对外政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帮助落后的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载《社会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

论文发表后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1988年第9期转载全文

《列宁全集》第25卷第72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4页。3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1页。4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3-214页。

2006年7月2日，宋才发教授参观河北省保定县冉庄地道战遗址

第四篇：宋才发：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宋才发：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宋才发

*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自19世纪40年代起为创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贡献了毕生精力，是第一个终于发现了唯物史观的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列宁为捍卫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他是第一个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人。

一

从列宁投身革命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实际状况开始，到夺取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大约经历了24年时间。在这24年中，他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虔诚学者，刻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宝藏，研究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自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他深入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反杜林论》和《哲学的贫困》等经典著作，从这些宏富的知识海洋中吸吮革命的精神补汁。他认定只有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才能制定出一套符合俄国特点的革命理论，完成摧毁欧洲和亚洲最强大的反动堡垒的历史任务。列宁在这方面写了许多有创见和启迪性的著作，如十月革命前写作的《国家与革命》，就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观点，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哲学著作中，他针对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和阐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观点。他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史观已经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像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看作“神造的”、孤立的、偶然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一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的意志随意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1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

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是辩证的统一。与列宁同时代的有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些人尽管都娴熟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但他们一遇到具体的革命实际，便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革命的辩证法，至多只会重复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明确无误地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

2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可以说十月革命前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推向前进的历史。譬如，在对于俄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问题上，*1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页。2 《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188页。列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又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及时地提出帝国主义理论；在关于无产阶政党学说的问题上，列宁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一般原理，又结合俄国的具体国情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和策略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党方案；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问题上，列宁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所阐发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又具体地揭示了俄国革命发展的道路，提出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思想；在对于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地道路问题上，列宁既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又独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学说。所有这些，反映了列宁既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结合时代和国情进行大胆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不了解这一点，就等于不清楚列宁哲学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源流关系，就无从谈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和发展。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哲学笔记》两部光辉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列宁阶段的主要代表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写作的，列宁从哲学上总结了恩格斯逝世以来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成果，系统地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其理论贡献而言，这是自恩格斯逝世后从哲学上回击修正主义进攻的第一部论战性专著，也可以说是继《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后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的重点是俄国马赫主义者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阐明的重点是与其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过去一些“有影响”的唯物主义者都有两个重大缺点，一是他们特别缺少辩证法，一是唯物主义不能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往往“下

1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对唯物史观的第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阐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的唯心主义观点时，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

2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对唯物史观的第二个突出贡献是提出并阐明了哲学的党性原则，马赫是一位标榜“超党派”，以“无党性”自夸的典型人物。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者的所谓“无党性”时指出，在哲学上企图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

3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

哲学党性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各种哲学流派的思想武器。任何超越这两个基本派别的企图，最终都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哲学党性原则还包括承认哲学阶级性的原则，党性的实质就在于哲学的阶级性。必须指出，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党性”不是指政党，而是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把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党派斗争”，并且指出：“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归根到底表现着

4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标榜“无党性”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就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们反对唯物主义，尤其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党性是马克思 12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8页。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3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页。4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页。主义哲学中“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党性原则，既包括坚决地同唯心主义作斗争，又包括批判地吸取和改造这些唯心主义者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因此，列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实际上也就是在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武装夺取政权进行理论准备。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又把哲学党性原则运用于革命实践，提出了著名的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他说：“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别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2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正是列宁当时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中心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考茨基这类享有马克思主义“发明权”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就公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鼓吹“超帝国主义论”和“阶级斗争缓和论”，抹杀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以列宁提出要善于识别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革命叛徒”。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需要，从1916年下半年起，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国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系统地研读了马恩有关国家问题的论著，还有针对性地摘录了考茨基、潘涅库克和伯恩施坦的有关论点，并作了详细的评语和结论。这些收集在一本蓝皮笔记本中的材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917年10月革命前夕的8—9月，列宁又利用这些材料，在芬兰的拉兹里湖的草棚里，写成了《国家与革命》的论著。这是一部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著作。它不仅严厉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进攻，而且还根据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分析，科学地回答了战争和革命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譬如，对关于战争这种社会现象的起源、本质和原因、革命形势、武装起义、民族问题，以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等问题，都从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出发，做出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原理和结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之一，是国家的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必须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

完全可以说，十月革命前列宁的哲学思想，最后是以研究日益逼近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夺取国家政权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展开的。正如列宁自己在1917年8月所指出：“国

3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是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特点作出的论断。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到帝国主义阶段，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列宁从解剖帝国主义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出发，得出了新的、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即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这个“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理论论证成了指导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直接指导理论。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反过来又再一次地证明了列宁的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不能改变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某些具体论断，则是可以而且应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由新的结论来代替。

1二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列宁逝世，是苏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列宁在这一段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唯物史观应用于现实生活，不断总结出新经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得到了一次检验和发展。12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8页。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66—267页。3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1页。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应用于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实际，开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从资本主义向未来新社会过渡时，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为前提的。出乎马克思所料，“历史

1走着奇怪的道路；领导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光荣落到了落后国家的身上。”也就是说，首先是由经济文化落后于西欧的俄国打开了通向社会主义的航道。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分析是客观而全面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2情况。”在分析国情时他突出地强调了俄国的两大特点：（1）在生产力总体上十分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因而势必长期存在着多层阶梯式的经济结构；（2）无产阶级只占居民人口的极少数，农民占绝大多数，因而同西欧发达国家相比，俄国实际上是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和经济文化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俄国国情的具体分析，正是列宁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出发点和客观依据。列宁历来认为，一个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前提。但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列宁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辩证发展关系。他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3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列宁终于提出了造成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和民族特色的基本因素：走向社会主义时代所处的历史条件；大农业还是小农业；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列宁这种富于创造性的新思想，恰好又为落后俄国提供了不同于西欧的、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论据。

分析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探索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列宁指出，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要认清俄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特点。他认为苏俄在过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主要有这样一些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依据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他认为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谁战胜谁”的大问题。为此，革命胜利后不久，苏俄便对大型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1918年4月，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著作中，曾设想通过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过渡。后来由于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爆发，这个思想没有实现。当年夏天以后，苏俄进入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又曾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措施，尽快地消灭商品货币，直接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制度。实际结果表明，“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对支持红军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却未能实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且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到1920年，一场自然灾害，又导致了农业歉收，牲畜死亡，农民生活极端贫困。为此，1921年春列宁提出实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后来说：经过反复实践，到1921年春天后俄国才真正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因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

4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这种形式改变的实质，就是采用“新的迂回方法”，以便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正如列宁自己所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

51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他坚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总结建国初期的经验，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实践史证明，社会主义无 12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15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3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4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5页。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4页。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4页。论作为思潮传播，还是运动的深入和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离不开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列宁的思想之所以成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之一，就在于他一方面自始至终地灵活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对直接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把探索到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及时地上升到理论。在他最后几篇总结性的论著中，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他认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2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无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2）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社的基本思想，提出用合作社办法“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特点，在于它相互系统地阐明了苏联实行合作社的意义、物质基础、发展规律和推行的办法。实践表明，它是农民简单易行、乐于接受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好形式。它的意义在于，找到了使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结合的尺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单是合作社的发

3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3）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开展文化革命的思想。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些自称为“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而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要区分社会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批判地继承历史的文化遗产，吸收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人类思想文化。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他认为只有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他说：“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4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末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4）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提出要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重大问题之一。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中，论证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5落后和它越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为了支撑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建设，列宁提出了如下具体任务：加强工农联盟；人民群众监督国家事务，学习管理国家事务；反对官僚主义；改革和完善国家机关；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健全和扩大党内民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而且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如何建设、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载《东疆学刊》1991年第2期

论文发表后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1991年第6期转载全文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8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6页。4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5 《列宁选集》第3卷，第811页。

2008年5月25日，宋才发教授在西藏民族学院讲学期间实地调研考察咸阳法门寺

第五篇：宋才发：论列宁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削足适履”的思想

宋才发：论列宁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削足适履”的思想

论列宁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 不能“削足适履”的思想

宋才发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在对世界各国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研究分析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只是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抱住某些字句不放，而要领会其实质，学会在各种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革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善于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假使我们削足适履地拿狭隘了解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而不把理论看作首先是、最主要是行动的指南，那就大错特错了。”1研究和探讨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2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纲领。”说马克思学说科学，是因为“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

3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世界革命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不是受正确的理论指导，就是受错误的理论指导。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总结和概括，所以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切无产阶级政党和被压迫民族人民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与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4关键在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扬、观点和方法，而“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公式”。列宁指出，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罪恶和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想象成“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一样清洁、宽广而平坦。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而遭受了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左派共产党人以及西欧和美国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一样，付出那样昂贵的代价来领会5这个真理。”列宁还曾在十月革命后的若干篇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叫做“公式世界”，把亿万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叫做“现实世界”。他要求人们不但要注意公式世界，更要注意现实世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

6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一切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 *1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8页。2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3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4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67页。5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6页。6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何人所想象的都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现实生活，就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列宁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以前说过，而且要再三地重复说，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1指南。”学习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警句或具体的论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把其理论当套语或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能把功夫花在对经典著作的注释和考证上。必要的注释和考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一味地搞繁锁考证和索引，把它搞成经院哲学，或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机械地对照联系。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2根本的理论基础”。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仅仅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那末，再正确的理论也要变成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列宁说：“在3任何场合下搬用空洞的革命辞句，这是不够的。我们一向反对死背决议的共产主义者。”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还曾寓意深刻地用俄国的实例来论证这个道理。他说，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地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在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经验的问题上，列宁同样指出：“假如把我们的革命说成是一切国家的一种理想，认为它做出了很多的天才发现和实行了一大堆的社会主义的新奇东西，那是十分可笑的。”“如果

4我们自充好汉，吹牛夸大，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

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恩格斯早在《英国状况》一文中说过，我们已经看到，卡莱尔本人也承认他没有一种“莫里逊氏丸”，没有一种万应灵药可以医治社会弊病。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到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列宁历来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5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十八世纪末的“死板公式和楷模”上，当他评价阶级斗争时，总是剖析它是否涉及到基本的东西，无情的抨击任何怯懦的思想和任何掩盖不发展的、被阉割的、被自私地歪曲了的阶级斗争的行为；即使使用暴力，他也认为“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加丰富，„„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

6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同样道理，一切民族最终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

7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在任何一个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陈旧的、脱离实际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灵丹圣药的时代都应当结束了。权威不是自封的，我们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去解决实际生活中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决不能靠简单地摘引并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言辞来增强自己意见的权威性。

7《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7页。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99页。2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3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2页。4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4页。5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6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3页。7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3页。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批判精神和科学求实精神的结合体。“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

1值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原则，不只是适应于对付论敌，也适用于对自身的批判。如果说否定之否定规律对马克思主义自身不适用，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列宁高度地赞扬了这种革命性和批判精神。他指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马克思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顶峰）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

2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批判的革命精神，他们才能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高度革命和科学性的统一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他们才“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

3偏见来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二

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恩格斯本人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分析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般规律告诉我们，革命最激烈的时候和地方，往往也正是教条主义者活动最猖獗的时候和地方。俄国1905年革命以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曾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过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和苏俄的一些自命不凡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他们背弃时代的挡箭牌，削足适履地拿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去套裁丰富多彩的革命现实，肆意宰割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列宁对此非常气愤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俄国机会主义即现代孟什维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用教条主义态度把马克

4思主义的规定简单化、庸俗化和加以歪曲，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中，列宁更进一步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抓住使无产阶级处于

5被压迫地位的这个制度本身的矛盾，而不在于僵化了的公式。”目前俄国党内的悲剧就在于6“死的抓住了活的”。由于列宁和布会维克党不做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奴隶，勇敢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同俄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才开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科学设想。如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个别结论，而不按照俄国的实际情况办事，那么，就绝对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也许还是处在“幽灵”的徘徊状态之中。

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发展的体系，而不能看成是封闭的理论框架。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7值的东西。”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理论框架，而是开放的体系。无产阶级 12 《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页。

《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页。3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4 《列宁全集》第16卷，第115页。5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68页。6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67页。7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世界观最科学、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封闭的“框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经一百多年之后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之所在。而黑格尔的学说，虽然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他把绝对精神视为全部发展的基础，他的体系则是神秘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正是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才使黑格尔学说陷入圆圈式的、封闭的体系。因此，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僵死的教条或固定不变的“框框”，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像神明一样只能顶礼膜拜的观点和做法，都是极端错误的。马克思曾以毕生精力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可是他们在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却只限于指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方向，而不愿意规定出未来社会的细节，或者回答未来实施社会主义的具体步骤。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最后结论，还在开莫里逊氏丸的药方，它就永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里就已经

1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在恩格斯看来，并非任何体系都是“框架”，都会窒息真理发展。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既没

2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和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不要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也不要一讲体系的完整性，就不敢讲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封闭真理的理论框架。

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体系，不是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不是凝固的、封闭的理论终

3结，而是“发展的理论”。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终极真理”时，阐明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对思维至上和非至上性、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作了精辟的分析。这些分析，无疑也是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然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列宁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一个典范。他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的1919年，就曾经郑重指出：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特殊的任务，这就是：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4国带有更多的特色。”他还指出：“对于旧‘公式’，例如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要善于

5补充和修改，因为这些公式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而到具体实现时却有所不同。”我们决不能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论证和说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决不能把对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的研究纳入原有理论框架束缚之中。而应当从实际出发，在实践的基础上，用新的事实、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继续得到补充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真理标准。1842年8月25日，马克思在致达·奥本海姆的6信中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列宁始终坚持

7了这一原则，极力维护“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

8的权威性。在他最初发表的一批著作中，就确立起了“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观点，从来没有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真理标准。当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和克伦斯基政府，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列宁极力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2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1页。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4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5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7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235页。8 《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真理标准，曾严肃指出：“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

1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列宁还谆谆教导各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时候，必须从各自的民族、国情出发，决不能笼统地遵循一种“千篇一律、死板划

一、彼此雷同”的策略规则；而必须把“考察、研究、2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作为各国共产党“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我们必须像列宁那样，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和发展真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要有理论上的勇气突破某些已经过时的或实践证明不完全正确的个别原理，并用实践经验去丰富和发展它。当理论和实践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从来就不应当把它看成是理论的“危机”，而应当把它当作是孕育新理论的温床，理论获得新发展的起点。国内外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论或“过时”论，说到底是一种怀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等同于修正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统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有以新的认识和新的结论，正确地回答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变过时的内容、概念和个别原理，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说过：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因此，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修正”与“修正主义”的界限，“修正”不等于修正主义。我们通常所说的“修正”，指“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它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科学看待，坚持它的科学体系，用丰富的实践经验去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同时，扬弃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这种“修正”完全是正常的，实质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修正主义”则绝然相反。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它的实质就是用日常细小的改良来否定革命。列宁揭露说：“‘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3就是修正主义”。简单地说，只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全面背叛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潮和派别，才能冠之以“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不是任何人所能垄断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的、不带任何成见、反对任何偏见的活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运用过程中，当人们对经典著作的某些原理提出商榷意见时，不应轻易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要造成一种宽松和谐的理论研究的环境，要真正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尊重理论发展规律，允许人们讲真话、讲心里话，积极稳妥地开展批评与反批评，不要搞“一言堂”。对于理论观点的是非曲直，要由实践来裁决，不能凭长官意志，用行政手段简单处置。最后我想借用斯大林的话来结束全文：“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4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载《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此文发表后被《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第2期转载全文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列宁全选集》第4卷，第246页。3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4 《斯本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卷，第222页。

2007年8月10日，宋才发教授在甘肃省兰州拜见“孔子行教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