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治理“公车腐败”减少数量是根本

第一篇：时事政治：治理“公车腐败”减少数量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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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治理“公车腐败”减少数量是根本

经公开拍卖等方式的改革，柳州柳南区不仅节约了大量财政资金，还去除了公车的特权，不失为治理“公车腐败”的好办法。

公车数量庞大，不仅让财政资金难堪重负，还频发“车轮腐败”现象，群众反映强烈。不难发现，由于公车问题广受诟病，很多地方加强了监督和管理，节假日“封车”、安装G PS定位，采取“统一标识、统一停放、统一加油、统一维修”等，但公车私用、违规乱停乱放、酒后开车和交通肇事等现象仍时有发生。除此之外，公车每年油耗、维修、保险等运行费用，加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不仅如此，一些公务用车自恃“官车”身份，视交通违法为无物，开“霸道车”“霸王车”现象屡见不鲜。湖南省某单位一公务用车近期就被曝违章高达67次。这些行为，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疏远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实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变“公车公用”为“私车公用公补”，对公车运行费用进行“总量控制，按公务量大小对公务人员进行补贴，不仅摆脱了对公车进行“过程管理”存在的诸多麻烦，改变了单位为交通违法行为“兜底”的现状，还有效地去除了附着在公车上的某种特权，解决了公车管理长久以来存在的管理体制不顺、主体不明、责任不清等问题，从而达到节约财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抵制不正之风、提升机关效能的效果。

解决公车问题，完善和强化各种监督管理固然是方法之一，但改革公车制度，减少公务用车数量，变“公车公用”为“私车公用公补”或许才是治本之道。然而，推进公车制度改革，一直“雷声大雨点小”，相关部门应破除特权思想，在密切联系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中，充分论证、制定科学合理的公车改革方案，推进这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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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时事政治：部分地区可推行公车装GPS遏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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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部分地区可推行公车装GPS遏制腐败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中纪委办公厅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公车治理的建议时，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此外，在全国实行公务用车经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

公车私用浪费惊人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治理“车轮上的腐败”的建议》，针对老百姓反映较多的公车腐败问题提出了“公车统一标识”“强化监督”“加大惩戒力度”“推进公车改革”等具体建议。

近期，中纪委对上述建议进行了答复。答复中称，中央从2011年4月起开展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成立了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14个单位参加的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已处理违规车辆19.96万辆。

同时，中纪委也在答复中承认：由于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的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车私用等问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依然存在，其危害巨大：从经济角度来说，公车私用浪费触目惊心;从干部成长角度来说，公车私用滋生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

推行GPS定位制度

中纪委称，下一步，将督促各地区各部门严格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严格购置和运行经费预算管理，实行公务用车经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加强公务用车集中管理，严格实施使用登记和公示、配备更新及使用情况统计报告等制度。

此外，中纪委称，将探索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制度，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中纪委同时表示，将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加大惩戒力度，对顶风违纪等典型案件，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并加大公开通报和曝光力度。

此外，中纪委将总结一些地方公务用车改革的做法和经验，认真进行研究论证，制定出台有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科学制定改革方案，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稳步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而从源头上治理“车轮上的腐败”。

>>现状

装GPS一辆车年省5000元

据统计，广东、甘肃、湖南、四川等省份已建立了公务用车GPS定位制度。

广州市从2011年起开始试点公车加装GPS。据广州市纪委公布的数据，按每年每车减少5000公里节省5000元计算，全市已安装GPS的8491辆车每年节省费用约合计人民币4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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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2005年起，宁夏、湖北、江苏、山东、云南、新疆等十多个省份已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不少省份对公务车标识的外观、张贴位置等进行了统一规定，并要求所有公务用车定点保险、定点维修、定点加油。

多数省份规定把标识贴在公务车前后挡风玻璃上，标识多采用黄、红、蓝等颜色，较为醒目，除“公务车”字样外，还多印有公务车单位名称、举报电话、廉政标语等。广东省惠州市则直接把公务车相关信息及举报电话“喷”在车上。

>>质疑

GPS投入和产出是否划算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政务学院副院长倪星说，近些年来，我国的公车改革主要有两种模式。2004年以前主要采取的模式是：取消公车，改为货币补贴。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一劳永逸，但也带来相关问题：

很多人质疑公车补贴变成个人待遇了，另外一方面很多地方的“车补”标准很高，导致老百姓的意见很大。

针对以上弊端，近几年中国开始推行第二种新模式，即公车统一标识，加装GPS模式。这种模式回避了“车补”带来的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以广州为例，近万辆公务用车装GPS设备的费用，加上设备维修等费用，这些费用累积在一起是一笔庞大的数字，因此要考虑是否造成“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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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时事政治：法治是根治腐败“毒瘤”的有效“药方”

时事政治：法治是根治腐败“毒瘤”的有效“药方”

时事政治：腐败，是一个国家政治肌体上的“毒瘤”，而法治是根治这个“毒瘤”的有效“药方”。对***公诉，再次体现了中央依法治国、纯洁自身肌体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无论他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资历多老、背景多深，只要触犯了法律，就要接受法律的审判。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守住奉公从政的原则和底线，一旦放纵了私欲，触犯了法律，注定要接受法律的严惩。法律是无情的，曾经飞扬跋扈的“尊严”，翻云覆雨的“神力”，奸猾刁钻的“权术”，在庄严的审判庭上都显得苍白无力，如同希腊神话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那些腐败分子心存畏惧。在一个法治社会，绝不会容忍领导干部有败坏法纪、贪污腐化的行为。

法治，意味着以法律治理国家，权力必须依照法律运行，不依照个人喜好和关系亲疏来决定公共事务。实事求是，按照法律办事，树立依法惩治腐败的典范，就是对全党负责，就能经得住历史考验。党中央多次强调，反腐败关系到党心民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对于腐败行为，我们党从来都是与之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正如一首诗所云:“有些人走入了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人生的目标;跨进了物质的天堂、却跌下了精神的深渊。”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旦丧失了信念，就容易被贪欲、私欲吞食。十八大后，中央加大了依法治理腐败问题的速度、力度、硬度。近期，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等一连串省部级高官接连落马，进一步说明从严治党的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明显，彰显了中央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信心和力量。

依法严惩腐败高官，既是反腐败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动，更是民心所向、民意所盼。我们坚信，在法治的阳光下，对一切有害于党、国家、人民的腐败分子只要能够更加彻底地查处、更加严厉地惩治，就能彻底根治腐败这个“毒瘤”。

第四篇：加强依法惩处是治理腐败的关键 党建党委

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所以必须把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原则分别贯彻到惩治和预防两大领域之中，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惩治这一关键环节，反腐败斗争就不可能取得重大成效。之所以在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的今天，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却仍然猖獗无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部门和地区的廉政建设，功夫主要下在了“自律”上，而相对地轻视了他律。因此，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才能做到让一些想腐败的人“不能为”、“不敢为”。

必须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除严格遵守党纪政纪国法外，还应明确领导职责、领导原则、廉政准则等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只有据此行使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滥用职权，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强化依法用权，把领导行为严格地规范在法定范围内，从根本上保证用权的正确性。我们应在目前“议行合一”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党政分开等方面的探索，合理划分党委、政府、人大、司法、纪检监察等机关的职能权限，使之能相互制约，并使这种体制法律化，从而创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廉政问题。

必须依法正常治理腐败。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和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严格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各种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实行依法治腐，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来构筑和规范社会各系统的有序运行以及人们的各种行为规则，从而避免和减少各种腐败现象；另一方面，通过把反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可以避免反腐败斗争因领导者的更换或领导者个人意志的转移而出现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避免突击性工作和治标性工作中的临时性和表面化，避免思想教育工作中的软弱性等缺陷。由此可见，搞“法治”比搞“人治”更靠得住，因为尽管靠领导重视可以解决某一些腐败案例，靠专项活动可以抑制某一段腐败势头，但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克服人治现象，以《公务员法》等法规的完善来有效治理腐败。总之，反腐败必须依靠法治。实行依法治腐，有利于克服和消除特权思想，可以避免权力因素或个人情感对反腐败斗争的干扰和影响，有利于反腐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体现出法治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必须依法从严惩处腐败。法治和依法严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教育，而且是更实际的教育。它不仅教育贪赃枉法者本人，也能威慑和教育挽救更多的干部。对腐败分子绝不能心慈手软，不能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惩处，不能把处以极刑的底线一放再放，一句话，不能使任何人有侥幸心理。尤其是对于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钱送钱和买官卖官、参加赌博以及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对于一些顶风作案的腐败分子，更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对已暴露腐败分子的姑息迁就，就是对更多的潜在腐败分子的纵容，就是对广大干部的误导，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今天的严惩，正是为了以后惩处得更少。当年我党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可以说管用了几十年，而现在腐败现象“前腐后继”，不能说与惩处不严没有关系。我国大陆现行的反腐败体制基本上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是一种以数额的多少来划分的体制。大致而言，对于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其数额在500xxxx以下，属于纪律惩戒的范畴；只有在500xxxx以上，才属于刑事处罚的范畴；一般由检察机关负责。而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只从性质上区分，凡是贪污受贿行为，即使贪污受贿一分钱，也一律构成刑事犯罪。例如香港，哪怕案值只有xxxx钱，只要是贪污受贿也一样查处。对于这些惩处规定，虽说我们不能照搬，但是确有学习、借鉴之处。总之，治国重在治吏，治吏须用重典，只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依法从严惩处腐败，使反腐败立法、执法具有威慑力才能增强其打击力度，使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腐败病毒不能滋长、蔓延，才能促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第五篇：规范乡村权力运行是治理“微腐败”的治本之举

规范乡村权力运行是治理“微腐败”的治本之举

摘要：河南省淮阳县在推进乡村廉政体系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权力清单化，推进权力内容的全部公开透明；履职程序化，推进权力运行的刚性规范；监督科技化，推进权力监督手段的飞跃式提升；问责常态化，推进失责追究的常态运行。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农村的“微腐败”，提高了乡村机构的办事效率，展示了科技反腐的前景，保持了乡村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赢得了民心。这些做法，对在新时期更好地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搞好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乡村权力治理；微腐败；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5-0021-04

“微腐败”是指腐败人员级别较低，腐败金额和危害范围相对较小，但案件发生数量较多的腐败现象。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①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将“坚决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列为重点工作任务。②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再次强调，“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级党委和纪委要督促市县乡党委、纪委及有关部门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责任”③。如何落实中央要求、有效规范乡村权力、治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是各级党委、纪委及理论工作者都必须完成的一张考卷。近年来，河南省淮阳县着力构建“权力清单化、履职程序化、监督科技化、问责常态化”④（简称“微权四化”）廉政体系，为规范乡村权力运行、整治乡村“微腐败”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一、淮阳县推行“微权四化”的基本做法

淮阳县地处豫东南周口市中部地区，现有18个乡镇，35169名党员，521个乡村党组织。⑤为有效规范乡村权力运行，集中整治“微腐败”，2016年初，该县印发了《关于构建基层“微权四化”廉政体系的工作意见》及《实施方案》，在县委领导下，由县纪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在全县开展了“微权四化”廉政体系建设。

第一，权力清单化――做到清单之外无权力，推进权力内容的全部公开透明。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把村干部办理的低保、危房改造等10项事务逐一列出权力清单。重点列出民政所、公安派出所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6个职能站所的权力清单。乡镇包村干部、主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应负的责任也列出清单。并通过多种形式把上述清单向群众公示。目前，全县18个乡镇467个行政村累计列出权力清单131项，实现了清单之外无权力。

第二，履职程序化――力求程序履行无任性，推进权力运行的刚性规范。在村一级，对清单规定的事项实行“两议两审两公开一监督”⑥。“两议”是指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两委商议，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决议；“两审”是指乡镇包村干部审核，职能站所审定；“两公开”是指村公示栏公开，互联网公开；“一监督”是指村监委会成员全程参与，现场监督。在乡镇一级，严格按照政策标准列出职能站所的权力与职责清单，并且到岗到人。同时，将办理的村级事务按照审核材料、入村调查走访、集体评定上报审批、网上公示等步骤列出纵向清单，二者相互验证。2016年3月至2016年年底，淮阳县乡村照此办理的39785项与权力相关的事项，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同。

第三，监督科技化――追求监督范围无盲区，推进权力监督手段的飞跃式提升。按照“资源整合、科技升级、功能完善、触角延伸”的原则，推进县、乡、村多层监督科技化。一是加强县群众工作中心网建设。投资30万元，对县群众工作中心网扩容升级，安装高清视频音频设备，由县纪委对乡、村实施远程监督。淮阳县建立的群众工作中心网，设9个平台，16个窗口，成为集乡村党务政务公开、基层干部用权履职、农村“三资”管理、网上信访举报、视频音频监督、网络互动对话、网络问政等于一身的高科技网站。二是乡镇群众工作中心增设科技监督平台。全县18个乡镇群众工作中心均安装了高清视频音频设备，并在村务工作室配备高清视频设备，对村农历每月初六、十六、二十六（即逢六）的“村务日”活动和村重要事项研究活动进行全程监督。该县的群众工作中心场地都在1000平方米左右，相关设施齐备。婚姻登记、民政、财政、村镇建设、司法、人大、政协等所有职能站所全部入驻该中心。群众工作中心各职能窗口都有权力公示、办事指南、专人接待，与以前相比，办事效率提高了。群众举报监督室可直接受理咨询与举报。这样的中心已经成为乡镇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全部职能的浓缩版，便民又利民，得到群众称道。三是村监委会成员全程参与村党务村务活动，现场录像，并制成光盘备查。四是网上公布行政村办理的各项事务。五是在县群众工作中心网设立信访举报平台。视频监控平台运行后，截至2016年底，县纪委通过视频发现了有的乡村干部在“村务日”有缺岗、迟到、早退情况，已责令13人写检讨书，约谈不遵守工作纪律的4人，受理网上举报28件，查处乡村干部2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理的21人。

第四，问责常态化――坚持追究问责无特例，推进失责追究的常态运行。将问责与奖惩结合起来，并与村干部的补贴挂钩。对违反者酌情选用函询、约谈、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不同形式进行处理。受到处理的村干部，依据处理的不同形式分别扣除月补贴的10%、20%、30%、50%。同时广开信访渠道，发现问题及时实施问责。2016年3月，临蔡镇大郑行政村群众在登录淮阳县群众工作中心网时，发现本村党支部书记代某违规享受低保⑦，经查实后取消了代某的低保资格，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淮阳县自开始实施“微权四化”至2016年底，因“微腐败”问题共问责164人。

二、淮阳县推行“微权四化”取得的初步成效

淮阳县推行“微权四化”以来，乡村治理取得了明显效果。

第一，从便民利民讲，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办事效率。以前十天半月才能办成的事，现在大部分按即办件处理，承诺件也将原定时间压缩了20%左右。2016年4月至12月，全县村级组织议事定事14628项，乡村干部代表群众办事4681人次，减少群众跑路18916人次，压缩办事时间21327天。目前，淮阳县的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少了，心齐、气?、和谐的乡村氛围初步形成。

①⑩《?猿秩?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人民日报》2016年1月13日。②《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神圣职责――王岐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6年1月25日。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王岐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④“权力清单化、履职程序化、监督科技化、问责常态化”是淮阳县委办公室文件的规范提法。⑤本文中所引用的淮阳县相关数据均由淮阳县纪委负责统计提供。⑥“两议两审两公开一监督”及相关提法均为淮阳县委办公室文件中的规范提法。⑦“农村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它的保障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⑧“三资”即农村的资源、资产、资金。“三资”管理是农村治理“微腐败”的重要领域。⑨“一类支部”是淮阳县在基层党支部分类中划分出的先进党支部。《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互联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综述》，《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4日。此处的“四化”是指“微权四化”中的权力清单化、履职程序化、监督科技化、问责常态化。

责任编辑：浩淼思齐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lean government system，Huaiyang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wer list that promote the power contents being open and transparent，takes the programmed performance of the duties that promote the rigid norms of power operation，takes the supervision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promote the leap of power supervision means，and takes the accountability normalization that promote the norm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defaul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have effectively curbed the Rural Micro corruption，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institutions，showed the technological anti-corruption prospects，maintained rural stability，promoted social harmony，and wo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These successful practices will help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ower operation in Henan，and in other countries，to control corruption，and to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Party style and clean government.Key words：rural power governance； micro corruption； party style and clean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