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南官员问政现场被曝出小金库当场被免职

第一篇：陕西商南官员问政现场被曝出小金库当场被免职

陕西商南：官员问政现场被曝出“小金库”当场被免职

发布时间： 2014-04-30

4月23日，商南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面对当场被免职，他捂着脸，不停地哭 本报记者 魏光敬摄

原标题：商南“广场问政”

基层都说好干部压力大

本报记者薛振宇/文 魏光敬/图

4月23日下午2时30分，商南县委大门外的人民广场上，商南县第六次“广场问政”举行。当日被问政的四个部门分别是疾控中心、司法局、安监局、科技局。

第一位接受问政的是商南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有市民向他提问了居民用水安全的问题，他做了政策解读。县政协委员廖全江问：“疾控中心对接种疫苗是如何管理的？有没有收费？管理有问题吗？”

华中央当场承认自己对单位管理不严，存在经费不透明现象，并向现场群众道歉，承诺整改。

一位多年前和华中央在乡镇共事的县委干部觉得，华中央“被问得不太好看，甚至有些可怜，但最后道歉乃至承诺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

“残酷”一幕：现场问政问出“小金库”

但后面的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在场许多官员的预料，暗访组播放了一段暗访视频。视频中，有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证实他们单位存在私设小金库等问题。见此，华中央有些狼狈地走下台，“广场问政”则继续进行，3个多小时后结束。

随后，本次广场问政的主持人、商南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宣读了县委《关于华中央等同志免职的通知》：经调查核实，华中央担任县疾控中心主任期间，同副主任赵高鼎利用县疾控中心负责向全县各镇卫生院、各村卫生室供应二类疫苗的机会，采取收入不计入单位账的办法，私设“小金库”。华中央、赵高鼎被当场免职。据称，免职决定是广场问政进行期间，商南县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作出的。

宣读通知时，商南县金丝峡镇党委副书记贺丽就坐在台下。她看到华中央用双手捂住了脸。后来她听说，华离开会场20米远就哭了。

当天，贺丽组织了20名金丝峡镇的镇、村干部去参加广场问政。没想到竟看到如此“残酷”的一幕。

耐人寻味的是，看到这一幕，她带去的基层村干部都说“好，好，这样好”。相反，镇上的干部则远没有这么兴奋，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太“无情”了。

去年12月以来，商南县推进以“找官僚主义、找效能低下、找责任缺失、看我担当、看我作为、看我敬业”为主题的“三找三看”活动，让县直34个职能部门“一把手”接受百姓直接提问，局长现场作答并承诺，再由群众代表举牌评判、投票。

此前的5次广场问政，该县已有21个部门先后亮相，参与群众5000人次，公开承诺事项128项，已落实81件。

虽名之曰“广场问政”，但2013年12月23日第一次问政是在室内举行的，参加人数也不少，但群众不多。从第二场开始，干脆将会场搬到了广场上，主持人也由原来的县电视台主持人变成了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前几场由参会代表举牌，评议对被问政官员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从第五场开始，改为用记分器打分，避免了代表不想得罪人而违心举牌。

体育场竣工两月不开放，被问政25天解决

商南县金丝峡镇太子坪村党支部书记段来林参加了第四次广场问政。他是县人大代表，有举牌评议的任务。他记得那天被问政的四个部门是：教体局、经贸局、农业局、计生局。那天，段来林向教体局长柯昌印提问：“国家一直说教育公平，农村教育什么时候能和城里一样，也有学前教育？”教体局长柯昌印答复：县上正在逐步解决农村的学前教育问题，从中心镇、中心村开始，一个一个逐步解决，建立学前教育。

对于柯昌印来说，那天的经历则是由紧张到放松。“主管部门提前3天通知我参加1月21日（腊月二十一）的广场问政，我有些紧张，虽然做了大量准备，但还是担心群众不满意，也无法估计会提什么样的问题。”那天，柯昌印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问题是，有人问县体育场已经建好两个多月，为什么至今还不开放？柯昌印答复，体育场确实2013年10月底竣工，但是由建筑商垫资、工程资金没有全到位，辅助工程也还没做完，他承诺会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开放。

柯昌印说，既然承诺了当然得抓紧，县体育场终于赶在2月15日（正月十六）正式对外开放，前后共25天。

看到暗访视频播出，有干部汗都流出来了

“我不满意。刚才一名群众提了营业执照办理手续、办理所需材料、收费三方面问题，你只回答了其中两个，还有一个没有回答！”1月2日下午，商南县第三次“广场问政”，当着六七百观众的面，县工业园区的党代表聂玲对工商局局长高鹏的回答举了“不满意”黑牌，并阐明了自己的理由。“当天参加问政的群众比较多，我比较紧张，漏答了。会议结束后局里就紧急安排整改。”高鹏后来这样解释。县工商局副局长雷金玉说：“县上一开始搞广场问政时，不少人都以为走走形式，后来看着一场场搞下来，力度越来越大，觉得这还真是在实实在在地做事。”

雷金玉还参加了2月27日的第五次广场问政。那次问政增加了播放暗访视频的环节。作为被问政对象，商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黄晓堂看到有关交警大队的暗访视频被播放出来，其中包括：一辆在巡逻的执法警车没有挂车牌、一辆城管执法车没有挂车牌。那次问政是在濛濛细雨中举行的，黄晓堂却感觉头上都流汗了，他承诺“以后执法中一定严格要求”。

4月25日，黄晓堂对本报记者解释：公安局确实有3辆车没挂牌，城建也有3辆车没挂牌，都是执勤车；交警队也曾发过整改通知书，没起到作用，也扣留过，又因种种原因还回去了。在广场问政中被质问后，交警大队致力解决这个问题：城建的3辆车马上会挂牌，但公安局的车经过改装，已经不好挂了；最近他们向上级做了汇报，看能不能挂地方牌照，争取尽快解决。

“只能拭目以待，好多事不是几个人想变就能变的”

“广场问政的效果不错，最起码的变化是，以前县委县政府官员上班都是8点，现在他们七点半就到了。”4月25日，县人民广场对面皮鞋店老板周先生笑着说。

周先生目睹了5场广场问政。“原来大家对干部有不满，觉得办事效率低，现在办事好多了，至少他不会、也不敢对你爱理不理的。我很认可这种新办法，很新颖，也很有效果。”

距离周先生的皮鞋店几米远，38岁的服装店老板徐建军也是广场问政的见证者。徐开店13年，就在县委大院、县政府大院对面，和里面有些人也称得上熟人了。

第一次在人民广场上“广场问政”，就让徐建军开了眼界——有一位局长被问得满头大汗，“这还真新鲜了。”

当地不少群众对局长们当场作出的各种承诺仍将信将疑，“只能拭目以待，好多事情不是几个人想变就能变的，多年习惯了，只能一步一步来。能改正的都是明面上的、好办的事，抓一下就能解决，但还有好多毛病是体制的问题，一边在改，一边在犯，得慢慢来。”

商洛市委书记胡润泽冒雨参加了第五场广场问政。他感觉“商南县广场问政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零距离接触，拆掉了‘隔离墙’；第二个面对面提问题，把问题晒在了阳光下；第三个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看群众满不满意、赞不赞成、答不答应。我们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机制，在全市推广”。目前，商南县也在将这项活动“向下”延伸。

第二篇：陕西官员问政现场被免职 捂着脸不停地哭

2014年4月23日下午2时30分，商南县委大门外的人民广场上，商南县第六次“广场问政”举行。当日被问政的四个部门分别是疾控中心、司法局、安监局、科技局。

第一位接受问政的是商南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有市民向他提问了居民用水安全的问题，他做了政策解读。县政协委员廖全江问：“疾控中心对接种疫苗是如何管理的？有没有收费？管理有问题吗？”

华中央当场承认自己对单位管理不严，存在经费不透明现象，并向现场群众道歉，承诺整改。

一位多年前和华中央在乡镇共事的县委干部觉得，华中央“被问得不太好看，甚至有些可怜，但最后道歉乃至承诺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

“残酷”一幕：现场问政问出“小金库”

但后面的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在场许多官员的预料，暗访组播放了一段暗访视频。视频中，有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证实他们单位存在私设小金库等问题。见此，华中央有些狼狈地走下台，“广场问政”则继续进行，3个多小时后结束。

随后，本次广场问政的主持人、商南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宣读了县委《关于华中央等同志免职的通知》：经调查核实，华中央担任县疾控中心主任期间，同副主任赵高鼎利用县疾控中心负责向全县各镇卫生院、各村卫生室供应二类疫苗的机会，采取收入不计入单位账的办法，私设“小金库”。华中央、赵高鼎被当场免职。据称，免职决定是广场问政进行期间，商南县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作出的。

宣读通知时，商南县金丝峡镇党委副书记贺丽就坐在台下。她看到华中央用双手捂住了脸。后来她听说，华离开会场20米远就哭了。

当天，贺丽组织了20名金丝峡镇的镇、村干部去参加广场问政。没想到竟看到如此“残酷”的一幕。

耐人寻味的是，看到这一幕，她带去的基层村干部都说“好，好，这样好”。相反，镇上的干部则远没有这么兴奋，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太“无情”了。

去年12月以来，商南县推进以“找官僚主义、找效能低下、找责任缺失、看我担当、看我作为、看我敬业”为主题的“三找三看”活动，让县直34个职能部门“一把手”接受百姓直接提问，局长现场作答并承诺，再由群众代表举牌评判、投票。

此前的5次广场问政，该县已有21个部门先后亮相，参与群众5000人次，公开承诺事项128项，已落实81件。

虽名之曰“广场问政”，但2013年12月23日第一次问政是在室内举行的，参加人数也不少，但群众不多。从第二场开始，干脆将会场搬到了广场上，主持人也由原来的县电视台主持人变成了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前几场由参会代表举牌，评议对被问政官员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从第五场开始，改为用记分器打分，避免了代表不想得罪人而违心举牌。

体育场竣工两月不开放，被问政25天解决

商南县金丝峡镇太子坪村党支部书记段来林参加了第四次广场问政。他是县人大代表，有举牌评议的任务。他记得那天被问政的四个部门是：教体局、经贸局、农业局、计生局。那天，段来林向教体局长柯昌印提问：“国家一直说教育公平，农村教育什么时候能和城里一样，也有学前教育？”教体局长柯昌印答复：县上正在逐步解决农村的学前教育问题，从中心镇、中心村开始，一个一个逐步解决，建立学前教育。

对于柯昌印来说，那天的经历则是由紧张到放松。“主管部门提前3天通知我参加1月21日（腊月二十一）的广场问政，我有些紧张，虽然做了大量准备，但还是担心群众不满意，也无法估计会提什么样的问题。”那天，柯昌印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问题是，有人问县体育场已经建好两个多月，为什么至今还不开放？柯昌印答复，体育场确实2013年10月底竣工，但是由建筑商垫资、工程资金没有全到位，辅助工程也还没做完，他承诺会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开放。

柯昌印说，既然承诺了当然得抓紧，县体育场终于赶在2月15日（正月十

六）正式对外开放，前后共25天。

看到暗访视频播出，有干部汗都流出来了

“我不满意。刚才一名群众提了营业执照办理手续、办理所需材料、收费三方面问题，你只回答了其中两个，还有一个没有回答！”1月2日下午，商南县第三次“广场问政”，当着六七百观众的面，县工业园区的党代表聂玲对工商局局长高鹏的回答举了“不满意”黑牌，并阐明了自己的理由。“当天参加问政的群众比较多，我比较紧张，漏答了。会议结束后局里就紧急安排整改。”高鹏后来这样解释。县工商局副局长雷金玉说：“县上一开始搞广场问政时，不少人都以为走走形式，后来看着一场场搞下来，力度越来越大，觉得这还真是在实实在在地做事。”

雷金玉还参加了2月27日的第五次广场问政。那次问政增加了播放暗访视频的环节。作为被问政对象，商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黄晓堂看到有关交警大队的暗访视频被播放出来，其中包括：一辆在巡逻的执法警车没有挂车牌、一辆城管执法车没有挂车牌。那次问政是在濛濛细雨中举行的，黄晓堂却感觉头上都流汗了，他承诺“以后执法中一定严格要求”。

4月25日，黄晓堂对本报记者解释：公安局确实有3辆车没挂牌，城建也有3辆车没挂牌，都是执勤车；交警队也曾发过整改通知书，没起到作用，也扣留过，又因种种原因还回去了。在广场问政中被质问后，交警大队致力解决这个问题：城建的3辆车马上会挂牌，但公安局的车经过改装，已经不好挂了；最近他们向上级做了汇报，看能不能挂地方牌照，争取尽快解决。

“只能拭目以待，好多事不是几个人想变就能变的”

“广场问政的效果不错，最起码的变化是，以前县委县政府官员上班都是8点，现在他们七点半就到了。”4月25日，县人民广场对面皮鞋店老板周先生笑着说。

周先生目睹了5场广场问政。“原来大家对干部有不满，觉得办事效率低，现在办事好多了，至少他不会、也不敢对你爱理不理的。我很认可这种新办法，很新颖，也很有效果。”

距离周先生的皮鞋店几米远，38岁的服装店老板徐建军也是广场问政的见证者。徐开店13年，就在县委大院、县政府大院对面，和里面有些人也称得上熟人了。

第一次在人民广场上“广场问政”，就让徐建军开了眼界——有一位局长被问得满头大汗，“这还真新鲜了。”

当地不少群众对局长们当场作出的各种承诺仍将信将疑，“只能拭目以待，好多事情不是几个人想变就能变的，多年习惯了，只能一步一步来。能改正的都是明面上的、好办的事，抓一下就能解决，但还有好多毛病是体制的问题，一边在改，一边在犯，得慢慢来。”

商洛市委书记胡润泽冒雨参加了第五场广场问政。他感觉“商南县广场问政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零距离接触，拆掉了‘隔离墙’；第二个面对面提问题，把问题晒在了阳光下；第三个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看群众满不满意、赞不赞成、答不答应。我们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机制，在全市推广”。目前，商南县也在将这项活动“向下”延伸。

第三篇：执法官员被曝包养情妇

经侦大队长被曝包养情妇

据新华网报道，4月11日，一女子在网上发帖称，自己被四川省威远县公安局现任公安局经侦大队长吴某某蹂躏欺骗已6年，并附上照片称吴某某经常在上班时间和自己约会。这名女子还称，吴某某同时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并滥用职权，为自己和情妇谋利。4月12日，四川省威远县委宣传部通报该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长包养情妇一事的处理情况，被举报人现已被停职，纪委将立案调查。这都是权力的魔力，贫民百姓没听说与那位女子开房，因此权利要有监督机制去管制，必须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外，掌权的人还是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德才兼备的干部再次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篇：官员因给原县委书记送礼被免职

官员因给原县委书记送礼被免职

从县级领导到科级干部，每逢年节“争先恐后”“成群结队”给县委书记送礼；县委书记从“半推半就”到“习以为常”，再到“谁不来送不放心”，并“边收礼边交公”以避责。双方均称对当地的“风气”感到“无奈”：“不收不送，工作不好开展”。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对已争议两年之久的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做出终审裁定，萧县80多名“送礼干部”也被免职。

“人情来往”年年送，“成群结队”半公开

近期，安徽萧县80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近20名党政“一把手”被免。

这些干部的“落马”都与一个人有关：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自2012年3月被“双规”，毋保良案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终裁定维持原判：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

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

第二类是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

第三类干部，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此类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

萧县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后两种情形，尤以第三类为多。

办案人员介绍，萧县“干部送礼”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数多、涉及面广，送礼者从县领导班子成员到县直、乡镇领导，乃至退休干部；二是多集中在过节、婚嫁，以“人情来往”为名；三是次数多、时间跨度长，不少人送礼持续5年以上，有的从毋保良2003年来萧县任职直至2012年“出事”，“年年送”；四是“半公开化”，年节送礼成惯例，不少干部送礼时“成群结队”，有一名干部曾3次与其他干部“结伴而行”，共同送给毋保良4．8万元。“套关系”“随大流”，毋保良10年收礼1000多次

“有事”送礼，没有“请托事项”为何也要送礼？萧县多名“送礼干部”说，一方面为了和毋保良“套近乎、搞好关系、工作中得到关照”，另一方面则是“随大流”：“春节、中秋节，各单位都这么做”，不少人是“代表单位送礼”，费用由单位报销。

“萧县当时就这个风气，大家都送，我不送不好。”一些被免职干部感到“委屈”，尤其有些人“只送过三五千”，更认为“处理过重”。

毋保良这样描述萧县的“送礼成风”：“我在任县长、书记期间，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有几个干部给我送钱，送一次退一次，退一次就再送一次，反反复复达五六次之多。”

法院认定，毋保良10年中收礼1000多次，这客观上有外部风气影响，但其思想深处对“送礼风气”的“屈从”“顺应”乃至“利用”才是主因。

现年54岁的毋保良，早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后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厂负责人，使这家长期亏损的国企起死回生，成为利税大户。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担任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正是在这个岗位上的“受挫”，影响了其对“风气”的认识。

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良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被评价为“不合群、威信不高”。

办案人员介绍，2003年，毋保良调任萧县常务副县长，为吸取落选“教训”，他努力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将吃吃喝喝、请请送送作为密切上下级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径，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行为。

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萧县县长、县委书记，仕途顺遂让他尝到了送礼的“甜头”，以至后来认为这是一种“关系的证明”。其自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来送礼，他还会怀疑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直到这个干部节后补上礼金，我才放下心来。”

萧县一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告诉记者，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腐败中的“摇摆心态”：“边收边交”以避责 毋保良收礼有一大特点，即“边收边交”。从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办案中，这部分款项“算不算受贿”成为争议焦点。

法院分析认为，毋保良历年“收”和“交”的时间、金额均对不上，也未及时交到纪检部门、廉政账户，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级部门，且知情者极少。综合来看，毋保良形成受贿罪的所有要件，至于他将部分收受财物用于办公，属于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处理方式，不影响定性，只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因素。

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边收边交”，实为毋保良面对腐败风气时“摇摆心态”的产物。他解释，任职后期权力增大，收礼越来越多，内心也愈发恐惧。在贪婪、恐惧和侥幸三种复杂心态斗争下，想出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办法。

既然上交，为何不交到纪检部门？毋保良亲属称，“他担心如果公开交到纪委，打破了„潜规则‟，会暗中被孤立，影响工作和个人发展。”

据悉，2012年春节前，听闻组织上正在调查其问题，毋保良召开全县干部廉政会，表态坚拒收礼。“结果，往年他每个春节能收几百万，那年只收了8万元。”办案人员说。

采访中，多名干部、群众介绍，“送礼风”不仅“刮倒了”一批干部，还“刮乱”了很多东西。——干部价值取向。一些“送钱干部”优先得到提拔重用，“干得好不如送得多”，挫伤许多干部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社会风气。“事事钱开路”观念泛滥，许多人办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法规，而是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

——社会矛盾。干部“拿人手短”，不敢直面解决矛盾和问题，导致一些社会矛盾“越拖越大”。

——社会治安。萧县一些公安干警受腐败思潮影响，在升官发财上挖空心思，不思工作，社会治安较乱，发案率高、命案积案多。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认为，所谓“腐败风气”都是人为产生的，“身不由己”是腐败干部脱责的借口。“干部向领导送礼，不管是短期、长期投资，一定是有所求；领导收礼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贪欲。对腐败必须„零容忍‟。

第五篇：官员被曝与情人签解除两性关系保证书

官员被曝与情人签解除两性关系保证书

新京报快讯(记者赵力刘刚实习生赵吉翔)一份实名举报河北省水利厅一干部包养情人的帖子日前在网上热传。帖子中晒出了该干部和情人签订的“解除两性关系保证书”。

今日(9月11日)下午4时许，河北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涉事干部今年6月因生活作风问题已被河北省水利厅机关党委处分，并撤销相关职务。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这则题为“实名举报河北省水利厅董四栓包养情人”的网帖，在9月8日至今在各类贴吧论坛转载，而该帖最早出现在今年4月份。

网帖作者自称齐晓红，1984年2月出生，石家庄人，身份证号为：1301**********5123，齐晓红在网帖中附上了自己的照片和一份“解除两性关系保证书”的照片。

一份2012年的公开资料显示，被举报人董四栓系河北省水利厅科技外事处调研员，为正团职转业干部。

齐晓红在网帖中称，自己2010年和董四栓相识，后来成了他包养的情人，“每个月他都会给我三、四万块钱……在三年的包养生活中我多次怀孕，并被要求打胎。”

网帖中齐晓红讲述，2014年1月11日是董四栓带着老婆找到了她……6天后的1月17日董四栓找到她，要其签两性关系解除保证书。

齐晓红晒出的这份“解除两性关系保证书”签署于2014年1月17日，内容为：双方自愿解除两性关系，南方一次性补偿女方贰拾万元整，并保证：

1、男女双方今后不再进行任何电话联系;

2、不以任何方式相互骚扰双方家庭;

3、即日去医院打掉胎儿;

4、不散播任何对双方不利的信息;

5、从次互不干涉互不往来。

在这份保证书上，除了当事男女双方的签字和手印外，还有3名见证人的签字和手印。据新京报记者了解，3个见证人中其中一人系河北省水利厅干部。

齐晓红在网帖中还提到一些经济问题。“董四栓开的是几十万的车，平时抽的都是软中华，还有包养我期间，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包养费，他一个月只有几千块钱的工资，大家想想他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今日(9月11日)下午，河北省水利厅科技外事处长武庆华向新京报记者介绍，齐晓红曾向水利厅纪检室反映过相关问题，经查，董四栓确实有生活作风问题但不构成包养，“齐

晓红自己向纪检室称，平时董只是给她一些小礼物，两人在分手时董才给了20万，并签了保证书。”

武庆华证实，保证书确有其事，上面的第二个见证人冯同普为水利厅科技外事处的副处长。据其介绍，董四栓今年51岁，目前还在上班。

至于网帖所述的每月给三四万包养费的问题，武庆华称“都是胡说”。他透露，今年6月，董四栓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厅机关党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其科技外事处党支部书记职务。

截至发稿，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董四栓的手机号，均无法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