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獐子岛“黑天鹅事件”看农业股造假案例

第一篇：从獐子岛“黑天鹅事件”看农业股造假案例

从獐子岛“黑天鹅事件”看农业股造假案例

2014年11月

从獐子岛“黑天鹅事件”看农业股造假案例

 引言

国内最大的海珍品养殖企业-獐子岛，正在遭遇其上市8年以来最大的危机。獐子岛“黑天鹅事件”事件，再度引发市场对农业股造假频发的诟病。有投资者怀疑，公司或此前存在造假行为，甚至当初根本没有播苗，因此希望假借天灾掩饰过去。资本市场造假层出不穷，固然是缘于资本市场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但农业股如此偏爱造假，原因何在？

 獐子岛“黑天鹅事件”

10月31日晚，獐子岛发布了三季报，数据显示，这家公司今年1～9月亏损8.12亿元。但两个月前，他们的2014年半年报却显示，上半年盈利4845.53万元，并预计今年1～9月公司净利润为4412.86万元～7564.91万元。什么原因导致獐子岛业绩大幅变脸？按照该公司三季报及公告的说法，引发此次巨亏的原因是由于北黄海遭遇异常的冷水团，该公司105.64万亩海洋牧场遭遇灭顶之灾，部分养殖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最终影响净利润盈转亏。这个说法实在令人震惊：近8亿元的扇贝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说没就没了。獐子岛此次事件充分暴露了这种水上养殖业靠天吃饭的高风险。更何况根据獐子岛公司的解释，这种冷水团几十年不遇，即便下次再出现，该公司仍避免不了。

獐子岛此次事件究竟是不是“天灾”，成了目前市场最关心的问题。甚至有舆论质疑其可能是第二个“蓝田股份”，此次事件不排除该公司弄虚作假的可能。

诸多不对称的信息加重了外界对獐子岛的质疑。如该公司大股东声称，这次长海县全部遭遇灾害，但有媒体报道采访称，有许多和獐子岛距离很近的虾夷扇贝养殖户今年却是扇贝丰产，没听说“冷水团”事情。又如，獐子岛投苗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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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但产量却不增加等问题。此外，2011年至2012年之间，獐子岛高管大量离职，离职背后的原因，外人无法知晓，但有离职高管当时向媒体反映了内部人贪污苗种及投苗不足的问题。虽然后来獐子岛予以澄清，但2012年3月，该公司的个别员工因在底播苗种收购过程中收受贿赂被举报，当时已被长海县公安局立案调查。而如今，正好是2011年底播苗的扇贝收获的季节，结果却突遇“冷水团”袭击，这不能不引发外界猜测。

 其他农业股造假案例

 银广夏和蓝田股份

1994年6月上市，有着“中国蓝筹第一股”之称的银广夏，在1998至2001年的四年时间虚增利润7.72亿元、股价（复权后）从1998年的2.5元左右上涨到2001年末将近25元，造假事发后股价又一泻千里，跌到不足0.5元。

同时代的1996年6月上市的“中国农业第一股”蓝田股份，曾经以其“优良的业绩”制造资本市场的“神话”，实际情况却是，该公司在1999年和2000年两年间，虚构营业收入达到36.90亿元（实际只有6400万元），虚构净利润达到9.4亿元（实际是亏损3200多元）。

 丰乐种业和草原兴发

2005年，上市8年的丰乐种业被爆出有6年造假，虚构主营业务收入1.8亿元，虚增净利润4006万元。

2006年，草原兴发被爆出上市9年间累计虚增净资产14.15亿元。同时，该公司虚构营业收入、成本及税金，至案发时累计虚构利润达到13.2亿元。

 绿大地和万福生科

2011年，云南的园林上市公司绿大地因造假被指为中小板造假第一案。这家于2007年上市的企业，曾在上市前的2004年至2007年6月，使用虚假合同和虚构交易，虚增资产7011万元，虚增营收2.96亿元。上市之后到2009年，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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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虚增资产2.88亿元和虚增营业收入2.50亿元。

最近发生的一起农业股造假案件要数2013年的创业板企业万福生科。该公司曾于2008年至2011年累计虚增收入7.4亿元左右，虚增净利润约1.6亿元。公司也被称为“创业板造假第一股”

 农业股造假案多发的原因

农业股为何容易造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投资者辨析上市公司的信息真实性。

1.农业类企业终端分散、现金交易，核查难度加大

农业企业经营活动所涉及的基础建设、原料采购和销售，主要涉及的是农民的个人和小型的农民合作组织。这就决定了这类企业交易对象极其分散，而且交易手段需要大量使用现金，其业务流和现金流不像其他工商企业能有很清晰严格的交易凭证，在审计上造成了根本的困难。

2.农业类企业享受许多税收优惠，造假成本低

国家为了鼓励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行业发展，实施了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农业的税率很低甚至个别领域完全免税，这会极大降低造假的税务成本。而没有税收优惠的行业需要交纳的税金超过销售额的10%，为了造假，这些行业的公司必须连续好几年掏出大量的真金白银来交税，造假成本高企。

3.农业类企业利润率低，周期性强，企业造假冲动更强烈

农业企业营业利润率普遍偏低，市场稍有风吹草动，企业就可能亏损，企业的盈利压力相较于其他企业更大得多。而且，农业企业，尤其是养殖业的盈利周期性特征非常明显，企业很难保持稳定的盈利增长。为了保持持续盈利的良好形象，维持企业的股价或为企业进一步圈钱做准备，上市公司造假的冲动也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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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獐子岛“黑天鹅事件”看农业股造假案例

前述的蓝田股份、草原兴发和万福生科莫不如此。

综上，正是因为农业企业具有上述这样的特点，才造就了许多农业类上市公司既有造假的动因，也有造假的先天条件，已爆出来的农业类上市公司造假案例为投资者判断农业类上市公司财务真实性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样板。

 瑞林观点

对当下的集体质疑，有业内人士已经指出，獐子岛如果想要自证清白，需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扇贝遭了灾害，也应该留有残骸。公司需要让大家看见扇贝遭灾的确实证据，也要出示当年确实已经播种的证据。第二，对这一事件的调查不能自说自话，必须请求监管介入，还要邀请投资者代表参与。獐子岛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不能獐子岛自己说了算，需要请证监会、交易所、渔业有关部门与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进行联合调查，投资者代表必须在调查组中有一席之地。

上市公司通过上市获得了大量资金，不再是一家一姓之私物，属于全体股东共有。所以上市公司一旦出事，也必须给出让大家信服的证据和说明，这是上市公司作为公众机构无可推卸的义务。如果有上市公司拒不履行这样的义务，那证监会就必须行动起来，保障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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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从黄岩岛事件看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从黄岩岛事件看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2012年4月10日，12艘渔船在中国泻湖内正常作业时，被一艘军舰干扰，菲军舰一度企图抓扣被其堵在泻湖内的中国渔民，遭到赶来的中国两艘海监船的阻止。随后，中国渔政310船赶往事发地黄岩岛海域维权，菲方亦派多艘舰船增援，双方持续对峙至今。中方为表达善意，将两艘渔政船于22日下午撤离黄岩岛附近海域，并表示愿通过友好外交磋商解决黄岩岛事件。

黄岩岛事件发生之后，受到了中国政府、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广大人民群众都翘首期待着中国政府对此事将采取怎样的解决方式。但看了媒体相关的事实报道，民众对中国政府的处理方法明显有诸多不满。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利用新闻媒体来稳定国民情绪、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正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和平发展之路。在这条路上，既充满阳光希望，也时有荆棘丛生、乌云密布，需要运用高超的智慧和强大的定力去应对各种陷阱和考验。对黄岩岛事件的处理，就是对中国大国智慧的一次检验。我国向来采取的都是无敌国外交政策，即没有假想敌，也不树立任何敌人。政府做决定不同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需要负担什么大的责任，而政府恰恰相反，需要它负责任的东西有太多太多，哪怕一个小小的决策，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政府每做一个决定，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理智，冷静的思考。老百姓可以冲动，政府却不能。它每面对一个问题时都需要分析条件与形式，比如最近的黄岩岛。它是国际问题，又涉及到国家主权，只凭愤懑的情绪和贸然的行动肯定无法妥善地解决。

那么，政府该如何平息民众情绪，让民众理性看待此次事件？媒体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所以我想，在这其中新闻媒体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实践中努力构建出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保证了整个社会健康有序运行。

近年来,中国外交及国际领域出现了“内政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内政化”的趋势,敏感话题越来越多,作为媒体需要更深入全面地学习了解国家的外交战略和走向,积极主动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需要积极推动和解读中国公共外交的作用和意义,成为公众理解国家相关外交政策的有益桥梁,创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

黄岩岛事件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力强,其报道离不开政府、民众、媒体三种相互关联和制约的基本力量,三者在不同场景中作用不同。而

新闻媒体是真实反映各种社会事件及表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畅通渠道，它会在第一时间采集具有新闻价值的一切信息,并将之迅速传播给更广范围的受众。媒体在这当中应当充当消息的广播者、大众情绪疏导者、舆论的引导和监督者及社会稳定的维持者等角色,并且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与政府的互动沟通机制,成为官方代言人和政府形象的树立者,从而有效避免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误读。而从新闻媒体对此次黄岩岛事件的报道来看，还是非常真实理性的。恰恰印证了新闻媒体的上述作用。新闻媒体通过各个报道，真实客观地讲述出事件的始末以及最新进展，让公众了解相关问题，并且从理智的角度剖析事件的深层意义，向公众阐述中国政府处理事件的缘由，引导群众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缓和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及社会大众的不良情绪。

新闻媒体能和政府形成如此良性的互动关系，发挥出重要作用，是值得欣慰的。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政府和人民的需要,也是保持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新闻媒体,政府可以广泛的宣传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积极的进行正面宣传;通过新闻媒体,人民群众可以及时地了解我国国情社情信息和国际信息,为民众更好的参政议政提供了途径,为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希望通过各方的努力，让我国的新闻媒体更加的自由和成熟，与政府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协作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和人民！

第三篇：【案例分析】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

【案例分析】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

不久前，由三鹿奶粉引发的“奶粉事件”震动全国。该事件不仅对整个乳制品行业影响重大，在竞争主体、产品结构、企业架构、供应链等方面将重新洗牌，而且引发了公众对国家危机应对体制、社会道德和企业责任等问题的讨论和反思。笔者认为，该事件也暴露了企业在内部控制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应当引起我们对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内控机制的思考。

一、从内部控制角度看三鹿事件

根据财政部联合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定义，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其目标包括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建立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五个要素。从此次三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的事件本身及应对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在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不足，也给我们设计、执行和评价内部控制带来反思。

1.内部环境。该要素是内部控制框架的基础所在，涵盖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企业文化、诚信与道德观等多方面内容。尽管内部控制更强调相互牵制的制度性安排，但显然人的因素在内部控制，尤其是内部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道德使之不愿、法律使之不敢、制度使之不能”，这说明诚信与道德观或者是企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高于制度本身的。资料显示，三鹿集团早在2008年3月就接到消费者反映，但直到2008年8月三鹿已经秘密召回部分问题奶粉之时，却仍然没有将事件真相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公之于众，有媒体称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又有一批婴儿食用了三鹿问题奶粉。显然此次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检验了三鹿集团决策层的诚信与道德观。事实上除了三鹿集团外，向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耿氏兄弟等不法分子、告知这些不法分子通过添加三聚氰胺可通过检测的技术人员、销售给不法分子三聚氰胺化工原料的人员，都存在着只顾利益不顾消费者健康的问题，而这种环境因素也许才是真正导致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我国的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将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胜任能力作为聘用员工的重要标准，要求企业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这对培育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的风险防范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非一朝一夕之功。

2.风险评估。这个要素要求企业及时识别、系统分析经营活动中与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相关的风险，并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众所周知，食品中不能添加的物质远比能添加的多，现有的检测手段不可能对每种有害物质都进行检查。就奶粉这种需要从分散农户处采购原料的食品而言，每个农户的奶牛喂养过程、原料奶的加工、储存和运输过程等都可能存在不同的风险，这就给原料奶的质量检验带来了挑战。我们知道，一般的企业内部控制都是针对常规事项进行设计的（如奶粉的营养成分是否达标等），而对例外事项（如添加三聚氰胺）则重视不足。这对内部控制的设计提出了挑战。显然，食品加工企业除了对原料采购、产品加工、存储储藏、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进行风险评价、分析之外，还应该就最可能产生风险的环节设立应对措施，例如风险评估时针对生产的奶粉原料中可能会含有哪些有害物质，原料提供者添加这些物质的可能性以及消费者食用这些物质的后果严重性等进行评价、排序，并从原料采购、产成品的检测验收等方面设定有针对性的指标，以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

3.控制活动。是指企业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来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之内。显然，食品行业的风险问题更多地与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控制活动也更应该切实、有效。此次奶粉的污染物三聚氰胺尽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还非常陌生，但在食品行业并非首次出现。早在2007年4月，中国徐州的一家宠物食品公司在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中添加此种物质冒充蛋白质，导致大批宠物肾衰竭而死亡。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也曾通报我国部分企业在出口的用于制造宠物食品的小麦蛋白、大米蛋白及麸皮等植物源性蛋白中违规添加三聚氰胺。对这种“有前科”的食品添加物，食品企业显然应该有所记录和警惕。此次三鹿集团奶粉事件曝光后，根据警方抓获的耿某介绍，在2007年底前向三鹿集团销售的牛奶就屡次因检验不合格而被拒收。而三鹿集团对这种“屡次不合格”牛奶的提供者居然没有“诚信记录”，在其向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使得“问题”奶进一步演化为“毒奶”而顺利通过检测后没有保持“合理怀疑”。从事实看，三鹿集团能够在2007年前“屡次”查出耿某提供的牛奶不合格，说明企业拥有严格的采购验收制度并得到切实执行，但如果能对日常控制活动中发现的一些不良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对异常现象（屡次不合格的原料提供者后来提供的都是合格原料）寻找合理解释，以进一步提高控制活动的效率效果，则发现“耿某”类不法分子的伎俩并非全无可能。

4.信息与沟通。这个要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内部控制的神经系统，它要求企业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确保信息在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从现有的报道看，早在2008年3月三鹿集团就已经接到消费者的投诉，6月份反映的人越来越多，但直到2008年8月2日，三鹿集团才将相关信息上报给石家庄市政府。这中间已存在信息与沟通不及时、不全面的问题。而根据《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和食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接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食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报告，并在2小时内报告至省（区、市）人民政府，也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及相关部门报告。上述规定事实上是对信息沟通的及时性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实际情况是，石家庄市政府直到9月8日才将有关情况的书面报告提交给河北省政府。这种信息与沟通的延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毒奶粉的危害后果。

5.内部监督。该要素要求企业对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应当及时加以改进。内部监督分为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作为中国食品工业百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三鹿对内部监督不能说不重视，因为其产品是经过“1 100道检测”的。而对于为何没有检测出三聚氰胺，专家给出的解释是在现有的检测指标中主要是通过检测氮元素来确定奶粉的蛋白质含量，没有针对三聚氰胺的专门检测。而三聚氰胺这种化工原料的含氮量高达66%，不法分子正是通过增加牛奶中的氮元素含量来达到通过检测的目的。这表明企业的监控活动中，除了日常的监控活动外，还应该有一些专项的、非常规的监控活动，从而达到发现控制缺陷的目的。除了三鹿产品，还有其他被发现存在问题的古城、圣元、伊利奶粉等都被授予“免检产品”称号，这意味着上述产品在获取了免检证书后可以在有效期内不受各地质检部门的监督检查，这显然也不符合内部控制的持续监控原则。

从三鹿奶粉事件的表面看，主要的风险因素来自原料采购控制环节，但从事件的产生、发展来分析，则无疑牵涉到监管环境、行业特征、内部控制等多个层面。从内部控制的设计看，我们对食品原料的采购验收环节存在缺陷，指标设计不全面；从内部控制的执行看，我们对风险事项的识别和评估还缺乏科学合理的方法论指导，对信息与沟通的及时性、有效性认识不足，在内部环境的建设尤其是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方面还应付出更多努力。

二、延伸思考

三鹿奶粉事件绝非个案。早年喂食垃圾的“垃圾猪肉”、喂食含瘦肉精的“问题猪肉”以及查出硝基呋喃类代谢物、环丙沙星、氯霉素、红霉素等多种禁用鱼药残留的“多宝鱼”事件，都曾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这些事件或多或少都与经济利益相关，一些不法商贩为个人私利而将法律法规、社会责任、社会公德等抛诸脑后，而对此类问题绝非查处个别责任人或出台某项制度就可解决的，显然需要道德、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整合措施。

在财政部牵头下，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已于2008年6月28日颁布，并将于2009年7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实施（鼓励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执行），相关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应用指引的征求意见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事实上早在2006年，上交所、深交所就先后颁布了各自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国资委也在2006年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这对降低企业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经营的效率效果等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2007年沪深股市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看，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遵守证券监管部门的通知要求，在年报中公布了内部控制建设的相关信息，部分公司还披露了董事会/管理层的内控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师的核实评价意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内部控制的实施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和困难。如何将内部控制的要素、理念、框架、结构与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结合起来，将内控的设计、评价、改进真正落实，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内部环境的培育问题、内部控制实施的内在动力问题更非短期可见效的活动。作为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内部控制不应是空中楼阁，它应该深植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对于企业而言，如何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更好地结合内部控制规范的贯彻实施来提高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和战略目标，是我们应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