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

第一篇：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

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优势与问题

柏钦涛

信托行业的价值在于能够发现好的投资项目并能够运用专业手段降低风险，从而实现不同风险偏好的社会资本与具有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对接。自有资本不过数十亿的信托公司管理着数以千亿计的资产，每个项目出现问题都不容小视。风险防控对于信托业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随着近年来兑付危机的初步显现，面对诸多的质疑，持乐观态度的人士往往提出信托风控的强大，核心便是担保物的足值。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远不限于抵押担保，信托风控实有十八般武艺可以施展。真正的问题在于，每一种武艺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

一、项目审查篇

(一)遴选交易对手

遴选交易对手是信托风控的重要一环。最优质的融资方往往能够凭借自身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信托公司除非有特殊资源，很难在这些优质融资主体上有所斩获。不过，追求稳健和资金来源充足的信托公司可能会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赢得这类项目。

在目前的国情之下，选择良好的交易对手的确是降低风险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但是过于注重交易对手也有可能会走向两种极端，一是只看交易对手，只要交易对手资信较强，就放松项目设计中的风控措施，结果埋下隐患，二是对于一些交易对手不够强大但可以通过项目设计防控风险的项目也拒绝操作。前者是过于轻信，后者是不够自信，都是应当避免的。

总体而言，信托项目融资方的资信要劣于银行的贷款客户。但是如果融资方资信存在重大问题，比如存在高额民间借贷或者违法预售等严重不规范情形，无论其是否能够提供足额抵押担保，信托公司都应当避免与其合作。因为对于这类企业，无法按照常理来预期其未来的经营行为，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中后期管理，甚至连抵押物也可能存在重大瑕疵。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

政信合作项目的大量开展也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目前有些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借道信托融资，并以人大预算函、政府承诺等方式提供隐形保障。信托公司对此类项目趋之若鹜，虽明知政府的保证在法律上没有效力，但还是认为政府是资信最好的客户。可是，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信托融资把自己的公章都变成了橡皮图章，我们也无法预期他们提供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他们对信托公司百般迎合，并不是因为信托公司有多么牛气，而是屈从于自身利益需要，我们也无法预期等他们无力偿债、发生纠纷后，会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以迎合他们彼时的利益。官员们拍胸脯做保证的干脆利落程度往往是跟出现问题时推诿扯皮的功夫成正比。

(二)尽职调查

信托公司的项目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没有银行那样数量庞大、根基深厚的营业网点。对于交易对手缺乏了解，这是相对于银行的重大劣势。在企业财务报表难以反映真实财务状况的情况下，通过尽调了解企业的资信状况、经营状况、盈利能力等，意义不言自明。对于一些地方性的中小企业项目，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能力和执业行为甚至个人品性对于判断项目风险的意义，可能会胜过行业分析报告，而尽调中的察言观色可能要胜于厚厚的财务报表。

目前信托公司业务人员普遍年轻，专业水准可能较高，但社会经验不足，难在短暂接触中辩别人的真假善恶。更何况，业务人员还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个人利益冲动。极端情况下，个别信托经理法律意识薄弱，直接将融资方提供的资料简单汇总甚至将其他金融机构做的尽调报告稍作修改即提交本公司审议，这可能造成严重的尽调失职。不少尽调报告中对于融资方和交易方的介绍是直接从网站上粘贴复制而来，充斥着主观判断性的褒扬语句，如果出现诉讼纠纷，这也会成为委托人主张信托公司未能尽职的理由。新近出现兑付风险的某信托项目，信托公司将资金提供给一个曾大规模圈钱却长达数年没有动工的地方性开发商，就暴露出尽调不足的问题。

有些项目中，开发商通过特殊手段获得了怀有政绩冲动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低价拿地或者先办土地证后交出让款，然后通过违规预售获得资金来缴付出让款，这种运作在房地产销售一片火爆的情况下自然是玩得转的，但是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或者房地产业不景气，整个游戏就无法继续。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一旦出现风险，后果可想而知，连抵押物也可能存在重大瑕疵，无法处置。

优秀的尽调对信托经理要求较高，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目前尽调所要获得的信息集中掌握在司法、工商、税务、住建、土地等公权力部门，如果这些部门不主动公开，难以获取。有的律所和其他中介机构通过自身掌握的资源，已经具备很强的尽调能力。要求信托经理做出他们那样的尽调报告，不太现实。但是通过公开渠道可以查询和验证的信息，还是应当去获取的，而不应单纯依赖融资方自身提供。如果尽调报告中的关键信息与公开查询、验证的结果不符，则委托人要求受托人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法院很可能会支持。以较高的专业标准实施尽调，这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现有体制下，信托经理没有动力去做。或许随着风险的不断爆发，信托公司会对自己的员工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在部分项目中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尽调服务。

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尽调发现融资方的实际经营状况和项目潜在风险将是检验信托经理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尽调是所有项目风控的开始，而对于一些地方上的中小企业项目，或许尽调才是整个项目风控最核心的一环。毕竟中台部门所看到的已经是经过业务人员筛选、加工过的材料。未来信托公司可以考虑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尽调，尤其是对于行业知名度低或者不熟悉的规模较小的地方性企业。

(三)中台审查制衡

以法律合规审查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中台部门是制衡信托业务经理的重要环节。法律合规人员从法律和合规角度对项目进行审查，淘汰不合规或者在法律效力上存在问题的项目，并从法律角度完善项目，风险管理部门从融资方资信、财务状况、抵押物变现等角度甄别项目风险。中台部门的薪酬待遇相对固定，不受业务量的直接激励，所以在管理规范和人员素质较高的情况下，中台可以比较有效地制衡前台业务部门。就中台与前台的关系而言，分工明确是基本前提，监督制约是必要手段，提供优质服务是根本使命。近年来信托公司对中台的重视度有所提升，但总体看，在顺风顺水的年景里，业务量、效益是王道，中台主要是服务的角色，没有把握住分工负责、监督制约的基本前提。优秀的中台除了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之外，对于信托项目也应当有较高的掌控力，否则既不能提供专业服务，也无法进行监督制衡，但由于中台与前台待遇差距较大，中台人员流失比较严重。此外，个别项目中，法律合规部门在各种主动和被动因素的促使下，更是彻底为项目服务，不是剔除违规的项目，而是帮助业务人员粉饰和包装项目。同在一条船，中台对业务部门有所辅助是职责所系，发挥专业所长把项目做好更是理所应当，但绝不应逾越底线。

二、担保措施篇

(四)不动产抵押

足额的不动产抵押是很多项目得以操作的核心保障措施。但不动产抵押未必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保险。不动产评估的水分众所周知，毋庸多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

信托公司一般将抵押率控制在四至五折之间，看似非常保险。但是信托公司可以锁定抵押物本身，却不能锁定抵押物的价格和市场变化。如果出现区域性风险，房地产项目的抵押率再低也难以处置。抵押品的评估必须结合房地产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综合判断，一些频频登上泡沫风险排行榜的城市还是应当慎重触碰。鄂尔多斯是第一个，但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个。或许未来，一些优秀的信托公司会组建自己的行业研究团队，加强行业研究能力。

除了市场价格变化可能造成抵押物价格降低之外，还有多种因素会影响抵押物价值。如果开发商欠付工程款，施工方将根据合同法享有优先于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如果房产抵押后办理预售，那么对于售出房屋，买售人享有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权益，甚至在开发商违规预售的情况下，法院也有可能优先保护支付了所谓会员费、排号费的购房人的利益；在建工程抵押中，如果抵押物不能如期竣工，变成烂尾楼，抵押物价值不仅会大大低于评估价值，其变现能力也会受到严重损害；有的开发商以造城式的模式搞开发，他们提供的单体抵押物往往难以处置；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开发商，之所以能够拿到好项目，往往是跟政府存在潜在的默契或者私下的协议，如果发生争议，项目的变现难度非常大；一些地方政府给平台公司违规办证，没有足额缴纳出让金，抵押物存在重大瑕疵；如果抵押物已经出租，并且租期很长，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法院也难以处置。

未来的兑付危机和司法审判将会以惨痛的教训让信托公司认识到炙手可热的房地产项目随时可能会变成烫手的山芋，不动产的抵押担保不是一张他项权证那么简单，司法拍卖也不像拍卖师的一锤定音那么简洁明了。

(五)动产抵质押

由于动产本身的可移动性和易损耗性，决定了它不是最理想的抵押物。但是随着优质抵押物资源的减少，动产抵质押也成为信托公司操作较多的担保方式。动产抵质押的缺陷在于：一是可移动性，难以控制；二是除车辆等特殊动产外，企业机器设备、原材料、库存货物等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可能会比较差，而且折旧很快。三是融资方采取欺诈手段用同一批资产重复抵押的情况确有实例；四是除了适宜于设定浮动抵押的动产外，一般的动产质押以转移占有为生效要件，质押生效的同时，质物的保管风险也由质权人承担。

(六)权利质押

担保法规定的各种权利质押，信托公司在近几年的实际操作中几乎都有涉及。上市公司股票变现能力最强，比较受欢迎，但在股市行情很差的时候，如果不对融资方的补足义务再设定其他兜底保障措施，也存在较大风险。此外，股权、应收账款、收费权成为很常见的质押标的。

未上市企业股权质押。一方面，未上市股权难以评估，变现能力差，法院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处置未上市企业股权的案例很少。另一方面，股权质押的办理可能存在问题。去年出现问题的某矿产类信托项目，目标企业股权质押后，其实际控制人竟仍可以对质押股权进行辗转腾挪，从记者事后报道的情况推断，质押环节有可能存在问题。

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法设计应收账款质押的初衷在于为享有预期可偿还的优质债权的债权人提供流动性支持。接受应收账款质押的前提应当是，债务人偿债能力较强，只不过是债务附有期限，到期即可偿还。应收账款应当是已经形成、合法有效且债务人对债权人不享有实质性抗辩权的债权。但是很多项目中应收账款的债权债务人之间可能存在争议，或者不属于司法上认同的已经形成的应收账款。极端情况中，融资方伪造的应收账款也是存在的。

各种收费权质押。目前信托业务中运用比较多的是高速公路收费权、物业收费权、景区收费权等。在法律上，这些收费权的质押本身也是按照应收账款来处理的，但与典型的应收账款又存在显著区别。这些收费权最大的问题在于估值和变现困难。毕竟未来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各类收费权的实际价值难以评估。而且这些收费权的处置方式并不明确。比如，景区的收费权可以处置给谁，受让人如何行使收费权，收费权和景区的管理职责如何划分，收费权转让后，地方政府投资、管理景区的动力何在？

高速公路收费权质押是地方政府进行公路建设融资的有效途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出台前，由各地公路管理部门办理质押登记，这些部门当然是尽可能为融资提供支持。登记办理不存在障碍，实践中还出现了按照一定比例质押收费权的情况。总体上，信托公司倾向于认为只要能办登记的就是有效的，所以用足了各种传统、非传统甚至另类的担保物和担保方式。但是，抵质押措施作为风控手段的核心不在于能否办理，而在于可否变现。

如果项目出现风险，高速公路收费权变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尤其是按比例质押的情况。各地高速公路几乎都是由特定的经营主体负责建设和运营的，他们就是质押收费权的融资方，如果变现，应该如何拍卖，谁可以受让，应履行何种手续，受让方又该如何行使收费权，都不清楚。在按比例质押的情况下，受让方如何行使一定比例的收费权费？此外，有些信托项目中收费权的质押期限与融资期限相同，随着时间推移，收费权本身就是逐渐减少的，到还款期限届满时，质押标的已经不存在了。

(七)保证担保

保证担保的核心在两点，一是保证本身的效力问题，二是保证的实质担保力问题。去年的不少政信合作项目，都有人大或政府部门出具的预算安排函、承诺函之类的文件，这在法律上并不具备任何效力，说到底还是君子协定。部分三、四线城市甚至县级城市地方政府高度密集的通过融资平台进行信托融资，能否按时还款，还是要结合地方财政实力来看。控股股东或者关联企业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果融资方本身即是母公司主要财产，关联企业跟融资方本身就经常“互通有无”，保证的实际意义不大。

法定代表人的连带保证。一方面，连带保证无法锁定财产，个人财产很容易转移，而且个人债务也难以核实清楚，所以法定代表人的实质担保能力难以确定，更何况富豪们的资本运作能力和资金转移能力不逊于他们的经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自然人财产强制执行中容易出现权属争议，尤其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会给法院的强制执行带来很大困扰。

三、交易结构篇

(八)结构化中的内部增信

结构化项目中的内部增信是信托所独有的增信手段。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为这一增信机制提供了前提。结构化设计可以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资本进入同一项目，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

但现实运作中，结构化项目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信托公司设计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由融资方对其关联方的债权或者融资方关联企业对融资方本身的债权认购劣后份额，这种项目中，且不说债权本身的真实性难以验证，即便是真实存在的债权，它都不是真金白银，对优先级受益人权益的实质担保力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更像是画饼充饥。

另外，结构化的内部增信只有在信托项目虽未实现预期收益但能保证多数受益人基本利益时才有意义。如果融资方到时没有资金可以偿还，那么无论是优先还是劣后都得不到兑付。

(九)参与目标公司的治理

这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模式。信托公司通过股权投资，实质的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或者行使一票否决权来影响目标公司的经营活动。这是降低投资风险非常好的途径，也是银行等融资渠道所不具备的。但是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困难，有的由于信托经理参与能力不足、主观不重视、目标企业自身管理不规范等各种原因流于形式。而有的信托公司则由于实质的介入目标公司经营，而与原有经营者发生矛盾，影响到目标公司的正常运转。不过参与目标公司治理势必是今后信托风控的重要发展方向，只是需要不断完善和探索参与机制，提升介入能力。或许未来信托经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专业分工，因为只有凭借对特定行业及专业知识的掌握，才有可能有效的参与目标公司治理，哪怕只是行使一票否决权。

(十)分散投资

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和信托的风险隔离原理，同一笔信托财产再设信托，并投向不同的项目，各笔投资之间风险隔离。这是信托机制所独有的，有助于分散投资风险。

(十一)股东对赌

对赌协议在商业实践中已经很常见，股权投资信托项目大多签订有其他股东保证收益的协议，或者通过约定远期回购来实现退出。但由于最高院联营司法解释仍然适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效力一直都存在较大争议。最高院再审海富投资一案，推翻了甘肃高院否定对赌条款效力的判决，让投资界大松了一口气。笔者认为，与目标公司本身对赌，是明显的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违背公司制度的基本精神，损害了目标公司潜在债权人的利益，应为无效；与其他股东或者高管对赌，不损害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而且有利于鼓励投资，只要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最高院再审判决的说理部分比较简略，单纯强调合同意思自治，但是背后的逻辑恐怕是一样的，只是不愿过多推敲联营司法解释而已。不管怎样，今后对赌协议的效力算是有了司法案例的支持。

(十二)资金监管和保证金账户

信托公司能够对信托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防止资金不被挪用，按照预期的规划和进度完成拟投资项目。房地产项目中，资金监管有利于拟投资项目如期竣工，抵押物持续增值。实践中，信托公司还可以控制融资企业的财务章，对其资金进行全方位监控，有助于保障资金的安全退出。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有些项目中的资金监管也是有名无实。

在证券投资、股票质押类项目中，信托公司常常要求融资方在质押股票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补交保证金，以控制抵押率。金钱担保是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明确下来的，在银行贷款业务中得到一定应用。法院的强制执行实践中有所支持，称之为“特定化的封金、保证金账户”。信托公司可以予以合法合规的利用，但是应当按照司法执行的标准来设立保证金账户。实践中经常出现保证金被支付到信托财产专户的做法，这既违背了信托财产独立的基本原则，也没有实现保证金账户的特定化，其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受到质疑。

(十三)向委托人披露风险

风险披露既是信托公司履行尽职义务的要求，也是规避自身职责的手段。但实践中，存在两种极端认识。

一是认为披露不重要，因为投资人基本不看合同。这是缺乏基本法律意识的表现，实际上无论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还是银监会的指导性文件，都非常重视风险披露，银监会的文件甚至曾对部分风险披露条款进行了具体指导。

另一种则是认为无论什么风险，只要经过披露，都可以规避。虽然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哪些风险可以通过披露转嫁，哪些不行，也没有足够的司法实践以资确认，但是参考民商法律的基本原则，可以确定，违反了起码的尽职管理义务的事项，不能够通过披露来转嫁风险。比如项目的交易操作违背了法律规定或者交易的效力在法律上存在重大瑕疵，那么即便向委托人披露了风险，如果发生纠纷，法院也可能会判令信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受托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其营业行为不光是对特定委托人负责，也要对其执行行为负责，这是商事信托与普通民事信托的差别。

不少由银行介绍资金来源和用途的单一资金信托项目，许多人认为信托公司不承担风险，一方面是认为银行要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只要向委托人充分披露风险，信托公司即可免责。所以，信托公司才大胆的拿自己的公章去换取通道费，银行无需出面即赚取大头。可实际上，没有明确依据证明受托人在单一项目中的尽职标准低于集合项目，至多是单一项目出现风险后，不会出现集合项目下众多自然人起诉到法院，严重损毁企业形象的情况。既然信托公司是合同签订主体，是法定的受托人，不能履行起码的尽职管理责任，当然负有法律上的责任。更何况，如果项目出现问题，委托人只能起诉信托公司，在法律上与银行无关，即便银行宅心仁厚，愿意履行兜底责任，法院判决书把责任判给了信托公司，银行又拿什么名义去付这笔账呢？恐怕今后会有信托公司在个别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一项目中体会到“偷米不成损只鸡”的尴尬和悲哀。

(十四)原状分配

一般认为股权投资是风险更大的投资方式。如果股权投资项目出现兑付问题，作为质押物的股权变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类项目，信托公司可以在资金信托合同中设置原状分配条款，以作为信托最后的退出方式，即约定如果融资方无法按期回购，则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以股权形式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

四、危机应对篇

(十五)以新兑旧

部分信托项目中，如果融资方到期不能清偿债务，又无法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信托公司可能会发行一个新的信托产品，募集资金将原信托资金置换，以实现按期兑付。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延迟风险，当然如果确实看好融资方未来的偿债能力，本身也无可非议。但现实中多半不是如此，只是纯粹的缓兵之计，说到底不是真正的风控措施，反倒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风险。

(十六)资管公司接盘

近年来，四大资管公司接手了部分出现兑付问题的项目，并从房地产信托项目中获利颇丰。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肯定是出于对项目的综合评估，而不是简单的因为较低的抵押率。如果统计一下资管公司接盘的房地产项目，估计大部分都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区域。而信托频繁染指的一些三、四线甚至县级城市，资管公司恐怕不会去碰。资管公司成立的使命便是为了处置四大行的不良债权，他们通过包括诉讼和强制执行追索债权的经验与资源远胜于信托公司，而且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银行、国企的合作由来已久，接盘自然有接盘的底气。有信托专业人士以四大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来证明房地产信托项目的整体低风险，实在不太有说服力。资管公司的事后接盘算不上是信托的风控措施，也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兜底措施。

此外，不少信托项目中，资管公司与信托公司或者相关方签订远期受让协议，为项目的兑付提供潜在或者间接的保障。但是远期受让不等于保证担保，如果届时信托项目本身价值出现重大变化，资管公司是否还会履行受让义务也未可知。

(十七)股东协调

信托公司多数有比较强大的股东背景。一方面实力雄厚的股东可以通过受益权转让帮助信托公司渡过个别项目的兑付危机，以保全公司的行业声誉。另一方面资源广泛的股东有能力协调相关政府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帮助项目实现兑付。根据媒体报道，中信三峡全通项目中宜昌政府也出面大力协调。这是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信托公司所具有的优势。当兑付风险只是个案危机的时候，股东有能力协调，但如果爆发区域性风险，兑付案件越来越多，恐怕股东也是有心无力，更何况即便政府出面，如果企业不景气，协调也难有实质效果。总之，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控制。大树底下虽好乘凉，却也难成长，股东在背后的保护也有负面的作用。

(十八)诉讼和强制执行

诉讼和强制执行是最后的救济途径。目前，信托相关法律规定本身就很不完善，更何况信托对于多数法官来说还是个陌生事物，信托公司的业务操作在司法领域难免存在较大争议。要打好信托诉讼，必须有相当的信托理论根底和对信托实务的一定了解。信托从业人员多数都是最近几年加入信托队伍，不曾经历过过去行业整顿时的大量诉讼，缺乏实际的诉讼对抗经验。与此同时，熟悉信托的律师并不多，许多因为集合信托项目而接触到信托的律师对信托项目操作的介入也并不深，而且当众多的案件爆发，委托人开始起诉信托公司，这些律师中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站到信托公司的对立面去。最致命的是，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信托经理在尽调、谈判和为了规避监管政策而帮助融资方粉饰项目的过程中已经留下了许多管理失职的把柄，再好的律师恐怕也回天乏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呼吁最高院出台信托法的司法解释，然而可以预测最高院不会出台系统性的司法解释，即便出台也很可能远远达不到行业的预期。信托与交易方的纠纷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基本都可以解决，没有什么特殊性，信托纠纷的特殊在于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及信托财产的特殊形态。恐怕只有当委托人大量起诉信托公司，法院才会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而且司法解释不会直接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大量造法。中国信托法出台的直接推动力本是为了规范实践多年又整顿多次的信托行业，但是现行信托法是统摄包括普通民事信托、商事信托、公益信托在内的所有信托关系的一般法，对营业信托缺乏专门的规定。

信托法看似只是寂寂无名的一部小法，实则是对传统物权、债权二分的法律体系的重大突破。如果司法机关从信托法出发进行司法解释，太高太空，需要巨大的立法性解释才能与现实需要对接，而专门规范信托公司的“两规”作为部门规章，在司法审判中只有参照适用的资格，判决书一般不能引用其作为裁判依据，更不要说作为司法解释的根据了。指望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来推动信托立法恐怕是不现实的。不过，随着信托纠纷进入法院，司法机关必然要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对信托公司的管理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和过错进行认定，从而间接对信托公司的尽职管理标准和信托财产的特殊地位进行规范和确认。可以预期，在信托业法出台之前，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纠纷将会以各地差异较大的司法判决结案。

信托公司目前普遍在信托合同中订有强制执行条款，以期发生兑付问题后快速处置抵押财产。不过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争议，信托公司的一些操作模式尚缺乏司法检验，未必会得到认可。即便可以不经诉讼进入执行程序，也需要按照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系列程序性规定进行，并且，抵质押财产本身的一些潜在问题也可能会延误财产变现的进程。强制执行的顺利与否最终还是要看财产本身的实际状况和变现能力。

五、理念与战略

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其中有信托业的独门秘籍，也有所有金融机构都具备的基本套路。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又何止于这些。如果运用得当，将各门武艺练就纯熟，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打组合拳，实现从项目尽调到谈判磋商、合同签订、中后期管理、项目兑付的全流程、全方位的风险防控。通过良好的风控机制，信托公司可以操作传统融资渠道不会涉足的风险较高的项目，从而为投资者获取较高收益。不过，每一种拳法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练得不好还会搞成七伤拳，自损肺腑。信托风控的问题恐怕也远不限于笔者所列。随着兑付风险在个案中的暴露，各种风控措施的潜在问题将在纠纷解决、司法审判甚至是记者的事后走访中被逐个暴露出来。

如果项目的重大瑕疵是记者的事后调查都能发现的，很难说信托公司尽到了尽职管理义务。已经出现问题的项目已经暴露出信托尽调和中后期管理中的不少问题。目前的兑付危机还只是危机的开始，当得不到兑付的委托人开始借助专业律师和中介机构的帮助，在尽调报告、合同文件和中后期管理的诸多环节寻找受托人的种种漏洞，通过诉讼要求信托公司赔偿损失的时候，信托公司将会在法院那里重新认识风险控制的真正含义、价值和一些所谓“足额”的抵质押措施实际担保效力的虚弱以及自身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人轻妄的认为，做好抵押担保便可高枕无忧。实则不然，做好抵押担保仅仅是信托风控的起点，而且抱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未必就能把抵押担保做实。

实际的案件将会给粗放式发展的信托业不小的打击。不过，饮下自己在急功近利中酿下的苦酒甚至毒酒，清醒之后再出发也许才是这个行业真正成熟的开始。中国信托业虽有无限前景，但恐怕也是前路漫漫。信托业最重要的看家本领本在于能够以专业的手段和能力发现、控制、排除项目进程中的风险，穿越密布的荆棘寻找诱人的猎物，可是各种客观原因让信托业过了几年坐地即可生财的舒服日子。面对七万亿之巨的规模，外界的种种猜疑并不单起于不了解或者是羡慕嫉妒，更多的是一种有道理的怀疑和担忧。信托业要为自己正名，单凭资产规模是不够的。

交易对手的资信掌握，信托公司不及银行甚至券商，行业研究能力更是较券商为弱，抵押物的锁定则是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实现的。不过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风险隔离功能和信托牌照的全能特点，可以设计出最优化的风控措施。信托风控的竞争力在于能够预判风险，从而设计、运用相应的防范途径，把其他融资渠道做不了的事情做成，把对银行来说高风险的项目变得风险可控。未来，信托风控将从项目审查环节向前和向后延伸，在尽调和中后期管理上下大功夫，实现全流程全方位的风控覆盖。这一理念的实现，对信托人才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操守以及信托公司的内控机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优秀的信托经理不应是单纯追求业绩指标，而是能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在法律框架内利用牌照和制度赋予的各种便利，发现好项目，把项目做好。高水平的风控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项目，而是充分利用信托的十八般武艺控制项目风险。高水平的合规不是掩耳盗铃式的规避监管政策，而是利用法律专业技能为项目保驾护航。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真正的创新需要综合素质很高的信托经理。不过越优秀的人越危险，必须建立好的机制，在激励他们开疆拓土的同时，还能守住风控的底线。建设强大中台，发挥中台的制衡功能，将成为信托业的共识。信托中台能够深入、广泛的了解各类项目的具体情况，在决策机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说领导层是信托公司的大脑，那么中台就是决策机制的眼睛。如果说信托公司是资管原野上的骏马，那么中台就是套在马头上的缰绳。必须炼出它的火眼金睛，必须勒紧这根缰绳。不擦亮这双眼睛，不锻造和勒紧这根缰绳，盲人骑马，碰到沟沟坎坎纯属正常，跌个头破血流也不必责怪他人。

良好的理念、完善的机制、优秀的人才，这些才是信托业的内功，没有这些内功心法，任何表面上复杂的交易结构和担保措施都可能只是易于模仿、不堪一击的花拳绣腿。未来，信托业的竞争将是经营理念的深度调整、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对优秀人才的争相延揽。

如果信托业能够真正转型并练好内功，即便券商资管、基金、保险资管甚至期货公司都可以开展信托业务，在群雄逐鹿的格局下，信托公司还可以凭借其多年积累的资源和实战经验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个别实力较弱的信托公司是否会被淹没在泛资管时代的汪洋大海里也未可知。在这个一纸部门规章即可改变资管业格局的国家，制度优势是靠不住的。当基金、券商资管淡化了制度红利和牌照优势，当证监会的诸多新政为中小企业发债、股权转让提供了灵活渠道，信托公司单是回归信托本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专注信托，做好信托，打造信托业的航空母舰和百年老店。

信托业风控能力的整体提升必须要有法律层面的完善、约束和顶层监管能力的加强，否则在短期利益主导下的盲目拼抢中，竞争只能是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劣币越来越劣。任何强大逐利动机都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来规制，否则欲望就会展现出最它魔鬼的一面，直至欲火焚身。良性竞争的基本前提就是明确、合理、有效的游戏规则以及公正、强大的裁判、监督和执行者。

如果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眼下的一些兑付案件不过是一场凄风苦雨的开始。信托资金的大举进入倒是帮助银行资金实现了安全退出，而券商、基金的仓促入场到底是恰逢其时来分享一场饕餮盛宴，还是踏错了时点，注定将吞下些行将变质的残羹冷炙。若是后者，倒是信托公司值得庆幸了。福祸何所倚，殊难预料。但无论如何，在房地产业的激素刺激下和中国金融体制的特殊条件下，通过狼吞虎咽发展起来的中国信托业，实则是大而不强。如今，他必须要强健自己的筋骨、壮实自己的体格、丰富自己的大脑，真正成为资管行业的巨人。

历经坎坷又重现锋芒的中国信托业，在无限风光背后仍有着重重的隐忧和致命的伤痛，但它同样有巨大的优势、无限的商机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它到底会自此崛起还是会重蹈覆辙，究竟何种可能性会转化成现实，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转化为现实，则要看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和信托业掌舵者、监管机构以及信托从业人员的智慧、能力、手段和操守了！

第二篇：信托各类风控的优势与问题

信托行业的价值在于能够发现好的投资项目并能够运用专业手段降低风险，从而实现不同风险偏好的社会资本与具有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对接。自有资本不过数十亿的信托公司管理着数以千亿计的资产，每个项目出现问题都不容小视。随着近年来兑付危机的初步显现，面对诸多的质疑，持乐观态度的人士往往提出信托风控的强大，核心便是担保物的足值。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远不限于抵押担保，信托风控实有十八般武艺可以施展。真正的问题在于，每一种武艺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

一、项目审查篇

（一）遴选交易对手

遴选交易对手是信托风控的重要一环。最优质的融资方往往能够凭借自身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信托公司除非有特殊资源，很难在这些优质融资主体上有所斩获。不过，追求稳健和资金来源充足的信托公司可能会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赢得这类项目。

在目前的国情之下，选择良好的交易对手的确是降低风险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但是过于注重交易对手也有可能会走向两种极端，一是只看交易对手，只要交易对手资信较强，就放松项目设计中的风控措施，结果埋下隐患，二是对于一些交易对手不够强大但可以通过项目设计防控风险的项目也拒绝操作。前者是过于轻信，后者是不够自信，都是应当避免的。

总体而言，信托项目融资方的资信要劣于银行的贷款客户。但是如果融资方资信存在重大问题，比如存在高额民间借贷或者违法预售等严重不规范情形，无论其是否能够提供足额抵押担保，信托公司都应当避免与其合作。因为对于这类企业，无法按照常理来预期其未来的经营行为，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中后期管理，甚至连抵押物也可能存在重大瑕疵。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

政信合作项目的大量开展也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目前有些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借道信托融资，并以人大预算函、政府承诺等方式提供隐形保障。信托公司对此类项目趋之若鹜，虽明知政府的保证在法律上没有效力，但还是认为政府是资信最好的客户。可是，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信托融资把自己的公章都变成了橡皮图章，我们也无法预期他们提供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他们对信托公司百般迎合，并不是因为信托公司有多么牛气，而是屈从于自身利益需要，我们也无法预期等他们无力偿债、发生纠纷后，会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以迎合他们彼时的利益。

（二）尽职调查

信托公司的项目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没有银行那样数量庞大、根基深厚的分支机构。对于交易对手缺乏了解，这是相对于银行的重大劣势。通过尽调了解企业的资信状况、真实经营状况、盈利能力等，意义不言自明。对于一些地方性的中小企业项目，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能力和执业行为甚至个人品性对于判断项目风险的意义，可能会胜过行业分析报告，而尽调中的察言观色可能要胜于厚厚的财务报表。

目前信托公司业务人员普遍年轻，专业水准可能较高，但社会经验不足，难在短暂接触中辩别人的真假善恶。更何况，业务人员还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个人利益冲动,而中国基层社会生态又太过复杂。极端情况下，个别信托经理法律意识薄弱，直接将融资方提供的资料简单汇总甚至将其他金融机构做的尽调报告稍作修改即提交本公司审议，这可能造成严重的尽调失职。不少尽调报告中对于融资方和交易方的介绍是直接从网站上粘贴复制而来，充斥着主观判断性的褒扬语句，如果出现诉讼纠纷，这也会成为委托人主张信托公司未能尽职的理由。新近出现兑付风险的某信托项目，信托公司将资金提供给一个曾大规模圈钱却长达数年没有动工的地方性开发商，就暴露出尽调不足的问题。

有些项目中，开发商通过特殊手段获得了怀有政绩冲动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低价拿地或者先办土地证后交出让款，然后通过违规预售获得资金来缴付出让款，这种运作在房地产销售一片火爆的情况下自然是玩得转的，但是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或者房地产业不景气，整个游戏就无法继续。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一旦出现风险，后果可想而知，连抵押物也可能存在重大瑕疵，无法处置。

优秀的尽调对信托经理要求较高，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目前尽调所要获得的信息集中掌握在司法、工商、税务、住建、土地等公权力部门，如果这些部门不主动公开，难以获取。有的律所和其他中介机构通过自身掌握的资源，已经具备很强的尽调能力。要求信托经理做出他们那样的尽调报告，不太现实。但是通过公开渠道可以查询和验证的信息，还是应当去获取的，而不应单纯依赖融资方自身提供。如果尽调报告中的关键信息与公开查询、验证的结果不符，则委托人要求受托人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法院很可能会支持。以较高的专业标准实施尽调，这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现有体制下，信托经理没有动力去做。或许随着风险的不断爆发，信托公司会对自己的员工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在部分项目中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尽调服务。

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尽调发现融资方的实际经营状况和项目潜在风险将是检验信托经理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尽调是所有项目风控的开始，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项目，或许尽调才是整个项目风控最核心的一环。毕竟中台部门所看到的已经是经过业务人员筛选、加工过的材料。未来信托公司可以考虑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尽调，尤其是对于行业知名度低或者不熟悉的规模较小的地方性企业。

（三）中台审查制衡

以法律合规审查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中台部门是制衡信托业务经理的重要环节。法律合规人员从法律和合规角度对项目进行审查，淘汰不合规或者在法律效力上存在问题的项目，并从法律角度完善项目，风险管理部门从融资方资信、财务状况、抵押物变现等角度甄别项目风险。中台部门的薪酬待遇相对固定，不受业务量的直接激励，所以在管理规范和人员素质较高的情况下，中台可以比较有效地制衡前台业务部门。就中台与前台的关系而言，分工明确是基本前提，监督制约是必要手段，提供优质服务是根本使命。近年来信托公司对中台的重视度有所提升，但总体看，在顺风顺水的年景里，业务量、效益是王道，中台主要是服务的角色，没有把握住分工负责、监督制约的基本前提。优秀的中台除了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之外，对于信托项目也应当有较高的掌控力，否则既不能提供专业服务，也无法进行监督制衡，但由于中台与前台待遇差距较大，中台人员流失比较严重。此外，个别项目中，法律合规部门在各种主动和被动因素的促使下，更是彻底为项目服务，不是剔除违规的项目，而是帮助业务人员粉饰和包装项目。同在一条船，中台对业务部门有所辅助是职责所系，发挥专业所长把项目做好更是理所应当，但绝不应逾越底线。

二、担保措施篇

（四）不动产抵押

足额的不动产抵押是很多项目得以操作的核心保障措施。但不动产抵押未必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保险。不动产评估的水分众所周知，毋庸多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

信托公司一般将抵押率控制在四至五折之间，看似非常保险。但是信托公司可以锁定抵押物本身，却不能锁定抵押物的价格和市场变化。如果出现区域性风险，房地产项目的抵押率再低也难以处置。抵押品的评估必须结合房地产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综合判断，一些频频登上泡沫风险排行榜的城市还是应当慎重触碰。鄂尔多斯是第一个，但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个。或许未来，一些优秀的信托公司会组建自己的行业研究团队，加强行业研究能力。

除了市场价格变化可能造成抵押物价格降低之外，还有多种因素会影响抵押物价值。如果开发商欠付工程款，施工方将根据合同法享有优先于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如果房产抵押后办理预售，那么对于售出房屋，买售人享有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权益，甚至在开发商违规预售的情况下，法院也有可能优先保护支付了所谓会员费、排号费的购房人的利益；在建工程抵押中，如果抵押物不能如期竣工，变成烂尾楼，抵押物价值不仅会大大低于评估价值，其变现能力也会受到严重损害；有的开发商以造城式的模式搞开发，他们提供的单体抵押物往往难以处置；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开发商，之所以能够拿到好项目，往往是跟政府存在潜在的默契或者私下的协议，如果发生争议，项目的变现难度非常大；一些地方政府给平台公司违规办证，没有足额缴纳出让金，抵押物存在重大瑕疵；如果抵押物已经出租，并且租期很长，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法院也难以处置。

未来的兑付危机和司法审判将会以惨痛的教训让信托公司认识到炙手可热的房地产项目随时可能会变成烫手的山芋，不动产的抵押担保不是一张他项权证那么简单，司法拍卖也不像拍卖师的一锤定音那么简洁明了。

（五）动产抵质押

由于动产本身的可移动性和易损耗性，决定了它不是最理想的抵押物。但是随着优质抵押物资源的减少，动产抵质押也成为信托公司操作较多的担保方式。动产抵质押的缺陷在于：一是可移动性，难以控制；二是除车辆等特殊动产外，企业机器设备、原材料、库存货物等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可能会比较差，而且折旧很快。三是融资方采取欺诈手段用同一批资产重复抵押的情况确有实例；四是除了适宜于设定浮动抵押的动产外，一般的动产质押以转移占有为生效要件，质押生效的同时，质物的保管风险也由质权人承担。

（六）权利质押

担保法规定的各种权利质押，信托公司在近几年的实际操作中几乎都有涉及。上市公司股票变现能力最强，比较受欢迎，但在股市行情很差的时候，如果不对融资方的补足义务再设定其他兜底保障措施，也存在较大风险。此外，股权、应收账款、收费权成为很常见的质押标的。

未上市企业股权质押。一方面，未上市股权难以评估，变现能力差，法院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处置未上市企业股权的案例很少。另一方面，股权质押的办理可能存在问题。去年出现问题的某矿产类信托项目，目标企业股权质押后，其实际控制人竟仍可以对质押股权进行辗转腾挪，从记者事后报道的情况推断，质押环节有可能存在问题。

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法设计应收账款质押的初衷在于为享有预期可偿还的优质债权的债权人提供流动性支持。接受应收账款质押的前提应当是，债务人偿债能力较强，只不过是债务附有期限，到期即可偿还。应收账款应当是已经形成、合法有效且债务人对债权人不享有实质性抗辩权的债权。但是很多项目中应收账款的债权债务人之间可能存在争议，或者不属于司法上认同的已经形成的应收账款。极端情况中，融资方伪造的应收账款也是存在的。

各种收费权质押。目前信托业务中运用比较多的是高速公路收费权、物业收费权、景区收费权等。在法律上，这些收费权的质押本身也是按照应收账款来处理的，但与典型的应收账款又存在显着区别。这些收费权最大的问题在于估值和变现困难。毕竟未来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各类收费权的实际价值难以评估。而且这些收费权的处置方式并不明确。比如，景区的收费权可以处置给谁，受让人如何行使收费权，收费权和景区的管理职责如何划分，收费权转让后，地方政府投资、管理景区的动力何在？

高速公路收费权质押是地方政府进行公路建设融资的有效途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出台前，由各地公路管理部门办理质押登记，这些部门当然是尽可能为融资提供支持。登记办理不存在障碍，实践中还出现了按照一定比例质押收费权的情况。总体上，信托公司倾向于认为只要能办登记的就是有效的，所以用足了各种传统、非传统甚至另类的担保物和担保方式。但是，抵质押措施作为风控手段的核心不在于能否办理，而在于可否变现。

如果项目出现风险，高速公路收费权变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尤其是按比例质押的情况。各地高速公路几乎都是由特定的经营主体负责建设和运营的，他们就是质押收费权的融资方，如果变现，应该如何拍卖，谁可以受让，应履行何种手续，受让方又该如何行使收费权，都不清楚。在按比例质押的情况下，受让方如何行使一定比例的收费权？此外，有些信托项目中收费权的质押期限与融资期限相同，随着时间推移，收费权本身就是逐渐减少的，到还款期限届满时，质押标的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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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证担保

保证担保的核心在两点，一是保证本身的效力问题，二是保证的实质担保力问题。去年的不少政信合作项目，都有人大或政府部门出具的预算安排函、承诺函之类的文件，这在法律上并不具备任何效力，说到底还是君子协定。部分三、四线城市甚至县级城市地方政府高度密集的通过融资平台进行信托融资，能否按时还款，还是要结合地方财政实力来看。控股股东或者关联企业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果融资方本身即是母公司主要财产，关联企业跟融资方本身就经常“互通有无”，保证的实际意义不大。

法定代表人的连带保证。一方面，连带保证无法锁定财产，个人财产很容易转移，而且个人债务也难以核实清楚，所以法定代表人的实质担保能力难以确定，更何况富豪们的资本运作能力和资产转移能力不逊于他们的经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自然人财产强制执行中容易出现权属争议，尤其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会给法院的强制执行带来很大困扰。

三、交易结构篇

（八）结构化中的内部增信

结构化项目中的内部增信是信托所独有的增信手段。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为这一增信机制提供了前提。结构化设计可以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资本进入同一项目，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

但现实运作中，有信托公司设计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由融资方对其关联方的债权或者融资方关联企业对融资方本身的债权认购劣后份额。且不说债权本身的真实性难以验证，即便是真实存在的债权，它都不是真金白银，对优先级受益人权益的实质担保力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更像是画饼充饥。

另外，结构化的内部增信只有在信托项目虽未实现预期收益但能保证多数受益人基本利益时才有意义。如果融资方到时没有资金可以偿还，那么无论是优先还是劣后都得不到兑付。

（九）参与目标公司的治理

信托公司通过股权投资，实质的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或者行使一票否决权来影响目标公司的经营活动，是降低投资风险非常好的途径，也是银行等融资渠道所不具备的。但是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困难，有的由于信托经理参与能力不足、主观不重视、目标企业自身管理不规范等各种原因流于形式。而有的信托公司则由于实质的介入目标公司经营，而与原有经营者发生矛盾，影响到目标公司的正常运转。不过参与目标公司治理势必是今后信托风控的重要发展方向，只是需要不断完善和探索参与机制，提升介入能力。或许未来信托经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专业分工，因为只有凭借对特定行业及专业知识的掌握，才有可能有效的参与目标公司治理，哪怕只是行使一票否决权。

（十）分散投资

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和信托的风险隔离原理，同一笔信托财产再设信托，并投向不同的项目，各笔投资之间风险隔离。这是信托机制所独有的，有助于分散投资风险。

（十一）股东对赌

对赌协议在商业实践中已经很常见，股权投资信托项目大多签订有其他股东保证收益的协议，或者通过约定远期回购来实现退出。但由于最高院联营司法解释仍然适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效力一直都存在较大争议。最高院再审海富投资一案，推翻了甘肃高院否定对赌条款效力的判决，让投资界大松了一口气。笔者认为，与目标公司本身对赌，是明显的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违背公司制度的基本精神，损害了目标公司潜在债权人的利益，应为无效；与其他股东或者高管对赌，不损害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而且有利于鼓励投资，只要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最高院再审判决的说理部分比较简略，单纯强调合同意思自治，但是背后的逻辑恐怕是一样的，只是不愿过多推敲联营司法解释而已。不管怎样，今后对赌协议的效力算是有了司法案例的支持。

（十二）资金监管和保证金账户

信托公司能够对信托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防止资金不被挪用，按照预期的规划和进度完成拟投资项目。房地产项目中，资金监管有利于拟投资项目如期竣工，抵押物持续增值。实践中，信托公司还可以控制融资企业的财务章，对其资金进行全方位监控，有助于保障资金的安全退出。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有些项目中的资金监管也是有名无实。

在证券投资、股票质押类项目中，信托公司常常要求融资方在质押股票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补交保证金，以控制抵押率。金钱担保是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明确下来的，在银行贷款业务中得到一定应用。法院的强制执行实践中有所支持，称之为“特定化的封金、保证金账户”。信托公司可以予以合法合规的利用，但是应当按照司法执行的标准来设立保证金账户。实践中经常出现保证金被支付到信托财产专户的做法，这既违背了信托财产独立的基本原则，也没有实现保证金账户的特定化，其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受到质疑。

（十三）向委托人披露风险

风险披露既是信托公司履行尽职义务的要求，也是规避自身职责的手段。但实践中，存在两种极端认识。

一是认为披露不重要，因为投资人基本不看合同。这是缺乏基本法律意识的表现，实际上无论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还是银监会的指导性文件，都非常重视风险披露，银监会的文件甚至曾对部分风险披露条款进行了具体指导。

另一种则是认为无论什么风险，只要经过披露，都可以规避。虽然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哪些风险可以通过披露转嫁，哪些不行，也没有足够的司法实践以资确认，但是参考民商法律的基本原则，可以确定，违反了起码的尽职管理义务的事项，不能够通过披露来转嫁风险。比如项目的交易操作违背了法律规定或者交易的效力在法律上存在重大瑕疵，那么即便向委托人披露了风险，如果发生纠纷，法院也可能会判令信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受托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其营业行为不光是对特定委托人负责，也要对其执业行为负责。

不少由银行介绍资金来源和用途的单一资金信托项目，许多人认为信托公司不承担风险，一方面是认为银行要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只要向委托人充分披露风险，信托公司即可免责。实际上，没有明确依据证明受托人在单一项目中的尽职标准低于集合项目，至多是单一项目出现风险后，不会出现集合项目下众多自然人起诉到法院，严重损毁企业形象的情况。既然信托公司是合同签订主体，是法定的受托人，不能履行起码的尽职管理责任，当然负有法律上的责任。更何况，如果项目出现问题，委托人只能起诉信托公司，在法律上与银行无关，即便银行宅心仁厚，愿意履行兜底责任，法院判决书把责任判给了信托公司，银行又拿什么名义去付这笔账呢？恐怕今后会有信托公司在个别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一项目中体会到“偷米不成损只鸡”的尴尬和悲哀。

（十四）原状分配

一般认为股权投资是风险更大的投资方式。如果股权投资项目出现兑付问题，股权变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类项目，信托公司可以在资金信托合同中设置原状分配条款，以作为信托最后的退出方式，即约定如果融资方无法按期回购，则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以股权形式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

四、危机应对篇

（十五）以新兑旧

部分信托项目中，如果融资方到期不能清偿债务，又无法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信托公司可能会发行一个新的信托产品，募集资金将原信托资金置换，以实现按期兑付。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延迟风险，当然如果确实看好融资方未来的偿债能力，本身也无可非议。但现实中不少以新兑旧的项目只是纯粹的缓兵之计，说到底不是真正的风控措施，反倒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风险。

（十六）资管公司接盘

近年来，四大资管公司接手了部分出现兑付问题的项目，并从房地产信托项目中获利颇丰。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肯定是出于对项目的综合评估，而不是简单的因为较低的抵押率。如果统计一下资管公司接盘的房地产项目，估计大部分都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区域。而信托频繁染指的一些三、四线甚至县级城市，资管公司恐怕不会去碰。资管公司成立的使命便是为了处置四大行的不良债权，他们通过包括诉讼和强制执行追索债权的经验与资源远胜于信托公司，而且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银行、国企的合作由来已久，接盘自然有接盘的底气。有信托专业人士以四大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来证明房地产信托项目的整体低风险，不管结论对错，这论据实在不太有说服力。资管公司的事后接盘算不上是信托的风控措施，也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兜底措施。

此外，不少信托项目中，资管公司与信托公司或者相关方签订远期受让协议，为项目的兑付提供潜在或者间接的保障。但是远期受让不等于保证担保，如果届时信托项目本身价值出现重大变化，资管公司是否还会履行受让义务也未可知。

（十七）股东协调

信托公司多数有比较强大的股东背景。一方面实力雄厚的股东可以通过受益权转让帮助信托公司渡过个别项目的兑付危机，以保全公司的行业声誉。另一方面资源广泛的股东有能力协调相关政府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帮助项目实现兑付。根据媒体报道，中信三峡全通项目中宜昌政府也出面大力协调。这是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信托公司所具有的优势。当兑付风险只是个案危机的时候，股东有能力协调，但如果爆发区域性风险，兑付案件越来越多，恐怕股东也是有心无力，更何况即便政府出面，如果企业不景气，协调也难有实质效果。总之，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控制。大树底下虽好乘凉，却也难成长，股东在背后的保护也有负面的作用。

（十八）诉讼和强制执行

诉讼和强制执行是最后的救济途径。目前，信托相关法律规定本身就很不完善，更何况信托对于多数法官来说还是个陌生事物，信托公司的业务操作在司法领域难免存在较大争议。要打好信托诉讼，必须有相当的信托理论根底和对信托实务的一定了解。信托从业人员多数都缺乏实际的诉讼对抗经验。与此同时，熟悉信托的律师并不多，许多曾经为信托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对信托项目操作的实质介入也并不深，而且当众多的案件爆发，委托人开始起诉信托公司，这些律师中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站到信托公司的对立面去。最致命的是，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信托经理在尽调、谈判和为了规避监管政策而帮助融资方粉饰项目的过程中已经留下了许多管理失职的把柄，再好的律师恐怕也回天乏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呼吁最高院出台信托法的司法解释，然而可以预测最高院不会出台系统性的司法解释，即便出台也很可能远远达不到行业的预期。信托与交易方的纠纷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基本都可以解决，没有什么特殊性，信托纠纷的特殊在于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及信托财产的特殊形态。恐怕只有当委托人大量起诉信托公司，法院才会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而且司法解释不会直接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大量造法。中国信托法出台的直接推动力本是为了规范实践多年又整顿多次的信托行业，但是最终出台信托法是统摄包括普通民事信托、商事信托、公益信托在内的所有信托关系的一般法，对营业信托缺乏专门的规定。

信托法在众多部门法中看似只是寂寂无名的一部小法，实则是对传统物权、债权二分的法律体系的重大突破。如果司法机关从信托法出发进行司法解释，太高太空，需要巨大的立法性解释才能与现实需要对接，而专门规范信托公司的“两规”作为部门规章，在司法审判中只有参照适用的资格，判决书一般不能引用其作为裁判依据，更不要说作为司法解释的根据了。指望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来推动信托立法恐怕是不现实的。不过，随着信托纠纷进入法院，司法机关必然要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对信托公司的管理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和过错进行认定，从而间接对信托公司的尽职管理标准和信托财产的特殊地位进行规范和确认。可以预期，在信托业法出台之前，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纠纷将会以各地差异较大的司法判决结案。

信托公司目前普遍在信托合同中订有强制执行条款，以期发生兑付问题后快速处置抵押财产。不过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争议，信托公司的一些操作模式尚缺乏司法检验，未必会得到认可。即便可以不经诉讼进入执行程序，也需要按照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系列程序性规定进行，并且，抵质押财产本身的一些潜在问题也可能会延误财产变现的进程。强制执行的顺利与否最终还是要看财产本身的实际状况和变现能力。

五、理念与战略

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其中有信托业的独门秘籍，也有所有金融机构都具备的基本套路。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又何止于这些。如果运用得当，将各门武艺练就纯熟，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打组合拳，实现从项目尽调到谈判磋商、合同签订、中后期管理、项目兑付的全流程、全方位的风险防控。通过良好的风控机制，信托公司可以操作传统融资渠道不会涉足的风险较高的项目，从而吸引具有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资金进入，并为投资者获取较高收益。不过，每一种拳法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搞不好还会练成七伤拳，自损肺腑。信托风控的问题也远不限于笔者所列，随着兑付风险在个案中的暴露，各种潜在问题将在纠纷解决、司法审判甚至是记者的事后走访中被逐个暴露出来。

如果项目的重大瑕疵是记者的事后调查都能发现的，很难说信托公司尽到了尽职管理义务。目前的兑付危机还只是危机的开始，当得不到兑付的委托人开始借助专业律师和中介机构的帮助，在尽调报告、合同文件和中后期管理的诸多环节寻找受托人的种种漏洞，通过诉讼要求信托公司赔偿损失的时候，信托公司将会在法院那里重新认识风险控制的真正含义、价值和一些所谓“足额”的抵质押措施实际担保效力的虚弱以及自身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人轻妄的认为，做好抵押担保便可高枕无忧。实则不然，做好抵押担保仅仅是信托风控的起点，而且抱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未必就能把抵押担保做实。

实际的案件将会给粗放式发展的信托业不小的打击。不过，饮下自己在急功近利中酿下的苦酒甚至毒酒，清醒之后再出发也许才是这个行业真正成熟的开始。中国信托业虽有无限前景，但恐怕也是前路漫漫。信托业的看家本领本在于能够以专业的手段发现、排除、控制项目进程中的风险，穿越密布的荆棘寻找诱人的猎物，可是各种客观原因让信托业过了几年坐地即可生财的舒服日子，不知不觉间就从昔日命运多舛、形消体瘦的模样长成了今天的膀大腰圆。面对七万亿之巨的规模，外界的种种猜疑并不单起于不了解或者是羡慕嫉妒，更多的是一种有理由的怀疑和担忧。信托业要为自己正名，单凭资产规模是不够的。

交易对手的资信掌握，信托公司不及银行甚至券商，行业研究能力更是较券商为弱，抵押物的锁定则是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实现的。不过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风险隔离功能和信托牌照的全能特点，可以设计出最优化的风控措施。信托风控的竞争力在于能够预判风险，从而设计、运用相应的防范途径，把其他融资渠道做不了的事情做成，把对银行来说高风险的项目变得风险可控。未来，信托风控将从项目审查环节向前和向后延伸，在尽调、交易结构设计和中后期管理上下大功夫，实现全流程全方位的风控覆盖。这一理念的实现，对信托人才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操守以及信托公司的内控机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优秀的信托经理不应只是一味追求业绩指标，而是能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在法律框架内利用牌照和制度赋予的各种便利，发现好项目，把项目做好。高水平的风控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项目，而是充分利用信托的十八般武艺控制项目风险。高水平的合规不是掩耳盗铃式的规避监管政策，而是利用法律专业技能为项目保驾护航。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真正的创新需要综合素质很高的信托经理。不过越优秀的人越危险，必须建立好的机制，在激励他们开疆拓土的同时，还能守住风控的底线。建设强大中台，发挥中台的制衡功能，将成为信托业的共识。信托中台能够深入、广泛的了解各类项目的具体情况，在决策机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说领导层是信托公司的大脑，那么中台就是决策机制的眼睛。如果说信托公司是资管原野上的骏马，那么中台就是套在马头上的缰绳。必须炼出它的火眼金睛，必须锻造和勒紧这根缰绳，否则盲人骑马，碰到沟沟坎坎纯属正常，跌个头破血流也不必责怪他人。

良好的理念、完善的机制、优秀的人才，这些才是信托业的内功，没有这些内功心法，任何表面上复杂的交易结构和担保措施都可能只是易于模仿、不堪一击的花拳绣腿。未来，信托业的竞争将是经营理念的深度调整、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对优秀人才的争相延揽。

如果信托业能够真正转型并练好内功，即便在群雄逐鹿的资管业格局下，信托公司还可以凭借其多年积累的资源和实战经验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个别实力较弱的信托公司是否会被淹没在泛资管时代的汪洋大海里也未可知。在这个一纸部门规章就可改变资管业格局的国家，制度优势是靠不住的。当基金、券商资管淡化了制度红利和牌照优势，当证监会的诸多新政为中小企业发债、股权转让提供了灵活渠道，信托公司单是回归信托本业远远不够，还需要专注信托，做好信托，打造信托业的航空母舰和百年老店。

信托业风控能力的整体提升必须要有法律层面的完善、约束和顶层监管能力的加强，否则在短期利益主导下的盲目拼抢中，竞争只能是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劣币越来越劣。任何强大逐利动机都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来规制，否则欲望就会展现出最它魔鬼的一面。良性竞争的基本前提就是明确、合理、有效的游戏规则以及公正、强大的裁判、监督和执行者。

如果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眼下的一些兑付案件不过是一场凄风苦雨的前奏。信托资金的大举进入倒是帮助银行资金实现了安全退出，而券商、基金的仓促入场到底是恰逢其时来分享一场饕餮盛宴，还是踏错了时点，注定将吞下些行将变质的残羹冷炙，尚难定论。福祸何所倚，殊难预料。但无论如何，在房地产业的激素刺激下和中国金融体制的特殊条件下，通过狼吞虎咽发展起来的中国信托业，实则是大而不强。如今，他必须要强健自己的筋骨、壮实自己的体格、丰富自己的大脑，真正成为资管行业的巨人。

历经磨难又重现锋芒的中国信托业，在无限风光背后仍有着重重的隐忧和致命的伤痛，但它同样有巨大的优势、无限的商机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它到底会自此崛起还是会再遇坎坷，究竟何种可能性会转化成现实，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转化为现实，则要看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和信托业掌舵者、监管机构以及信托从业人员的智慧、能力、手段和操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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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金融学院】信托风控深度分析(二)（范文）

【金融学院】信托风控深度分析

（二）2013-11-20 吉博金融学院

四、危机应对篇

（十五）以新兑旧 部分信托项目中，如果融资方到期不能清偿债务，又无法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信托公司可能会发行一个新的信托产品，募集资金将原信托资金置换，以实现按期兑付。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延迟风险，当然如果确实看好融资方未来的偿债能力，本身也无可非议。但现实中不少以新兑旧的项目只是纯粹的缓兵之计，说到底不是真正的风控措施，反倒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风险。

（十六）资管公司接盘近年来，四大资管公司接手了部分出现兑付问题的项目，并从房地产信托项目中获利颇丰。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肯定是出于对项目的综合评估，而不是简单的因为较低的抵押率。如果统计一下资管公司接盘的房地产项目，估计大部分都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区域。而信托频繁染指的一些三、四线甚至县级城市，资管公司恐怕不会去碰。资管公司成立的使命便是为了处置四大行的不良债权，他们通过包括诉讼和强制执行追索债权的经验与资源远胜于信托公司，而且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银行、国企的合作由来已久，接盘自然有接盘的底气。有信托专业人士以四大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来证明房地产信托项目的整体低风险，不管结论对错，这论据实在不太有说服力。资管公司的事后接盘算不上是信托的风控措施，也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兜底措施。

此外，不少信托项目中，资管公司与信托公司或者相关方签订远期受让协议，为项目的兑付提供潜在或者间接的保障。但是远期受让不等于保证担保，如果届时信托项目本身价值出现重大变化，资管公司是否还会履行受让义务也未可知。

（十七）股东协调

信托公司多数有比较强大的股东背景。一方面实力雄厚的股东可以通过受益权转让帮助信托公司渡过个别项目的兑付危机，以保全公司的行业声誉。另一方面资源广泛的股东有能力协调相关政府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帮助项目实现兑付。根据媒体报道，中信三峡全通项目中宜昌政府也出面大力协调。这是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信托公司所具有的优势。当兑付风险只是个案危机的时候，股东有能力协调，但如果爆发区域性风险，兑付案件越来越多，恐怕股东也是有心无力，更何况即便政府出面，如果企业不景气，协调也难有实质效果。总之，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控制。大树底下虽好乘凉，却也难成长，股东在背后的保护也有负面的作用。

（十八）诉讼和强制执行

诉讼和强制执行是最后的救济途径。目前，信托相关法律规定本身就很不完善，更何况信托对于多数法官来说还是个陌生事物，信托公司的业务操作在司法领域难免存在较大争议。要打好信托诉讼，必须有相当的信托理论根底和对信托实务的一定了解。信托从业人员多数都缺乏实际的诉讼对抗经验。与此同时，熟悉信托的律师并不多，许多曾经为信托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对信托项目操作的实质介入也并不深，而且当众多的案件爆发，委托人开始起诉信托公司，这些律师中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站到信托公司的对立面去。最致命的是，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信托经理在尽调、谈判和为了规避监管政策而帮助融资方粉饰项目的过程中已经留下了许多管理失职的把柄，再好的律师恐怕也回天乏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呼吁最高院出台信托法的司法解释，然而可以预测最高院不会出台系统性的司法解释，即便出台也很可能远远达不到行业的预期。信托与交易方的纠纷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基本都可以解决，没有什么特殊性，信托纠纷的特殊在于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及信托财产的特殊形态。恐怕只有当委托人大量起诉信托公司，法院才会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而且司法解释不会直接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大量造法。中国信托法出台的直接推动力本是为了规范实践多年又整顿多次的信托行业，但是最终出台信托法是统摄包括普通民事信托、商事信托、公益信托在内的所有信托关系的一般法，对营业信托缺乏专门的规定。

信托法在众多部门法中看似只是寂寂无名的一部小法，实则是对传统物权、债权二分的法律体系的重大突破。如果司法机关从信托法出发进行司法解释，太高太空，需要巨大的立法性解释才能与现实需要对接，而专门规范信托公司的“两规”作为部门规章，在司法审判中只有参照适用的资格，判决书一般不能引用其作为裁判依据，更不要说作为司法解释的根据了。指望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来推动信托立法恐怕是不现实的。不过，随着信托纠纷进入法院，司法机关必然要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对信托公司的管理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和过错进行认定，从而间接对信托公司的尽职管理标准和信托财产的特殊地位进行规范和确认。可以预期，在信托业法出台之前，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纠纷将会以各地差异较大的司法判决结案。

信托公司目前普遍在信托合同中订有强制执行条款，以期发生兑付问题后快速处置抵押财产。不过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争议，信托公司的一些操作模式尚缺乏司法检验，未必会得到认可。即便可以不经诉讼进入执行程序，也需要按照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系列程序性规定进行，并且，抵质押财产本身的一些潜在问题也可能会延误财产变现的进程。强制执行的顺利与否最终还是要看财产本身的实际状况和变现能力。

五、理念与战略

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其中有信托业的独门秘籍，也有所有金融机构都具备的基本套路。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又何止于这些。如果运用得当，将各门武艺练就纯熟，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打组合拳，实现从项目尽调到谈判磋商、合同签订、中后期管理、项目兑付的全流程、全方位的风险防控。通过良好的风控机制，信托公司可以操作传统融资渠道不会涉足的风险较高的项目，从而吸引具有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资金进入，并为投资者获取较高收益。不过，每一种拳法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搞不好还会练成七伤拳，自损肺腑。信托风控的问题也远不限于笔者所列，随着兑付风险在个案中的暴露，各种潜在问题将在纠纷解决、司法审判甚至是记者的事后走访中被逐个暴露出来。

如果项目的重大瑕疵是记者的事后调查都能发现的，很难说信托公司尽到了尽职管理义务。目前的兑付危机还只是危机的开始，当得不到兑付的委托人开始借助专业律师和中介机构的帮助，在尽调报告、合同文件和中后期管理的诸多环节寻找受托人的种种漏洞，通过诉讼要求信托公司赔偿损失的时候，信托公司将会在法院那里重新认识风险控制的真正含义、价值和一些所谓“足额”的抵质押措施实际担保效力的虚弱以及自身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人轻妄的认为，做好抵押担保便可高枕无忧。实则不然，做好抵押担保仅仅是信托风控的起点，而且抱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未必就能把抵押担保做实。

实际的案件将会给粗放式发展的信托业不小的打击。不过，饮下自己在急功近利中酿下的苦酒甚至毒酒，清醒之后再出发也许才是这个行业真正成熟的开始。中国信托业虽有无限前景，但恐怕也是前路漫漫。信托业的看家本领本在于能够以专业的手段发现、排除、控制项目进程中的风险，穿越密布的荆棘寻找诱人的猎物，可是各种客观原因让信托业过了几年坐地即可生财的舒服日子，不知不觉间就从昔日命运多舛、形消体瘦的模样长成了今天的膀大腰圆。面对七万亿之巨的规模，外界的种种猜疑并不单起于不了解或者是羡慕嫉妒，更多的是一种有理由的怀疑和担忧。信托业要为自己正名，单凭资产规模是不够的。

交易对手的资信掌握，信托公司不及银行甚至券商，行业研究能力更是较券商为弱，抵押物的锁定则是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实现的。不过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风险隔离功能和信托牌照的全能特点，可以设计出最优化的风控措施。信托风控的竞争力在于能够预判风险，从而设计、运用相应的防范途径，把其他融资渠道做不了的事情做成，把对银行来说高风险的项目变得风险可控。未来，信托风控将从项目审查环节向前和向后延伸，在尽调、交易结构设计和中后期管理上下大功夫，实现全流程全方位的风控覆盖。这一理念的实现，对信托人才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操守以及信托公司的内控机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优秀的信托经理不应只是一味追求业绩指标，而是能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在法律框架内利用牌照和制度赋予的各种便利，发现好项目，把项目做好。高水平的风控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项目，而是充分利用信托的十八般武艺控制项目风险。高水平的合规不是掩耳盗铃式的规避监管政策，而是利用法律专业技能为项目保驾护航。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真正的创新需要综合素质很高的信托经理。不过越优秀的人越危险，必须建立好的机制，在激励他们开疆拓土的同时，还能守住风控的底线。建设强大中台，发挥中台的制衡功能，将成为信托业的共识。信托中台能够深入、广泛的了解各类项目的具体情况，在决策机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说领导层是信托公司的大脑，那么中台就是决策机制的眼睛。如果说信托公司是资管原野上的骏马，那么中台就是套在马头上的缰绳。必须炼出它的火眼金睛，必须锻造和勒紧这根缰绳，否则盲人骑马，碰到沟沟坎坎纯属正常，跌个头破血流也不必责怪他人。

良好的理念、完善的机制、优秀的人才，这些才是信托业的内功，没有这些内功心法，任何表面上复杂的交易结构和担保措施都可能只是易于模仿、不堪一击的花拳绣腿。未来，信托业的竞争将是经营理念的深度调整、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对优秀人才的争相延揽。

如果信托业能够真正转型并练好内功，即便在群雄逐鹿的资管业格局下，信托公司还可以凭借其多年积累的资源和实战经验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个别实力较弱的信托公司是否会被淹没在泛资管时代的汪洋大海里也未可知。在这个一纸部门规章就可改变资管业格局的国家，制度优势是靠不住的。当基金、券商资管淡化了制度红利和牌照优势，当证监会的诸多新政为中小企业发债、股权转让提供了灵活渠道，信托公司单是回归信托本业远远不够，还需要专注信托，做好信托，打造信托业的航空母舰和百年老店。

信托业风控能力的整体提升必须要有法律层面的完善、约束和顶层监管能力的加强，否则在短期利益主导下的盲目拼抢中，竞争只能是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劣币越来越劣。任何强大逐利动机都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来规制，否则欲望就会展现出最它魔鬼的一面。良性竞争的基本前提就是明确、合理、有效的游戏规则以及公正、强大的裁判、监督和执行者。

如果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眼下的一些兑付案件不过是一场凄风苦雨的前奏。信托资金的大举进入倒是帮助银行资金实现了安全退出，而券商、基金的仓促入场到底是恰逢其时来分享一场饕餮盛宴，还是踏错了时点，注定将吞下些行将变质的残羹冷炙，尚难定论。福祸何所倚，殊难预料。但无论如何，在房地产业的激素刺激下和中国金融体制的特殊条件下，通过狼吞虎咽发展起来的中国信托业，实则是大而不强。如今，他必须要强健自己的筋骨、壮实自己的体格、丰富自己的大脑，真正成为资管行业的巨人。

历经磨难又重现锋芒的中国信托业，在无限风光背后仍有着重重的隐忧和致命的伤痛，但它同样有巨大的优势、无限的商机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它到底会自此崛起还是会再遇坎坷，究竟何种可能性会转化成现实，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转化为现实，则要看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和信托业掌舵者、监管机构以及信托从业人员的智慧、能力、手段和操守了！（完）

-第一财经日报-

第四篇：基础设施投融资业务风控标准1106(国民信托)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基础设施投融资业务风控标准

目前，基础设施投融资业务是受到委托人认可的信托项目之一，该类业务的主要增信措施之一是还款计划纳入当地政府财政预算。为了指导公司业务人员甄选项目，有利于公司控制风险，实现对该类业务规范化管理和标准化操作，依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结合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基础设施投融资业务风控标准。1． 地方财政实力

本类业务应选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高的区域，原则如下：

1)一般预算收入50亿元以下的地级市、区、县财政支撑的融资项目，需提供实质性有效资产抵押，如土地或在建工程等，本金抵押率不超过50%，同时有国有企业担保方提供保证；信托报酬率不低于3%。

2)一般预算收入50亿元以上至100亿元的地级市，无抵押的项目需有担保方且仅能准入至地市级企业，信托报酬率不低于2%；同时具有资产抵押和保证担保增信方案的项目，信托报酬率不低于1.5%，本金抵押率不超过65%。3)一般预算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地级市，其区、县本级一般预算收入达到25亿元的，无抵押的项目可准入至区、县及县级市；下属区、县及县级市本级一般预算收入低于25亿元的，无抵押的项目不准入至区、县及县级市。同时信托报酬率不低于1.5%，需资产的，抵押率不超过60%。2． 交易对手

本类业务直接合作的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1)融资方为非平台类公司或已整改为一般公司类且通过监管机构认定； 2)对于历史上运作过保障性住房或基础设施项目的企业，优先考虑，并评估其合规性；

3)融资方或担保方至少一方在当地企业中排名前列，原则上净资产应不低于融资额2倍，资产负债率不高于80%；否则要求提供实质性有效资产抵押，本金抵押率不超过50%。

4)取得政府近期及中远期发展纲要，分析近三年统计公报或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投资明显远超财政能力，而又没有中央专项补助的区域要谨慎。3． 融资用途 应明确信托资金直接投向符合监管要求，优先考虑地方重点工程及民生工程。4． 还款来源

1)第一还款来源充分：项目公司本身具有较强的还款能力，不以政府财政收入为全部还款来源；

2)第二还款来源可靠：以合同形式约定当地政府还款义务，债务还款计划应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并经当地人大审批通过；

3)补充还款来源：在上述两种还款来源出现问题的时候，通过设置充分有效的抵质押及保证措施对信托资金进行保障。5． 1)2)3)6． 额度控制

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小于50亿元（含）的地区，单次融资额度控制在地方政府本级一般预算财政收入的15%以内；

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大于50亿元的地区，单次融资额度上限可以放宽至地方政府本级一般预算财政收入的20%；

对单一企业，单次融资额不超过融资企业净资产150%。适用范围

本风控标准适用于集合类资金信托业务；

业务同时具有房地产融资性质，应满足双重风控标准。

风险管理部 2012年11月

附件：一般预算收入大于50亿以上的城市清单（供参考）

一般预算收入大于50亿城市清单（供参考）

第五篇：信托风险管理图谱还原三大经典风控模式

在68家信托公司中，执行下述类似风险管理和业务审批流程的不占少数，虽具体操作环节上根据各司差异有所不同，但整体路径大体一致。总览各信托公司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大致可概括为“四道防线并行的垂直管理模式”。其中，第一道防线主要由业务部门搭建，第二道防线由风险管理部、合规管理部、信托财务部等中后台部门搭建，第三道防线由稽核审计部搭建，第四道防线则由董事会和监事会搭建。

各信托公司的风险管理偏好较大程度受制于股东方偏好，主要影响为股东的要求决定了信托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而股东的风险偏好则影响着信托公司的管理决策和效率。另外，股东的投融资及相关风险管理经验也会向信托公司进行传输。对一家信托公司而言，其风险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信托项目的评审制度上，据信托业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信托公司采用的评审模式有分级授权审批，占比2%；评审会审批，占比20%；以及分级授权与评审会审批相结合，占比78%。

从具体流程来看，诸多信托公司采取了类似上述的中信模式，虽在操作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总体路径类似。除此之外平安信托的“工厂化”模式与中融信托的“独立审批人”模式也是信托风控模式中的典型代表。

而就行业整体的制度设计层面而言，未来将形成一套四道防线构成的防御体系，除净资本约束机制及信托赔偿准备金制度外，也包括监管层不久前提出的即将建立信托公司恢复与处置机制与行业稳定基金救助机制。“中信式”标准化风控样本

作为68家信托公司中的绝对龙头，中信信托的风险管理体系，也是诸多同业参考的标准主流化样本。

在中信信托的体系下，一单完整业务基本的评审流程包括项目的业务初审、预沟通、中后台部门平行审核、信托业务审查委员会评审、公司领导逐级审批及向监管机关报告等环节，具体的流程分这样几步完成：

在某业务受理后，要先送审“立项会”。在充分尽职调查后，由主办部门发起报文。由中后台会签审查后便进入“预沟通会”，在预沟通会上认为存在较多问题的项目，要求业务部门进行改进。通过的业务方案，则根据业务的风险水平、创新特点，经公司风险合规分管领导与风险管理部、合规管理部、业务部门商定后，决定是否进入信托业务审查委员会审核环节。

正式进入“评审会”程序，信托业务审查委员会根据评审结果，出具“同意办理业务“、“有条件办理业务”或“不同意办理业务”的评审意见。对于“有条件办理业务”的项目，由业务主办部门落实相关条件后才能通过审批。

上述流程均通过的项目则继续由管理层进行审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些项目已经过会，但在签报过程中被管理层质疑进而一票否决的情况理论上也可能存在。对于部分标准化项目，一般也不再进行公开评审，预沟通会之后便可直接进入“签报”流程。其中，立项会与预沟通会参与的主体类似，主要包括业务主办部门、风险管理部与合规管理部相关负责人，分管风险的副总经理王道远多数也都会参加。而评审会则是公开进行，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主持，前中后台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随机抽选担任评审委员，对风险较高的业务和创新型业务进行集体审议。信托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每年指定一次，包含前台和后台各类部门高级经理以上级别人员。从整个风险管理体系层面来看，中信信托实行的“嵌入式”风险管理模式，使风险管理活动融入到公司开展各项业务的全过程中，让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决策、风险监测、风险处置五个环节形成一个紧密的管理闭环，也是目前业内普遍认可的风险控制理念。“颠覆性”中融：“独立审批人”元年纪

在全部68家信托公司中，中融信托的风险管理体系有着最多的部门设置和人员配备。而与其鲜明的高度市场化运作模式与特殊的业务结构相匹配，其风险管理体系也被打上了深深的“中融式”烙印。最独树一帜的“独立审批人”制度至今运行整整一年时间，究其核心，即为将不同的业务类型划归对应条线的风控团队进行审批，在项目最终上会前，增加一条更为垂直及专业化的风险控制防线。除此之外，风险管理体系中，房地产后续现场管理、合伙人风险共担、授权审批等机制也表现出了高辨识度的“中融式”特点。2013年，中融信托启动了一项风险管理流程的颠覆式改革，设定了一套被称为“独立审批人”的风控制度，在此基础上，中融的整个风控体系也进行了重塑和再造。

在中融新搭建的风控流程体系里，集合项目将主要经过三道审批流程。为“团队内部审查”，在团队内部召开内审会，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审查分析，通过后即可立项；

为“预审”，即独立审批人团队审查并出具意见，通过后，才能提交至公司层面的集体议事机构——信托业务委员会进行审批； 为“终审”，也就是信托业务委员会审批，在对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并综合独立审批人团队的审查意见后对上会项目进行票决。据了解，信委会由11名委员组成并进行集体决策，参会委员从独立审批人、中台部门委员、业务部门委员中随机抽取。在这套新的制度中，其核心部分就是引入所谓“独立审批人”，其功能在于，一是将不同业务类型归口到分别负责不同条线的独立审批人团队进行考察调研，增加专业匹配度；二是在团队内部审核和最终评审会的中间增加一道环节，控制风险的同时，提高过会效率。“独立审批人”对常务副总裁负责，主要职责包括决定项目立项及信托业务委员会业务事项提请，作为信委会委员参与项目的审议和表决等。每个独立审批人负责一个团队，配备8-12名具有项目风险审查、法律、研究、财务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去年年初开始，改革框架设计完成后，中融便开始在商业银行、信托公司、房地产国际咨询机构中物色和接洽担任独立审批人的合适人选。最终在去年5月敲定7名“独审”并最终到位。两个月后的7月底，独立审批人制度正式实施和运转。围绕独立审批人制度改革，相应风险管理制度也做出了调整，主要的变动发生于三个层面，第一是房地产信托项目审查流程，第二是信托业务委员会工作规程，第三是设立信托业务复议委员会。例如将部分业务部门人员纳入信委会，改变了原来全部由中后台部门人员组成的单一结构。“大风控”架构与风险共担在上述“大风控”条线里，截至一季度，有376人供职，占到中融信托全部员工数量的近四分之一，是整个行业中风控条线员工数量最多的信托公司。

在中融的大风控架构里涵盖着7个部门，分别为风险管理部、运营管理部、法律事务部、合规管理部、稽核审计部以及资产管理二部和资产管理三部。这也是中融的风险管理体系中，除“独立审批人”制度外，另一项特殊之处。上述7个部门中，前五个分别对应不同的风控维度，后两个部门则专职于房地产以及证券类业务的项目后续管理。

拿房地产业务来说，由资产管理二部负责贷后的现场管理工作，并实施差别化后续监管。根据不同类别房地产项目特点，对于集合类、股权类项目，根据交易对手评级，采取非现场监管、预算控制监管和全面共管监管三种不同方式。其中，后两种模式下，需派驻现场监管人员。

目前资产管理二部有超过130人，其中派驻到房地产项目公司的现场监管人员70-80余人。而除上述之外，与中融信托的团队运作模式和高度市场化企业风格特征融合的一项风险管理方案是合伙人风险共担机制。换言之，就是业务部门共担风险。按照这一制度的要求，中融信托的高风险项目将停发绩效奖；信托项目出现清算兑付风险时要扣回项目全部绩效、停发部门其他项目绩效；信托项目发生最终清算处置损失由各合伙人连坐承担。

另外，据中融信托相关负责人透露，中融信托目前的储备风险金约12亿元，除了监管层的统一基础要求外，还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团队的额外计提。例如从2013年开始设立的“合伙人风险基金”，业务部门每年需计提不少于部门净收入的5%作为部门风险基金，用于弥补可能发生的项目清算损失。截至2013年末，该基金累计计提数额为2.5亿元。

平安“工厂式”审批流程全解

平安的风控体系，在68家信托公司中有着极高的特殊性和辨识度，归其最核心的特点，即为建立在一套极其细化的“定性+定量”方法论体系基础上，将风险控制的整个链条，打造成“工厂式”的标准化、批量化处理流程。在这套流程里，参照内部数据库对交易对手的评级等量化指标，平安信托的大部分业务都能够模式化的执行匹配的交易结构、定价方案、审批流程等，其目的就是提高审批效率与专业度。而这一切，也与公司本身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和“螺丝钉”文化一脉相承，形成了典型的“平安模式”风控。

这套特立独行风险管理系统的缔造者叫做顾攀，目前是平安信托首席风险执行官。在加入平安信托前，顾攀是摩根大通风险管理部的副总经理，专业背景是计算机系统工程博士。2009年进入信托业后，顾攀便将国外银行业普遍施行的风险量化方法带到了平安。在目前平安的风控体系下，一单业务基本的审批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业务部门在准备好项目的简单材料后，就要与风控部门进行预沟通，由其考察可行性，平安内部的尽职调查和评级工作也多在这一阶段开展进行，相当于一个非正式立项的过程，通过后，再正式发起立项； 第二步，立项过程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类被认为风险系数较低，或运作模式较为成熟的业务，可直接走“立项签报”流程；而其他业务，则需要通过“立项会”步骤，待由包括董事长童恺与首席风险执行官顾攀在内的几位负责人认可后，才能进入“立项签报”； 第三步，立项完成后，则开始进行“外部采购”，即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外部尽调机构，再进入企业就法律、财务、评估等多个维度开展尽职调查，并出具外部尽调报告；

第四步，由外部机构与风控、法务、财务约定召开尽调沟通会，再由风控部门就尽调结果出具尽调审批意见；

第五步，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部分业务可直接进入“决策层签报”，而其他则仍需要进入“二审会”流程。在“二审会”上，童恺、顾攀等平安信托高层依旧列席，当然，风控、法务、财务等相关部门也被要求参加。“二审会”也是一单业务能否最终落地的关键流程，由董事长童恺亲自扮演“主审”角色，如通过，即可进入“决策层签报”，项目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环节。

上述流程完成后，意味着与交易对手的合作基本敲定。此后，一般双方会先签署一个框架协议，落实项目要素、风控要件等内容，此基础上再就项目端一系列合同签署进行沟通，直至草拟和最终完成。

还原“平安模式”业务审批流程核心量化指标：交易对手内部评级上述流程中，平安信托团队在操作业务时，都只需要按照模式执行既有流程。已经有过长久合作、交易模式操作成熟或被认为风险系数较低的业务，更是可以一路“签报”，免去上会流程。

风险控制流程化、批量化的显著优点有两项，一是集中管理，可大大降低操作风险和从业人员的寻租空间；二是提高整体业务审批的运行效率。而相对负面的影响在于，对首次与平安信托接触的合作方业务来说，前期流程冗繁而且严苛，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当然，这种系统也具有明显的“前松后紧”特征，一旦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后续的业务运转便非常高效，例如某些大型地产集团，其地方项目公司与平安的合作在不超过限额和集中度控制等要求的前提下，每笔业务几乎都可以简单复制完成，且采取最快的审批通道。而能够实现上述标准化流程的基础，是平安已经形成的一套完整的风险量化体系，简单而言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庞大的交易对手评级数据库；二是以巴塞尔协议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风险计量方法。这套平安信托内部的评级系统目前已建立起包括商业银行、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煤炭等十个领域模型。基础数据来自过去五年公司积累的上千家交易对手的财务资料、运营情况、风险特征等，参照从穆迪和标普等国际评级机构采购的模型，每年为几百个新增企业进行评级，包括定性和定量双重指标。在这套评级系统下，业务团队可以直接以不同业务信用级别对应不同的业务门槛限制、信用额度限制以及交易对手集中度限制等，也可以根据风险与收益匹配原理，通过评级结果指导业务风险定价。

另外，就组织架构而言，目前，属于平安信托风险管理系统的主要是两个部门，一是投资评估部，二是风险管理部。风险管理部负责制定公司整体以及各产品的风控政策，负责识别、量化、监控公司整体及各产品的各项风险指标，向管理层汇报，并提供风险缓释建议。上述交易对手的内部评级工作也由该部门中专门团队完成。投资评估部则负责公司PE、物业、基建、财富等几个专门条线业务的审批，分析业务的风险及收益，并根据分析向公司决策层提供是否开展业务的建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