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办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贪污贿赂、侵占挪用等
办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贪污贿赂、侵占挪用等
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作者：王景波
随着我国现代法治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反腐败力度不断深入，对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侵占挪用等职务犯罪问题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和探讨，特别是在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九届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这是多年来立法机关首次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一步明确界限，该《解释》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惩治腐败、保障农村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因此引起了司法实践中对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贪污贿赂、侵占挪用等犯罪问题更为广泛的讨论。
一、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范围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具体范围从我院历年查办的案件中发现，农村基层组织作案人员中的身份既有村民委员会主任，又有村党支部书记，有的身份是二者兼有，还有村小组组长等。《刑法》第93条第2款的立法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即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㈡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㈢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㈣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㈤代征、代缴税款；㈥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㈦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但具体‚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包括哪些人员未作说明。
村党支部书记是否属于上述范围？在实践中也有争议。从农村实际情况看，村支部与村委会被统称为农村‚两委‛，党支部在农村地位十分重要。《党章》第32条规定，‚村党支部领导本村的工作，支持和保证村民委员会充分行使职权‛，另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规定，‚街道、乡、镇党委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据此，我们理解，村委员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应当包括村主任、副主任、委员及村党支部成员等。
村民小组组长是否属于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1999年6月发布的《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的批复》中，认为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集体财物的行为应按职务侵占罪，该《批复》所明确的问题是，村民小组组长不应该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村民小组长不应视为‚基层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我们认为，由于《批复》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未作具体界定，在理解上可能有歧义。为此，在司法适用中应明确，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通常理解的从事公务是有区别的，即只是村民小组的内部事务，且侵占的财产也只是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因为从以后颁布的立法解释来看，作为村基层组织的村民小组，其组长可以协助政府从事一些行政管理工作，而从事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小组组长，可以成为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准国家工作人员。
村经济合作社等农村基层社区性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工作人员。按照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我国农村除了党支部和村民委外，还设有社区性的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关于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的权利和关系划分的请示的答复”（1992年1月31日）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和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同意省农委的意见，即依照上述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没有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的答复，村经济合作社既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济法人，又行使一般企业所不具有的管理职能。因此，经济合作社应当属于立法解释中所指的村基层组织。因为村经济合作社属于村级社区性、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它与普通的村办企业等单纯的经济实体不同，除自身经营外，还负有某些管理职责。另外，它的职责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责存在交叉，这种状况为法律和人大有关答复所认可。因此，村经济合作社的地位应当属于村基层组织，其工作人员属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
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具体范围 在检察实践中，我们要严格、准确区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三类职务行为。
1、依法从事公务。协助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依法从事公务，人大立法解释将其限制在七项范围之内。其实质是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唯有在这七项事务中，才存在依法从事公务的可能。
2、村内自治事务。兴办本村的村自治事务，为农村居民提供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是指人大立法解释的七项事务之外的非经营性质的村内公益事业和公益服务等自治事项，既非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亦非企业经营性质的村自治事务建设和公益服务活动。
3、村级经营活动。即村经济组织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从事生产服务和协调工作。
村内自治事务与“公务”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往往互为交织，如何确定具体行为的性质，直接影响涉案罪名。从我院查办的案件中可以发现，最后查证在从事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七项公务过程中犯罪的较少。大多数案件作案环节表现在村务管理过程中，如对村内企业的管理、对集体财务的经手管理等。检察机关对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犯罪也有一些本区域特有的定性观点，如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犯罪定性不能简单地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外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应当从该委员会成员是否具有依法从事公务这一本质特征出发来判断。从事公务活动集中反映出立法机关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立法原意。从事公务是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一种体现，非法从事公务就会使国家管理职能遭到破坏。同时，一定的人从事公务，就使这些人获得了某种相应的特定身份，立法机关为了保护在从事公务中所体现的国家管理职能不遭到破坏，就必须对涉及具有上述特定身份的人便与一般人员区分开，即成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高检院于2000年6月5日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的通知规定，“根据《解释》，检察机关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解释》所规定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发生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案件，应直接受理，分别适用刑法第382条、第383条、第384条和第285条、第386条的规定”。与此同时，《通知》强调，“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经营、管理活动不能适用《解释》的规定”，也就是说，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解释》所规定的7项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中发生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等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不直接受理，应由公安机关管辖。
三、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 首先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类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主体一般要求是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九十三条明确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做了解释：‚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实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刑法》第93条第2款的立法解释，从一定程序上解决了关于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的争议，但对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一直争议很大。从立法技术角度看，“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的兜底性规定，同是不在刑法第93条列举范围内的、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可以成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一是准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与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含义相同，即从事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领导、组织、管理、监督等活动，同样具有职权性和管理性特点。二是从事公务的职权性直接来源于法律规定。包括法律直接授权、职权产生依法、活动有法律依据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三是从从事公务的资格取得看，可以是法定从事公务、授权从事公务等。授权机关必须是具有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组织管理、监督等职权的机构。因此，我们认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具体人员可以包括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居民委员会人员等。
由上述分析来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应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于此同时立法解释也给出了明确的说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刑法》第93条第2款的立法解释规定的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
四、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贪污贿赂、侵占挪用等犯罪的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
1、区分各罪的犯罪主体要求
在办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贪污贿赂、侵占挪用等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区分各罪在司法实践中主体的要求，这是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所在。
①贪污受贿类犯罪。该类罪只有农村基层组织（党支部、村民委和合作社）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活动时，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行为，才能根据刑法和立法解释认定贪污受贿类犯罪。
②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和企业人员受贿罪。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中，利用管理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职务便利而犯罪的，认定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和企业人员受贿罪。
③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人员在非公务非经营的公益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财物、挪用资金的，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
2、定性与管辖问题
在司法实践种，我们发现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公务与自治事务集于一身，相互交错，他们依照其职权履行的各种活动哪些属于从事公务，那些属于村集体事务，有时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争议颇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出现检察机关认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移送起诉，法院审判时则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作出判决，或者以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起诉，被改判贪污、挪用公款，或者同类行为在甲地被判贪污、挪用公款，在乙地却被判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情况。而且这类案件在被人民法院改变定性判决后，检察机关即便提起抗诉，也很难得到上级法院的支持。这种现象容易造成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此外，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行为定性的争议，还直接涉及到案件管辖权的问题。由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贪污、挪用公款分属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管辖。因此，这类案件在侦办过程中，由于定性争议，极易引起公检两家互相争夺案源或者互相推诿。特别是在批捕环节，极易造成检察机关两难局面。
如何界定，的确是我们司法工作者共同所感到困惑的地方。归根究底，源于立法的不明确，立法与实践不可避免的冲突。虽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应视为“公务”的七种情况，但基层工作素来将其比喻为“万根线穿过一支针”，所有的管理环节到最后最终都是落实到基层。因此，村基层组织工作在客观上存在着无可回避的复杂性。相应的，基层管理行为在性质、种类上也客观存在复杂性。而立法的有限性，决定了仅列举这七种情况，是绝对无法完全涵盖农村工作内容和理清这些工作性质的，因此才有了最后一条的“保底条款”。而却正是最后一条的保底条款，使本来已经清楚的问题，又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因此，有的观点认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系村民依法选举产生，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行使自治权办理本村自治事务，其范围和对象是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其利用的职权当然属于公共权力的范畴，其工作具有政府行政管理的性质。因此，其行为均应认定为从事公务，没有必要对行为性质作出区分引致不必要的争议。而有的观点则主张，还是应根据法律和《解释》的规定严格认定，凡利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解释》所规定的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方可认定为依法从事公务。这里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罪行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们必须严格根据法律和立法解释的规定，区分清楚以下三种情况：依法从事公务、村内自治事务、以及村级经营活动，并依据上述的各类事务确定该案件侵犯了何种法益。否则，按照第一种主张，《解释》并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区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意义，混淆了主体，势必将扩大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打击面，违背了《宪法》关于农村基层组织自治的规定。
3、一个疏漏 相信许多基层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譬如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利用办理本村自治事务过程中，即村内公益事项、公益服务等事务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职务之便所发生的权钱交易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此时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不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故不能以受贿犯罪认定；另一方面，村基层组织又不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该行为不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而是在村自治事务办理过程中发生的，故又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此，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既不能成立受贿罪，也不能成立企业人员受贿罪。这种现象无疑已经成为目前刑事立法中的一个明显漏洞。
但实践中由于农民对法律普遍了解不深，对这种现象无法得到查处往往非常难以理解，甚至不满，严重的甚至危害到司法机关在农民心目中的公正形象，非常不利于维护农村的繁荣稳定局面。基于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状况，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这种受贿行为无法得到追究，很明显已经成为立法上的一个疏漏。但由于这种行为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是法律规定的漏洞，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在查无其他犯罪事实的情况下，目前只能严格按照罪刑法定精神认定为无罪。
但并不是说我们只能无所作为，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利用《检察建议》等手段，将相关人员交由行政机关、纪检部门，并建议这些机关对其做从严、从重的行政处罚。同时也需要耐心向发案的村集体成员做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争取他们对检察机关的理解与支持。
五、进一步完善打击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犯罪的建议 权利与腐败，是法律自诞生之日就一直关注的话题。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任何权力都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中国公权力体制中，农村基层组织是村民自治组织，连行政机构都够不上，但就是这个相对特殊的组织，实质上管理着我们国家9亿多的农村人口，其廉洁与否关系到我们国家整体的法治的进程，关系到农村建设发展，农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问题。加强农村基层廉政建设，对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维护农村长期繁荣稳定，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因此，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侦办力度，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但相关立法的局限性和漏洞，已经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建议：
1、明确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概念和范围。虽然在《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许多法律中提及并规定了一些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但是相对比较零散，没有系统性。所以建议立法对其进行解释，譬如：由村民选举产生或者受上级指派，在农村村委会从事管理职责的人员，村党支部中从事管理职责的成员，以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论。其范围具体包括：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村委会委员、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委员。这样能够让基层司法工作者更加明确的把握主体性质。
2、对农村基层组织成员“从事公务”的定义和范围进行明确。我们认为，村基层组织成员从事公务，就是村基层组织成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界定行为是否是公务标准，有两个要件：第一，必须属于协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村委会的自治事务；第二，该事务必须属于我国行政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属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行为。
3、立法将“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利用办理本村自治事务过程中，即村内公益事项、公益服务等事务过程中，存在的利用职务之便所发生的权钱交易行为。”纳入打击范围。因为，农村基层组织是最庞大的经济组织，关系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农村基层组织是广大群众接触面最广的一级组织，其成员的行为对社会影响力很大，同时又受各级政府委托从事大量的行政事务，代表一定的政府形象，因此，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自治事务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打击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公正性、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目前，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利用管理本村事务的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其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损害了国家或集体利益，严重损害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廉洁性，但立法上的疏漏使其免受法律追究，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意见极大，广大司法工作者的争议也不断，追究农村基层组织成员上述行为法律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大。
4、管辖上进行立法明确，将村基层组织成员在依法从事公务、村内自治事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行为，明确划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范围。由于村基层组织成员工作性质客观上存在复杂性，导致在定性上往往争议较大。体现在程序法上，则表现为案件管辖争议。这一方面造成不必要的推诿与争夺，另一方面也容易孳生司法腐败。因此，为保证此类案件的及时、公正处理，我们认为应立法将此类案件划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范围内，由对职务犯罪查处经验丰富的检察机关来负责侦查。这既有利于法制的统一，又有利于加大对这类犯罪的查处力度。
六、综述
总而言之，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贪污贿赂、侵占挪用等犯罪案件，直接危害到我国广大农民和国家的利益，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体的争议、事项的的争议、立法的不完善等等都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遏制此类犯罪，我们必须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发挥司法机关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需要立法机关及时根据司法实践总结经验，不断修正、完备相关立法，为司法机关对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为基础。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真正保持对这类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才能保证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廉政建设的顺利开展，才能维护广大农村的长期繁荣稳定。
（临川区院：王景波）参考文献：
1、《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九届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篇：【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类别】法制工作/法律解释执行
【发文字号】
【批准日期】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1995.12.25
【实施日期】1995.12.25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司法解释
【唯一标志】65685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5年12月25日）
为正确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依法惩治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犯罪行为，现就《决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决定》第九条的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构成商业受贿罪。
实施《决定》第九条规定的行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二、根据《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侵占罪。
《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
实施《决定》第十条规定的行为，侵占公司、企业财物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侵占公司、企业财物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三、根据《决定》第十一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资金罪。
实施《决定》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挪用本单位资金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为进行非法活动，挪用本单位资金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追究刑事责任。
挪用本单位资金案发后，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的，依照《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根据《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决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处罚。
《决定》第十二条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
五、《决定》第十四条所说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工。
六、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本解释规定的受贿、侵占、挪用的定罪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七、《决定》公布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公布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依照刑法第九条规定的原则办理。chl_65685
第三篇：宜川县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人员守则
宜川县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人员守则
为做好我县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精神，特制定本工作守则。
一、凡抽调人员在抽调期间脱离原单位工作；抽调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统一在民政局上班；抽调驻乡(镇)村开展督查指导工作的人员，要在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做到坚守工作岗位，认真开展指导工作。
二、所有工作人员应认真学习有关换届选举的政策法规，严格依法依规办事，造成失误的要追究相关责任。
三、抽调人员要服从组织安排，严格执行考勤制度，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确实需请假者，须写书面请假条，三天之内由乡镇党委批准，三天以上由乡镇签署意见后，报县委组织部批准。
四、在换届选举中，要及时掌握工作中的新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应对处理，不能处理的，应第一时间向乡镇党委、政府汇报。
五、要遵守工作纪律，注意言行举止，坚决禁止利用工作之便吃、拿、卡、要，收受礼品等，影响选举正常开展的行为。做到廉洁自律，公道正派，树立良好形象。
六、要注意人身、资料等安全，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第四篇：农村基层干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及预防对策
农村基层干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及预防对策
围场县院预防科
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在当今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勿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村官” 中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案件屡屡发生，其腐败现象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我院党组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围绕大局,把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作为检察预防工作的一个新亮点，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点之一放在了村干部身上。现就2006年至2010年间，我县农村基层干部此类职务犯罪的概况、犯罪特点和原因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分析，提出了相关犯罪预防对策，积极探索预防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新路子。
一、2006年以来我院查办农村基层干部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案件的概况及犯罪特点
从2006年至2010年，我院共受理农村群众等举报村干部职务犯罪线索28件，依法立案查办违法犯罪案件31人，其中以贪污罪为主要犯罪的案件26人，挪用公款罪案件5人。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决31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8人；缓刑12人，免予刑事处分的11人。案件涉案金额共计312.46万元。
（一）涉案人员主要是村书记、村主任及财务人员，而“一把手”犯罪现象较为突出。2006年以来，我院立案查处的31人农村基层干部案件，其中村支部书记、副书记、村主任26人，占
1立案总人数的76%，其中基层“一把手”18人，占52.9%，会计5人，占14.7%；村委委员、妇女主任等11人，占32.4%，上述人员除一人是群众之外，其他均是党员身份。
（二）农村基层干部犯罪性质主要是贪污、受贿和挪用。立案查处的31人农村基层干部犯罪案件中，贪污罪类案件26人，占74%；挪用公款5人，占16%。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决31人。所发生案件涉案金额共计312.46万元。
（三）两人以上共同作案的占三分之一。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领导班子集体私分公款、行政领导与经管人员共同贪污、分管领导与村办企业管理人员共同犯罪等。
（四）犯罪手段和形式多。从手段上看，有做假票据，收款不入帐，重复报销，白条入帐等；从形式上看，有侵吞、窃取、骗取、截留、套取等非法占有形式，还有在公务活动中吃回扣、收受好处费等形式。
（五）任职时间长，犯罪次数多。在涉嫌犯罪的20名村支部书记中，任职时间超过10年以上的有半数以上，年龄多集中在45至50之间，他们犯罪数额尽管不大，但多数是小恶逐步转化为犯罪的，有的数次、乃至数十次，数额从几十元，数百元，上千元不等。
二、剖析腐败案件的犯罪原因，把握反映和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一）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是基层“一把手”职务犯
罪得逞的主要原因。村支部书记大多兼任村主任，权力大都集中主要负责人。我院立案查处的31人农村基层干部案件中，涉案受贿的有9人，其中8人是村支部书记。有的村书记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现金会计和出纳一手提拔。被提拔的干部死心塌地，对书记唯命是从，“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一言堂”，把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说了算，监督形同虚设。
（二）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赌博、嫖娼等社会不良风气侵蚀。一些村干部抱有“山高皇帝远”的思想，放松政治法律学习、个人品德修养，生活作风腐化堕落。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基层党员干部特别是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面临着更加激烈、更加复杂的考验和挑战，某些村领导干部，以工作任务重、压力大、事务多为借口，整日忙于应酬，忙于迎来送往，放松了政治学习，最终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蜕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评估审计走马观花，给基层干部贪污以可乘之机。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农村基层企业、土地、矿山等方面的拍卖、出租、转让，也暴露出一些管理方面的漏洞。
(四)农村基层干部待遇较低，有的村干部怀有补偿心理。有的村干部觉得多年来自己为村里出了不少力，争取了不少资金，上了不少项目，做了不少贡献，但实惠不多，实在吃亏，因此，就想方设法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补偿。如东关地村村支部书记闫某，自以为为村里做了不少贡献，每年却只有5千多元的工资，便寻
求补偿，采取收入不入帐、虚报冒领之手段，侵吞公款1.2万元。
(五)法律意识淡薄，也是导致农村基层干部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对6起挪用公款案件进行剖析可以看出，不少村干部法制意识极为淡薄，不知道哪些行为违法，哪些行为犯罪，他们认为挪用公款“不是个人贪了，用用没有啥事”，结果导致犯罪。
三、预防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几点对策
（一）强化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权力的寻租和滥用。由于基层“一把手”集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以及村办企业法人代表等多个职务于一身，暗箱操作极易失去制约，是腐败的温床。要建立一套健全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规范权力运作程序，尽量减少权力运作过程的随意性，坚持监督与惩处相结合，多管齐下，多策并举，充分发挥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形成内外结合、上下贯通、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体系。
（二）加大法制教育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司法教育对预防职务犯罪的积极作用。通过系统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采取多种形式定期法制培训提高基层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的民主、法制意识，以党校为警示教育基地，建立常规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制度。一是走出去，结合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充分发挥活生生的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及时到农村以案说法。二是请进来，对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会计等人员定期集中到党校，纳入党校重点培训日程，重点讲解与农村基层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农村职务
犯罪的特点、原因、危害及预防对策。使农村基层干部筑牢思想防线，平日不想犯罪。
（三）健全对基层领导干部业绩考评制度，加强队伍建设。一方面，考核工作，评定政绩，不能只偏重于几个硬性经济指标，而忽略对政治思想表现、理论学习、廉洁自律、群众基础等方面的综合考核评价。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入持久地狠抓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增强基层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拒腐防变能力。“物必自腐而后生虫”，腐败分子的堕落历程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一步一步滑向犯罪深渊的。另一方面，要尽量合理提高村干部的待遇，尽可能体现多劳多得的鼓励性政策，及时兑现工资待遇，让他们业有所成，干有奔头。
（四）加大打击力度，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严厉打击农村基层干部的犯罪。重点查处涉农土地征用补偿方面的贪污、挪用资金以及农业配套资金等国家用于农业开发项目的各种专项资金的案件；因失职、渎职导致农民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和侵害农民民主权利的案件。加强打击力度依法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对不构成犯的要与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密切配合，及时提供情况按照国家法纪处理，绝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养奸。通过加大打击力度及时严惩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及时通过电视新闻媒体公开通报，震慑有违法犯罪苗头的人，使农村基层干部不敢犯罪。
二0一一年二月十日
第五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公司、企业或者单位的工作人员职务侵占、受贿、挪用资金等刑事犯罪案件适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职务侵占、受贿、挪用资金等刑事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
现将《关于办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职务侵占、受贿、挪用资金等刑事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今后新受理的案件，请参照《纪要》执行；正在办理的案件，酌情参照。执行中，如果有与法律或司法解释相抵触的，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00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为依法惩治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单位人员）侵占、受贿、挪用资金等犯罪，保护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简称单位）的财产权益和正常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院根据刑法及其修正案和有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规定，结合我省刑事司法实践，对办理单位人员职务侵占、受贿、挪用资金犯罪（以下简称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广泛征求各级法院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并在近年各次全省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研究讨论，对办理单位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数额标准等问题形成了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数额标准
单位人员职务犯罪的数额是反映其行为危害性的主要标准，也是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为确保罚当其罪，应根据全省各地经济水平确定不同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因此，将全省分为两类地区，一类地区为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中山、东莞、江门市及其所辖市、县、区，二类地区为湛江、茂名、惠州、揭阳、汕尾、梅州、河源、肇庆、韶关、清远、阳江、云浮及其所辖市、县、区。
1、职务侵占或者单位人员受贿犯罪，一类地区以2万以上不满40万元为“数额较大”，40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二类地区以1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为“数额较大”，30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
2、挪用资金罪，一类地区以3万以上不满80万元为“数额较大”，80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二类地区以2万元以上不满60万元为“数额较大”，60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
但是，挪用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一类地区以2万以上，二类地区以 1万元以上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
3、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办理单位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认定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犯罪地在广东省内的，按照当地的标准掌握；犯罪地在广东省外的，按照二类地区的标准掌握。
二、关于共同犯罪
单位人员之间或者单位人员与单位以外的人员之间共同实施职务犯罪或者共同实施侵犯单位财产的犯罪中，由于行为人的身份不一，情况十分复杂，既有同种身份人员的共同犯罪，亦有不同身份人员的共同犯罪；既有利用单位人员职务便利的共同犯罪，也有与单位人员职务没有必然联系的共同犯罪；既有共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情形，也有共同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情形，还有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各自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的情形。在实践中应当严格区分，准确认定。
1、以下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1）单位中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2）单位中国家工作人员与单位以外的其他人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
2、以下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单位人员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1）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
（2）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与单位以外的其他人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
3、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定性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以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办理。
4、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各自利用职务便利，与单位以外的其他人员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以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单位人员的行为定性后，对单位以外的人员以共同犯罪处理。
5、单位人员单独或者与外部人员共同实施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但并非利用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的，应当按照刑法关于一般侵犯财产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其他问题
必须准确认识单位人员职务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的关系。如果单位人员职务犯罪符合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要件的，应当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规定处罚。同时，由于两者在行为方式上具有诸多共性，办理单位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对法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可以参考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的有关规定。
1、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款、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侵占、受贿、挪用资金行为的，依照刑法关于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挪用资金罪中“归个人使用”的认定，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的规定执行。
3、行为人挪用资金后，携带全部或部分挪用的资金潜逃，构成犯罪的，对携款潜逃部分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其余部分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
4、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所生利息是行为人的违法所得，应连同其侵占、挪用的款项一并依法追缴，但不计入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犯罪数额。
5、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单位人员受贿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单位人员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参照《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掌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0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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