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建国后练兵-烧掉军事书籍砍掉三分之二军校

第一篇：林彪建国后练兵-烧掉军事书籍砍掉三分之二军校

林彪建国后练兵-烧掉军事书籍砍掉三分之二军校

十年代中期以后，越南战争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四月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把战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随后发出《关于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援越抗美的决心，要求全军以临战的姿态加强战备训练。

尽管如此，一九六九年之前，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根据林彪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仅列为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方针的最后一项。即使近战夜战训练，也被认为首先是个政治觉悟问题，而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于是，政治和军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军事训练“四落实”（训练时间落实、内容指标落实、参训人员落实、训练质量落实）被取消。“突出政治”成为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考核制度被认为只能看到技术，看不到政治；只能看到结果，看不到原因；只能反映片面现象，不能反映全面情况而废除。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提出改变军政教育时间比例。林彪规定，如果军事训练、生产劳动等和政治教育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教育让路。这样，军事训练就被置于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之后的无关紧要的地位，用部队的反映来说就是：“政治教育要多少给多少，生产劳动占多少是多少，军事训练剩多少算多少”。

在军事训练的指导思想、训练的组织体制、训练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林彪提出一系列与以往的作法背道而驰的主张。林彪反对系统的正规的训练，以破除“洋教条”为名，强令焚烧军事书籍，部队总结多年经验编写的条令、条例、教材几乎销毁、散失殆尽。一九六九年，林彪下令大幅度裁减军队院校，全军学校被砍掉三分之二。林彪一味强调“少而精”，使部队训练内容简单，标准降低，出现越来越多的实用主义倾向。步兵只搞单兵和小分队训练，极少进行营、团以上规模的合练。航空兵削减了攻击、实弹、空战、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等主要作战科目的训练。海军的海上训练也大幅度压缩。

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要求全国“准备打仗”，人民解放军的职能、作用和任务得到重新肯定，军事训练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得以恢复。

（一）野营训练。

野营训练是人民解放军采用已久的训练方法之一。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路过南京时，听取了南京军区关于部队进行野营训练的汇报。毛泽东称赞说：“这种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事训练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野营训练也被弃之不用。

恢复野营训练，始于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年二月三日，总参谋部转发了沈阳军区某师《“千里野营”总结报告》，《报告》提出野营训练为促进战备思想落实提供了一条好途径；为落实四好、全面建设连队提供了一条好路子；为培养部队优良战斗作风提供了一个好方法；为部队适应战时生活管理提供了一个好措施。他们认为，“部队多动一动有好处，动中才能更多地发现问题，更好地解决问题”。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以及新疆、济南军区关于野营训练的另外两个文件后，充分肯定这一作法，批示：“这样训练好。”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又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当年十二月到次年三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的部队，担任守备任务的部队，担负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以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

根据上述部署，各野营部队着重进行了行军训练，在江河、山林、高原、戈壁沙漠等野战环境，练习行军、做饭、宿营、警戒。同时，采取走训与驻训相结合的作法进行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演练突破、迂回、包围、追击、防御、反冲击等攻防作战战术，演练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袭等战术技术。海军组织了海上拉练，锻炼海上作战和生活能力。空军组织了转场训练，锻炼部队机动能力。许多野营部队到韶山、井冈山、古田、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著名战场以及其他先进典型地区参观访问，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人民解放军成长发展的历史以及本部队在战争年代的光荣历史，搞忆苦思甜，提高思想觉悟。

野营训练培养了部队的吃苦耐劳精神，检验了部队走、打、吃、住、藏的能力，使部队学到许多在营房中学不到或难以学到的东西。野营训练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许多部队在野营途中坚持做到：水缸不满不走，院不扫净不走，借物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不走，群众纪律不检查不走。据不完全统计，全军仅在一九七○年的野营训练中，即帮助驻地培训民兵近400万人，助民劳动500多万人次，给群众医伤治病280多万人次。

野营训练同时暴露出部队存在的许多问题。主要是不会行军、做饭、宿营、警戒的问题比较普遍。行军中经常出现前面休息后面跑，野炊时两个小时做不熟饭，宿营时两个小时进不了房，出发时提前三、四个小时就起床集合；有些装具不适应行军、作战的要求，战士负荷太重，许多装备物资和战备物资带不走；通信器材数量少，质量差，不能保证通信联络；机关组织指挥能力较弱，营以下干部多数不懂本级战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军、兵种知识，对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不够，合成意识差，等等。

野营训练是一种基础的训练方法，在部队装备技术水平已经大大提高，机械化行动已有可能的条件下，部队每天进行几十公里的步行，这对于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水平并无决定性影响。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环境中，野营训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首先，它为军事训练正了名，使过去几年中几乎无人敢提的军事训练以这一形式得到了承认和恢复；其次，野营训练在不同程度上检验了部队行军、作战的综合水平，提高了部队走、打、住、藏的能力；再次，野营训练对部队作风的养成影响重大。不论是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精神还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都在野营训练中得到了检验和锻炼。

（二）一九七二年的练兵活动。

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是毛泽东的迫切愿望之一。一九六九年的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以较多的精力关注外部世界，认为战争日益迫在眉睫，要求全党都要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然而，“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许多军事指挥员头上，一九七一年，人民解放军的全训部队仍然不多，训练计划很少落实。一九七一年七月，全军作战部长会议提出全训部队除坚持冬季野营拉练和天天练外，每年军事训练时间步兵不少于六十天，技术兵不少于八十天。周恩来认为这个标准仍然偏低，提出步兵训练九十天，技术兵训练一百二十天。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将会议的《报告》转发全军。

“九·一三事件”之后，阻碍军事训练的禁锢被打破。“批林整风”激发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练兵热情。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在冬季野营训练结束后，各部队普遍投入军事训练。这一年，陆军野战部队25%的师、空海军80%以上的作战部队进行全训。截至十一月底，全训部队的步兵一般训练了九十天左右，技术兵一般训练了一百二十天左右。空军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间是一九六○年以后每人平均飞得最多的一年。海军有的舰队舰艇出海训练的艘次，比一九七一年增加29%。

一九七二年起，人民解放军在抓基础训练的同时，普遍举办教导队，轮训基层干部；开展以打坦克为重点的“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以防原子为重点的“三防”训练；恢复和建立训练规章制度，组织修改、编写各种条令、条例、教材。一九七三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重点培训营以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并适当加强部队训练机构。

教导队一般编成连的架子，由打过仗的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任教，从基础开始，重点解决教兵的本领。教导队按连队编组，过战士生活，学习带兵本领，从站岗、查哨，到点名、出操，都严格按照连队的生活制度要求。教导队训练与连队训练相结合，促进了部队训练。学员毕业后，许多单位采取汇报表演、亲自任教、培养骨干等方法，推广训练和管理教育经验，促进连队建设。

教导队一般每期进行三至四个月，使受训干部达到会讲，会做，会教，平时能组织训练，战时能指挥打仗的要求。到一九七二年底，全军各级教导队共办了1800多期，已训和在训的基层干部占应训人数的44%。基层干部经过教导队轮训，提高了教兵、带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连队“干部想教不会教，战士想学没人教”的状况；军、师、团领导干部到教导队任职任教，与学员一起摸爬滚打，传授练兵经验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促进了新干部的成长，密切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参训干部按连队编组，同战士一样训练，遵守连队生活制度，培养了作风，学会了管理教育。

教导队主要抓了连队基础训练，连、排战术一般只组织了示范参观，练指挥普遍没有进行，基层干部的本级组织指挥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在技术、战术训练中，一般都是练步兵打敌步兵的技术和战术，合成训练很少；教导队要求领导干部任职任教，以传、帮、带作为主要的训练方法，偏重于实用性。

珍宝岛事件之后，人民解放军将打坦克作为部队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总结珍宝岛作战经验时说，对方有空军，有飞机，有坦克、装甲车、指挥车，跟他们比数目，比他们不赢。但我们打仗，主要靠人的勇敢，不怕他们的飞机、坦克。叶剑英提出，“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一九七二年下半年，经毛泽东批准举办的全军反坦克训练班结束后，先后又有9个军区举办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坦克集训，连队一般以七至十五天进行反坦克技术、战术训练，有的部队还结合作战任务和预定战场，组织了打敌集群坦克的试验性演习。

打坦克训练实行远近结合，以近为主，近战歼敌的原则，运用打、炸、阻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改造地形（改造梯田、设置反坦克壕、设置路障等），限制敌坦克活动，创造打击敌坦克的机会。另一方面，动员民兵和群众，实行军民结合，运用各种方式打击敌坦克。步兵学习使用40火箭筒、爆破筒、磁性手雷、炸药包、反坦克地雷打坦克的技能和反坦克障碍物的构筑方法。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空、海军，结合各自的特点，开展反坦克训练。

打坦克训练突出的困难是缺乏器材，许多部队没有坦克，战士只能模拟攻击沙土堆成的“坦克”，缺少实战气氛。训练中强调勇敢，不怕死，演习偏重于单兵动作，利用简陋的手段，新型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尚不多见，训练效果也不甚理想。

（三）一九七五年的练兵活动。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后，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军队建设的破坏，提出，军事训练“这个问题很重要。兵要训练，更重要的是干部要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开始全面恢复，并确定一九七五年的训练重点是抓好干部训练，抓好联合兵种的演练，争取在二至三年内解决营、团、师、军组织指挥问题。总参谋部提出，多搞结合拉练的检验性演习，适当组织一些研究性演习，根据现代战争特点，从难从严设置情况，具体研究解决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组织指挥与战术手段，以及陆空、步坦、步炮以及友邻之间的协同等问题。

到十一月底，全军已集训师以上干部2000余名，营团干部和参谋人员近3万名，野战部队基层干部的指挥训练已轮训了85%。一九七四年底，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全军都要加强“三防”训练，重视研究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行动。一九七五年五月底，总参谋部在河南商丘召开全军“三防”训练经验交流会，参观“三防”训练基础科目表演和在核、化学条件下加强步兵连阵地防御研究性实兵战术演习。十月底，武汉军区组织加强陆军师运动战检验性实兵战术演习。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又有发展。然而，迅速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已经列入训练计划的设想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综观这一时期的军事训练，可以看出这样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训练水平较低。较长时间中仅仅围绕着基础科目反复练习，脱不开单兵、单车、单炮和简单战术的窠套。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部队长期不搞军事训练，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普遍较低，不得不从头学起。二是随意性较大。军事训练不是按照其特有的规律循序渐进，而是必须符合政治运动的意志。军事训练的主管部门无法有效地掌握训练的时间和内容，难以作出比较长期的规划，部队训练呈现一种能练多少练多少，想练什么练什么，靠热情和自觉性组织训练的松散状态。三是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关系始终没有理顺。林彪的“突出政治”和江青的蔑视军事训练，使许多干部对组织军事训练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怕戴“单军帽”（指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因而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这个问题的存在，又是形成前两个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