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第一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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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

来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民政部等10多个国家机关部委，北京、上海、广东等近20个省区市地方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巨人教育集团等30多家社会组织和企业，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香港理工大学等50多家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新华社、中新社、人民出版社等40多家学术期刊和新闻媒体，约4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

第二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

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协商对话机制的建立。要注重维护群众正当利益的诉求表达权力，及时反馈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要真心倾听群众的声音，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在倾听意见的过程中与群众建立对话、协商机制，要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有效协调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要及时化解利益冲突，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价值目标。

第三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思路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滨城区地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和济南城市群的叠加地带，东与东营市接壤，南与博兴县、淄博市毗邻。西与惠民县、阳信县相连，北与沾化区交界，是滨州市委、市政府驻地，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四环五海”规划区的核心区，鲁北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全区版图面积696.99平方公里，辖1乡2镇7个街道，总人口49万。滨城区区位优越，水利资源充足，黄河横贯境内38.5公里，徒骇河穿境而过。石油、天然气等矿藏储量甚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重要产区之一。产业基础雄厚，是全国著名的家纺基地，拥有家纺服装、机械电子等六大主导产业。文化底蕴丰厚，秦皇台遗址历经2000多年风霜依然矗立，明清望族“一门十二进士”、“父子五翰林”的滨城杜家享誉天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抢抓“两区一圈”机遇，加快建设生态和谐富裕现代化新滨城。2014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6.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5.6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172元。荣获“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先进县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省流动人口计生协会建设示范区”、“省级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区”和“山东省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

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都在基层。而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社会治 理模式创新的基本单元和主要场所，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为此，我们把社区建设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重要内容，强化政府外部推力，激活社会内生动力，努力营造政府转职能、群众得实惠、基层创和谐的多赢局面，全力打造“美丽社区、幸福家园”。2014年，滨城区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市西街道彩虹湖、北镇街道化工等4个社区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

一、以人为本，工作理念实现由管理到服务

工作实践中，我们注重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社会治理一切为了人民的工作理念，真正把为民服务抓在手上。制定了《滨城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公共服务为主体，便民服务和志愿服务为两翼”“三位一体”的社区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完善。

（一）抓好公共服务。瞄准全省、全国一流标准，配套建立了一系列功能齐全、配套完善、各具特色的活动阵地。自去年以来，精心打造了建筑面积均在3000平米以上，化工、为民、彩虹湖、文汇、政通精品社区5处。在此基础上，实行人力、财力、物力、事务“四个下沉”，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公共服务进社区，各社区普遍设立了社会救助、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等“一站式”为民公共服务窗口，实现公共服务项目的全覆盖。同时，找准社区公共服务的切入点，在社区建立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实行无偿、低偿、有偿服务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配餐服务、健康保健等服务。目前，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彭李街道黄河社区、为民社区、大河社区，北镇街道春晓社区、市东街道政通社区相继成立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今年初，总建筑面积 14330平方米、占地100亩，总投资近1亿元的市级重点工程—滨州殡仪馆正式投入使用，新馆按照国家民政部一级馆标准建设，倡导“绿色殡葬”，打造“生命最美的送行者”服务品牌，提高了殡葬服务水平。

（二）发展便民服务。重点打造具有滨城特点的“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在社区开展餐饮、家政、医疗等10大类便民服务，设立便民服务网点，通过分发便民服务手册、便民联系卡等措施，较好地实现了社区服务网点与居民需求的无缝对接。同时，各社区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着力点，搭建社区服务有效载体，积极开展“品牌社区”创建活动，逐步探索拓宽社区服务新途径。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打造了“彩虹民生一号”服务品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包含众多子品牌服务项目；政和社区创建了“3351”便民服务模式，成功吸引加盟商户150家，惠及居民2740户；化工社区打造“五园一湾”服务品牌，成立了“7110”便民服务队，收到良好效果；利民社区以校园学知识、社区学实践为宗旨，通过社区、学校联合为学生形成“社校同心圆”，以打造“社校同心圆”品牌开展了文艺表演、体育比赛等活动，构建社区、学校一体化“大教育”模式；为民社区的“4L”服务模式和政通社区的“手护工程”等服务模式也都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服务水平。目前，全区城市社区共创建各类品牌33个，“一社区一特色，一社区一品牌”的格局已经形成。

（三）培育志愿队伍。我们做好社会关注、群众急需、志愿者专长三个方面的“结合”文章，先后组织开展了以帮助困难群众为内容的“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关爱老人、情暖社区”志愿者集中服务月活动，以及志愿者爱心时间银行、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志 愿服务活动，通过活动培育锻炼队伍，丰富工作内涵，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精细化、高品质服务，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社区的服务触角延伸到了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二、激发活力，社会治理主体逐步多元化

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多元利益诉求的表达和满足需要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工作中，我们最大限度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力量，激发社会的创造活力，实现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共治，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一是简化社区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直接在区民政局依法注册登记；暂不符合登记条件的由乡镇政府（街道）民政所备案管理。二是推进社会组织进社区参与社会化服务。去年6月份，在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开展了“美丽社区、幸福家园”系列活动——社会组织社区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先后引进百世儿童医院、海燕家政、“好大姐”家政、朝阳计算机培训学校等100家社会组织进社区，签订共驻共建协议，开展服务活动。在养老服务方面，抓好养老机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的基础上，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会组织运作”模式，打造了“滨城区社会养老服务中心”、“滨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等一批特色养老示范工程，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服务。今年3月25日，我区在彩虹湖社区举行了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暨居家养老信息平台成立仪式，标致着我区居家养老工作全面启动。三是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发掘和引导各社区具有公益福利、文化娱乐等性质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其初创、成长到成熟不同阶段，通过资金 扶持、政策倾斜、专业培训、分类指导等方式，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目前，全区化工、彩虹湖等5个社区的孵化基地正在建设之中。

（二）社工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一是开展“校地共建”活动。依托辖区丰富的教育资源，采取理论培养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方式与滨州学院社工专业的高校合作，采取“社区书记进大学课堂”、设立大学生社会工作实践基地、“社区大讲堂”、“专家讲坛”等形式，引导大学教授、学生参与社区建设，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去年在彩虹湖社区举行了“大学生社会工作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滨州学院社会学专业的50多名学生到社区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为民社区、大河社区还与滨州技术学院签订共建协议，邀请学院教授为居民授课。二是大力培育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在技术、资金、场所等方面提供帮助。目前，已注册成立了众智社工服务中心和海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并在春晓、为民、北海等社区开展系列社会服务活动。

（三）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区建设。一是在全区登记社区志愿者1.2万余人，组建志愿者队伍160多支，先后组织开展了以帮助困难群众为内容的“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等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二是组织在职党员开展“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等品牌化服务活动。现已有9000多名城区党员积极参与到社区服务活动中来，1800多名党员报名参加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设立党员服务岗位170多种，受益群众达15000多人次。三是积极开展“四社联动”，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和社区志愿者广泛参与社区服务，丰富工作内涵，提升服务水平。特别是采取 以“一中心多站点”的模式，引导社工服务向居民延伸，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精细化的服务。

三、群策群力，群众协同参与和自治互律作用得到发挥 社会治理，离不开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参与。我们立足滨城相对底子薄、基础弱，转型升级、科学发展任务重，社会治理压力大的实际，探索具有滨城特色的工作方法，努力培育社区居民的自主意识、协商议事能力及社区归属感、认同感。

（一）实行社区网格化治理。我们以居住小区、生活情况或社会功能相似的区域为单位，将社区管理与服务区域划分为大、中、小三级单元网格。在网格上同步成立总支，小区成立支部，楼院设小组，构建三级组织网络体系。以此为基础，30-50户成立居民小组推动居民自治，每100户居民配备一名为民服务员。在居民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成立工青妇等各类群团组织，组建由专、兼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社区服务队，在孤老帮扶等方面奉献爱心，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探索居民小区自我治理模式。在城市居民居住小区，建立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会议（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为决策层，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及物业公司为执行层，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层的“一心三层”自治体系，实行三元化管理，建立社区自治机制。同时，在社区建立听证会、评议会、协调会“三会制度”，进一步增强居民的社区自治意识，使居民最大限度地参与社区生活，共同建设和谐社区。如，去年以来的城乡“阳光低保”整治工作中，在全区推行区、乡镇街道、社区（村居）三级“阳光公示”，特别是村居群众借助每月5 日的“民主议政日”活动对村居的重大事项进行集体讨论，集中讨论、公开，与日常监督、公开相结合，群众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全区共清查并取消不符合条件低保对象655户683人，取得明显效果。

（三）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全区开展“一居一队、一院一队”活动，各社区组建了以党员为骨干、普及全体居民的秧歌队、腰鼓队、广场舞队等文体队伍，呈现出“小区天天有活动，群众人人可参与”的喜人局面。各社区通过组织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成立各类社会组织，让居民在活动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增强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四、整合资源，社会治理效能质量不断提升

我们在社区建设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打破部门、地域等界限，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整合了党政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多种资源，逐步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以驻区单位为依托，以社会各级组织为补充，“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社区工作区域化新格局。一是以机制建设促区域化建设。成立社区工作联席会议小组，与驻区单位签订《共驻共建协议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组织共建活动，提高了驻区单位参与、支持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以党员带动促区域化建设。社区对驻区党员建立台账，分类管理，并开展“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品牌化服务活动，组织党员到社区认岗，参与、带动社区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的党员服务群体，成为滨城区社区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三是以共享共建促区域化建设。动员社会力量、驻区单位提供财力、人力、场地等支持，采取引进有能力的企业投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兴办社区服务项目等方式解决社区服务资金、人员、技术等问题，实现了社区建设的共驻共建、共建共享、互惠互利。2013年，5月8日，全省防灾减灾社区应急综合演练在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举行，驻区的多个单位参与了综合演练，国家减灾委、省及17市减灾委的领导进行了观摩。山东省电视台进行全程直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给予了报道。彩虹湖社区也被国家减灾委、民政部授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五、赢得民心，促进社会和谐主动作为

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群众关心的重点，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以社会矛盾事前预防和群众诉求表达有序畅通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一）强防范，抓平安建设。推进人防专业化，实行“一区一警”，在城市社区普遍设立了警务室，推进保安服务进社区工作，加大防范力度。成立以社区党员、楼长和志愿者为主体的治安巡逻队伍，并与辖区单位共同开展“平安社区”、“平安家庭”等系列活动，“社区你我他，平安靠大家”的安防意识逐步增强。

（二）早预防，保和谐稳定。为加强信访稳定和人民调解工作，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我们注重加强社区普法、民调、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工作，在全区各村居推行法律顾问全覆盖，强化村居干部的法律意识，规范他们的工作行为。在化工社区建立全市首个社区巡回法庭，增强了群众的法制观念，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激活力，奏时代强音。我们着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本土优势、公众认同的社区文化，营造广大居民守望相助的人际氛围与和谐共处的人文环境。各社区充分利用社区学校、社区广场以及辖区单位的各类文化设施，开展“文化节”系列活动。为民社区建立的“太极拳协会”、彩虹湖社区组建的“红歌协会”、文汇社区建立的“老年人艺术团”等队伍积极参加了多项全国性的竞赛并取得好成绩；黄河社区的中海合唱团、清怡社区的秧歌队等文体队伍都进一步加强居民邻里之间的沟通和团结，提升社区文化品位。通过一系列活动，吸引了大量居民走出家门，热情参与到自娱自乐的群众文化生活中来，打造了居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通过近年来的工作，我们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体会： 一是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作风为前提。在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必须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体现在由把自己当主人到把群众当主人、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只有实现这种职能、作风的转变，才能更加注重联系、服务群众，形成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措施、新办法。二是解决群众诉求和社会治理问题必须靠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有力的制度落实作保证。三是赢得民心、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主动发现、主动作为。社会治理中存在侧重于事后处置，不善解决小事的问题，在事前预防和源头治理上缺乏有效措施，必然会出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问题。为此，要强化主动意识，提高社会服务治理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协同性。四是解决复杂社会治理问题必须统筹协调、齐抓共管。基层社会涉及面广，事情具体、复杂，单靠一两个部门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齐抓共管，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制保障”的格局，形成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

各位领导，我区在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中也存在政府管理职能多，有时有“越位”、“错位”现象发生，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偏重等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按照“精街道、强社区、促服务”的整体工作思路，以创新的精神、务实的作风、为民的感情，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全力打造“美丽社区、幸福家园”品牌，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为建设生态和谐富裕现代化新滨城贡献力量！

第四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义

开栏语：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行了崭新定位，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在实践中被悄然应用和在书斋中被广泛研究的治理理论，开始作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的有 效方略，步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正式范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许多地方政府作为承接国家部分职能，贴近地方居民的单元，正在呈现出网络化治理的新图景。

从2014年第5期开始，我刊特设《社会治理》栏目，旨在从全方位的角度去诠释和发掘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内容，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科学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咨询服务。（张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

首先，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是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三是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其次，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一是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

二是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

三是深化居民自治

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第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是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不够，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上，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备案、年检、监督、执法和组织第三方评估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财务税收、信贷融资、社会保障、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审计等管理。

三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目前，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需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号，资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

四是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第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要以大力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必须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

一是畅通诉求表达机制

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依法按照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二是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广泛宣传普及个人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

三是完善矛盾调处机制

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是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第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是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

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二是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三是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四是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

（作者为民政部部长）

第五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

— 1 — 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二）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 2 — 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二是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一是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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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三）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

— 5 — 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 6 — 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臵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三）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

— 7 — 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一）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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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二）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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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四）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