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党校王玉云：略论群众路线的由来依据、现实考量和出路选择

第一篇：广东省委党校王玉云：略论群众路线的由来依据、现实考量和出路选择

略论群众路线的依据由来、现实考量和出路选择

王玉云*

【内容提要】

群众史观是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党的奋斗历程为群众路线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者共同构成了群众路线的依据由来。领导干部身份的内在价值紧张及其在群众工作中的症候，现代服务型政府建设对群众路线的现实挑战，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发展，是对践行群众路线的现实考量。执政党意识和理念的切实树立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群众动员的方法技巧是提升践行群众路线能力的基础，旨在培育践行群众路线的作风建设，则是基于现实考量的出路选择。

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党的政治优势，更是党的生命线。从理论渊源和历史脉络层面把握群众路线，可以提升我们的认识水平，鉴往知来，获取智慧和自信，从而促成行动自觉；从执政党运作规律和现代政府过程来考量现实，考察环境变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的必要前提；照镜正衣，洗澡治病，寻找切实可行的出路，则是因应现实考量的当然之举。

一、群众路线的依据由来

（一）群众史观为群众路线提供了哲学基础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解释和改变客观世界提供了科学的工具，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观察、解释和预测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除了深刻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观点之外，在“究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少数精英人物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明确而科学的回答。在这个似乎让人无法回答的问题面前，西方和东方都曾存在对立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由少数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的意志、品格、才能决定的，认为人民群众不过是消极、被动的“惰性物质”，是少数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随者。“精英主义者”认为，少数帝王将相和精英人物在历史是关键时刻或十字路口，只要一个闪念、一个主张、一个突如其来的主意，就可以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因此，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的 * 王玉云（1973——），男，汉族，四川省营山县人，现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真正创造者。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曾持有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正因为梁氏秉持的精英史观与我党的群众史观有很大出入，所以后来甚至在对梁氏的学术评价方面都有所保留。②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张群众史观，认为只要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少数精英人物如果离开广大群众的力量，都将一事无成。基于这样的哲学逻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重视做好群众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理论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内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理念，是秉持群众史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逻辑。

（二）党的奋斗历程为群众路线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党的群众路线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在这个逻辑指导之下，如何才能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具体化并形成相应的工作流程机制，让中国共产党人颇费了一番周折。

党的一大的出席者，几乎没有耕渔樵猎之辈，但他们深深地懂得，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完成革命的伟业。所以，在当时文件尚不完备，体制机制还有待健全的党的一大之后不久，党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用意即在于动员群众——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及至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该会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明确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③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执委会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④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也作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首次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1929 ①① 若更为微观的角度看，存在着三种各有其主角的史观：英雄史观，人民史观，精英史观。但是，一般而论，英雄和人民是历史哲学中一组相对应的概念或范畴：把历史发展看成是由少数英雄人物或帝王将相的意志、品格或雄才大略决定的，是英雄史观；相反，说人民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或创造者，那就是人民史观或曰群众史观了。② 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致信张闻天说：“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参见毛胜：《毛泽东读谈梁启超》，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页。

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处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①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②

在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为主基调的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得到广阔的发挥空间，与之相伴随，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开始不断完善和成熟。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了精辟概括：“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还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④毛泽东还从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出发，提出把“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这就使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进一步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它提到了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①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485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803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899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①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此后，群众路线就作为一项制度固定并坚持了下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最惯常，也最为人所知的表述。这个表述，实则是群众观点和工作方法的合称：“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为了群众”可以称为群众观点，它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其着眼点和价值在于立场和态度问题；“一切依靠群众”提法则意在突显力量来源问题；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更多地是阐述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前者着眼于如何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后者重心则在于如何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践行群众路线的现实考量

（一）领导干部身份的内在价值紧张及其在群众工作中的症候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主张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历史的真正主人的同时，并不像其他哲学派别或者思想家那样将精英人物与广大群众对立起来。它认为，精英人物或者杰出人物是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以其超群的文化学识、宏观的战略判断、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的性格气质区别于广大群众，依靠学识和判断，他们将群众中庞杂无序的诉求进行契合于时代的梳理、加工、编排，形成一个口号、一个主张、一项政策，站在群众的前头，带领他们前进，并且在前进之路上以其坚韧不拔的意志，始终成为群众的领头人。此时，精英或者杰出人物就与群众一致起来，并无对立之势。

这样一来，领导干部身份就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价值紧张。一方面，要他“眼光向下”，“从群众中来”，作为群众的“化身”，真切倾听群众的诉求，真实反映群众的愿望。此时，他就仅仅是个“邮差”或者“信使”，好比一面镜子，只需要将民众的诉求原封不动地反映出来，稍微添加哪怕一丁点儿个人的主张和判断都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如果那样，他就不是群众的“化身”了。另一方面，海量的公众事务不可能事事问计于民，有的公共决策需要少数精英人物做出决断，此时，由于精英人物或者领导干部虽来自民众，但毕竟身份不同于民众，如果没有足够的学识素养、判断能力和决断能力，海量公共事务的管理就不可能实现。

领导干部身份的内在价值紧张，需要在群众工作中辩证地加以运用。审视我们在践行群众路线过程中的动作要领，便有两种倾向是需要注意的。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343页。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种是官僚主义倾向。官僚主义者在学识、地位、能力等方面将自己与群众对立起来，认为群众都是无知的群氓，只顾眼前利益，没有远见卓识，毫无组织，散沙一盘，由此产生一种瞧不起群众，隔阂于群众的心态和举止。更有甚者，干脆将群众视为家丁私奴，需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时用一用，不需要时弃之如敝履。官僚主义者在作公共决策时，轻者实行“懒人政治”，一刀切地限制甚至剥夺公民应有权利，比如为防止纵火而限制买汽油，就是一例明证；官僚主义者重则干脆把屁股坐在少数人一头，比如在拆迁中，政府直接把屁股坐在开发商这一边，对拆迁户的利益一压再压，其结果经常性地导致自焚等恶性事件的发生。官僚主义生成的直接积弊，就是形式主义的泛滥。形式主义者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因此大搞吸引眼球而又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此次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正是切中时弊之举。

另一种倾向就是尾巴主义。既然领导干部来自群众，又要领导群众，那么，他就应该比群众更有教养、更有学识、更有能力，否则是无法实现领导的。如果由着群众的诉求和主张任意枝蔓，放任群众的集体行动而不加引导和约束，就会无休止地触动群体心理的亢奋，让其无限复制和传染，最终酿成群体性极端事件。法国著名学者勒庞就曾详细地描述过群众心理与群体行为的关系，他在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①从历史的经验和目前情况下，存在过和存在着对群众心理不加约束和引导的现象，认为“群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以群众尤其是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这些理念、主张甚至行动，轻了说，是尾巴主义的表现；重了说，是民粹主义的现代翻版。它完全有可能导致社会在一种乌托邦式的、低水平的“美好”状态中运行，与我党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

（二）服务型政府过程对群众路线提出了现实挑战

建立政权，方为执政的前提。无论是从“人民当家做主”的浅近说法的角度，还是从现代政府公权力的授受关系的角度，我们都有必要仔细思考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以及政府行为过程中政府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美国早期 ①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的学者潘恩的一句名言或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公民既不是至善的天使，否则无需建立政府；公民也不是至恶的禽兽，否则无法建立政府。”前半句话侧重政府的管理职能，也就是需要给公民的自由权利划定一个边界，才不至于无边无际，以致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无序；后半句侧重政府的服务职能，也即公民愿意在政府的约束之下安居乐业，那么政府就应该提供公共服务，越多越好，越及时越好。按照惯常的思维逻辑，政府侧重管制公民的权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政府的服务职能则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十七大以来，党在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之间的侧重和转换，做出了明确的指引。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极大投入，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三）践行群众路线的环境变化分析

群众路线固然是我党优良的传统和政治优势，但新形势下践行群众路线有其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平台。检查审视这些崭新的运行平台及其变化发展，对于突显群众路线的实际效能至关重要。

从宏观层面看，群众路线的运行平台，大的变化就是“三个转变”。2002年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历史定位发生了深刻变化。概括起来有两大转变：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与此相应，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变成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也就是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与此前两个转变相适应，就是国际环境从相对封闭转为全方位开放。这三个转变是把握新形势下群众路线运行平台的基本钥匙，所有问题都由此而产生。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历史方位及其运作理念的转变，前文已经述及，在此不再赘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深刻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们是思想观念，比如，市场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催生作用，是计划经济所完全无法做到。再如，计划经济营造了一套意识形态，不让群众追求自己的利益，对任何追求个人利益的想法、做法打下道德陷阱，变成一种不道德、令人嗤之以鼻的东西。这套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走到了极端，动不动就要“斗私批修”，人们不敢存有私心杂念，然而，市场经济在人们之间加速形成了平等、自由、法治、竞争、致富等观念。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群众除了接受主流信息之外，鲜有获取“小道消息”的渠道，但是全方位开放条件下，中外信息之间充分地交流交融交锋。这些大环境的变化，是我们在新形势下践行群众路线所必须正视而不能不顾的问 6

题。

从微观层面上看，群众工作的有效开展，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举措和主要舞台。但是，一方面，随着从“农民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循序演进，当前群众工作的受众素质大幅度提高，一是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广，传统的依靠高音喇叭进行单向的、单一的说教办法就已经显得过于迂腐，以致于毫无效能。①二是群众的民主意识和私权意识显著增强，他们对于私权的维护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甚至有时候高扬私权，全然没有妥协退让协商等民主运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和要素。“双刃剑效应”显露无遗。另一方面，从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操持者来看，执政意识和执政理念的根本树立，还尚需时日，革命党运作模式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马背上夺取天下，马背上治理天下”的传统逻辑仍有影响；封建时代官民之间的等级划分和横陈在官民之间的鸿沟仍然无法弥合。凡此种种，都是运行群众路线需要审视的环境条件。

三、基于现实考量的出路选择

（一）执政党意识和理念的切实树立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

政党是一部分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而加以使用的工具，这正是政党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作为工具来运作的政党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作为“部分”来行动的政党②，必然要维护它所代表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并为了这种利益与其他的政党作斗争、讨价还价。因此，政党是社会中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相抗衡的代表，正是政党组织和领导了社会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第二，政党又是起联合作用的力量，它有着社会整合的功能。所谓整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社会各个不同的部分、阶层、阶级或群体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为实现某种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行动”。基于这个意义，美国著名学者李普塞特（Lipset）把政党称作“冲突的力量和整③合的工具”。我们可以把上述两个特点分别称为“冲突的功能”和“整合的功能”，如果再把这两种功能作进一步的量化，不难发现，对地位不同的政党（在野党或者执政党）而言，在“冲突功能”的履行和“整合功能”的履行这二者之间，侧 ① 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运作与西方政府作了一个形象的对比：“与面临紧迫任务时求助于钱袋的西方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往往求助于扩音器。”参见该书第216页。② 据考证，在西方文字中，“党”这个词在英文中写作“party”,法文写作“parti”,德文写作“partei”,意大利文写作“partito”,西班牙文写作“partido”,它们皆源自拉丁文“pars”,意即“一部分”。这即是说，政党是一部分人建立起来的组织，表达的是一部分人的意愿。参见王长江主编：《政党政治原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③ 参见美国著名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华青等译：《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7页。

重点有着很大的不同。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其目的是为了利用社会矛盾来造成对执政党不利的局面，以便取而代之，因此往往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冲突的功能”，这样的政党也往往被称为革命党。与此相反，执政党则要竭力履行其整合的功能。执政党所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属于社会各个阶层、群体所共有。政党一旦执政，就意味着民众把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委托给了它，它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都集合起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作为执政党，总要尽可能地减少社会矛盾，协调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其时阶段上应该被消灭的阶级、阶层和集团除外）的利益，以便造成一个和谐的局面，求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因为，不执政时，政党只要得到它所代表的①那个群体的认可就可以了；执政党则需要得到社会多数的认可。夺取全国政权，标志着党主要作为“冲突的力量”的历史的终结和主要作为“整合的工具”的历史的开始，亦即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以此为契机，党就应该自觉充当起新时期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者和整合者，以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党既然强调社会协调与整合，那就为群众路线的继续践行开辟了一个较之革命党广阔得多的场所。

（二）群众动员的方法技巧是提升践行群众路线能力的基础

要领导群众，就需要动员群众，要有效地动员群众，一是需要强化民生，给群众以实实在在的利益，二是需要对群众心理实施有效引导。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上述引文中的（乙）项条件，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既要给群众以东西吃，否则他们不跟着走；又要进行适度的引导，否则吃了东西也不跟着走。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倒是很有必要审视新形势下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方法和技巧。

①

② 关于执政党总是千方百计突出自己的社会整合功能这一点，可以从执政党（有时也包括正在谋求执政地位的政党）往往把自己说成“全民党”这一现象看出来。事实上，“全民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政党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它所代表的是“部分”（前文已经谈及），如果代表了全部，政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然而，即便“全民党”的口号所折射出来的是执政党想要最大限度地履行其社会整合功能的主观愿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稳定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作用。② 有学者认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这一提法不够严谨，因为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也在全国部分地区执政，而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也不可能就停止革命。囿于题旨，笔者不拟对此作出评论，本文所指“革命党”和“执政党”，是就其主要功能而言，故暂以“革命党”和“执政党”之间的转换来说明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换。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思想政治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所谓“思想”，是指人们认识事物的角度、方法和深度，是组织行为中的“认识论”问题。角度不

一、方法不对、深度不一，就直接影响了行为的自觉与否、力度是够能够聚焦。换言之，“思想工作”是通过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来改善其行动的能力。所谓“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一门处理利益关系的艺术，也即对不同利益关系之间的协调、调整和安排，它要解决的是组织行为中的“动机”问题。换言之，“政治工作”是通过解决人们的利益关系来调整人们的立场、动机和态度。通过思想工作，可以提高认识，提高成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成员对组织决策的认同度和认同感；通过政治工作，安排和调整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始终和谐相处，达到“共赢”的状态，从而保证了民心民力的凝聚和社会的稳定。那么，两个较为棘手的现实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一是，给群众以东西吃究竟管不管用？因为群众普遍注重眼前利益，较少着眼于战略打算和长远考虑，因此，给以现实利益的方式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管用的。二是，满足民众的诉求一定要不折不扣吗？因为群众思想的杂乱性和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①，所以需要思想工作，以进行精神约束和行为引导。曾经弥漫的民粹主义思潮值得我们重视和引导。

（三）作风建设旨在培育践行群众路线的组织文化

党的作风建设关注党的组织文化的培育，其核心内容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所谓党的作风，就是适应于党的基本理念、理论、理想、宗旨等内在规定性的外部表征，它通过在党员个体身上的外化而表现出来，如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工作方法、领导方式等。

作风是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的统一。不难看出，党的作风归根结底是一种外化出来的东西，它表现在党员个体的工作和生活之中。但是，这种外化又不是空穴来风，它需要内在文化和气质的沉淀才行；没有这种文化的认同和气质的修养，表现在行为上，就只能靠“装”出来，也就是现在流行的“××秀”。比如，如果领导干部真正信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那么外化在他们的工作中，就一定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善于调查研究的，与群众接触，没有官架子；和群众说话，十分和气；为群众办事，说到做到，绝不忽悠。形式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眼光只向上不向下，耍花架子，不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眼里和心里，言不由衷，勉强应付，只图交差。这股风气，是一种不良的组织文化，需要在这次群 ①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加以摒除。

作风是个体风貌与群体精神的统一。我们党是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的先进分子的集合体，精神信仰和组织归属构成了内聚力的核心和纽带。但是，广大群众对于如此庞大的队伍，难于从党的精神层面的优越性等较为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和判断，他们只能从单个的党员的风貌来对党作出整体的判断，从而在心理层面上或认同或厌弃，进而在行动上或追随或疏离。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如果我们随意在城市社区或者农村询问一个人对党的评价如何，他几乎不可能从理性判断的角度来讲述，只能从他身边的党员的具体表现来作出对党的评价，因为身边党员的风貌，他们最为熟悉和了解。此时情形，党员个体已经成为党员群众的“化身”，以一种特别的“人格”把党的群众风貌象征化了。官僚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高高在上，独步天下，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视群众如蝼蚁，虽然身与群众近在咫尺，然而心与群众隔着千山万水，说不上话，交不上心。久而久之，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造成隔阂。三大作风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其中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效地解决了组织系统与外围群众系统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问题，使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源源不断地获得群众的支持。处于执政地位的今天，我们也需谨记这一点。让人遗憾的是，享乐主义及其伴随的奢靡之风，严重侵蚀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如果任由此风蔓延，势必引起并加剧群众对党的失望，最终威胁党的执政地位。

作风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组织文化，既离不开个体的努力，更离不开党的积极诱导和严格要求。我们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这就是她的使命和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各级党员干部都认真领会，真正“吃进去”，内化于心，然后“吐出来”，外化于行，那我们这个队伍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就会大大加强，党执政的群众资源就会永不枯竭，从而真正造就我们党的“软实力”。有了这个“软实力”，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政治风浪都经得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列为重点。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组织文化，也是政党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要素。组织文化一经形成，就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成员。此时，置身其中的成员，只有努力调试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自己践行群众路线的职业化素养，以适应组织的要求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