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实基层服务,“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第六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第一篇：做实基层服务,“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第六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做实基层服务，“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

崇川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二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年以来投入10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106个社区实现600㎡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2012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300户左右组建了邻里828个、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72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环境满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

（三）做强志愿服务倡导德治。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倡导德治的主抓手。关键靠三方面支撑：一是靠社团支撑。2010年起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参与管理三大类社区社团建设，现已有社区社团2214个，志愿服务队伍3200支，注册志愿者15.5万人；开展千家社团服务万户居民活动，开发服务项目600余个，每年服务超20万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领。通过“一榜双评三讲”挖掘宣传身边典型，涌现出“孙爷爷谈心室”“巾帼挽霞”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先进典型。三是靠激励推动。开展公益社团助力计划，每年区财政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提供2000多万元扶持；出台《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实行公职人员志愿服务计时制。

（四）做精评议服务促进自治。把组织群众议服务事项、评社区干部、选身边典型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具体做到三个有：一是评议有团队。每个社区都组建群众评议团，既组织群众开展议事，又代表群众评价服务。今年以来就组织评议活动600余场次，议定社区民生实事480项、推举身边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议事有规章。制订群众评议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群众点单-邻里议单-干部领单-社区评单-公示晒单“五单”法，每年在社区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1000多个。三是结果有运用。把群众评议结果与社区干部以及下沉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群众认可度高的17名社区书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2016年8月李书记来到我区社区视察指导，循循告诫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李书记的殷切要求，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一是从“对手”多到“帮手”多。全覆盖的邻里街坊组织增强了群众基础，上千个社区社团成为团结带领群众的纽带。近五年，我们开展群众全程参与的阳光征收，拆迁房屋800多万㎡，动迁居民近2万户、非居5600余家。拆迁量成倍增加，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却下降35%。

二是从“被动”多到“主动”多。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动“要我做”逐步变成“我要做”。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区作为全市的主考点，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等测评得分不断提高，名列全省前茅，这主要源自邻里街坊、志愿社团及十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

三是从“看法”多到“办法”多。通过群众议事把各方的意见转化成解决的方案。最近三年，实施22个老小区1200多幢楼宇综合改造，拆除违建100多万㎡，关停全部24家化工企业、47家印染企业和23家养殖场，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变化，将激励我们继续把社会治理创新做得更深、更细、更实。

第二篇：做实基层服务 “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

做实基层服务 “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

崇川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二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

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年以来投入10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106个社区实现600㎡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2012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300户左右组建了邻里828个、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

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72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环境满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

（三）做强志愿服务倡导德治。

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倡导德治的主抓手。关键靠三方面支撑：一是靠社团支撑。2010年起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参与管理三大类社区社团建设，现已有社区社团2214个，志愿服务队伍3200支，注册志愿者15.5万人；开展千家社团服务万户居民活动，开发服务项目600余个，每年服务超20万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领。通过“一榜双评三讲”挖掘宣传身边典型，涌现出“孙爷爷谈心室”“巾帼挽霞”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先进典型。三是靠激励推动。开展公益社团助力计划，每年区财政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提供2000多万元扶持；出台《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实行公职人员志愿服务计时制。

（四）做精评议服务促进自治。

把组织群众议服务事项、评社区干部、选身边典型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具体做到三个有：一是评议有团队。每个社区都组建群众评议团，既组织群众开展议事，又代表群众评价服务。今年以来就组织评议活动600余场次，议定社区民生实事480项、推举身边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议事有规章。制订群众评议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群众点单-邻里议单-干部领单-社区评单-公示晒单“五单”法，每年在社区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1000多个。三是结果有运用。把群众评议结果与社区干部以及下沉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群众认可度高的17名社区书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2016年8月李书记来到我区社区视察指导，循循告诫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李书记的殷切要求，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一是从“对手”多到“帮手”多。

全覆盖的邻里街坊组织增强了群众基础，上千个社区社团成为团结带领群众的纽带。近五年，我们开展群众全程参与的阳光征收，拆迁房屋800多万㎡，动迁居民近2万户、非居5600余家。拆迁量成倍增加，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却下降35%。

二是从“被动”多到“主动”多。

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动“要我做”逐步变成“我要做”。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区作为全市的主考点，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等测评得分不断提高，名列全省前茅，这主要源自邻里街坊、志愿社团及十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

三是从“看法”多到“办法”多。

通过群众议事把各方的意见转化成解决的方案。最近三年，实施22个老小区1200多幢楼宇综合改造，拆除违建100多万㎡，关停全部24家化工企业、47家印染企业和23家养殖场，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变化，将激励我们继续把社会治理创新做得更深、更细、更实。

第三篇：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新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会治理必须强调“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也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社会管理”的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倡导“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社会治理必须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社会排斥”的色彩。

社会治理必须注重“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十八大提出，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做到：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第四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1）一是部门垄断现象加剧，项目分级处理及其所造成的效率的低下，其次是基层社会人员独立性、社会内部的凝聚力降低，基层社会人员的个人理性增强但是公共意识却在逐渐淡薄，再者是政府的行为活动多但是基层社会的行动却少，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不协调，从而造成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不能充分得到利用，最后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力度与城镇的差距过大，这使得农民都进入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2）脱节问题：

政府部门在纵向渗透的过程中与政府部门横向协调方面脱节，即重视政府部门在纵向渗透中的发展而忽视政府部门横向的协调，从而出现有关部门的冲突，这就是所谓的条块冲突。①其次，基层部门组织建设与社区民间组织建设脱节，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居委会建设却忽视基层民间组织的培育，出现社会公共意识缺失、社会独立化问题，再者是社会行动与政府行动脱节，过多依赖政府组织的参与却忽视社会组织参与，出现社会力量不足、治理效率严重低下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工作重心

（1）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原则，基层社会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的管理，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促进并实现群众的发展的目标，不断满足基层社会人员的需求。②（2）协调发展原则，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此同时要注意把握协调发展的主脉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变的主旋律，在此基础上发展基层社会，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3）群众自治原则，在基层社会管理多元化的基础上，强调居民自治，积极创造条件，同时引导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发展决策。（4）例行法制原则，明确职责，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政府部门应在恰当的地方履行职责，同时划分各类社会组织的权力边界，使他们分工明确并各负其责。（5）创新性原则，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这就要求管理者不断调整管理理念，寻找新的方式去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并以积极稳妥的方式逐渐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加强基层群众参与力度，使管理组织成为群众性和自治性的组织。加强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基层管理主体的职责必须十分明确，在各级基层社会管理组织方面上，划分清楚其权利范围，实现清晰的治理环境和职责范围，在最大程度减少除基层社会管理中职责错乱的现象。健全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敏感话题方面，社区承担的任务繁重，必须加强社区的各项服务功能，在面对敏感话题的同时，必须使群众得到明确的回复。使其在居住环境、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权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发挥作用。居民委员会要有较强的事务处理能力，切实协助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发展基层社会组织，加强其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分担政府的压力，有利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遵循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实现基层社会管理活动的多元化，有效解决群众问题。

高峰镇社会治理创新

在解决群众问题上，高峰镇在制度上有创新性的发展：首先建立一个平台，在此平台上群众可以参与公论评议，其次邀请案件承办方人员、公论评议方人员和与之有关系的人员，再者要做到案件的清晰分析：弄清案件发生的时间背景、主要要求、所持依据等；弄清这方面的办案领导和知情人的看法；弄清案件有关人员的家庭主要成员、亲朋好友的基本情况；弄清涉案有关法律、政策、道德规范、法规等。最后在此平台上，通过讲述事实，看道理，谈依据，就地协商解决问题，通过道德、亲情甚至是司法调解。

结构创新：（1）在社会发展中，采用包容性的理念和发展观，通过吸纳众多的不同的社会力量，带动社会组织的参与，从而扩展服务方向，满足不同性质的、多方面的社会需求。这不仅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面对的挑战而且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趋势。（2）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通过不断地扩展和优化，已经产生实质性的发展。③比如继续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创新，融合相同性质的不同组织，促进其共同发展。在枢纽型组织的周围发展不同类型的组织，促进效率的提高。（3）通过机制创新采用合作治理的方法提高效率。以政府项目为载体实现合作治理，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合理配置资源。

高峰镇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

4.1

实行基层社会自治的模式

基层社会自治的主体由原本的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重新建立新的职责关系，促进现代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完善。从以往基层社会权力从上至下的垂直结构到现在的上下互动的模式，完善了组织体系的内容。调动基层社会其他组织的积极参与，提高工作效率。其转变方式也呈现多元化。首先建立和完善配套的改革措施和相关规章制度。④使其有序快速的进行，它不仅是基层社会发展必要的方式而且是基层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加强政府向基层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其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再者加强基层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培育基层社会民主自治的氛围，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

4.2

基层社会的多元化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的极大转变，要求在其治理模式上进行创新。多元化参与的治理模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选择，转变中的基层社会治理的使我们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利益多元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价值观念也同样趋于多样化。⑤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化让我们引发思考，建立和健全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必然选择。

总结

在日益增长的经济环境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也在不断创新中，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不能局限于行政和社区方面，如果只调整政府部门的权利关系，而不看重社会的权利关系，这样会造成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和效率的低下。在协调基层社会内部组织之间职责关系的同时也要调整外部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的职责范围。配套的组织体制改革可以衔接政府与社会的行动。基层社会自治和多元化的治理与政府的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并不反对政府对其公共服务的管理，但政府的管理职能必须以其为前提和基础。高峰镇政府在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强着自身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第五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

— 1 — 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二）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 2 — 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二是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一是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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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三）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

— 5 — 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 6 — 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臵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三）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

— 7 — 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一）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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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二）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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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四）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