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圳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被立案侦查
深圳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被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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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蒋尊玉立案侦查】日前,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广东省深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正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第二篇:深圳原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被双开 与他人通奸
深圳原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被双开 与他人通奸
[摘要]经查,蒋尊玉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参与赌博;与他人通奸;未如实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其本人或亲属收受巨额贿赂等。
资料图
据广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消息,日前,经省委同意,省纪委对深圳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蒋尊玉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参与赌博;与他人通奸;未如实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其本人或亲属收受巨额贿赂等。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犯罪。蒋尊玉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情节严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蒋尊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此前,司法机关已对蒋尊玉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
蒋尊玉简历:
1976.02——1978.04,基建工程兵801大队汽车中队战士、副班长;
1978.04——1979.02,基建工程兵802大队汽车中队给养员; 1979.02——1979.09,基建工程兵802大队汽车中队司务长; 1979.09——1981.08,解放军西安政治学校哲学专业学生; 1981.08——1981.12,基建工程兵802团宣传股正排职干事; 1981.12——1983.09,基建工程兵802团干部股副连职干事; 1983.09——1986.04,深圳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七施工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1986.04——1988.07,深圳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政工人事部副部长兼团委书记; 1988.07——1989.10,深圳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政工人事部部长(正科级);
1989.10——1990.12,深圳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科长; 1990.12——1992.02,深圳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
1992.02——1993.12,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房地产市场处副处长; 1993.12——1996.06,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房地产市场处处长; 1996.06——2001.02,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局长(其间:1997.03—1999.03华中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获硕士学位);
2001.02——2001.08,深圳市龙岗大工业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2001.08——2005.07,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
2005.07——2009.08,深圳市水务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9.08——2009.10,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9.10——2010.01,深圳市龙岗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2010.01——2010.05,深圳市龙岗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2010.05——2013.01,深圳市委常委,龙岗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正厅级)2013.01——2013.04,深圳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龙岗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3.04—— 2014.10,深圳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2014.10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事实+|xGv00|50270823d1c7bd41519c3850edf5bab3 蒋尊玉资产2亿房产42套
2014年10月24日,广东省纪委官网发布消息称,“日前,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3月20日,广州检察院发布消息称,蒋尊玉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据媒体此前的报道称,蒋尊玉落马或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涉嫌2011年深圳大运会工程腐败,而此前大运会在龙岗区举办;二是与地产老板的权钱交易;三是向广东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林存德进行利益输送。另据广东省政协委员、省纪委副书记钟世坚此前介绍,蒋尊玉为家人先后买入了42套住房,存款和投资股票银行资金有2亿多元,巨额资产来源不明。
蒋尊玉亲家今年也被调查
据深圳市纪委4月2日消息,深圳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常青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深圳法院系统多个独立信源指出,黄常青与2014年10月落马的深圳原市委常委、原政法委书记蒋尊玉是亲家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黄常青为深圳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主要工作是协助院长分管民事审判庭、商事审判庭、房地产审判庭、劳动争议审判庭、办公室、市法官培训中心。深圳法院系统多名不愿具名的人士介绍,黄常青与此前落马的深圳原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系亲家关系,黄的儿子娶了蒋的女儿。
第三篇:“三多哥”安徽黄山原政法委书记
安徽黄山原政法委书记“三多”:哥们饭局名牌多
2013年10月15日18:48新华网 我有话说(4,034人参与)
政法委书记怎成房地产商“贴心大哥”——揭开安徽黄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汪建设贪腐之路
新华网合肥10月15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徐海涛)大到帮房地产商审批项目、征地拆迁、周转资金,小到为其“摆平”赌博被查、酒后驾车、办理“最牛车牌”,15日,安徽黄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汪建设被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十余年间,与30多名房地产商形成紧密的权钱交易关系,先后收受贿赂500余万元。作为维护一方公平正义、和谐安定的地方政法委书记,为何会沦为小利益群体的“贴心大哥”,“为人民币服务”的“专供保护伞”?“新华视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400次受贿,八成来自房地产
今年57岁的汪建设,历任安徽黟县城建局局长、副县长,休宁县县长、县委书记,黄山市屯溪区区委书记,黄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翻开其400余次受贿记录,其中约八成来自房地产开发、施工、装修行业,几乎囊括了黄山市区主要房地产类企业。“汪建设跟开发商走得近,这在黄山几乎众所周知,但关系这么深、受贿这么多次出乎意料!”黄山市一名干部叹道。
蚌埠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查明,汪建设在2001年至2012年间,先后利用职权为30多家房地产企业提供各类帮助。其中为9名开发商在项目审批、4名开发商在承揽工程、3名开发商在征地拆迁、7名开发商在施工开业、4名开发商在验收交房、4名开发商在证件办理、8名开发商在纠纷处理方面“批条子”、“打招呼”,涵盖房地产项目开发流程各个环节。作为主管政法的地方领导,汪建设还多次利用职权和影响力,使司法处置向有利于行贿开发商的方向倾斜。如有的开发商被行政拘留,因和汪建设关系“不一般”,拘留期间可以“请假”。2010年下半年,汪建设受歙县一名开发商请托,使其聚众斗殴案得到从轻处理。一名外地房地产商打官司胜诉,涉及资金1000多万元,但汪建设收受败诉方贿赂后施加干预,使该案在法院执行阶段被拖了3年多。
汪建设的“关照”可谓贴心细致。开发商使用违规铝合金窗,他帮其从轻处理;开发商参与赌博被查,他帮其“摆平”;开发商的亲戚想调动、解决编制,他帮其“搞定”;开发商想办理“5个9”、“4个6”的“最牛车牌”,他“乐于助人”;开发商酒后驾车、开套牌车被查,他协调从轻处理乃至直接放行。2007年,汪建设甚至与江苏某企业董事长结为“干亲”,将其车辆办成在黄山行驶免受处罚的“特权神车”。
哥们多、饭局多、名牌多 “人情往来”结成利益共同体
在黄山市政商界,汪建设广为人知的“三多”:哥们多、饭局多、名牌多。多名与汪建设有过接触的人士描述其典型形象:留背头、打摩丝、一身名牌,在饭局上高谈阔论、喜欢出风头。
“在饭桌上,他抬起脚问别人:你猜我这皮鞋多少钱一双?一万多!”“别人给我送烟如果只送两条,我从窗户直接扔出去!”一位人士回忆,碍于其位高权重,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黄山市一位熟知汪建设成长历程的干部告诉记者,汪建设出身于黟县一个农民家庭,苦读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从政,曾是全村励志典范和乡亲们的骄傲。
2000年底,汪建设调任黄山市中心城区屯溪区区委书记,时逢房地产业兴起,黄山作为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其房地产开发成为“商业金矿”,此后汪建设又升任市政法委书记兼市重点工程领导组负责人之一,牵头征地拆迁补偿、重点项目建设工地综合治理、农民工工资清欠等工作,自然成为各路开发商争相拉拢的关键人物。
“他没能抵御住物质的诱惑,在‘前呼后拥’之下,人也变得越来越高调。”这名干部介绍,汪建设尤其是在升任政法委书记后,家里很少开火,出入各种饭局,有时连早餐都由酒店供应,和所谓的“哥们”混在一起。
办案人员介绍,汪建设所收受的贿赂,绝大多数都披着浓厚的“人情”外衣,如逢年过节、女儿过生日及结婚、家人生病、亲属去世,都是他与开发商“人情来往”的高峰期。但其实质上是一种权钱交易关系,“哥们义气”之下形成了一个官商利益共同体。
2002年至2010年间,汪建设接受黄山某物业公司、上海某实业公司负责人李某请托,为其批发市场回迁开业等事项提供帮助,先后7次收受人民币11.5万元、轿车1辆、金项链1条,汪建设家人在未实际就职的情况下,亦多次从该公司领取“工资”。
以“义气”为名,汪建设甚至能出面协调将公款借给开发商。2006年,黄山顺兴建筑公司以资金紧张为由,向黄山市房管局提出借款请求,经汪建设签批,得以借款200万元。但当年底,“义气”折合成金钱,汪建设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毕某20万元“感谢费”。“高调”称兄道弟 公私不分走“江湖路线”
15日,汪建设因受贿500余万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其违法所得追缴国库。汪建设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但他多年来种种不当行为在黄山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难以随判决消散。
“首先是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秩序,有违社会公正。”黄山一位干部说,汪建设高调与房地产商称兄道弟,公私不分、作风奢华,影响太恶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分析,在《中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提出了八项严格禁止性要求,细化了党员干部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政策界限。国家工作人员突破正常交往界限,在运用公权力时很容易越界。
专家认为,中央号召干部走“群众路线”,不能变成“江湖路线”,汪建设作风和腐败问题突出,其思想根源在于“一心为私”,此案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
第四篇:上海海关原副关长卞祖耀等4人涉违法被立案侦查
上海海关原副关长卞祖耀等4人涉违法被立案侦查
[摘要]上海海关的四名官员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接连卷进职务犯罪的阴霾,被纪委及郑州检察院带走调查,包括副关长卞祖耀。“卞祖耀家中被查抄到1000多万现金,另有六套房产”。转播到腾讯微博
上海海关原副关长卞祖耀。
8月19日晚,上海海关网站发布一则通告回应了原副关长卞祖耀等4人涉嫌违纪违法事件。通告称:此前,海关总署纪检监察部门对上海海关原副关长卞祖耀涉嫌违纪违法进行了调查,并将初步核查的有关线索移交检察部门。目前,检察部门已以涉嫌受贿罪对卞祖耀立案侦查。
上海外港海关缉私分局局长凌雄、上海海关加贸处处长朱良、上海海关调研员韩金喜也因涉案被立案侦查。
上海海关将认真配合检察部门查处卞祖耀等涉嫌人员的犯罪事实,坚决清除执法腐败。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浦江头条)上海海关副关长家中被查出1000多万现金
另据财新网报道(记者 薛健聪 见习记者 周卫),上海海关的四名官员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接连卷进职务犯罪的阴霾,被纪委及郑州检察院带走调查。多个消息源向财新记者确认,这四人分别是原上海海关副关长卞祖耀、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缉私分局局长凌雄、上海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处长朱良和上海海关现场业务二处原处长韩金喜。
上海海关办公室外宣办一位工作人员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请求,称此事正在调查,不便对外公布。一名接近上海海关的人士和一位接近办案机构的人士分别向财新记者确认,四人中最早被带走的是原上海海关党组成员、副关长卞祖耀。消息人士称,卞祖耀系被中纪委带走,目前被关押在郑州。其确认被带走调查的时间约在7月11日前后,当时已经退休。7月下旬,上海海关召集处级以上干部通报了相关的情况。
卞祖耀出生于1952年12月,1969年参加工作。2004年任上海浦东海关关长,2006年升任上海海关党组成员、副关长。根据内部分工,其在任期间分管加工贸易监管处、财务处、关务保障处、机关服务中心,负责联系上海保税区域协会、驻崇明办事处、青浦海关。接近办案机构的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郑州市检察院介入上海海关的调查系最高检指定办理,“卞祖耀家中被查抄到1000多万现金,另有六套房产”,此外,由他负责建设并被指定发包给某建筑商的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大楼亦遭指责不断,刚竣工的大楼下水不畅、屋顶漏水、墙壁渗水。
另一个独立于前述的消息源称,卞祖耀还供出了一些不正当利益输送的情况,如向某位领导赠送了多套房屋。
其余三名上海海关官员大约在8月10日左右被郑州检方带走。
前述接近上海海关的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缉私分局局长凌雄被指倒卖走私车辆。这个成立于2003年8月1日的缉私分局隶属于上海海关缉私局,主要任务是在管辖的区域内行使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的双重职能,打击走私违法活动。凌雄自2011年7月担任该分局局长。
上海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处长朱良,被指“涉嫌倒卖保税物品牟利”。其所负责的加工贸易监管处是上海海关的内设机构,负责组织实施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各项政策、管理制度及措施等工作。另一个独立的消息源告诉财新记者,朱良还被指“将罚没品私吞及倒卖”,这些罚没品包括价值约150万元人民币的外币和一块奢侈品牌手表。
上海海关现场业务二处原处长韩金喜,被指“将进口的新车当作旧车进口,以其中的税率差牟利”。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涉案的韩金喜已经在2014年3月被免去原职,转任上海海关调研员。此前,其所在的现场业务二处作为上海海关的派驻机构,主要负责进出境上海口岸的公用、自用物品及车辆的审批,以及公用、自用车辆的通关手续。事实+
谁揭开了上海反贪风暴序幕?
上海海关原副关长卞祖耀等4人涉违法被立案侦查,回顾上海反贪风暴,谁的落马是揭幕的标志?外界普遍认为,为上海此轮反腐风暴的揭幕的是此前落马的上海光明集团原董事长王宗南。
今年7月底,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宗南因涉嫌在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挪用公款、受贿,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立案侦查。王宗南与政商界关系千丝万缕,曾是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旧部,有媒体分析指上海反贪风暴或由此揭幕。(腾讯新闻综合法制晚报、大公网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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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原河北纪委书记曾因叫板书记程维高“被病休”
原河北纪委书记曾因叫板书记程维高“被病休”
示意图
中顾法律网报道 中国新一轮纪检体制改革的方向,在本月15日揭晓。
纪律检查,掌握着诸多官员的政治命脉,被视为反腐倡廉最为有力的“大手”之一。但是因为体制原因,这只“大手”经常无力:对同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监督不力;对派驻单位,纪检组无力与党组“掰手腕”。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试图通过完善双重领导体制,赋予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对同级党委常委,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业内人士认为,此番改革向前走了一大步。但根治“同级监督太软”等难题,仍有提升空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
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刘善祥因为跟程维高“叫板”,被安排“病休”
湖北纪检干部张松(化名),曾在一县直单位担任纪检组长多年。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是:纪检组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依据党章,纪委拥有对同级党委进行监督的权力。“但实际上,监督同级党委规定上可行,可现实中太难。”张松说。
两位同行的遭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是最早站出来,跟程维高“叫板”的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刘善祥。
程维高200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早在1993年,刘善祥就发现了程维高秘书李真的贪腐线索。立案查处时,刘与程维高发生冲突,结果被安排“病休”,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
另一位是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前纪检委书记刘继全。他举报原汉台分局公安局长汪广赋的问题,多次向上级反映无果,写给上级的举报信,居然“原件”返回到他自己手中。2010年,他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汪广赋才被免职。
“相隔17年,监督同级党委一直艰难。”张松说。
1978年恢复重建时,纪检体制为“党委单一领导体制”,纪委只受同级党委领导,1980年,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委同志提议”,改为“双重领导体制”,即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
“十二大”后,虽然仍是“双重领导体制”,但不再“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这种体制沿用至今。在受访专家和基层纪检干部看来,虽然历经改革,但同级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一直是难以跨越的“门槛”。
2007年6月,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总结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
今年3月起,广东省纪委成立课题组,在惠州、揭阳等近十县市调研“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问题。
8月15日,课题组公开发布了调研报告。报告显示,“纪委的立案权、审理权、处分权归同级党委常委会管,当纪委与党委意见不一致时,纪委只能让步”。而且,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有事时不能监督,出事后又不能独立审查,缺乏自主权、决断权和强制性,很难对监督对象形成威慑和制约”。
曾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李永忠透露,这么多年,这么多起腐败案件,几乎没有同级纪委检举揭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和党委班子违纪违法行为的案例。
“吃人家饭,受人家管”?
纪检干部统计出勤率,年终考评,她多了几张“不称职票”
张松经常听到一句针对纪检工作的顺口溜:“吃人家饭、端人家碗”,就要“受人家管、跟人家转,何必挑人家的刺,揭人家的短?”
湖北房县的张雪晴也听到过这个说法。4年前,她一直是县直单位的纪检组长。
张雪晴回忆,“吃人家饭、端人家碗”的时候,别说监督同级党委,就连开展查考勤这样的日常工作,都很艰难。
上级部署查公务员的到岗率和出勤率。张雪晴找到相关处室,但处室负责人不愿意得罪人,不肯接活儿。
张雪晴决定自己上阵。在上下班时段,她坐到了办公楼门口,让人签到。出勤率统计出来了,但是当年的年终考评,她多了几张“不称职票”。
“吃人家饭、受人家管,纪检干部没什么威慑力,不敢监督,也不愿监督。”张雪晴告诉记者。张松感同身受。“纪检干部的人事关系、工资待遇、职务升迁,都掌握在同级党委手里。”张松说,“纪检干部怎么敢放心大胆地监督?”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新京报记者说,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党委,是纪检监督的主要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没法监督”。
类似的看法,在纪检系统成为共识。
广东省纪委的调研报告提到,“监督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不但纪委书记冒着丢选票、挪位置的风险,普通纪检监察干部也得面临各种困境。”
这种困境有时只是“不被理解”,有时是“冷嘲热讽”,“监督者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冒很大风险,付出很大代价”。
监督同级党委,近年来又有了新难点。杭州市纪委研究室今年8月发布文章说,目前对党政正职人事管理上提,有些党委主要领导还兼任上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市长,客观上导致纪委很难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
“纪检组要听党组的”?
感觉某个干部不该提拔,但是见到其他人都同意,也只好服从
因为担任纪检组长,张松常作为党组成员参加干部选拔会。但是在选拔会上,他经常陷入“艰难的选择”。
张松有时候感觉“一把手”的决策不合适,某个干部不应该被提拔,但是见到其他班子成员都举手同意,他也只能服从。
作为纪检委派驻到单位的纪检组长,他要接受纪检委和派驻单位党组的“双重领导”。张松“吐槽”说,“该不该服从同级党委的决定,这经常是个艰难选择”。
张松担心,长期跟“一把手”作对,怕被排挤和边缘化。
向同级一府两院派驻纪检机构,在我国各级层面都存在。纪检机构和派驻单位党组的关系该怎么处,是个问题。
2011年,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对中央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履职情况做了问卷调查。
过勇表示,“派驻机构在监督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最多,但实际效果差。”
在过勇看来,纪检组长作为党组成员当然有利于纪检组长参与集体决策,拥有投票权而不仅是列席会议,但是其是否要服从党组的决定,是个矛盾。
这也是一些体制内人员共同的困扰。
去年8月,人民银行四川省崇州支行纪检组长王兵撰文称,他所在的支行纪检组和同级党组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纪检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被监督对象的维护者。
上月22日,中纪委宣教室副局级监察专员闫群力发文提出,有的派驻机构多年没有立案。“垂直”提名给纪委打气?
专家表示,人事任免权关系仕途,是“双重领导”中的关键问题
本轮纪检体制改革,旨在破解“同级监督”难题,理顺“纪检组和党组的关系”。
陆群注意到《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是:确定了双重领导体制下,纪委和同级党委的部分职责,同时上级纪委掌握下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权。
《决定》提出,“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陆群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意味着,查办案件时,只要上级纪委决定立案查处就马上办,不用再像原来一样,等同级党委的意见,同级党委没有否决权。
2006年后,中纪委掌握了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但地市级以下各级纪委书记以及派驻机构负责人的提名,同级党委、组织部门、主管部门都有权力,比如派驻国企的纪检组长,一般由国资委提名。
如果按照《决定》新规,纪委书记将“垂直”提名,由上级纪委决定下级纪委的人事任免。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解读说,“垂直”提名是重大突破。因为人事任免权关系仕途和政治生命,是“双重领导”中最关键的问题。
在陆群看来,这两项突破,让纪检更加超脱了。
一位受访专家从《决定》中看出纪委“扩权”的迹象。沿用了30余年的“双重领导不强调以谁为主”的纪检体制,这次被改变。《决定》提到,“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该位专家告诉记者,此举旨在加强纪委的独立性,超脱利益羁绊,但是决策层没有选择更为超脱、更加独立的“垂直管理”模式。就像李永忠建议的,让纪委独立于同级党委之外。改革之后,工资、社保,还都在同级党委手中。
“怎么监督?”这位专家说,中央的《决定》没有对监督内容和监督程序细化规定。他建议,出台具体制度和措施。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
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秦皇岛律师:http:///qinhuangd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