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何罪本案制假报销单应构

第一篇：成何罪本案制假报销单应构

本案制假报销单应构成何罪

某厂采购员王某在一次出差采购货物回厂后，将这次旅差费填写了5张报销单，并附有相关凭证，总数额为12000余元。经领导签字同意报销之后，王某在此5 张报销单上用“退字灵”修改金额变成22000元，这样实际上虚报了10000元，后到财务领取了22000元。后案发，在就本案如何定性，有以下几种不意见。

第一种意见：王某应当构成职务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身为企业工作人员，利用报销旅费用之机，虚报冒领本单位22000元，这是利用了采购员这一特定职务上的便利，如是非本单位人员无法能及的。数额上已达到较大的标准。

第二种意见：王某在领导已签字5张报销单制假，故意隐瞒真相骗过了财务人员，从而骗得了10000元，从主客观要件上看，构成了诈骗罪。

笔者亦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

1、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骗方法，包括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导致他人陷入了错误认识，并作出了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且行为人获得财产，而使他人的财产受到了损害，数额较大的行为。

2、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发生侵害他人财物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主体要件是已满16周岁。

4、侵犯的客体是他人财产所有权。

本案王某为了非法得到10000元钱，在其领导已签字的报单上，虚加数字，采用的虚构事实，到财务报销时又隐瞒其真实出差支付费用的真相，采用的是隐瞒真相，这种欺骗的方法让对方陷入了错误的认识继而骗到了10000元钱。本案中容易迷惑的是，王某是采购员这一特定主体，易误认为应构成职务侵占。仔细分辨一下，不难发现，王某是采购员不假，他的职能是出差采购货物，出差回厂后，这时职务行为已履行完毕。报销旅差费与职务有一定的关联，但不具有职务上的本位性和直接性。

纵观本案，王某非法得到数额较大的财物，最主要的是使用了欺骗手段骗取单位上的财物，不是职务上的便利。因而王某应定性为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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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成何罪本案将求助人抛弃路边而死构

本案将求助人抛弃路边而死构成何罪?

[案情]

2005年9月13日晚，启东市公安局民警会同久隆镇民政干部黄某、久隆卫生院院长季某，将躺在该市久隆镇久西村宁启高速公路附近的一名身体极度虚弱的女子送至久隆镇敬老院，该院由职工陈某负责接收。季某向陈某交待，如果该女有发热等症状，即应及时同医院联系。当晚，陈某帮该女换洗了衣服并安排她在一间屋内休息。次日上午，陈某见该女满身粪便，无自理能力，便让他人将其放在另一间小屋内，并产生将该女送至别处念头。14日晚7时许，陈某租用一辆三轮车，将该女送到海门市三阳镇普新村某机耕路旁。15日凌晨，该女被当地群众发现后送至海门市三阳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当日9时许死亡。经鉴定，该女系营养不良伴感染造成感染性休克而死亡。后陈某以故意杀人罪，被启东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法理评析]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均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的人格尊严均应得到他人尊重。关心、爱护、救助病残者是全社会职责。对病弱、体残、弱智者不得遗弃和歧视，是文明社会任何人必需遵守的社会公德。被告人陈某身为敬老院工作人员，应有慈爱之心，照顾、服侍病弱人员更系职责所在，然其无视法律与社会公德，因厌恶被救助后托其照顾的妇女大便失禁、无生活自理能力，不顾该女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选择晚间不易被察觉的情况下，雇用车辆将该女抛弃在路边，致该女在次日凌晨始被发现，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被告人陈某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当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有意放任，具有间接故意，并致他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刑律，构成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严重的犯罪。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杀人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杀人与故意间接杀人 的不同点是：第一，直接故意杀人有明确的杀人目的，对其行为会引起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抱着希望的态度;而间接故意杀人，对被害人是死是活，并不积极要求，而是听之任之，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第二，直接故意杀人有未遂，间接故意杀人则不存在未遂。

认定间接故意杀人罪需要把握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点：

一、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对危害后果发生的心理预见。间接故意杀人的行为人对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的预见是一种可能性的预见，他对发生可能性的程度并没有判断而是更关注的是另一个特定目的的实现，在本案中表现为能够逃避护理责职。

二、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对所预见到的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一种主观愿望。间接故意行为人不希望和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但他也没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愿望，而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持一种放任的态度。间接故意的“放任”态度，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人虽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但不设法防止其发生，而是采取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二是行为人这种放纵结果发生的态度，是因为其希望借助其行为实现其他特定目的的愿望过于强烈，使其达到不计较危害结果发生的程度。认定间接故意的最关键的因素是：“间接故意中的犯罪结果只是行为人预见到的而非追求的副产品。”

本案中，陈某忘记自己的护理责职所在，因厌恶被救助后托其照顾的妇女大便失禁、无生活自理能力，不顾该女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选择晚间不易被察觉的情况下，将其抛弃，放任死亡的危害结果的发生，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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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华民族本案阻止工商人员工作构成何罪

本案阻止工商人员工作构成何罪?

案情：

被告人杨同兵、赵景喜于2002年12月30日17时许，乘坐由被告人葛玉华驾驶的苏N-J0626号货车装载500箱“福”酒和100箱“小醉仙”酒到如皋市天平市场进行销售，被接到举报的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监督检查大队(以下简称“经检大队”)检查发现，经检大队经初步核查发现该批酒的标贴及外包装盒上所表述的内容与被告人赵景喜等人提供的手续不相符，经对该批酒作初步检测发现，该批酒的质量严重不符合标贴上明示的要求，经检大队随即对该批酒进行抽样取证，并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该批酒和汽车予以扣留在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待后处理。2002年12月31日，经检大队将抽样样品送至如皋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检验，经鉴定：送检的“福”酒和“小醉仙”酒酒精度指标未达到GB10781、1—89标准规定的要求，判该样品不合格。经检大队即要求被告人杨同兵等人按规定预缴待处金等待处理。被告人杨同兵等人为逃避处罚，多次商量策划，欲由杨实施限制门卫的人身自由，不让其报警，由赵、葛强行到工商局大院内将被扣的汽车及拉走。2003年1月5日21时许，被告人杨同兵等人来到工商局，根据分工，被告人杨同兵将工商局传达室外的电话线扯断，阻止报警，并将工商局电动大门强行推开，由被告人葛玉华以天气冷，以免水箱被冻坏要将汽车水箱内的水放掉为借口，骗得工商局传达室门卫的信任，进入大院，将卡车发动预热，由被告人赵景喜驾驶，将卡车强行开走，门卫陈仁和欲阻拦时，被告人杨同兵上前抱住，将其推进传达室，限制其自由，不让其报警，并对陈进行威胁。至22时许，被告人杨同兵与同伙联系，得知被告人赵景喜、葛玉华已驶离如皋时，方从工商局传达室逃离。

该案分歧的焦点在如何定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理由是：杨某等人违法经营被查处，因对工商部门执法行为不服，强行抢走工商部门监管中的财物;其行为不仅侵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1

同时，杨某等人采用暴力手段非法软禁扣留财物保管人，其行为还侵犯了工商局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利。客观上，其实施了以暴力的方法阻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主观上，明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扣行为是执法行为而故意实施暴力，致使查扣的财物被抢走，阻碍执法人员执行职务。因此，对杨某等人应以妨害公务罪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因为被查扣物品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可视为原财物所有人此时已丧失了所有权。从主观上方面看，杨某等人非法占有被扣财产的故意很明确;客观方面，杨某等人对看管人员被扣财物的陈某实施人身强制，使其处于不能反抗的境地，从而劫走公共财产，其行为不仅侵犯工商部门管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还侵犯了保管财产的陈某的人身权利。因此，杨某等人以暴力手段强行抢走财物，应以抢劫罪论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本罪只要行为人以剥夺他人身自由为目的，非法拘禁他人，不论时间长短，都是本罪既遂。时间长短可作为一个情节加以考虑。本案中的杨某等人为逃避处罚，多次商量策划，欲由杨实施限制门卫的人身自由，不让其报警，当门卫陈仁和欲阻拦时，被告人杨同兵上前抱住，将其推进传达室，使陈某在一定时间内失去行动的自由。这种强制性，表现在违背他人意志，强行使他人处于被管束之中。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杨某等人的行为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

1、本罪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

2、客观方面，行为人具有以拘禁的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3、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4、本罪的主观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动机不同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第四篇：在承包土地上采挖、加工、销售沙石应定何罪

在承包土地上采挖、加工、销售沙石应定何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潘某，男，197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潘某经朋友张某同意，在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亦未取得相关营业资格的情况下，便在张某承包的土地上擅自招募人员，从事采挖、加工、销售砂石活动，非法经营销售额达16万余元，其间多次受到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劝阻，潘某不予理睬，后被公安机关查获。

[分歧意见]

对本案潘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潘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理由是：潘某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国家市场管理法规，非法采挖、经营国家矿产资源，扰乱市场秩序，且违法销售所得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潘某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理由是潘某以营利为目的，在未经依法审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采挖国家矿产资源，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且潘某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构成非法采矿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35条规定，允许个人采挖只能用做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砂石不属于国家禁止、限制经营物品，砂石的采挖、销售也不属于国家特别许可的行业因此，潘某开采砂石的行为是一种正常的经营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潘某的行为既构成非法经营罪，又构成非法采矿罪，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处罚，即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认为潘某的行为既构成非法经营罪，又构成非法采矿罪，应择一重罪即非法经营罪论处。

1‘潘某构成非法经营罪。潘某未经国家主管部门许可，非法采挖、加工、销售国家矿产资源，违反了我国《刑法》第225条之规定，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另外个人非法销售数额超过5万元，依《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70条之规定，属应予追诉的情形，因此潘某构成非法经营罪。

2．潘某构成非法采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和《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建筑性砂、石属于矿产资源，开采建筑性砂、石必须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刑法》第343条第1款的规定，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3．潘某采挖砂石行为违法，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法》第35条之规定。潘某在承包的土地上招募工人，日夜两条生产线从事开采、加工、销售砂石活动，已经完全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35条规定的“允许个人采挖只能用做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的范围，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35条的规定认定潘某不构成非法采矿罪的观点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4．潘某的行为既构成非法经营罪，又构成非法采矿罪，应择一重罪论处。潘某基于一个犯罪意图所支配数个不同的罪过(开采、加工、销售砂石)，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属于典型的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处断”。由于非法经营罪(起刑点最高为5年)明显重于非法采矿罪(起刑点最高为3年)，因此潘某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作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101300]

第五篇：捡到存包牌拿他人物应定何罪 - 电大在线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案例设计与分析竞赛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参赛作品

捡到存包牌拿他人物品案分析

作者：徐春光

学校：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宝坻分校 专业：法学（专）年级：2009春 学号：0912001409427 指导老师：张俊超

2010年06月

捡到存包牌拿他人物品案分析

一、案情介绍：

2007年6月2日，李某高高兴兴的下班了，因为李某负责的一宗大额买卖的合同订立成功，得到老总的赏识，老总当即决定奖励张某5000元现金和一台笔记本电脑。李某提着沉甸甸的包，内心无比激动，心想：为了这宗生意已经好几天没和家人一起吃晚饭了，好久没有辅导孩子作功课了，今天拿了奖金，买点菜做顿丰盛的晚饭好好和家人聚聚。李某走进XX超市内购物，将提包（内有5000多元现金和刚刚老板奖励的笔记本电脑，共价值1.8万元）放进了超市的存包柜。收好存包牌后进入超市，不到半个小时后，李某发现存包牌丢了。马上联系超市的负责人，通过录像显示，张某捡到了李某的存包牌，来到存包处,见四下无人向工作人员出示了存包牌，工作人员见包牌后，将提包交给张某。

二、案件焦点：

案件焦点在于侵占罪、诈骗罪和盗窃罪的构成与区别。

三、意见与分歧：

本案在审理中，对张某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行为。其中“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自行侵吞、占有、使用或者处分他人财物，侵犯权利人权利的行为。“遗忘物”是指由于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疏忽不慎而失去占有、控制的财物。本案中张某捡到李某丢失的存包牌，并向超市进行冒领，虽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但无盗窃的故意，也没有秘密窃取的行为，因为超市是公共场所,所以应该定为侵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务的行为。本案中，超市的存包牌作为超市存取包的惟一凭证，消费者只要持有存包牌，意味着存包人和取包人的权力是一致的。所以，当取包人并不是原先的存包人或者取包人没有受存包人委托时，此时取包人的行为就是一种冒领行为。因此，本案中张某以非法占有的故意，采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方法将包取走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第三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本案中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李某的私人财物，且数额巨大，故构成盗窃罪。

四、结论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第一，张某的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侵占罪侵犯的对象必须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是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侵占罪和盗窃罪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行为人在侵占他人财物行为时，所 侵占的财物就在其实际控制之下，侵占只能是将自己占有的财物转变为自己所有的财物；而后者的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财物行为时，所窃取的财物并不在其实际控制之下，行为人是将他人事实上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的财物。另外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遗忘物、埋藏物而不是遗失物。遗忘物与遗失物两者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不同，而且意义上有重大的区别。遗忘物一般是指所有或持有人有意识地、自觉地将物置于某处，本应带走却因—时疏忽而忘记带走的物。即客观上已脱离了物主或持有人的占有，但并非处于没有任何人占有或控制的状态下，物主或持有人也没有实际丧失对物的所有权，物主对物的失去控制时间相对较短；遗失物一般是指所有人或持有人因过失而将物失落于某处，失去了对该物的占有，且该物不处于任何人的占有或控制下。物主并非丧失其物的所有权，丢失物离开失主或持有人的时间长，失去控制的时间相对较长。侵占遗忘物与拾得遗失物，两者的行为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侵占遗忘物的行为特点是：行为人首先是以合法形式持有他人财物，然后将财物非法占为已有，并拒不交出。这里的合法持有，是指行为人既未受他人委托，也未经他人同意，而将他人遗忘在自己有权控制的范围内的财物收管起来，其行为是合法的。但遗忘物的物主或持有人并不因遗忘而丧失对该物的所有权。拾得遗失物的特点是：遗失物因物主或持有人失去占有，致使该物已处于无人占有或控制的情形下。拾得遗失物者将这种暂时不处于占有或控制状态下的财物予以占有。拾得者在拾得或占有前，该遗失物既不在拾得者的控制下，也不处于其他人的控制中，这也足与侵占遗忘物的根本区别所在。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的规定，拾得者将遗失物占为已有，为不当得利，拒不返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属民事侵权行为，不能认定为侵占罪，应适用民法，引起诉讼的，按侵权之诉处理。本案中，李某放在存包柜的财物始终均未脱离自己的占有。张某非法占有的财物既不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也不是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因此张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第二，张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所谓诈骗罪，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它的两个显著特征是：对诈骗犯来说，是用隐瞒事实真相或虚构事实的方法欺骗对方，使之上当；对财物所有人来讲，则是对这种虚假的事实信以为真，“自愿”地对其财物作出处理，而财物所有人的“自愿”处分行为是诈骗罪的本质特征。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应当具有一定的客观逻辑顺序，即受托人在取得财产之前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受托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客观方面：盗窃罪是以“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诈骗罪则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致使公私财物的所有者或合法占有者产生错觉和信任感，“自愿、主动”将财物交付诈骗行为人。本案中，张某之所以能够非法占有财物，不是通过对受害人李某产生实际的心理影响而使“受害人陷于错误认识，仿佛‘自愿’地交出财物的”，而是他在 拾到存包牌后，从李某直接控制之下的存包柜内秘密地窃取财物，因此亦不能认定为诈骗罪。

第三，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属于盗窃罪。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秘密窃取财物是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本质特征，也是盗窃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重要标志。所谓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用主观上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持有人或者经手者发觉的方法，窃取其财物的行为。

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财产的犯罪。盗窃行为具有秘密性。盗窃罪的秘密性主要是就取财行为而言的，至于行为人进入或离开作案现场是悄悄地还是大摇大摆地，对行为成立盗窃罪并无影响。

本案中，存包柜和存包牌的设置并不具有一种识别身份功能，而只是为不是包主的他人前去领取物品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拾牌者完全是以“秘密窃取”为手段完成了其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只不过此时他利用了拾到存包牌的有利条件而已。张某在李某根本不知情的状态下，在捡到存包牌后，采取秘密的手段将存包柜内的价值1.8万元的财物取走，从而实现自己对财物的非法占有，该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中“秘密窃取”的特征，因此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外,关于数额的情节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罪数额的规定：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800元至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0元至20000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张某非法所得达到1.8万元,构成“数额巨大”的情节，因此张某的行为应该构成盗窃罪。

综上所述，本案中张某构成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