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五.九”批示下达前我们做的四次调查研究

第一篇：毛泽东“五.九”批示下达前我们做的四次调查研究

毛泽东“五.九”批示下达前我们做的四次调查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国各地雷厉风行，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959年，我从东山农场党总支副书记调任城区大公社(区级)党委副书记兼隆山公社党委书记，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夺权、“靠边站”。

隆山公社地处瑞安城郊，辖19个大队(村)，耕地平坦，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先进，粮食亩产和社员生活水平都比较高。那时候，县委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在农业。隆山公社离县委机关仅一河之隔，而且是县委的基点。所以县委书记季殿凯同志经常到隆山公社调查研究，及时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面上的工作。因我是隆山公社书记，所以，季书记来隆山公社调查研究，一般都由我陪同。现将尚能回忆起来的季殿凯同志来原隆山公社的四次调查研究记述于下。

第一次调查研究

1961年春耕前，我陪季书记去周岙大队调查研究。大队干部只是说缺乏提水设备，可能会影响部分地势较高农田的插秧进度。季书记当即写了条子，帮助该大队购买了1台抽水机，解决了春耕中的提水问题，使其不误农时，完成抢插任务。

这次调查研究，社员说好话的多，掏心里话的少，季书记未能发现普遍性、规律性、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次调查研究

总的来说，1961年，瑞安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农业生产仍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农村市场严重萎缩。因而，不可避免地给我县的饲养业，尤其是生猪饲养带来负面影响。全县生猪存栏数进一步下降，县食品公司几乎处于无猪可购的困境，城镇居民凭票供应的猪肉日渐减少，有票无肉的情况随处可见，广大农民更是数月不知肉味。那时，县委一班人无不忧心忡忡。因为长此以往，不但不利于群众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而且将会有损于社会稳定的大局。

当年春天，季书记向我了解隆山公社生猪饲养的情况。他问我：社员家里还有没有可供出栏的生猪?我说，只知道“劳模”(岭下大队的吴振钱是劳动模范。村民们都习惯地叫他“劳模”。)家有2头猪可宰了，别人家里有没有还不清楚。接着，季书记将自己的一些想法亮出来和我商讨：假如允许养猪户自宰自售(此前农户养的猪必须由县食品公司收购，否则将受市场管理部门处罚)，农户出售猪肉的价格，可从县食品公司规定的0.64元／斤提高到5元／斤，能不能调动社员养猪的积极性?我沉默了好一会，肯定地说：“这2条措施很有力，能够调动社员的养猪积极性。

后来听说季书记个别征求县委常委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同。于是，他让隆山公社党委向各大队公开宣布上述2条措施，作为养猪政策在本公社范围内执行，并动员“劳模”吴振钱同志分2次将自养的肉猪宰杀，公开设摊卖肉，作出示范，以解除社员的顾虑。

后来，“劳模”公开、高价卖肉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隆山公社各大队社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农家迅速谋划，筹措资金，购进仔猪，全公社很快形成了多年未见的“养猪热”。

原来打算让社员“自养、自宰、自售”的养猪政策只在隆山公社作静悄悄的试点，看情况再决定或推广，或取消。但许多公社获悉这一政策后，社员们纷纷仿效，不可阻挡。到了1962年，中央宣布恢复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自留山，允许社员从事家庭副业和开发“十边地”种植各种作物。这样，县委定的那2条养猪政策与中央的指示相符，也就从悄悄的试行变为合法、公开的执行了。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十边地”落实后，又提供了大量的饲料，有力地推动了饲养业的发展。

猪多了，肉多了，售价自然逐月下降。到了1964年，全县猪肉价格恢复到食品公司规定的0.64元／斤，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第三次调查研究

1961年秋收时节，我向季殿凯同志汇报：城北大队的大多数社员认为，政府给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2两菜油。菜籽是农民种的，种菜籽的人反而没有菜油供应，没油吃，这不合理。他们强烈要求当年冬种划出10％的耕地，让社员自种油菜，自收菜籽，自榨菜油，归农户自用。当时我的态度是，同情社员的处境，支持城北大队群众的要求。

季书记在听取我汇报时，态度严肃，表情凝重，他一边听，一边思考，听完后没有表态。我在向季书记汇报前，也曾反复思考过：划出10％的耕地让社员自种自收油菜，显然是“单干”，即使不“上纲、上线”，也可认定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假如上面抓住“10％”，将其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被撤职、“双开”，那还是轻的，坐牢、判刑的危险也是很大的，如此，自己的一生便完了。所以有人说我“胆大”。但当时农民的生活实在是太穷、太苦了，我是出于良心，出于对社员的同情，也出于自己当一个公社书记的责任感，才将个人的前途、命运置于一旁，鼓起勇气向县委书记汇报的。

后来，我又后悔了。因为这次汇报，肯定会给县委领导特别是季书记添了麻烦。倘若我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势必连累季书记，甚至可能毁了他及县委其余领导的政治生命。

后来听城北大队的干部反映，季书记曾单独数次去城北大队了解情况，询问社员对冬种有什么要求，社员们也将“10％”的要求向季书记说了。

大约过了一周，季书记要我组织隆山公社干部去各大队调查，看看除了城北，其余大队是否也有“10％”的要求。调查的结果是，除了十八家大队干部害怕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敢附和城北大队的要求，全社其余17个大队，都提出了与城北大队相一致的要求。

后来听说季书记冒着政治风险，决定支持“城北方案”，并得到了县委副书记孙宝经同志和县委常委们的赞同，统一了县领导班子成员的认识。经请示温州地委，地委认为“严格限制在1个公社(隆山)、10％土地、1次冬种、1种作物(油菜)以内”，可以一试。今后怎么办，待明年春花收成后再看形势而定。

地委有了这个态度后，“城北方案”就定下来了。当年冬种，隆山公社除十八家大队，其余18个大队都划出了10％的土地，合计670亩让社员自种油菜。1962年春，共收油菜籽17万斤，榨出菜油5.5万斤，人均7斤左右，是城镇居民人均年供应菜油2.4斤的2倍，不但满足了社员家庭1年所需的食用油，而且调出菜籽饼12万斤，平价支援原属文成县的7个区。在山区，菜籽饼是不可多得的优质有机肥，所以，南田、西坑、黄坦等山区的农民都十分高兴。当时，全国城乡普遍缺少食用油，上海等大城市的居民尤其喜爱菜籽油。所以瑞安人去上海治病求医，都将菜籽油作为见面礼馈赠医生。隆山公社的绝大多数社员，都为家庭拥有充裕的菜籽油而笑在脸

规律，使绝大多数干部从迷糊中警醒，参加劳动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

二是减少固定误工补贴的人数。东勇大队领取固定误工补贴的干部从5人减为2人，其余大队也照此做法办理。

三是降低补贴标准。经过整改，大队会计由原固定补贴2700分改为每月补贴2工(20分)，出纳(财务大队长兼任)由固定补贴3000分改为每月补贴1工(10分)，另1名干部改固定补贴为实误实记。

四是精简会议。过去干部误工补贴过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议过多、过大、过长。东勇大队在整改中原则上规定，会议白天不开晚上开，晴天不开雨天开；不开大会开小会，不开长会开短会。这一做法在全公社推广后4个月，全社就比前4个月少开会14次，减少误工4180工，平均每月减少1045工。

五是发动社员审核以往不合理的补贴工分。东勇大队社员通过逐月逐日逐笔查对、棱实，将大队支部委员陶锦林开会多记的2.5工(25分)、民兵陈金水擦枪记下的0.5工(5分)和一个大队会计上街习2枚铁钉也记半工等不合理的补贴工分，均予以剔除。

六是大队干部兼任生产队干部。这样做既压缩了层次，贯彻上级指示可一竿子到底，避免大队、生产队重复开会，减少了会议次数，减少了干部误工补贴，又加强了生产队这个基本核算单位的领导，使大队干部有更多时间参加劳动。

以上六条措施和效果得到季殿凯同志及县委一班人的充分肯定，于是，公社党委全面推广东勇大队的经验，较快地减少了误工补贴，重新树立了干部的良好形象。据统计，全社18个大队(1个大队未统计)、81名大队干部，从1961年11月1962年春花分配止，误工补贴35265分，占社员总工分的2％，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春花分配后至早稻分配时的4个月误工补贴16301分，占社员总工分的1.2％，比春花分配前又降低了0.8％，即减少误18964分。东勇大队社员黄世松说：“过去社员、干部隔道墙，有话不敢讲；现在同嬉同劳动，什么话也说了。”

干部参加劳动多了，对社员更加知根知底、知甜知苦，因而促进了群众和干部的密切关系。当年6月，公社党委组织各部门、各大队的干部登门访问烈军属、转业军人和困难户共200多户，帮助他们解决粮食2万斤、棉布500尺、红糖30斤、老酒110斤、鸡蛋40斤、农具15件、人民币500元。群众说：“这样的登门访问是解放以来的第3次(土改、合作化各有1次)”。

在上述一系列调查研究和落实干部参加劳动的措施，改变公社面貌的基础上，1963年春，公社党委由金宪宽同志执笔，撰成《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简报，呈报县委。季书记认为，这份情况简报指导思想明确，内容扎实、丰富，叙事逻辑性强。后由县委办公室秘书王朝栋同志将其改写成一篇调查材料，报送地委、省委。省、地委主要领导都给予肯定，并确定季殿凯同志在即将召开的省第四次党代会上，以干部参加劳动为题发言。

当时，适值毛泽东在杭州视察，省委将包括季书记的发言稿在内的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7个材料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于5月9日作了长达千余字的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即著名的“五?九”批示。同日，中共中央将“五?九”批示及浙江省委呈报的七个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以中发[1963]1347号文件印发全党、全国。此后，毛泽东的“五?九”批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60年代初，季殿凯同志到隆山公社调查研究远不止上述四次。因县委机关毗连隆山公社，来去方便，季书记时常利用中午和傍晚休息时间，到社员家里或田头和大家漫谈生活、生产方面的事，了解社员的思想情况、面临的困难和排解的办法。例如1962年夏收夏种时节的一天中午，天气十分闷热，季殿凯同志没有休息，独自一人到田头去检查夏收夏种的进度和质量。当时，社员都回家吃午饭了。季书记看见几束留有不少谷子的稻杆，被弃于一架脚踏打稻机旁，感到如此浪费即将到手的粮食很痛心。接着，他又去查看已经插下秧苗的水田，发现晚稻的行距和株距过大，抢插的质量不高。他随即到公社办公室来找我，说了这两件事。当我陪他来到现场时，社员又出工了。社员们说，那几束没有打净的稻杆，是几个学生中午放学路过田边，觉得脚踏打稻机新奇、好玩，乘社员回家吃中饭的空隙，玩了一会儿打稻机后丢在一旁的。至于晚稻未能做到合理密植，社员们都承认这是他们责任心不强，错误地认为反正是集体的农活，质量高点低点，对自己无关紧要、损失不大的结果。那天下午，部分插得太稀的秧苗都重新改插。此后几天，我常去田间检查，没有发现晚稻抢插质量不高的问题。

领导干部不带秘书，也没有当地干部陪同，开展随机性调查研究，似乎更能发现问题，调查研究的效果也会更好。季殿凯同志上述四次到隆山公社调查研究，虽由我陪着，但都不是事前安排的，他看到的都是原原本本、不作修饰的现实，接触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也不是事先选择的，所以才会“有名堂”，出成果。

通过这几次调查，我有两点体会。一点是调查研究是一项细致、艰难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经过深入、反复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普遍的、规律性的，像“三锄头”那样重大而深刻的问题，从而为党委决策提供第一手资讯，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另一点是，当时的瑞安县委领导班子，尤其是班长季殿凯同志，确实具有体恤百性、敢担政治风险的品格。试想，在50年前那样一种极“左”政策无所不在的社会环境中，让社员自养、自宰生猪，自售猪肉，同意划出10％耕地给农民自种油菜，自榨、自用菜油，其政治风险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季殿凯同志和县委班子那样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治理念。

附：毛泽东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所写的批语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读，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