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案例研习作业六之防空识别区及中美撞机事件

第一篇：国际法案例研习作业六之防空识别区及中美撞机事件

国际法案例研习作业六之防空识别区及中美撞机事

件

其一、关于防空识别区的认识

1、概念：防空识别区，指的是一国基于空防需要，单方面所划定的空域。

2、目的：在于为军方及早发现、识别和实施空军拦截行动提供条件。二战后，随着空中作战力量的发展，特别是以高空高速为基本特征的二代战斗机的发展，各国传统的防空体系面临较大威胁。如果还按照对方目标逼近本国领空才出动战机拦截，时间不充裕，根本无法保证成功拦截。于是在本国领空之外的公共空域（简称公空）划定防空识别区，就成了扩大预警空间、保证拦截时间的通行做法。

3、划定范围：防空识别区是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安全而设立的，完全是一国的单方面行为。从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区域来看。通常以一国领海基线、国境线、实际控制线为基准，达到雷达探测的最大距离，一般要超出专属经济区、国境线、实际控制线范围。据统计，防空识别区外沿可以从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几十至数百海里不等。防空识别区在有些地方从海岸线向外延伸至200海里。而大西洋上加拿大的防空识别区向外延伸的最大距离有时达到离海岸线250海里。但是防空识别区在通常情况下，以该国的预警机和预警雷达所能覆盖的最远端作为“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它比领空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要大得多，不属于国际法中的主权范畴。防空识别区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太平洋总部制定，用于规范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对空防御作战，此种划界只针对美国的盟国，非盟国则未划界。

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型空中预警防卫概念，半个世纪以来防空识别区已经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在有效地遵守国际法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沿海国海防安全的潜在威胁，维护了各国的海洋权益。[3]

4、法律效力：

对于防空识别区的法律效力各国有不同认识：

通常，由于防空识别区范围大于领空范围。因此这个范围内就有领空和公空之分。公空范围内的防空识别区不是某一国的领空。因此任何国家不能在该范围内对飞行器行使“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

国际法认为，一国对飞行器的定位、监视和管制，是在飞行器进入该国防空识别区之后，而并非之前。通常情况下，飞行器进入一国的防空识别区，需要向该国报告飞行计划等。该国也可以采取某种方式，如起飞战斗机，监视飞行器，但直到飞行器进入该国领空前。无权对飞行器采取迫降、击落等措施。否则将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一些国家却强势地规定：“任何非本国航空器要飞入本国防空识别区之前，都要向该区的航管单位提出飞行计划及目的，否则会被视为非法入侵。空军的战斗机会升空向该机提出警告、强制降落。若有威胁到安全时，甚至可将该机击落”。可见，防空区的划设属单边行动，但在防空识别区的非领空部分属于各国都享有同等权力的公空，受到国际法保护。只是各国态度不大相同。一国飞机如果只是在未经通告条件下进行了无害航行，一般并不认为是侵犯了某国领空。

自1950年美国最早建立空中识别区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德国、缅甸、土耳其、泰国、中国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相应地建立了海上空中识别区。尽管各国和地区关于防空识别区的范围、作为限制对象的航空器的种类、目的等内容不尽相同，但防空识别区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默认和遵守，成为国际法所默认的事实存在的国际习惯。同时，中国在进入上述20多个设立空中识别区的国家和地区时，都主动遵守了沿海国的相关规定，主动通报了国籍、飞行目的等信息，履行了相关义务。

5、处置原则

对于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目标，国际上有通行的处置原则。一旦发现属性不明的目标进入防空识别区，应经过查证，对于查证差别不了的目标，按敌情掌握，在实施G波道广播同时通报军事最高当局情况，并加强雷达监控。命令空中待战的飞机前往这一区域，地面防空兵、航空兵根据情况提高战斗等级，做好战斗准备或者根据情况战斗起飞。执行战斗起飞任务的飞机通常在本国邻海线、国境线或者实际控制线或者公海以内监视、跟踪，通过对目标航向、机型、速度、姿态和以往情报的进一步掌握，判断目标有无敌意。若无敌意，监视后将目标驱赶至防空识别区外；当发现其有进入本国境内意图时应采取外逼、警告等措施，并做好拦截的准备。对于进入本国境的军用飞机或者其它有敌对活动（如实施轰炸、对地扫射、反动宣传等）航空器，应予以击落。

6、学术探讨

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不只是依赖于国际习惯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理空中交通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三个：1919年的《巴黎公约》，1928年的《哈瓦那公约》，以及1944年的《芝加哥公约》。每个公约都认可了空间应当服从于其下方国家的主权的观点。《芝加哥公约》已经被世界上从事国际空中商业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公约》第1、2条是关于认可空间主权的规定：

第一条 缔约国承认，每个国家都对其领土以上的空间享有完全和排他性主权。

第二条 就本公约的目的而言，一国之领土应当被视为包括与其主权、宗主权、对该国的保护或托管相毗邻的陆地和领水。

因此，空间的法律性质决定于毗邻陆地或水域的法律性质。由于一个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间享有排他性控制权，因此，它自然可以制定“跟彼处飞机飞行和操作有关的制度和法规”，而这一点是在《公约》第七条中加以规定的。第七条还规定：“关于公海上空，现行的制度应当是根据《公约》制定的制度。”因此，一个国家本身不享有制定对公海生效的法规的权力。

《民用航空公约》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各缔约国可以出于军事需要或者公共安全设立禁飞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活动，不应违反一般国际法规则，必须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该国的安全与和平秩序。

7、各国实施 北美各国

50年代末，美国认为来自苏联的战略轰炸机对北美大陆构成威胁，遂和加拿大创立了由5个区域组成的防空识别区，成为世界上最早的防空识别区。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的北美防空识别区是一片环绕北美大陆大部分(也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空域，由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航空管制部门和军方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支持下共同管理，在这个空域内对大陆或者海洋上空的民用飞机进行预先识别、定位和控制。通常，任何未被授权在这些区域上空飞行的航空器都可以被识别为威胁，并作为敌方飞行器处置，并可能由战斗机进行拦截。日本

日本的防空识别圈基本上覆盖了日本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且涵盖了钓鱼台列屿。2010年6月，日本把与那国岛附近的防空识别圈向西方扩张，受到台湾方面的反对。近年中国战机多次频繁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日本外务省已多次向中方抗议。中国

2013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覆盖大部份东海海域，要求在区域内航行的航空器得向中国通报飞行计划，对不配合识别或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

中国为对日本在2013年5月向中国方向扩张防空识别圈的应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与部分日本、部份韩国的防空识别区有重叠，且涵盖了中韩争议的苏岩礁和中日争议的钓鱼岛。中国空军同日派出两架大型侦察机到钓鱼岛附近上空巡逻。

其二：4·1（81192）中美南海撞机事件 2001年4月1日，美国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侦查，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II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僚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军飞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被中国确认牺牲。而美国军机则未经允许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

中国指责美国侦察机故意撞向歼-8战斗机，并且在没有通知和许可的情况下降落于中国领土；而美国则说，EP-3是被失控的歼-8战斗机所撞击，并且被中国的另一架歼-8带到飞机场。

由于至今EP-3和王伟歼八座机的黑匣子都在中方手中，其中内容并未公开，因此尚且无办法断定撞机真相为何。

中美双方就事件责任僵持不下，更演变成为了一场外交危机。经过政治角力，事件最终以美国发表一段含糊其辞的“道歉”，中国释放人员、交还飞机告终。

1、时间：2001年4月1日

2、地点：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

3、经过：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北京时间上午9时07分，中方飞机与美方飞机发生碰擦事故，致使中方飞机（编号81192）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

4、从事活动：台海危机发生以来，美国频繁派遣军用飞机在中国沿海地带收集中国军事情报，并曾经偷越中国领空，经常与中国战斗机发生对峙。

5、观点：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海空中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发表谈话说：发生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对美方给中方造成损失问题，中方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撞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方面要求美方道歉承认其错误，美方虽然在一些场合使用了sorry字眼，但是其根本态度没有转变，仍称还会在中国沿海进行侦查活动。

撞机的过程存在争议，中国和美国都指责对方违反飞行常规，造成事故的发生。常见的几个争议要点： 中方：

美方飞行员明知对方为超音速战机，突然执行转向动作是否为中方机毁人亡的原因？ 美方受损飞机是否有权降落中国机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九十八条明文规定沿岸国有救助的义务。”此公约不适用于军事目的）

美方是否有权要回违规操作造成中方重大损失且擅自降落中国机场的军用飞机？ 美方：

美方飞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飞越是否非法？

美方飞机受损后迫降中国机场，是否属于擅闯领空？ 中方是否有权强行进入美方飞机及扣留美方人员及飞机？ 中方的观点

2001年4月1日上午，中国发现美国一架EP-3型侦察机飞抵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中国派出两架J-8歼击机进行监视。9时7分，中国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转向，其机头和左翼同一架中国飞机（王伟驾驶）相撞，造成中国飞机坠毁，驾驶员王伟跳伞后下落不明。美机随后在未经中国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陵水机场。台海危机发生以来，美国频繁派遣军用飞机在中国沿海地带收集中国军事情报，并曾经偷越中国领空，经常与中国战斗机发生对峙。这次是最严重的一次，直接造成两架飞机一毁一伤，中国驾驶员下落不明。而且美国在处理这次危机时抢先报道事件，并没有按照惯例先同中国进行磋商，使得事件进一步复杂化。美方的观点

北京时间2001年4月1日8时55分，美国海军的EP-3型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公海上空完成例行侦察任务后返航，与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两架歼八型飞机相遇。多年以来，中国军机看到美国飞机到来就升空监视，直到美机离开再返回基地，因此美机对于中国飞机的到来并不介意。但是这一次中国飞行员王伟虽然看到美国飞机已经开始离去，却并没有返航的意思，反而从后方向美机逼近，引起美机人员不安。根据美国机组人员回忆，中国战机曾三次非常贴近美机，然后又忽然离开，最近的时候双方的距离还不到3米。王伟还单手驾机，取下氧气罩，愤怒地用一只手向美机人员打手势，似乎是要美机走开。由于气流作用，王伟的飞机当时很不稳定，不断上下抖动。王伟第四次逼近是从美机左后方，速度很快。美机机长奥斯本说，可能是为了缓冲逼近的速度，王伟把机头上抬，带动机身向上倾斜，撞上了EP-3侦察机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王伟的飞机立即断为两截，王伟跳伞逃生，后来下落不明，而美机机鼻脱落，一只发动机撞毁，开始垂直下坠，在30秒内下降了2000多米。在紧急情况下，美机迫降在海南岛的陵水军用机场。王伟跳伞后落海失踪。但是另据五角大楼的说法当时歼8的座舱就被撞毁因此飞行员已当场身亡了。

这次事件的直接诱因是美国长期在中国沿海的公海地区对中国进行电子侦听。中国方面经常派出战斗机对美国侦察机进行跟踪、监视。事故中失踪的中方飞行员王伟长期对美国飞机采取高度危险的挑衅动作，例如贴近对方打手势，最后终于酿成撞机事故。

6、关于国际法角度的分析

1、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活动，不应违反一般国际法规则，必须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该国的安全与和平秩序。美方飞机在中国近海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飞行，而是收集中国情报的侦察活动。美方在中国近海上空的活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约中的飞越自由的范畴，是对飞越自由的滥用。

2．责任在美国一方，美机在中方领海上空任意行为，以致中方飞行员遇难，既违反海洋法规定，又构成明知有中方飞机跟踪而突转飞行，造成撞机事件的责任。

3．应该说美方违反了国际法、空间法和海洋法的原则。美机要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着陆，必须飞人中国的领空，但根据空间法规定，进入一国的领空，必须经过该国政府明示同意，才可进入。即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应该通知中国政府或地面相关部门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国机场降落。

4．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特别是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美方频繁在我国专属经济区以及防空识别区内对我国进行军事侦察，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侵犯，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不遵守，并且严重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且美方在撞机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处理措施严重欠妥，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是不利的，同时也是对国际法的违反。

第二篇：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分析及海峡两岸合作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分析及海峡两岸合作

一、防空识别区概念的提出

防空识别区（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的提出，最早是源于国内法上维护沿海国防安全的需要，是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提出的一种为维护本土安全而采取的提前预警措施。不同于地面防卫和海域防卫，空中防卫所面对的攻击速度较快，但本国防卫反应时间相对较长，因此，部分沿海国开始拓展对外的防空区域，以便在该空域内及早发现外国航空器并进行定位、识别、监视和管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从英国使用雷达来预警德国轰炸机的经验里得到了启发，于1940年开始加强对其沿海空域的防御和控制。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空中袭击进行预警的重要性，扩展空防区域的想法也由此受到重视。此后，近百个雷达基站被全面部署到了美国的东西海岸，构成了美国防空识别区的雏形。[1]20

上世纪50年代，为了防备来自苏联的战略轰炸威胁，美国和加拿大达成协议，在加拿大北部建立起雷达预警区。但是，随着洲际远程武器的应用和苏联解体，北美防空识别区的作用逐渐降低。直到20世纪80年代，防空识别区对于美国的意义又从安全防御，发展为打击走私与贩毒：政府可以通过防空识别区，对不明飞机的身份进行鉴别。至此，防空识别区不仅成为了美国政府防御潜在战争威胁的空中预警带，更多地承担了打击走私、贩毒等犯罪和非法移民的责任。[2] 2001年9·11事件的出现，又使防空识别区的安全防御职能重新获得美国政府的重视，并对立法做出了多次修正，而防空识别区的概念也逐渐完善并迅速得到多个国家的支持。

根据修订后美国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14章99.3条的规定，美国的防空识别区，特指土地或海域之上的空气空间，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须对在其中的所有航空器（除美国国防部及执法部门飞行器外）进行识别、定位和管制。与防卫区（defense area）重在对美国本土的防卫不同，防空识别区更侧重对尚未发生的危险进行预先判别、鉴识，以便做出正确及时的反应。

除此之外，美国联邦法规还对在识别区内飞行器的各类具体情况，包括紧急情况（emergency situations）、特别安全指引（special security instructions）、无线电要求（radio requirements）、防空识别区飞行计划要求（adiz flight plan requirements）、通信应答器开启要求（transponder-on requirements）、位置报告（position reports）、偏离航行计划和航空管制许可及说明（deviation from plans and atc clearances and instructions）等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和说明。这些细致的国内法规定，在国际法尚无明确规定的背景下，构成了政府监管美国周边空域、进行本土防卫的法律基础。

二、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属性

尽管防空识别区的实践发展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是，目前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国际条约或其他形式的成文法，也使得防空识别区是否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地位广受争议。此外，对防空识别区性质的理解，各国也并不相同，在我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因此，有必要对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属性进行深入分析和定位。

（一）法理依据

1.防空识别区是国家的自我保护

传统国际法认为，空气空间的权利往往与其之下的地面权利相关联。例如《国际民用航空公约》（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covenant，即芝加哥公约）第1条即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气空间享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可见，空间的法律性质决定于毗邻陆地或水域的法律性质。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所谓防空识别区的规则，其核心就是一架飞行器意图进入某主权国领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而一国是否有权对主权范围以外的威胁进行预先防卫，则成为防空识别区法律性质争议的关键。

根据芝加哥公约第2条的规定：就本公约的目的而言，一国之领土应当被视为包括与其主权、宗主权、对该国的保护或托管相毗邻的陆地和领水。由于一个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间享有排他性控制权，一国自然可以制定跟彼处飞机飞行和操作有关的制度和法规，防空识别区规则也是国家主权权利的自然延伸。芝加哥公约第5条也同时规定，对于不定期飞行的航空器如为取酬或出租而载运乘客、货物、邮件，国家有权规定其认为需要的规章、条件或限制；第6条规定除非经一缔约国特准或其他许可并遵照此项特准或许可的条件，任何定期国际航班不得在该国领土上空飞行或进入该国领土。因此，类似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毗连区制度，超出领空范围外的防空识别区似乎也可以称为毗连空域，一国可以行使有限的管制权。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概念并没有任何国际法成文规则进行支持。

还有观点认为，主权国家设立防空识别区是国家行使自卫权的表现，关于防空识别区的法律依据源于国际法对自卫权的保护。毫无疑问，主权国家均享有维护其自身生存的自卫权利，且《联合国宪章》也保证每一成员国都在集体安全体制之中。国家行使自卫权已经成为国际强行法（jus cogens）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都不得妨碍另一国行使自卫权。自卫权的行使也具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即国家必须受到现实的武力攻击，且自卫反击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但是，由于防空识别区的规则并不区分主权国家是否受到武力攻击，从国际法上来看，设立防空识别区并不属于自卫权的部分，相反，它属于更加宽泛的自我保护范畴。[3]

因此，与国家自卫权不同，防空识别区的自我保护，是为了针对未发生的武力袭击而采取的必要预防性措施。[4] 于此，格老修斯（hugo grotius）指出：必要是自然的第一法则；瑞士国际法学家瓦泰尔（emmerich vattel）也认为：一个国家应当认真避免任何可能造成破坏的事物，&&将任何可能导致其毁损的东西挡在一定距离之外。[5]

2.国际法规则存在空白

由于国际法规则的形成在使用武力方面一直保持相当的审慎，国家自我保护行为的合法性也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有学者认为，国家在证明其预防性措施的合理性之前，必须指明对方有不当野心或者贪欲的准确迹象，即自我保护行为必须局限于紧急状态所要求的事物。国际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科孚海峡案（the corfu case）中也保持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在该案中英国认为，为了得到某个国际犯罪的证据，国家有权采取措施进入阿尔巴尼亚领水，以获取相应的证据支持自己和国际法庭。但是国际法院则认为，任意扩展自我保护的权利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自我保护成为国家干涉另一国的理由，则构成了强权。该权利在过去造成了最严重的滥用，因而在国际法中不享有任何地位，而不管其在国际组织中产生的影响如何。实力强大的国家也因此很容易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干涉，这无疑是对国际法原则的践踏和歪曲。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主张其自卫权的域外效力，并在许多双边文件中对此进行了确认，例如著名的《门罗宣言》即支持广泛的自我保护权利。[6] 此外，《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也在实质上提出了预警机制，该条约第3条第3款对武装攻击的定义中，不但包括那些在某个美洲国家境内发生的攻击，而且还包括第4条某些域外范围内发生的攻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双边条约或者宣言，本质上并不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其确立的域外管辖范围并不具有国际法先例，甚至一直为各国所反对，因此并不具备国际法上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