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股票市场弊病之我见

第一篇：维稳与股票市场弊病之我见

维稳与股票市场的深层缺陷之我见

中国的股票市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证券法规从无到有，市场规模从小到大。时至今日，一个市值已经达到

万亿的股票市场为什么依然是一个近乎完全的投机市场？为什么一个占GDP总量接近50%的资本市场始终背离经济走势？二十多年来，数千万的股市投资者在为政府排忧解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同时，除了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千万和亿万上市公司（或集团）的富豪之外，到得的唯有伤痕累累甚至家庭破碎。这是一个让数千万家庭痛心疾首，无限感叹而又无奈的市场。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究其深层的原因，恐怕除了体制造成的制度缺陷外，与利益的驱动和监管者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有很大的关系。试想，一个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或类似于廉政公署的机构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想要特权阶层不对公权利进行侵害，想要彻底解决当下中国的贪腐、道德倒退等疑难杂症，真正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谈何容易。

所以从根本上说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就是当下中国体制弊端的必然产物，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恢复股市的健康发展，真正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非从根本上反思和纠正不可。虽然这样会动了利益者集团的奶酪。

就目前的中国股市而言，笔者对一些问题反复思考，提出一点拙见，冀能抛砖引玉，或有卑益于将来的市场建设。

1、关于修订和完善证券法律、法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证券法律、法规是市场各方参与者共同的依据的行动准则，应该是全体人民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承认的是，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法规在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功不可没，然而，现行的证券法律、法规是否代表了全部投资者甚至全国人民的意愿，值得商榷。要使这样一种严肃的制度，能够真正体现全民的意志，我以为有必要将现行所有的证券法律、法规交由全国人民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民意，进行修订完善。尤其应对发行人的资格、保荐制度、审批制度进行严格的法律约定。对于虚假包装上市、违规保荐、违规审批、内幕交易等违法违纪行为从严从重进行问责、追溯和惩处。出现问题的，不仅要追究本案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还要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保荐和审批上市的其他上市公司进行连带调查，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使该链条上所有的利益关系人在制度面前，如履薄冰，恪尽职守，不敢轻易触犯法律的底线。

2、关于新股发行的定位问题。应该说现在实行的保荐和询价制度存在着极大的弊端，是少数利益集团对全体市场参与者权利的极大侵害。为什么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十五倍，新股发行的市盈率却可以达

到三十倍甚至更高？这究竟是市场化还是权力化？我认为，对于新股发行的市盈率应该原则上不高于当时市场的平均市盈率。这样的话，一方面，当市场低迷时，上市公司身躯上市的积极性会有所降低，而当市场出现非理想狂热是，市场供给会自然增加；另一方面，新股的发行和定位始终在提醒着市场的参与者，从而有效抑制过度投机，逐渐培养投资者理性投资的正确理念。

3、关于分红和再融资问题。中国股市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50年甚至100年的路。试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司热衷于上市呢？除了政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经济的的原因之外，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就是：上市募资的钱永远不需要还本付息，这样的好事哪个公司不争先恐后的去抢夺。至于上市后是否回报或回报的多少也完全是上市公司说了算，如此必然造成很多上市公司只重圈钱不重回报。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用法律的手段强制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并且与再融资挂钩，且无论上市公司的经营是盈利还是亏损（国家税收大概也是如此吧）。对于盈利的公司，当年的现金分配应不低于盈利的50%；对于亏损的公司，可以采用公积金转增的方式进行分配。对于连续两年红利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上市公司，原则上不得进行再融资；上市公司因违规两年内被问责或处罚达二次以上的，也不得进行再融资。要使上市公司真正立足主业和做大做强，诚信经营，注重回报，而不是始终把眼光盯在投资者的口袋，肆意掠夺。

4、关于上市公司安定护盘和回购的责任。当上市公司的股价跌破净资产时，上市公司必须进行回购或增持。这样做，一方面鼓励了投资者的理性投资；另一方面，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试问。投资者能用高于净资产数倍的价格认购股票，上市公司难道不应该按照净资产回购股票吗？

5、关于特别处理和涨跌幅限制。为了奖优罚差，鼓励理性投资，对于特别处理的股票，涨幅可以设定为5%，跌幅应扩大为10%甚至更大。而对没有特别处理的公司，其股价变动应设定为：上涨10%，下跌5%。同时，改变目前连续两年亏损才予特别处理的规定，对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中，只要中报或年报有2次以上亏损的，就应该给予ST，以此警示投资者注意规避风险，也让那些玩会计游戏的公司难以掩盖其经营管理的不善。

6、关于退市制度。当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面值，或当净资产一年内始终低于面值时，就应依法退市。对于退市的公司，要依法严格进行资产清查，全面调查上市公司大小股东有没有进行资产转移，有没有贪污挪用，有没有隐蔽财产，有没有违规发放工资和奖励，凡属违法违规的，要一律追回。并全部退还国家和投资者。对于退市公司的大股东，今后决不允许再组建公司发行上市，对其现有持股的

其他上市公司不允许进行再融资。让那些无耻的公司彻底没有市场。

7、关于内幕交易的防范和处罚。证券监管部门应会同交易所对股票交易的异动情况进行随时跟踪、监督、调查，对于未按要求及时完整披露信息或存在内幕交易、暗箱操作的上市公司法人和相关责任人要及时约谈、问责，触犯刑法的要依法追究。建立检举奖励制度，鼓励全体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并对举报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坚决或尽量遏制违法违规事件的发生，还市场以公平公正。

8、暂时停止或废除股指期货。笔者十年前参与期货市场并对欧美市场的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略有研究。我认为，股指期货的推出，看似西学中用，利大于弊，其实是没有搞清楚中国股市的病因而下的一剂错药，是坐而论道者或所谓的专家学者们的一厢情愿甚或是别有用心。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或资金大户把股指期货用于投机牟利和恶意沽空市场的工具，这从推出股指期货以来的股市走势可以得到清楚的印证。因为在一个不成熟的投机市场中再增加一个纯粹投机的股指期货，非但不能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只能是在涨势中推波助澜，在跌势中雪上加霜，起到助涨助跌的投机作用。中国股市目前的疲软和背离经济走向，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股指期货的投机博弈。将来如果再推出一个融券交易，无疑又给实力机构恶意操纵股市提供了屠杀广大投资者的枪支弹药，在目前的中国股市这样做其实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第二篇：综治维稳之我见

梁河分公司2012年综治维稳工作计划

综治维稳和法制宣传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维稳工作开展的好坏，关乎企业的健康发展，可以看到通过几年的工作开展，综治维稳工作已取得相当效果，梁河分公司近三年来无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无赴省、进京上访事件，职工安全感、民意调查满意度较高，所谓“居安而思危”忧患意识不可丢，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不足之处，要进一步做好维稳工作我觉得加强以下几点工作是关键：

一、加强领导是做好综治维稳工作的重要基础

一是注重实效。各类矛盾、不稳定因素必须就地化解，同时将能否做好综治维稳工作做为评价考核各部门的重要依据，以充分调动职工做好综治维稳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对工作不作为、作为不力的部门、负责人及时追究其责任，对不负责的工作人员，予以查究；二是坚定信念。做到逢会必讲综治工作，做到公司上下人人有责任、人人有压力，层层分解、层层落实；三是落实保障。公司各级党委应始终当好综治维稳工作的坚强后盾，并予维稳工作专项金费。

二、做好综治维稳工作化解矛盾是关键

一是变被动为主动。主动跟踪矛盾，发现问题，及时化解。定期召开由综治办牵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综治工作会议，有针

对性的研究整改措施；二是变上访为下访。要求大部分领导和骨干坚持到基层走访，零距离接触职工，了解职工的心态和诉求，做好职工的疏导解释工作，想职工之所想，用实际行动惠及职工；三是加强管理，严防偷盗。盗窃、火灾高发季节，应组织调派相关人员，进行夜间巡逻，同时综治办应与当地派出所形成上下联动的局面，进一步做治安工作。四是变短期为长效。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突出治安和纠纷问题不复发，不反弹。整治周边环境，抓好职工的法制教育，同时预防职工家属违法犯罪。五是开展

“黄、赌、毒”斗争，发现 “黄色”有关的书籍、日历、杂志、影像制品一律没收，并追查来源，对相关违纪人员给予通报批评。建立禁赌工作举报信箱，设立举报奖金，打击地下“赌场”并对怀疑对象进行不定期的排查。严厉打击毒品源头，强戒吸毒人员。

三、建立、健全制度是做好综治维稳工作的保证

一是制度要规范化。公司应认真研究和制定综治维稳工作目标和考评实施细则，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考核要民主化。成立民主性较强的考评小组，根据综治办的记录，一季度一考评，考评结果在公司专题栏上公布，做到被考评对象心服口服。要通过考评，使各单位抓综治维稳的工作的责任心加强，工作力度加大，工作效率提高；三是兑现硬性化。公开考评结果，不讲人情，只看工作实际效果。全体职工从上到下用一把尺子、一个

标准来衡量，对考评不达标的单位、家庭、个人，取消评选先进、优秀资格，奖优罚劣，按考评得分公正的评选年终各项优秀。

四、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健全机制，增强维稳信访工作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工作，确保重大节日活动公司安全稳定。

（三）加强维稳信访信息报送工作，增强与各级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完善信息预警及突发事件重大事项风险防控体系，及时掌握工作动态。

（四）提高公司维稳信访工作人员素质，要求业务精、工作实，知晓工作开展流程，做到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有措施有应对，对排查出的隐患纠纷及时疏导化解。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日

第三篇：维稳与治理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徐铜柱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即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关键词：维稳；治理；政府管理；管理职能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新的全面的部署，特别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这不仅为解决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转型政府管理体制、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政府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由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矛盾的显现，使政府不得不把维稳作为重中之重的职能加以重视和建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维稳体制。不可否认现有的维稳体制对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也暴露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把一些公众维权、宗教信仰、征地拆迁等问题政治化、扩大化，导致矛盾激化。其实，这些大多是社会问题，可通过社会治理来解决。社会治理要求创新政府管理，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创造良好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这一目标的实现单靠维稳职能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更广泛更全面的政府职能的落实。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宁可将主要精力花在维持暂时的表面的刚性维稳工作上，而不愿去研究解决具有深层次的能解决矛盾根本问题的治理之道，导致基层政府政府管理水平的低效，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责任的错位与缺失。

一、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重心失衡

社会稳定作为社会治理中具有特殊性的内容，其意义和作用往往被人们给予更大关注。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治理与维稳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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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2010课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GM－2010－042）。作者简介：徐铜柱（1971-），男，湖北巴东人，湖北民族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esxutongzhu@163.com 系，有的甚至将社会治理等同于维稳，并将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单纯的维稳工作，忽视了具有根本性的社会治理责任的践行，导致政府管理中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责任与维稳责任的严重失衡。一方面，从政府视角看，政府维“稳”成本不断增大，公安、武警参与频度高，这种以国家强制力为主的刚性“维稳”方式目前已面临着“愈维稳愈不稳”的状态，其实际效果也日益受到挑战；从公民的视角看，以维权为目标的泄愤、械斗和骚乱等极端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却频频发生，这种以“争利”为目标，以非直接性矛盾冲突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式“维权”行动经常处于非制度化和无序的状态。[1] 可见，这种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出现系列失衡状态：

1、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

当前，维稳工作涉及面广，包括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信访总量控制、外来人口管理、社会舆情引导、突发事件处置等一系列工作，许多一般性的利益纠纷、公众的维权活动等都纳入其中，导致基层政府维稳任务繁重。社会治理绩效取决于政府组织功能发挥的程度，政府管理绩效是社会治理绩效的基础和保障。在“稳定压倒一切”、“维稳是第一责任”的政治使命下，政府的维稳模式呈现出一种压力型维稳模式，基层政府迫于上级政府的维稳要求，对本辖区内的任何矛盾都高度紧张，害怕被“一票否决”，形成一种社会不稳定的恐惧症。在这种压力型的维稳模式下，公众的一些常规的矛盾纠纷会被放大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公民的一些正常的合理的维权行动会被认定为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以某市对不稳定因素的重点问题进行排查时列举事项为例：

A村村民因铁路建设征地补偿太低、搬迁小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多次群体上访；B村凤凰商住小区因拆迁补偿、施工噪音污染、居民小区生活垃圾清运、人行通道建设及采光等问题，多次引发附近村民集体上访和阻工；C村100多户村民因高速公路人行通道设计不合理（种地要绕道，最远的达4公里以上），造成生活、生产不便，集体上访。如此等等。

可以说，上述问题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民生问题，丝毫不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图谋，与社会稳定无关。当然，地方政府如果对公众多次反映的诉求处理不及时，导致公众采取极端手段抵制政府的不作为就是另外的性质了。一些基层领导把社会稳定理解为一种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的绝对的静态稳定，为了实现这种静态的稳定，他们不能用“平常心”看待社会冲突，为了所谓的维稳不惜一切代价，经常运用公安、武警等力量强力维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基层政府努力践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维稳思路，一旦发现有越级上访等现象，就会采取如截访、罚款、殴打、拘留、“被精神病”、以至于公然在北京雇佣私人保安公司开设“黑监狱”等手段压制上访群众，严重侵犯了公众的各种合法权益，甚至造成上访群众人身和精神的巨大伤害。[2]这种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压力型维稳模式导致地方政府忙于控制表面矛盾而忽视其正常的社会治理职责，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量的社会民生问题、管理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责任的严重缺 失，反而为新的矛盾埋下了安全隐患。

2、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

地方政府的维稳工作被上级政府列入“一票否决”的范畴，将维稳成效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事实上为地方政府在政府管理的目标重心上提供了选择的依据。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考核政府政绩、决定官员升迁的主体在理论上是人民，而实际是上级政府和领导，这就是许多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唯上不唯下”的真正原因。《人民论坛》杂志社专门就地方政府维稳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中高达 70%的人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3] 这一结果说明地方政府重政绩考核目标轻公共利益目标。从公共治理角度看，维稳的根本目的应在于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民生幸福。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面前和“一票否决”的考评压力下，地方政府维稳的目标就会变为短期性或临时性，任何不稳定因素只要不在本届任期内爆发就是政绩。由此带来的诸如“花钱买平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等观念和行为大有空间。相反，地方政府作为最大的公共组织，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理应为公众服务，把公众的需求作为第一要务，而不是把政绩作为首选。可是维稳目标的过度强化使得地方政府实现社会公共目标的动力不足，不愿去想办法解决没有具体衡量指标的民生问题，公共利益目标被淡化。

3、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 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压力型维稳方式产生于特殊背景下，虽然对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高成本的权宜式维稳，治标不治本。维稳成本主要表现在公共安全的支出上，一般用于维稳机构和人员、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和“维稳基金”的各项开支等。近年来，地方维稳成本急剧攀升，增速超过其他公益性事业的增长速度。例如，2000-2006年间，（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武警部队支出）平均年增长率达26%，高于同一时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年增长率（分别为 17%和 19%）。从2007 年开始，全国财政支出决算将“公共安全”单列出来。2009 年全国用于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达4744.9 亿元，比上年增加 16.5%。2010 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 亿元。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增加8.9％，实际金额亦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4]到2011年则首次超过了国防开支。以上数据显示，大量的财政经费作为政府维稳的常规性支出，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有些地方一个上访户几乎要拖垮一个乡政府，这足以表明维稳成本对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这种维稳还只是权宜之计，很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维稳责任与社会治理责任的重心发生位移，以“善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理难以有效推进。维稳功能一枝独秀，地方政府的其他政府管理能力（如民生问题、利益协调、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受其影响严重不足，导致整个社会治理能力降低。

4、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占有的关系失衡

在现行体制下，“维稳”压力往往被科层体制传递到其最末端——基层的政府（乡镇政府）和“准政府”（村委会、居委会），相对于上级政府来讲，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确实占有“信息优势”，熟悉维稳对象，能够较快了解具体情况，但从制度上看，位于科层制最低端的他们又具有明显的“权力劣势”，即他们的决策权和可调动的资源却有十分有限，甚至已有“碎片化”的倾向：一是横向之间的碎裂，比如垂直管理部门分割了县、乡两级政权的部分社会治理权；二是纵向之间的碎裂，比如基层决策权的有限，一旦出了矛盾，乡镇政府一般只是控制局面，尽力防止事态扩大，至于如何处理、如何定性、如何赔偿等问题都得等上级政府的指示。[5] 正因为如此，有近四成的受调查官员发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的感慨。[6] 可见，作为政府管理重要内容的维稳工作，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责任的分解与资源的配置上又存在严重的失衡与错位。地方政府作为维稳的责任主体，维稳责任无限大而掌握的资源和决策权又无限小，地方政府的维稳困境由此可见。

二、以治理为目标的政府管理职能的矫正

1、职能结构：从维稳重心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

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一般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职能、生态职能等五个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许多固有矛盾的凸显，与政治职能相关的维稳职能被提到特别的高度。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这些职能应该是相对平衡地向前发展，也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全面进步。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地方政府在对待相关职能上认识存在偏颇，即重经济、维稳职能轻社会、文化、生态等职能，经济、维稳职能挤压其他相关职能，甚至出现“经济中心主义”、“维稳职能一枝独秀”的状况，致使政府职能得不到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地方政府过分重视经济和维稳，其他职能难以有效发挥，特别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性的社会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有关专家指出的“越位越不稳”的怪圈。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必须从重新构建政府职能结构着手方能跳出上述的循环之路。面对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地方政府应重新认识政府职能，科学界定职能界限，特别是处理好维护社会稳定职能与其他政府管理职能的关系。具体要求：一是高度重视经济、维稳以外的其他职能。政府职能的配置和运行应以社会需要为原则，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的宗旨是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7]因此，政府应强化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社会公用事业、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能，从过分偏重经济、维稳的职能结构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职能结构转变，使政府职能真正回归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上来。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质服务来满足社会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不是单方面 就维稳而维稳。二是改变政绩评价标准。标准就是指挥棒，改变政绩标准是优化职能结构的思想前提。根据十八大精神，应将社会、生态等职能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进而加重这些相关职能的比重，确保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不断优化。

2、职能关系：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变

（1）理顺政府内部职能交叉关系。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各部门责权明确，通力合作，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内部各部门职责交叉常常导致职责不清、争功诿过、效率低下、协调困难等诸多问题。责任不清就无法负责，责任不清也就难以追责，从而成为责任政府建设的体制障碍。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为例：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被划分为食品加工、食品流通、食品消费等环节，并分别由三个不同的部门实行监管，不仅如此，整个食品监管环节还涉及到农业、林业、工商、质检、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部门，他们都对食品安全负有责任，职能重叠交叉，出了问题担责意识淡薄，且都有卸责之对象。多个部门管理同一个问题，造成资源浪费，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能降低。因此，理顺政府部门内部的职责关系是责任政府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有效突破口。当前，应借改革的东风，按照推行“大部制”的方略，将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明确责权关系，减少部门之间职责交错的事项，变部门之间“扯皮”为部门合作。

（2）理顺重点职能与权力配置不平衡关系。政府职能重点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局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才能有效发挥职能作用，否则就会钳制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目前一些职能在政府整个职能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明显提高，这就要求对相应的权力配置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其具有顺畅的关系和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一些新的职能重心没能获得与之同步的权力配置，导致许多职能得不到很好地履行。例如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已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对环境的管理“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中央政府监督与调控不到位，难以保证严格执法，难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再比如，海洋战略与管理地位日益突出，而政府在海洋管理领域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管理海洋的部门多达18个，导致对海洋权益、安全、资源、环境等国家核心利益问题缺乏整体规划，对海上的执法监督管理不力。[8] 如此等等。解决的办法就是整合职能相似的部门，重新配置权力结构，赋予像环保部门等重点职能机构更大的权力，增强其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3、职能主体：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

当前政府管理之所以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加剧、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差异凸显、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明显。面对各类凸显的社会问题，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有事甚至无能为力。正如 托克维尔所说：“不管它（政府）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9] 诚然，地方政府的能力有限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要求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来，包括公民、非政府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等等，政府在其中再不是唯一的决策者，只是治理主体的一员，与其他主体在不断沟通、协商、谈判、交流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多中心合作治理格局中，多元主体虽然没有严格的等级从属关系，但也并非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必须遵守相关法律和行业规章，建立合作治理机制。

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往的全能政府是政府包办企业和社会所有的事情，政府愿怎么办就怎么办，企业和社会没有自主权。实践证明，这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社会治理的要求，特别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弘扬和践行，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通过合作、共治的方式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已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管理模式。当前，重新调整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把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调整市场主体的关系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要求政府主动向市场、社会放权，让它们有相应的自由和空间管理自己内部事务，政府只进行引导和监督。对某些社会问题如社区建设、社区治安、环境保护等可通过协调机制实行合作、共管，政府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社区等公共组织（第三部门）负责具体的人员和制度落实。实践证明，这种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共治的关系，已经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种主要机制和制度安排，成为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的目标的重要力量。

4、职能环境：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10]培育公民社会可以减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所谓公民社会，俞可平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具体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公益组织、行业协会、利益团体、社区服务组织、公民互助组织等公民自发形成的组合。公民社会是介于政府（第一部门）与企业（第二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11]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推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人民普遍对现代国家（政府）和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三点共识：其一，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政府只是来自社会不同力量的公共选择。其二，现代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政府运用公共 财力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公共需求。其三，社会中各类分散的社会资源需要进行整合才能发挥其作用的现实需要。公众愿意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12] 以上三点共识回答了公民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步伐，为公民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背景。具体要求：

（1）树立和强化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把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13] 地方政府应率先树立公民意识的理念，尊重社会组织的权利，给他们创造对话机制，使他们有渠道参与政府的相关活动，为决策建言献策。比如政府吸纳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加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策咨询团等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群众诉求、扩大公众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政府通过引导公民意识及其活动，营造公民社会文化氛围，使每个公民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愿意主动承担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2）制定和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法规。由于公民社会在我国的发展水平还不高，相关的法律制度还很滞后或不完善，对许多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制约。比如注册困难，许多民间组织得不到注册，是因为规定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找不到“挂靠单位”（“婆家”）就不能注册，导致大量民间组织不得已而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再比如参与困难。一些社会组织想为政府建言献策，苦于找不到有效的渠道而“爱莫能助”。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制体系。一方面，对现有法律进行清理，把过时的废除，该修改的修改，该合并的合并。另一方面，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管理民间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在地位、途径、注册、运行、监管、评价等方面有法可依，扭转目前管理无序的状态，促进公民社会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3）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引导与资助。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又为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对一些民间实力较强、信誉较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资助，让这些组织完成一些公益事业，为政府分担压力。资助的方式可视情况而定，比如直接拨款，但要伴随相应的任务（理论研究、课题调研等）；政府运用合同管理手段，通过政府招标的形式，将政府的某些公共服务以合同外包的方式承包给资质较好的社会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既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又能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发挥社会民间组织正能量。

参考文献：

[1]郭根，吴婧.地方政府的维稳“悖论"与化解之道[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1）[2]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3]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借“维稳”名义不作为乱作为“较严重”[J],人民论坛，2010（9）

[4]张荆红.“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J]，理论与改革，2011（3）

[5]消解“怨气”要有新思维.学者应星点评公民维权与社会心态[J]，(新京报评论周刊)，2011年6月11日

[6]王慧.官场中的维稳烦恼[J]，领导文萃，2010年12月(下)[7]汤法远.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政府管理职能结构分析[J]，天水行政学院，2009（4）[8]李军鹏.大部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六大重点问题[J]，改革内参，2013年，综合第8期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0-101页 [10]人民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DB/EB]，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13.html [1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06）[12]陆学艺.中国社会建设与政府管理：对话与争鸣[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60-261页

[13]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116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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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维稳

***：十八大前维稳是政法机关首要任务

2012年04月24日 08:52 来源：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打印本稿]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要求，根据去年下半年以来，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班子相继换届后，政法委书记队伍发生很大变动的实际，中央政法委研究决定，对全国省、市、县三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分期分批进行集中培训，目的是帮助地方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更加清醒地认识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准确地理解把握中央的决策部署，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能力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政法工作高度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政法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各级党委政法委作为党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职责任务、领导班子、办事机构和干部队伍不断得到加强。加强党委政法委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是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迫切需要。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要准确把握中央赋予政法委的职能定位、职责任务，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指导方针、重大部署，深入总结政法工作实践经验，解决好“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与时俱进地推动政法事业科学发展。

第一，要把好政治方向。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关系政法工作的成败”。因此，对党委政法委书记来说，讲政治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党委政法委书记是党的干部，讲政治首先是讲党性。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要严守党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始终坚持全党服从中央、局部服从全

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做到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宪法法律在心中、公平正义在心中，坚决抵制敌对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攻击，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政治观点、法学观点的影响。要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履行职责使命的一切工作中，以实际行动捍卫党的领导，捍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今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八大。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政法机关第一位的任务。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各种不良苗头动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切实做到头脑十分清醒、立场十分坚定、旗帜十分鲜明。对各种复杂敏感问题，要讲法治讲政策，及时妥善处理，努力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讲政治是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要始终坚持最高标准。

第二，要服从服务大局。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是谋划和推进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第一责任；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对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对这个大局，大家一定要用心维护。当前，要围绕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深入实施“十二五”规划，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更加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社会关系，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要不断提高统揽政法工作全局、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的能力和水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要深入研究本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高度关注民生疾苦，不断推出便民利民措施，积极推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政法机关处在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的末端，既要依法妥善处理各类案件事件，又要注意发挥能动作用，认真分析研究发生这些案件事件的原因是什么，积极提出意见建议，推动有关地区和部门从源头上、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这是对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能力水平的重大检验。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坚持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层在先，下大气力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等突出问题，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深刻认识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政法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第三，要带头依法办事。实行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政法各单位是执法司法机关，党委政法委书记必须带头严格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对正确有效实施法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固树立、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要支持和保障政法各单位依法正确履行各项法定职责，抵御、克服影响公正执法、公正司法的各种干扰，为政法各单位创造良好执法环境。要加强执法监督，指导政法各单位加强执法规范化、信息化建设，促进执法办案质量的提高。要认真组织落实中央出台的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确保改革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取得人民满意的效果。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并决定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希望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认真学习好、组织实施好这部重要法律，教育政法干警正确处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与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努力使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有序扩大司法民主，深化司法公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执法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

第四，要密切联系群众。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任何政权和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中央反复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这些年，个别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之所以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甚至引发矛盾冲突，根本原因是没有维护好群众利益、没有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实践证明，如果背离群众观点、丧失群众立场、违反群众路线、损害群众利益、削弱群众工作，改革就会失去支持，发展就会失去动力，稳定就会失去基础。政法机关既是执法司法机关、也是群众工作机关，政法干警既是执法司法工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一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始终，一定要把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要求贯彻始终，一定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贯彻始终。

各级政法机关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观点教育，把维护好人民合法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执法，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等问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诉讼难、执行难问题，着力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要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法工作的根本标准，健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由群众评判政法工作的机制，探索新形势下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新途径新机制，把政法工作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第五，要狠抓基层基础。政法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希望也在基层。近年来，政法机关基层基础建设有了很大加强，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必须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扎扎实实、扑下身子去抓基层、打基础。要把领导精力、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基层，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地投入到基层，建立完善劲往基层使、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用的体制机制，把大批有经验、有水平的政法干警稳定在基层一线。要创新基层服务管理机制，使群众办起事来方便快捷、遇到问题能就近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能及时化解，从而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第六，要带好政法队伍。衡量一名党委政法委书记的能力和水平，很重要的一条，是看班子抓得好不好、队伍带得好不好。抓班子，首先要抓好党委政法委领导班子建设，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委政法委集体领导，真正做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同时，要协助党委管理好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确保党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政法机关得到贯彻落实，确保国家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带队伍，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要求，坚持从严治警、从优待警，大力加强政法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执法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法队伍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要认真组织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以此为抓手全面推动政法队伍建设，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要做好政法领导工作，一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现在，政法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政法领导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重视学习、深入思考，才能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险，才能以创新的思路和举措来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希望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带头学习理论、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每一个政法机关都建设成为学习型机关。二要密切沟通、团结共事。在日常工作中，党委政法委书记与政法各单位负责同志之间打交道很多，既要严格按照组织原则、程序办事，又要遇事多沟通、多商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团结一致把工作做好。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在政法机关得到贯彻落实，保证政法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支持政法各单位依法行使职权。三要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都是一把手，在涉及用人、办案、廉政等问题上，一定要严于律己，以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带出一支铁打的队伍，在政法机关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四要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对于这些年来政法工作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对于积累的成功经验要总结运用，对于行之有效的思路、办法和措施要继续坚持。同时，要注意从一些案例、事件中吸取教训，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前任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或没有完成的工作，要接着干、抓到底，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新官不理旧事”。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就一定能把政法工作做得更好，把政法队伍带得更好。

政法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使命光荣伟大的事业、任务艰巨繁重的事业。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扎实工作，推动政法事业科学发展，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注：本文节选自***同志2012年3月26日在全国政法委书记首期培训班上的讲话)（责任编辑：屈波）

第五篇：维稳

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综治和平安建设责任。根据机关人员变动，及时调整领导小组，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切实加强对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严格落实综治平安建设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全面展开综治工作。

切实做好维稳工作

提高机关治安防控能力。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认真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信访工作制度，继续组织开展好“大接访活动”，实行领导干部轮流座班接访，及时做好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接访日的相应的准备工作，确保接访工作的顺利开展。积极组织开展下访活动，深入挂钩镇和信访重点地区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突出问题，全力化解不稳定因素及潜在的矛盾和纠纷。认真分析排查调处本局、本系统的矛盾纠纷，制定处置突发性事件预案。加强内部防范工作，按照“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的要求，认真落实守楼护院，努力提高干部、职工的治安防范意识。认真落实好每天的值班人员，坚持做到 24小时值班，同时，建立与各镇（区）、各有关部门的联系组织网络。强化工作落实

全力压降事故保平安。安全生产与平安建设工作紧密相连，只有切实压降和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维护好职工的利益，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