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严禁领导干部收受“红包”,做“干净”的好干部
严禁领导干部收受红包，做干净的好干部
２０１５年2月3日，省委召开动员会，就六个严禁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会议强调，要围绕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来一次深入体检，着力查找和解决问题，治病救人，猛药去疴，以重点领域的突破，带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整体推进。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辛维光代表省委作动员讲话，他指出，深入开展六个严禁专项整治工作，是我省学习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精神、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政治要求、形势要求、纪律要求，要统一思想，立即行动，抓好组织实施。一是着力解决权力寻租问题，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强化监督制约，高扬法治大旗，加快引权入笼，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坚决防止领导干部在三重一大等问题上搞一言堂、违规违纪违法，坚决防止官商勾结、暗箱操作、权钱交易;二是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坚决制止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严肃查处截留、挤占、挪用、贪污、套取、骗取民生资金的行为;三是着力解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警示、引导、督促党员干部，强化廉洁意识、纪律意识，认真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廉政准则，时刻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四是着力解决用人不正之风问题，切实贯彻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相关规定，严禁违反党的组织人事纪律，坚决纠正不正之风。辛维光强调，要把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与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考察云南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与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统筹推进，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围绕抓好专项整治工作，曹建方强调，六个严禁是对全省党员干部发出的六道禁令，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精神上来，深刻认识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推进好、落实好专项整治工作。主责单位党委(党组)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责任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明确内部分工和工作时限，把责任落实到岗位和个人，实打实地推进专项整治，坚决防止工作缺位、失位;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监督执纪，有针对性地解决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落实不力的，要通过挂牌督办、责令整改、约谈、通报等方式，加强跟踪问效，确保整治到位;要严明纪律、严肃执纪，认真梳理问题线索，及时调查核实，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在中国，红包本是亲朋好友礼尚往来、逢年过节、乔迁新居、婚丧嫁娶时作为表达心意的方式之一，而现在，领导干部收受红包行为愈演愈烈，与一般亲朋好友间的礼品赠送存在本质的区别，大多有了明显的受贿性质。群众对这一个词有了更多地负面解释。从各类新闻中我们不难看到，现今牵涉红包礼金案件涉及的数额越来越大，形式多样手段隐蔽，收受红包成为了腐败问题中突出的一点。在我国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逢年过节给孩子一个红包希望健康、成才，给老人一个红包祝愿长寿安康&&，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说法，有些领导干部信念缺失，抱着侥幸心理，对这一简单却又反映强烈的红包形式不重视，殊不知，一些东西是积少成多，结果只是让自己越陷越深了。反腐倡廉做了多年，尝试着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有效果有改进，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信息不断地公开透明，群众知道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因此，云南省委深入开展六严禁专项整治活动，将严禁收受红包作为一个独立内容专门提出，符合了现今社会发展中反腐工作的特点，它能够更具针对性，目标更为明确，如在工作中能够寻求到好的方式方法，那么定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深知，红包是一种历史现象，治理这一问题当然不能只是制度说说或一时一战役，更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理清思路、标本兼治、从严处理，坚持不懈的常抓下去，才能够将其控制在最低程度。继而积极推动反腐倡廉建设，让群众看到更为干净透明的权力运行程序。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总书记政治规矩作了重要论述。在2015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省委决定在全省深入开展六个严禁的专项整治，特别是其中的严禁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的整治，是一条迫在眉睫的经济规矩，也是在近期党风廉政工作中切中要害的规定。虽然在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实施以后，在节庆期间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但还没有达到完全杜绝的目标，作为领导干部，思想上一定要转变收受红包是人情往来、增进感情的灰色心态，行为上要坚决杜绝任何理由的收受红包的行为，切实做到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树立起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形象，从而带动社风、民风的转变，才能彻底打赢反腐倡廉的持久战、攻坚战。
本次会议中特别将严禁领导干部收受‘红包’这一问题作为专项整治工作之一，并提出整治措施，与群众路线相呼应，是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及近年来本单位发生典型案件的教训，针对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矿产资源开发、专项资金使用、收受红包、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六个方面，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深入剖析通报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明纪，确保每个领导干部都接受教育、受到警醒，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有利于单位领导干部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有利于单位领导干部严格接受上级领导的监督检查，使单位领导干部自觉提升素养，改变腐败观念，改正错误的人生价值观，做一个为民服务的干净的好干部。
作为一名刚上任的公务员，我应该深刻领悟省委会议内容，并吸取前车之鉴，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不贪心，不贪婪，随时提醒自己，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认真解决好人民群众所反应的问题，不欺骗，不隐瞒，不受赂，做一个干净纯正的好干部。
第二篇：严禁收受红包
严禁收受回扣、红包、开单提成的规定
为深入贯彻落实《卫生厅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中索要和收受回扣、“红包”行为的处理规定，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员工自律水平，切实维护患者利益，有效遏制和预防商业贿赂和不正之风的侵蚀，特制订“严禁收受回扣、红包、开单提成的规定”如下：
1、严禁医务人员接受患者及其家属的红包和其他馈赠。医务人员对患者馈赠钱物当时难以谢绝的，必须于24小时之内上交医院行风办或医院指定的部门、科室，由有关部、科室及时退还患者。难以退还的，由医院统一处理或转成病人住院押金。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告、不上交的，视同收受红包处理。
2、严禁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接受药品、医疗设备、医疗器械、试剂等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提成和其他不正当利益。
3、严禁医务人员通过介绍病人到其他单位检查、治疗或购买药品、医疗器械等收取回扣和提成。
4、有关科室在与药品、设备、一次性卫生材料、试剂以及其他物资生产商或供应商签订合同时，必须载有“禁止生产供应商用回扣手段腐蚀、贿赂医疗卫生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如有违反，医疗卫生单位可以终止履行合同”的条款。
5、违反上述规定，经查属实，按《江苏省卫生厅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中索要和收受回扣、“红包”行为的处理规定(试行)》(苏卫监【2005]5号)和各级有关违反职业纪律有关规定和医院员工手册从严处理。
6、科室负责人没尽管理责任，或对本科、本部门人员的违规违纪行为熟视无睹，甚至知情不报，根据情节，同时给科室负责人(或医疗组组长)相应处理。
第三篇：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的原因及对策
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现状原因及治理对策
“礼金”，本来是礼尚往来，逢年过节，乔迁新居，婚丧嫁娶，生病住院时亲朋好友表示的一点心意。而现在，出现了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权钱交易，具有明显的受贿性质。对此，尽管党纪政纪有明文规定，各级领导也三令五申，但送收红包、礼金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机制来分析研究，要按照标本兼治的方针来治理。
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美国、19世纪中叶的新加坡，送收红包、礼金都曾盛行于官场、商场。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商场上，也有送收红包、礼金的现象。到了清代，由于商品交换增多、政治腐败严重，更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作、生活都带有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经济利益上都比较谨慎。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打破了，但还没有真正实现市场配置资源，领导干部手中权力还比较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又没有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中的商品、货币、等价交换、利益驱动等等也渗入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获取更多的不当利益，视权力为商品，搞权钱交易，等价交换，于是各种形式的红包、礼金问题越来越突出。从最近的“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民意调查”看，有30.9%的人认为红包、礼金问题是当前腐败现象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排第四位；认为红包、礼金现象同前几年相比“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人占41.8%，其中4.3%的人认为“明显减少”，认为“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39.9%，其中11.1%的机关干部认为“明显增加”。由此可见，目前抓住送受红包、礼金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治理，可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对促进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现状
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与一般的礼尚往来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在收受性质、心态、收礼特点、送礼方式、危害等方面有其独特的表现，具体为：
1、就其性质而言，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排除一般的人际交往，则主要是一种交易行为，带有受贿性质。一是权交易。送者与收者之间其实质就是一种权力与权力的碰撞和互换，红包、礼金仅仅扮演的是一种决定权力碰撞及互换的“润滑剂”和“催化剂”的角色。二是权钱交易。掌权者以权换钱，无权者以钱换权，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三是权色交易。部分掌权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满足之后，开始寻求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刺激，送礼者便“见风使舵”，以色诱之，换取自己所需的权力和利益。
2、就其心态而言，大量的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在收受红包、礼金的过程中，其心态是比较复杂的。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受之无愧”的心态。认为自己为对方帮了忙，收下人家自愿送来的礼金，得到一点补偿，在情理之中是应得的回报。二是“礼尚往来”的心态。认为相互之间送礼受礼，是一种正常的交际行为。三是“侥幸过关”的心态。明知自己收受的红包、礼金带有权钱交易、受贿性质，有违党纪国法，但考虑到对方信誓旦旦，保证不会张扬，只有“你知我知”，收下再说。四是“公平交易”的心态。认为当今社会是商品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不收白不收。五是“无奈而为”的心态。认为收受红包、礼金并非自愿，人家硬要送上门来，推之拒之是小看了人家，收受红包、礼金仅仅是无奈之举，于是心安理得地收下。
3、就其收礼特点而言，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一般地带有浓厚的权力色彩。收受的方式大致有四种：一是靠卖“官”来收受红包、礼金，做官钱交易，买者得官，卖者得利；二是靠卖“荣”来收受红包、礼金，出卖荣誉称号，让买者留下香名远扬，而卖者则暗中受益；三是靠卖“利”来收受红包、礼金，以出卖国家的大利而获取个人的“小礼”，搞典型的权钱交易；四是靠卖“情”来收受红包、礼金，拿原则做交易，买者用礼金博取欢心，卖者用感情代替政策，为所求之人提供便利。
4、就其送礼方式而言，表现为多种多样。如有个人给领导干部送礼的，也有单位给领导干部送礼的；有明目张胆送红包、礼金的，也有“暗箱操作”搞私下交易的；有直截了当送礼的，也有通过其它渠道间接相送的。因为送礼与收礼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讲到“收”就不能不讲“送”的问题，并且送的危害性往往比收的更大，从以下几种送礼的方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是“投石问路”式。一些心术不正之人为达到自己调职、升迁等目的，用礼打通“掌权者”和关键人物的关系，往往是先投之以“小礼”，名为联络联络感情，实为察其颜色，探其虚实，一旦时机成熟，便重礼相送。用此法者，一般与对方交往少，不敢贸然送重礼，也不轻易吐露真实意图，以免鸡飞蛋打，或碰上一鼻子灰，弄巧成拙。二是“太公钓鱼”式。送礼之初即表明意图，并在送上厚礼的同时，许下诺言，放出诱饵，令对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此法者，大多有一定的权势或不薄的经济基础作后盾，而且送礼者与受礼者之间有特殊的交情或关系，有相互利用的价值并以相互利用为出发点。三是“投其所好”式。一些送礼者为了提高“命中率”，在送礼之前，搜集对方的兴趣爱好等情况，然后有的放矢。用此法者，大多工于心计，老于世故，且大多能遂其所愿。四是“投桃报李”式。为感谢对方的栽培和提携，或直接奉上厚礼，以表谢意；或通过其它途径，以其它方式回敬对方。用此法者，一般先得了对方的恩惠，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五是“迂回绕道”式。有的送礼者有时为避免遇到麻烦，采取迂回策略，通过对方的亲戚或朋友送礼，有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通过约对方打牌赌博，故意把钱输给对方等途径送礼，令对方不知不觉或心领神会地收下礼物。用此法者，一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或缺乏正面交锋的勇气和条件，为双方留下退步的台阶。六是“借花献佛”式。一些公职人员为得到上司的赏识，既要通过送礼讨好巴结上级领导，又心痛自己的钱财，于是假公济私，打单位的主意。用此法者，大多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掌管着财经权，能够随心所欲地操纵单位的资产。
5、就其危害而言，决不亚于一场自然灾害。小而言之，他出卖了领导干部的人格，大而言之，他危及政权的巩固。其一，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越多，越给人留下“贪”的印象，尤其是对于善送礼的公职人员，因与领导接触多，表现机会也多，往往能留下良好印象，得以提拔重用。而不送礼者即使能力再强，也很难被领导“发现”。久而久之，势必冲击党的干部人事工作原则，造成“因礼用人”的事实。其二，公职人员若都行而效之，整日为礼而累、为功利而忙，必定回到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老路上去。其三，受礼之风盛行，必定破坏党和政府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危及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进而危及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
二、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根源
1、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在最古老的“六艺”中，“礼”就高居首席，“礼尚往来”成为几千年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种带有浓厚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极富人情味的交际方式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显然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2、封建思想余毒的侵袭。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念融入了人们的骨髓，特权阶层和有产者对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独占，使“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衙门作风代代相传。这些封建思想余毒未消，毒害了不少领导干部。
3、商品交换观念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利益观念不断膨胀，商品交换观念深入人心，最终渗透到不该进入的领域，被异化为权力、荣誉和道德的主宰，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为便应运而生。
4、社会生活环境的困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很多社会成员通过各种途径致富。面对灯红酒绿的世界，一些领导干部越来越无法满足相对清贫的生活，走上了“以权生财”之路。
5、个人功利欲望的冲动。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关键是能否用理性控制它。有的下级领导干部想实现更大的升官发财的理想，这种欲望无疑会刺激一些人送礼受礼等不良动机和行为的产生。
6、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领导干部还掌管着行政审批、工程发包、资金拨付、干部任用等权力，在这些权力的运作上，自由裁量权还比较大，没有硬性的监督制约，如果用红包、礼金等方式运作一下，就有可能以小换大，获得成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回报，给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可能。
7、公共权力的空间太大。手中掌管的权力是公共的，有一定的弹性，可上也可下，可左也可右，朝哪个方面倾斜都有道理。送、受红包、礼金的行为又比较隐蔽，绝大多数都是一对一，彼此利益相关，一般不会揭发，即使举证也难以查实。冠以红包、礼金之名，又与礼尚往来掺合在一起，容易被认同。如果再将自己收下的红包、礼金或多或少地交一些，也许能蒙混过去。
8、处理失之于宽。首先是一些党组织在处理红包、礼金问题时，“以腰包为界”，装了自己腰包的查，否则就不查；“内外有别”，是本地本单位的问题就查，否则就不查。这种状况得到认同，客观上助长了送受红包、礼金的风气。面对红包、礼金现象，有的人拿着红包、礼金左右为难：不交吧，明知违规，睡不着觉；交了吧，又怕别人骂，也睡不着觉。于是，有些同志也就留一半清醒留一半糊涂。其次是在查处红包、礼金问题上失之于宽。让一部分人难过一阵子，舒服一辈子，得大于失，助长了收受红包、礼金者的侥幸心理。
9、分配不公。我国劳动分配制度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由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出现了贫富悬殊的结构。至今为止，有三类不同身份的富翁：一类是被中国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排斥的“地富反坏右”者，他们为了生活所计，不得不干起那时为人们所鄙视的“个体户”，现在发富了；一类是80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科技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一技之长，投身市场竞争，开公司、办企业，如今也富起来了；一类是1985年实行价格双轨制后，一大批有胆量的人借着国家信贷政策的松动，与政府官员勾结，低息或无息贷出大量的资金，使之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他们凭着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8年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多，其中70%流入个人私囊。这种分配上的极度不公，严重地诱惑了部分领导干部的心理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捞一把”的腐败心理。
10、法纪不全。客观地说，我国为防范行贿受贿而制定的政策法规并不少，但实践中却不很管用。一是规定过于分散，在立法主体、适用范围、时限、实施机关等方面均不统一，缺乏完整性和一贯性，造成“龙多不治水”；二是规定的可操作性差，大多是一些“禁止”、“严禁”之类，有一些执行起来不痛不痒，比如近年来一批受贿犯罪分子被处以极刑的不在少数，但很少有行贿犯罪分子被处无期徒刑，更不见极刑，惩治行贿的法律利剑，虽然“高高举起，寒气逼人”，但实际上是悬在半空，没有真正落到行贿者头上。三是执法不严。执纪执法机关似乎有一种默契，对红包、礼金这类问题，大多是收缴了了事，很少追究责任，而这类“红包礼金”案件，大都是不折不扣的贿赂案件，法律放松了对社会公正的最后堡垒和防线。
三、治理对策
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表现的多样性，性质的特殊性，影响的广泛性，根源的复杂性，危害的严重性，决定了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从思想上、从源头上、从制度上、从体制上寻求突破，妥善解决送礼受礼问题。
1、加强教育，解决好“不想送”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影响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腐败现象的诱因主要源于经济。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问题包括红包、礼金，大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问题。市场经济现实条件下的人，包括领导干部，不是完全抛弃私心杂念的人，不是100%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受过传统熏陶的文化人，是有思想觉悟的政治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也是有利己倾向的经济人。客观实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使一些人遇事权衡利弊，寻求利益最大化。因此，解决红包、礼金问题，首先就要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而境界的提高就是靠教育。要通过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道德纪律教育、诚实守信教育，使大家明白什么可以为，什么不能为，改造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使其能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淡薄功利意识，增强公仆意识。
2、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解决好“无需送”的问题。选拔任用干部一律实行民主选举制，公开竞争制，废除上级任命制，将干部任用权交给民众。把干部的选拔、培训、调动、考核的原则、标准、范围、程序全面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变“长官意志”为“公众意志”，铲除权钱交易的土壤，真正实现选拔任用干部上的公开、公正、公平。如我市这次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干部全部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都是通过公开竞争上岗的，由于民主化程度高，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一类因“官”、因“岗”送收红包、礼金的现象。
3、改革拨款制度，解决好“无法送”的问题。要加强财政制度改革，强化财政管理，从资金上断绝红包、礼金的财源，使送者无钱送。送收红包、礼金与资金管理不严有密切的关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着手，改革体制，建立机制，强化管理，严肃纪律；要加快推行部门预算，将所有收支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要改革专项资金拨付方式，减少中间环节，简化拨款手续，保证专款专用：要加快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认真清理各种资金来源渠道，严禁设立账外账，坚决取消“小金库”；要限制“一支笔”审批，坚持集体审批，必要时，部分地取消包干制度，实行统管；要改变上级出政策、下级找资金的状况；要加大经济责任审计力度，实现对所有预算内、外资金的全方位监管。通过这些办法，斩断送礼财源。
4、改革事权制度，解决好“不便送”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实现有限政府，无限服务。政府如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将自己有形的脚伸入市场，不但会踩伤市场无形的手，还会给官员留下公权私用的机会。因此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规范审批行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同时，对领导干部要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和廉政检查制度，把领导干部的收入情况、固定资产情况登记造册，并公之于众，给社会明白，促领导清白。积极推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实行阳光消费。这方面我市作了有益尝试。如，针对基层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漏洞较大的问题，在去年市直机关推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基础上，今年又将这项改革延伸到了乡镇，对乡镇领导干部的交通费、招待费、通讯费、差旅费和学习培训考察费的管理办法进行了改革，鼓励乡镇取消公车，交通费、通讯费按职按级实行定额补助，招待费实行总量控制，差旅费、学习培训考察费实行“三限”（限交通等次、限食宿标准、限外出时间）管制，以切实减少职务消费的支出。
5、强化监督，解决好“不能收”的问题。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设置权力，减少社会公共权力部门的数量和规模，科学、合理地分解权力，避免权力过分集中。要实施“阳光工程”，避免暗箱操作，将经济活动、公务活动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在有效的监督之下。要搞好廉政投诉、专项投诉与党政“一把手”公开电话、政府电子信箱等监督载体，重点监督那些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不高的部门和单位。要强化社会对党政官员腐败行为的监督，披露各种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使公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企业职代会和村民大会的监督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要加强纪委的监督职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如这次我市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乡镇干部总量减少的情况下，纪委得到加强，配置了一名副书记、纪委书记、一名专职纪委副书记和一名专职纪检干事，增加了监督力量。此外，我们还通过建立“三权”（律权、治权、制权）机制，着力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使我市绝大多数主要领导干部都能自觉做到用权为公、执政为民。由于我们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做得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省、黄冈市纪委还到我市作了专题调研，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6、严肃查处送收红包、礼金的行为，解决好“不敢收、不敢送”的问题。一要严肃处理收受者。领导干部不准收受直接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主管范围内下属单位和个人、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外商、私营企业主的红包、礼金。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拒收的，必须在一个月内登记交公，逾期不交的，要追究责任。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因为领导干部的工作关系收受红包、礼金的，要追究领导干部本人的纪律责任。凡违反规定收受的，不论数额多少，一定要处理。具体操作上，要在规范约束礼节性红包、礼金的同时，对贿赂性质的红包、礼金作进一步严格的规定，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索取或接受任何红包、礼金，都以受贿、贪污论处。对于利用掌管计划审批、投资资金、工程发包、干部人事的权力和职务便利收受红包、礼金的，对于利用职权吃拿卡要、索取红包、礼金的，对于收受红包、礼金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的，要从重从严处理。二要严肃处理送礼者。送者与收者是一种互相利用、互相促成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因果、互为源流。从经济转轨中所反映出送礼受礼的现实看，作为送礼受礼的对象，在矛盾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从权钱交易本身来看，送礼是主动的，受礼是被动的，“礼金”的基本流向是有钱的流向有权的，权小的流向权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送的就没有收的，送的存在就会培植收的。因此，对送红包、礼金者，也要从严处理；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公款送红包、礼金，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屡犯不改的，要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总之，红包、礼金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治理红包、礼金问题，仅仅治标是不够的，运动式的方法是不行的，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我们既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又要理清思路、方法得当。只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不断创新防腐保廉机制，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就可以使红包、礼金现象逐步减少，将红包、礼金现象控制在最低程度。
第四篇：“忠诚、干净、担当”做一名“好干部”
“忠诚、干净、担当”做一名“好干部”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怎么样做一名“好干部”提出了准确的要求，对于我们国家企业来说，“忠诚 干净 担当”好干部标准的精炼提升，也明确告诉我们一个好干部应该去做什么，为工作、生活指明了方向。
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好干部”的带头，俗话说上行下效，在工作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是带好团队的前提条件，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来看，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我认为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更加需要在是一个“坚定信念、企业服务、勤业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队伍，站稳坚定的立场;个人干净是好干部的底线，干干净净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企业中一名好干部理所应当也必须去做的，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没有任何理由存非分之想，贪额外之利，要心存敬畏、严格自律，做到慎言、慎行、慎独、慎初、慎微、慎交友;敢于担当是从岗位职责所在，是干部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坚持原则、坚定不移，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不辜负企业的信任和同时的期望。
所以说“忠诚、干净、担当”，是做一名企业“好干部”的标准，既有标准，那就从我做起。
第五篇：关于严禁索要和收受“红包、回扣”的规定
关于严禁索要和收受“红包、回扣”的规定
第一条 为增强职工的职业道德意识，规范职业行为，倡导诚实守信、敬业爱岗精神，提升服务质量，维护病人的合法权益，参照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索要和收受“红包”，是指患者在医疗单位诊疗期间，经治医务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十款的规定，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接受患者钱物。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索要和收受“回扣”是指在医药购销中医务人员或从事采购、管理的医院工作人员接受商业贿赂，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十款的规定，利用职务之便，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指收受或向卖主索要佣金，包括医务人员向患者推销药品与器材、患者直接向厂家购买而从中收取佣金或其他工作人员向厂家、店家收取佣金等）。
第四条 医务人员收到“红包”后，应立即退还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并在科室拒收“红包”登记本上记录，退还时由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签字，医务人员要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因特殊情况不能退还的，应在2个工作日之内报告科室负责人或医院纪检监察部门，由医院纪检监察部门人员负责告知并退还给病人，退还方式可以是直接给病人或者病人家属，退还后需由患者或患者家属签字证明。也可以交住院处作为预缴金处理，预缴金的发票交病人保管，复印件交医院纪检监察部门留存。各科室拒收“红包”登记本将成为每年医院医德医风考评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对于表现突出的科室或个人将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五条 医务人员没有正当理由逾期不告知、不上缴的，视为收受“红包”。索要或接受病人或家属“红包”的，被群众举报，经核查情况属实，除没收所得外扣发当事人3个月奖金，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第六条 医务人员及医院工作人员在收到药商或医疗器械供应商给予的各种形式的“回扣”后，应在2个工作日之内交到医院纪检监察部门，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缴的视为收受商业贿赂，一经查实，除给予严肃批评教育、责成当事人作出书面检查和追缴“回扣”外，给予待聘及相应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影响的，上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执业医师资格或护士连续注册资格及相关执业资格；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条 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受理有关“红包、回扣”专项投诉，举报电话：2989357、2989355。同时每年不定期的组织相关人员和社会监督员对“红包、回扣”等商业贿赂整治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加强监督力度。对举报人实行严格保密.第八条 科主任为科室整治“红包、回扣”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执行《秦皇岛市第二医院医德医风奖惩细则》相关规定，以身作则，作廉洁行医、规范服务的模范执行者，不得为收受“红包、回扣”者说情、解脱，甚至有意包庇袒护。对放任自流，科内发生收受“红包、回扣”的，要追究科室负责人领导教育监督不力的责任，并与科室领导考绩紧密挂钩。
第九条 本规定从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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