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希特勒_二战会不会爆发—再论二战爆发的原因

第一篇：假如没有希特勒_二战会不会爆发—再论二战爆发的原因

课题：假如没有希特勒，二战会不会爆发—再论二战爆发的原因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根源：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二、一战后处理的不公平和不彻底

三、法西斯的直接作用

四、英法美的绥靖政策

五、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敌视

六、苏联的暂时妥协

研究成果：假如没有希特勒，二战会不会爆发—再论二战爆发的原因

正文：

有许多人都说，假如历史上没有希特勒，二战就不会爆发。既然有这说法，足见人们早已将二战爆发罪魁祸首的帽子扣给了希特勒，但历史的责任都是他一个人的吗？这未必有点太高估他的能力了吧，也有点太牵强了。

那么我们有必要来纵观二战前的一系列情况：当一战结束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巴黎和会召开，《凡尔赛和约》签定，英法控制的国联成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到1929——1933发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为此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而德日却走上了法西斯专政的道路。世界大战欧亚策源地相继形成。共产国际和亚非人民展开了反法斗争。在西班牙内乱时，法西斯得势。不久，德意日法西斯结盟，从此，法西斯国家相互支持，扩军备战，肆意扩大战争，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军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等，倾其全国兵力大举侵华，割占东三省，妄图灭亡中国；在世界的另一边，希特勒也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占领莱茵区和奥地利，割占苏台德地区，分裂捷克斯洛伐克，阴谋慕尼黑会议，与苏联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终于如愿以偿。1939年9月1日，德军越过边境，侵入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全面爆发。纵观全局，再联系一些细节，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七点爆发的原因：

一、根源：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这场由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很快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到处是一片萧条，银行倒闭，工商业企业破产，市场萧条，生产锐减，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农民收入减少，濒于破产。各地政坛丑闻层出不穷，政府信誉扫地，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不断，这时，法西斯分子利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兴风作浪，社会动荡不安。各国间矛盾和摩擦尖锐。

为了尽快摆脱困境。美国罗斯福上台，大刀阔斧的对经济各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罗斯福新政”。而德国日本却走上了法西斯的歧途，相继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对内独裁，对外侵略，以转嫁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危机。

世界大战欧亚策源地形成。二、一战后处理的不公平和不彻底

一 战结束后；战胜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德国，从而对德国实行条件极为严厉的经济与军事制裁，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德国被解除武装，德国的陆军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不准拥有空军。德国虽然在一战中最后战败，但德国的元气并未受到过大的伤害，工业体系依然保存完整，而且德国本土并未受到战火的波及，而且《凡尔赛条约》过多考虑战胜国的利益分配，完全没有考虑战败国自身的利益，加上条约的空前苛刻性和掠夺本质，使得德国国民对强加给他们的条约有极强的抵触和反感情绪，引发了德国民众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骄傲的日耳曼民族为了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桎梏，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政治思想在德国你争我夺，显得尤为激烈，这为德国成为一次新的大战提供了条件。结果德国在希特勒的纳粹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制裁：

《凡尔赛和约》是一战后战胜的协约国与德国的和约，大体内容包括：军事上德国禁止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只能招募支援人员参军，只能保留10万人陆 军，不准拥有空军，海军只保留部分轻型水面舰艇（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只有36艘轻型水面舰艇），不准拥有大吨位舰艇和潜艇，莱茵河以东50公里内德国不得驻军设防，就是所谓的莱因非军事区。政治上禁止德国与奥地利合并或组成任何形式的联盟集团。领土方面德国向法国归还在普法战争中取得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萨尔煤矿区由国际联盟代管15年，在此期间法国从此处无偿开采煤矿作为德国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补偿（两处都是法国重要的煤炭基地），15年期满后由萨尔地区公民投票决定归属（就是该地区是并入法国还是回归德国，1934年萨尔回归德国）。德国放弃了大片领土，在此基础上波兰国家得以重建，德国所有海外殖民地由国联“委任统治”，事实上被英法日本等主要战胜国瓜分。经济上规定德国要支付大量赔款，但是没规定具体数目。

三．德国在一战后面临的国内经济危机

在《凡尔赛和约》中迫于英法对德国强大战争的的恐惧。将德国的将近七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人口分给周边国家，并报复性进行了，经济与军事制裁，德国仅付给战胜国的赔款就高达2260亿金马克，但按照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要完全还上这笔账至少需要500年。为了还债，德国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只有一条路：开动印钞机增发货币。于是德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1921年1月，美元兑马克的是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亿。到了这个地步，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你知道是怎样的吗？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底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剧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一盒火柴就值几十亿马克，面包售价1200亿马克。在当时每份售价300亿马克的《柏林股票交易报》上写着：“请在所有的价格后面都加上9个零。” 1923年的《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新闻：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亿马克或者半个便士（1英镑=100便士）。伴随着通货膨胀的还有350万的失业。《凡尔赛合约》的盘剥，使本来就已经民生凋敝的德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

四、法西斯的直接作用

《凡尔赛合约》的盘剥，使本来就已经民生凋敝的德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仇恨渐渐在德国人的心底蔓延，也加深了战后德国社会内部的混乱。

魏玛政府只是德国在一战战败后建立的民主制不健全的政府，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危机和由经济危机引起的社会矛盾，他显得如此的苍白，如此的无能为力。而作为曾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日耳曼人，尤其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就倾向于建立一个强权政府，以对内巩固统治，对外夺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就为纳粹党上台提供了千载良机。

其次，德国长期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缺乏民主传统，发达的工业，先进的技术同普鲁士旧军事体制紧密的结合起来，成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即使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但仍保留有君主，而且君主的权力十分大，同时，带浓厚封建色彩的容党阶级长期在政坛里扮演重要角色。所以，当“民主制”这个外壳不能遮住经济，政治社会卷机这些“风雨”时，他们就重拾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这两根大棒，这就成为法西斯传政对内独裁对外扩张的一个社会根源。

第三，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狡猾的纳粹党人抓住魏玛共和国的两个主要矛盾，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响亮地打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块招牌，鼓吹社会改革，鼓吹打击在德拥有强大 经济实力的犹太人，许下种种动听的“诺言”，如在《农民纲领》里提出：取缔土地投资、禁止土地抵押和土地拍卖，给农民以减免税款提供无息贷款；在《迅速提供就业——占胜危机的纲领》向广大失业工人许诺：扩大公共工程，国家资助中小企业等。他们又利用日耳曼人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响地提出反《凡尔赛和约》，向英法美复仇。同时鼓吹德意志民族应向世界拓展战略生存空间，鼓吹建立统一的日耳曼人的大德意志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德意志民族的“卫道士”。这一切，都使纳粹党在陷入生存危机的人民中大得人心，在1932年的国会选举中的纳粹党迅速跃升为第一大党。

第四、为取得关键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1931年下半年，希特勒跑遍整个德国，同企业界人物会谈，争取支持，使处于危机中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把希 4 特勒看作“救星”——既可钳制共产党左派危险，稳住政局；又可夺取更大生存空间，扩大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的最佳选择。从此纳粹党和垄断资产阶级走在了一起，1930-1932年，纳粹党就获得了他们大约7000-9000万马克的资助（约为今1500亿马克）。

第五、为取得武装力量支柱——国防军支持，希特勒大肆鼓吹德意志军队在帝国建立、一战和其它时期的巨大作用，吹捧他们是帝国的“光荣的象征和柱石”，同时不惜大肆屠杀对其起家有过巨大作用的党卫队，最终换取了他们的支持。

另外，德国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长期互相对立和攻击，这不仅削弱了自身力量，也使希特勒坐收渔人之利。

五、英法美的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也是安抚政策。英法美实行绥靖政策，其目的也不言而喻。将法西斯这潭祸水引向社会主义的苏联，鹬蚌相争，可让他们鱼翁得利。这样他们作出一系列奇怪的行动也不见得怪了，对他们说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卒保师。倒也心安理得。殊不知，牺牲的却是弱国的土地和人民。

绥靖政策由来已久，1935年，德国公开撕毁《凡尔赛条约》扩军备战。1936年，德国开进英法美及联国呢？德国迫害犹太人，关进集中营，大肆杀。英法美呢？眼睁睁地看着生命的消失，在一边感叹犹太人太悲惨了。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惨无人道，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狂轰滥炸，施放气。英法控制国联舆论压力，承认意大利为侵略国，却又仍旧将石油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意大利，并且允许它使用苏伊士运河而美国推行“中立”政策。事实上助长了意大利的侵略气焰。日本在亚洲的中国，全面入侵，残害人民。英法美呢？还不是为竭力保住既得利益，非常害怕战争，面对法西斯日益嚣张的势。处处让步一时太平并尽可能让法西斯攻击苏联，可耻，可耻。在慕尼黑会议，绥靖政策发展到了顶峰。英法德意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在场的情况下，强行把苏台德地区让给德国，以换取希特勒一句如同放屁的话——这是我最后的要求。张伯伦回国后举棋不定到处嚷嚷，声称所谓自己为英国，乃主欧洲带来了和平，殊不知，希特勒已把它当猴要 5 了。德入侵波兰后，英法对德宣战，竟没有派一兵一卒参战，仍放纵德国人横行，也怪不得希特勒吃惊地暗喜了。这被人们形容为“静止战”。

六、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敌视

首先希特勒向来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曾说：“我宁愿向德国佬交枪，也不愿给布尔什维克分子一粒子弹”。这或许是他在欧洲诸如法国实行宽待的政策，而在苏联却大肆屠杀，实行焦士政策的原因。及后期溃败时对苏联顽强抵抗而对盟军却放之千里而（二战时苏联死亡2000万人，而沦法国才能100万人，盟军总计也不足500万）。

其次，英法美向来敌视苏联。绥靖政策目的如此。就在战争爆发前，苏联想找英法协商，对付德国，建立同盟。英法故意拖延时间，在会上，又表现不积极，拒绝同盟互助，宁愿牺牲弱小国家甚至自己的利益，也要纵容法西斯攻击苏联。这或许也怪不得苏联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与德国议和，这下中希特勒的下怀，爽气得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到头来，英法反而差点儿亡国，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七、苏联的暂时妥协

向来作为强硬典型的苏联在与英法同盟无望的背景下，只好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换取时间来进行战前准备。（英法当时并不热中与苏联合作）有人会问：当年苏联与英法同盟失败，苏联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战时准备尚未完成，与装备精良的德军孤军奋战，几乎毫无胜算。如此，倒不如暂时妥协。但是殊不知，苏联的妥协恰恰随了德国的心愿，了却了希特勒的心头大患，避免了德军进入两头迎敌的局面，给了希特勒闪电灭亡法英的机会。后来，当德国入侵波兰时，苏联竟也出兵波兰，抢占大片土地，与德国私自划定界线，6 出卖了波兰人民的利益。苏联又接着向芬兰等中欧国家提出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出兵占领，虽是为了防止德国，但实不为正义之举。真为其可惜。而且，当苏联出兵波兰后，俘获25万波兰军人。后来三国联盟成立后，释放了23万波兰士兵，有2万多下落不明，其中1万是军官。1943年4月，德国宣布在俄国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发现埋葬波兰军人的万人冢，苏联指德国栽赃、诽谤。究竟是苏联还是德国屠杀了这些波兰人，成了悬案，直到1990年，苏联才承认这批军官是被苏内务部杀害的。这些事实给波兰抵抗法西斯的武装的确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些都是苏联妥协却又防范的表现，大大地助长了德国侵略的气焰，但最终德国还是入侵了苏联，战火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了苏联人民头上。

综合以上多重原因，二战才得以爆发。所以，由此可见，假如没有希特勒，二战仍会爆发，或许只是时机和时间问题。希特勒仅是推动二战的助推器，而以上大七原因才是二战爆发的真正原因。

通过大量的史实论证了二战爆发的原因，二战爆发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希特勒仅是二战爆发的助推器，假如没有希特勒，二战也会爆发。从而学会分析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第二篇：假如没有希特勒 二战会爆发吗？

假如没有希特勒，二战会爆发吗？

我认为没有希特勒，二战依然会爆发，因为个人不可能缔造历史，历史也不会因为个人而改变，即使没有希特勒，帝国主义国家受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支配，原有的“均势”一旦被打破，战争仍将不可避免。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希特勒的生平： 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德国纳粹党首领，第三帝国元首兼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北部边境小镇布劳瑙。其父是海关一小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在巴伐利亚步兵团作为志愿兵服役，他参加了著名的松姆河战役、阿腊斯战役、伊普莱斯战役，并在战斗中两次负伤。

1919年，希特勒参加了一个叫做“德国工人党”的小团体，并成为该党主席团成员。1920年希特勒将该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随着纳粹党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希特勒在党内的地位也日益突出。1927年希特勒最终夺取了党的领导权，成为该党主席。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暴动”，威胁正在开会的巴伐利亚首脑卡尔交出政权，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1924年2月26日，希特勒及其主要成员因叛国罪被判刑。希特勒利用在狱中这段时间，写出了《我的奋斗》一书。书中系统的阐述了他创建第三帝国，征服欧洲的野心。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大资产阶级的策动支持下，登上了总理的宝座。开始实现他称霸世界和使德国纳粹化的计划。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与戈林合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诬陷是共产党人所为，以达到消灭政治对手的目的。接着取缔了除纳粹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实现了“纳粹党”一党独裁。1934年，兴登堡总统逝世，希特勒操纵国会宣布：“德国总统和总理的两个职务合并为一”。因此，希特勒自称为元首和帝国总理，拥有国防军最高统治权。德意志第三帝国正式形成。希特勒上台后，撕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军备的限制，开始恢复军事力量，加紧扩军备战。1936年10月与意大利签定了“轴心协定”，同年11月与日本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第二年意大利也加入此协定，德、意、日三国结成了法西斯联盟(即轴心国)。1938年到1939年，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开始对英、法进攻,只用六个星期的时间就打垮了英法联军。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希特勒丧失了30万精锐部队，从而失去了战略主动权。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迫于形势，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1944年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配合苏联红军在东线的进攻，加速了第三帝国的灭亡。1945年4月，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希特勒见败局已定，1945年4月28日午夜前不久，希特勒和他的情妇埃娃·布劳恩正式结为夫妇，接受洗礼。4月29日，苏联坦克向火车站附近的动物园推进。4月30日，苏军经过激战，终于攻占了国会大厦。此时希特勒的总理府已在炮火的射程之内。下午3点30分，希特勒回到地下室的避弹房间，开枪自杀。埃娃·布劳恩则与此同时吞下了毒药。两人的尸体被侍从用军毯包上，抬至总理府的花园里，浇上汽油，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骨灰被埋进一个炮弹坑

而二战爆发的原因是：

（1）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固有矛盾；

（2）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3）法西斯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及亚欧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4）英法执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气焰；

（5）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留下的后患；

⑹希特勒个人因素。

所以 就算没有希特勒 二战也不会爆发 因为个人不可能缔造历史，历史也不会因为个人而改变。

第三篇：二战爆发前后英国海军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变

二战爆发前后英国海军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

变

周旭东

提 要 一次大战后，英国一直希望派一支大舰队去远东遏制日本，但到二次大战爆发前后，英国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欧洲，无力派大舰队前往远东，这深深地影响了英国的远东政策。本文试图从海军战略与外交这一角度对英国的远东政策作一考察，以便全面地理解英国从远东撤出这一历史现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曾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一度列英国海军战略优先次序的第一位。但是，英国的远东政策始终受欧洲局势的影响，如果说在30年代初期，英国面对挑战，尚有信心派一支大舰队去远东维持整个帝国利益的话，那么，到30年代中期，英国对此已显得信心不足，远东在海军战略中的优先次序开始下降。特别是在1939年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英国逐渐收缩力量，把海军的力量集中于欧洲，这无疑影响了英国的远东政策。本文试对1939至1941年间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变作初步的探讨。

一

慕尼黑会议后，德国并没有象张伯伦期待的那样把自己的力量限于大德意志范围内，也没有象张伯伦期望的那样把侵略方向对准乌克兰。1939年11月，从各地来的情报表明，德国的进攻矛头不是指向东方，而是指向西方。1939年3 月的布拉格事件终于给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打上了句号。面对德国在战略上和军事实力上占据有利地位后所显示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其整个战略决策。英国明确与法国的同盟关系，重建中东欧的反德同盟体系，并与苏联进行结盟谈判，其欧洲政策逐渐由妥协为主调的绥靖政策转向以威慑为主调的强硬政策。外交战略的转变又带动了军事战略和军备政策的转变。布拉格危机后，英国着手组建大规模的远征军，把履行欧洲义务作为陆军的主要战略任务；空军又试图重新取得对德的轰炸机优势；英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转入战时轨道，这一切意味着英国已切实地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对待欧洲的危机，英国大战略的这一转变极大地影响了它的远东政策。这种影响典型的反映在海军战略的转变上，英国逐渐地把海军的战略任务集中于欧洲。

20年代，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制服日本是海军的主要战略任务，30年代初，这一战略开始受到怀疑，海军部的一些人认为，英国海军无力同时对付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但由于当时欧洲的威胁尚外于潜在状态，远东的威胁则较为直接，此种战略并未受到根本的动摇；30年代中期，英国仍认为它有能力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去对付日本。然而，慕尼黑会议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由于欧洲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欧战已迫在眉睫，英国需要考虑收缩它的防线，把力量集中于欧洲。

1938年11月，新任海军大臣斯坦尔普提出：“1937年5 月向自治领作出的承诺（向远东派一支大舰队——作者注）应予修正”〔1〕。1939年2月，外交部要求派舰队到远东作为外交的后盾，海军部予以回绝。法国也向英国施加压力，它表示“如果（英国）舰队驶往远东，法国将撒手不管中欧和东欧的抵抗”〔2〕。1939年3月，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英国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应视我们的资源和欧洲的形势而定”。帝国防务委员会予以接受，并于六月作出决定：“鉴于许多易变因素，在当前不可能估计在反对日本的敌对行动爆发后，可能被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也不能明确它可能被派出的时间”〔3〕。这实际上等于批准了新的海军战略的优先次序。即：德国第一；地中海第二；远东第三。远东在英国海军战略中的优先次序从30年代初期的第一，30年代中期的第二，降到现在的第三。海军的战略计划也作了相应的修正，根据作战参谋德雷克的观点，派舰队去远东违反了海军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的传统。他主张，假如英国三线作战，那么，在欧洲水域保持比德国多一艘的优势而集中力量先击垮意大利海军；假如意大利中立，英国应主要进攻德国。至于远东只有在条件许可并且有把握迅速获胜的前提下，海军才能派大舰队前往。这一观点为海军部所接受。参谋长委员会和海军部还指出，即使欧洲的形势允许英国派一支舰队去远东，海军至多能往远东派遣7艘主力舰，（英国当时只有13 艘主力舰可供调遣，另2艘在整修，国内需6艘）其战略任务只能限于：“

（一）维持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安全；

（二）保持贸易线的畅通；

（三）防止日本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可能的攻击”〔4〕。这样，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从原先的进攻转向防御。

英国海军战略次序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冲击了英国的远东战略。

这一影响首先表现在英美关系上。英国在欧洲局势吃紧以及海军战略的转变，使英国在远东更迫切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在慕尼黑会议前，张伯伦政府对欧洲的缓和寄予厚望，而一旦欧洲缓和，日本就不可能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采取过分的行动，与美国的合作相对而言并不那么紧迫，英国在争取与美国合作中所做的努力是有限的。1938年1 月海军参谋会谈后，英美在远东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合作。慕尼黑会议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险恶，英国迫切希望在远东事务上得到美国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持，使美国成为其在远东利益的有力保护者。因此，英国频频向美国提出海军参谋会谈的要求，1939年3月德国进军布拉格后，英国马上指示其驻美大使林赛去弄清美国是否愿意重新交换海军方面的观点，并要他强调：“由于英国可能卷入战争，不可能再派舰队去远东”〔5〕。1939年5月，英国派汉普顿赴华盛顿与美国进行秘密参谋会谈。英国政府给他的指令是：如果美国提出海军合作的问题，他应指出“英国希望美国的主要海军力量集中于太平洋”〔6〕。在这一时期，虽然美国的战略重心也开始转向大西洋，但认为英法可以抵挡德国的进攻，因此仍表示，当盟国负责大西洋、地中海时，美国负责太平洋。美方代表李海将军还以私人谈话的形式表示：“美国舰队应移往新加坡，力量足以击败途中遇到的任何日本舰队”〔7〕。此外，美国还应英国的要求，对海军作了重新部署，把正在大西洋演习的美国舰队调回到太平洋基地以牵制日本。由于英美海军战略大致的相合，英国争取美国在远东合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美国的合作只能暂时遏制日本的南下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

其次，海军战略的转变也影响了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英国逐渐趋向于走“中间路线”，即在有限援华的同时不刺激日本。“七·七事变”后，英国一直拒绝对华援助，一则担心中国很快崩溃；二则唯恐激怒日本损害英日之间的关系。中日战争进入相持状态后，英国对中国战场的作用予以重新估计，认为中日之间的对峙将有利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而且，英国此时正在考虑改变海军的战略次序，更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因此，英国开始和美国一起援助中国。1938年12月，美国给予中国一笔2500万美元贷款后，英国随后同意给予中国50万英镑（约250万美元）的援助，1939年3月，日本占领海南后，英国又马上提供500万英镑（约合2300万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稳定中国的货币〔8〕。当然这些援助是极其有限的，由于英国远东军事地位的虚弱以及欧洲局势的牵制，使它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当1939年6 月天津危机爆发后，英国虽然意识到在天津的屈服将使英国不仅失去华北，还将失去整个中国，然而，英国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手段，内阁在讨论外交部、贸易委员会和参谋长委员会提出的就天津事件的备忘录时，首先考虑的是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参谋长委员会坚决反对任何制裁措施，认为这将导致日本的报复。在欧洲局势危急的情况下介入远东是“极不愉快的”；而且，即使准备派舰队去远东，由于本土水域和地中海的安全需要，英国只能派两艘主力舰去远东，这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假如海军从地中海脱身，那么，英国将能够向远东派七艘主力舰。只是，这样一支舰队也“仅能防止英国遭受重大的灾难，不可能直接限制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并且，还要考虑派舰队去远东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9〕。因此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在没有美国积极合作的情况下，从军事观点看，并注意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的行动”〔10〕。参谋长委员会的观点为内阁所接受。天津事件终以英国作出让步，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而告结束。

二

1940年6月，法国战败，意大利也已参战。英国孤悬海外，本土受到德国入侵的危险，英已变得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此时，它的大战略也相应地作了调整。

英国不能不进一步明确地把欧洲放在压倒一切的首位。在保卫本土的同时，英国把地中海地区作为下一步的“第一战场”——争取首先击败意大利，保住希腊、土耳其等国，并以此作为日后进攻德国的基地。在1941年初的英美参谋长会议上，英国对欧洲和远东的关系讲得极为清楚，“欧洲战区是生死攸关的战区，这是首先必须作决定的地方。因此，总政策应是首先打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对付日本。远东地区的安全，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对于英联邦的巩固及其战争能力的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11〕。

英国的海军战略失去了两个重要的支撑点：法国海军的援助和意大利海军的中立。在英国海军的战略设想中，法国是最可靠的盟友，英国一直期望在未来的海战中能得到法国海军的援助。而今，法国海军不但未成盟友，反而可能成为敌手。英国也一直指望意大利能保持中立，这是英国海军能否派大舰队去远东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意大利已是明确的敌人。这意味着英国海军需独自承担大西洋和地中海作战的任务。严峻的形势迫使英国海军放弃了派遣大舰队去远东的最后一点希望，而只能寄希望于击败德、意之后再作安排。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转向保住它在远东的海军基地——新加坡。在英国看来，新加坡“是维护帝国利益的关键”、“是盟国重新进入远东的一张牌”〔12〕。

英国所面临的危机及海军战略的变化使英国的远东政策在三个方面产生了相应的改变。

首先，在远东的军事政策方面，英国对新加坡等基地的防务作了调整。第一，把防御范围扩大到整个马来亚，从决定建造新加坡基地之日起，英国就考虑到日本有可能通过马来亚从背面进攻新加坡；基于海军舰队能迅速到达新加坡基地，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因为时间不允许日本那样做，日本只能通过海上来突袭新加坡。因此，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新加坡基地的防御重点放在靠海的一面。现在由于调整了战略，海军大舰队不能迅速到达，日本通过马来亚进攻新加坡又重新成为可能。1940年7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的远东事务报告。报告认为，日本可能通过马来亚进攻新加坡。参谋长委员会建议防卫新加坡应从防卫整个马来亚来考虑。第二，防务力量结构的调整。海军战略变化前，新加坡基地的防务力量主要是岸基炮兵，以对付来自海上的进攻。海军战略变化之后，防务需扩展到整个马来亚，陆军和空军的作用开始被强调。1940年7月，参谋长委员会要求派336架飞机去新加坡。1940年7 月，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召开防务会议，飞机数量的要求又增至582架。总之，英国军方已开始设想用空军来取代海军作为远东防御的主力。第三，协调英帝国内部和荷兰在远东的防御。英国要求澳、新的海军力量能迅速增援英国的亚洲舰队。陆军力量的加强主要由印度和澳大利亚承担。1941年4月，在澳大利亚、英国、荷兰三方面会议上又商讨了共同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现在只剩下防守新加坡这一不大任务了。

其次，在调整新加坡基地防务的同时争取美国海军派大舰队到新加坡威慑日本。1939年海军战略变化之后，英国希望由美国担负防卫远东的主要责任，英国予以协助。1940年法国战败后，英国要求把远东的海军任务全部交由美国承担。1940年8月，英美海军参谋人员在伦敦举行会谈，英国的指导原则十分明确：“美国能替代英国在远东的力量，在防卫本国利益的同时，也保护英国利益的安全即美国负责太平洋，英国负责大西洋，根据这一原则，新加坡即将成为美国所控制地区的一部分”〔13〕。1940年9月，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北部，丘吉尔马上致电罗斯福询问美国是否愿意派一支世界上最强最好的舰队访问新加坡。1941年2月，英美在华盛顿就广泛的世界性防务问题举行参谋会谈。涉及远东海军合作问题时，英国极力强调新加坡的重要性和美国所能起到的作用，“新加坡的沦陷意味着英联邦的解体，并削弱我们的战斗力”〔14〕。英国所承担的义务“不仅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还由于政治、经济和情感上的原因”，因此，英国决心守住新加坡。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驻扎一支包括主力舰的海军力量。由于英国海军不能从大西洋和地中海撤出来，远东的海军力量又十分虚弱，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美国的介入将改变整个局面，不仅解除日本对自治领的威胁，而且日本即使占领新加坡，也不可能借此进一步向西推进”〔15〕。

第三，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法国战败后，英国越来越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的手脚。陆军部认为中国的抵抗是极富价值的。南非史末资将军也向英国政府表示：“假如中国崩溃的话，英荷在远东的领地马上会感到它的直接后果”〔16〕。1940年11月，英国成立紧急救济会，以100万英镑救济中国难民；1940年12月，英国政府宣布将贷予中国“平衡基金贷款”及“信用借款”各500万英镑〔17〕。中英还就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谈判。英国向中国派遣一军事代表团去估计中国军队的状况和双边合作的范围。团长丹尼斯表示：“英国最担心的是日本从中国撤出大量军队南下。因此，中国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在于全线向日本施加压力。”此外，英国还在政治上抬高中国的地位。1941年，英国照会中国，正式表示愿意战后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与此同时，英国的对日政策也逐渐向遏制方向发展。虽然英国在1940年7 月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的滇缅公路，但在不列颠空战渐趋有利之后，于1940年10月，宣布重开滇缅公路，并从这时候起与美国合作逐步对日施加经济压力。1941年7月，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英国宣布冻结日本在英资产。鉴于大舰队不可能到远东，而远东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对英国的战争努力有极重要的意义，英国着手组建由“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为主力的东方舰队以实施对日本的威慑。

三

一次大战后，英国一直设想在其远东利益受挑战的情况下，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制服对手。30年代末，在欧洲实力对比发生剧烈变化下，英国实际上已不可能履行这一海军战略。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主要不再由英国来执行而是寄希望于美国海军；它不再具有先前的威慑作用而是纯防御性质。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已变得越来越虚弱。

这种虚弱一方面使英国不得不在“维持与中国的友好而与日本关系恶化或以放弃中国为代价获得与日本缓和之间作出选择”〔18〕时，一次次地选择后者，一次次地选择屈辱。另一方面，由于海军主力舰队已不可能到达远东，倒使英国能非常现实地看待日本对英国的威胁，非常现实地看待中国战场对英帝国的意义。而且，由于英国各方面都有求于美国，它在远东的外交活动中也不得不跟随美国一起对日本进行一定的遏制。因此，又使它的远东外交政策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英国终于把牵制日本的因素融进了其远东政策之中。虽然这种牵制不是以海军力量的显示或对日经济封锁的形式，而是代之以有限援华的形式。几乎可以说，这是自“七·七事变”以来英国远东政策中唯一积极的因素。英国的远东政策出现了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当它有能力向远东派一支大舰队或者把这一设想放在战略优先次序前面时，它的外交是想方设法与日本避免冲突；而当它没有这一能力时，它的远东外交反倒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东西。

然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制约了英国战略意图的实现。当英国意识到它的实力已无法同时面对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挑战，被迫收缩防线，集中力量于欧洲时，其远东政策不可能对日本起到什么遏制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国的抗战和美国的合作，而英国鉴于本身的实力，对中国的援助总的来说是有限的，军事上的援助则更少。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并没有能说服美国派一支大舰队到新加坡。美国一则在法国战败后确立了“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准备在太平洋取守势；二则也不愿在世界事务中受英国的指派当一名配角，而是希望在大西洋战场一显身手。因此，美国在大西洋毫无顾忌地设法与德国发生冲突，但在远东并不准备与日开战，而且，即使美国、日本发生冲突，美国军方也认为，新加坡过于遥远。美国设想的是从中太平洋逐步向日本进攻，这自然与英国的战略难以合拍。既然英国难以获得美国在远东军事方面的合作，自身力量又如此有限，一旦日本南下，英国在远东的最后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1941年12月10日，英国派往远东的两艘主力舰被日本空军炸沉。1942年2月，10万英军在新加坡向日军缴械。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打击，它在远东的声誉一落千丈。英国在远东的失败，某种程度上预示将来英国将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从远东退出。

注释：

〔1〕〔4〕〔14 〕〔15 〕戴维《新加坡基地始末》（W ·David: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gapore Naval Base 1919—1942）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45页、第148页，第179—180页

〔2〕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187页

〔3〕吉布斯《大战略》（Gibbs:Great Strategy），伦敦1976 年版，第426页

〔5〕〔6〕〔7〕〔13〕詹姆斯《为霸权而讨价还价：1937 —1941年英美的海军合作》（James:Bagaining For Supermacy），北卡罗林纳州立大学1977年版，第34、37、38—39页，第133页

〔8〕《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8卷，（Document on Britishforeign policy, Third Series VIII,London 1955），第486页

〔9〕〔12〕〔16〕〔18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Lowe·Peter: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牛津1977年版，第84、194、211、102页 〔10〕保罗·哈格《困境中的英国——1931—1941年对付日本，保卫英帝国》（Haggie,Paul,Britain at Bay,The Defence of theBritish Empire against Japanese,（1931—1941）。牛津1981年版，第150页

〔11〕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0页

〔17〕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二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