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七言诗发展变迁(投稿改后)有译文

第一篇：先唐七言诗发展变迁(投稿改后)有译文

先唐七言诗发展变迁刍议

三明学院 王晓暖

内容提要： 先唐七言古诗起源于民间歌谣，受文学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规律的影响曲折地发展着。文人七言诗从模仿民间歌谣始，经过了草创期，即以单句或短篇为主；到发展期，曹丕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具有开拓意义的诗史地位，后来鲍照在七言诗诗句、用韵方面取得突破，至此才最终成熟起来；至唐代李白、杜甫手中，已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七古风貌，最终赶上五言诗，形成五、七言诗并驾齐驱的局面。

关键词：七言诗 起源 发展 变迁

先唐七言诗，确切说是七言古诗，它的起源并不比五言诗迟。清人陈仅在《竹林答问》中早就说过：‚论古诗之源，则五七言同时。‛[1]但由于七言诗在兴盛、收录等方面都不如五言诗有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与氛围，使得对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论著较少。从上古始，人们对七言诗的起源，说法颇多，主要有：

第一，《诗》、《骚》说。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晋人挚虞，他的《文章流别论》，在叙述七言诗特点时说：“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於俳谐倡乐多用之。……夫诗虽以情态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1]认为七言诗是类似于《诗经·秦风·黄鸟》的七言句，没有直说七言诗起源于《诗经》，只表达了类似意思。直接受其影响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两）体之篇，成于两（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1]对七言诗起源于诗骚的观点比较明确了。刘勰之后，持此论者，有明人胡应麟、清人钱大昕、赵翼等，但他们大都从文人创作的角度来立论。将这种理论论述较为完整的是陈钟凡在《汉魏六朝文学》一书中的一段话，他说：“七言诗是从楚调诗变来的．最初汉人做的七言诗，如高祖的《大风歌》，武帝《瓠子歌》，《秋风辞》，《天马歌》，昭帝《黄鹄歌》，《淋池歌》及李陵《别歌》等，皆每句中间夹用‚兮‛字，这是第一期的七言，中间惟有司马相如《琴歌》夹用无‚兮‛字句。……至东汉安帝时张衡作《四愁诗》除第一句外，其余皆为七言。……这是由楚辞派变成七言诗的遗迹，可算得第二期得七言诗。至曹子桓作《燕歌行》，七言诗乃完全成立。”

[1]

第二，《柏梁联句》说。首先提出是仕于宋、齐、梁三朝的任昉．著有《文章缘起》一卷，其间叙述五、七言诗起源时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答苏诗》。六言诗，汉大司农谷永作。七言诗，汉武帝《柏梁殿联句》。” [1]之后刘勰虽未肯定七言诗起源于《柏梁》，但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却肯定“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 [1]的存在。晚于刘勰的刘孝标在注释《世说新语·排调》“王子猷”条“云何七言诗”句称：“《东方朔》传曰：‘汉武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七言诗自此始也。” [1]宋末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及七言诗的起源时，完全继承了任昉的观点，还指出五言起于李陵苏武，七言起于汉武《柏梁》。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骚》之《九歌》，皆七言所自始”，还指出：“纯用七 1 言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则《柏梁》始之，《燕歌》、《白纻》皆此体。”清人赵翼《陔于丛书》认为楚辞《招魂》、《九招》中的七言，只是杂言中的七言诗句，“特尚未以为全篇”，故说：“至《柏梁》则通体七言，故后世以为七言之始耳。”这些足以看出，七言诗起源于《柏梁》之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第三，“委巷歌谣”说。此说是余冠英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文月刊》发表《七言诗起源新论》一文中的经典之论。简言之，他认为七言诗体的源头是民间歌谣，七言诗从歌谣直接或间接升到文人笔下，其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七言歌谣中找到根源。流传在口头上的谣谚，为诗歌之先声，而这些谣谚用文字记录下来，就变成了诗歌作品，这是语言文学发展的规律。如承认《柏梁联句》这种“悉句实字之篇”的七言诗为正格，那它一定也有个发展过程。而我们从谣谚中寻找七言诗的起源，正是遵循这一发展规律，此说法较为可信。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七言诗的出现，最主要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内部规律所致，即诗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偶言到奇言的过程，我们从诗歌发展来验证这一观点。上古劳作技术简单，语言文学不发达，在劳动环境里产生的诗歌只能是简单节奏的简短诗歌。一言一般不能构成句式，只能始于二言，二言统领诗坛后，往后发展就轮到三言继位为诗坛主帅。但二言是双音节句，三言是单音节句，人们对三言一下还感到不太习惯。实际上，文学体制的发展，必然不能完全脱离旧的基础。于是人们发觉二言诗自然向前发展是将两句重叠起来成为一句，形成四言体。所以，诗歌史的发展又越过了奇言——三言体，而选中了偶言——四言体来主霸诗坛。但三言体并不是没有，在当时一些二、四为主的诗中就有三言句。这表明诗歌发展有一个探索、比较、逐渐演化的过程。

《诗经》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最辉煌的时期。其诗篇以四言句式为主，是我国四言诗发展的顶峰。四言诗在人们心中是最了不起的诗体形式。但社会和语言乃至文学不停地向前发展，不断追求美和新变，是人的天性，自然会引发文学形式与语言的不断演进。随着社会、文学和语言的巨大发展，四言诗逐渐显露出不足，对表达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已有点力不从心。当人们受《诗经》、《楚辞》及民间歌谣中五言诗句启迪，尝试在四言后再加一个单字来加大四言诗的容量时，惊喜地发现，一字之多，容量却比四言几乎增加了一倍。两句五言诗往往可包含四句四言诗的意义，且在诗歌韵律上开拓了崭新的天地，由只有偶数音节朴直的二节拍韵律变为音节奇偶相间的新颖灵巧的单节拍韵律。这样，诗歌容量大增，实用价值提高，进一步增强了诗歌艺术的美感和魅力。[3]

五言的繁盛，导致三字节奏模式逐渐确定。三字节奏可以上二下一或上一下二，能够灵活掌握、自由运用，构成诗歌节奏错落杂出的新形式，增多了可调节变化的活跃因素。但五言诗并非古代众体诗的顶峰，人们在发现五言的同时也发现了七言。《诗经》、《楚辞》和稍后的民间谣谚中不仅有五言句，七言句也同样存在。人们对诗歌句子长短变化、音节奇偶的变化，已有所经历和体验，对诗歌创作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在挑选诗体上已有很大的随意性，发现五言诗的优点七言诗几乎都具备，且七言诗在克服四言诗不足方面比五言诗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容量、句式的活跃性都比五言诗大出许多。且更为和婉、舒展、富乐感，也更动人。人们对五言诗试探性创作实践的成功，极易引起人们按近似思维和路数 2 去作七言诗的新设想和新创制。且七言诗韵律和谐，艺术感染力强，一经被发现，便为世人所喜爱，并很快被一些人运用。[3]

从现有汉代谣谚中可看出，七言是汉代歌谣、谚语中常见的句式。汉以前无完整的七言歌谣，西汉完整的七言歌谣也甚少，时间较早的是《汉书·路温传》中路温上书宣帝时引时谚云：“ 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 [1]西汉完整的七言歌谣，应推崔豹《古今注》中所载《薤露》云：

《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天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入薤上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故用二章。其一曰：‚霑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易去何时归。‛其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精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可少踟蹰。‛……言人之寿命长短定分，不可妄求也。[1]

成帝时，《汉书·冯野王传》记载了一首题为《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其诗为“ 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良惠吏民。证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 [1]此诗后四句均为七言。而聚讼纷纭的《柏梁联句》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可以说，七言在西汉时期的发展，已由涓滴之泉，而汇为潺潺流水了。东汉七言歌谣现存较多。据逮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汉诗》部分辑录，新莽之末东汉之初有“关东大汉戴子高” [1]（《时人为戴遵语》）。光武帝时有“枹鼓不平董少平” [1]（《董少平歌》）。和帝刘肇时有“城上鸡鸣哺父母，府中诸吏皆孝友” [1]（《会稽童谣》）。桓帝时有“游平买印自有平，釜中生鱼范莱芜” [1]（《京都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1]（《桓帝初天下童谣》）等。这些从西汉时开始在民间流行和发展的七言歌谣，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文人的仿制品——“七言”，就是运用这种民间形式进行诗歌创作的最初尝试。从现有材料看，文人七言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草创期（约前206—75）：从西汉初至东汉明帝，大约两百八十余年。主要作家为东方朔、董仲舒、刘向等，主要作品是有争议的《柏梁台诗》，单句“七言”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形式。西汉最先写七言的文人是东方朔，今可见《文选》卷二十二魏文帝《芙蓉池诗》“修修摩苍天”句李善注的引文：“东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苍天’”。[1]朔之“七言”，如通篇都是“兮”字相同的上三下三句式，则与楚歌无异，但还有另一形式，《汉书·东方朔传》载射覆韵语四句：“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谓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1]这四句不仅没有“兮”字，且还是“奇字尾”句型，与上句相比是一大进步。同时还有董仲舒，《文选》卷四十三孔德璋《北山移文》“琴歌既断”有一句。稍后刘向七言诗有：“博学多识与凡殊（见《文选》卷二《西京赋》李善注）；结构野草起室庐（见《文选》卷三十七《出师表》李善注）……‛[1]

虽逮钦立认为这些“同韵相叶”，“自为一首”，证据不足，但与楚歌体比明显进步了。实字“七言”，武帝时有司马相如《凡将篇》残句：

淮南宋蔡舞嗙喻。

黄润纤美宜禅制。

钟磐竽笙筑坎候。[1] 3 西汉文人“七言”之作盛于东汉，光武帝刘秀第八子东平宪王刘苍就喜欢写“七言”，后有杜笃《京师尚巳篇》一句七言，崔骃单句或是七言三句的诗，以单句或短篇为主。

二、发展期（约76—419）：从东汉章帝至东晋末，约三百四十多年。主要作家为张衡和曹丕，主要作品有张衡《四愁诗》和《思玄赋·系辞》及曹丕《燕歌行》二首，逐步摆脱了单句“七言”的创作模式，由简单模仿向成熟七言古诗过渡。章帝前“七言”均为单句短篇，直至张衡登上诗坛，文人七言诗才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他的《四愁诗》就是这种局面的标志，现截其中的两段如下：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赐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赐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之致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1]

此诗一章一地，有汉大赋铺叙痕迹，未脱汉文学影响。但在七言诗发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历来被看成是文人第一次创作四首完整的七言诗。他的另一首《思玄赋》，赋末系辞也是完整的七言诗：

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只怀忧。

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松乔高跱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迴志朅来从玄谋，获我所求夫何思。[1]

这首诗实字成篇，摆脱了楚歌“兮”字体的局限，句句押韵，语言古拙朴直，奇字句尾，向正格七言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张衡后，曹丕前，值得一叙的有顺帝时的崔瑗、崔琦和桓帝时的崔实，《后汉书·本传》称三人有七言，但是单句还是短篇，语焉不详，无从考究。

文人七言诗时隔半个世纪后，才有所发展变化。曹丕（187—226），传诗四十余首，极富创作精神的是《燕歌行》二首。这两首虽属文人乐府之列，但探讨文人七言诗时不得不溯源于此。现摘原诗中一首为例：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零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1]

全诗情致委婉，音节美妙，没有张诗古拙朴直，质木无文的缺陷，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初步展现出一种新的境界，通篇实字，没有楚歌痕迹。在文人七言诗创作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开拓精神与诗史地位。从曹丕到东晋末，文人七言诗的创作，几乎不出曹丕之右，略可一提的有傅玄、陆机、张载、熊甫、苏彦、王嘉、苏若兰等。

三、成熟期（约420—589）：近一个半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主要作家是鲍照。南北朝文人七言诗创作，既无名家，也无名作，且难逃模拟窠臼，只有汤惠休一首《秋思引》表现出一些创新精神，可说是鲍照《拟行路难》的先声。鲍照（414—466），南朝刘宋时人，传 4 诗二百余首，钟嵘将他列为“中品”，云：

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张协）之諔诡，含茂先（张华）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晋宋）而孤出。[1] 虽列中品，评价不为不高。今传最具特色的是杂言和七言乐府，有两种：一是七言旧体，如《梅花落》、《淮南南王》等，这类作品大都以七言为主而杂以三言、五言，表现出诗体解放的创作精神。二是以《行路难》中第一、第三等篇为代表的七言诗体，是文人七言诗体的创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七言风貌。如：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1]（《拟行路难》第一）

璇闺玉墀上椒阁，文窗绣户垂绮幕。中有以人字金兰，被服纤罗蕴方藿。

春燕差池风散梅，开纬对景弄禽爵。含歌揽涕恒抱愁，人生几时得为乐。

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1]（《拟行路难》第三）

这类诗给人以音节错落，感情奔放，笔力雄劲，风格流荡的全新感受。与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相辉映，是文人七言诗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标志，在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为近体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诗句长短错综，为唐代歌行的发展提供了创作范例。隔句用韵，打破了七言用韵的原始形态，发挥了七言诗风格流荡的抒情特点。鲍照之后，写七言诗的人数众多，作品数量也多，艺术成就方面也远远超过了自汉至晋末六百年的成就。如梁代的萧衍、萧纲、萧绎父子有七言诗近三十篇，其他如萧子显、沈约、吴均等人也有不少七言作品。梁以后的七言诗在“永明体”的影响下，逐步摆脱了音乐的束缚，篇章句式日趋整齐，杂言甚少，韵律亦向严整方向发展，七言古诗的体式基本定型。

当然，先唐七言诗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与五言诗同起源于民间，但五言诗很快繁盛，到建安时代出现“五言腾涌”的局面，而汉魏七言诗却曾一度遭受冷遇。受诗歌发展的内部规律影响，即从偶言到奇言的发展过程，使得七言出现之初，人们受接受能力、旧的创作方法等影响，并未足够重视七言，“七言不名诗”之说，正显示了“七言”引入文坛之初的地位。另还受外部规律，即文学制度下的文类系统的影响。汉武时期，文学的发展，还没建立规则化、理性化和系统化的文学“公共空间”，在有限的文学制度中起作用的，主要是源自宫廷的爱好，这里有统治阶层习惯化的文学惯性，有统治者个人的喜尚好恶，进而影响当时统治者对“采诗以观俗”的民俗空间进行规范的制度和策略。当时统治者大力倡导而盛极一时的古赋、骈文、骈赋，五言或接近于五言句式的句子大大多于七言或接近于七言句式的句子，这对乐府机关采诗偏向五言诗产生了长期的较大影响。这就非常有利于推动五言诗的发展而不是七言诗。且五言乐府来自民间，统治者的提倡、朝廷的大量采集和宣扬，加上人民的喜爱，广泛流行开来，弥补了四言的不足。人们受习惯的支配，一下子还感到七言不好驾驭，许多文人学士自然更垂青于五言，模仿之作也大增。而此时，七言几乎被人所遗忘。直到唐代，七言诗才逐渐改变被冷落的地位，形成与五言诗并驾齐驱的局面。[3]

关于先唐七言诗在后的发展途径。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说：

七言始于汉歌行，盛于梁。梁元帝为《燕歌行》，群下和之，自是作者迭出，唐初诸家皆效之。陈拾遗创五言古诗，变齐、梁之格，未及七言也。开元中，其体渐变。然王右丞尚有通篇用偶句者。旋乾转坤，断以李、杜为歌行之祖。李、杜出，而后之作者不复以骈俪为能事矣。歌行本出于乐府，然指事咏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故《文苑英华》分乐府、歌行为二。[1]

他认为七言古诗始于汉代歌行，盛于梁元帝《燕歌行》的君臣唱和，流风被于初唐诸家。“初唐四杰”的七言古诗，就是沿着歌行体的创作道路前进的。初唐七古中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首先引人注目，此诗洋洋洒洒，是初唐以前所未见的鸿篇巨制，采用赋法，铺陈始终，以一种缠绵往复的旋律，改变了隋以来“音响时乖，节奏未谐”的局面。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融汇汉魏歌行、南朝近体及梁陈宫体诗的艺术经验，自成一种清丽婉转的风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以清空流动的笔触，创造出深沉开阔的意境，成为六朝过渡到盛唐的重要环节。盛唐时期，七古格调继续发生变化。王维、高适、李颀、崔颢诸家以整饬的章法，鲜明的节奏，创作出最典型的盛唐歌行。王维七古通篇用偶如《洛阳女儿行》、《老将行》、《燕支行》等，基本上对偶成篇，是盛唐时期律化古风的典型。而这类律化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高适《燕歌行》，对中唐元白诸人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影响甚大。

盛唐时期李白的创作，开创了唐人七古歌行的变调。他的七言古诗，以纵横的笔触，抒写自己激荡的感情。最能表现出这种独特雄奇、奔放、飘逸风格的是他的许多乐府体诗《陌上桑》、《白头吟》、《玉阶怨》等，其七古杂言也表现出一种均成的气象。杜甫七言古诗融进了散文的句法、章法，艺术手法日渐创新，音韵上竭力排除律化因素，多用拗句、拗调，形成一种特别有力的奇崛诗风。唐代七言古诗发展到此，已完全超出了汉魏以来歌行的范畴，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七古风貌。此时七言诗最终赶上了五言诗，达到了高度繁荣，形成了五、七言诗并驾齐驱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1] 秦惠民《中国古代诗体通论》[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3.第一版 [2] 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 [M].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7.第一版

[3]王明辉《汉魏六朝七言诗遭受冷遇深层原因论》[J].2003.7第4期第29卷

内容提要： 先唐七言古诗起源于民间歌谣，受文学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规律的影响曲折地发展着。文人七言诗从模仿民间歌谣始，经过了草创期，即以单句或短篇为主；到发展期，曹丕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具有开拓意义的诗史地位，后来鲍照在七言诗诗句、用韵方面取得突破，至此才最终成熟起来。至唐代李白、杜甫手中，已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七古风貌，最终赶上五言诗，形成五、七言诗并驾齐驱的局面。

关键词：七言诗 起源 发展 变迁

Abstract: The seven-character poetry of Pre-T'ang originated from folk ballads, and it developed circuitously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rule of literatures.At first, literators indited the-seven-character poems mostly imitated the folk ballads, after the start time, they adopted sentence or short article by primarily.To the period of expansion, Cao Pi had made great improvement on Poetry Creation, and gained the significant status on verses and history.Afterward, Bao Zao had made the breakthrough on the-seven-character poetry and rhyme, thus it matured finally.On the hand of Li Bai and Du Fu in T’ang dynasty, there had be an unique Classical Seven-character Poetry style, and it had caught up with the-five-character poetry by the end.The vision which the seven-character poetry kept pace with the five-character poetry had come at last.Key Word: The seven-character poetry origin develop vari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