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
郑永年专栏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中共历次的三中全会都是要鉴别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把改革往前推进。历次三中全会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简单地说，问题有两类，一类是目前或者今后一段时间里必须加以面对和解决的，一类是中长期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同样，答案也是两类，一类是面对和解决目前问题的行动纲领，一类是如何实现既定中长期目标的路径。面对一个特定的问题，人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法，但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法，就决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中全会不仅要辨别和鉴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要决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起来考量，才能实现改革和发展的有序稳定。不顾方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而经常会恶化问题，最后造成巨大的危机。改革是要解决现实问题，避免现实问题继续恶化而演变成危机，但改革者同时也必须避免因为不当的改革而造成新的危机。
这次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类似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即改革的方向问题和改革的行动纲领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执政党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是实施十四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这次三中全会除了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之外，更多的是在这个方向的构架内追求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
无论是坚持既定的方向，还是追求实现目标的行动纲领，都不能只停留在话语层面，最终必须体现在制度层面。这次三中全会内容涉及到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现存体制的改善和改进问题，包括经济方面的基本经济体制、税收财政、金融、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等；政治方面的基本政治体制、法制、行政体制等；社会方面的基本社会制度、社会保障、教育、社会治理等。另一个大方面是体制创新问题，最显著的就是决定设置两个新的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中，体制的改善和改进是为了打造升级版的体制，而体制的创新则是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再者，无论是体制改进还是体制创新，都是要解决好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
诚然，在强调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体制的废除。在一定的时候，体制的废除甚至远比改革和创新来得重要。任何体制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变化了，体制必须发生变化，这就是改革和改善。不过，也有很多体制完全不适应时代的变化，就要即刻废除。如果不废除，就会变成“负体制”，就是该体制不是帮助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这次全会决定废除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是典型。实际上，清理旧体制，废除那些已经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也应当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创新的要务。
尽管《决定》涵盖了很多方面，但重点还是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或者说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归入这三大方面。三大方面被给予的重视是不一样的，经济方面可以说是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占了分论中14条的6条，而政治方面占3条，社会方面占2条。（其它，文化方面占1条，生态方面占1条，国防和军队方面占1条。）这种分布很明显表明了中共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同时，这种安排也反映了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即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在所有的改革中，经济改革要先行；在体制改善和提升方面，经济体制也要先行。
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次三中全会要回答哪些经济领域的问题呢？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00美元的水平。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把自己从中等收入社会提升为高收入社会。但升级版的经济体需要升级版的经济体制来支持。如何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和升级版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确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计划经济之后，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很显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西方也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西方各国也有不同的经济制度，但总体上说，西方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市场，市场的范畴大于政府的范畴。虽然政府也要监管市场，但政府本身也必须符合市场原则。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市）场内政府”，即政府被市场所包涵。在“场内政府”的情况下，如果市场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没有能力规制和监管市场时，西方经济制度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中国经济制度的核心往往是政府，政府的范畴大于市场的范畴。尽管市场也存在着，并且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市场很难挣脱政府给予的空间。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政）府内市场”，即市场被政府所包涵。在“府内市场”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功能时，经济体制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危机。
“场内政府”和“府内市场”这两种体制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单纯的人为选择。“场内政府”体制可以把市场体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最大程度上创造财富，但在这一体制下，市场经济挣脱政府的制约而导致经济危机，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政府如何建设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在调节经济方面，西方政府现在所能用的就是货币金融和财政体制。不过，各种因素例如利率趋于零和政府债务过大等，也经常会使得这些手段无效化。
“府内市场”体制可以把政府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政府可以动用包括市场和行政力量在内的因素来追求财富，但这一体制下，政府往往对市场构成过多的有效制约，甚至扼杀市场，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导致财富的浪费。较之“场内政府”，“府内市场”体制具有更多的经济手段来干预市场。例如，除了货币金融和财政体制，中国还具有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这个部门往往被政府用来调节经济的有效工具。
正如《决定》所强调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表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推动不同产权的企业发展，并且“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不过，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府内市场”体制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并且政府可以随意取代市场。这在过去的20多年里，表现得非常充分。
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已经确立。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还是中国社会的“禁区”，当时人们使用的是传统马克思的概念，即“商品经济”。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并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找到了突破口，也引出了此后2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产物。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改革之后，到1990年代后期，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同时微型企业大量涌现。这种平衡，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也产生了巨大的“改革红利”。
但是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恶化。尽管当时中国本身并没有经济危机，但为了防止经济危机冲击中国经济，政府果断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的拯救方案。这个方案本身并没有错，但方案的实施出现了巨大的差错。4万亿元全部进入国有企业，导致了国企的大扩张，迅速进入了原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根据1990年代的“抓大”战略的设计，除了自然垄断领域，国家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发展国企，以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2008年之后，国企扩展到所有可以盈利的领域，大大挤占了民营企业空间。结果，破坏了原先相对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结构平衡。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市场的作用则受到巨大的制约，导致了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失衡。一个客观的局面是，中国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争论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的问题。争论不可避免，但争论越来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无益于国企的改革。自由派大力提倡国企的“私有化”；左派则相反，把国有企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挂钩，相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不过，在争论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之分。从长远看，很难回避国有企业的改革。历史上看，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中，一旦国有部门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失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
这次三中全会重新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强调十四大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前，执政党及其政府对市场的定位，就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次使用“决定性”作用，就是要避免出现政府随意进入市场领域，取代市场。
同时，这一表述也明确了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这里，既要超越传统左派以“国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也要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用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类型的企业，都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都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生存和发展。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就企业来说，所有权并不是根本，竞争更为重要。但鉴于政府有天然的倾向支持国有企业，除了市场化，还必须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国有企业的空间范畴。要对国有企业作科学的分类。一些领域例如自然垄断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及其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的领域，可以由国有企业来主导。不过，国企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主导国企运作的仍然必须是市场；国企主导也不是排除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这些领域来。除了这些领域，其他领域都要开放给民营企业。要用法律的形式把国有企业关在“笼子”里面。国有企业边界的法制化可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企到处扩张，从而破坏国企与民企之间结构失衡的情况，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第二篇：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回答我国经济问题
认真领会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多层次目标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
自1978年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至2011年已经整整走过了33个年头。从当初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至现阶段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论点，这三步每一步都走的着实不易。近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不少困难。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虽然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还不合理，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和社会发展还不协调，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如何确定？发展的步骤该如何取舍？我们或许能够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及由邓小平同志所创建的邓小平理论那里找到出路。
《邓小平文选》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邓小平一生中思想的最精髓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部分，无疑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着重讲解了邓小平经济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解决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国的经济快速良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贯彻方针，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对社会主义重新做出科学的阐述。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长期以来人们的一般认识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消灭了一切人对人剥削的、实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认识之下，人们往往从生产关系角度考虑问题，仅仅从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来认识社会主义，而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认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发展到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在发展阶段上急于“穷过渡”，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以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荒谬理论。而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同志不仅肯定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而且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统一起来加以考虑，把生产力作为首要的根本的因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同志所作的这些论述，无疑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主题。
二、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是确定经济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是全局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概念，列宁也作过类似的论述。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回答，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国情，立足现实，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其次，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不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这些国家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最后，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而增强对其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保持清醒头脑，坚持长期奋斗。
三、对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社会关系作了新的阐述。关于所有制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所有制实现条件的理论预测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并不一样。多年来，我们曾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或者至多是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邓小平同志在对我们长期追求的“一大二公”深刻反思后，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不能叫社会主义，并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以此为序幕，推动全国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的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关于分配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思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允许其他分配形式的存在，反对个人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内外关系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深刻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变化，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同时代主题变换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指导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在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上，邓小平同志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同时十分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贡献
综上，我们可以窥见，与毛泽东的理想，浪漫和英雄主义不同，邓小平是理智，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曾这样评道：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使是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多层次目标的制定是邓小平理论的生动体现。它充分表达了邓小平理论中的务实精神，客观遵循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掌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涵义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三个阶段的理念，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层层递进，最终达到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当前，在改革面临闯关，诸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关键时期，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必须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把大胆探索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将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在制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多层次目标时，应本着务实的精神，综合考虑以下几点：
一、善于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是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基本特点，他强调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概莫例外。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都可以采用，因而具有普遍性、一般性。搞市场经济必须遵守其固有的一般规率和方法，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参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邓小平正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而大胆采用的。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审视经济体制改革。他既看到市场经济的共性，又看到并强调它与社会主义结合的特殊性。他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所强调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特殊性，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结合起来，发挥其最大效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但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有的在认识和处理具体问题上存在一些片面性。如有的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固守公有制的单一形式，而排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的只讲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忽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搞股份制“一哄而起”、“一刀切”、“大跃进”、胡乱抛售国有中小企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些认识理解方面的片面性和实践中的偏差，大多是没有对改革中的矛盾作科学的分析，未能像小平同志那样既看到矛盾的共性、普遍性，又看到矛盾的个性、特殊性，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找出适合本地区，本部门正确的改革发展道路。邓小平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一剂疗救片面性的妙方良药。
二、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是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重要特点，他反对工作中顾此失彼的片面性，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决策。唯物辨证法认为，事物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非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处于被支配从属地位，起着次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善于抓住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把主次矛盾结合起来，围绕中心一起抓。邓小平倡导，坚持“抓中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以此为理论根据，而形成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原则。邓小平在指导改革中，首先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战略重点，再相继决定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在改革的步骤上先从农村开始，解决体制问题，再向城市推进。在所有制改革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在分配方式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上，主要解决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同时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一般国有企业等。邓小平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两手抓”的方法论，突出了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兼顾了非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方面，正确处理了复杂的矛盾系统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保证改革在社会稳定中深入，在健康发展中推进。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论原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宝库，已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却仍然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有的抓发展经济，放松了抓打击各种犯罪，致使黄、赌、毒泛滥；有的抓经济体制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放松了抓反腐倡廉和干部队伍建设，损害了改革的声誉；有的抓第三产业的发展，放松了正面引导、法制规范，“灰色消费”、“黄色消费”滋长等等，不一而足。这类问题的出现，大多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出了偏差。
三、善于把握质量互变规律。这是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突出特点，他反对只重质变、轻视量变的“左”的倾向，注重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阶段性。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表现出量变与质变的辨证统一，量变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质变体现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质量互变规律揭示出事物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邓小平在设计、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改革发展的渐进性和阶段性结合起来，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进程，避免了出现大的起伏和波动，从而表现出他科学地运用这一规律的高超的方法论艺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没有采取有些国家的“休克疗法”，正确地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他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左”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积累的问题错综复杂，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行渐进方式。邓小平采取了总体规划，试点探索，分层递进，由点到面，由表及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既循序渐进，又快速推进。他选择了两条线递次推进，一条是体制线，从旧体制的外围开始，在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然后向城市推进开放个体、私营工商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再向体制中心部位的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一条是空间地域线，从兴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沿江经济带，到内陆中心城市，再向广袤的腹地渐次递进，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使改革全面深入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发展程度低，经济落后的大国展开，这不仅需要超凡的胆略，更需要科学的方法。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有的求稳怕乱，先问姓“社”姓“资”；有的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不顾实际情况照抄照搬；有的主观武断，决策拍脑子，干时拍胸脯子，干坏拍屁股走人，如此“三拍”误国误民；有的只注量的扩展，贪大规模乱铺摊子，开工之日就是停工之时等。这些经济体制改革中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倾向和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歪风危害甚大，除极少数利欲熏心者外，绝大多数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不懂得质量转化规律、不清楚经济体制改革是个渐进过程，以致于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昂贵的“学费”。
四、善于把握规律性和目的性。即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是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鲜明特点，他破除了将两者割裂开来的传统观念，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邓小平把研究、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规律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反复强调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并指出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是导致“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的重要认识论根源。他指出要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基于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他创造性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是建立在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之上的，这也是他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和前提。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不仅内在的具有科学性、规律性的因素，而且处处都清晰而鲜明地突出价值性、目的性。他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他把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把“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作为社会主义两条最基本的准则，把“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并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以理论命题的形式确定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与评价标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历史过程中规律性和目的性关系的角度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把“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作为两条基本原则统一到社会主义本质中。他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从真理检验标准与价值评价标准关系的角度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强调以此检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邓小平尊重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从人民群众实践中获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并加以概括，加以提倡，加以推广。邓小平从以上几个方面辩证地把握规律性和目的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成为他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鲜明特点。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少人没有把科学性与价值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有的跟着感觉走，搞形式主义，不去研究实际问题，不深入到群众中听取意见和建议；有的官僚主义严重，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不维护国家利益，在资产重组中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党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伤害等等。邓小平同志早在1981年3月就提醒我们：“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闯关时期，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觉性，科学性，把经济体制改革稳步引向深入。
第三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新一轮改革的大幕，全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改革确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方面，有许多重大理论创新，初步体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在党的文件中是首次提到的，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决心，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是构建经济体制时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突破思想束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过程。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对市场和价值规律等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提出“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新的突破，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变化，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的科学总结，反映了世界各国在谋求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必将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理论上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有其他方式难以比拟的优势。市场借助价格信号传递复杂的经济信息，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作出理性选择，促使生产要素不断优化配置；市场具有强大的激励功能，能够“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市场具有“涓滴效应”，通过动员各类要素，创造就业岗位，使劳动者获得增加收入的机会，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市场借助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促进创新，诱导结构变迁，促进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的提升。
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轮子，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只有“双轮驱动”，才是完善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把“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到了新理论和实践高度。要想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否则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和“资源误配”。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各类市场主体（资产所有者、企业、消费者等）的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等价交换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总书记7月23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三中全会把“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指出 “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
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相对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深化改革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我国的各类市场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市场分割和碎片化现象明显。以土地市场为例，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平交易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限制，土地资源配置失误和低效率利用现象大量存在，农民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其次，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还不完全和完善，行政干预价格形成的现象大量存在。消费品等一般性商品的价格已基本由市场机制决定，但生产要素价格以及自然资源价格仍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价值和稀缺性，从而导致使用上浪费，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因此，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第三，市场壁垒大量存在，商品，特别是生产要素还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投资自由和消费选择的自由受到限制。
我们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让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起来，让资产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让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和灵活性，让人民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和较高的物质福利。
第三，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增添新的科学成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的十五大首先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 “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更加科学，内涵也更加丰富。
一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这就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是必须长期加以坚持和不断完善的。
二是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2011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1.88%，城镇总就业的73.8%，税收总额的62.9%。
三是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各种类型的财产获得有效而同等的法律保护，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制度基础，也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前提条件。经济学把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以及合同的有效执行和纠纷的公平仲裁视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支持性制度。只有有效保护产权，才能把各种资源充分动员起来，激励人们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有效运用财富，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获得不竭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性，将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制度建设。
四是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有效产权组织形式，也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党的十五报告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
念，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现了我们党关于公有制理论的与时俱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优势是它能够充分利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两种产权形式、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方式各自的长处，获得多种产权形式协同配合的正效应。在新一轮改革中，我们之所以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因为我国不仅出现了大量的非公有制资产，公有制资产的产权主体和实现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各种形式的财产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利用、相互制约已是大势所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还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的有效治理结构奠定坚实的所有制基础。
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是加速构建有效保护各类财产的公平法治环境，无论是“公有”财产还是“非公有”财产，只要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都要给予公平对待和有效保护；二是通过清晰界定国有资本职能、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三是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破除进入壁垒，平等获得生产要素，保障投资自由。
第四篇：一元一次方程应用题经济问题专项训练一(含答案)
学生做题前请先回答以下问题
问题1：在求解应用题时，首先需要审题梳理信息，一般用什么方式梳理信息？ 问题2：跟经济问题相关的六个概念是什么？ 问题3：经济问题中常用的两个公式分别是什么？
问题4：某公司销售一种进价为21元的电子产品，按标价的九折销售，仍可获利20%，如果设该电子产品的标价为x元，请分别表达出售价和利润．
一元一次方程应用题（经济问题）专项训练
（一）一、单选题(共7道，每道14分)
1.某商店销售一种服装的进价是每件498元，按标价的九折销售，设这种服装的标价是每件x元，则这种服装的售价可表示为（）
A.B.C.D.答案：A 解题思路：
试题难度：三颗星知识点：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打折销售
2.一种商品每件成本为a元，若按成本增加25%作为标价．现由于库存积压决定减价，按标价的90%出售，现售价可表示为（）A.C.B.D.答案：D 解题思路：
试题难度：三颗星知识点：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打折销售
3.某商场购进某种商品的进价是每件20元，销售价是每件25元．现为了扩大销售量，把每件的销售价降低x%出售，降价后，卖出一件商品所获得的利润可表示为（）A.C.答案：B 解题思路： B.D.试题难度：三颗星知识点：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打折销售
4.某商店有一种运动服，成本是每套600元，按成本价提高20%进行标价，为了促销，决定打x折．则这种运动服每套的售价可表示为（）
A.B.C.答案：D 解题思路： D.
试题难度：三颗星知识点：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打折销售
5.节日期间，某电器按成本价提高35%后标价，为了促销，决定打九折销售，为了吸引更多顾客又降价130元，此时仍可获利15％．设该电器的成本价为x元，则该电器的售价可表示为（）
A.B.C.答案：C 解题思路： D.试题难度：三颗星知识点：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打折销售
6.某商店购进一批商品，每件成本是500元，商店决定按成本提高60%来标价．由于天气的缘故，需要尽早处理这批商品，于是决定打x折后再降价20元销售，则此时商店卖一件商品能得到的利润可表示为（）
A.B.C.答案：B 解题思路：
D.试题难度：三颗星知识点：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打折销售
7.某商厦为了迎接“中秋节”假日，提出“中秋节”当天可以打七折优惠，持贵宾卡可在七折基础上继续打折．中秋节当天小丽看中了一件标价800元的外套，借用了朋友的贵宾卡．设持贵宾卡可以打x折，由于借贵宾卡小丽节省了（）元．
A.B.C.答案：A 解题思路： D.
试题难度：三颗星知识点：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打折销售
第五篇：十八届三中全会学习心得
改革，让中华腾飞
备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中结束，近段时间以来十八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新程的一次总部署，而在既得利益藩篱重重的中国社会，改革如何统筹协调，改革谁来顶层设计，社会普遍期待。这次三中全会带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可能只是三天的会议，而是影响中华民族百年大计的改革和前进。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众多的改革问题和弊病也已经逐渐地暴露出来，中华民族又一次地到了艰难抉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来改变目前的状况。我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谈谈自己对改革开放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分改革内容的看法。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总书记也一直表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动摇，李克强总理也一只用壮士断腕来表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改革，是在任何一个时代背景下都需要的，没有改革就没有动力，没有改革就没有前进的正确方向。不断的改革能够为我们国家和党注入新的血液，让党和国家永远不会腐朽。在12日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被一些学者呼吁多年的中国改革的总体协调机构终于得到确立。公报指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坦言，看到公报中的这句话“自己十分高兴”。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应建立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的他表示，中央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显现出高层破除利益格局，铲除改革阻力的决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永远都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期待着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进行良性的改革，打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固有利益形式，让改革的春风真正地吹到每个人的身边，让每个人都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我们通过习总书记上台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进行改革的383文件，也可以看出党和国家打破固有利益的决心，总书记说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公布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都能看出改革的决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时代。35年的摸着石头过河，让中国从经济濒临崩溃的贫穷国家成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5年的艰辛改革路让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敢小瞧的强国；35年，两代领导集体的呕心沥血，让中华民族迈出了走向中华腾飞的第一步。但是我想，任何一个理智的国家都不会只是吹嘘或则炫耀自己民族的成就。我们的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人民在富起来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良好的品质。我们的国家在紧抓经济的同时却忽略了文化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官民关系或则说政府机关人员和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已经到了不得不令人深思和重视的地步，相当一部分的官员将为人民服务当成了一句空话，套话。每年的三公经费让人震惊，多少的官员吃喝用公款，多少的官员不将人民放在眼里，多少的官员贪污腐败动辄千万……在如今的中国，每个人都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贪污腐败是如今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所幸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打击贪污腐败问题的重要性，总书记的老虎苍蝇一起抓表明了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数位部长级政府高官的落马也证明了国家改革政府机制的希望。国家出现的种种问题都表明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处于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动摇，相信党和国家能够改善我们国家的大体环境。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最关心的自然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农村、农民、农业的改革。35年的改革开放，农民也已经逐渐地富起来了，但是在富起来的同时，问题也出现的忒多了点。首先是医疗问题，这是所有农村人的心病，四十岁前拼命赚钱，四十岁后花钱买命。所有的农村人挣钱不敢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攒钱防止生病之后没钱看病。在当今的中国，医疗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弊病，全中国的人都在期待着医疗改革能向前走上一大步，改变如今的看病难，无钱看病的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农村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方面指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关系，农村的改革也被视为重点改革领域，为改革的十大亮点之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鉴于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会议指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其实，我想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必须要对这一领域进行改革，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中收入国家发展陷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很多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丧失了经济来源。这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矛盾，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很快，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是要解决好农民的生存问题。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指出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对家有着特殊意义的民族，每个家庭都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认为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家，这样生活才有了保障。可是十年来房价增长了数倍，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十年来的政府调控房价，可到头来政府的调控倒像是房价增长的保证，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导致这个社会有了一个病态的价值观，要恋爱，先看房；要结婚，先买房。在我看来，国家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在房价改革中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这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当然政府也是这样做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这也是国家针对政府部门滥用职权的改革的措施和决心，滥用职权永远都是腐败的根本，党和政府在三中全会中也已经把打击贪污腐败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全会提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可见，中央将延续反腐高压态势，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土壤。为了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中央政府正在计划考虑建设政府人员公寓来解决部分政府人员贪污腐败，购进大量豪宅的腐败问题。
我作为当代大学生，自然也是关心国家对于科学发展的决心和相关的制度问题，国家科学的发展，是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由相关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在此次三中全会中，会议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认为，这意味着此轮改革将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和时间节点，将会对各级党委和政府起到督促作用。明确的制度，在重要领域自然包括科学领域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决心将会直接地决定中国未来在科学领域取得大幅度进步。科学而完善的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也是我们国家科学进步的根本，让我们国家拥有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一直以来，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都是一个短板，中国制造闻名世界，中国创造遭人诟病，国人也都希望我们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增强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这也是每一个当代大学生的梦想，在努力学习科技创新的同时，希望国家能对科技创新给予大力支持，形成科学完善的制度，让每个科技工作者都能够无忧无虑地进行大胆创新，将中国的科技推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
任何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在各个时期的正确地改革才能更好地走向更美好的未来。35年前我们富起来了，35年后的今天我们也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把35年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解决掉，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的繁荣富强，让我们的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有梦想的人生洋溢着幸福，有梦想的国度充盈着希望，拥有坚定地制度保障，梦想才能插上腾飞的翅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让每个中国人都充满期待。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动摇，只要我们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要我们支持党中央的实践改革，那么中华民族定能重现荣光，中华民族定能再次腾飞于九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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